如何评价马克思的亲密盟友普鲁士贵族大地主恩格斯的人生轨迹？

恩格斯是马克思的“第二提琴手”，他和马克思是互相需要的，恩格斯的资助让马克思有时间和能力完成其大部分的理论研究，就连资本论第二，三卷都是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整理出版的。而马克思则有恩格斯所没有的建立完整体系的能力，在马克思时代，学科已经日益专业化，马克思几乎可以说是在哲学上做此类尝试的最后一人。恩格斯虽然也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和军事评论家，成功预言了普法战争中拿破仑三世的失败，但他没有相应的经济学功底，去建立完整的理论模型。

马克思的理论在工人运动中起到了极大的鲶鱼效应，在此之前，工人运动几乎只是卢德主义，反对现代化生产的，拉萨尔式的孤立暴动。但马克思把工人运动包装成了时代进步的方向，也因此，几乎所有的欧陆工人运动都极大的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英国的工人运动因为其悠久的封建行会体系受直接影响较小，但欧陆同行的组织，也极大促进了工党自身的完善。

在马克思时代之前，工人运动大部分是保守主义运动，拥护前现代的封建工会，抵制工业化的生产模式。市民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站在政治的左翼，贵族与封建行会的保守主义者站在政治的右翼。而在马克思之后，形势发生了重大改变，社会主义的崛起占据了政治光谱的最左端，工人作为一个阶级开始大规模参加高层政治。普选权的扩大，直接导致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拥护者失去了自己的议题，而衰微。此后的三种主义，都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大众民主，直到第一次大战后期，列宁的暴动产生了共产党，给这一体系又发生了大大的扭曲。

在19世纪的环境下，只有富人才有能力做理论家，没有恩格斯的家产和资助，马克思几乎不可能完成他的理论著作，更别说恩格斯还帮助马克思把他不成体系的理论整理成册，并出版，第二提琴手的位置，实至名归。

令狐冲；幼狐闻名止啼；无情的猎狐机器；what does the fox say；为了对狐狸展开神圣的围剿，曼彻斯特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了

“周六，我出门去猎狐了——在马背上足足待了七个小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57年写信给他的挚友卡尔·马克思时说道。“这种事总能让我连续好几天都处于一种极度亢奋的状态；在我看来，这是世上最极致的身体快感。在整个狩猎队伍中，我只看到两个人骑术比我高明，不过话说回来，他们的坐骑也确实比我的好……至少有20个家伙摔下了马，两匹马累得彻底报废，一只狐狸被猎杀（而我正好赶上了‘猎杀时刻’）。”

自从工党政府推行那项欠缺深思熟虑的“禁止猎犬狩猎令”以来，人们便想当然地认为，左派必然是反对这类“血腥运动”的。当时进步派的共识是：狩猎不过是那些“贵族老爷”们的消遣，在现代、平等且属于21世纪的英国社会里，这种消遣根本没有存在的权利....

....然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位货真价实的共产主义者，一位对“阶级斗争”的理解远胜过英国议会里所有普通议员的人——却从未将猎狐活动仅仅视为贵族阶级又一种穷奢极欲的做派而予以轻视。在他看来，这类“血腥运动”并非某种政治姿态，也绝非为了彰显封建特权而进行的自我标榜。恰恰相反，他将这种追逐狩猎的活动视为英格兰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认为它能为即将到来的革命提供诸多深刻的启示。

恩格斯不仅是1848年版《共产党宣言》的合著者，更是一位长达四十余年如一日地资助马克思及其家人的伟大友人。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为了履行这一资助义务，他不得不迁居曼彻斯特，投身于家族经营的缝纫线企业——“埃尔曼与恩格斯公司”（Ermen & Engels）——的日常管理工作之中。平心而论，对于恩格斯这位来自欧洲大陆的伟大革命家兼具有世界眼光的知识分子而言，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那座被称为“棉都”（Cottonopolis）的曼彻斯特城里，着实是一件令人感到乏味且压抑的事。“我在这里简直无聊透顶，快要闷死了，”他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抱怨道——而此时的马克思正蛰伏于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埋头撰写着鸿篇巨著《资本论》。恩格斯流连于各大美术馆，出入绅士俱乐部，还曾担任席勒学会的主席；然而，他最大的快乐却是在“柴郡猎狐队”（Cheshire Hunt）中寻得的。

“柴郡猎犬队”（Cheshire Hounds）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最负盛名的猎狐队伍之一，其历史可追溯至1763年——当年，尊贵的约翰·史密斯-巴里（John Smith-Barry）先生汇集了源自贝尔沃（Belvoir）和米尔顿（Milton）两大著名血统的猎犬，组建了这支队伍。据《田野》（The Field）杂志记载，他们的狩猎场地位于英格兰最适宜开展猎狐运动的地区之一。“柴郡园林与豪宅遍布，自古以来，当地贵族便是猎狐运动最热忱的拥趸；事实上，在英格兰所有的郡县中，没有任何一处能像柴郡这样，让这种对猎狐的热情在上流社会中如此普遍地盛行。”

从曼彻斯特以南的塔顿庄园（Tatton Hall），到克鲁（Crewe）以东的克鲁庄园（Crewe Hall）；从默西河畔的诺顿修道院（Norton Priory），到麦克尔斯菲尔德（Macclesfield）城郊的奥尔德利公园（Alderley Park）——每年11月至次年4月间，“柴郡猎犬队”每周都要在郡内纵横驰骋两到三次。

然而，对于身为棉纺商人、身居中层管理职位的恩格斯而言，这绝非一项廉价的消遣：加入“柴郡猎狐队”所需的年费（即所谓的“掩护林基金”捐款）为10英镑，而马匹的寄养费更是高达近70英镑（若按当今币值折算，其年度开销约为8000英镑）。此外，购置一匹良种猎马本身也是一笔不菲的开支。“周六我见到了马贩子默里（Murray），问他手头是否有合适的马匹……既能驮负14英石（约89公斤）的重量随猎犬队奔跑，价格又在70英镑左右。他似乎觉得他确实有这样的马，”恩格斯的马匹代理人给他写来的一封信中，开头便是这样一段极具诱惑力的话语。

值得庆幸的是，每当需要为狩猎这类体面的社交活动筹措资金时，恩格斯总能从父亲那里获得资助。“作为给我的圣诞礼物，老头子给了我一笔钱去买马；恰逢市面上有一匹良驹待售，我便在上周把它买了下来，”1857年，恩格斯在写给当时正身陷贫困的马克思的信中这样写道。“不过，令我深感内疚的是：当你在伦敦与家人一同饱受厄运煎熬之际，我却在这里养着马，过着安逸的生活。”不仅如此，恩格斯——这位“红色革命家”——虽然常以“革命降临之时，绞刑吏已守候在门外”之类的言论来惊吓资产阶级，但他却偏偏与英国最显赫的贵族们一同狩猎。19世纪50年代末期的猎狐犬队总管是休·卢普斯（Hugh Lupus），即格罗夫纳伯爵（日后的首任威斯敏斯特公爵）；他与自己的密友——乔尔蒙德利伯爵和克鲁伯爵——共同主持着这场狩猎活动。恩格斯正是与这样一群英国贵族中的“精华”人物并辔而行。正如马克思的女婿保罗·拉法格所回忆的那样：“他是一位出色的骑手，并拥有一匹专用于猎狐的坐骑；每当邻近的乡绅与贵族们依照古老的封建习俗，向本地区的所有骑手发出狩猎邀请时，他总是欣然赴约，从不缺席。”

毫无疑问，恩格斯显然十分享受这种追逐的惊险与刺激；他从未畏惧过冲锋在前，领跑全场。“在跨越壕沟、树篱及其他障碍物时，他总是身处领跑者的行列之中，”据拉法格所述。

“让我告诉你，昨天我骑马跃过了一道高五英尺零几英寸的树篱和土堤——这是我迄今为止跳过的最高障碍，”恩格斯向那位久坐书斋的马克思夸耀道。即便身受严重的痔疮之苦，恩格斯依然乐此不疲地策马疾驰28英里，只为追逐他的猎物。事实上，随着岁月的流逝，他显然已生出几分嗜血的本能。“昨天我经不住劝说，去参加了一场猎兔活动——即用灵缇犬追捕野兔——结果在马背上足足待了七个小时。总而言之，这对我大有裨益，尽管耽误了我的工作。”

有时，恩格斯试图从革命斗争的角度为他这意想不到的爱好正名，称其为磨练军事技能的“最佳学校”。而在另一些时候，他则暗示狩猎能提供至关重要的哲学启示。在一篇探讨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并将其与动物世界受制于自然法则的生存方式相映衬）的文章中，恩格斯写道：“人们每天都能观察到，狐狸是如何凭借对地形的了如指掌，准确无误地摆脱追捕者的；它又是如何深谙并充分利用地形中那些能使气味中断、从而助其脱身的有利特征的。”这无疑又为“骑马狩猎”这一爱好增添了一个坚实的社会主义理由。

在恩格斯看来，若将“禁止血腥狩猎”作为阶级斗争的基石，那将是一种极其狭隘的共产主义形式。与此截然不同的是，他所构想的共产主义旨在将生活的丰饶与精彩惠及所有人。谁知道呢——凭借他对行动主义的热忱、对街头政治的信奉，以及那种乐于拥抱矛盾的特质，恩格斯最终没准会去领导一个隶属于“乡村联盟”（Countryside Alliance）的共产主义支部。

摘自崔斯特拉姆·亨特《穿着礼服的共产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革命人生》，原载英国每日电讯报

几乎所有“革命理论”，都是这些精英知识分子写出来的，而不是底层自己产生的

讽刺的是虽然恩格斯很有名但很少有人说对恩格斯“单独一个人”（性格、生活方式、为人、个人品质）的看法，要么只把恩格斯视为“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体系的一部分和马克思的附庸

平价是老屁眼怪叛逆贵族找了个炮友结果两人爱上了于是就有了后面恩格支无条件瞻仰马克支的经典

恩格斯这个姓在犹太人里是个非常主流的姓氏 但是他居然不是犹太人让人很意外。

如何看待恩格斯马克思文章中的常提到的“种族垃圾”？比如说斯拉夫人 

尊驾还提到了列宁 那他的效仿者纳粹工人党扮演了什么样的历史角色？

马克思 = 权力精英的工具。
共产主义 = 诱饵。
社会主义 = 鱼钩。
消亡 = 神话事件。

德国劳工阵线（DAF）是抄袭列宁的苏维埃的。 希特勒、施雷克、塞普·迪特里希和许多其他人，在创建纳粹党之前，都是巴伐利亚苏维埃的一部分，他们从苏维埃那里带了很多影响到纳粹主义者。

“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我们是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敌人，因为它剥削经济上的弱者，用不公平的工资，用不体面的方式根据财富和财产而不是责任和表现来评估人，我们决心在一切条件下摧毁这个制度。” - 格里戈尔·施特拉瑟

“社会主义作为责任的最终概念，工作的道德责任，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同胞的利益，最重要的是原则：共同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反对一切寄生行为，特别是反对轻松和不劳而获的收入。而且我们知道，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只能依靠我们自己的人民。” - 阿道夫·希特勒

纳粹德国的经济由犯罪银行家和寡头控制，与此同时，集中营的目的与其说是种族灭绝，不如说是廉价劳动力。如今，许多公司，如大众汽车、雀巢、可口可乐、容克斯、宝马、雨果·博斯等等，都从纳粹德国购买奴隶劳工。希特勒身后的寡头（政府中的大多数人实际上并不关心希特勒的意识形态）。掠夺、战争和奴隶制是牟利的简单方法。

@自由与革命

马克思出生在犹太经学世家，恩格斯是普鲁士资本家，这两人没有一个是无产阶级。

他们创作这一套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不满于世俗的地位和财富，想要成为新世界的先知。

这本身就是有钱又有时间的人才有资格折腾的东西。从对后世的影响来看，这两人就是穆罕默德以来最成功的意识形态发明家。

能力肯定是有的，某种程度上，他们就是自然法则的一部分，将孱弱的、无力的欧洲封建主筛选下来，让更强壮的幸存下来，所以我对这两人没有什么恶感。

斯大林就过于鸡贼了，在古典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反复横跳，用东正教的遗产服务于共产主义的扩张。在我眼里属于跟商鞅一个级别的坏人。

这才是现代极左的真祖宗, 一边当大资本家一边煽动无产者.
这样就能一边镇压自家工人, 一边煽动别家的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