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卫平回忆：我和习近平一起去打群架

转前言：最近品葱戾气很重，整天就想着米国赶紧恶化和中国关系，连冷战都不要，最好直接找借口开战，而等到米国不这样，就有一股绝望的气息弥漫。我局的这是很不明智的行为。反贼是一种世界观 一种信念，当反贼能更容易避险和获利，也是自身道德感的体现与思辨的提升，而不是你证明自己优越和寻找共同体的方法。说难听话，指望别人替你橄榄中共，是一种十分费拉的想法。。
当然，也有可能是各位陷入政治性抑郁，为了缓解这点，我给大家转个乐子。

文革期间，习近平、聂卫平、刘卫平三人被称为北京二十五中的“三平”。
聂卫平回忆：第一次还是在1968年，几月我记不清了，那时中学的红卫兵已经分化成好多派，有四三派、四四派、老红卫兵、联动、逍遥派等等，各派之间经常发生一些“派仗”。我本身属于逍遥派，对那些活动基本上不参加，最多是凑个热闹。这时我们班分来了两个学生，一个叫习近平，一个叫刘卫平，他们原是八一学校的，后八一学校因所谓“高干子弟学校”被解散，他们才被分到我们二十五中。我们三个名字的最后一个字都是平，人家就称我们“三平”。我们在班上是2010年在毛主席故居最“黑”的了，当时班上的人都看不起我们，也不敢沾我们，我们也看不起他们，但是和校外的老红卫兵联系很多，这主要是习近平和刘卫平的关系。

在他们俩的影响下，我的感情明显地转向老红卫兵了。

有一天忽然传来一个消息，说三十八中有地、富、反、坏分子集会造反，号召各校的老红卫兵前去和他们辩论。我们三个按照约定的时间真的去了，到了那里一看，各校来的老红卫兵真多，有好几百，当时觉得特振奋人心。我们把自行车锁好就跟着进到学校去了，操场上站的全是我们的人，没看见一个所谓的地、富、反、坏分子。

我们正在得意，忽然之间，礼堂的门大开，好几百人拿着棍子从里面喊着冲出来，见人就打。我们虽然人比他们多，但没有准备，也没有组织，没有指挥，在他们有组织、有准备的“突然袭击”下，顿时成了乌合之众。

我们三人转身就朝锁车的地方跑，我和习近平动作快，逃了出来，而刘卫平跑得慢了一步，差点被打成脑震荡。我们还没和人家碰面，一下子就被人家打散了。后来和已经当了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谈及此事，都感慨当初要不是跑得快，也就没有现在的戏了，我们可以说是患难之交了。

注：红卫兵运动初起时，由飞碟系官二代组成的老红卫兵把持。老红卫兵的理论依据是血统论，只有他们这些“天潢贵胄”才配造反，其总后台是周。等到1966年11月，北京的八万黑五类已经被杀光、赶光，腊就翻脸，指责老红卫兵转移斗争大方向，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2月，北京老红卫兵组织“联动”，高呼刘少奇万岁、打倒江青，六冲公安部，最后被逮捕，关几个月就放了。飞碟系操纵的“联动”组织彻底覆灭。


不仅能抗麦子，还很能跑，脸皮也很厚，习近平驴说论证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