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历史学家能承受多大的政治压力？

对于“中国”一统和“中华民族”同源的质疑，虽然轰动一时，但很快逆转

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推动“古史辨”运动，从根本上说，是一场对传统历史学和文献学的现代性改造，这一点王汎森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已经论述得很清楚。

简单地说，就是在科学、客观、中立的现代标准下，有关早期中国历史的古文献，在“有罪推定”的眼光下被重新审查，人们逐渐把传说（或神话）从历史中驱逐出去。以前在古史记中被视为“中国”共同渊源的五帝和“中华民族”历史象征的尧、舜、禹，以及作为中国神圣经典的种种古文献，真实性都被严厉质疑。

1923年，顾颉刚在一封公开信里提出古史辨的纲领，一共包括四点，即“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和“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正因为如此，才被丛涟珠、戴季陶等人惊呼为“动摇国本”。

为什么会动摇“国本”？因为“民族出于一元”意味着中国民族有共同祖先，“地域向来一统”象征中国疆域自古如此，而古史传说人物象征着民族伟大系谱，而古代是黄金时代，就暗示了文化应当回到传统。象征本身有一种认同和凝聚力量，对这些象征的任何质疑，都在质疑历史之根，瓦解着“中国”认同的基础。

这里长话短说。对于“中国”一统和“中华民族”同源的质疑，虽然轰动一时，但很快逆转，毕竟形势比人强。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1933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加上1935年“华北自治运动”的出现，使中国陷入国土割裂的空前危机，中国学界不能不重新调整有关“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论述，特别是从历史、地理和民族上，反驳日本学界对于满蒙回藏的论述，捍卫中国在民族、疆域和历史上的统一性。

现实情势改变了中国学界，也暂时改变了顾颉刚的立场。1934年，顾颉刚与谭其骧创办《禹贡》半月刊，正如顾颉刚所说，在升平时代学者不妨“为学问而学问”，但在“国势陵夷，局天脊地”的时代，却只能“所学务求实用”。

在这一绝大背景下，1935年12月15日，傅斯年在《独立评论》第181号发表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傅斯年强调，中国自从春秋战国，“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所以有秦汉统一，“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的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

顾颉刚也一样，原本他并不相信“中国汉族所居的十八省，从古以来就是这样一统的”，他觉得“这实在是误用了秦汉以后的眼光来定秦汉以前的疆域”，所谓“向来统一”只是一个“荒谬的历史见解”。

但在这个时候，他却把历史论述从说明原本并不是一统的中国，变成了强调中国大一统疆域合法性。在《禹贡》半月刊之后，1936年，顾颉刚与史念海合作编了《中国疆域沿革史》，在第一章《绪论》中顾颉刚就说，“在昔皇古之日，汉族群居中原，异类环伺，先民洒尽心血，耗竭精力，辛勤经营，始得近日之情况（指现代中国）”。

他罕见地用了“皇古”一词，说“疆域之区划，皇古之时似已肇其痕迹，自《禹贡》以下，九州、十二州、大九州之说，各盛于一时，皆可代表先民对于疆域制度之理想”。

很显然，这与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疑古领袖形象已经相当不同，看上去，他好像逐渐放弃了古代中国人种不出于一源、疆域不应是一元的疑古立场，而开始转向论证一个“中国”和一个“（中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