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人心之坏，莫胜于满洲(转载)

在活跃于光绪年间的京官文廷式看来，朝廷名义上优待旗人，实际上却是在祸害旗人，以致于京城里的旗人，绝大部分都过着一种极为困苦的生活：



“国朝以有功之故优待旗人。其实旗人不过仕进之路稍宽耳，其生计之艰难，室家之苦累，有不可以言喻者。屯居之旗人，京东、京北一带大半衣食不完，女子至年十三四犹不能有裈，困苦万状。即在内城者，世家则骄侈无度，其贫薄者，则借债无门，谋生乏术，又拘于成例不能出京四十里。区区甲粮不足赡一口，何论家人？于是横暴者则流为盗贼，无赖者则堕为娼优，比比有之。”

裈，指的是有裆短裤。在文廷式的所见所闻里，京城东边、北边驻屯的旗人家庭，已穷困至家中女子十三四岁了还没有合裆短裤可穿的境地。朝廷给的那点钱粮，完全是杯水车薪，政策又不许旗人出京另谋生路，城内的普通旗人也纷纷沦为了流氓盗贼和娼优。

旗人的命运沦落至此，是皇权控制的直接结果。

爱新觉罗氏入关定都北京后，长期被一种巨大的不安全感所笼罩。为了对抗这种不安全感，清廷在京城中实施了旗人与非旗人内外城分居的制度。内城居民由八旗军民构成，非旗人则只能居住在外城，且严格限制外来人口的进入，以防外城非旗人的力量压过内城的旗人力量。乾隆四十六年，京城中的八旗兵丁约有16万人，驻京旗人则约有70万人；而住在外城的非旗人，却只有区区23.5万人。

仅仅控制京城中的满汉人口比例，让旗人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并不足以让爱新觉罗皇室安心。与之配套的政策，是只允许旗人从政当差或披甲当兵，不能从事其他行业，也不能随意迁居他处。作为“回报”，朝廷愿意向这些旗人发放俸银禄米。最多时，旗人的俸禄开支一度占到了清廷财政支出的半数。旗人们享受着被朝廷包养起来的尊荣，代价则是人生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

当时代进入到晚清，太平天国起事与欧美列强叩关让清廷在军事上焦头烂额，财政上也是捉襟见肘。被包养的八旗子弟已无力为皇权提供安全感，便成了首先被抛弃的对象。咸丰年间，旗兵的俸银缩水为八成，禄米减为五成。庚子年后，俸银再度缩水为七成，禄米减为二成。考虑到通胀和物价涨幅，八旗子弟的俸禄其实已经低至聊胜于无。1905年，一位旗人给《京话日报》投稿，凄凉地感慨道：

“据我看来，吃饱饭的旗人，也没有多少。……一份钱粮，乐不了三天半，又得发二十六七天的愁。”

所谓月俸只够吃三天饱饭，可知旗人们已被朝廷抛弃到了何种程度。

这种沉重的被抛弃感，引发小部分旗人在晚清的最后十年，做出了许多深刻反思。一位化名“啙寙”的旗人，给报纸投稿说：“风俗人心之坏，就全地球而论，莫胜于中国。就中国而论，莫胜于北京。就北京而论，又莫胜于旗人。”另一位旗人则承认舆论的批评很有道理，承认旗人被财政包养是“朝廷拿着民间的血汗，养活这一群无来由”，同时还很沉痛地说道：

“旗人不得钱粮，还许一辈子不挨饿。得了钱粮，便有了挨饿的苗头了。”

大意是：如果朝廷不包养旗人，放任旗人去做自由民，旗人也许就不会走到今天这种普遍挨饿的境地。被朝廷包养，正是旗人挨饿的根源。

这些自我批评，旨在劝说京城中的旗人自己站起来发愤图强，“别拿着现成饭当应该的”；也不要一味仇视那些批评旗人的汉人，“啙寙先生说的好，有人讲说旗人，正是爱我们旗人。要像朝鲜似的，现在还有谁说他呢。”遗憾的是，这类言论是少数，很难得到京城旗人们的理解。有人给报纸写文章说，“不懂我用意的人，必说我是旗人的汉奸了”；还有人去信要报纸刊登启事，声明某篇批评旗人的文章并非他所写，理由是他不想在现实生活中“违犯众怒”，被其他旗人视为异类。

自清军入关算起，旗人们以高人一等的心态生活已有约270年之久。突然要他们理解清廷的包养，也就是所谓的“通天纹”正是旗人挨饿的根源，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转自短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