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中国历史就是一头一尾两场转型

所以中国的近代化的确是一个我们必须要走的路，而且也符合普世的价值。但是走的具体道路，和西方有一些不同，如封建制背景下的民族，他们比较容易搞君主立宪。这里我要讲，比如波兰，连君主立宪谈不上，共和国和国王可以并存，甚至国王是选举产生的。这当然和我们不能相比。我们在走向共和的道路上遇到了很多挫折，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假如我们在周秦之际出现的那场变化，比如西方各国走出领主制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段王权强化的历史，如果从这个眼光看，我们从晚清一直到现在一百多年的历史，和西方各国从领主制走向所谓绝对主义，又从绝对主义走向民主宪政，也是花了几百年。所以这个历程还是我们必须走下去的。而且老实说，无论是就现在的世界潮流而言，还是就中华民族本身的价值观念而言，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很多人讲宪政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的传统，我在这里举了一个非常通俗的、很可能有人认为过于通俗的、但我认为完全可以成立的一个比喻，关于中国有没有宪政传统，有两个比方，一个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民族，一直都有所谓的“飞天”传说，艺术、敦煌中的那些“飞天”，可见人类有一种盼望飞行的愿望。这种传统肯定是有的。但是你说发明飞机是每一个民族都发明了?当然不是。所以如果我们讲中国有没有宪政传统，可以转化为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是不是以前在没有受到外国的影响下就已经发明了宪政，有些人就是这么说的，说儒家已经发明了宪政。我觉得当然不是，不仅中国不是，英国人也不是一开始就发明的。宪政这个东西，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本身就是一种很宝贵的创造。但是另外一个传统，就是中国人有没有欣赏和接受宪政的价值观基础?在宪政与非宪政两种东西，中国人了解后，中国人愿意选择什么?晚清时代这些人对比了中国和西洋内部的情况后，这是他们普遍的理想，毫无疑问，他们当然是欣赏宪政的，区别在于有些人敢于讲出来，有些人只是在私下嘀咕或者在喝酒的时候说，区别无非是这样的。

　　 四

　　 从秦以来一直到清，大体上“百代皆行秦政制”，其中有一段秦制比较弱的时候是魏晋时，魏晋南北朝，有一定程度的封建复辟，那时候贵族比较强大，皇权比较虚弱，而且那个时代的中国的确有点诸侯林立的样子。但是当然了，没有整个改变所谓的“百代皆行秦政制”的大格局。

　　 实际上后来儒表法里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科举制，大家知道科举制考的就是儒家的经典，而且还拿朱熹的《四书章句》作为标准答案(后来)，一开始是策论，后来逐渐变成八股文，八股文的标准答案又是《四书章句》。但是大家没有注意到整个科举制的发生发展一直到后来最终被废除，反对得最厉害的就是坚持古儒理想的人，尤其是朱熹本人。朱熹说现在一代不如一代，周代的“乡举里选”最好的，九品中正制有点接近，现在越来越不行了。

　　 其实仔细分析一下科举制挺有意思，科举制很多名词就是来源于古儒的理念。大家知道科举制在省里的考试叫作乡试。可是我好几次都问我的学生，我说在省里考试为什么叫乡试不叫省试?大家知道乡试产生被录取的人叫举人，什么叫举人?举人就是被推荐的人，荐举，旧时代如果你中了举，会写一封祝贺信，祝贺信不会直白说你中了举，太没有文化了，那时候人写用一些文绉绉的语言，荣道乡荐或者得荐乡书，什么意思?恭喜你得到了乡里的推荐，所谓的乡举里选。传统儒家中，这些被推上的人，第一他们是小共同体的代表，在熟人社会中产生的。第二，产生的原则是推荐制，而不是考试制，推荐的理由就是道德理由，比如九品中正，察举征辟。选举概念在中国从来是有的，当然和现在的选举不是一回事，所谓的“选”是皇上派人到基层挑人才，所谓“举”是下面向上面推荐。无论是选还是举，都是地方上的德高望重的长老推荐，说我们有一个孝子对父母很孝顺，左邻右舍说他好，于是把这种人提拔上去做官。

　　 至少在逻辑上来讲，如果是小共同体的社会，你这样做逻辑上是成立的。但如果是一个大共同体的社会，这么做根本行不通，因为这么做肯定会形成小圈子。所以后来搞出来的东西根本在三个原则上截然相反，第一根本就不是乡举里选，而是朝廷对所有的试子进行中央的直接挑选。第二挑选的原则根本跟道德无关，何怀宏先生说科举制度是一场非常成功的智力测验，所谓的八股文就是有这个优势，测不成道德，但傻瓜绝对做不成八股文。而且唐太宗讲的选的是英雄，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从来没有说“天下良善入吾彀中”“天下贤良入吾彀中”，什么叫英雄?古汉语中的英雄不仅没有善的概念，甚至有相反的理念。古汉语“英雄”的词义跟我们说的枭雄差不多。英是聪明，雄是大胆。英雄是又从聪明又大胆的人，如曹操、刘备那一伙人。科举制挑的是这种人，不是什么贤良和有道德。科举制后来被朱熹骂得最厉害是消解小共同体的体系，所有人不是乡举里选，而是每个人以个人的身份面对朝廷的挑选，挑选的标志是智力，和道德完全无关。因此很多人说，一搞科举，这些人就忘的乡里。实事求是地讲，人是比较复杂的，没有乡里推荐的制度，不见得就会真的忘了乡里，很多乡绅还是有乡里观念，不过与所谓的察举征辟制和九品中正制背景下真正产生乡一举里选或者贵族之下的，他们的小共同体意识的确淡得多。当然你可以说，如果跟1949年以后的公社干部相比可能还有一点，但是跟跟封建制下的小共同体代表相比，那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是这个用词都保留了。

　　 后来晚清之所以废科举，你看一下废科举思想的渊源就会知道，一直有很强的呼声，这个呼声不是来自别的，也不是来自西方，一直到晚清讲废科举最重要的理由还是败坏道德，甚至说科举不废，儒教会垮台。梁启超甚至还说，《孝经》是儒家最基本的东西，现在都忘了，因为不考这个东西。西方会不会因为不考《圣经》，这些人就不读《圣经》?不会，为什么我们是这样子的?科举制度就是败坏道德，就是让大家都忘了乡里，让一个人以个人身份直接为皇帝办事，于是原来的结构就瓦解了。汉代的王充就讲，儒和吏的冲突很大，儒就是所谓的乡绅，吏就是刀笔吏，为皇帝办事的人，大家现在都觉得希望吏有用，儒是没有用的，王充是汉代末年的人，王充说现在大家看不起儒，还是要为儒说几句话，“吏有所短，儒有所长”，儒还是有有点用的。后来科举制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把儒和吏合在一起，问题合在一起，到底是把吏给儒化了，还是把儒给吏化了，科举制度最成功的一点是把儒给吏化了。儒的精神一直有，也是到了晚清为什么有“从周仇秦”情绪的再度崛起。所以我并不认为法家化的过程就把儒家传统给消灭了，但是坚持古儒传统的人的确和秦制之间一直有很强的张力。

　　 很多人说我批评五四运动反儒，是不是跟新儒家的观点差不多，其实我反对把儒家当作走向宪政的最主要的敌人，但我本人从来没有说我是新儒家。其实五四时代，我们今天反思，不仅是代表新文化运动的这一面，他们的“荆轲刺孔子”是值得反思的。反过来讲，那些声称自己是儒家的人，他们颂孔子是假，颂秦王是真，这一点也必须反思。五四时代为了对抗新文化所谓的儒家，其实真的不像是什么儒家，比如最典型的就是现在被一些人捧得很高的康有为，当然康有为的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戊戌时代和谭嗣同区别不是太大，讲三代如何好、秦制如何坏，但到了民国初年有两点非常之异类：第一，迎合了反家庭气氛，搞了一个《大同书》，主要观点是不应该有家庭，子女应该公有，应该解散家庭，甚至夫妻都可以随便乱组合，所有子女归国家管，家庭不应该存在，这种消灭家庭言论在整个儒家传统中是大逆不道的言论。还有一个在1913年前后，发表了一篇东西说三代是不好的，三代是封建，封建是不平等的，到了秦汉就平等了，秦汉去封建，人人平等，除了仪式，如龙凤符号不能乱用以外，所有的老百姓都是一样的，言论自由，营业自由，法国大革命“争得自由凡两千余种，何以非吾人所固有”秦始皇把这一切都给我了我们。

　　 听了这篇文章以后，我的感觉是“没有秦始皇就没有新中国”，“秦始皇实行了民主好处多”，几乎就是这么一种说法。这个说法也是非常之大逆不道的。陈独秀对康有为的批评是非常对的，尊孔都是假的，康南海就是想当大官。这么一来导致西学和儒学都很尴尬，西学到了这一步，要和中国传统一刀两断，甚至汉制都要废除。反过来说儒学也很尴尬，儒学现在有几个人真的是尊孔不颂秦的，哪些人表面上尊孔，其实一直在颂秦，一直到现在。最近有台湾新儒家和大陆新儒家的一场笔墨官司，实际上就是为这个打起来，海外港台的新儒家认为大陆新儒家都在颂秦王，而他们是反对颂秦王的。

　　 所以我觉得新文化运动到了后面，两面都有值得反思的地方，新文化运动荆轲刺孔子的确是个问题，我并没有说儒家这套东西多么神圣不可侵犯。但是当然，中国在走出秦制的过程中，小共同体无论如何都不是最大障碍。刚才你说到家庭有多么多么黑暗，巴金有一个文革后的回忆录，他说和真正的家不是一样的，实际上还是有很多想象。

　　 再说，比如在婚姻问题上，我当然是反对包办婚姻的，但说实在的，如果外部干预不能完全消除，我认为父母的包办要比组织上的包办强得太多，我们国家五四以后，父母的包办被彻底废除了。大家都看过《激情燃烧的岁月》《八千湘女上天山》等这一类的事。一个最简单的道理，父母包办当然是不好的，从来没有人说那是好的，但说实在的，绝大多数父母对子女有亲情，他们干预子女的婚姻不会完全不顾子女的幸福，可组织上真的完全把你当做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没有什么亲情可言。所以大共同体对人——从道德美感而言，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大共同体的专制都是比小共同体的温情更狠一点。我当然没有说这个小共同体就是很好的，现代化的本质是个性解放，个性解放不见得人会变得一盘散沙。中世纪有教会，现在也有教会，现在的教会和中世纪的教会有什么不同?无非就是中世纪的教会可以搞异端审判，现在的教会比较接受信仰自由。过去有衙门，现在有政府，过去的衙门和现在的政府有什么区别?无非就是过去的衙门可以随便把老百姓抓来打板子，现在按照宪政的要求就不行，或者就要受到制约，如此等等。

　　 如果就人类社会的结合形式来讲，不管是按照地缘、血缘、业缘、信仰都可以，关键是要尊重人权，中兴会这种东西现代社会没有吗?有是可以的，但不能把人抓到祠堂里打板子，这是不行的。不过话说回来，把人抓到祠堂里打板子的现象，传统时代的确有，但从秦制以来一直到1949年，我们对这一点夸张得太厉害。比如土地买卖，以前一直讲有所谓的亲族邻里优先权，小共同体对财产权的干预。这当然是有的，但最近二十年的研究，很多人觉得这个东西被夸大了，实际上中国传统时代，真正能够对老百姓的财产进行干预的，其实还是官吏，还是强权。

　　 刚才张鸣还提到，传统时代，尤其是到汉以后，朝廷是不太管乡里的，所谓的“国权不下县”，我专门写过一篇东西表示不同意。但是他刚才讲的我是赞成的，实际上在乡里提供公共服务，政府的确不再在，修桥架路，乡绅出面张罗这些事，政府不出面管。可政府管什么?“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如果政府的权力没有到这里，老百姓难道是去做义工、主动捐献?这里很多人把这件事搞混合了，政府行使权利和政府承担责任，在先条件下可以结合，在非宪政条件下完全分割，权力无穷大的政府可以不承担责任。所以有些人接受西方大政府小政府的观念后，有些人就糊涂了，有些人说秦始皇是小政府，因为可以随便株连九族，可以把全国几十万的人一下子修长城和修骊山墓，把中国相当部分人口变成劳改犯，就是所谓的行徒。但这些人说他是小政府，为什么?因为你听说秦始皇搞过义务教育、全民健保、养老基金吗?一点服务不给你做，但把你管得死死的，政府不提供服务，但行使权力，这恰恰是秦制的最大问题。其实秦制从建立地头一天开始，就是想消灭共同体。

　　 秦的法律有一点很现代化，比如规定一个家庭里父子、夫妻各有其财，财产分割。我当时就说，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比如夫妻之间财产怎么分清楚，一个家里头的东西是老公的老婆的?莫非秦朝有婚前财产公证不成?我搞不清楚，但就是这么规定的。说老婆如果告发老公，老婆的财产何以保留，老公如果告发了老婆，老婆的财产可以奖励老公。这有什么意义?在我看来，不知道有什么意义，但是就可以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搞成这样子。但小共同体仍然希望存在，不可消灭，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虽权力无所不至，但责任一点都没有，这个问题不仅秦代有，我们现在还有。现在有一些朋友，尤其是经济学界的一些朋友，一讲福利国家，说这是大政府，要不得，应该坚决制止，西方所谓的大政府，权力大、责任也大，秦制下的政府从来只有权力不承担责任。对秦制下的政府进行问责和对秦制下的政府进行限权，没有一点矛盾。

　　 所以不要把政府不负责任当作政府不行使权力，这完全不一样。现在有些人说万历皇帝二十几年不上朝，可见多么自由放任。万历皇帝二十几年不上朝，可以说明他根本就不负责任，可他不行使权力吗?大家知道万历皇帝不上朝期间，照样派了很多太监跑到各地苛捐杂税，到处都是民变，这都是非法的，即使按照明代的法律都是非法的，因为在正常的赋税之外的，那都是万历二十多年不上朝干的事。这说明什么?说明不上朝可以便不负责任。大家知道英国的首相二十年几年不上班，二十几年不上班，还能当首相?但万历皇帝就能。所以所谓的专制就是权力是无限的，但是他的责任不可追问，想不上朝就可以不上朝，可以排出太监抢你的东西就抢了，这和不上朝一点矛盾都没有。但是现在就有很多人居然写了很多文章，说万历皇帝是一个无为而治、自由放任、无政府主义者，我觉得完全是胡说八道，最大问题是把权力和责任完全搞混了。完全搞混了很重要的一点原因，是把宪政条件下的大政府和帝制条件下只有权力没有责任的体制混在一起。老实说，旧时代不要说政府在基层不承担责任，在县以下又办了什么福利?也没有。“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在什么山角落里，他的权力都能够达到。“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哪怕你住在首都都不可能有社会福利，更不要说什么乡里，这根本不是什么下不下县的问题，而是有权力而无责任的问题，这是秦制最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