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长征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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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能的葱神，求证毛宁一下真假，或者开盒核实一下是不是 全社杀一头 的堂妹？

毛宁，女，汉族，1972年12月生，湖南湘潭人，硕士研究生，中共党员。另外，毛宁还是湖南师范大

粪青三字经                                   


义和团，红卫兵；一师傅，一师兄。
智商低，脑袋空；瞎叫唤，爱逞能。
对赵主，孝又忠；奴身贱，媚骨轻。
鞭子抽，乐融融；打耳光，笑脸迎。
喜独裁，爱暴政；反民主，仇文明。
此孽种，害无穷；除左祸，莫放松。
粉红灭，民族盛；粪青亡，中华兴！

东方红战报特约记者毛清江报道:
毛左特区光荣成立 毛左战士入驻扬眉吐气
2023年12月26日,阴云笼罩着中国毛左协会于鸭绿江开办的毛左特区,迎着刺骨的寒风,东方红日报记者毛清江前往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采访。
进入特区的路上，不时有身穿绿军装，腰扎武装带，臂戴红袖章，手持红缨枪的红卫兵拦车盘问，我们也绷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不禁提高了革命警惕。进入毛左们居住的集中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猎猎飘动的红旗，听到的是响彻云霄的革命口号，“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的大幅标语引人瞩目，一排又低又破的简易房象猪舍一样整齐排列。下车之后，我们马上赶到一连，见到了正挖地道的连长毛卫红同志，这个戴着义和团头巾的壮汉抹了把汗，指点着江东面介绍说：“美帝的下一个目标肯定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朝鲜，占领朝鲜后，肯定又要进攻中国。我们在这里挖地道，修战壕，一是迎接 同志撤退，二是抵挡美军坦克的进攻”。记者询问这些地道战壕能否经受重磅炸弹的轰炸？卫东同志慷慨激昂的说：美帝一个巡航导弹是120多万美元，咱们一个人值几个钱？人命换导弹，咱们有10多亿人，死上几亿人，看他老美有几颗导弹？拖也把他拖垮了”！我们正在热烈讨论，这时候毛思想文艺宣传队赶来演出，我们有幸看到了忠字舞，听到了语录歌。

从江边回来，正好赶上吃午饭。吃饭之前，全体战士整齐排列，手捧红宝书，向着领袖像敬献忠心。仪式结束，每人端着一碗糠菜稀汤，分得两个黑窝窝头，蹲在空场上品尝起来。记者询问味道如何？那个毛战士看了看周围没有回答，又艰难地一伸脖子，才咽下了那口窝窝头，然后悄悄问我带没带火腿肠或方便面？我摇了摇头，只见那个毛左一脸失望的神情。营长左革命介绍说：“同志们刚来时吃窝窝头还挺新鲜，吃了几天后就忍不住啦！出现了随意乱倒糠菜汤丢弃窝窝头的现象。我们一是准备请老贫农再来做忆苦报告；二是准备在春节期间给大家用猪油渣配野菜包顿饺子。” 左革命特别强调说，下次请老贫农来做忆苦报告一定要严格把关，上次请那个老贫农来做忆苦报告，张口竟然说起了60年饿死人的事，把毛左们听得目瞪口呆直发楞！效果太出乎意料啦！

下午，我们在专政队长封建愚的陪同下，采访了专政队。大门口有杀气腾腾的专政队员严加看管，被专政对象个个垂头丧气，惶惶不安。其中一个老红卫兵听到极左特区开办的消息后日夜兼程，来后才发现忘记带介绍信等相关证件，因此被怀疑为国民党特务，正被勒令学习“敦促蒋介石投降书”。一个十五六岁的小战士稚气未脱，因为吃忆苦饭时说了句：“我家猫十三吃的也比这饭好！”马上被扭送到专政队交代罪行。更为令人惊讶的是，上午看到跳忠字舞的一个女毛左也在这里，只为她跳忠字舞后开了句玩笑，说跳忠字舞男女不接触，没有男的拉手搂腰找不到感觉。被别人揭发视为恶毒攻击，对毛主席不忠，也被送来坦白改造。封建愚颇有感慨地说:“新生的反革命分子真是层出不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啊”!

晚上，我们参加了“斗私批修自查检举帮教会”。毛左们被要求交代自己的活思想，狠斗私字一闪念，还被要求检举揭发其他粪奴的反动言行。一个毛左说自己想家了，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毛左们应该胸怀解放全人类的雄心壮志，怎么能留恋小家庭呢？一个粪奴说几天没上网干着急，也不知网上那个美眉被谁勾走没有？后来一想互联网是美国人发明的，肯定是颠覆红色政权的工具，不上也罢！一个毛左说吃忆苦饭时想起了肯得基，禁不住流下了哈啦子。后来一想，宁吃社会主义的草，不吃资本主义的肉，连哈啦子也咽下去啦！一个中年毛左沉痛万分地检讨说:“昨天挖地道递铁锹时碰到了一个女同志的手，身上心里顿时有一种异样触电感觉，夜里睡觉做了春梦遗了精，今天挖地道有气无力，直接影响了战备工作进度。”这个毛左在揭批自己丑恶肮脏意识的同时，强烈要求男女毛左分开劳动，根除七情六欲，满怀阶级仇恨。一个年青毛左红着脸坦白说：“吃的饭稀汤寡水，尿特别多。下午我撒尿捏着小鸡鸡时情不自禁想起了新婚妻子。我现在真是感到羞愧悔恨啊！我不应该想起新婚妻子，我应该想起敬爱的文艺旗手啊”！这时众粪奴纷纷插话，一个毛左说，你撒尿就想老婆，道德败坏，流氓意识,说不定还想强奸犯罪呢！一个毛左说，你嘴上说想媳妇，谁知你心里想什么?保不准是想三陪小姐吧！你老实交代，你过去叫过鸡没有！于是，一场充满火药味的现场批斗会又拉开了战幕……

关于毛左特区的其他内幕，请关注毛清江的后续报道。

https://www.bannedbook.org/resources/file/1602
毛的真相天涯强贴汇总

https://youtu.be/wFjZX2Klznw
红军长征路上用猪油发电，狠狠打击了英美石油，欧佩克组织的垄断，解决了 世界性能源短缺难题。

既然是收买了李宗仁陈济棠，那桂系粤系就一点资料都没有留下来吗？比如逃到台湾之后的档案和军头们后来的回忆录和访谈？

>>既然是收买了李宗仁陈济棠，那桂系粤系就一点资料都没有留下来吗？比如逃到台湾之后的档案和军头们后来的回...

我转的 野史，那个写 启蒙下义和团的 同一个作者，当年 天涯 猫眼热贴，后来喝茶被抓 现在润出去了 你可以搜下看看，现在他写义和团续集了。

>>万能的葱神，求证毛宁一下真假，或者开盒核实一下是不是 全社杀一头 的堂妹？

毛泽覃35年就死了，毛远志是毛远新的姐姐，这张图的说法我看维基是怀疑毛岸成？维基说毛岸成改名贺麓成了

>>https://youtu.be/wFjZX2Klznw红军长征路上用猪油发电，狠狠打击了英美石油，...

猪油工人吼一吼，地球也要抖三抖。
宁可少过二十年，猪油拌饭香又甜。

朱德是混进党内的大军阀、大野心家。在我国革命历史上各个关键时刻，朱德都是站在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他一贯在党内搞分裂活动，坚持执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群众以毛泽东思想为照妖镜，把朱德这个长期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挖出来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对于朱德反谠的累累罪行必须进行彻底的揭发和批判。 朱德一贯仇视和反对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图谋不轨，无耻地歪曲和伪造党史军史，极力贬低和攻击毛主席，否定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竟然贪天之功，把自己吹捧成“红军的创始人”，吹捧成“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江青有点搞得太过火了，毛不得亲自出来说话：“你们说朱德是黑司令，朱毛红军，那我这个政委还红的了。。。”
　　毛是想搞臭老朱，但没想搞死他。这朱在街坊军里有大批拥护者，要打倒他毛也要掂量掂量，可能会出现什么后果！
　　有点事要先解释一下，为啥红卫兵小将们会大骂朱德是个“军阀”，以后又揭露周是“伍豪”（不是五毛），朱和周确实被搞的非常狼狈。这当然背后有江后领导的中央文革在暗中捣鬼，为了把这俩朋友搞趴下，中央文革不惜透露我谠重大机密，想把这俩朋友彻底的斗臭批倒，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毛也是这样想的，最好让革命小将们赶紧把他们人道毁灭了！但这俩确实不太好对付。。。
　　朱德确实是个军阀出身，他老家是四川，但他的成名却在云南。当年中学毕业的朱德为了救国救民，去云南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学堂。很不幸，这学堂主要招云南本地人（有现在点北大清华的味道，你北京户口的优先录取，分降五十分，你爷爷老革命，分再降五十分，什么！你爹。。分再降一百分）朱把籍贯改为“云南临安府蒙自县”，同时又将自己的名字由朱建德改成朱德，这才被云南陆军讲武堂录取了。
　　长话短说，朱德毕业后因为成绩优异被留校做了教官，很快他就革命了一把，秘密加入了同盟会。大清完蛋云南独立，他立了大功，他当年是个见习排长，他带队把逃出昆明的云贵总督李经羲给活捉了，这受到了首长蔡锷的赏识，连连升官，青云直上。。。反正前途一片光明。
　　以后老朱就顺风顺水了，蔡锷反袁挂了。唐继尧主政云南，朱被派去中越边境搞剿匪，两年时间朱德就从营长升为团长，他在剿匪战斗中，首创了“只杀首恶，不问胁从，主动投降缴械的放归乡里还给路费”，而且朱还数次带队装扮成土匪，深入虎穴，一举擒拿“座山雕”，这个后来林彪也承认：“当年红军穿上白军的衣服，混进敌人的县城都是朱德同志带来的新观念，当年我们的脑子还没那么灵活”。
　　朱德也熟通了土匪的套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回山去兄弟们！”，这以后红军的十六字秘诀都是朱德传授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疲我扰，敌困我打”，这些都是老朱在剿匪战斗中长期积累起来的经验（他原创，别人那是剽窃）。
　　这机遇又来咧，唐继尧想做个西南王，他首先看上了四川。于是滇军以护法为名头，大举入侵四川，这下四川人民不愿意了，提出“川人治川，客军回乡”的口号，老唐不顾全国舆论的谴责，顶风作案，把云南部队几乎全开进了四川，朱德很快就脱颖而出，他以一个团大败川军三个团，他的战术很可怕，就是集合全部力量，短时间内突击进敌军主阵地，猛冲猛打。。这当然自己也伤亡惨重，但那时的炮火威力并不能阻止这样的人海战术。他被唐任命为混成旅旅长，授予中将军衔。
　　滇军在四川横行，但离老窝太远，得不到弹药人员的补给，而川军越战越猛，眼看顶不住了。唐继尧下令不得后退，朱德就和军长顾品珍密谋，打回云南去干脆把老唐干了，当年一个军两旅，朱德这个旅又是主力旅，于是全体同意，顾品珍调转枪口，杀向云南。
　朱的旅打先锋，云南的部队这不全在四川，唐继尧SB了，你让他如何顶得住。省城被朱德的混成旅轰破了城门，一大批丘八蜂拥而进，到处吃他娘，喝他娘，看上哪位妹妹就让他做新娘！老唐快马出城，朱带队在后面猛追，眼看就要追上了。老唐到悠闲的下马了，立定马前大骂朱德忘恩负义，背主求荣。。。“以后，俺绝放不过你！你等着瞧，腿别抖”。朱也下马痛骂唐背叛民国，放弃理想，这俩都骂了个痛快，朱这是没办法，这唐已经站在了越南的一侧，法国军人的机枪已经对准了他的队伍。
　　朱又立功了，这下被顾品珍任命为昆明宪兵司令，云南警察厅厅长，这是肥差。朱也造了别墅，娶了好几房。。。那为啥朱好好的日子不过要去再革命，这不唐继尧又打回来了嘛!也是顾品珍自己闯的祸，这广东的孙大元帅要搞北伐，不过兵力不够，来勾引他，说是一旦北伐成功就把广东一省的地盘让给他，顾品珍的政治智慧显然是太欠缺了，赶紧带着自己的所有部队屁颠屁颠出发咧，北京国民政府当然也不傻，赶紧给钱给枪让老唐回去报仇，这下老唐又打进了昆明城，接着老朱逃，唐军在后面猛追啦。老朱很多年以后回忆“这是我的第一次长征，一直逃过金沙江才安全了”。
　　唐继尧把朱德在昆明的所有动产不动产全部没收，并下令以后在云南有见到此人的可以立即干掉，赏大洋八千。

朱逃过金沙江到了四川,受到了杨森的热烈欢迎,当年俩人都是滇军中的四川将领,唐派滇军入侵四川,杨森耍了下阵前起义,成了川军将领,现在已是师长了.而朱就悲惨了,四川各界都在声讨他:"一个四川人,却率领滇军到四川来祸害桑梓,这还是人么"...."也不想想自家祖坟在哪!川奸..",这下老朱在四川已不可能久留,而云南又回不去,这老唐的八百大洋,可是有很多人在等着想领呢.朱在扬森的保护之下,坐船去了上海.到了先去拜访了一下革命伟人中山先生,孙这不北伐也没搞成,还被陈炯明这反革命赶出了广东,正在运动各路义军"反"陈,见了朱大讲了一通三民主义必将统一西南,请朱先去云南边境收拢顾品珍的旧部,也别回云南了,直接打进广州,当然难度是有点大.但不要紧,这三民主义在广东已经深入人心,只要义师一到,必将马到成功!朱听的热血沸腾,很快就凉了,这弹药军饷孙让他自筹,也就忽悠他:"等打下了广东,我们再把唐给灭了,以后你就是云南的省长了,哈哈.....",朱可是知道顾品珍是怎么完蛋的,觉得孙这主义有点不靠谱(这不利用主义吗!),还好当年还有个马列主义,朱琢磨只能搞搞这个了,不然自己的军事生涯也就完了.
　　朱在上海一所普通的住宅里见到了中拱最高领导人陈独秀。朱以为只要一提出加入的申请，就可以被接受(老子这么大个干部,国军中将)。当年国民谠只要申请便可加入,没想到被陈"惧"绝了,陈在琢磨这朋友会不会是反动派派他来搞卧底的,好好的大官不做,荣华富贵不享,要搞拱产主义,这可能吗?估计酒喝多咧,要不就是和小老婆打架打败了,万念俱灰突发奇想,陈和他大谈了一番佛经,也就把他当成未来的弘一法师啦.
　　朱很奇怪,老朋友孙炳文给他指点了一下:"人家只收无产阶级,你这想加入,除非先把自己的家产啊,还有那一群妹妹粉丝啥的都抛弃,这叫革命考验!人家可是一群想解放全人类的,要干这个就要无牵无挂",这下朱也下定决心了,这不云南在上海的一帮乡谠,都知道朱有钱,过不下去的就有人来找老朱借钱,老朱有求必应,人人都给,名气一响,这下蜂拥而来,很快钱就散了一大半,几个妹妹粉丝老朱也给了遣散费,各奔东西了.1922年9月初，朱和孙炳文乘法国邮轮“安吉尔斯”号从上海启程。大海茫茫，烟波浩渺，他俩是去欧洲学习马列的,也就是搞懂了才可搞革命啊!
　　朱德去了欧洲，目的当然是非常明确，这不刚好一战结束，欧洲各强国在这次史无前例的战争中都拼尽了国力，打完差不多都快凤凰涅槃了，三个帝国崩溃（奥斯曼帝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战争并没打出个美丽新世界，而是一片愁云惨淡。这到让苏联觉得有机可乘，开始大规模向欧洲输出革命，这下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始了，工人们被组织了起来（理论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靠劳工运动带来的）。朱德在这种情况下到达德国，首先他要学习德国的先进军事理论（当年德国军事是全球学习的榜样，美国则是个工业大国）为将来自己的军事生涯好好打打基础，还有个就是学习下拱产主义革命理论。当然他和那些去西方寻找救国之路的穷学生不同，他是个大款，钱对他来说一点不成问题，很快他就用重金租下了一位德国将军的别墅，条件就是这位退役将军每天来给他讲授德国军事理论，从战术学到战略，最后学怎么指挥大兵团作战。
　　这下各位知道了吧，为啥书上一直说“朱毛”红军，又把朱德称为红军之父，刚解放的时候，朱和毛的像也是并排挂在墙上，这位朱德才是以后红军和八路军，街坊军发展壮大的幕后英雄，也是真正的缔造者，没有这位军事指挥家，毛早被国军活捉了去押赴菜市口，呵呵！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这是毛描述取得反第一次“围剿”胜利的诗句。 实际指挥者就是朱德，老毛不过躲得远远的在等消息。毛和朱在战后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朱认为该放了张辉瓒，因为张的家人已经按照约定送来了红军要的物资和赎金，而毛坚持要杀了张，这让朱德认为自己对不住张辉瓒，他和张以前说定只要红军拿到东西和钱，就放张一条生路，这不失信于人吗！而毛就是要打击一下朱，谁说了算的问题可是关系重大，毛对权力是绝不肯做出半点让步的，于是红军战士将张拖到会场不远处的田头后立即处死。随后又将其头砍下，装进了一只竹笼，扔到江里任其漂流。
　　毛以后能够掌控中央，和他的心狠手辣是分不开的。谁如果挑战了他的权威，或者不能拜倒在他的脚下，几乎都是死路一条。王实味还不就是这么回事，他不过发了几句牢骚，说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这和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理论相悖！这是在搞特权。。。”，以后被用大刀砍了脑袋（也为他家省钱了，这个不用交子弹费），尸体被投入枯井。
　　回头继续：朱在欧洲意外的加入了中拱，他的坚定的态度获得中拱旅欧支部的肯定，周同意他入谠，张申府批准。这中拱的旅欧支部归拱产国际直管，不必通过陈独秀。以后朱如愿以偿，被送到俄国东方大学学习马列主义，又被秘密送到莫斯科郊外的拱产国际训练营，接受俄国军事教官传授的游击战和巷战的系统培训，朱在一帮第三世界的学员中，军事方面考试成绩名列第一。这时国内形势一片大好，当然不是一般的好。苏俄鼓动的中国内战已进入了新阶段，国民革命军进行的北伐，一路势如破竹，朱被拱产国际紧急派遣回国，让他通过老关系，掌握一支部队，在必要的时候，做必要的行动！

花絮：失踪的黄金银元　　各位被教科书蛊惑认为老蒋败退大陆，从上海带走的那些黄金就是当年中国全部的财富，事情当然不是，蒋运去台湾的那批都是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所储备的贵重金属，数量也不多，也没听说国军败退大陆前大搞刮地皮或者大抢十天。而老百姓因为金圆券贬值成了废纸，市面上重新流通金条银元，所以财富基本还是在民间。毛第一次出访苏俄，就提了一个让俄国人都感到不可思议的建议，他气壮山河的告诉“父亲”史达林：“当年苏联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个中国人民是非常感谢地，也要做出合理的补偿，所以我们决定（中拱）当年苏联给予中国的援助我们都要还，而且还要算清利息还，一分一厘都要算清，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就是'亲兄弟明算账'“。”史达林赶紧问了一句：“中国现在有这个能力吗？你们还要搞建设。。”，毛：“那我们就分期分批的还，这点钱对世界革命事业来说不算什么，苏联的担子更重一点”。于是最悲剧的一幕出现了，当年苏俄援助冯玉祥的，孙传芳的，国民谠的。。。现在老毛代表中国人民全部要还掉，而且还要算上利息还。中拱代表团光算账就和俄国人算了大半个月，有人来报告毛：“俄国人要算百分之五的年利息，是否有点太高了”。毛大手一挥：“我们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给他们百分之十。。。”
　　协议签订，问题是钱从哪里来，这人民币俄国人不要。那就用两个途径还，一个是用物资（矿产和农产品），还有个就是直接用黄金白银还，中央下发文件，所有黄金白银都归政府所有，不得在市面上流通，百姓手里以前留存下来的贵金属，一律强行兑换，过期被发现私藏的立即没收，数量多的可以用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名义逮捕。这份文件等于禁止人民持有黄金白银，于是从清末就开始大规模流通在民间的金条银元，大规模流进了国库，被一律熔毁，再重新铸造成金锭银锭，一车车的运往俄国。
　　中国偿还给苏联最多的就是白银，这也是民国时期民间主要的流通货币就是银元，而纸币并没有进入城镇以外的广大农村区域，老百姓还是相信银元和铜圆，这是一次财产大转移，中拱国有银行也就多发行点纸币，就把民间财富掠夺殆尽。很多年以后有苏联专家无耻的笑称，苏联从中国得到了一笔战争赔偿，而且数目令人吃惊!
　　1951年班禅回藏，为了统战的需要，中央准备给他一大笔钱。而当年西藏流通银元，而国内的银元已经都化成了银锭，中央银行赶紧又重搞了模具，开造“袁大头”，确实有点滑稽。
　　所以各位知道了吧，中国向苏联还债究竟是还得啥债！这和赫鲁晓夫无关，而就是这位赫鲁晓夫上台后，提出无偿援助中国，数百个援建项目都是俄国免费提供，中国只不过负担那些苏联专家在华的一切开销，工资也是毛领导的中拱强行要给得，人家勉强接受。59年中国开始出现饥荒，赫鲁晓夫提出让中国暂缓还债，毛不答应，严词拒绝，让外交部告诉俄国人“中国是守信用得，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不过债迟早要还的，俄国人绝对忘不了，去年有俄罗斯专家又开始发文表示，赫鲁晓夫时期对中国的无偿援助，中国现在这么有钱，是否也该偿还。
　　中国偿还给苏联的债务总数，超过日本二战后给别国的战争赔偿，老蒋带台湾去的黄金根本不值一提，六十年代末周自豪的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既无内债也无外债，也就是在他这样的豪言壮语下，中国经济负增长三十年。还好他们都死了，不然大家都准备进原始社会吧!
　　原本很多事情如果不是苏联解体，可能我们永远都不能知晓。正是苏联解体，苏拱的秘密档案才被公诸于世，多少阴藏的罪恶才第一次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唉，往事不必再提，曾经血满大地，拱产主义那朵鲜花，却盛开在人民累累的尸骨之上。
　　中国的债务主要是民国时期苏俄用来颠覆中国的开销，朝鲜战争中苏方卖给志愿军的武器斯大林同意以半价结算，不过全是苏军换装下来的破烂货，步枪是莫辛纳甘骑步枪（这枪很难拉开枪拴，让很多中国战士白白丢了性命），AK-47不给给我们波兰产的波波斯冲锋（这枪温度一高很容易炸膛），T-34坦克很多身上都有凹洞，移交之前也就刷了遍油漆，飞机最早给的拉-11活塞式战斗机，这飞机怎么上天去和美军喷气式战斗机战斗。俄国人通过大批卖武器给中国，没多久反而他自己的部队全部更换新式装备，朝鲜志愿军用波波莎而不是AK47。
　　而民国的债务就无法计算了，这第一笔可能是。。。。早在中、苏没有建交的时候，从1919年起，苏联就在北京和哈尔滨建立了间谍网，最高负责人是达夫强。后来，达夫强和越飞回国，他们的特务工作由加拉罕接替。1924年中苏两国建交后，加拉罕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自1925年春季起，苏联在北京组建了一个协调并领导在华全部工作（显然也包括情报工作）的‘中心’。中国委员会还决定‘运送部分武器归加拉罕同志支配，无赏援助将军们。’温施利希特通知，业已运出的武器数量是日本造步枪和德国造步枪各2000支，以及相应数量的子弹。……价值估计为771万卢布 ”。
　　771万卢布，每年百分之十利息，到1950年你算算多少钱，这只是第一笔。所以中拱一直要还到60年代末，周才如获重释宣布：“俺们还完了！”，而就在这种情况下，毛还在大力援助世界革命，连非洲兄弟很快都听闻消息找上门来，要求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毛又是大手：“不就1亿英磅吗，我们一起还！”

花絮：大跃进与茅台酒



　　当年的贵州省是西南地区的一个最落后贫穷的省份，交通不便人烟稀少，“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而且人口中的大多数都是少数民族，有红军老兵以后回忆：“我们的侦察队进入彝族人村寨，递上礼物（鸦片）并宣传了红军的民族政策后，受到头人土司的热烈欢迎，于是都款待了我们，不过那些彝族妇女把面放在大腿上揉搓，一会儿他的腿白了面却黑了，这事让我记忆犹深，这饭怎么都吃不下去。。。”。所以红军能两次进入遵义获得休整补充，在当年可是来之不易非常宝贵的，以后遵义被定为革命圣地，排名仅次于井冈山和延安，不过这并没给遵义带来好运，1949年前，战事、匪祸、天灾、人害，几乎年年都有。当地老人回忆，远的不说，民国时期青黄不接的事情，每个村子都遇过，普遍贫穷是事实。而普遍饥饿、大面积死人的事情，好象没听说。毛革命成功10年后，遵义地区却成了人间地狱，1959年冬，贵州省遵义农民成批饿死。有些地方，全家死绝，成堆成堆的埋葬，由于当时的遵义地区（现遵义市）是重灾区，饿死人又最早在遵义县的板桥、泗渡等地发现，故又称“遵义事件”。由于湄潭、金沙两县饿死人的情况特别严重，故又称“湄潭事件”、“金沙事件”。大饥荒被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迫害造成的，这当然不能成立，以后刘都说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1960年上半年，贵州已出现严重的饿死人现象，贵州省委却向毛汇报，全省食堂办得好和比较好的占总数八成，受到毛的表扬，说贵州的经验“是一个科学总结”。贵州还被毛誉为“红旗省”，号召各省向贵州学习。其实1959年冬，遵义、湄潭、金沙等县就因严重缺粮出现“非正常死亡”，死亡最惨烈的地区，是遵义地区的湄潭县。这个县1959年11月开展名义为“反瞒产”、实际为高征购的运动，到1960年4月共死亡12.2万人，在抢粮运动中被打死1324人，关押死亡200余人，打伤致残175人
　　。并且实行饿死可以，外逃不行的政策。还出了个惨案，1959年遵义地委要在绥阳公社召开全专区各县“捉鬼拿粮”现场会，即反瞒产私分现场会，将一些滞留镇里的游民，从农村来的一些饥民、饿汉，到餐馆、居民家讨饭要饭、抓拿抢吃的人，统统抓了起来关进一个仓库，大会开了两天就胜利结束了，这仓库里关押的人居然被大家遗忘，半个月后有人才想起，打开仓库门一看，47人全死在里面。
　　就在这种情况下，遵义的粮食还在外调，而且是用来酿造茅台酒。1960年，是现代历史上国人口粮最为奇缺的年份。茅台酒原料也“告急”，厂领导向上级呼吁，贵州从全省各地调集原粮支援。各地调粮数据为：遵义地区11万斤、毕节地区29万斤、铜仁地区10万斤、黔东南地区12万斤、贵阳市7万斤、湄潭县1万斤、习水县10万斤、铜梓县10万斤、正安县1万斤、赤水县4万斤、务川县1万斤、熄峰县1万斤、仁怀县20万斤，共计117万斤。这样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省江津县调来70万斤。可能很多人难以理解，民间如此饥饿，茅台酒为什么还在继续生产、并且产量还在大幅提高？
　　当然事情是有原因的，1958年的时候，毛在成都会议上指示贵州方面：“茅台酒产量太低，不够大家喝的，你们回去也搞个大跃进，把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茅台57年才年产400多吨，搞一万吨？这样的跃进估计进了拱产主义也搞不了。。）
　　毛难道会不知道当年下面各地出现的大批饿死人情况，现实就是毛心知肚明，他掌控着中国有史以来最严密的组织，下面就算死了只谠的羊他都立即会得到汇报，那么说说毛在大饥荒前面的表现。。。
　　农民的悲剧始于统购统销，毛在1953年秋制定了“统筹统销”政策，毛定了个人均“口粮”标准，依据的是传统南方农村“不饥不饱”的水准：4百斤“贸易粮”。但这个标准很少达到。毛去世那年，人均口粮仅为381斤。对农民的口粮，毛说：“有些地方只要280斤粮食就够了，有的只要220粮食”。
　　以后毛不断告诫干部们，“有的地方粮食销多啦！”对农民挨饿，毛的答复是要农民用喂猪的“薯叶填补”，1955年批示道：“教育农民吃少点，吃稀一点，国家则要尽可能减少销售，以免在一般农民有粮季节吃得过多”。薄后来说：“国家征购过头粮的现象比较普遍，农民生产的粮食，大多都给收购上去了，所剩无几。”他还说：统购中“乱批乱斗、逼死人命等现象都发生过”。这样的暴力早在毛预料之中，他和征购政策的策划人陈早在1953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特地讨论过这项政策的严酷后果。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征粮是打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毛泽东说要和农民打一场战役，特别说，“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陈接着向各省管粮食的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要他们准备全国一百万个村子有十分之一，即十万个村子，出现“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至暴动”。陈叫在座的放心，这是不会危及拱产谠统治的，他举例说：满洲国也搞过严厉的强行征购，“但就是这样，如果苏联红军不出，满洲国还不倒”；换言之，拱产谠垮不了台，不管怎样对农民掠夺都行。
　　毛说：“农民手里不是没有粮食，问题是怎么让他们交出来，良心少一点好 否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5月17日在讲到农村有人叫没有粮、油、布时，毛说：“ 这些大家要加以分析，真的粮油布都没有了？柯同志给我讲过，在江苏做过一次统计，1955年县、区、乡三级干部中。30％闹得最凶，替农民叫“苦”，说统购统销“统”多了，他们是哪些成份呢？这些干部的成份都是富裕中农，或者先是贫农、下中农，后来上升为富裕中农的。所谓喊农民苦，就是富裕中农苦。富裕中农想存粮，不想拿出粮来，想搞资本主义，就大叫农民苦。下边这样叫，地、省、市、中央没有人叫吗？没有人多多少少受家庭、农村的影响吗？问题是你站在哪个立场上看问题。是站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立场上看问题，还是站在富裕中农的立场上看问题”。
　　征粮制度实行一年之后，到1955年初，全国已是一片天怒人怨。无数报告飞向毛的案头，报告说农民如何“吃树皮、草皮”，如何“卖子女”，如何“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毛有制定了新的计划：“为了便于征粮，1955年中期，全国农村实行合作化。没有合作化，个体农民是先收获，再上缴给国家。这就使农民可能藏粮。中国农民有几亿，要挨个检查谈何容易”。合作化后，收成从田野里直接到国家手里，再由国家分发给农民，国家对收获全盘控制。
　　为了强行推行合作化，毛提出：“反革命五年抓150万，每年30万”，“我主张多抓”，“大捉特捉是重点”。
　　遵义地区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大批饿死人。毛用“农民手里有粮，问题是要让他们交出来”这句话来告诫全谠，于是河北、山东、安徽、甘肃、四川、湖北、湖南、江苏、贵州、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武装征粮，即由干部们率领全副武装的民兵和积极份子，荷枪实弹下乡“征粮”。干部谁要说农民没有粮食吃，谁就是站错了立场，就是反对毛和谠中央。如果一个干部犯了立场问题的错误，他的政治前程也就完了。1958年冬天以后的三年大饥荒中，明明农村没有粮食，很多干部不仅不敢为民请命，还说农村有粮。
　　而贵州在饥荒最严重的时代，居然还在拼命生产茅台酒。这也是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如何能不落实，贵州立即投资茅台酒厂120万元搞扩建。 1959年年底，当年的茅台酒产量为820吨，比“大跃进”之初的1958年高出197吨，是1953年产量的10倍以上。仁怀县1959-1961年城镇粮食销售统计发现：这三年该县茅台以外的其它制酒企业用粮达到2242万斤；此外，还有用来运输粮食用牛马以及狼狗各种饲料用粮271万斤，这贵州交通不发达，而怀仁又是偏僻县，粮食运输主要靠牲畜，狼狗是用来保卫粮库的，主要对付那些想偷粮的盲流饥民。。。
　　孟子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此言点滴不差，这三年生产出来的2000多吨茅台酒，也就是用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换来的，苍天无语，大地含悲，人命贱如此。。。
　　毛在鲁班场又搞了次大败亏

花絮：红色性解放



　　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理论家认为，不仅财产要公有，国家将消亡,而且写明了家庭也必将不存在、一夫一妻制是私有制的产物。崇高的最终理想,就是要消灭建筑在私有制上的婚姻和家庭。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只倡导和完全满足革命阶级的性需求，恋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为无无产阶级所排斥,革命者只要直接上床就可以了.
　　于是二十年代初到三十年代末，苏俄经历过一段被不少人遗忘或者压根不知道的性解放时期.文学作品来里的情色描写在官方许可下大行其道，一时间保守的俄国在国际上竟成了“性自由”的代名词.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辉煌一时的前苏联瞬间解体，大量苏联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的私生活秘密以及革命历史上确实存在的拱妻现象相继曝光。据十月革命史料显示，在当时俄国，十五至二十五岁的妇女必须接受“性公有化”，革命者可行使此权利，即可向革命机关申请许可证。布尔什维克凭证一个月可以“公有化”十个姑娘。
　　俄罗斯《祖国》杂志曾对俄共初期的共妻现象曾有全面揭露：在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地区，有“公有化”资产阶级妇女的行为。当地布尔什维克组织在苏维埃消息报公布命令并在大街上张贴：“十六至二十五岁的妇女必须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果需要行使这个命令给予的权利，可向相应的革命机关说明。”
　　以后俄国又产生了一杯水主义,认为在拱产主义社会，满足性欲的需要就象喝一杯水那样简单和平常。“杯水主义”其实就是性解放性放纵的代名词，它出自苏俄时代的现代女权主义对性的理解。指摒弃了传统女性应有的道德观，追求性的享受，在生理需要的情况下，与人发生性关系，就如口渴了就应该喝水一样，是应该得以满足，且很平常的一件事。
　　上世纪二十年代国拱两谠都派遣了大批热血青年去革命圣地莫斯科,学习苏联所谓的先进革命理论.这还不都学"碉堡"了,于是"人生何其短,何必苦苦恋,多少同林鸟,都成了分飞燕"大批在革命伴侣中上演,在苏联没有离婚这一说,俩人分手只要带上各自的行李,说声拜拜也就自由了.所以洛甫这种浪漫,是在身体力行俄国老毛子的先进革命理论,没啥好大惊小怪地.
　　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私生活，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安东诺夫、克朗黛。他们的性生活，像狗的交配一样随便。中、低层的革命者，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在他们领袖的后头，二十世纪末,有俄罗斯报纸透露,列宁死于梅毒.斯大林当然也毫不逊色,要不他还怎么能领导全谠呢!二战后苏联才重新重视婚礼,主要是性病传播的太猛,大批工人得病后无法干活.所以书上一直说性解放是欧美资本主义先搞起来的,是他们西方社会腐朽堕落的一个特征.这是胡扯,其实鼻祖是苏修,是俄国熊弄出来的.
　　当然中国革命者学习能力也是很强地,1927的一天，汉口一个十字街头，一位年轻的女子对着聚集的人群和过往路人，高声演讲妇女解放,讲到激动处，这名女子突然解开纽扣，脱掉上衣，托着自己的乳房说:“你们看，这就是真正的解放。打倒封建主义!铲除封建思想!”顿时，呐喊、笑声、口哨声四起，人群中一片骚动。女子热泪盈眶，振臂高呼:“全中国妇女解放万岁!国民革命胜利万岁!”在武汉，发生了一起由八名庄重的、充满爱国热情的女大学生举行的沿江裸体游行”。《时代》如是报道。这则报道如今看来都触目惊心:走在前排的，手举竹竿撑起的标语牌，除了架在鼻子上的大眼镜外，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其余七个也都赤身裸体。标语牌上写着:“自己解放自己!自由万岁,把中国从列强手中解放出来!”1927年3月8日，武汉国民政府谠政要员、女界领袖和20万军民在汉口举行国际妇女节大会，会后举行游行活动的时候，突然有些赤身裸体、手举彩旗的女人们冲进游行队伍。游行的人惊呆了，队伍有些混乱，但这些裸体的妇女却顾不得街上众目睽睽，依然随着队伍前进，边振臂高呼:“打倒军阀!”“中国妇女解放万岁!”这些裸体的女子是一些想参加到“革命”中来的妓女.
　　以后毛也学会了,他把老婆送俄国去治病,没办离婚却又和江青同居了,组织不敢管毛,但可以管江青,陈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过一次话:"毛人家有老婆，并未离婚，你要注意啦。"江青便告诉了毛，毛就打电话给陈:"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的床上来了,简直吃饱了撑得"。洛甫做为老领导,就写了封信给毛,意思江青结过好几次婚,不赞成毛和他结婚.
　　这下把毛彻底惹火了,第二天召开高级干部大会,在会上大发雷霆:"吃喝嫖赌，孙中山可以，为什么老子就不可以?老子就要同她结婚，谁管得了，后天就结!"
　　有一件事先要搞清楚，这“周王毛”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和以前“博古李德周”的三人团可不是一个概念，博古的三人团可是谠政军一把抓，洛甫的新中央废了这种领导方式，新采取的是政治局集体负责制，有重大的问题要解决就召开政治局大会，少数服从多数！而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只负责军事，周是团长，王毛协助。所以长征中毛并不是一个重要角色，只是到后期毛掌控了军权，他的领袖地位也是到了延安以后才被确立的。还有个事，就是说毛以前做过红军总政委，这完全是胡说。这事还得从中央到江西苏区说起，中央于1932年10月上旬召开宁都会议，撤销了毛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周接任。以后一直到长征毛都没再担任过军职，也就是剩了个苏维埃主席的虚职，被夺了军权的毛，饱受打击，中央批判毛“右倾”、“狭隘经验论”、“游击主义”、“富农路线”（都洛甫起草的文件）。
　　周取代了毛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朱德一起指挥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战斗的胜利。同时周发现朱德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于是建议中央成立红军总部。红军总部于1933年5月成立于瑞金，与红一方面军总部合署办公。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周恩来任红军总政委兼方面军政委，叶剑英任方面军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所以毛根本没做过红军总政委，这是个谎言。

江西四川苏区弥漫着浓厚的俄化气氛，许多机构的名称都有鲜明的俄式色彩。有马克思拱产主义学校；部队有共产国际师团、工人师团和红军苏维埃大学。为了纪念被控参与指挥广州暴动而遭国民党杀害的苏联驻广州副领事郝西史，将红军大学易名为“苏维埃郝西史大学”（他肯定去过你妈那个村？）；在肃反保卫系统，有国家政治保卫局；在政府教育系统，有  郝西史苏维埃大学、高尔基戏剧学校（吼四川梆子唱变脸的都哭了，听不懂天鹅湖）、高级列宁师范学校、初级列宁师范学校和众多的列宁小学。啥都学了唯独没有学习人家俄国人的面包，牛奶，冬季取暖配给，在中央苏区，还有“苏区反帝总同盟”和号称拥有60万成员的“苏联之友会”。每逢列宁诞辰、十月革命纪念日、国际劳动节等众多的国际拱运纪念日，每年都要在江西瑞金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江西老农民都乐，纪念白毛倭寇）。在一些重要的政治集会上，不仅要组成大会主席团，选出国际拱运和苏联著名人物作“名誉主席”还要向俄国发慰问电.苏区还有个奇怪的现像,从前的中学大多关了门，成为办公场所。苏区教育而且仅限于小学，名为“列宁学校”，教学生识字念新三字经，"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都是人。一不平，大家鸣。

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上）






　　1928年3月10日，中拱发出通告，要求各地成立苏维埃政权时，下设肃反委员会。1931年按照拱产国际的指示,各根据地的肃反委员会陆续改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这个机构几乎完全照搬苏联,保卫局成员胸前还佩戴一枚银质证章，上有三个洋文字母“GBW”。就连这洋文徽章也是俄文字母“格伯乌”，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简称！保卫局成员的级别也高，首长警卫员即使是战士职务，也选调干部担任。首长保卫队的武器装备也最为先进，配有长短枪。红军官兵佩戴红色的領章，但保卫局却是绿色領章加红框,随身携带由国家政治保卫局统一制发的红底黑色篆体“卫”的证章，便衣人员携带白布盖国局印信的证章。1933年7月23日国家政治保卫局对国局所有人员所携带证章进行了更换，所有国局系统工作人员、勤杂人员及保卫队指战员等携带长二寸宽八分的铁制证章，正面从左至右凿空G.P.U三个字母、背面衬以红布；在简陋的红军队伍中，保卫人员军容严整，装饰特殊，鹤立鸡群！保卫局内部流行一句话：“谠是铁的纪律，保卫局是钢的纪律。”保卫局权力之大，大到特殊情况下可以逮捕高级军政领导。
　　国家政治保卫局这个“特别组织之特别机关”，权力就非常之大。保卫局的侦察部门有专职侦察员，检查出入苏区的人员和物品，还派遣情报人员深入敌区。极为特殊的是“工作网”，即由保卫局在谠政军群各组织中设立的耳目。保卫局的执行部门负责逮捕、关押、预审工作。保卫局还有一支直辖的武装力量“政治保卫队”，负责保卫谠政军机关与首长的安全，谠中央、政府、军队首长的警卫人员都由保卫局安排“特务员”担任，各级领导干部身边配备的人、马匹、短枪、马刀，统由保卫局规定。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组织原则，是“完全集权的代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上下级关系，除特别障碍外，是一贯的垂直系统，下级对上级的命令绝对服从。”国家政治保卫局在地方政府、红军部队，都有派出机构或特派员，地方政府和红军指挥机关无权改变和停止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命令。
　　邓发喜欢用宽大的大刀装备他领导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和他的行刑队。在邓发的努力下，苏区各省县和红军各军团、师、团陆续建立起各级政治保卫机关。国家政治保卫局下设侦察部、执行部、白区工作部等工作部门。侦察部部长为李克农，执行部部长为洪水(越南人)　，白区工作部部长为潘汉年，秘书长为欧阳毅。

　　这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名称全来自苏联,这要从苏联的十月"革命"说起,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成立的国家安全保卫机构,全称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是该委员会俄文缩写的音译。1918年苏维埃政府在运输部门、军队和边境地区成立专门的肃反机构。它拥有很大权力 ，可以逮捕一切反革命分子。1922年2月6日，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契卡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后来被克格勃所取代。是一个凌驾于谠政军各部门之上的“超级部”，是一个超然的机构，它只对中央政治局负责,成为红色恐怖的代名词.
　　俄国有个叫别尔嘉耶夫的知识分子这样说:"在契卡横行的国家里，生活就是恐怖，对知识分子来说尤其如此。"《真理报》有文章把红色恐怖定义为“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的系统”，随后，契卡人员宣称：“不要在侦讯材料中寻找证据证明被诉人有反苏维埃政权的行动或言论。你们向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他来自哪个阶级，他是什么出身、受的什么教育、从事什么职业。这些问题就应当可以决定被诉人的命运。红色恐怖的意义就在于此。”
　　知识分子在沙皇俄国是具有社会和文化双重含义的概念。俄国知识分子常扮演政权的反对派角色，他们以手中的笔为武器，不惮于公开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且以此自豪。禀承了这一传统的旧俄知识分子在苏维埃制度下依然故我。正如别尔嘉耶夫的自白：“我在苏维埃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了五年，所有这五年里我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道德上的不妥协。可以说，在这段困难的时间里我从未背叛自己。我甚至为自己生命中的这几年而骄傲，并视之为我履历上特别有尊严的一段。”
　　这让列宁恨大了,让契卡迅速行动起来:"要对这些反革命立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要赶快拟定清洗名单,能抓多少就抓多少.."
　　国家政治保卫局从1922年7月至8月草拟的各地反苏知识分子名单及其分类，与知识分子在苏维埃制度下生活的积极程度基本相符。这些名单的编就遵循了国家政治保卫局于1922年6月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交的“关于知识分子中的反苏团体”的报告。该报告认为，知识分子在高等院校、各种协会、私人出版社、行业代表大会、合作社、托拉斯和商业机构中以及在宗教问题上进行层出不穷的反苏活动。高校师生争取“自治权”的活动也被列入其中。
　　教授治校一直是沙俄后期各大学孜孜不倦的追求。但来之不易的自治权仅维持十余年，俄罗斯的高校就遭遇无产阶级专政。“职业技术学校及高等学校管理总局”拟定新的“高等院校条例”，对高校原有的自治权加以限制，撤消选举产生的校长，改为任命制，取消高校教师委员会对学校的管理权，由大学生、工会以及“职业技术学校及高等学校管理总局”的代表共同组成高校管理机构，按照阶级原则进行招生。高校还附设工人预科系，对工农子弟入学提供优惠条件，对资产阶级出身的学生数量加以限制。接着，当局又通过改组，摧毁了一些人文院系，逼走了部分教师，同时怀揣谠员证的红色教授渗透了进去。
　　而“乌克兰反苏教员与社会活动家名单”囊括了哈里科夫和奥德萨仅有的几所高等院校的教师——从教授到助教，还包括哈里科夫理工学院校长、人民教育学院两任校长和医学院两位副校长，基辅名单则主要是医生、工程师、律师等专业人员。
　　由此看来，反苏活动似乎遍地开花，无孔不入。这不禁让人好奇,一个新兴政权面对如此汹涌的反对浪潮，却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是代表人民的合法政权，这需要何等强大的逻辑！当然，气壮乃源于手中强大的武器——国家机器，而反对者却只有一张嘴和一支笔。

　　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不搞大规模清洗也不可能了.不过当年苏联刚立国,列宁政权还有必要考虑一下国际影响,也是为了以后向世界输出革命,如果没有各国知识分子的参与是无法想象的.1922年5月,全俄共200多位在国际上知名的知识分子,分别乘两艘德国船“哈肯船长号"与“普鲁士号”离开苏联。对新政权的不妥协，让他们最终失去了自己的祖国，走上颠簸的异乡流放之路.
　　其他那些没啥知名度的就倒霉了,大清洗很快展开,学校成了殡仪馆和停尸房对口单位,“教师会议现在几乎成了给我们的同事开的追悼会"。有一次，在结束这样一次会议时，一位大学的校长对与会者黑色幽默了一下："先生们，我诚恳地请求你们不要那么快死。你们去另一个世界，给自己找到安宁，但给我们造成多少麻烦啊。你们知道吗？要给你们保证棺材有多困难，没有马匹运你们的遗体去墓地，为了你们的安宁掘一个墓多贵呀！请首先想想自己的同事，争取尽可能地拖延时间吧。”
　　索罗金在《漫长的旅途：自传》中有“殉难者名录”及“新的屠杀”两节，集中记叙了知识分子的死亡：各种各样的自杀、疾病、羸弱，以及十种死刑。“今天看到还活着的朋友，明天可能就是死人了。”索罗金写道，“对新社会的建设者来说，人们成群地像苍蝇一样自然死去还不够，红色恐怖机器在不停息地运转。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全国的尸山每天每夜都在增高。”他还写道，“每天逮捕如此多的人，修道院和学校都被改成监狱了。早上谁也不知道自己到傍晚是否还是自由的。离开家时谁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他是著名的社会学家，重视统计数字，他写道：苏维埃俄罗斯四十七个省人口缩减了一千一百万。
　　列宁躺进了红场,接班人斯大林显然还要疯狂,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侦查员进行极端残酷的审讯的办公室里，安装着一个直通斯大林办公室的传声器。隐身幕后的斯大林嘴里含着烟头，贪婪地听着按他预先规定的程序进行的审问，得意地搓着双手，不时露出无声的微笑。在臭名昭著的莫斯科审判前十余年的一个夏天的傍晚，斯大林在别墅阳台上向他当时的盟友加米涅夫和捷尔任斯基酒后吐露真言，说他一生最大的快事就是准确地找定自己的敌人，周密地做好一切准备，狠狠地加以报复，然后就去睡大觉。
　　以后捷尔任斯基杀人前先念叨一句:"为了让斯大林同志睡个好觉.....".

花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中）






　　苏联的一幕很快在中国同样上演,拱产国际的指示"一麻袋一麻袋"的到达上海,在苏联特派员指导下搞出来的一系列的起义,暴动,无不惨烈异常,这些起义和暴动的都以“杀人、放火、抢物”为目标，提出了“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对地主实行肉体消灭”、“鼓励自由杀人”、“奖励焚烧房屋”等口号。于是，许多商人、小业主和没有按时交出地契的农民以及执行烧杀政策“不坚定”的干部，都有可能倾家荡产、人头落地。1927年11月，为了对抗国民谠提出通过减租来实现土改的方案，中拱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中国现状与拱产谠的任务决议案》。其中提出“土地革命的口号应当是：完全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由农民代表会议自己支配给贫农耕种”。该决议案表示：“本谠坚决反对用减租、没收大地主、打倒劣绅恶地主等改良主义的口号，来替代上述的革命口号，本谠应当努力使农民暴动有民众式的性质，极端严厉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反革命派，即使在很小的游击战争之中也是如此。”
　　苏联的报特别表扬了一下澎湃同志：“有阶级觉悟的海陆丰的农民，……对于豪绅地主及一切反动势力之尽性搜捕杀戮，……他们完全站在阶级观点上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这种情景在海丰方面，尤加倍的彻底。所以在海陆丰境内，可以说差不多没有一个豪绅地主的踪影了".
　　1930年6月，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做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认为中国革命运动的高涨已经不可避免，中拱最主要的任务，除了建立红军之外，就是集中精力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强调，为了对付富农破坏土地革命的阴谋，谠应该“没收一切地主、教堂寺院以及其它大私有主底土地，并把这些土地交给贫农中农去平均分配，来与富农底企图”作斗争。决议案还要求“谠应该宣传土地国有这个中心口号”.顺便说一句,历史上所谓“立三路线”，就是这一决议案的产物.但是拱产国际却出尔反尔，把责任推到李立三身上。
　　这个决议毫不掩饰地说：“我们在目前还应该尽量宣传‘土地国有’的口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刚刚成立，就迫不急待地提出这样的口号，说明所谓土地革命根本不是想让贫苦农民得到土地，而是要以“国有”之名，行独霸土地资源之实。两年后，拱产国际发现这个口号太露骨太过分，才提出“只有在苏维埃革命在国内重要省份中获得胜利后，只有在农民基本群众拥护国有土地后，我们才能实行土地国有”的政策.
　　各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主要是对内的,首要目的就是肃清隐藏在红军和根椐地里的特务,内奸,反革命和托派分子,投降派分子,革命意志不坚定分子.......对外的是周在上海创立的中拱特科.谠中央到达江西苏区后,毛被夺权被迫靠边站,邓发被周收入麾下,一个是江西国家政治保卫局是邓发一手组建起来的,换别人指挥不动,还有一个就是邓发有一个特点,谁是上级他就听命于谁,执行上级的命令,他可以做到六亲不认,连周也不得不佩服.遵义会议后,洛甫不太放心曾是最高"三人团"之一的周是否可靠,又把邓发连同政治保卫局交给王和毛来掌管,等于夺了周的一部分权,毛是邓发的老领导,俩人曾经合作的相当愉快,这下等于毛又掌控了这架恐怖的机器.
　　政治保卫局也有过一段为红军筹款的光辉历史,在拥有军队之前，中拱的活动经费主要来自共产国际，因此当时的农民运动只要能够杀掉"土豪劣绅"就算达到目的了。但是拥有军队之后，开支骤然增加，而苏俄又不可能提供大量经费。所以这笔开支就需要自己筹措。要解决这个头痛的问题，国家政治保卫局制定了绑票勒索和放火烧房这两个土政策来救急。陈在《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说：朱毛领导的部队每月至少需要五万元左右，这笔巨大的款项主要是靠勒索地方豪绅得到的。一开始，他们是通过绑票来实现这一目的，但由于红军声势浩大，豪绅们往往闻风而逃，所以要想绑票也比较困难。然而“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红军捉不到人，便在房子上打主意。他们根据房屋的好坏，贴上“值百罚一”的条子，即价值一千元的房子罚款一百元，如果在两天之内交不来罚款，就烧掉房屋以示惩戒。这样一来，许多人为了保住房子，只好乖乖地把钱送来.
　　此外，政治保卫局还有“挖窖”、“奖励”等筹款办法。前者是说红军每到一个地方，都要从当地绅士的房子内挖出许多金银财宝和枪支弹药，后者是鼓励老百姓告密，以便找到隐藏的绅士及其财物。陈还说，如果豪绅们把财物藏在地下，他们就想方设法寻找痕迹，实在找不到，就在室内倒一盆水，根据水渗透的快慢来判断下面土质是否疏松，是否动过。这样做往往能找到许多现款或金银首饰，因此陈在报告中说这种“筹款秘诀”很有效力，红军的经济大批靠这个方法来解决.
　　政治保卫局主要就是用来搞肃反，1931年11月中旬，张国焘根据中央的指示信，下令将红一军军长许继慎勒死在河南新集政治保卫总局机关的一间房内。同时遇害的还有周维炯（被用乱棍活活打死）、王培吾等。曾经威震敌胆的红军杰出将领许继慎就这样含冤离开了人间，年仅30岁。他的夫人王望春是十二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遭到严刑拷打后被抓发砍头，年仅20岁。王望春的哥哥王鄂峰（黄埔三期生，原红十二师参谋长）也未能逃脱。从9月13日到11月中旬，逮捕杀害的红四军中的高级干部就有：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皖西军分会主席姜镜堂、秘书长陈翰香、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红四军十师副师长程绍山、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四军参谋主任范陀、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红一军军长许继慎、第十二师政委庞永俊、副师长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十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参谋主任柯柏元、副师长程绍山、参谋长潘皈佛、第二十八团副团长丁超、政治委员罗炳刚、第二十九团团长查子清、政治委员李奚石、第三十团团长高建斗、政治委员封俊、第三十二团政治委员江子英、第三十三团团长黄刚、王长先、政委袁皋甫、第三十四团政委吴荆赤、第三十五团团长王明、红十二师参谋长兼红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第三十八团政委任难，以及十二个团的政治处主任等人相继被害。

花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下）






　　根据地的早期著名领导人也未能幸免，这其中有鄂东北特委书记徐朋人，红4军政治部秘书长王秀松，红11师政治部主任曹学楷，红四军警卫团长戴克敏，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舒传贤，红10师师长陈奇，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文教委员会主席陈定侯，麻城县武装总指挥王宏学，鄂豫边特委委员郑新民，六安县指挥长毛正初，麻城县委书记雷绍全，中共皖西北特委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方英。上海中央表示赞赏，并将鄂豫皖的所谓肃反经验加以肯定和推广，使之对其他革命根据地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1933年6月，红二十五军第一任军长邝继勋，1935年，红色特工胡底在红军长征途中惨遭杀害，1935年8月红四军军长曾中生。
　　夏曦搞的湘鄂西根据地“大肃反”，他把3万多人的红三军，肃成了3000人，出现枪比人多的怪现象。夏曦和毛是老乡加校友，可能两人在搞比赛。。。
　　1934 年6月中旬，五次反围剿无法打破，国军包围日益缩小，中央红军最高领导层决定突围。为了保密，政治保卫局进行严密整肃。政治保卫局权力无边，常常一句“保卫局请你去问话”，就将人带走。被传去者，多数就此失踪，毋须宣布任何理由与后续消息。这一时期，被撤职审查的干部士兵达数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设立十多个收容所。为处置这一大批“动摇干部”与“反对阶级”，在瑞金北面与云都交界的大山深密处，设立特别军事法庭，离开法庭 150码，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便是万人坑。所谓审讯只是一句话：“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然后押着犯人到坑边，一刀一脚，完工齐活。更“艺术性”一点的，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后再动刀踢入或干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烦。
　　红军长途行军时，必派出由政治保卫局人员组成的收容队与后卫警戒部队同行，落伍官兵如无法抬运，便毫不留情地击毙，以免被俘泄密。红军中除了政委与政治部主任，各级红军指挥员不仅不知道政治保卫局有卧底，早已密布全军。而且不知道身边警卫多数都是经过政治保卫局培训的特卫，时刻监视，随时可对自己“动手”。百色起义主要领导人、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北伐虎将、广西国军最高长官），就是被跟随多年的心腹卫士林某击毙，林某就是奉命监视李明瑞的特卫。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红军第二步兵学校校长林野和妻子都是被特卫消灭，林野其妻是上海大夏大学毕业生，刚来苏区就遭不幸。政治保卫局内部也互监互督，没有人受到绝对信任。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高级干部也人人自危。

　　介绍了当年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究竟是个"什么得干活",也是为下文做铺垫.根据地设立的这个机构,完全山寨自苏俄,连所有人员佩戴的牌牌上的洋文,也是俄国"格伯乌"的头三个字母.毛掌控了它,红军中下级指挥官,就再也没人敢在言论中议论毛了.

回复

哪里有穷人，哪里就有红军需要的兵源！红军长征所走过的应该说是中国最贫瘠的地区，在这些地方，吃饭穿衣对贫苦人来说是头等大事。谁能让他们吃饱饭有衣穿，就足以让他们感恩戴德并为其卖命。长征中的扩红宣传已经成为红军的战斗方式之一，几乎是如影随形，无处不在。他们所到之处，大写标语，红的、白的、蓝的，一个个方块字格外醒目。标语的内容一般是，‘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卖国贼！打倒帝国主义！’‘苏维埃是中国的希望！’‘不交租，不还债！’不仅如此，红军宣传队还编出非常多的扩红文艺节目到处演唱，比如《送郎当红军歌》：“送郎送去当红军……大家都光荣！……送郎送去当红军，英勇上前杀敌人，人人都尊敬……送郎送去当红军，你若开小差回家庭，我与你离婚。”“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打倒土豪分田地，要耕田来有田耕。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红军上下都一样，没有哪个压迫人。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买办豪绅反动派，杀他一个不留情。”

　　除了漫山遍野的标语之外，其他宣传方式如唱歌、喊口号、开群众大会等都面临如何吸引民众注意力的问题。不是站在大街上吹拉弹唱老百姓就会买账的，需要红军搞多种多样的其他方式把他们吸引过来，才能真正有效。有老红军回忆：“我们还采取了一个老办法，请贫苦农民吃饭。那时候请吃饭很简单，用地主家的粮食做一大锅饭，杀上地主家一口猪，烧一大锅菜，请老百姓自带碗筷来吃。穷苦人家听说红军请吃饭，男女老少带上碗筷都来了。我们的炊事员一边给群众端饭，一边做宣传工作。听了我们的宣传，有的穷苦农民当场就悄悄向我们反映情况，有的还自告奋勇给我们领路去打土豪。打了土豪，我们又把衣服、粮食分给群众。这样，接近我们的群众更多了。有的要求当红军，有的主动给我们送情报，告诉我们，哪家地主最坏、最富，使我们打土豪的目标更准了。群众发动起来后，我们招收了不少新战士，还组织起一百多人的地方游击队。后来，又动员他们编到我们团当了红军。

>>花絮：大跃进与茅台酒　　当年的贵州省是西南地区的一个最落后贫穷的省份，交通不便人烟稀少，“地无三尺平...

以前是看到说腊肉喜欢茅台酒，就是大饥荒也没有减产，这算是看到的关于这段历史比较详细的记录。

红军进入贵州后，也面临着人员损耗太大，要继续大量补充新兵的局面。扩红又被当成了头等大事，这关系到红军能不能生存下去，哪里有穷人，哪里就有红军需要的兵源！红军长征所走过的应该说是中国最贫瘠的地区，在这些地方，吃饭穿衣对贫苦人来说是头等大事。谁能让他们吃饱饭有衣穿，就足以让他们感恩戴德并为其卖命。长征中的扩红宣传已经成为红军的战斗方式之一，几乎是如影随形，无处不在。他们所到之处，大写标语，红的、白的、蓝的，一个个方块字格外醒目。标语的内容一般是，‘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卖国贼！打倒帝国主义！’‘苏维埃是中国的希望！’‘不交租，不还债！’不仅如此，红军宣传队还编出非常多的扩红文艺节目到处演唱，比如《送郎当红军歌》：“送郎送去当红军……大家都光荣！……送郎送去当红军，英勇上前杀敌人，人人都尊敬……送郎送去当红军，你若开小差回家庭，我与你离婚。”“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打倒土豪分田地，要耕田来有田耕。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红军上下都一样，没有哪个压迫人。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买办豪绅反动派，杀他一个不留情。”
　　除了漫山遍野的标语之外，其他宣传方式如唱歌、喊口号、开群众大会等都面临如何吸引民众注意力的问题。不是站在大街上吹拉弹唱老百姓就会买账的，需要红军搞多种多样的其他方式把他们吸引过来，才能真正有效。有老红军回忆：“我们还采取了一个老办法，请贫苦农民吃饭。那时候请吃饭很简单，用地主家的粮食做一大锅饭，杀上地主家一口猪，烧一大锅菜，请老百姓自带碗筷来吃。穷苦人家听说红军请吃饭，男女老少带上碗筷都来了。我们的炊事员一边给群众端饭，一边做宣传工作。听了我们的宣传，有的穷苦农民当场就悄悄向我们反映情况，有的还自告奋勇给我们领路去打土豪。打了土豪，我们又把衣服、粮食分给群众。这样，接近我们的群众更多了。有的要求当红军，有的主动给我们送情报，告诉我们，哪家地主最坏、最富，使我们打土豪的目标更准了。群众发动起来后，我们招收了不少新战士，还组织起一百多人的地方游击队。后来，又动员他们编到我们团当了红军。
　　贵州到处种植鸦片，少数民族吸毒成瘾，变得痴呆，丧失劳动能力。他们住的是用泥土和茅草、木板条盖的房子，屋顶盖着稻草，男人只在下身系一根遮羞的布带，有些少女连这样的布带都没有，赤条条地在地里干活，当地农民几乎都是赤贫如洗。在贵州黔大毕地区“流传着这样的歌子‘羊毛擀毡子，洋芋野菜过日子，要吃苞谷饭，除非老婆作月子，要吃白米饭，除非二辈子。
　　就是吸毒的少数民族兵，红军也要，而且按时为他们提供鸦片，只要他们肯上阵打仗。
　　有人回忆“我们看到青年小伙子，就拍他们的肩膀说：‘参加红军吧，红军里头有饱饭吃。’许多青年人想，与其在家吃了上顿没下顿，过了今天想明天，当时还有一支《红军政策歌》：“上等人差我钱，中农其照闲，贫农跟我走，每月有几块钱。”这足以说明吃穿钱财才是当时红军吸引民众当兵的最主要方式。 ‘你们本身都是穷人，红军就是为穷人的，可是光靠我们这几个人怎么行，大家一起干才行，你们要是不参加，以后还要受压迫。红军吃的好，穿的好……'，民众想当红军，更多的是因为能吃饱饭，能有钱花，能不再饿肚子，至于阶级觉悟和革命思想，那是鬼话。
　　元气大伤中央红军在1935年2月云南扎西（今威信）整编时，扩红3000余人。扎西是鸡鸣三省之地，1935年1月上旬中央红军一占遵义期间，利用宝贵的十余天时间，仅在遵义就扩红4000余人。、再占遵义时，到周边各县又扩充了2400人的补充。
　　在少数民族地区，只有争取少数民族加入红军，除此没有其他兵员，红军先遣队宣传队被一批批的派去。效果不大。后来改成了争取上层头人土司的支持，方法就是宣传红军将帮他们建立自己的政权，把国民谠反动统治从贵州赶出去，送他们一批枪和鸦片后，红军大受欢迎。扩红在少数民族地区获得了成功，
　　但由于生活习惯的问题，少数民族青年很少能在红军中坚持下来，由于长期过原始散慢的生活，彝民青年参军以后，也不顾红军的组织纪律，行军路上看到小摊贩的东西就拿。部队天天行军打仗，对这些彝族战士实在没法管，也没时间管。后来彝族战士觉得生活不习惯，跟着红军没走多远，许多人都陆续“回家”了，最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下十几个人。甚至生性嗜酒的彝族人加人红军的第一句话是：“给酒喝。没得酒喝，不当红军！”红军战斗激烈时，让他们上前线去冲锋，全嚷着要喝酒，给了酒就全喝趴下，根本没办法打仗，指挥员气的够呛，语言又不通，就是拉几个去枪毙，其他的依然很淡定从容。。。
　　红军在贵州扩红，两条腿的都要，还收编了许多“神兵”，黔东北人民，因地处黔省边偶，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历来经济贫困，迷信鬼神，把摆脱贫困的希望，寄托在“神仙”、“真命天子”来拯救的观念上。便托“神”的作用，反对暴政，一地牵头，各地响应，在黔东北形成了轰轰烈烈的神兵运动。其特征：一是设神坛，封神将，喝神水，练神功，倡导者为大佛祖，其它封神将、神兵，封为神将的有男有女。凡是民间有深远影响的古代名将和传说中的神仙，都成为神将名目，成为神兵统帅。男的称为“怀远将军”、“老令公”、“六郎”、“练兵元帅”。女的称为“老令婆”、“樊梨花”、“穆桂英”、“张七姐”、“何仙姑”。设神坛，喝神水，凡入神坛，喝了神水就成为神兵，神兵服从神将统率。二是神兵坚毅勇敢，勇往直前，具有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精神。“神兵有神护体，砍不进，杀不进，一刀砍个白印印”，平时练兵是这样喊，战场上拼命亦是这样喊。“闻其声而知其形”，先声夺人。三是神兵内部有铁的纪律，神兵喝神水前都要在神坛前拈香盟誓：“不贪色，不贪利，如果贪色贪利，香头落地，人头落地，砍下香头，明心表志。”四是互通情报，互相支持，密切合作，团结奋斗，共同对敌。 曾有黔东2000多神兵先后两次攻打县城，神兵舞动白晃晃的刀叉，跳跃奔驰，勇猛奋进，似入无人之境，但以肉体对付敌人枪弹，终不能支，只好边打边退，先后被“反动”贵军残酷镇压。
　　这“神兵”和红军有的一拼，红军信的是西方“马”神，双方除了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之外，可能还有点相见恨晚，黔东神兵首领向黎民就率50余神兵兄弟走出深山投奔红一方面军教导师，后将其中的40余人编入教导师特务连。
　　红军在贵州扩红不少于一万余名，当初红一方面军刚入贵州有三万多兵力，四万多人打到渡过乌江时，就剩了两万多一点，减员一半以上。除了战斗惨烈这个原因外，红军非战斗减员也相当大，一个是野战军在贵州高原不断来回高速行军，何况又是最寒冷的二三月份，有时找不到遮风避雨的宿营地，只能宿在雨雪交加的野外，还遇上个征集不到足够粮食严峻局面，再加上缺医少药，有些生了冻疮的战士，最后大面积溃烂开来，一路走一路不断有人倒下，为了不暴露红军行踪，（出发前严格保密，行动时封锁消息，部队调动很多都在夜晚进行，注意隐蔽，对部属只告知每天的行进路线和宿营地）行军队伍后面压阵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收容人员，把这些掉队的只要无法行走的都立即“处理掉”。还有个就是扩红来的新兵，一见红军打仗如次残酷，连枪都不给就让上前线，当年这不还没有搞出那个可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东东枪”思想，来给他们洗脑，所以很多扩红扩来的新兵在行军路上就都纷纷做了逃兵，就是那些苗兵，彝兵也不傻，走着走着拐个弯就少了几个，有时晚上宿营还组队失踪（可能下副本，打BOSS去了）。
　　不过红军也得出了一条宝贵的经验，就是招来的十四五的小鬼兵最可靠，年级越大逃跑的概率越高，这谠中央在苏区时就做过一个调查，可靠性依次为妇女、少儿、青年、中年、老年，十四五的少年经过不断的政治教育，会对部队和教员产生依赖感，行军离开家乡一远，就死心踏地的跟着队伍走了，也可能他们找不到回家的路，而且打起仗来也非常勇猛，一点不亚与那些坚定的红色老谠员，这个传统一直被保留到现在，现代招兵也以十六七的农村兵为最佳，大点的不太好教"招的最多的到是贺胡子和夏曦的红二方面军,这"神兵"组织在西南各省,是个拥有会众几十万的跨区域超大型民间自发性团体,如果能把他们全忽悠进红军,非让谠中央爽呆不可.让他们朝那里冲就朝哪里冲,刀山火海都不怕.这批人打起仗来个个都奋不顾身,勇往直前,仿佛如下山之猛虎,过江之猛龙,真是一群无产阶级好凶弟呀!不但苦大仇深,而且都拥有了"不怕死,不爱钱"这么高深的精神境界,这样的队伍除了咱中国,你上哪找去啊?不过这帮人热衷于相互攻来打去,都把自己的地盘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地.
　　二方面军也是下了大力气来"挽救"他们教育他们,让他们化私仇为公疯,赶快参加到工农红军的革命队伍里来,一起去拯救全世界解放全人类,多美!.二方面军接连派出无数联络员宣传员,去神兵队伍里做工作,讲政策,拉关系,套近乎,为他们指出搞错革命的方向,是必然要失败的,文告如下:"亲爱的神兵同志们!当年有位唐僧为了帮助民众寻求真理,不惜历经千山万水,坚难险阻,去西方取回真经,修成正果,现在,西方的苏维埃同志亲自为我们送来了"红色"真经,这是一本穷人得解放的经......现在全中国的工农劳苦群众，在中国拱产谠领导之下，出现了新的斗争方法，这就是苏维埃革命运动。苏维埃革命的任务和方法是甚么呢？第一、苏维埃革命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谠军阀；第二、苏维埃革命彻底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维护工人农民自己的利益。最重要的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农民和兵士；第三、苏维埃大家举出代表成立自己的政府，并且组织工人农民的军队，就是红军；第四、苏维埃是个农民、贫民、兵士的政权，也就是工农坚固的联合团体，最为坚固，并且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苏维埃联合。
　　我们相信神坛里的同志，必能接受我们的意见。因为你们大多数都是穷人。即有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的分子，只要愿意赞助工农群众斗争的发展，亦必可与我们合作，因此我们希望各地神兵随时派代表来同我们接洽，商榷一切，我们誓以诚意与你们建立亲密的革命的联合。
　　二方面军拉了几千神兵参加了红军,队伍几乎扩大一倍,这才有了底气和国军接着周旋

有些事还是有迹可寻的,苏联在中国先后扶植起国拱两谠,原本就想利用这两谠建立一个亲苏政权,做为苏俄的东方屏障,斯大林想让直接听命于莫斯科的中拱完全掌控国民谠,但没成功.国民谠北伐一半就开搞清谠,还和苏联变成了冤家对头,苏联最怕的就是国民谠和日本结盟,一起联手抗俄,当年的苏联可还没发展成苏修帝国主义,怕日本怕到有点神经质,这不出了国门全都是敌人,，，，日本皇军搞了个9.18事变,占领了东三省,却也把俄国老毛子吓了一大跳,，斯大林同志赶紧跳出来指示中拱:"9.18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集团瓜分中国、进攻苏联的先声，工农红军应该暂时离开中心根据地，打到外线去，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用武装來保卫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
　　孝子贤孙连忙大刷标语,给斯大林同志打气壮胆------打倒土豪劣绅, 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赤色恐怖,推翻国民谠統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武裝保卫苏联, 打到外线去,响应国际事变。
　　于是1931918事变后两个月，1931年11月7日苏俄的国庆日，毛主席在拱产国际的指示下,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日本一看急了，我保卫铁路和日俄战争权益武装维权，你们趁机搞分裂破坏中华民族的大一统，结果在1932年3月1日成立满洲国，争取国际法理认同和支持。完了，中华民国眼看要成了三国鼎立,

苏俄侵吞中国领土,第一步就是先弄个傀儡国出来,在中华民国的领土上一连搞出了俩,"乌梁素海人民共和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后这些地方也就成了苏联实际占领区,不过孝子的历史书上说它们当年可真太幸福了,先一步进入了社会主义,投入了苏联那温暖,光荣的怀抱....真实版就是,蒙古被苏联占领后不到十年,人口减少三分之一,十万在蒙汉人被集体屠杀.

　　这就是俄国人干出来的好事,蒋领导的国民政府,于是把江西红军当成了首先台独份子要去除的"毒瘤",先要搞掉这个国中之国毛泽东建立的中华苏维埃。

1935年3月末，钱壮飞随军长征到达贵州省黔西县第七区（现属金沙县），为侦察南渡乌江路线只身进入黔西县沙土区长坝乡梯子岩一带附近的丛林，随即失踪，后被判定为牺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钱壮飞同志墓址位于贵州省毕节地区金沙县后山乡张家垭口，被国家安全部和贵州省委、政府命名为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和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毛要打击周,很快邓发就找出了"坏人",而且是条大鱼.这位是周的铁杆下属,号称三个红色特工之一的钱壮飞,在江西苏区,他曾是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大楼的设计者。钱壮飞还一方面负责政治保卫工作，一方面又与胡底等人筹建了八一剧团，编排并出演了多次话剧。长征中,钱历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中革军委总参谋部二局副局长, 1935年遵义会议后升任总政治部副秘书长. 当年有两个情报系统并存,中央特科和中革军委的总参情报科,以后发展成了中情局和军情局,毛49年后也经常通过总参情报部(军情局)了解各地状况,特别是66年后各地武斗的情况.
　　钱壮飞只对周负责,打击他就是打击了周.钱确实也说过:"都什么时候了,还搞罗曼蒂克...".就一句话,为自己惹来杀身大祸.杀钱确实震惊了周,也使他对洛甫起了恨意,钱曾经救过周和上海中央一帮谠内同志的命,他对谠是忠诚的,周当然明白是毛在使坏,但要不是洛甫点头,谁敢杀钱,周隐隐约约感到,洛甫一定成不了大事,作为一个掌握中央实权的总书记,他居然会被别人利用当枪使.
　　1935年4月1日,钱壮飞在长征路上失踪,当然不可能是被国军飞机炸死,砸死到还有点可能.这也是国军飞机当年使用的炸弹和航空汽油自己不能生产,全靠进口,红军窜进贵州后,民国空军的炸弹已经扔光遒了,从西方紧急采购的军火还没运到上海,所以也只能派出侦查机升空转转,这些侦察机飞行员也挺搞笑,飞机上天前在机翼上先绑上两块大石头,飞出去见到红军队伍就赶紧俯冲下去"轰炸",不过很难击中目标,也就能吓唬吓唬狂奔中的红军.

为了引进欧洲一流军事工业,创建民国现代化国防体系.1937年5月,蒋介石特派孔祥熙为参加英皇五世加冕礼的特使，顺便出访德国,蒋希望德国能援助中国建立一些大炮,坦克,飞机,大型弹药生产工厂.蒋为啥不去找英美,而去找德国.这和希特勒有相当大的关系。
　　希特勒在自传中描述童年在维也纳的生活时，曾经提到过，在自己贫困潦倒时受到过一家旅居奥地利的中国家庭的无私帮助，这个张姓家庭曾无偿的一次提供给他500奥地利帝国先令作为他的学费和生活费用，还常常邀请他到家里吃饭留宿。当知道希特勒有很好的绘画天分时，这个善良的中国家庭还主动帮他联系了闻名的维也纳大学，希望能资助他进入大学学习。"他们的帮助是无私的，是让人无法忘怀的。"以后希特勒真去了维也纳,开初他只想成为一名画家,而且自信自己的画比那些"骗钱"的所谓大师水平可要高太多了,果然他的画高到无人看的懂的境界,希特勒想把自己的画推销给有钱的犹太人,但没人感兴趣.不幸的希特勒流落街头,饥寒交迫.希特勒对犹太人也彻底恨大了.
　　希特勒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昂!他把杀光所有犹太人,作为自己一生奋斗的目标.马克思当年要活着,他非被盖世太保油炸了不可.希特勒对中国却相当的友好,1936年奥运会，德国出资帮助中国代表团.蒋介石曾向德国派了大量的公费留学生。至于抗战前的大量德国军事援助那就不用说了，直到抗战开始后还不顾日本的强烈反对，小规模给中国军援.日本心想你德国做为盟友能这样不讲原则给皇军"添堵",日本也坚决不搞迫害犹太人,这到让上海的三万多犹太难民幸运了一把.
　　希特勒先后两次会见中国特使孔祥熙,口头答应帮助中国建立几个现代化军事工厂,并密嘱孔不可把这消息透露出去,因为日德是盟国,但希特勒对日本没一丝好感,原因就是日本一战时趁德国无力东顾,偷袭了青岛德租界,希认为日本人一贯就不高尚,爱搞偷鸡摸狗,到还是国民政府里的实力派军人徐树铮,偷偷运军火给青岛德国守军,所以中国人就很高尚,希特勒表示德国人民是讲感情的,不会忘了旧恩.
　　孔祥熙很兴奋,拍了封电报回国,报告出访获得重大成就,德国答应无偿援助中国建立坦克工厂,这封电报居然没几天在苏联的真理报上刊登了出来,日本对德国提出严正交涉,这下德国政府只得出面否认德国和中国有军事方面合作的可能,加上没多久爆发了七七事变,这下中德也彻底不可能再搞军事合作了.
　　不是苏联捣乱,以后内战,国军很有可能开着国产的虎式坦克,豹式装甲车.要是这样,街坊军还不"杯具"的不得了,谁解放谁还真有点难说

>>以前是看到说腊肉喜欢茅台酒，就是大饥荒也没有减产，这算是看到的关于这段历史比较详细的记录。

野史戏说而已大家图个乐，二楼链接有 全部连载，不过也只写到2013年，后来原作者被抓就断了。，你打开看看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延安采访时,写下了这么一段记录;红军在藏区,由于不抢就没有吃的，红军就不得不为了几头牛羊打仗。毛告诉我，他们当时流行一句话叫“一条人命买头羊”。他们在藏民地里收割青稞，挖掘甜菜和萝卜等蔬菜，据毛回忆，萝卜大得可以一个“够十五个人吃”。他们就是靠这种微不足道的给养过大草地。毛幽默地对我说，“这是我们唯一欠的外国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给养。”
　　原来的“三人团”成员之一，德国顾问李德当时也随红一军团行动。在回忆录中他这样描述：“周围根本没有可以买到或者可以从地主那里没收到的东西。不论人家愿意与否，我们不得不拿走所搜出的一切，甚至最后一粒粮食，并且不得不接二连三地派征粮队进山，去逐猎散游的藏民牲畜。我们越往北走，给养情况就越发严重。”
　　长征之初，吃的问题并不突出。出发时大家都带足了干粮，在人烟稠密区获得食物也比较方便。1935年初，红军在贵州猴场过阳历新年的时候，女红军们还炖了一大锅菜，做了糯米糍粑，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中央在晚饭后的篝火晚会上，还从当地杂货店里买来的花生、瓜子享用。此后，红军接连打下了一些小城镇,部队的生活也有了一些改善，吃得饱，吃得好，也有了肉吃。红军在贵州大部分日子过的还不错,行军到了城镇这些汉人多的地方，就立即派人进行调查，查清哪些人是地主、恶霸，然后由地方工作科宣布抓地主，供给部紧跟着就大部分清查物资、没收东西和罚款，把地主、恶霸的粮食、布匹，以及猪、牛、羊、盐等都弄回来，除留下部队需要的以外，带不动的就都分给当地穷人,到了云南，红九军团冒充国军半夜袭取宣威城，没收了一家大土豪的财物。“他家的火腿堆满了几房子，我们这些红军是吃不完的，就是顶有名的宣威罐头也没有拿得完，后来大批地分给群众，有许多贫农一个人分得了两三个火腿。宣城及附近群众争火腿争得非常热闹。"在分粮食时开展扩红,效果比用宣传队要好的多.
　　红军进入藏区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军经过藏民区域时，看到的全都是一个个空荡荡的山寨和村落，沿途十室九空。我们来到一个人烟如此稀少的地方，无房可住，连个问路的人也找不到。见不到人，没有吃的，有时找到的，又是一点青稞，伙夫都不知道怎么做着吃。部队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到处去抓他们的牛羊，不得不想方设法把他们埋在地下的粮食挖出来，藏民觉得红军拿走了他们的财产，也就更加仇视红军。
　　毛儿盖地区有很多喇嘛庙，庙很大，里面有很多菩萨，有大菩萨，也有小菩萨。大菩萨当然是泥塑的，上面涂有金粉;小菩萨是灰色的，上面灰尘很厚，大的有尺把高，矮的只有有寸高，不过做得都很精致，有手有脚。一个司务长跑到喇嘛庙里去看，七转八转的就用手去摸那些小菩萨，最后又用舌头去舔。没想到一舔就觉得是甜的。再舔，还是甜的。好家伙，这可发现了新大陆!他把一些小菩萨带了回来，用水洗，洗完了用水一煮，原来，那些小菩萨都是用面粉做的，很好吃。
　　后来才知道，藏族同胞家中有了喜事、做寿或是生了孩子，就用面粉加上酥油、蜜糖做成菩萨到寺庙里去进贡。日积月累、年复一年，寺庙里的面菩萨就相当多了。这些面菩萨有三、五斤重的，也有一、两斤重的，还有几两重的。土司、头人和有钱人进贡的就大，而穷人进贡的就小。对这些贡在庙里的面菩萨，他们都很恭敬，谁也不敢动一下。后来红军发现喇嘛庙里的牛皮鼓也能吃，实在找不到东西吃的时候，有战士就进到庙里，把用牛皮做的鼓皮剥下来，拿回来用水一泡，煮一煮也就吃了。
　　为了能顺利走过草地，上级要求红军每人准备十至十五天的粮食，大约每人要搞十五斤左右的粮食，还要上交一部分给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因为这两个纵队的首长多，工作忙，没有办法准备那么多的粮食。
　　红军所到之处藏民都逃得不知去向，家里的粮食、物品都藏匿一空。没跑的则集中在喇嘛寺中，持枪,刀,弓箭严阵以待，不许红军靠近,当然也不会有人跳出来唱啥“金珠妈咪呀孤独”.
　　这使红军以往的政策办法全部失灵！但是，粮食必须筹集，这是关系到每个红军士兵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就此，红军有组织的抢粮开始了！在这种情况下,刘被中央任命为筹粮委员会主任,下部队指导工作.
　　这时的谢琼香小姐过得有点惨,跟随中央纵队行军的单身女战士,也被要求自己去寻找粮食.她们为了生存，甚至从牛粪堆里拣粮食吃。女红军钟月林、钱希钧和谢琼香三人在一家藏民宅子里嚼着苦涩的野菜，细心的谢飞发现楼下牛粪堆里夹杂着一些没有消化掉的麦粒。起初她们还有点嫌脏，但饥饿的滋味更可怕。她们顾不上牛粪上还爬着蛆虫，开始拣麦粒，很快就拣了两三斤。她们把麦粒拿到河边仔细洗干净，然后放到锅里去炒，金黄的麦粒就变成了美味的食品。过草地的时候，一位男性红军指挥员曾经提出要用半块香皂来换谢琼香手中的一把熟麦粒，谢飞没有换，而是白送了他一把。
　　刘到了下面,指导红军战士采集藏民地里还没半熟的青稞,于是麦粒还是软软的青稞穗一个一个地摘下来,用脸盆盛着麦粒在火上炒，炒熟了灌在米袋子里，这下红军也算是搞到了一部分军粮.
　　刘工作生活两不误,于是为筹粮正愁得没办法的阿香小姐,撞上了这位提着一大袋粮食,飞马而来的及时雨"刘叔叔",爱情就此上演.
　　甘孜的格达活佛曾经这样表示：“如果红军处境好一些，不会比刘文辉坏，可是它现在穷困，搜刮超过了刘文辉。”活佛的这句话，适当的描绘出当时红军在那一带的真相。“
　　有老红军以后这样说:"因为找不到吃的，只能吃老百姓的东西，不这样做，红军就活不了。所以，在藏族地区，虽然藏民们逃避我们，也打死打伤了我们不少人，但是我并不恨他们，只觉得对不起他们，觉得我们欠下了他们的一笔债。我认为藏族同胞对红军的帮助很大，可以说是藏族同胞挽救了中国的革命和红军。没有他们辛辛苦苦种植的粮食和放养的牛羊，我们就活不了，就过不了草地，就到不了甘肃."

49年，共军已经攻破长江防线，柏辉章的老长官陈诚亲往遵义劝其去台湾。柏说;“我怎么能抛得下这一大帮父老乡亲呢，就听天由命吧！”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四日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柏辉章和蒋在珍被枪毙于遵义风景秀丽的凤凰山南麓鲤鱼田下。。。
　　而柏辉章又是怎么对待红军的呢，一九三五年，柏辉章率领黔军尾随红军进遵义，在郊外高桥抓住了八个掉队的红军，一路捆绑带到了柏公馆门口（今天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大门）老百姓围个水泄不通。柏辉章从大门走出来，让松绑，并大声说：“你们都是江西人，是被骗来的，我现在每人给你们两块大洋，让你们回家。”这八个红军死里逃生，追随红军归队。据说，这八个红军身经百战，都存活下来，以后担任了谠的高级领导干部。

>>以前是看到说腊肉喜欢茅台酒，就是大饥荒也没有减产，这算是看到的关于这段历史比较详细的记录。

戏说野史而已，我转发的是十年前杭州一大神的帖子，，当年凯迪猫眼 热贴 启蒙下义和团 也是他写的品葱里也有转帖，，现在他在写续集，在哪儿我不告诉你，保密，嘿嘿😁

在不断的战斗损耗下，红军兵力不足，在贵州搞出了两种作战模式，一种是朱在苏区就常用的，也就是让部队化装成国军，去偷袭敌军防守的县城。南渡乌江战斗：“三月二十九日下午四时，红一军团一师三团伪装王家烈部队，从金沙县梯子岩达江边偷渡。”还有种就上不了台面了，这是彭首创，偷袭失败后，让部队抓捕一批县城周围村庄里的老百姓，在攻打县城时，让这批人走在前面。县城里的守军都是本地的民团，乡里乡亲都认识，这让他们如何开得了枪啊！
　　这县城基本不攻自破，反动派夺路而逃，包括自卫团、警察队、土豪劣绅、反动分子。红军主要是要进城搞补给，这不贵州荒郊野外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大多数人穷的连裤子都穿不起。红军倒也不追击，这彭大将军搞出来的这一手，让毛赞不绝口，印象深刻。
　　这下明白了吧！梁山泊忠义堂里可都是心狠手辣的，没交过投名状能坐上一把交椅肯本不可能，做人肉馒头的孙二娘排名103，几乎垫底了。

“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插秧队。。”，宣传就是到处刷标语，贴布告。贵州这地方因为贫苦，老百姓普遍不识字，县城里还强点。但有些标语也无人看不懂，象啥“只有苏维埃才能够救中国”，都不明白这苏维埃是个什么东东，红军战士的那拗口的江西口音到让老百姓越听越迷糊了。有刚加入红军的本地汉子不懂装懂：“苏维埃就是外国的陈胜，李自成。。杀富济贫，替天行道，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还有啥“武装保卫苏联”，“帝国主义从中国滚出去”。。
红军连自身都快顾不了啦，还要武装保卫苏联？当然这是宣传，宣传给老毛子看的。这俄国斯大林上台后，就把革命方向转到了国内，要建立一个强大的苏维埃政权，必须先肃清国内一切暗藏的阶级敌人，反动份子，敌对势力。。“新世界将在旧世界的血泊中建成”于是国内革命如火如荼，苏联政权成了绞肉机。这时的苏联最怕外敌入侵，日本皇军发动的满州事变，引起了苏拱的高度重视，认为日本人阴谋大大地，下一步就该轮到苏联倒霉了。
拱产国际电令中拱：“用你们的身体造成一条环绕苏联无产阶级祖国的活的、不可摇撼的壁垒！”，这还不够，老毛子还自己为自己打气壮胆，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德国、法国、波兰、英国、捷克斯拉夫、荷兰、瑞典共产党，德、法、波、英、捷克的工会的革命反对派及赤色工会，赤色职工国际欧洲书记局，少年拱产国际西欧局共同署名发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宣言：“日本的军队又向着苏联的边界前进了………大量的军队正在集中起来，准备进攻苏维埃的中国和苏联。满洲事变是瓜分中国为各个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开始，是反苏战争的序幕，是世界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为此，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必须团结起来开展一致地斗争。”

有一点要先说明，中华民国是讲法律的，任何人未经审判不得定罪，公社革委会就地枪毙更不可能。有些革命书上一讲到老革命，就说他全家老少十余口全死于国民谠反动派的白色恐怖，这不可能。。原因就是中华民国学习模仿的西方司法 ，老革命全家在家乡杀土豪杀劣绅分田地分财产闹暴力革命，拉起队伍攻打县城劫掠四方，你说说，这政府一旦抓获了他们，还能轻判了。比如刘胡兰。

中国红色革命勃发地是农村，往往那些赤脚革命家都是带领整个家族加入革命队伍，一支队伍的骨干也都是他的家庭成员。如毛的一家几乎都参加了革命，连他的堂妹在毛的影响下，也拿起武器,投入了武装斗争,她带领游击队员袭击民团,打击土豪劣绅,炸县衙,破坏敌人的通讯设备,行动神出鬼没,敌人闻风丧胆,成了闻名四方的“女游击队长。” 她还处决了省议员、大土豪赵水生和劣绅李善等,有力地支援了井冈山斗争。以后不幸被捕，1929年8月20日英勇就义于衡山县城南马庙坪,享年24岁。国民谠发布的处决公告上，被其亲手杀害的不下六十多人，厉害呀!
而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也就枪毙了一百多人。。假如这位堂妹不死，毛建国后各位就自己琢磨琢磨吧。

　　中国红色革命在最初阶段，要比其他那些信仰拱产主义的国家更激进，更血腥！那些连字都不识得几个的农会会员红色战士。对付反动派和压迫者的手段，往往就是开膛破肚，挖心去肝，革命把人性中最恐怖的兽性复活了，马克思把国家定义为一个阶级暴力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一旦这样的国家建立，悲剧也就不可避免。

花絮：半路参加长征的越南人
　　中央红军刚窜进云南，红军指挥部来了个毛遂自荐的朋友，点名要见洛甫，而且这朋友居然还是个外国人。名字也起的挺奇怪，叫洪水，谠的总负责洛甫现在怎么能随随便便见人，万一来的是国民谠特务，帝国主义间谍岂不糟糕。找人一问此人的背景，还真不简单，他是拱产国际东方局的胡志明介绍进中拱的，还是黄埔四期的毕业生，和林彪是同学。这洪水也挺倒霉，在江西苏区讲话一向大大咧咧，口无遮拦。博古在台上作报告，他在下面嘀咕：“这么年轻的也能做谠的总负责，我看他负不了责，他又没上过军事院校能指挥打仗？我瞧他迟早得下台”。。。被人汇报给了博古，博古当然大怒，把洪水职务全免，并开除谠籍。这还是瞧在他的介绍人有拱产国际的背景，不然非拉出去宣布为反革命，一枪毙了或一刀剁了。
　　这不遵义会议上博古下台，洛甫上台后就搞平反，一来提高自己的声誉，二来表示博古不得人心，迫害了一大批干部，所以下台也是必然的。洛甫听完明白了，这人一定是来感谢自己为他平反的，何况自己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拱产国际会不会承认自己这个未经上级同意，就黄袍加身的总负责的地位，洪水有拱产国际的背景，当然就要见一见。
　　陪同接见的没别人，也就刚好在指挥部里的毛。洪水一见洛甫就滔滔不绝，长篇大论开了，意思红军现在既然到了云南，前有围堵后有追兵，那干脆让他带路去越南北方，在那里发展壮大，先帮着越南人民赶走法国殖民者，把越南建成亚洲革命的基地，然后在杀回中国，打败国民谠反动派！
　　洛甫听懵了，毛却听的津津有味，点上烟问洪水：“法国人恐怕不太好打吧，出国作战要搞不好，埋骨异乡岂不悲惨”，洪水：“有什么不好打的，越南多山，只要进去了，法国人就拿咱们没办法”，毛接着逗他“我们红军现在要武装保卫苏联，要打的是日本皇军，你让我们去打法国人，老弟呀，你要犯路线错误了！”洪水反驳：“你的观点完全错了，日本皇军最大的敌人是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所以谁打国民谠谁就是红军的朋友，咱们应该和日本皇军联合起来打击国民谠。。”
　　洛甫听不下去了，问他：“你现在什么职务啊？”洪水：“刚做了三个月连长”。洛甫：“等你做了红军参谋长再来高谈阔论吧！”，洛甫让警卫员将他轰了出去，洪水还不服：“你是什么明君呀，你这是什么态度。。”
　　洪水这次还算运气，洛甫刚做领导不久，还没养成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习惯。毛却对洪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皇军联合起来打击国民谠，有道理。。。”洪水有点愣头青的味道，以后留在了四方面军，他又跑去劝张国焘，于其在藏区穷闹腾还不如进军越南，这还不悲剧了，被张国焘打成“国际间谍”，再次被开除谠籍。他干脆逃出四方面军，一个人靠讨饭讨到延安。张国焘倒霉，他再次平反。不过别急，抗战爆发，他带人抄了阎锡山的老家 ，当时阎锡山的老家河边村正好是洪水所管的一个村。阎锡山向八路军总部递交了抗议书，洪水再次悲剧，又被开除了一次谠籍。也有点不可思议，一个越南人在中国被接连开除了三次谠籍。他还在山西娶了个中国老婆，生的第一个儿子起了个更震撼的名——暴风雨，这名可能有点不吉利，暴风雨出生六个月就夭折了。
　　红军打进云南，这可让云南省主席龙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红军朱总司令和云南方面达成的秘密协定，是红军故意骗骗人的？龙云为了保境安民，不但给了红军大批弹药还有国军电台密码本。这下亏大了，而且有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的感觉，这不国军拍到昆明的军事电报，各项指示命令，红军已经先过目了。龙云赶紧指示部下给国军指挥部发紧急电报，说是抓获了红军的一个报务员，据此人交代红军已破解国军电台密码。薛岳接电根本不信，因为这国军电台密码都是德国人编译的，回电：“德国专家说了，这种编码除了上帝破译得了，现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破译，红军哪有这种人才，不必多虑”龙云急了，给薛总指挥打长途电话：“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信了，请速修改电台密码”，国军坚决不信，就是不改，龙云气摔了杯子。
　　这红军离开贵州进了云南，就像进了两个世界。这云南在西南各省中富裕程度第一，而且还有条法国人修的滇越铁路，这条小铁路在当年可是了不起的成就！1910年3月31日，由越南海防至云南昆明，全长855公里的滇越铁路正式通车。滇越铁路通车典礼在昆明举行，云贵总督李经羲发表演说，称滇越铁路是为“谋公司及滇省幸福”之“伟大事业”，“将来必能交偿文明之愿”。滇越米轨铁路其卓绝的设计和浩大的工程是世界铁路史上的一个奇迹，与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一起并称“世界三大工程奇迹”，云南因滇越铁路的修建一步步打开了闭塞的大门，走向开放，走向现代文明。在这个风起云涌、翻天覆地的时代，中国大多数地方充满着硝烟，云南这个偏僻的地方却悄悄地发展，迅速同世界接轨，并领先进步于国内许多地方。西南各省的农产品，矿产的输出，甚至人员出外都仰仗这条铁路，当年云贵川人员要去北上广，从昆明上火车到海防，然后换船北上，这条铁路的建成确实大大改变了云贵川的交通状况。
　　不过现在很多写书的可能都是日本皇军的转世灵童，对这条铁路恨之入骨。说他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产物，是为了掠夺西南各省的丰富矿产，是为了瓜分中国做准备，而且修路死了几万中国人，简直就是条尸骨铺就的路！
　　修铁路能不死人？何况在深山绝壁之上，这和云南的地貌有很大关系，但也有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当地人认为修铁路破坏风水，震动祖坟。法国工程师不得不数次修改图纸，把铁路修到了无人居住的高山密林中，全程通车，法国人一拱赔付伤残金一千六百余人，死亡抚恤金八百六十余人。
　　谁最恨这条铁路，日本皇军！七七事变后，日本为了逼迫国民政府投降，占领中国沿海各省，于是滇越铁路就成了中国对外联络的唯一通道，国际援华物资大多赖此路进入中国！蒋抗战越打越猛，不但一点没投降的意思，还下令：“有敢言和者以汉奸罪论处”把皇军气的蛋痛，这下日本陷进了中国这个巨大的泥潭，要搞撤军那脸就丢大了，打下去兵力消耗又吃不消。皇军一怒之下干脆占领印度支那三国，心想这下你老蒋成了鸭子死了就嘴硬，国民政府算是和皇军死磕到底了，龙云动用数十万民工，硬是在数月时间，居然修成了条滇缅公路，皇军咬咬牙接着攻下缅甸，但天不亡中国，美国盟友开辟了中印空中航线，拼死为国民政府输血。
　　红军进入云南，蒋总司令也赶紧飞到昆明，就近指挥剿匪。1935年5月，蒋介石携夫人及大批随从来到昆明，除布置反拱军事外，主要是考察云南，也接触下龙云。蒋氏夫妇意外地发现当时的昆明社会秩序良好，整齐清洁，与全国各大中城市相比形象突出。宋美龄写道：“昆明城的街道十分干净整洁，建筑物都是同一色彩，和我们在其他地方见到的那些杂乱的建筑物相比，使人感到更舒服。”“昆明街头的行人已分为左、右两边行走，并以最有秩序的方法往返。”这一文明习俗虽然在今天已不稀奇，但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旧中国街头，却还是非常罕见的。当时的《大公报》甚至把云南描绘成“自然资源的大宝库”，“是有着光明前途的省份之一”。
　　蒋带来了一份中央决议，是1935年4月南京军事委员会提出的，决定采取分步计划禁绝鸦片，总目标是35年到36年为彻底禁绝烈性毒品，35到40年为彻底禁绝鸦片类毒品期限。将川，滇等13地禁烟事务归由军委会统筹处理。云南分三期到1937年秋禁绝。蒋警告龙云，这鸦片不但造就了近代中国的悲剧，有碍民族复兴，还病国害民，但云南省还在种植。。。龙云紧张万分，如实汇报：“自1934年底，云南省政府就开始着手进行分期禁烟，但阻力很大，很多山区民众除了种鸦片，无任何其他生活技能，而且有数县禁烟委员被愚民殴毙，包括二位县长。”蒋最后勉励他几句：“禁不禁得了就看你做为一个主政者的决心有多大，要令行禁止，别忘了你是国民政府任命的省主席。。”
　　但云南的发展确实和龙云密不可分，有他的功绩和辛劳。 龙云主政云南，在兴办企业、推动税制和金融改革之余，还注重发展教育，建设出了名副其实的“新云南”。龙云在1931年提出并开始实施一系列建设新云南的工作，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实行了整顿和改革。龙云大刀阔斧，锐意改革，政绩显赫，赢得云南广大民众拥护支持，成为各界官民崇敬之偶像。
　　但也有搞过头的地方，龙云推崇现代化，在昆明率先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并把电话线铺设到了云南各县城，这个当然要赞叹一下，大力修建公路，使通往省外的公路多达6条，分别为：滇黔公路、滇康公路、川滇西路、滇川东路、滇桂公路、滇康公路，这个也木有错。但是，他在云南大建飞机场就有点过了，也就是想法太超前了，由于云南山高谷深、江河纵横，云南民众深受交通不便之苦。于是云南省主席龙云提出，以巫家坝机场为中心，建立省内航空网的主张，全省很快就建成了二十二个机场，但所购两架飞机不适应高原飞行，只到大理、楚雄送过几次信后就停止飞行了。但龙云敢说敢干，独立建设云南地方空军，很快置了教练机、战斗机和轰炸机20多架，将云南空军扩充到一个混合大队，下辖一个歼击中队，成为当时压倒附近几个省的一支强大空军。
　　1930年，龙云派出“碧鸡号”开往杭州西湖参加博览会。当时国内一般飞机的长途航程是四个小时，“碧鸡号”经过改装，在机翼下增设附油箱，由李嘉明、陈栖霞轮流驾驶，从广州北海直飞西湖，创造了全国安全长途飞行六小时半的最高纪录，被国外数十家媒体报道，受到国民政府的通令嘉奖。
　　而且云南培训出了第一位女飞行员，飞天神女就此诞生——吴琼英成为中国第一名驾机单飞的空中女杰，被龙云亲自授予中尉军衔。再以后，抗战爆发后，云南各机场陆续启用，飞虎队就不提了，也成了抗战中中印交通线不可或缺的起降机场，这龙云真是个人才，不得不严重表扬一下，1939年，中国第一飞机制造厂、中央机器厂等军工企业相继南迁昆明，经过精心研制，制造出我国第一架同轴反旋转式直升机“蜂鸟”号，其顺利升上蓝天填补了我国直升机制造业的空白，创下中国飞机制造史之最。“蜂鸟”号的升空，是中国直升机制造业的起点。
　　龙云在云南的建设成就，是有目共睹，令人振奋的，如果这位朋友能“独裁”统治到现在，估计云南早县县通飞机，村村通地铁了。不过他在首次莅临昆明指挥剿匪的蒋总司令面前还是毕恭毕敬，诚惶诚恐，云南只是中华民国的一个边疆省，它的发展当然离不开中国这个大环境，而此时的中华民国，正在进行艰苦卓绝，凤凰涅槃的“黄金十年”。

洪水一见毛就滔滔不绝，长篇大论开了，你们红军现在既然到了云南，前有围堵后有追兵，那干脆让他带路去越南北方，在那里发展壮大，先帮着越南人民赶走法国殖民者，把越南建成亚洲革命的基地，然后在杀回中国，打败国民谠反动派！
　　毛听的津津有味，点上烟问洪水：“法国人恐怕不太好打吧，出国作战要搞不好，埋骨异乡岂不悲惨”，洪水：“有什么不好打的，越南多山，只要进去了，法国人就拿咱们没办法”，毛接着逗他 “我们中国红军现在要武装保卫苏联打的是日本皇军，你让我们去打法国人，老弟呀，你要犯路线错误了！”洪水反驳：“你的观点完全错了，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赤旗插遍全世界，日本皇军最大的敌人是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所以谁打国民谠谁就是红军的朋友，咱们应该和日本皇军联合起来打击国民谠。。”
毛对洪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皇军联合起来打击国民谠，有道理。

越南无产阶级革命者洪水有点愣头青的味道，留在了四方面军，又跑去劝张国焘，于其在藏区穷闹腾还不如进军越南，这还不悲剧了，被张国焘打成“国际间谍”，再次被开除谠籍。他干脆逃出四方面军，一个人靠讨饭讨到延安。张国焘倒霉，他再次平反。抗战爆发，他带人抄了阎锡山的老家 ，当时阎锡山的老家河边村正好是洪水所管的一个村。阎锡山向八路军总部递交了抗议书，洪水再次悲剧，又被开除了一次谠籍。也有点不可思议，一个越南人在中国被接连开除了三次谠籍。他还在山西娶了个中国老婆，生的第一个儿子起了个更震撼的名——暴风雨，这名可能有点不吉利，暴风雨出生六个月就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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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絮：民国的工业和教育




　　有一种说法，旧中国一穷二白，连火柴都不能造。民国不能造火柴？难道当年老百姓点灯煮饭全用打火机？当年生产火柴的厂家不少于150家，中国所生产的第一台重型柴油机、第一辆汽车、第一家车床制造厂、第一台万能铣床、第一架投入使用的飞机、第一艘万吨轮，，都是在民国！军事方面，啥机枪，迫击炮，高射炮都已经开始国产化，，，1930年代，三大传染病中，霍乱、鼠疫已经得到了控制，大量人口因此死亡的现象已经消失。流行病得以控制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中国已经能够自制疫苗和血清。1919年，中国设立了中央防疫处，自行生产各种疫苗及血清，到了1930年代，已经能制造生产40余种疫苗，包括了当时世界上所有重要的疫苗品种，而且数量上也年年增加，不仅行销全国，尚有部份出口香港、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朝鲜等地。与同时期的世界各国相比，中国控制流行病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这些都不算什么，民国最主要的成就在教育方面。民国时期内忧外患几乎无日无之，然而高等教育在非常艰难的环境、条件下却成就斐然，名列全球三甲，至今人们还“艳羡”不已。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到目前为止，华人一共有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有5位(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崔琦等)生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接受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
　　提到民国教育，大家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灿若群星的大师，当年的大学都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办学宗旨，把大学都办成谠校，把学生都培养成“爱国大师兄”，那个根本木有可能。《教育法》开宗明义：“教育文化应发展国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国民道德、健全体格、科学及生活智能。”“。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 毛就是在和地主爹闹翻之后，愤然去不要钱还补贴生活费湖南师范学校就读，研究了几年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传，三国演义。。他居然在里面发现了阶级斗争（和现在大学混三年，都练成了网游专家也差不多）。1928年10月，国民政府通令各省教育厅“规定社会教育经费，应占全教育费中百分之十至二十”，教育部训令各省市自1929年起切实实行，按照规定的标准划拨各地社会教育经费，并规定边远及贫瘠地区之教育文化经费，由国库补助之。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业，得由中央办理或补助之。。国民政府颁布有关社会教育的法规包括，民众教育三十九种，图书馆、博物馆十一种，通俗讲演四种，公共体育七种，电化教育十五种，特种教育八种，美化教育二种，共计八十余种。
　　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讲师260元 -160元，助教160元-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在20世纪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 120元、30元；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教育法规定：“国家应保障教育、科学、艺术工作者之生活，并依国民经济之进展，随时提高其待遇。”资料显示，当时普通警察一个月2块银洋，县长一个月20块银洋，而国小老师一个月可以拿到40块银洋，民国时期小学教师的地位和待遇要远远超过县长。
　　３０年代起国民政府就在逐步实行学龄儿童强迫“四年制义务教育”。而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当时的国民政府却真正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据著名学者何兆武所述：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大学生不仅免学杂费，而且还免每天的午餐费，如学生上学仍然有困难还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且助学救济金在大学毕业后可以不还。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7年底开始在四川、河南、贵州、陕西、湖南、甘肃、江西、安徽等地先后成立了22所国立中学及3所国立华侨中学，先后培养教育了10万“战区流亡学生”，谱写了一个残酷战争期间中国教育的传奇。
　　在军事教育上，自32年起，所有军校开学开学典礼上,校方的第一次训话都是针对日本的，“勿忘9。18，勿忘国耻，同学们今日之学习，就是为明日之牺牲，就是要用我们的鲜血，去换取民族之生存。。”
　　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结业的二万五千名年轻军官中，就有一万名壮烈牺牲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四個月，他们都没有忘了校训，怀念他们，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也找不到他们的墓。。

>>马克一记慢慢看

谢谢，我是 随便挑选来转的，原本文章在二楼链接，你开了看，也行

>>戏说野史而已，我转发的是十年前杭州一大神的帖子，，当年凯迪猫眼 热贴 启蒙下义和团 也是他写的品葱里...

这不好吧，刚刚把这个长征野使搞到手机上，准备补习。

这作者挺逗，写的幽默，当年在猫眼天涯煮酒是热贴，后来封杀，喝茶，出国，今年我偶尔遇到了他还在写，感慨，唏嘘，所以转葱来了，大家图一乐。
启蒙义和团 他写了续集，在 全媒体app，不过八月全媒体被 大陆黑客攻陷没了，你去推特联系全媒体吧，他有联系方式。

>>这不好吧，刚刚把这个长征野使搞到手机上，准备补习。

http://jeasonl.blogspot.com/2013/01/blog-post_22.html?m=1 没写完，原作者杭州哥们爱喝酒 ，被抓了现在他出国了，如果你方便的话，去推特找 全媒体 让他捎信，请长征野史启蒙义和团的原作者 全民过来，让他继续连载，哈哈哈。
十年前的记忆啊，悲哀。

花絮：真实的刘文彩（上）
　刘文辉和刘湘，一个是起义将领，一个是抗日名将。但这俩位都没有另一位亲戚出名，这位就是建国后被万众唾骂，千夫所指的大地主刘文彩。49年后，为了教育“新中国”的老百姓，告诉他们在万恶的旧社会，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人变成了鬼，鬼变成了魔。。先后树立起来的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这三位都是虚拟人物，谠迫切需要找一位能用来教育人民的真实的恶霸大地主，很快刘文彩就被选中了，他属于中了头奖，很快扬名天下，不过他已死了很多年了，但死了也逃脱不了人民群众的正义审判，1958年被坟头铲平 抛尸荒野，同年他的刘文彩庄园对外开放，陈元帅亲笔题写馆名。
　　1950年，刘文彩庄园由街坊军接管；1951年2月，大邑县人民政府接管文彩中学，将校名改为大邑县中学，后改名为安仁中学；1954年元月大邑县制作“农业合作化”展览，发起对刘文彩的批判；1958年筹建地主庄园陈列馆，集中展现其“
　　累累罪行”，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文革时期，刘文彩重金办学、尊师重教的行为无疑也是罪行一桩，他为学校购置的11421册图书被付之一炬，其中绝大多数为线装书。
　　其故居公馆被改建为地主庄园陈列馆，为了加强宣传和教育效果，当地政府决心彻底“解放思想”，打破“条条框框”，地委宣传部批示：“现设计想法对，真人真事不必要。”在此方针指导下，馆方“创作”了“吊打农民”、“私刑杀人”、“背磨沉水”、“强奸妇女”、“活埋”、“残杀幼儿”等十七台真人大小的蜡铸模型。还创作了一个著名的“水牢”：把刘文彩用于储藏鸦片的地下室注满水，仿制了铁囚笼、三角钉等刑具，以及血水、血手印。
　　刘文彩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着的恶霸地主。《收租院》群雕更曾飘洋过海展出。以刘文彩故居改造的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接待观众达五千万人次。在中宣传下，刘文彩集中了人间的一切残酷剥削与罪恶，从吃人的人间地狱水牢到吃人奶的人间豺狼刘文彩，凡此种种恶贯满盈的“铁证”家喻户晓，全国上下到处都向刘文彩举起过愤怒声讨的拳头，男女老少无不为刘文彩登峰造极的人间罪恶流下控诉的眼泪。全国来的参观队伍络绎不绝，每天“忆苦思甜”、泪飞如雨，“打倒”的口号响彻云霄。
　　宣传也是要紧跟形势的，于是搞笑的一幕出现了，“文革”初期刘文彩被说成是刘工贼的同党，枪毙刘文彩的解说词写了打倒刘工贼；林彪垮台之后，解说词的最后几句也就相应改为：“刘文彩被依法处决，人心大快，可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却大肆宣扬‘德、仁义、忠恕’，妄图为一切剥削阶级翻案，我们坚决不答应！”1976年“四人帮”倒台，解说词又把刘文彩和“四人帮”并列批斗。

　　那刘文彩究竟是个什么人呢？杀人放火，强奸妇女，喝人奶这些根本和他沾不上边，他的不幸历史和他的弟弟刘文辉，有莫大的关系。假如没有小弟弟刘文辉，刘文彩也就像一般乡村小富农那样自生自灭，绝不可能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涟漪。
　　1920年，刘文辉自立门户，在叙府开始了他的军阀生涯。他决心统一全川，为此制定了如下规划：一是广开门路结交朋友；二是养贤纳士储备人才；三是购买军火扩大队伍。但无论多么美妙的规划，没有钱，仍不免是空中楼阁。刘文辉需要有人专门为他聚敛钱财。用外族人刘文辉放心不下，他想到了当年为他牺牲了读书机会，在家乡务农经商的五哥刘文彩，这不打虎亲兄弟，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刘文彩身高一米八以上，这比一般一米六的四川人高出了很多。他连《三字经》都没学完，但经商到没亏蚀过本钱，做人也算小心谨慎，一脸和气。初出茅庐的刘文彩，头戴瓜皮小帽，身穿洋缎马褂，一到叙府，就立刻被它热闹繁华的景象迷住了。他不住地赞叹说：“好安逸的地方，早晓得该把烧酒房搬来开！”
　　不过弟弟已经是一方霸主，还会让他开烧酒房？他这土里土气的话，让刘文辉大笑了一番，很快他就成了叙府最大的官商（现在这样的人多了去了，不过赚了钱都到国外买房买地去了，也就是为繁荣资本主义经济做贡献去了。）
　　刘文彩的经商天才很快就得到了发挥，有拿枪的弟弟罩着能不天才吗？从那以后，刘文彩尽心尽力的为刘文辉筹集钱财，也使刘氏家族从底层小农，跃升为四川乃至全国的名门旺族。在1922——1931年的九年间，他先后担任叙府税捐局局长、叙府百货统捐局局长、叙南护商事务处长、川南水陆护商总处长、川南水陆禁烟查缉总处长、川江航运管理局局长、川南税捐总局总办和清乡司令。
　　在日后对其定性的罪名中，“地主、军阀、官僚、恶霸”四位一体，但刘文彩从来没带过兵，对军事一窍不通，所谓中将司令只是刘文辉送给他五哥的一个虚名。刘文彩经商，第一大宗是盐巴；第二大宗是药材、山货；第三大宗是棉纱；第四大宗是变相高利贷；第五大宗是市场信用放款。刘文彩在宜宾、成都、自贡等地每年投资放款300万元，控制市场“银根”，他还插足川江航运。据称“每年可获利50万元左右”。还有鸦片，这个最来钱，当年这个和现在的烟草专卖一样，刘文彩做的还是很有分寸的，他响应国民政府禁烟的号召，对过往的鸦片课以重税，用断绝商路来控制价格，于是带来了财源滚滚，但他并没犯法，所以民国川商会说他是“商业奇才”，也有点真实的成分。
　　有了五哥的财力支持，刘文辉从一旅之众，一个县的防地。不出十年，竟发展到七个师、二十多个旅，兵员在十四万以上，防地达八十一县，几乎占四川大半，而且多属人口稠密、物产富庶之区，无虞兵源军需。从来少年气盛的刘文辉，这时更踌躇满志。他曾盛气凌人地宣称：“我们要有远大目标，我们的路要分几步走。先要统一四川，后要问鼎中原。事在人为，人定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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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历史上载入史册的英雄人物及时出现了，据红书上记载，此人一箭能射开山崖，赤手空拳能打死老虎。。
　　红军在泸沽县城，把被刘文辉行政拘留，要送去职业培训学习班的十几位彝族同胞给解救了出来，让他们带路走在前面，奇迹出现了，这些人为红军带来了一位彝族头人小叶丹，小叶丹首先同红军前锋萧队长席地而坐，双方在坦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谈，了解到红军只是想借道通过，小叶丹表示愿意交朋友，但要和红军大首领结盟。此时，红军前进路上的两个彝族部落“沽鸡”和“罗洪”正在不断械斗，小叶丹作为“沽鸡”家的领袖提出愿与红军结盟，也是想借红军的力量打败“罗洪”部落。
　　前方传来的这个消息，让同志们都喜出望外。刘总参谋长即毫不踌躇地上了马，为了团结少数民族的同胞，为了红军主力的顺利通过，他准备去担任这拜盟的主角，牺牲一下自己。
　　也没什么凶险，刘与小叶丹“对天盟誓，饮鸡血酒”然后结成异性兄弟，当晚，刘伯承在大桥镇一个保长宅院里宴请小叶丹，赠送其一面写有“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基）支队”的红旗，并委任小叶丹为支队长，其弟弟古基尔拉为副队长。针对小叶丹希望得到外援打冤家的想法，刘以团结就是力量，自己人何必要打自己人呢！也就是搪塞下了事，彝族人简直嗜酒如命。喝酒一碗接着一碗，先遣队把驻地周围所有的酒全部买来，这些朋友喝得一点事木有，红军陪酒的全趴下了，吐得翻江倒海。这时要是刘军来偷袭，肯定一网打尽，全部活捉。
　　第二天，刘把一支左轮手枪送给了小叶丹佩带，还有十几支步枪，一面“中国彝民红军果基支队”红旗。按照彝族的最高礼节，小叶丹把自己骑的大黑骡子和两名漂亮的彝族女子一起送给了刘总参谋长。
　　听说红军和小叶丹结盟，与沽基家族对立的罗洪家族紧张坏了，也赶紧送来了礼物，一个赤裸着身体的十四岁的彝族少女。因为言语不通，红军以为她是来要饭的，给她饱餐了一顿，又为她披了条麻袋，就让她回去了，这麻袋让罗洪家族研究了半天，以为是红军的什么圣物。
　　刘把结盟的消息报告给中央，毛非常高兴地问一向严肃的刘：“听说结盟的时候要跪下，你先跪的哪一条腿？”

《八国联军占领实录》

本书是法文资料“Procès-Verbaux des Séances du Gouvernement Pro-visoire de Tientsin''''''''’的中译本，原书题目的中译为“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书题的另一部分“八国联军占领实录”是我们加上的。于是，中译本的书名便成为现在的《八国联军占领实录一一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原资料成书于1902年，由天津“益闻西报馆”（The China Times，Ltd．，）印制，为16开本。全书共有626页，后附索引7页。原书没有目录，全书除首篇“天津城行政条例”外，其余皆按会议召开时间先后为序编排。该书是作为法律文件交给清政府的代表袁世凯的，不属于正式出版物，在一定意义上更像是一部历史档案。介绍和评述这部资料，自然应当从成书的背景说起。
一

    1900年夏季，由英、俄、德、法、美、日、意、奥八国军队组成的联军，发动了侵华战争，他们进攻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天津城。1900年6月17日，大沽口失陷，各国联军沿海河上溯进攻天津。7月4曰，天津城失守。由此直至1902年8月15日，袁世凯代表清政府接管天津政权为止，这个城市被联军占领达两年之久。

    当7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天津，涌入城里的各国军队肆意烧杀抢掠的时候，各国联军统帅们已经在商量如何控制天津了。占领天津两天后，也就是7月16日，联军指挥官开会协商所谓恢复城市秩序问题。当时侵入天津的各国军队，以俄国兵力最强，指挥官级别最高，于是会议召集者便是俄军司令官、海军中将阿列克谢耶夫，会议地点是作为俄军司令部的俄国商人巴图也夫寓所。阿列克谢耶夫在会上首先提出成立一个临时政府管理天津，并建议由出兵各国各选派一人组成委员会。但是，这个委员会对城市事务只有发言权，要另外委任一名总督主持政府工作，掌握行政权。这个方案明显暴露出俄国人想独揽大权的野心，当即遭到英、日、德三国的反对[1]。在18日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各国最终达成妥协方案，由当时派兵最多的俄、英、日三国各委派一名拥有同等权力的军官担任总督或委员，组成临时政府，政府管理部门则分别由各国派员负责。尽管这一方案获得通过，但是德、法指挥官同时声明，政府的这种组成只是暂时的，随着其来华军队数量的增加，他们保留委派临时政府成员的权利。于是，由俄、英、日三国分别委派沃嘎克上校、鲍尔中校、青木宣纯中佐出任委员组成的“天津城临时政府”成立。    ．

  临时政府成立于7月30日，地点设在位于三岔河口的直隶总督衙门。临时政府的中文名称最初被称作“总督衙门”，半个月后确定正式中文名称为“都统衙门”[2]。在清代，八旗分驻各省，坐镇地方，名为“驻防”，专设将军、都统、城守尉等职官统率。其中，设都统者如张家口和热河，官阶与将军同样为从一品，其官署称“都统衙门”。统帅八旗的都统同时治理辖地民政，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天津临时政府取“都统衙门”为名，在其发布的中文告谕中，也称临时政府委员为“都统”，表明其为军政府。

  按照临时政府建立时公布的“行政管理条例”规定，政府委员应由“联军司令官会议选举产生”。但是实际上，各国委员均由本国司令官提名，再由联军司令官会议通过，临时政府人员组成的过程显示出列强之间在政府权力分配上不断发生的矛盾和争斗。8月2日，都统衙门发布的第一号中文告谕中谈到临时政府组成时提到英、俄、日三国，马上遭到法国司令官的反对[3]。随后，临时政府要求派一名法文秘书，又遭到法国司令官的抵制，提出只有法国在临时政府委员会中拥有一名委员的前提下才能委派秘书。10月，刚刚抵达天津的德国元帅瓦德西更是直接通知临时政府，称他要委派一名具有同等权力的德国委员加入临时政府[4]。11月14日，由各国司令官任命、联军司令官会议通过的德国委员法根海少校、法国委员阿拉伯西中校和美国委员福脱少校出席委员会会议，临时政府成员增加到6名[5]。但是，刚过了十天，意大利在华军队最高司令官、海军上将坎迪亚又提出，由于其他六国都已经在临时政府委员会中拥有代表，意大利理所当然应该派代表参加委员会[6]。1901年4月，卡萨诺瓦海军少校作为意大利委员在临时政府委员会就职[7]。在八国联军中，只有奥匈帝国没有参加临时政府委员会。当奧国司令官提出派代表参加临时政府时，却由于奥国在华军事力量有限，遭到各国的反对而未成。1901年5月10日，美国宣布退出临时政府，此后临时政府就一直由6名委员组成。

二

临时政府实行委员会制，即由各国军官组成的市政委员会为政府最高决策机构。各国指派的委员多数是本国来华军队的校级军官，只有俄国委员沃嘎克在临时政府任职期间提升为少将。同时，意大利和法国也都曾因派尉级军官参加委员会而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理由是职衔低，无法对主要由各国军官组成的政府各机构发号施令。最终，两国都不得不改派校级军官参加委员会[8]。可见，军事权力在临时政府委员会的组成和实际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临时政府设有巡捕局、卫生局、库务司、司法部、公共工程局以及总秘书处和中文秘书处。各机构为首的官员，除了巡捕局局长是一名英国军官外，其他都是具有专门资格和能力，有的还是久居天津，对中国情况比较熟悉的外国人，甚至是能讲一口汉语的“中国通”。如被任命为临时政府秘书长的田夏礼是美国驻华大使田贝之子，曾在美国驻华使馆任参赞，当时正在天津经商；担任汉文秘书长的丁家立是久居天津的美国人，与李鸿章关系密切，曾创办北洋大学堂并任总教习，也曾担任过美国驻天津领事馆副领事；担任政府司库的是在天津德华银行任职的德国人卢普；司法部长易孟士也是一名美国人，曾任美国驻上海副领事、代理总领事，当时在天津美国茂生洋行任经理；担任卫生局长的德博施是一名法国医生，曾任法国驻华公使馆医生，当时正在天津行医。1900年10月，临时政府增设公共工程局，丹麦工程师林德受聘担任局长。林德长期生活在天津，从19世纪80年代就在英租界从事公用事业，19世纪末参与海河治理工程。1901年8月，林德因被海河工程委员会聘为总工程师而辞去公共工程局长职务，临时政府仍聘其为顾问。

    临时政府初建时，管辖区限定在老城以及城外土围墙以内地区。1901年2月，临时政府宣布扩大管辖区，整个天津县以及宁河县所属新河以南地区，东至渤海边，西到天津城以西大约25公里处，均纳入临时政府管辖。政府名称也随之改为“天津地区临时政府”，并将整个管辖区划为五个行政区。除原辖境加上土围墙外25处村庄为城厢区，其他新扩地区被划分为城北区、城南区、军粮城区和塘沽区。这可以说是天津最早出现的城市行政区体制。除了城厢区以外，临时政府在其他四个区各委任区长一名，并成立了相应的政府机构。各区区长均由占领该地区的外国军队指派一名尉官担任，城北区区长为日军军官、城南区区长为法军军官、军粮城区区长为英军军官、塘沽区区长为德军军官。区长直接对临时政府委员会负责，没有财政权，但拥有一定限度的刑事和民事审判权[9]。

    临时政府实行委员会“集权制”，委员会集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于一身。根据联军司令官会议通过的“天津行政条例”，委员会有权制定和公布具有法律效用的各种条例，有施行治安管理的权力和司法权力，有权向中国人征税，有权支配中国政府的财产以及没收和出售中国人的私人财产。

    临时政府设有法庭并任命了法官，所有刑事和民事案件均由法庭审判。但是，各项判决都要经委员会批准后才能执行，委员会对法庭的判决有权修改和提出不同的决定。按照“行政条例”的规定，临时政府有权判处华人流放直至死刑，有权处以罚款或没收财产。对于外国人，则按照治外法权，只有权将其逮捕，然后送交其所属国的军事或领事当局审判。从临时政府司法条例以及案件审判记录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法律制度基本是按照西方近代法律体系建立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作为军政府，临时政府不实行司法独立，而是实行委员会集权制。

    临时政府推行法制体系的另外一部分是建立警察制度。传统中国城市秩序和治安的控制，更注重依靠社会的力量，衙门在这些方面显得尤其无能为力。当19世纪城市人口大量增长的时候，城市控制方式的滞后，成为社会失控的主要原因[10]。临时政府甫一建立，便首先成立巡捕局，着手建立城市警察系统。当时的警察由外国巡捕和华人巡捕两部分构成。外国巡捕主要是由各国军队抽调官兵组成，一部分负责本国军队占领区，一部分组成国际巡捕房负责车站、政府等重要地方，此外由意大利水兵组成水上巡捕，负责海河等河道的警务。华人巡捕是单独组织，由绅商保举本地华人充任，听从外国巡捕指挥执行警务。城厢地区被划分为8个治安区，每个区推举6名绅商协助治安管理。“遇有不法情弊”，绅商可以到都统衙门汉文秘书处“禀陈”[11]。临时政府管辖区扩大后，新扩各区每个村庄要公举三名绅董充当村正，由绅董组织华捕。

  巡捕不仅负责司法、治安，还负责交通、卫生等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与传统衙门的管理有明显的不同，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职能强化了。当时，首次出现专门在街头固定位置站岗维持治安的巡捕，一度被本地人误认为是监督百姓[12]，但却是警察以“站岗”的方式维持交通、治安的肇始。袁世凯接管天津后，巡捕制度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巡捕改称“巡警”。这是除租界地区外，警察最早在中国城市的出现。

    同时出现的还有城市税收制度。临时政府的财政最初是依靠参加政府的国家各垫款5000英镑开始运行的。临时政府成立后，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了城市税收制度。根据公布的税收章程，临时政府主要开征入市税即厘金、码头捐、所得税房捐、铺捐和执照税等[13]。临时政府设置了四处征税的税卡，还将张燕谋的“庆善银号”设为“官银号”，作为政府纳税处。在《纪要》中，对临时政府的收入和支出有详细和明确的记录。严格的税收制度和管理，使得临时政府财政收入不断增加，从《纪要》中可以看出，这些收入绝大部分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的建设。在向袁世凯办理政权移交时，临时政府将全部收入和支出的账目清单，以及还在施工中的公共工程所需的费用、政府财政存款等一并交给了袁世凯。

    临时政府委员会是通过定期召开全体会议行使市政权力的。委员会会议由各国委员轮流主持，即所谓“值班委员”制，其顺序按委员的国别字母先后排列。在一般情况下，委员会会议通过审议临时政府各部门长官提交的报告以及各方面的来函等，商议各种问题，并通过表决做出决议。这些决议便作为政府指令交由相关部门予以执行。

    从1900年7月30日临时政府成立，到1902年8月15日将政权归还给清政府代表袁世凯为止，临时政府委员会一共召开了329次委员会会议和4次特别会议或专门会议，平均大约2～3天召开一次。会议讨论通过的所有议案，制定的各项法规、法令等皆一一记录在案。这就是《纪要》形成的过程。

三

临时政府委员会成立后，镇压义和团成为首要的任务。《纪要》中记录在案、经过审判公开处决的义和团达数十人。与此同时，各区巡捕抓获的义和团也就地处决。各国联军从外地抓获的义和团，有的也交给临时政府处决[14]。处决义和团民的刑场大都设在义和团比较活跃的西门外，而且都是处以斩首，甚至还将砍下的头颅悬挂示众。一度支持义和团的候补道台谭文焕，在被德国军队从保定擒获后也解到天津，交由都统衙门处决于北门外并悬首北门示众[15]。都统衙门还与各国占领军配合，到各村庄清剿义和团。联军清剿义和团的根据地一一静海独流镇时，都统衙门还专门发布告谕，威胁其他村庄如果“蹈此覆辙，亦照此法办理”[16]。

    为了防范民间的反抗，都统衙门严禁百姓拥有武器。临时政府一成立便发表告谕，要求百姓限期将持有的军械呈交巡捕局。为此，临时政府委员会还专门做出决议，禁止华人拥有武器和弹药[17]。1900年12月27曰，临时政府再次发表告谕，限定五日内将军械交到都统衙门，如逾期不交，一经查出，军械没收，私藏者一律斩首[18]。此后，凡藏有武器或持械犯罪者，无论轻重一律处以斩刑。在都统衙门统治期间，因此而被处死者不下数十人。有的甚至不问罪行轻重，只要持有武器，即被处死。临时政府还将鞭炮列入武器弹药之列，禁止出售和燃放[19]。

    与此同时，驻扎天津的各国军官和士兵却可以任意到机器局、军械所拿取清政府储存的各种武器装备。他们似乎把获得武器视作征服者的标志，有的用作武器，有的作为纪念品。都统衙门的餐厅也摆放着来自清政府军械库中的武器，作为所谓的战利品。直至1901年6月，联军占领天津将近一年后，临时政府才对此加以控制。

    《纪要》中还记录了列强摧毁天津和沿海地区军事设施、拆毁天津城墙的实施过程。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首先提出摧毁华北沿海一带尤其是天津地区的各种军事设施，以彻底摧毁中国的军事抵抗能力。1901年4月6日，在瓦德西主持下召开的各国联军司令官会议列出了要摧毁的军事设施清单，其中多数位于天津地区[20]。在7月的联军司令官会议上，又决定由天津临时政府负责摧毁本地区的军事设施[21]。

    最早拆毁的是天津东、西机器局和西沽武库。在19世纪，天津曾是中国北方规模最大的军火生产基地，建于1867年的西机器局，主要生产枪炮，建于1869年的东机器局主要生产弹药，1873年建成的西沽武库则主要是大型军火库。1901年1月30日，德国军队首先摧毁了西沽武库，尽管这时联军司令官会议还没有做出决议。东机器局的机器设备以及储存的弹药，一部分被卖给开平矿务局和外国洋行，其余全部被销毁，机器局随后也成为法国占领军的驻防兵营。虽然西机器局没有被列入要摧毀的军事设施清单，但是在联军占领后，机器局中储存的武器以及机器设备、原料和零件等，被分别卖给外国洋行，有的被出口销往亚洲以外地区，机器局也成为日本占领军的兵营。从此天津的军火工业不复存在。

    在海河沿岸，从大沽口到天津城，分布着多处炮台，是清政府军事防御的主要设施，自然也成为八国联军摧毁的主要对象。根据《纪要》中的记载，由都统衙门组织拆毁的炮台，除了黑炮台以外，还有中营、大围子、前营和后营等炮台和兵营，此外还有大沽海河口的炮台、北塘炮台、新城炮台和兵营等。

    按照列强的要求，天津地区以外的炮台等军事设施是由清政府负责拆除。但是，1901年10月，联军司令官会议又决定将拆除芦台、山海关等处炮台的任务也交由天津临时政府负责。临时政府为拆除这些军事设施投入了17万元[22]。

    拆除炮台大都是采取由承包商承担的方式。为了拆除山海关炮台，临时政府还专门从天津招募苦力工甚至派囚犯前往从事拆除工作。根据《纪要》中的记载，1902年6月，北方流行霍乱，在山海关拆除炮台的苦力中有霍乱流行，有不少苦力逃亡。直至临时政府解散，炮台拆除工作仍未能最后完成。

    按照《纪要》中的记录，拆除天津城墙是临时政府委员会首先提出来的。1900年11月，委员会“基于军事目的和卫生的原因”，提议拆除天津城墙，并很快得到瓦德西等联军司令官的同意[23]。1900年12月，临时政府工程局首先开始从西侧试拆城墙。1901年1月21日，临时政府发布拆除城墙的告谕[24]。拆除工程采取承包的方式，按照《纪要》的记载，分别承包给中国商人和日本商人[25]。临时政府提供1万元和1万袋大米作为拆墙费用，拆墙所得整砖归承包商，碎砖和地皮归临时政府。天津是第一个拆除城墙的中国城市，《纪要》具体记录了这一历史过程的真实状况。

    此外，《纪要》也为一些历史疑案提供了线索。例如，关于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义和团红灯照林黑儿等女首领的下落，有种种传说。按照俄国人和法国人的记载，林黑儿与另外一位义和团女首领被八国联军俘获关押[26]。其后，对她们的下落其说不一，有的称被解往欧洲，有的称逃到乡下隐居。根据《纪要》的记载，被联军俘获的两名年轻的义和团女团民关押在都统衙门，临时政府委员会专门讨论如何处置。委员会最初的意见是将她们释放，但是巡捕局长反对，并建议将她们押往上海．交由天主教会看管。委员会同意了巡捕局长的意见。1901年4月17日，两名女团民被送往上海，交给圣约瑟教会的神父，安置在徐家汇孤儿院悔过自新[27]。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临时政府一直为上海天主教会提供两名女义和团民的抚养费。在天津政权归还之前，临时政府委员会提出由上海天主教会将两名女义和团民交给上海地方当局[28]。尽管我们还没有其他资料证明这两名女义和团就是林黑儿等红灯照首领，也不知道她们以后的下落，但是这一记载无疑为解开这个历史疑案提供了新的线索。

四

    20世纪初的天津，即遭遇了灾祸，也迎来了历史的转折。北洋新政的推行，社会出现的种种变革，使得天津的经济、社会以及城市建设等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局面。这些新变化在20世纪最初几年就已经端倪初露。从《纪要》中，可以看到许多新事物和新变化的出现。

    首先是城市道路系统的改造。天津老城区新式道路的铺筑和旧道路的改造，从19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1883年光绪九年海关道周馥主持修筑的老城区通往租界的官道，是老城区最早的一条新式道路。然而，老城区交通最大的障碍是城墙。当都统衙门强制拆除城墙的时候，天津人是以一种矛盾的心态接受的。城墙是城市传统的标志和象征。在当时的社会意识中，没有城墙的城市，是人们无法接受的。再者，城墙被占领者拆除，无疑是对民族尊严的羞辱。然而，另外一方面，城墙拆除后沿城墙基址修筑的四条马路，成为老城区的交通干道，改变了城市交通状况，市民明显感到给交通带来的便利[29]。当时还修筑了城北门至运河边的道路以及英租界到海光寺的道路，老城区的道路系统开始发生根本的变革。

    伴随道路改造的是电车的出现。都统衙门刚一成立，就有欧美人和日本人提出修筑电车的申请[30]。日本人甚至由政府出面，要求优先获得专营权，声称此前已经获得中国政府的特许。在1898年中日划分日租界的谈判中，清政府曾同意日本方面在划分给日本的海河码头与南门之间，建造一条马车铁路[31]。但是，直至1900年，这项计划并没有实施。倒是1901年11月16日，一名日本商人在老城区开通了一条公共车路线，并得到都统衙门的免税许可[32]。这条公共车路线虽然只运行了五个多月，而且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使用的是畜力还是机械动力，但是这应当是天津首次正式营运的公交车。最终，无轨电车的经营特许权被授予比利时银行团投资的“天津电车电灯公司”[33]，日本人不得不退出了竞争。

    这一时期老城区也有了城市照明。天津最早的路灯于19世纪80年代出现在英租界，老城区的路灯照明则是1900年以后出现的。1900年11月，临时政府委员会做出决议，要求城区马路两侧每隔100步要安装一盏路灯，安装和维护费用由沿街房主承担[34]。于是，老城区开始出现了路灯。“大街小巷各门旁皆要悬灯一盏”，“灯盏齐明，如同白昼，比除夕倍觉辉煌”[35]。临时政府甚至还强制规定，市民夜晚出行要手提灯笼，违反者要受到惩罚[36]。但是，这项规定不久又被撤销。1901年2月，临时政府开始筹划由政府安装路灯，并决定城市照明由政府负责[37]。在与“天津电车电灯公司”达成协议时，临时政府委员会提出将专营权授予该公司的若干条件之一，就是公司要为电车经过的马路以及其他道路提供电力路灯照明[38]。

  为老城区供应自来水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提出的。1901年3月，三名中国商人和买办出面向临时政府提出建立自来水供水系统的申请，要求给予特许经营权。他们的申请很快得到临时政府委员会的批准。委员会还对供水系统的设置、供水水源、消防用水的供给以及水价的限制等提出了一系列要求[39]。然而，据说这一计划的幕后策划人却是当时任临时政府秘书长的美国人田夏礼以及德商瑞记洋行。公司注册由瑞记洋行出面，以英国商人的名义在香港注册，以至该公司开办后实际上成为一家外资公司[40]。

    在向袁世凯办理政权移交时，临时政府委员会把与电车电灯公司和自来水公司签订的协议，都作为要求清政府必须接受和执行的条件[41]。袁世凯认可了这些协议，并与两家公司重新谈判和签订协议。1903年，自来水公司建成供水；1906年，第一条电车轨道通车运行。城市的近代化就是在这种曲折的历史过程中前进着。

    这一时期，老城区还出现了最早的城市电话系统。电话在天津的出现是在19世纪末期，当时一些衙门、官邸安装了专线电话，租界也出现了电话。但是，电话的商业经营和城市电话系统的建立则是在1900年以后才开始的。据《纪要》中记载，1901年2月，丹麦人濮尔生在老城区注册成立了一家经营电话、电报的公司，西文名称为Electric Engi-neering and Fitting Co．，中文注册名称为“电报局”[42]。这家公司在老城区埋电杆、架设电话线，为临时政府各机构、巡捕房、医院以及主要官员家中安设电话。夏季汛期，临时政府利用电话通报每日的海河汛情[43]。除了天津老城区之外，“电报局”还在北京、杨柳青、军粮城、新河、塘沽和大沽开办电话业务[44]。清政府接管政权后，1903年由盛宣怀筹建电话局。1905年，官办的天津电话局成立，以白银5万两收买了濮尔生的电报局，濮尔生则被聘为电话局顾问，从此天津的电话改由政府专营。

    20世纪初也是天津城市环境发生较大变化的时期。在19世纪，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和城市管理的失控，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当时，天津老城区人口已经超过20万。排污设施和垃圾处理方式的严重缺失，以及人们法制和道德观念的落后，使城市卫生状况急剧恶化。尤其对城市环境影响最大的是生活污水、垃圾以及人们的随处便溺。

    19世纪，天津城没有公共厕所，人们在街上或公共场所习惯于随处便溺。城内外还设有多处粪厂，直接用人粪尿制成肥料，供应乡村。这种乡村化的生活习惯，给这个数十万人口的城市环境造成恶劣的影响。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便做出决议，城区禁止随地便溺，路上行人随地大小便要罚洋1元[45]。同时，临时政府开始以招标的方式建造公共厕所。很快，老城区建起了多处公共厕所，并设有清洁夫按时清扫。临时政府专门发布告谕，要求人们必须到厕所“出恭”，在厕所以外便溺要受重罚。同时，临时政府还要求所有粪厂迁到郊外[46]。这些强制性的措施对城市环境的改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世纪天津城区的排水系统保留着传统式的结构，技术上没有任何改进。加上多年失于维护，缺乏有效的管理，导致多处阻塞，是城区环境恶化的又一个主要因素[47]。城墙拆除后，护城壕和城内污水坑相继填平，排水更成为问题。临时政府没有采取由政府投资修建下水道系统的方式，而是强制要求各街区的士绅出面组织居民修建和清理下水道，费用由士绅们承担。工程设计要经过临时政府公共工程局审批，如果经过验收工程质量高，临时政府将承担部分工程费用[48]。至于这一措施实施的结果如何，《纪要》中没有相关的记载，但是也出现了私人公司参与排水系统的建设。1902年，德国人汉纳根成立的“大广公司”，也称“汉纳根洋行”，提出修建城区南部排水系统的方案，得到临时政府委员会的同意[49]。该洋行以占用政府土地为条件，承担老城区南部排水系统的建设。按照经临时政府同意的方案，他们在老城西南挖掘了被称为“蓄水池”的排污池，老城区的污水被排入池中，再经由专门水道排入海河下游。这一排水系统一直沿用到20世纪50年代才被改造。

    在19世纪，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方式几乎就是随处倾倒。1901年3月，都统衙门制定了《洁净地方章程》，规定居民每天必须将垃圾倾倒到划定的垃圾场，然后由卫生局统一处理。此外，住户每天还要将自家门前地段清扫干净。《章程》也明文规定了严格的惩罚措施[50]。这是天津最早的城市卫生立法。据载，违反这些规定的居民有的被外国巡捕抓捕，受到罚款、鞭责等严厉处罚[51]。同时，临时政府卫生局组织专人清理河边、城内堆放的垃圾，雇用清洁夫打扫街道。在随后的北洋新政时期，天津开始设置卫生局、卫生巡捕等[52]，城市卫生管理成为政府的一项主要职能。

    1902年6月，天津发生了一次鼠疫。《纪要》记录了这次鼠疫流行的一些情况，也记录了临时政府如何制定措施，控制鼠疫流行的。鼠疫最初是从塘沽传入的，并主要在城北区蔓延，各国军队中出现了被感染者。临时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效的防疫措施。当时，不仅在塘沽设置了港口检疫隔离站，在市区建立了医疗站，还对感染者的隔离、病亡者的埋葬以及环境消毒等制定了强制性法令。如病人要及时送医院隔离，采取冰镇降温并用石灰涂身；焚毁病家衣物；一周内封闭患者住房、用石灰水涂封门、胡同禁行、邻居不得进入以及与病人同居者不得外出；病故者领执照掩埋，由政府雇用的苦力抬运和掩埋尸体等等[53]。为了防止因感染者死亡造成疫情扩散，还制定了严格的死亡报告制度，如藏匿死尸不报，要处以带枷游街、罚苦役等严厉处罚[54]。

    当时，临时政府专门发布告谕，制定卫生章程，要求居民必须饮用开水，蔬菜水果必须煮熟食用，保持身体清洁，染病必须及时报告，同时还免费提供石灰用于厕所等消毒。临时政府还发布告谕，要求制造汽水的水铺铺主必须使用开水，对违反者严厉惩罚[55]。

    此外，临时政府时期，还建立消防队、制定交通法规、建立公共墓地等，同时还计划在老城区进行人口普查。《纪要》中记载了计划这次人口普查的过程。当时，不仅组织了专门的机构，拟订了人口调查表，还开始为城区街道正式命名，编制住宅门牌号码等等[56]，为人口普查做各项准备。只是由于政权很快移交，这次人口普查未能完成。

    关于《纪要》文本的形成过程。当1902年4月，联军各国开始协商将都统衙门移交清政府时，便准备将委员会会议记录印制成正式文本。当时决定将会议记录译成中文和法文两种文本，遇到争议时以法文本为准。但是，到了7月，又决定停止中文本的翻译，并将已经译成的中文底稿全部销毁，原因是防止因错译引起误解[57]。因此，这份《纪要》的法文本是惟一存世的正式文本。

    在临时政府向清政府移交政权时，这份《纪要》作为正式的法律文件递交给袁世凯，同时还分别送交各国驻天津领事、驻北京公使以及联军各国统帅。记录原稿则暂交联军资深统帅保存，至各国在华军队缩减至常备状态时再移交给外国驻天津领事团团长。

在移交政权时，临时政府提出了若干要求中国政府必须接受的条件，第一条就是要求保证委员会会议原始记录的权威性，承认委员会制定的各项法令，并强调委员会会议记录是临时政府行使职权的“惟一见证。”[58]由此可见，《纪要》是这一阶段历史的最具权威的实录了。

（资料来源：《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1] 李德征、苏位智：《八国联军侵华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2] 第10次会议1900年8月14日。

[3] 第3次会议1900年8月4日。

[4] 第53次会议1900年10月11日。

[5] 第68次会议1900年11月14日。

[6] 第73次会议1900年11月24日。

[7] 第132次会议纪要1901年4月15日。

[8] 第129次会议1901年4月9日；第281次会议1902年4月21日。

[9] 第105次会议1901年2月8日。

[10] 参见陈克：《十九世纪末天津民间组织与城市控制管理系统》，《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

[11] 《附录一：天津都统衙门告谕汇编》第5号。

[12] “明系保民，暗系查看津民动静”。储仁逊：《闻见录》

[13] 第32次会议1900年9月10日。

[14] 参见《附录一：天津都统衙门告谕汇编》第43号。

[15] 第78次会议1900年2月5日；《附录一：天津都统衙门告谕汇编》第26号。

[16] 《附录一：天津都统衙门告谕汇编》第11号。

[17] 第72次会议11月22日。

[18] 《附录一：天津都统衙门告谕汇编》第23号。

[19] 第92次会议1901年1月10曰；《附录一：天津都统衙门告谕汇编》第34号。

[20] 刘心显、刘海岩译：《1901年美国对华外交档案》，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167—168

[21] 同上，第376页。

[22] 第227次会议1901年11月27日。

[23] 第84次会议1900年12月20日。

[24] 《附录一：天津都统衙门告谕汇编》第37号。

[25] 第l46次会议1901年5月17日；第151次会议1901年5月31日。

[26] 《俄国人在远东》，第180页；《到北京去》，阿英：《庚子事变文学集》下册，第1097页．

[27] 第133次会议1901年4月17日。

[28] 第320次会议，1902年7月25日。

[29] 储仁逊：闻见录》，卷6上。

[30] 第4次会议1900年8月6日；第5次会议1900年8月8日。

[31] 《天津日本租界条款》，载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799页。

[32] 第191次会议1901年8月30日。

[33] 第156次会议1901年6月12日。

[34] 第72次会议1900年11月22日。

[35] 储仁逊：闻见录。

[36] 《附录一：天津都统衙门告谕汇编》第95号；储仁逊：《闻见录》卷6下。

[37] 第293次会议1902年5月12日。

[38] 第165次会议1901年7月1日。

[39] 第118次会议1901年3月13日。

[40] 参见李绍泌、倪晋均：《天津自来水事业简史》，《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

[41] 第274次会议1902年4月2日。

[42] 第107次会议1901年2月13日；The North  China Desk Honglist, 1902，Shanghai，1902。

[43] 第180次会议1901年8月6日。

[44] The  North  China  Desk Honglist，1902，Shanghai，1902。

[45] 储仁逊：<闻见录。

[46] 储仁逊：《闻见录》卷7上。

[47] 《直报》，1895年3月8日。

[48] 第132次会议1901年4月15日。

[49] 第286次会议1902年5月2日。

[50] 《附录一：天津都统衙门告谕汇编》第58号。

[51] 储仁逊：《闻见录》卷7上。

[52] 侯振彤译：《20世纪初的天津概况》，天津地方志编委会1986年印行，第322页。

[53] 第300次会议附件Ⅱ90Q年6月6日；储仁逊：《闻见录》。

[54] 第303次会议1902年6月13日。

[55] 《附录一：天津都统衙门告谕汇编》第128、129号。

[56] 第288次会议1902年5月7日。

[57] 第322次会议1902年7月30日。

[58] 1902年4月3日专门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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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藤更

柴静：一百年前梅藤更如何在中国处理医患关系
“好的医生应该具有3个‘H’：Head是知识，Hand是技能，Heart是良心。”

——梅藤更
这张照片最近在网络流传，苏格兰医生梅藤更查房时与中国小患者行礼，这一老一小，一医一患的相敬相亲，在今天的背景下，让很多人感慨。不过，作为一个西方医生，1881年来到中国时，梅藤更要面对的医患冲突，其实远大于今天。

一个女人喝毒药自杀，送来医院抢救，丈夫紧张地问，“我能不能带走她的遗体？”，因为传言梅藤更用的药是取病人的内脏制成。

可见当时民间对西医的疑惧。

1881年，26岁的梅藤更被英国基督教圣公会派往中国时，鸦片战争刚结束二十年，医疗传教的自由随战后条约进入中国，国人在心理上本能抗拒，加上此时杭州还是一个“城门上悬挂着人头”的中世纪城市。人们对外科手术，人体构造都不熟悉，民间对教会医院有种种传言“教会医师以媚药淫亵妇女，医院被怀疑挖眼剖心用以做药”，西医解剖尸体或制作人体标本，被认为动机邪恶，信徒临终圣事，被认为教士挖死人眼睛“以为炼银之药”。

知识分子中也有此说，魏源的《海国图志》内，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内容。

梅藤更来中国前后二十年间，能在官方文献中查到的教案有200起以上，医疗领域往往是冲突引爆点，因为死亡最容易激起受害想象和集体情绪。1870年天津教案，1868年扬州教案，华洋双方死伤惨重，起因都是疫病流行，育婴堂中几十名孤儿患病而死，民间传言怀疑外国人绑架孩童，“剖取幼孩脑髓眼珠”作为药材之用，甚至“烹而食之”。

梅藤更放弃船行的工作从医，是想帮助“被迷信束缚和病痛折磨的人，使人彻底远离巫术和符咒”，但他的职业恰被看作有邪恶巫术的食人番，这种形象激起原始的恐惧与愤恨。即使官方调查出传言不实，公开澄清也无济于事。在天津教案中曾国藩查证，民众认为装满婴儿眼珠的两个瓶子，打开看是腌制的洋葱。但他无法说服激愤的民众，被斥为“卖国贼”，士人砸掉了湖湘会馆中他的匾额，几乎最具盛名的官员公信力被毁。而法、英、美、俄等七国联合抗议，出动兵舰催压，中国政府最终对国民执以死刑，付出昂贵赔偿平息这场冲突。

梅藤更来到杭州时，这隐隐的刀兵交激之气仍在，满人旗营驻扎杭州，他从旗营墙下经过，士兵向下扔石头，以示驱逐。

他的从医生涯在鲜明的敌意里开始。
照片上这个男孩，直到四五岁，从没象别的孩子那样笑过。

梅医生每次去巡查，都会去找这个阴郁的小人儿，教给他有趣的话，或者把他抱起来举到空中玩。一年冬天，这胖娃娃穿着厚棉袄，着实象个矮脚鸡，医生就模仿大公鸡，把腰先弯下去，慢慢直起来，身子往后仰学鸡叫“doodledoooooooooooo”

小孩子跟着学“toto-oooooo---”，第一次发出普通孩子的笑声。

这张照片上，这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因为对医生的爱”，到这所医院药房的化学部工作。他与医生合影，叉脚端手坐着，带点憨憨的不好意思抿着嘴，梅医生站在背后诙谐开他玩笑，可见两人十几年来的亲厚。

当年见过梅藤更的人，说这面团团的外国人十分可亲，按宗教习惯叫病人“兄弟”或“姐妹”，“路上遇见不管这人他认不认识，都会先上前鞠躬，如果对方看上去年纪比较大，他还会拱手作揖，用他那蹩脚的中文说“你福气好。” 梅藤更曾说中国穷人不快乐，有知识的阶层又要有威严，很少有轻松的时刻。“一旦人们欢笑的时候，一切敌意都化解了”。

初来杭州时，梅藤更的医院简陋之极，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药房，没有手术室，梅藤更和新婚妻子不会说汉语，医院只有旧屋四间，冬天房子里没有炭盆，冷风流窜。是一位曾生产鸦片的印度商人良心责备之下，捐三千英磅给圣公会租来的房屋，免费收治病患，并不以入教作为治疗前提。中户之上不信任梅藤更，只有穷苦无告，走投无路者，和身染重疾，生命垂危的人才肯来。

杭州当时还没有公共卫生系统可言，街上的粪池不加盖，路上随处可见屎溺，乞讨的人，残疾的人躺卧在脏污中，河中舟辑往来加上阴沟污水，连年疫病流行。来看病的人没有洗澡条件，衣衫破烂，伤口溃烂脓肿，甚至有人把死者抬来，姑且一试。

碰到酷暑，气味可想而知。

医院门口排队的人是世界上最悲惨的队伍，但梅藤更常常不用什么语言，就让病人哈哈大笑。

有次他无意中碰到一个病人的膝盖，就倒地做出非常夸张的表情。病人们立刻跑过去帮他。看到他们这么大惊小怪，梅医师继续装着很痛苦地呻吟。一位老太太给他摸胸口，一两个人给他扇扇子，另外一个人抱着他的脚，第五个人靠着他的背，第六个人搭他的脉搏，第七个人跑去找梅夫人，其他人围成一圈。

梅夫人过来看到丈夫眼睛里的狡黠，立即明白没什么大碍，只是在享受他给大家制造的乐趣，她对在场的人表示感谢，就走开忙别的去了。

梅藤更说，“生活里的乐趣和欢笑，比药更能让生病的人觉得活着之振奋。”

美国人鲍金美，幼年在杭州生活，因为淘气乱吃，常常要喝梅医生开的蓖麻油通便，隔了几十年，她小女孩时的疑惑还没有解开，“虽然每次见到他我都得喝很多的蓖麻油，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的所有的小孩子都敬慕梅医生。”

在她童年的心上，两卷白胡子的梅医生是一个“穿便装的圣诞老人”。

3



（广济医院初期，有四间屋子的戒烟所）



当时的医疗行业没有标准，良莠不齐。某天早晨，梅医生的厨师消失了，下午他穿着马褂来辞别，说当中医的祖父过世了，父亲要他回去继承衣钵，出诊看病。梅藤更极为意外，问“你知道怎么看病吗？”厨师说：“没事，我爷爷也是这么继承他爷爷的，再说，我这两年跟您学了不少”，梅医生愣在那儿，“你在这儿只学了怎么烤薄饼……”。

他找来一位中国助理，一位女性病人腿部溃烂露出骨头，需要移植皮肤，再三劝说，病人只同意从胳膊上取一小块皮肤。梅医生找助理来工作，找不到，助理害怕要她捐出皮肤，逃走了。医生夫人找到她，承诺先捐出皮肤作示范，助理旁观后颤抖着伸出了胳膊。但还是不够，梅医生训练妻子从自己胳膊上取下皮肤，再教给她如何移植给病人。

病人惊人地缺乏现代医学常识，英国传记作者记下某天查房时梅藤更看到的：“一个叫“小猫”的手术病人拆开自己绷带，正看看伤口长得怎么样，刚做完腿骨手术的病人，觉得夹板不舒服，把它拆了。而一个叫“万代”的老病人来医院前可能好久没有吃饱，看上去饿极了，竟然在吃他的石膏。”

梅医生挨个安抚处理。

1883年，写给教会的信中，他说这一年看了3019个病人，259人住院，但医院太小，戒烟所只有16张病床。他需要去50万人口城市的郊区救济病人，杭州当时交通工具是轿子，梅藤更不适应别人抬自己，设计了杭州第一辆西式钢圈马车，看上去是一只小驴车只容一人乘坐，须亲自驾驶。

有次病床已满，他要求一个病人回去卧床，对方说没法躺下睡觉“我住在别人家厨房里，油烟呛得我直咳嗽，你能不能让我住院？”梅医生无法可想，给了他药，叮嘱每天三次，两天吃完。回去后患者认为药喝得越多赵好，擅自把六份药一次全喝了，医生被叫去出诊时，这个人已经处于濒死状态。这无可依靠的人，医院告别前曾问过梅藤更一句话：“医生，你是不是不管我了？”

这件事后，梅藤更决心用余生之力建一个大的医院。
（保俶塔旁的广济麻疯病院）

募款很困难，很久后他才收到圣公会的回复，又过了很久，才有时间拆开堆积如山的旧信，看到信中夹着的1700英磅支票，一夜没睡，开始设计医院。

广济医院在1884年建成，大门口棚架悬吊着紫藤花簇，左侧是大草坪，右侧玫瑰花坛，医院有了候诊，门诊，手术室，药房，办公楼等分类。

但这还不是梅藤更理想中的医院.他不断地募捐扩建，一笔重要的捐款来睚麦克莱爵士，他儿子在一战中牺牲，生前想成为一个医疗传教士，为了满足儿子遗愿，父亲捐赠了一万英磅。

用这些钱，医院装备了杭州最早的发电机、自来水塔，电灯和第一辆汽车，旅行中国的英国作家伊莎贝拉.伯德写下她的观察-----“它们在照明、通风、卫生施设、分科与组织方面较之我们的最好医院也毫不逊色。” 她印象极深的是医院用著名的宁波清漆涂刷，“那是真正的漆，它缓慢凝固形成一个非常坚硬的表面，反光性好，能耐受每周的煤油擦拭，大大有助于卫生。墙、地板和寝具的清洁是这样好，一尘不染，无可挑剔!”

广济医院有了自己的药房，自制针用葡萄糖、x线硫酸钡、百日咳药水，奎宁针等等。药房提供炼乳，肉汁和肥皂，这些用品很快在市面店铺盛行，进入市民日常生活。

一个医院推动杭州城市现代化开始，梁启超在《时务报》上撰文，认为医学变革能撬动国民的整体生活 “讲化学，而讲植物学，而讲道路，而讲居宅，而讲饮食多寡之率，而讲衣服寒热之准，而讲工作久暂之刻，而讲产孕，而讲育婴，而讲养老，而讲免疫，而讲割扎。……学堂通课，皆兼卫生，举国妇人，悉行体操；国之勃然，盖有由也。”

医院开始吸引中上阶层的患者，疗效是最直接的说服力，梅藤更医治好杭州的八旗都督后，敌对的气氛消失了，大小官吏都来就诊。此时洋务运动中兴，朝中重臣荣禄，李鸿章，曾纪泽，沈桂芬都与西医私谊亲厚，伦敦会传教医师科克伦曾深入宫闺替慈禧治病得到信任，1904年，筹建北京协和医学堂时，慈禧提供万两白银襄助。实用主义的思想之下，西医甚至进入中国的政治与军事体制，梅藤更被委任杭州海关外科医师，承担检疫工作。查尔斯·卫理在中法战争中被清政府聘为军医。达斯维特在甲午战争中救治伤员，得到光绪帝赐的双龙宝星。

广济医院设立收费病房，从富有阶层中得到收益贴补穷困人群的治疗。国内捐赠开始多起来，袁世凯，孙传芳都在名单之列。一位捐款的乡绅对梅藤更说“我见过富人帮助穷人，但我没见过一个人离开国家去帮助别的国家的人，我在这儿躺着，看你对穷人富人都是一个样子。”

伊莎贝拉说，此时英国人对梅藤更在中国的耗费已经“啧有烦言”，但梅藤更一念不息。某天他医治完一个“生平所见最可怕”的麻风晚期患者，到花园呼吸新鲜空气，正是初夏，玫瑰、百合、柠檬、橙、紫藤和紫丁香正开,两种气息的对比给他很深刺激，麻风病极为酷毒，最痛苦是被隔离于家庭和社会之外。他自知这种病无法根除，但应“能减轻他们的痛苦”。

梅藤更与圆通寺方丈交好，购买寺庙土地，在西湖之上，保俶塔之侧建起麻疯病院，只收挂号费就可接受免费治疗。但有市民认为这是冒犯，麻疯病院挡住阳光，阴影投射在宝塔上，影响城市的好运和繁荣，散布病毒。当地士人与佛教徒也都不快----“佛教之地，岂能供手让给耶稣？”以土地纠纷之名提起诉讼，梅藤更不得不交出契约，由政府购回。

梅藤更将病人迁往松木场分院，郁达夫为写小说曾专门去那里小住，描述他的印象：“高低连绵的山岗。医院红色灰色的建筑，映着了满山的淡雪和半透明的天空，早晨一睁开眼，东窗外有嫩红洁静的阳光在那里候他，铃儿一按，看护他的下男就会进来替他倒水起茶，澄清的空气里，会有丁丁笃笃的石斧之声传来，寂静的长空，寂静的日脚，连自己的呼吸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护士量热度，换药，谈一阵闲天，扶杖走出病室，慢慢的守着那铜盘似的红日的西沉。”

一些麻风病人到可出院时也没离开，将这里视为归属，直至离开人世。

有位女性临终前叫来梅医生，对他诉说“我年青的时候他们叫我美女，因为我长得好看，现在我脸丢尽了，身子也臭了。”

病人的声音很小，很弱。医生没说话，只是坐近在床前听着。

这一段沉默饱含无奈，也充满理解，这是医者的信念------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一百多年后，王建安当了这家医院的院长，与员工座谈中谈到这张照片，“这反映的是1946年我们眼科门诊患者候诊时的情形。病人很多，但井然有序，虽然一个个身着粗布衣，但都有地方坐。每个诊室的门都是紧闭的，其他病人在门口耐心地等候，没有不由分说冲进去。医生也是衬衫加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白大衣笔挺整洁。一张普通的照片，却能说明很多问题。”

王院长这几句感慨折射出当下现实的苦涩。

不过，罗马并非一日建成，1898年伊莎贝拉在广济医院看到的病人是 “有些人来医院是出于鲁莽，有些是希望弄到药品去卖，有些是出于好奇，来看“鬼子医生”怎样工作，有些是来偷窃租给住院病人的衣服，还有些为了好玩，假装患有各种疾病。”但她说到了门诊，人群排列得像“一支军队”。负责维持纪律的人“恪尽职守，极为聪明。”

要约束病人几十年形成的不良习惯，付出的心力几乎是象对待幼童，医院规定，病人不能坐在病房窗台上，不能在病房里乱晾衣服，痰要吐在痰盂里，病人间不要打架……

医院是卫生之地，仪表即是垂范，梅藤更要求医者作出表率，在医院里不能大声说话，有交流需一旁轻声私谈，见面不能冷漠不语，须相互问候。行走不穿硬底鞋，避免发出声音。衣冠容颜在他看来是一个人对职业的尊重，实习护士也须是蓝衫白裙小方帽白皮鞋白袜子，再戴上白色的假领子和假袖口。衣服由洗衣工人统一收集，清洗、烘干、熨烫整齐，脏皮鞋清洗后上好鞋油，每周一送还至宿舍门口。

广济护校的学生傅梅生回忆说伦理学贯穿护校始终，要求“患者将自己的生命交到你的手中，你就必须全心地给他仁爱，一丝不苟地对他负责，不论是他吃进去，吐出来，还是拉出来的，你都必须仔细观察，从头负责到脚。”

全院一共约有110余个床位，正式护士只有20多人，医院没有家属陪伴，也没有护工。护士是病人唯一的照顾者。从打针发药，到吃喝拉撒洗头洗澡，极为繁重。但护理部对护士的要求细微，其中一条是寒冬为患者使用便盆，须先用热水烫过，免得患者感觉冰冷。

为了这一点暖意，可以想象多出多少人工，多少心力，尤其寒冬凌晨，人人瑟缩之时。

梅藤更的传记里也写到这一点，“最初的时候，护士没有那么大耐力的，会很难遵守医院的制度和要求，如果病人要求她们，她们可能会毫不在乎地漠视。她们的好脾气和承受力被严重地榨干了。如果犯了可能伤害到病人康复的错误，当着病人的面批评，她们会因为丢脸而生气。”

但纪律往往要通过严苛的要求才能内化成行为惯性。梅生回忆：“总护士长是一位英国人，她常常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出现在病房里，悄无声息地站在夜班护士旁边，检查操作是否规范是否到位。我们常胆战心惊，每次上夜班，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不管多忙也都不会偷懒，生怕自己不经意的疏忽落到那双碧绿而严厉的法眼。”

她所在的班三十余人，多数中途退学回家或改入他校。到了第三年，班里只剩下四人。她是留下之一，说就在这别出心裁的耳提面命下，学会了做到“人在，人不在，一个样”，从此几十年的工作，“慎独”成了她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

回忆起青春时代，看似劳苦，她内心却相当宽展“病人也对护士回报以毫无保留的信任和尊敬。当时工作虽然繁忙，但大家彼此坦诚，心思一致，并不觉得特别辛苦。”

今天的人，不论医生还是患者，看到“毫无保留的信任与尊敬”这几个字，心里会难免一动吧。
（傅梅生）

劳苦之余，也有安慰，当年青稚的小姑娘，一直到耄耋之年，念念不忘每天医院的茶点，和黑巧克力的滋味。

梅藤更对共事者说“Live And Work”,医生要医治他人，先保有自己的生之尊严和乐趣。广济医护人员的收入基本由英国的善款维持，一级医长160银元，护士30元银元。1银元相当于200元人民币，从医者算是中上阶层，不必有生之忧虑。

医院有球队，乐队，穿着马褂的青年吹弹吟唱，生机盎然。能容纳上千人的讲堂，宣讲教义，举办各种展览晚会，也放电影，片源不多，需要有人站在旁边翻译字幕，大概因为梅医生对非洲的喜好，放的多是非洲的探险片，想看爱情片的年轻人不免有牢骚，但仍然场场不落，毕竟这是杭州当时唯一的电影院。

英国人的规矩里常被突破的是护士不准恋爱。当时冰箱还很罕见，只有医生办公室储藏药物用。年青医生偷偷冻上一瓶冰甜的饮料，从窗户吊下，给楼下那层他喜欢的护士，一根细线吊只小瓶，摇晃荡漾的一点温柔。

但多年后，梅生回忆起青春时代最浪漫的时刻，并不是这点旖旎之情，而是每年的“5·12”，护校所有成员聚在一堂，人人手捧蜡烛，摇曳的烛光里，唱歌纪念南丁格尔女士，校长为每位毕业生带上洁白的燕帽，仪式在南丁格尔誓言中结束。年后，她仍记得堂堂于人之前念诵的话：“余谨以至诚，於上帝及会众面前宣誓：终身纯洁，忠贞职守，尽力提高护理专业标准，勿为有损之事，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药，慎守病人及家属之秘密，竭诚协助医师之诊治，务谋病者之福利。”

十几岁的女孩自感“圣洁”，这个词里隐隐透出职业的荣光。

7



1900年， 义和团事起，没有死灭的仇恨一旦遇风潮，象半焦的枝条一样复燃，上谕发动民众对洋人武力报复，“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不负联之厚望”，梅藤更回国，医院里英国人奉命避沪。

同年，山西庚子教案发，山西全省共杀传教士191人，杀死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1万多人，焚毁教堂、医院225所。山西巡抚毓贤亲手杀死山西北境教区正副主教艾士杰，在奏折中写道：“微臣之捉洋人，如网中取鱼，我设一巧计将山西的洋人尽数擒捉，以练锁之，均在抚署处决，无漏网者……虽幼童及狗亦未任其幸免……惟有一女洋人割乳后逃走，藏于城墙下，及查得，已死。”

事态平息后，梅藤更返回中国。广济医院边上有个杂货铺，一个年青女人卖货，发髻上簪一朵茉莉花，见人往往腼腆一笑。梅藤更不见她，问起才知她生产时大出血，与孩子同死于难产。中国女人生产自来只有接生妇，无程序可言，无文字可授，生死悬于一线。梅藤更以中国人高叔白女士等人的捐款建立产科医院，翻译中国第一本产科教材《产科西医心法》，序言中他说：“使后世之产母婴儿同登寿域，则区区一得之愚，一念之诚，深堪自慰矣.”

他对广济人的要求有一条是“创造力”----“不是一个破坏者，是一个建造者，不是一个说教者，是一个行动者” ，深耕以求生机。

但晚清已到末期，大风大火，焦土遍野，每次政治力量交织冲撞，医院作为战争前沿，都不可避免被卷入。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医院里士兵驻扎，附近发现有三颗炸弹，幸未发生灾难。梅藤更因为医术得到信任，医院没有受损。但安定未久，1924年，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与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为争夺上海，兵刃相见，梅藤更带领红十字救援队救护内战中的中国人。生死存亡于一线间，他要求医院同仁要能“全身投入，从一而终，永不放弃，不论严寒酷暑”。

但他没料想到，最大冲击正来自内部。

此时正是中国人“国族重建”的愿望急迫之时，民族主义成为自我锻造的重要手段。广济院内出现罢工罢学的抗议，医护人员对校方“宣传西方世界观与价值观”，“把学生当劳力使用”“体力透支”“军校一样的管理”“等级区别”等表现出不满。

1924年五卅惨案发生，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召集各校学生代表，成立后援会， 6月3日游行队伍一路向日本领事馆递交抗议书，一路向广济医院示威，游行群众拉下撕毁英国国旗。梅藤更正在医院里，他说“我真正感到不安的，是他们把医院的公告牌从墙上摘了下来。”

校内青年学生不安欲动，梅藤更与学生对话，说如果他们一定要参加游行，他不会阻拦，但他希望学生不要去。这时学校外面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他们呼喊里面的学生，要他们出来，说保证找到新的学校容纳他们，颁发毕业证书。梅藤更说“这使学生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发生了大动摇。”

6月6日早上7点，医，药，产三科的学生全部离校。

几个月后他们陆续返回，但在此之后，广济医院想要在自己的腹地保有宁静，已无可能。

1924年7月，《新浙江报》刊登一篇社评，揭露“英人梅藤更在杭的种种劣迹”。广济医院内两位中国籍医生撰文认为广济医院必须收归国有，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国权。不同意此意见的医生，多被称为“洋奴”，在纪念册上写下心怀愤懑的话“正合德国一句俗语说：‘宇宙的酬报是忘恩’”

同行的抨击极为尖锐。杭州公立医药专门学校召开会议，“披露英人梅藤更假帝国主义者之力，侵略我们中国的土地，搜括我们同胞的金钱种种罪恶”，并认为广济医院应该“拨归本校”。各界冲击下，广济医院的正常医疗无法进行，有人闯入医院，绑架员工，直到北伐军东路指挥部出台保护政策才避免激进的人群自行占据医院。

民意推动下，新成立的浙江省政府将广济医院直接收归“国办”，为了“实现人民的福利和维护国家尊严”，每月所需经费，完全由政府负担。1928年官方发布《筹设杭州医院宣言》，痛斥英人梅藤更：“假慈善之名，遂侵略之暴行。日唯叱咤我官吏，蹂躏我人民。纵彼爪牙，恣其鱼肉。病者未出起生，弱者反因丧生。世界各国，有此医院，宁非怪事。”

医院严禁宗教会议和圣经研究，对麻风院内的病人采取了严格的监禁隔离，贴在入口大门上的公告写着：“此地乃麻风收容所；访者禁止入内！”

政府费用划拨不够，无人负责，加上麻风病人惶恐惊惧，“病人打针者，不及 2/10，以致病魔日见厉害”，困境下，省政府的解决办法更为激进。第二年出台管理办法打算将病人流放囚禁，“查麻风病为慢性传染病之一，残身弱种，为害至烈，故必于孤岛荒林，建筑麻风病院，将患者强制收容，不与外界接触，方足以防止传染，而免贻害社会”。

1928年，国民党将广济医院和医校交还英国圣公会，但医校受创至深，从此停办。

抗战期间，广济医院与其他几处慈善机构一起庇护两万多难民，直到日军占据广济医院，时任院长的英国人苏达立不愿为其服务，日军刺刀抵背押他做手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被送往战俘集中营,医院由日本人经营，广济麻风医院无人过问。病人四散逃难,只剩下18名肢体残疾病人无家可归,在医院附近挖野菜度日。

抗战结束,医院被当局归还给苏达立管理。政潮翻滚，1952年，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接管医院，现更名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外籍管理者与医生撤离。

近一个半世纪后，广济医院遗迹已不多，只有银杏，香樟和广玉兰，百年后仍浓荫蔽人。

8



1926年，梅藤更及夫人梅福孙在杭工作45年后，于12月3日回国。

当年，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当下中国象是一团巨大的原生质，它活着，但是没有自身的力量可以决定它去向哪里，它在风浪里漂浮，由附着其上的东西驱使。”

年逾七十的梅藤更离任时，广济医院有500张病床，3个手术室，住院病人4000例左右，是全国最大的教会医院之一。

他归国临行前，宴请杭州地方人士话别，用汉语说：“我知道中国是有前途的，后一代的青年更是了不起！可惜我老了，来不及看到中国的复兴。”

梅藤更晚年最后一段时间，用于将医学书籍翻译成中文，1934年8月去世。

纪念他的人在墓碑上刻着“仁爱而劳”。

（关于梅藤更的资料不多，我最近带家人就诊，对医患之间有了切肤体会，才出于兴趣翻找资料写这篇博客，但了解有限，请有知者批评。

当今的世界上，面对着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和全球文化汇流的大趋势，每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民族，都面临着现实与传统的严重危机。传统越古老，危机越沉重，危机越沉重，寻根越热烈。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在哪里？



大概每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都知道一个常识：中华民族是黄河孕育的。



那么，这条大河上怎样塑造我们民族性格的呢？它又是怎样历史地规定了我们文明命运的呢？这恐怕就不是每个人都认真思考过的了。

环境越困难，刺激文明生长的积极力量越强烈，这是西方史学界的一个著名观点。他们认为，黄河流域之所以成为古代中国的摇篮，可能就是由于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比中国的南方，例如长江流域，要严重的多。人们潜伏的创造才能被挑战刺激起来了。同恶劣气候和洪水泛滥的斗争，使得中国人的历史演变，社会机制，政治组织等方面，也因此而走了一条纯粹东方式的道路。
今天如果有人告诉你，东方社会那悠久的专制主义实际上同水有关系，可能你会觉得奇怪。其实，这种看法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东方的自然气候状况，使大规模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为农业的首要条件。在那时的生产水平下，这必须由一个高度集中的中央专制政权来组织成千上万人去完成。这就是著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可惜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把这个问题彻底讲清楚，让后人一直争论不休。

实际上，无论是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大运河和长城，还是南美洲丛林中的玛雅人金字塔，这些让现代人叹为观止的古代浩大工程，不都显现着非常相似的"中国式"的历史阴影吗？不都是古代大帝国的遗物吗？成千上万微不足道的个体，被某种秩序排列组合在一起，拥载着那至高无上的顶峰，这种大一统的社会结构，不是很像一座庞大的金字塔吗？因此，民主，自由，平等这些东西，就很难成为"中国制造"的了。

中国人既不像欧洲民族那样生活在地中海周围，也不像美国人那样住在两个大洋之间。命运就给中国人安排了这样一种生存空间。

几千年来，肥沃的中原地区始终面对着北方那个广袤纵深的蒙古高原，这种平原与高原的直接对峙，在欧洲是不存在的，它形成了某种奇特的历史关系：处于迁徙无定状态中的高原游牧民族，始终把平原大河流域，作为他们争夺的一个目标，经常像洪水一样从高原上横冲下来。整个中国古代史，几乎就是一部游牧人同农耕人争夺生存空间的历史。

因此，直到封建社会末期，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还对华夏农业文明充满了一种文化上的自豪。他不无鄙夷地嘲笑"夷狄"的游牧文化，还处在“逐水草，习射猎，忘君臣，略婚宦，驰突无恒”的低级阶段，而在中原地区，则“有城廓之可守，墟市之可利，田土之可耕，赋税之可纳，婚姻仕进之可荣”。在工业文明出现以前，谁能否认这样的华夏农业文明的先进性呢？理所当然，中原人是必须保护它不受游牧文化的侵扰的。

最好的保护手段，莫过于"城墙"。

文明的源头已经湮没在一片浑沌之中。能让我们记得起来的，是春秋晚期那个百家争鸣的伟大时代。孔子，老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等，诸子百家，灿若群星。偏偏在那个时代里，东西方都出现了圣贤大哲。

当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在喜马拉雅山的那一边，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
当齐宣王创办稷下书院，汇集各派学者的同时，柏拉图也在地中海的雅典办了一个学院，亚里士多德就在那里学习。
今天的哲学家称那个时代是世界文化的轴心时代。那时产生的各种思想，至今还影响着人类。
公元六十五年，一个中国皇帝梦见了释迦牟尼，这便引起了喜马拉雅山两侧的人类两大古老文明的相遇，导致了将近八个世纪的文化大融合。一位西方学者曾经这样说过：人类的奇遇中最引人入胜的时候，可能就是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相遇的时候。

四大发明在它们的家乡却是命运不济。最早点燃了那征服星空的火焰的中国人，没能成为最早飞向宇宙的人。火箭和花炮几百年一贯制，至今还只发挥着驱鬼辟邪和热闹喜庆的功能。纸和印刷技术这种不可估量的通讯传播手段，在史集浩瀚，藏书成风的中国，一千年也没能酿成知识爆炸，到头来还是西方反过来向我们输入了铅印技术。尽管沉括早在公元十一世纪就在“梦溪笔谈”里描述了罗盘针和磁偏角现象，可中国从来没能成为海上强国，倒是西方列强依靠罗盘针的指引逼到了我们的家门口......　到底是什么在捉弄中国人呢

西方人研究星辰，人体，杠杆和化学物质，中国人则研究书本，文字和故纸堆。因此胡适曾说道：中国的人文科学所创造的是更多的书本上的知识，而西方的自然科学，却创造了一个新世界。

十九世纪中叶，当资本主义所召唤出来的大工业正在欧洲朝气蓬勃之际，一个犹太人已经在大英博物馆里解剖它的密秘，宣告它的死刑了。

这位伟大的导师是很谨慎的。他只对未来勾划了一个蓝图。他设想共产主义社会，应当是生产力高度发展，财富充份涌流，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劳动的消耗不再构成商品的价值，因此商品货币关系将推出历史的舞台。

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这一天，终于把中国也推进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大潮之中。这个带着满身伤痕刚刚从动乱中爬起来的国家，这个还带着几千年传统包袱的民族，在改革中将要解决的难题，比苏联和东欧各国都要复杂的多，艰难的多。十年前，当我们终于打开封闭的篱墙重新回到世界上来的时候，在穷过渡的贫困和文化专制的寂寞中生活了很久的中国人，是多么惊讶地发现：资本主义的西方和日本竟是那样的发达，人们竟生活得那样富裕！

我提一下意见，

中华民国时期似乎中国的汽车工业还是可以的，轿车整车造不出来，但是卡车客车都是可以的，而且轿车是授权生产，类似于今天的Buick Envision. 但是这些资料实在是太少了，我觉得能把这些车造出来，照片是有的，但是难以保留

>>我提一下意见，中华民国时期似乎中国的汽车工业还是可以的，轿车整车造不出来，但是卡车客车都是可以的，而...

野史戏说，我转发的，，原帖链接在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