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试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下）
“六四”以后，邓小平一度表示不谈”姓社“、“姓资”的消极态度，但是中共的整体统治究竟属于什么性质，无论对国内或国际而言，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1992年江泽民在哈佛大学演讲，喊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口号。这可以看作是中共官方最早将意识形态和中国文化传统联系起来的一种表示。这一年正是邓小平“南巡”，大力推动经济开放的时期，可见他仍大权在握。江在意识形态上的新转向必曾取得他的认可，这是绝无可疑的。从字面上说，这一口号好像是对于邓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的解读。但其实不然。邓所谓“中国特色”的本意原指中国的社会主义包涵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市场经济，与通常理解的“社会主义”大异其趣，然而这恰好是“中国特色”之所在。其中并没有回归中国文化传统的意味。现在时移世异，中共官方（不是江个人）便在“中国特色”四个字上大做起新文章来了。这里用“时移世异”一语是极其认真的。我必须进一步指出为了推拓民主运动，“六四”以前的知识人，无论在体制内或体制外，都同时抱着一种批判中国传统的意态。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党天下”的局面是从中国传统中逐渐演变出来的。当时震动海内外人心的电视纪录片——《河殇》——便是明证。在这一强大思潮之下，中共不可能以传统文化为号召。但“六四”之后情况完全改变了，“五四”精神已被彻底地镇压了下去。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等普世价值都被视为是“西方的一套”，如果“搬到”中国来，便“非乱不可”。上面所引邓小平的话，这时已成为唯一能公开露面的政治语言。这是中共在意识形态的层面回归中国传统最好时机，一方面运用民族主义激情以重建政权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则以釜底抽薪方式切断民主在中国的生命线。当然，这里说的“回归中国传统”指的仅仅是政治语言，实质的回归不但不可能，而且中共也根本无此意愿。所以从江泽民到习近平，儒家的政治语言越来越占上风，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语言则已沦为附庸的地位。习在各种讲演和谈话中引用传统经典，层出不穷，以致官方必须编一部《习近平用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以供读者查考。“与之相呼应，新编《四书五经语录》一类古代经典选本也被大量刊行，摆上了千万党政干部案头。”（见上引梁治平，〈想象天下〉一文，页159）《四书五经语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是由“”中华文化促进会」主持编纂的，号称“党政干部诵读本”。这立即使我联想到六十年代国民党在台湾“复兴中华文化”的种种活动。蒋介石晚年对《大学》、《中庸》特别加以发挥而集成《科学的学庸》一书。国民党又建立了“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以推行这一运动，出版了《孔孟学报》和相关丛书（如陈立夫《四书道贯》之类）。国民党的目标十分明确，即抗拒当时胡适、雷震、殷海光等以《自由中国》为基地的民主运动。两相对照，今天中共“促进中华文化”和国民党在台湾“复兴中华文化”，走的是同一道路，所采用的具体方式也如出一辙，不过先后相距已超过半个世纪了。
在本节开始前，我曾提到，今天大陆上新左派和新儒家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天下”论述，都以“中国独特文明”为理据，彻底否定“五四”的历史意义。我又进一步指出，这些论述基本上是为“党天下”寻找一个新的意识形态。现在通过以上的历史探索，我相信我的论断已得到证实。事实上，梁治平先生提出“官方意识形态的天下主义与其他各种天下论说之间的关系”，便已将这个问题点破了。澄清了这一关键性的问题之后，我愿意再回到一些大陆自由派知识人的忧虑：“五四”在今天是不是已经沦落到被普遍否定的境地？我不接受这样悲观的看法。上面已指出，“六四”以后“五四”精神退出了前台，不再公开露面，很少知识人的肯定论述能获得表达的机会。相反地，否定“五四”则因受到鼓励而无所不在。攻击“五四”最力者来自“天下主义”的论客，他们不但人数众多，而且望风而至者时有所见。但作为一个独特的知识群体，他们其实只代表一种声音。因此我深信“五四”精神作为一股历史潜力，它的存在仍是不容忽视的。我希望大陆的自由派知识人不必为最近在种种纪念会上听到的负面评论而过分为“五四”担心。最后让我略述“五四”精神在国民党政权下的发展，以加强我的论点。
北伐刚刚完成之后，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便在1927年6月公开宣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大纲领，并且进一步强调：“三民主义之外无主义”。（见胡汉民在同年《民国日报》上刊出的两封信，剪报收在《胡适日记》1927年6月11日条）。但是在实际运作中，国民党完全没有力量推行胡汉民的构想。在大陆上执政二十二年期间（1927-1949），它虽曾一再试图用种种政治压迫的手段来加强专制的威权，其结果不仅收效甚微，而且引起社会上普遍的反感。因此学术教育界的批评、青年学生的罢课游行以及反对团体的组织活动等等，都从来没有停止过。这就显示“五四”精神在当时社会上是得到了广泛支持的。国民党之所以如此无力，主要是因它并没有真正将自身建立成苏联式的布尔什维克组织，有权力没收一切私有财产，将人民的生活数据完全控制在党的手中。当时丁文江说“国民党的专制是假的”，可谓一语道破。
抗战胜利之后，内有中共的威胁，外有美国的压力，国民党不得不提前结束“训政”而进入“宪政”阶段。为了争取社会的广泛支持，国民党必须在中共及其同路人之外，寻求其他党派、学术文化界、“社会贤达”等人的合作。这些人中很多都经过了“五四”的洗礼，基本上认同民主、自由、法治等普世价值。例如1946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其主要起草人之一便是民社党领袖张君劢先生。两年后（1948）根据宪法而举行了选举，国民党便宣告它所领导的政府已从“一党专政”转变为“宪政民主”了。但是这次所谓“选举”基本上是在执政的国民党操纵之下进行的，当时舆论往往称之为“假选举”。这大概和实况相去不远。不过正如政治学家萧公权所指出的，选举“做假”这一行为的本身证明政府已明白承认宪政的必要性，而且假以时日，“弄假成真”的可能性也不容排除。（见萧公权《问学谏往录》，台北：传记文学丛刊，1968，页193）无论如何，国民党的宪政体制虽然最初仅仅是一种形式，但在长期历史演变中却发挥了始料所不及的功能。在这一关联上，我们的讨论必须转向1949年国民党政权撤退到台湾后和“五四”精神的交涉。
蒋介石当年从“训政”转入“宪政”是在政治危机下万不得已的一种举措。迁台以后，政治和军事形势已完全改变。为了重整旗鼓，蒋很想废除宪政，将大权掌握在一己之手。1953年1月16日，在蒋和胡适两人的私下长谈中，蒋对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一事，明显地表示了否定的意向。这一表示使胡“惊异”，因此在《日记》中问道：“难道他们真估计可以不要宪法了吗？”胡不但当场纠正了蒋的看法，而且几个月后又特别从纽约写信给王世杰（当时是总统府秘书长），“讨论宪法的法统不可轻易废止。国民大会明年二月应该召集……。”（见《胡适日记》，1953年5月5日条）毫无可疑，国民党的“宪政”“法统”在台湾获得保存，胡适是功不可没的。（详见我的《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第七章中“宪政法统的延续”一节。）胡的反共立场和蒋完全一致，在这一方面他是支持蒋的。由于蒋在台湾事实上已是“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胡适语，见1951年5月31日《胡适致蒋介石函》），胡适作为“五四”新文化的领袖则坚决反对这种“一人独裁”的统治方式。所以蒋、胡冲突的一面恰好反映了“五四”精神的历史作用。下面让我用最简要的方式，略说一个大概，作为我的论点的终结。
这里我要提出一个很大胆的看法：1949年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在台湾开辟了第二度的“”五四」运动，通过一个很长的曲折过程，最后终于完成了台湾的民主化。事情必须从《自由中国》半月刊说起。1949年二月到四月，胡适在上海和杭立武、王世杰、雷震等人一再商谈怎样办一份期刊宣扬自由和民主的价值，以对抗极权势力在中国的兴起。同时参与期刊的还有毛子水、傅斯年、张佛泉、崔书琴诸先生。刊名《自由中国》是胡适决定的，〈宗旨〉也是他在赴美船上写的，以后刊在每一期上。创刊号是1949年11月20日在台北出版的，由胡适担任了“发行人”的名义。这里显示出《自由中国》的双重背景：第一、这是当时一个特殊知识人群体的大结合；其成员无论是在职官员或自由学人都认同“五四”以来的现代普世价值。他们可以说是一群有号召力的中国自由主义先驱，因此在《自由中国》刊行以后，自由主义者的阵营在台湾得以不断扩大。第二、胡适不但是创刊的最主要原动力，而且“发行人”的称号更使他成为《自由中国》的“护法”」（patron saint）。所以在他心中，《自由中国》和《新青年》、《新潮》、《独立评论》等是难分轩轾的。在此双重背景之下，《自由中国》承担了传播第二度“五四”运动的重任是不足诧异的。
胡适曾将“五四”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归结于一点，即“评判的态度”，我认为《自由中国》把这一态度发挥到空前的高度，特别是在政治领域之内。雷震、殷海光等人都通过对国民党种种不合理政策及其实施的强烈批评来推动民主运动。他们不但全力阐扬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科学思维等等理念，而且进一步推展到反对党的筹建，直接威胁到国民党政权。他们“评判的态度”在1959-1960期间更发展到登峰造极之境：在胡适领导下，攻击蒋介石违背宪法，“竞选”第三任总统。其后果是尽人皆知的：1960年9月雷震入狱十年，《自由中国》关门，胡适在1962年2月中研院院士会议上谈到自由中国的确有“言论和思想自由”的激动中，引发心脏病而去世，几年之后殷海光也失去教职。这一结局很像“改革开放”时代的民主运动终于“六四”的悲剧。但是我们回顾十一年间以《自由中国》为基地的民主运动，不能不承认它在台湾的伟大启蒙作用。我称它为第二度的“五四”运动绝没有过誉的嫌疑。更重要的，二、三十年后，台湾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其中的因素虽然复杂，但在思想层次上直接继承了《自由中国》的传统，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五四”精神是一股真实的历史动力，在此又得到了更明确的印证。
本文原载思想编委会编，《“五四”一百周年（思想37）》
——转自联合新闻网（2019- 04-29，04-30，）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60期，2019年4月26日—2019年5月9日
https://www.hrichina.org/en/node/24337
在本节开始前，我曾提到，今天大陆上新左派和新儒家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天下”论述，都以“中国独特文明”为理据，彻底否定“五四”的历史意义。我又进一步指出，这些论述基本上是为“党天下”寻找一个新的意识形态。现在通过以上的历史探索，我相信我的论断已得到证实。事实上，梁治平先生提出“官方意识形态的天下主义与其他各种天下论说之间的关系”，便已将这个问题点破了。澄清了这一关键性的问题之后，我愿意再回到一些大陆自由派知识人的忧虑：“五四”在今天是不是已经沦落到被普遍否定的境地？我不接受这样悲观的看法。上面已指出，“六四”以后“五四”精神退出了前台，不再公开露面，很少知识人的肯定论述能获得表达的机会。相反地，否定“五四”则因受到鼓励而无所不在。攻击“五四”最力者来自“天下主义”的论客，他们不但人数众多，而且望风而至者时有所见。但作为一个独特的知识群体，他们其实只代表一种声音。因此我深信“五四”精神作为一股历史潜力，它的存在仍是不容忽视的。我希望大陆的自由派知识人不必为最近在种种纪念会上听到的负面评论而过分为“五四”担心。最后让我略述“五四”精神在国民党政权下的发展，以加强我的论点。
北伐刚刚完成之后，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便在1927年6月公开宣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大纲领，并且进一步强调：“三民主义之外无主义”。（见胡汉民在同年《民国日报》上刊出的两封信，剪报收在《胡适日记》1927年6月11日条）。但是在实际运作中，国民党完全没有力量推行胡汉民的构想。在大陆上执政二十二年期间（1927-1949），它虽曾一再试图用种种政治压迫的手段来加强专制的威权，其结果不仅收效甚微，而且引起社会上普遍的反感。因此学术教育界的批评、青年学生的罢课游行以及反对团体的组织活动等等，都从来没有停止过。这就显示“五四”精神在当时社会上是得到了广泛支持的。国民党之所以如此无力，主要是因它并没有真正将自身建立成苏联式的布尔什维克组织，有权力没收一切私有财产，将人民的生活数据完全控制在党的手中。当时丁文江说“国民党的专制是假的”，可谓一语道破。
抗战胜利之后，内有中共的威胁，外有美国的压力，国民党不得不提前结束“训政”而进入“宪政”阶段。为了争取社会的广泛支持，国民党必须在中共及其同路人之外，寻求其他党派、学术文化界、“社会贤达”等人的合作。这些人中很多都经过了“五四”的洗礼，基本上认同民主、自由、法治等普世价值。例如1946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其主要起草人之一便是民社党领袖张君劢先生。两年后（1948）根据宪法而举行了选举，国民党便宣告它所领导的政府已从“一党专政”转变为“宪政民主”了。但是这次所谓“选举”基本上是在执政的国民党操纵之下进行的，当时舆论往往称之为“假选举”。这大概和实况相去不远。不过正如政治学家萧公权所指出的，选举“做假”这一行为的本身证明政府已明白承认宪政的必要性，而且假以时日，“弄假成真”的可能性也不容排除。（见萧公权《问学谏往录》，台北：传记文学丛刊，1968，页193）无论如何，国民党的宪政体制虽然最初仅仅是一种形式，但在长期历史演变中却发挥了始料所不及的功能。在这一关联上，我们的讨论必须转向1949年国民党政权撤退到台湾后和“五四”精神的交涉。
蒋介石当年从“训政”转入“宪政”是在政治危机下万不得已的一种举措。迁台以后，政治和军事形势已完全改变。为了重整旗鼓，蒋很想废除宪政，将大权掌握在一己之手。1953年1月16日，在蒋和胡适两人的私下长谈中，蒋对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一事，明显地表示了否定的意向。这一表示使胡“惊异”，因此在《日记》中问道：“难道他们真估计可以不要宪法了吗？”胡不但当场纠正了蒋的看法，而且几个月后又特别从纽约写信给王世杰（当时是总统府秘书长），“讨论宪法的法统不可轻易废止。国民大会明年二月应该召集……。”（见《胡适日记》，1953年5月5日条）毫无可疑，国民党的“宪政”“法统”在台湾获得保存，胡适是功不可没的。（详见我的《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第七章中“宪政法统的延续”一节。）胡的反共立场和蒋完全一致，在这一方面他是支持蒋的。由于蒋在台湾事实上已是“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胡适语，见1951年5月31日《胡适致蒋介石函》），胡适作为“五四”新文化的领袖则坚决反对这种“一人独裁”的统治方式。所以蒋、胡冲突的一面恰好反映了“五四”精神的历史作用。下面让我用最简要的方式，略说一个大概，作为我的论点的终结。
这里我要提出一个很大胆的看法：1949年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在台湾开辟了第二度的“”五四」运动，通过一个很长的曲折过程，最后终于完成了台湾的民主化。事情必须从《自由中国》半月刊说起。1949年二月到四月，胡适在上海和杭立武、王世杰、雷震等人一再商谈怎样办一份期刊宣扬自由和民主的价值，以对抗极权势力在中国的兴起。同时参与期刊的还有毛子水、傅斯年、张佛泉、崔书琴诸先生。刊名《自由中国》是胡适决定的，〈宗旨〉也是他在赴美船上写的，以后刊在每一期上。创刊号是1949年11月20日在台北出版的，由胡适担任了“发行人”的名义。这里显示出《自由中国》的双重背景：第一、这是当时一个特殊知识人群体的大结合；其成员无论是在职官员或自由学人都认同“五四”以来的现代普世价值。他们可以说是一群有号召力的中国自由主义先驱，因此在《自由中国》刊行以后，自由主义者的阵营在台湾得以不断扩大。第二、胡适不但是创刊的最主要原动力，而且“发行人”的称号更使他成为《自由中国》的“护法”」（patron saint）。所以在他心中，《自由中国》和《新青年》、《新潮》、《独立评论》等是难分轩轾的。在此双重背景之下，《自由中国》承担了传播第二度“五四”运动的重任是不足诧异的。
胡适曾将“五四”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归结于一点，即“评判的态度”，我认为《自由中国》把这一态度发挥到空前的高度，特别是在政治领域之内。雷震、殷海光等人都通过对国民党种种不合理政策及其实施的强烈批评来推动民主运动。他们不但全力阐扬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科学思维等等理念，而且进一步推展到反对党的筹建，直接威胁到国民党政权。他们“评判的态度”在1959-1960期间更发展到登峰造极之境：在胡适领导下，攻击蒋介石违背宪法，“竞选”第三任总统。其后果是尽人皆知的：1960年9月雷震入狱十年，《自由中国》关门，胡适在1962年2月中研院院士会议上谈到自由中国的确有“言论和思想自由”的激动中，引发心脏病而去世，几年之后殷海光也失去教职。这一结局很像“改革开放”时代的民主运动终于“六四”的悲剧。但是我们回顾十一年间以《自由中国》为基地的民主运动，不能不承认它在台湾的伟大启蒙作用。我称它为第二度的“五四”运动绝没有过誉的嫌疑。更重要的，二、三十年后，台湾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其中的因素虽然复杂，但在思想层次上直接继承了《自由中国》的传统，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五四”精神是一股真实的历史动力，在此又得到了更明确的印证。
本文原载思想编委会编，《“五四”一百周年（思想37）》
——转自联合新闻网（2019- 04-29，04-30，）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60期，2019年4月26日—2019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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