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溃而不崩”的理论与分析提取

资料来源：《溃而不崩》

何清涟 201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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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剔除了冗余部分，将“溃而不崩”理论基本框架说明。



全球化鼎盛时期，中国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净得利者，如此难得的机 遇，尚且未能成功地将中国转变成一个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型社会，如 今全球化形势逆转，中国倒T字型的社会结构将僵硬、固态化，这种社 会结构注定了中国未来只会是拉美国家的同类，如果幸运，至多比非洲、中东地区略好。

1 、中共政权与欧美政权的区别 认为中国独裁政权应该瓦解，是期盼中国早日民主化人士的共同愿 望，也因此，「中国崩溃论」每隔一段时期就会出现。仅在近五年内，中共高层因权力继承发生的内部斗争曝光以来，就有过多起这样的论调。除了2015年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说过的「崩溃论」（他后来修正为「衰败论」）之外，《华盛顿邮报》社论版副主任编辑杰克逊 ．蒂尔（Jackson Diehl）发表过更悲观的预言。他在美国《全球事务》 2012年9 ／10 月刊发表的文章认为，中共与俄罗斯这两个独裁政权都面临瓦解命运，但是2012年美国大选两位总统候选人却都没有对此作好准备。

从章家敦（Gordon G. Chang）、杰克逊．蒂尔直到沈大伟，这些外 部观察者都是用民主国家的经验来判定中国是否会发生危机，错以为中 国政治是责任政治。必须承认，中国现在面临的诸种危机当中，只要其 中的一部分发生在美国、日本、欧 盟，这些国家的经济危机早就转化 为政治危机，导致政府垮台（内阁集体辞职或执政党败选），如同2012年以来欧债危机导致希腊、荷兰、意大利等多个政府倒台。



外部观察者们分析中国时往往会忽视这一点。尽管中国的经济 已经病入膏肓，实体经济一片萧条，失业人口不断增长，政府债台高 筑，金 融系统危机重重，外汇储备下降到临界线，但只要政府能继续保持财政汲取能力，保证资源汲取管道畅通，能够继续供养政府及暴力机器（警察及军队），中共就不会主动下台。中国政府超强的资源汲取能力与铁腕统治，几乎成了中国现在唯一的稳定因素。


2 、艰难维持的「溃而不崩」状态 世界人口增长最快的三大地区，即亚洲（中印两国是世界第一、二 人口大国）、非洲与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国家，从本世纪初开始就因青年 失业率过高而引起联合国担忧，因此联合国鼓励 这些地区的人口在世 界范围内迁徙。然而，自2015年开始，由叙利亚难民潮引发的中东、非 洲人口向欧洲高福利国家的大迁徙，让欧洲陷入了动荡不安，西方国家 开始意识到，自身根本没有能力接收中东与非洲想要移民西方 的近六 亿贫困人口。

自2015年开始，曾是拉美左派政治圈内翘楚的委内瑞 拉陷入动荡与饥饿，更是说明，单一资源的国家无法支撑人口增长而带 来的就业与福利要求。全球化引起了西方各国的反思，就是以这次人口 大迁徙为触发点。2017年1 月26 日英国首相特里莎．梅（Theresa May） 还非常勇敢地在美国费城演讲中提到，由于英美对世界主权国家的政治 干预失败，「英美干预主权国家并试图按照自己的形象改造世界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这话其实是正式宣告：英美将终止向外推广民主化 的政治努力；这一重要姿态本应引起世界关注，却被大多数英美媒体与 中国政府完全忽视了，而世界各国与众多N G O 更在意川普政府宣布减 少对外援助。 

在中东、非洲、拉美与一些亚洲国家纷纷进入动荡时 期之际，相 比之下，中国社会矛盾尖锐的状态并不那么引人注目。中国当局通过高 压维稳所营造的表面平静，反而被西方世界看作稳定的象征。其实，中国的青年失业率与总体失业率都非常高，底层社会的严重不满、反对者的被迫消声，以及统治集团内部因权力分配而引起的矛盾交织在一起，早就使中共政权有如坐在火山口上。「维稳」成了第一要务，「维 稳」经费在有的年度甚至超过军费，所谓「革命」早就成了中国政治话 语的一个主题。 从本书作者之一何清涟动笔撰写《中国的陷阱》至今，时光流逝已二十余年。

这段时期内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有人曾开玩笑地对作者说 过：你所预言的一切，在中国都成了现实，只是比你书中分析的要严重 得多；不少书中的例证只要将时间改换一下，腐败的数额从 千万元扩 大为亿元或者数亿元，农村的恶势力更恶更黑一些，完全符合现状。中 国确实掉在你说的「陷阱」里爬不出来了。当然，也有读书不求甚解之 辈，常常会气势汹汹在网上质问：她不是早预言中国要崩溃，中国现在崩溃了没有？

笔者所有的研究，从来没预测过中国（包括中共政权）何时会崩 溃。我预测的只是中国将长期（20 —30 年）陷入「溃而不崩」的状 态。我想告诉读者的是：人类社会形态不只有「繁荣」与「崩溃」两种 形态，大多数时候，人类社会处在繁荣与崩溃 之间的状态；区别在 于，是接近繁荣，还是更接近崩溃，如是后者，则当下潜伏着什么样的 危机。预言中国崩溃的人士多半陷入了认识论的误区，以为中国的现状，不是繁荣，就是崩溃；与之相似的一种极端的认识则以为，凡指出中国弊端的人，就是预言中国崩溃。作者的《中国的陷阱》，其实不是预言中国（政权）何时崩溃，而是指出：中国那不触动政治体制的经济改革，最后必将使中国陷入权贵资本主义陷阱，根本不可能将中国引 领上一条健康平 稳发展的道路，最后会使中国陷入一种「溃而不崩」 的社会状态。所谓「溃」即「溃败」，指中国社会将在政治、生态、社 会道德系统方面陷入全面溃败的状态；「不崩」则指这个掌握了政治、 经济与组织资源的政权将不会在10 —20 年内崩溃。

中共政权的崩溃， 只可能在一种危机共振的状态下出现，即同时发生内部超大规模的社会反抗、高层统治集团发生严重的矛盾、财政危机出现，同时还面临外部 压力。接下来，作者将分析这些状况近期内是否可能在中国同时出现。


中国近期是否会出现危机共振？

需要讨论的是：中国的经济危机是否会导致政治危机并出现危机共 振？笔者的判断是，在最近若干年内（至少十年内）不会发生导致共产 党垮台的危机共振。这一判断基于以下事实：中国历代王朝衰亡，往往 是几大 危机叠加所导致：统治集团的内部危机、经济危机（最后集中 表现为财政危机）、社会底层的大规模反抗、外敌入侵。如果这几大危 机先后出现并同时共存，这个王朝必亡无疑。以下逐项分析中国现存的 危机因素。

1 、统治集团高层已经形成一元化领导格局

 2012年习近平接班前后，中共统治集团内部确实发生过政治局委 员、重庆市委书记、太子党重要成员薄熙来试图进入政治局常委的权力 挑战，支持薄的人有前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与部分军中 红二代 。习近平通过反腐，有效地收拾了所有政敌并重整权力结构， 将胡锦涛时期「九龙治水」的寡头独裁变成党政军权集于其一身的个人 专断。 从集权与稳固权力这个角度看，习近平做得相当稳妥与成功。他用 步步为营、各个击破的方式，在五年时间内，先后将 其政敌薄熙来、 周永康、两位军委副主席上将郭伯雄及徐才厚（受审期间病死）、前中 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等都送进监狱。根据中纪委的数据，从2013—2016 年6 月底，中国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官员人数达91.3万人。受到司法 惩处的112名省部级 以上党政官员中，包括本届中央委员会成员十名、13 名中央候补委员。

从2015年开始的军队改革，几乎摧毁了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形成的军队权力格局。目前所有的迹象表明，在下一个五年任期内，几乎不可能出现对习近平权力形成挑战的高层成员 。可以预测，如果没发生人力不可控制之事，习近平并未打算遵循江泽民交 班给胡锦涛这一党内规则，而是准备继续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 中共已经从舆论方面为习近平连任做准备。2016年6 月《人民日 报》发表署名郑秉文的文章，其中提到，只要政治 上不出现民主化这 种颠覆性错误、经济上不出现毁灭性打击、制度上不出现断层式波动三 种情况，就能达到「中国即将进入高收入社会的美好前景」。 所谓不犯「颠覆性错误」，原话出自习近平之口。2013年10月习以中国国家 主席身分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时说过这话。《人民日报》 评论员文章随后专门就此做过解释，即无论是以「颜色革命」标榜的第 三波民主化道路，还是以「阿拉伯之春」形式出现的民主化道路，中国 决不步其后尘。「制度上不出现断层式 波动」这句话所指的「制 度」，不是指「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指中共最高领导人掌权的方式， 以及保证其有效行使权力的各种制度。习近平执政以来，在权力结构与 权力行使方式上早就改写了政治规矩，由江泽民时期的集体领 导变成 了个人专断。郑秉文强调，「不出现制度断层式波动」，意指不要再改 变习近平重新厘定的政治规矩，以免发生十八大权力交接前后因「制度断层」而引起军界、政界人事大变动，导致恐慌情绪蔓延、人心不稳。 要想不出 现「制度断层」，只能有一个选择，就是No.1不换人。

这一想 法在2016年10 月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上得到确认，并通过会议公报宣 告：「全党同志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目前离习近平任职两届还有5年整，如果他想改变自江泽民以后定下的总书记只做两届十年的规矩，时间上很从容。只是如何改，是增加总书记的任期，从两届延长为三届、四届，还是干脆无限制，或是变总书记制为党主席制，这些都是技术细节问题，遇到的党内抵抗绝对没有 外界估计的那 么强烈。事实上，中共利益集团不希望共产党倒台的愿 望，显然远远强于转向民主化的意愿，那些没有足够财力移民海外的中 下级官吏与中产阶层，甚至希望习近平能够撑住这溃败江山，以免发生灭顶之灾。

2 、经济危机（核心是财政危机）是否可能出现？ 对于习近平来说，他最担心的其实不是所谓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对潜 流，也不是「政治上出现颠覆性错误」，而是经济上出现「毁灭性打击」，无论是习近平还是李克强，对这一点几乎都没有把握。尽管中共 已经勉 强接受「中国经济进入L型」这一说法，但却很难忍受经济萧 条。如今中国经济各领域都缺少利好消息，企业大量破产、工人失业增 加、外商投资减少，最后的防线已经只剩下金融系统这道防波堤。金融 系统是一国经济的神经中枢和血液循环系统，无论如何不能失 守，这就是从2016年8月开始中国政府将精力集中于「货币维稳」，即人民币 贬值不能过快，而「货币维稳」的关键战场则是外汇储备保卫战，即要守住三万亿美元这一所谓「心理关口」。 所有这些危机初兆，离政府的财政危机还有一段距离。中国政府与其他政府最大的不同在于，这个专制政权调集资源的能力远比民主政府强。只要执政者意识到危机在何处，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远远超出民主政府，尤其是那些软弱无力的民主政府。

目前离习近平任职两届还有5 年整，如果他想改变自江泽民以后定下的总书记只做两届十年的规矩，时间上很从容。只是如何改，是增加总书记的任期，从两届延长为三届、四届，还是干脆无限制，或是变总书记制为党主席制，这些都是技术细节问题，遇到的党内抵抗绝对没有外界估计的那 么强烈。事实上，中共利益集团不希望共产党倒台的愿望，显然远远强于转向民主化的意愿，那些没有足够财力移民海外的中下级官吏与中产阶层，甚至希望习近平能够撑住这溃败江山，以免发生灭顶之灾。

3 、国内反对力量弱小且分散

中国政府是个高度组织化且武装到牙齿的独裁政权，其镇压力量 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王朝，面对这个世界上第三军事强国，民众连 购买刀具都要受限制，这种情况决定了官府的镇压力量与民间的反抗力 彼此之悬殊前所未有。本书第五章已经概述了各种社会反抗的起因及 其组织方式。事实上，当中共在2015年「709抓捕行动」中将维权人士 一网打尽之后，国内已经没有任何哪怕是松散型组织的反对力量了。除了军事政变，几乎不可能结束中共统治。

国内政治反对者多年来引为奥援的所谓「海外民运圈」，其实只是 对近30 年来因各种原因流亡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的泛指，这个虚化的 「圈」并非一支有组织的力量。由于中国政府长期在异议圈「掺沙子」 （即派遣「第五纵队」），再加上民运人士本身的缺陷，海内外各个圈 子的异议人士互相排斥斗争的兴致，远远高于他们反对中 共政权的热 情，几乎没有集结的可能。观诸历史，任何国家（包括中国历代王朝） 就算出现政治危机，也必须具有组织能力与感召力的反对力量乘时而 起、加以利用，才会导致原有政权垮台。

中国现阶段显然缺乏一支这样 的有组 织力量。反抗力量这种一盘散沙的状态，既是政治反对者们的悲哀，更是中 国的悲哀。当中共政权基于自身的夺权经验而努力消灭社会的反对力 量，并破坏民间的自组织能力之时，也就消灭了这个社会的重生机能。 由此来看，今后10 —15 年之内中国不会出现导致中共政权垮台的 危机共振；但也不要指望中共政府像一个正常政府那样治理中国，并将 这个危机四伏的社会导入正途。中共政权除了高压维稳与开动宣传机器 堵塞言路，其他的正常管治能力已经丧失。这种溃 而不崩之局延续得 越长，中华民族丧失的社会重建资源将越多。

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有多大？

中国历史上，西周、唐、宋、明等几个王朝都是在衰落之际遇到异 族入侵而灭亡的，中共本身也是在苏联全力扶持下战胜国民党而夺取政 权的。因为汲 取了这些历史经验，尤其是自身夺取政权的经验，中共 政府一直都将外部力量对中国施加的影响称之为「和平演变」，自2005年起改称「颜色革命」，加以严厉防范。 所谓的「和平演变」是否存在？从事实观之，「和平演变」的举措当然有，但从其实际效果来看，中共实属体制性过度防范。从2015年开 始，西方知识界已经有人意识到，西方文明已经进入由盛而衰的转折关 头。2017年7月，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撰文指出，从各国G D P 总量、储蓄、人口变迁、技术发展、生产 率、全球化（机会停滞）和收入停滞引起的民粹主义抬头等七方面，都 揭示出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权重下降。 进入衰落期的西方文明，日渐失去了对外干预的能力与愿望。



进入近现代以来，平权观念深入人心，一个底层社会成员过多、缺 乏社会上升管道的社会，注定成为政治高 风险社会。这种「政治高风 险」既来自于社会底层渴求变化的翻身愿望，也来自于统治集团害怕被 颠覆的恐惧，随着二者的对立冲突日甚，中间势力被两头挤压，主张非暴力抗争以求变革的话语空间渐趋逼窄，暴力革命的呼声日见高涨。



中国未来可能会发生何种形势的革命

推根溯源，今天主张暴力革命推翻共产党的革命党，完全是中共积数十年意识形态教育而结出的「硕果」。

为何说「郭氏推特革命」是未来中国革命的预演？

2017年4 —7 月先后发生的两件大事：「郭氏推特革命」、2010年 诺 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囚禁至死，正好成为观测中国未来可能发 生何种革命的窗口。

1 、刘晓波与「非暴力抗争」的中国困境 2017年7 月13 日，61 岁的刘晓波先生去世。对中国来说，不仅是一 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生命终结，还意味着非 暴力抗争这一政治理念 在中国将进入尘封状态。

非暴力抗争的理念在中国人中引发的争论，几乎从20 世纪90 年代 就开始了。刘晓波个人的命运与中国社会状态相映照，却显得非常奇诡：作为主张非暴力抗争的代表人物，他在1989年之后曾几次入狱，这 一经历将他从激进的文学青年熬炼成主张非暴力 抗争的温和反对者， 这一角色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加持；与此同时，他代表的非暴力抗争 张，却在政府的政治暴力与网络革命党日趋严重的暴力倾向这双重煎熬 下，进入奄奄一息之境。刘晓波及其爱妻刘霞的悲剧人生，更成了主张暴力革命者用来反证非暴力抗争路线失败的例证。

有人以为，一 旦民众认识到非暴力斗争此路不通，他们就会转而投入暴力抗争，这个推断不符合实际；若人们失去了对非暴力斗争的 信念，从而放弃非暴力抗争，实际上就是放弃了现实可行的斗争手段，到头来也就是放弃 抗争本身。又由于他们不参加实际的非暴力抗争，因此使得实际发生的非暴力抗争总是形不成声势和规模，形不成足够的力量，既不足以对一党专制构成有力的挑战，同时又比较容易被当局所压制。这反过来又 使得民众进一步失去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由此陷入恶性循环。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首先就要让人们重新恢复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舍此之外，别无捷径 。

这种看法既包含了不能选择以暴易暴这个终极目标，还包含现实的策略考虑。 在这样一个崇拜权力与暴力的国度，究竟会发生何种类型的革命？ 这是笔者多年来都在观察、思考的问题。在刘晓波去世之前，推 特 （Twitter）中文圈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观察窗口。

2 、「郭氏推特革命」是一次未来中国革命的演练

在中共围绕十八大高层接班问题的权力斗争中，薄熙来、周永康等为首的 中共派系失败，2015年1 月中国国安部常 务副部长马建入狱，他「选中的商人」（即为国安部效力）郭文贵因受 牵连而逃亡海外。马建被调查一案与《财新》那篇揭底报导〈权力猎手 郭文贵〉，成了郭海外爆料的导火线。2017年伊始，郭相继接受明镜网 和 美国之音的采访，并从4 月开始在视频网站YouTube开始他的直播， 其推特账号的粉丝按每天10000的速度暴涨，很快就突破了30 万（据推 友揭露，其中有不少是购买来的殭尸粉）。他的爆料内容多涉及中国在 任官员，主要目标是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贪 腐、「盗国」及其亲属与企业家的内幕交易。郭提供了王岐山夫人姚明 珊及其亲属的美国身分及十余套住房信息，并表示，这些信息均可通过 美国相关公开信息网站查证。上述信息经过美国中文网媒阿 波罗网调 查，发现所有房产资料显示的登记人，均与王岐山夫人姚明珊家族没有 关系。  到8 月中旬，推号为「福瑞德牧 @furuidemu101」，真名为耿绍宽的人站出来，用亲身经历披露他帮助郭文贵造假的全过程， 以 及王岐山的房产如何编制， 王岐山与其「私生子」贯军及刘呈杰的关系如何炮制， 等等。在此之前，也有类似的真相披露。但特别吊诡的现象是：真相影响不了铁杆郭粉，在真相浮出水面的过程中，少数郭粉醒悟后成了郭黑，更多的表示沉默，但还有不少郭粉仍然坚持相信，即使不相信，也要坚持肯定郭炮制的谎言对中共起到沉重的打击作 用。正如我在推特上所言：于郭粉而言，对郭的态度，无关事实，成为 一种「信仰」。


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国内异议人士及海外民运人士对郭文贵的坚定支 持，绝大多数民运大佬，例如杨建利等人无视郭文贵声称自己的爆料是「以黑反腐」，「为上百万贪官 报仇」，坚持认为郭文贵的爆料 活动是打垮中共、促使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良机，纷纷公开表态支持。德高望重的赵紫阳前秘书鲍彤先生还称郭文贵为「老师」，为郭背书。

支持者们对郭文贵的信仰是如此 坚定，以至于完全忽视郭文贵在其视频中对他们毫不留情的多次讥讽。 例如，郭文 贵在6 月7 日的视频中说：「我现在看到网外这派，那帮的，那教的，一说，一张嘴，改变全中国，一张嘴，改变全人类，一张 嘴就是把这个共产党推翻。你能做啥啊？连饭都吃不上，是不是。你饭 都吃不着，有些人，天天，几十年如一日，在咱们这个纽约东边一 个 中国区混着。你那不害人嘛，你让那些孩子们跟着你所谓搞革命，你那不害人呢嘛。」

这场「郭氏推特革命」的参与者具有明显的特征： ⑴ 不同目标的群体暂时合流 在反对习近平、王岐山联盟这一点上，官员、反专制的知识分子与 社会底层这三种利益与目标完全不同的群体暂时合流：官员因2013年以 来习、王联盟的强力反腐，落入郭文贵说的「家破人亡」之境（其实判死刑者极少），迫切希望王岐山被整肃，从而斩断习的得力臂膀；部分反专制的知识分子期待郭的爆料会引发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动摇中共的统治。更为戏剧性的是，江泽民、曾庆红等「老领导」竟然成了「郭氏推特革命」不 少支持者希望所寄，他们冀盼「老领导」幕后发力， 郭文贵前台领导他们公开活动，让十九大成为习近平的噩梦。一些民运人士盼望在中共倒台之后自己取而代之；国内的底层失业青年则希望藉 郭之力「翻身」。这些人在郭的爆 料中看到了「希望」。 一位借国安势力发家、在反腐中逃往他国、本身也劣迹斑斑的商 人，竟然成为几大利益诉求完全不同甚至冲突的群体共奉的「领袖」， 这一诡异现象表明：由于习近平对江泽民时期开始形成的利益格局改变 过于峻急，用政治高压手 段对付所有「不稳定因素」，包括对言论空 间的严重打压，所有阶层都对习近平的「苛政」（包括反腐败）严重不满。在极端压抑之下，任何一点空间，都可能成为各种反对者的集结之地。

郭文贵爆料目标的高度波动性，更是被选择性地解 读，比如他7 月29 日发出推文，号召「全民直播支持郭文贵，人民必胜 正义必胜，打倒共产党」，引来一些民运人士欢呼支持，结果两天之 后，他又发推声称：「我还没有说过打倒共产党，目前这一条还不在郭 七条范围之内！我不希望误导尊敬的推友们！」即使是这种明显的出尔 反尔，也会得到痴迷的「郭粉」一致点赞叫好。

（2）三大群体各怀心机、分合无常上述三大群体在这次「推特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合流，注定是暂时 的，不仅仅因为郭本 人的真实目标、所爆之料难以证实 以及策略失 当──郭及其支持者四处树敌，凡反对郭的人都被他们说成是特务，曾 经的支持者一言不合也是特务，还因为这三类支持者求乱的程度以及对 乱后秩序恢复的目标完全不同，甚至彼此对立。 中共官员当然希望王岐山失势，让习陷入反腐无力的状态，从而得 以恢复江泽民、胡锦涛时期那种「猫鼠一家亲」的「美好时光」；知识 阶层希望舆论环境宽松一点，由于对习近平近五年来的严厉言论管制严 重不满，便开始怀念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的相对「自 由」 和江泽民、 胡锦涛时期的「宽松」，但他们未必真希望「腐败再度横行」，也不见 得期盼新「造反派」坐进龙庭；社会底层人士对中共政权、官僚阶层、 富人充满了仇恨，少数人甚至将仇恨对象扩展至所有体制内人士，指向低阶公务员、教师及研究人员、医护人员等一切相对成功的人士，这类「郭氏推特革命」的支持者们与海外民运人士的目标接近，即希望中共垮台，由他们取而代之。


鉴于「推特革命党」的主流倾向是「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因此，分析这些以底层知识青年为主的「网络革命党」的思想和 行为，对了解中国未 来的变动内容及方向很有必要。 推特革命与文革相仿的暴力这次「推特革命」的暴力化倾向相当严重，与文革的语言暴力几乎相等。这种暴力化倾向从两方面体现： 第一、相当多的支持者抱持简单化的敌我观念，即毛泽东所说 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 态度是主导。「郭粉」当中一些推号表现出十足的痞子化倾向，对于一 切自己不喜欢的观点缺乏宽容，与毛泽东极权体制不容忍异见一样，动辄围攻，痞话脏话铺天盖地，而且毫无是非感，表现出为达目的不择 手段的强烈倾向。他们对知识分子群体的仇恨、蔑视更是溢于言表，其 推文与当年的「文革」大字报相近。除了各种将郭吹捧成空前绝后的带 领中国走向民主化的领袖，比如「 中国民主第一人」、「耶稣再世」 等谀词颂语之外，甚至有人提出，「凡不支持郭文贵的，必须予以打击；凡反对郭文贵的，必是中共特务五毛。」


疯狂是种巨大的破坏性力量。法国学者勒庞在其名著《乌合之众》 中，对这种现象曾做过深刻评析：「群众从 未渴求过真理，他们对不 合口味的证据视而不见。假如谬误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 误。谁向他们提供幻觉，谁就可以轻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谁摧毁他们 的幻觉，谁就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疯狂的粉丝把一个劣迹斑斑、 依靠国安系统敲诈、勒索发家的失意奸商郭文贵，捧成为中国网络革命 党的主人，这种简化的敌我观念也是一种暴力。 第二、公开鼓吹血淋淋的暴力。一位自我介绍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 研究生院的国际法硕士、在北京从事律师职业近20 年，现居加拿大的L 于8 月9 日发的一条推文，更是将这种暴力推到了极致：「我有权各（个）别地或与他人联合起来集体地反抗专制官员，我拥有的反抗手段 及其正当性并不因为这种联合而失去或减损，当很多人一起行动时，就 叫民主革命。革命过程中同样可以咒骂、欺骗、造谣、伤害、杀死他 们。我有权以这些手段对付任何一个或多个或全体压迫者，怎么有效、怎么管用就怎么来，就这么简单。」

意思是说，他认为自己的目标 是正确的，为达目标不择手段，可以视他人生命为草芥随意剥夺。另一位现居加拿大的维权律师G 在8 月21 日发表的推文中说：「如何制约流氓暴君下屠杀令扑灭宪政民主大革命？凡是今后下令开枪及下令执行暴 力镇压令的任何人，一律连同他们的家属子女（未成年儿童可除外）处 死刑，且得由任何人随时就地正法，凡是执行其死刑者皆予重奖。」

这两位前中国律师的言论充满了血腥，毫无文明底线，与中共革命 初期言论及恐怖组织ISIS没有任何区别。 针对「郭粉」们的思维和言说特点，萧山@mozhess做了很到位的总结：「逢共必反，为反对而反对，其逻辑必然是，土共反对杀人放火，我们就应该支持杀人放火；土共要清理垃圾人，我们就要支持垃圾人；土共反腐败，我们就要支持腐败；土共救灾，我们就要破坏它救灾。此逻辑导致一个荒谬：若一个强盗把你抢了，土共去抓他，而你应该要反对土共抓他，支持他逃跑。」

这种推特话语很快便显示出这场 政治「波普」的荒谬：中国公众说起官员腐败、官商勾结来，往往恨得咬牙切齿，这也是部分反对者主张要推翻中共政权的主要理由之一；但在这次「推特 革命」中，几百万被反腐所打击的贪官就成了一部分政治反对者眼中的「受害者」。 「郭氏推特革命」的上述特点充分说明，这场「革命」与建立民主 宪政制度没有什么关系；相反，它的身上带着毛式共产革命的深深胎记。


尽管「郭氏推特革命」并非一次真 正意义上的社会运动，只是三 大群体对现行体制和社会现状的一次不满情绪的集体宣泄，但中共当局 却能从中体验到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曾描述过的一种困境，即「塔西 佗困境」（Tacitus Trap，又称「塔西佗陷阱」）：当政府失去公信力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得罪人民；不论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从胡锦涛时代 后期开始，中国政府就逐渐失去了公信力，这次「推特革命」 集中展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对当局的真实态度。

「郭氏推特革命」对未来中国确实具有隐喻意义： 一旦政治高压瓦解，这类「革命」就将成为现实，其主导力量必定是 底层社会成员，并且极可能会重复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革命或中共红色革命的模式。 「郭氏推特革命」于2017年出现，是中国社会矛盾长期郁结激化的 必然结果。

二、底层青年为何成为「网络革命党」主体

「郭氏推特革命」的主体，其实就是近十年来出没在中国境内外社 交媒体上的「网络革命党」，如水无定形。其中大多数成员都以「马 甲」（分身I D ）出现。最初形成于《零八宪章》签署时期，历经艾未 未「行为艺术维权」，在2011年「中国茉莉花革命」后备受打击，陷入凋零状态。

这里得说明一下，「中国茉莉花革命」并不是实际发生的革命，而是网络上的一场虚拟革命，因中国当局防卫过 度而产生。「中国茉莉 花革命」发端的2011年，正是中共历经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领 导人营造的千古未逢之「盛世」（《人民日报》与新华社都如此概 括），G D P 总量已达世界第二。这年春天由突尼斯发端的「茉莉花革 命」将中东、北非的好几位独 裁者的王座掀翻，苦于专制独裁已久的 中国人难免人心思动。从海外的推特中文圈里，一位叫做「秘密树洞」 的推友于2 月17 日发出一条关于茉莉花革命的消息，最终被北京当局发 展成了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在30 多个大城市里清剿「茉莉花集会」的准 军事行动 ，政治局高层紧张不安、各地政府剿之唯恐不力，担心一朵 「茉莉花」现身，就导致乌纱坠地。政府传达指令时，因传达层级不同 而口径大小不一，导致小道消息满天飞，全国各地不少城市纷纷抓人， 凡被官府列入「安保」对象 的人无一漏网，知识界谈茉莉花色变，传 唱不知多少年的江南小调「好一朵茉莉花」竟成了敏感词──千古未有 之盛世，竟然被一朵网上开放的「茉莉花」折腾得流言四起，民不安 生。

这次事件的发生，反映了中国当局已失去了政治安全感。 2010年以来，随着每年一半以上的应届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网络革 命党的人数越来越庞大。既然大都是失业、半失业青年（于建嵘称之为 「底层知识青年」），他们的政治诉求重心当然包含着「经济权利」；但并非突尼斯、埃及庞大失业青 年群体那样的就业要求，而是没收贪 官财产、重新分配社会财富。让他们产生强烈社会仇恨的温床，当然是 中国现阶段严重的社会不公。

1 、第一重社会不公：源自教育资源不均的机会不平等 中国现阶段严重的社会不公，不仅体现在资源的占有、财富的分配 方面，还体现在机会极不平等。对于出身于农村的中国青年来说，首先 面临的就是教育的不平等，即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如在农村地 区实行了十多年的「撤点并校」，导致农村孩子上学 极为困难，农村 青年上大学的人、尤其是能够上重点大学的人明显少于城市。

这种不平等源于相关制度设计的不公平。中国各大中城市约有700 所左右的重点中学，相比于普通高中，这些学校拥有更多的教育资源，比如较多的教育投资，因而能拥有更好的教师、更加豪华的教育设施。 这些学校宣称其目标是培养最聪明优秀的学生，但一些学生 借助家长 的权势与金钱力量，利用高中可以推荐优秀生而免考直接进入名校。中 国的精英大学常常与中学名校达成协议，大量录取它们的优秀毕业生。 2010年，具备这一协议资格的近90 所大学机构通过这一途径录取的学生 占招生名额的30 ％以上；上海复旦大学这一比例则近60 ％。

不能否 认，这些学校录取的不少学生确实优秀，但其中不乏有学生家长通过贿 赂学校的方式，从而使孩子获得录取资格。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原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承认，在2005—2013年间 ，自己通过兜售大学录取名额，共受贿2330万元人民币（按汇价折合，约为327万美元）。

这种优势一 直延续到现在，被舆论讥讽为「用全体人民的钱办少数人的学校」。 这种教育资源向少数人倾斜的制度设计，注定了农村青年（包括城市普通平民子弟）输在人生起跑线上。

2015年中国政府减少了重点高中以优秀生名义推荐直接上大学的比例，规定通过非高考途径获得大学录 取资格的比例不得高于5 ％，其余的学生只能依高考成绩录取。但在中 国社会阶层固化、财富占有格局早成定局的状态下，这种矫正无异于杯水车薪。

2.第二重社会不公：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

自上世纪末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一种奇特的状态，即G D P 增速每 年保持9 ％甚至两位数的增长，但是，从2000—2009年每万元固定资产 投资对应的就业人数从0.88人下降到0.16人， 十年内下降了82 ％，其 主要原因是国家的投资转向无法长期拉动就业的土木工程项目。在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困窘中，大学毕业生求职的竞争变成了家世与背景的竞 争，而不是能力的竞争。底层出身、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往往陷入 一职难求的困境。 早在2005年，北京大学教师文东茅就写过一篇调查报告，名为〈家 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该文以在全国范围 招生的高校毕业生为调查对象，以父亲的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作为衡 量家庭背景的指标，其中专列一节分析「家庭背 景对毕业生就业的影 响」，指出父亲的职业状况决定子女的就业机会，其他如薪酬水平、提 拔速度等也都与父母社会地位直接相关。该调查表明，仅就薪资而言， 父亲的社会阶层越高，毕业生的平均起薪也越高，父亲为农民者比 父 亲为行政管理人员、经理人员的毕业生平均月收入分别少四百元和三百元。

 这一调查揭示了中国阶层正在趋于固化这一残酷现实。 几年之后，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的李宏彬等人做了一项 同样的调查，接受调查的学生来自19 所高校的6059名应届毕业生（重点 高校十所，非重点高校九所）。调查采用问卷方式 ，内容涵盖了学生 的个人基本信息、家庭背景，以及高考成绩、大学生活、毕业去向等。 在接受调查的这6000多名毕业生中，有14 ％符合「父母中至少一人为政 府官员（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这一划分标准，即所 谓的「官二代」。研究成果 表明，父母的政治资本对高校毕业生第一 份工作的工资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官二代」大学毕业生的起薪高于 「非官二代」。此外，从高考成绩这一智力衡量指标来看，「官二代」 与非「官二代」并没有显著差别，因此「官二 代」的工资溢价不是其 自身能力或智力因素的结果；「官二代」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比「非官二 代」高出13 ％（约280元／月），这个工资溢价相当于两年教育投资的 回报。 [24]这种「资源的世代转移」现象，由于制度不公而加深，在21 世纪以 来短短十余年间就造成中国社会上升管道严重梗阻、阶层固化的现象。

3.第三重社会不公：社会惩罚机制的等级化

自从习近平执政以来，反腐败力度超过以往历届总书记，王岐山也是历届中 纪委书记当中最得力之人，反腐成果超过中共前60 年总和：省部级干部以上逾120人，军队中少将以上军衔者近60 人被拿下。但奇怪的是，中 国人虽然痛恨腐败，但对这张抢眼的反腐成绩单却鲜有叫好声，原因 是，这轮反腐的两条规则让人觉得不公平：一是反腐败为权力斗争服 务，有选择性地反腐败，即 以腐败为理由清除政治对手；二是反腐不触及红色家族，不少红二代与政治局常委家属积累了巨额财富，但这场反腐对他们基本不触动，落马高官基本上是平民子弟。不少贪官的故事 披露后，前半截都是「苦孩子」奋斗向上的励 志故事。

2015年6 月24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机构发布《中国新媒体发展 报告No.6 （2015）》（简称《新媒体蓝皮书》），与2013年度《新媒体 蓝皮书》的结论一致，即「三低人群」依然是微博用户主力军。所谓 「三低人群」即低学历 、低年龄、低收入人群。从年龄来看，青少年 （10 —29 岁、30 —39 岁）占比高达78.69％，其中20 —29 岁微博用户最多，为8869.7万人；从学历来看，高中及以下学历微博用户占七成； 从收入来看，微博用户平均收入水平依然较低，月收入 五千元以上的 微博用户仅占9.93％，而无收入群体达到8898.7万人，构成了网络革命 党的主体。


一个上升管道严重梗阻的社会不仅让人绝望，还会孕育强烈的社会 仇恨与社会对立。这种 社会对立源于社会结构性紧张，简称为社会紧 张。该词源于紧张理论（Strain Theory），又称文化失范理论（Anomie Theory），由美国社会学家、犯罪学家罗伯特．金．莫顿（Robert K. Merton）于1938年提出，与差别接触理论（中文又称异质接触理论，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Theory）、社会控制理论（Social Control Theory）并列为20 世纪美国犯罪学三大理论。这一理论的大意是指，一个人的成 功可以用金钱数量和拥有的物质财富来衡量，当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以此 为目标激励自己时，这种观念就成为一种强有力的价值观。

但由于社会条件和经济现 实，并非每个人、每个群体都可以拥有获得成功所需要 的手段。特别是下层社会的成员，由于缺乏在社会中获得经济报偿的能 力和机会，因而会把自己的努力方向转为犯罪活动，即把犯罪活动作为 获得经济报偿的一种手段，因此 就会产生失范和犯罪。简言之，莫顿认为，美国价值观的主题就是强调金钱成功，但是这种主题却使在社会 结构当中处于不同位置的个人产生了紧张。 以上这些，就是中国「网络革命党」产生的社会背景。推本溯源，这些革命党的产生，是中共通过持之以恒 的意识形态教育与宣传，为自身培养了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