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国外务史简述及评价
中共中国外务史简述：从“一边倒”亲苏反美，到翻转为联美制苏；从狂热革命外交，到为统治利益背信弃义、罔顾同胞同志死难；从“闭关锁国”到“世界血汗工厂”；从蛮诈到理性，再到重新陷入孤立和进退失据；对海外中国公民和华人华侨的忽视、践踏、利用；“防火长城”隔绝中外之恶
中共建政后，将国民政府的外交全盘推翻，另起炉灶。建国初期，中共政权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断绝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外交关系同时，全面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还参与了对抗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朝鲜战争。这种“一边倒”和参战输诚，固然让中共中国得到了苏联的各种物质援助和非物质支持，但也让中共中国和西方在很长时间内决裂，导致中共中国被孤立，中国大陆民众与西方的联系交流几乎完全被切断。
而中苏同盟并未维持太久，1950年代末至1970年代，因为中共和苏共争夺社会主义阵营领导权、毛泽东个人的好恶与随意性、中国与苏联的国家利益矛盾、极左外交思潮的冲击等，中苏决裂（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和苏联大多数盟国关系的破裂），两国一度兵戎相见，险些酿成大规模战争。而当时中国还与西方对立，又与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不和，中苏决裂导致中国陷入空前的国际孤立。而文革初期的极左外交政策和“红卫兵”暴民对外交工作的破坏（所作所为与“义和团”惊人相似，如红卫兵火烧位于北京的英国驻华代办处，就是当年义和团攻击各国使馆的再现），更是让中国外交雪上加霜，外务工作几乎完全停滞。这时中共的外交举措和后果，与郭嵩焘批判的愚蠢悲哀的清王朝外交有着惊人的雷同。
1970年代，面对内外交困的恶劣局势及造成的政权统治危机，毛泽东不得不在外交上做出重大转变和妥协。首先，毛泽东选择与意识形态上的敌手美国改善关系，先后邀请基辛格和尼克松访华，并于1972年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而同时，中共也放弃追究侵华责任和战争赔款，乃至发表“感谢日本侵华”的极端亲日言论，换取日本对中共政权的支持，在田中角荣访华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稍早，中国也在美日的默许和欧亚非拉多数国家的支持下重返联合国。
1970年代前期，中国密集的与西方各国及亚非拉许多国家建交，不仅和英德（联邦德国）意荷比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中的民主国家建交，还包括与西班牙佛朗哥政权、智利皮诺切特政权、阿根廷魏地拉政权、巴西军政府政权、希腊军政府政权等一系列右翼独裁政权建交及维持邦交关系，哪怕这些政权都沾满了左翼革命者的鲜血。而更早些的1967年至文革结束后，中共和毛泽东也对印尼、柬埔寨等国左翼华人（包括一部分有中国国籍的侨民）被残杀，及其家属被株连、杀戮、强暴等悲剧不闻不问，甚至有意切割，哪怕这些华人曾大力支持中共统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毛泽东本人也颇为崇拜。毛泽东和中共这种对海外华侨华人的“始乱终弃”，和其对国内各群体的背信弃义，是遵循的相同逻辑，也都反映了毛和中共的道德沦丧。
很显然，中共政权和毛泽东本人，为了政权的存续，宁可放弃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与尊严，也不在乎意识形态的敌对、无意捍卫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更无视包括中国公民在内的海外华人华侨的生命与利益，以高度实用主义的态度处理外交事务。这些行径反还反映了毛泽东及整个中共统治集团不仅没有普世人权观念，也没有中华传统道德中基本的仁爱诚信品质和责任意识、社会主义兄弟情谊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毛泽东及中共各核心成员皆背信弃义、毫无廉耻，整个中共也是无耻堕落的统治集团。（在对待同胞和革命同志兄弟、坚持政治原则和正义方面，苏联、东欧各国（包括最弱小的阿尔巴尼亚）、古巴、朝鲜，都胜于中共。苏联为抗议拉美右翼军政府屠杀平民，抵制在智利等地的体育赛事；东欧和古巴也都参与抵制，以及对他国尤其资本主义专制独裁国家革命者鼎力相助；阿尔巴尼亚霍查政权积极捍卫海外阿裔利益、为之发声和提供援助；连被世人认为最独裁肮脏的朝鲜金家政权，都曾对全斗焕制造光州事件表达愤怒、拒绝与全斗焕领导的政府进行和谈）
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启动了对外开放政策，彻底停止了“输出革命”，全面改善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尤其是极为积极的与美国、日本亲近，中国与外部的经贸、文化、政治、学术交流皆十分活跃，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世界。当然，与1978年后对内改革只是恢复经济民生常态类同，同时期的对外开放，也只是毛泽东时期“闭关锁国”后外交常态的恢复，本不值得多少赞誉。不过，那时的中国终于在长期闭锁、四面树敌的状态中走出，终究还是值得称赞的（只是这样的称赞应该给予好奇外部世界、渴求新知识与新思想、追求国家强大和个人富有、向往现代文明的中国人民，而非自私自利、见风使舵、虚伪狡猾的中共统治者）。
但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国在经济上继续融入世界（并于21世纪初全面融入世界市场）的同时，在政治、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上重新趋向封闭自守。而在外交政策上，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即专心于国内建设与经济发展，在涉外问题上谨慎小心、“绝不当头”。
一方面，中共为对抗西方、防止西方的人权和民主思想渗入中国，因此明里暗里鼓吹反美反西方思潮，以“爱国主义”之名行封闭保守之实；另一方面，中共在实际操作上尽可能不得罪美国及西方各国，甚至通过各种妥协退让换取西方对中共政权存续的支持。这其实变相延续了1970年代前期以来毛泽东的外交政策，即放弃革命理想、完全拥抱现实，一切外交活动皆为中共政权存续和统治集团利益服务。
而江泽民、胡锦涛也基本延续了这样的理念和实践。江胡时期，中国成为欧美日乃至港台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原料产地、劳动工厂、倾销市场，以出卖国民权利福利、国家利益（正常国家的国家利益，核心即是维护国民权利），换取经济发展及西方对中共独裁统治的支持（虽然即便如此，也仍然好于毛时代的闭关锁国、计划经济，也比更加残酷的干部对人民、工人对农民、城市对乡村的剥削压榨相对“不坏”）。欧美日港台社会的繁荣和其民众的富足舒适，离不开中国大陆百万以上血汗工厂的日夜运转、数以亿计麻木如机器人般劳工的辛劳和伤残。中共中国在国际政治上则十分低调务实，也乐于参与美欧主导的国际秩序下的各种国际任务（如斡旋国际冲突、派遣维和部队、支持贫困国家扶贫开发），其履行国际责任的认真程度，明显超过对本国国民权利权益的在乎和维护程度。
“韬光养晦”政策一直持续到胡温执政结束，直到习近平执政后才有所改变。习近平执政后数年，开始在国际上采取更多攻势，试图扩大中共政权的影响力，鼓动民族情绪，增强其执政合法性。但由于其内政的失策和外部环境的恶化，习时代的中国外交连连受挫，尤其因香港和新疆问题遭到诸多国家制裁，在国际上的声势和影响反不如邓江胡温时期。而近几年一系列“闭关锁国”倾向的政策，如新冠后在对外往来方面的封锁、削弱英语教学和减少使用西方教材、鼓吹传统文化和抵制普世思想，都在阻碍中外交流、破坏对外开放。根据最近的情形，习政权大抵会放弃主动出击的“战狼外交”，而注重于防御外部对中国大陆的影响渗透。
而且，即便在前几年中共在外交上相对强硬时，也是为了中共政权自身而非国民的利益。例如中美贸易战时，美国特朗普政府就在谈判中强调美国工人、农民的利益诉求，而中共在谈判攻防中却从没有真正考虑过受贸易战影响的中国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或许谈判中有提及，但必然只是当做谈判筹码和迫使美方让步的借口，以达成中共自身的利益诉求），也从未征求国内各行业各领域中普通从业者对中美经贸谈判的意见。
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提及的问题，即当互联网兴起、功能拓展、普及，并成为世界一体化的最重要工具后，中共政权建立“防火长城”，将互联网上的中国与世界隔绝开来，让中国人民生活在由中共控制的“局域网”中。这极大阻碍了中国人民对外部的了解和与世界的沟通，对于思想解放、公民自由、经济发展、科学研究、社会进步，都造成了巨大的阻碍、产生了严重的破坏性影响。中共对此声称是为维护“互联网主权”，实际上当然是为封锁舆论和维护统治。
中共建政七十多年来，其所有主要外交活动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维护中共政权的统治、打造利于政权存续的外部环境。它既无视国际正义，也不在乎国家利益，也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立场（除少数时期外），一切外交行为皆高度的实用化，有着极大的灵活性。中共政权虽然涌现过不少杰出的外交家（如周恩来、黄华、乔冠华、钱其琛等），但由于中共政权本身的特性及统治者的立场，这些人只能局限在一定的框架下为中国争取一些权益，且更多是维护了中共的统治和在国际上的面子和生存空间，而非有利于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人华侨的利益。
中共政权的外交活动，几乎从不真正关心在海外的中国公民和华人华侨的利益，尤其对平民和弱势的在外国人及华人华侨缺乏支援和保护。虽然中共政权在改革开放后逐渐与海外的华人华侨社团建立了固定联系，也有对本国公民的领事保护机制，但更多只是中共政权“统战”和约束国民的手段，服务效率低下甚至部分外交人员态度恶劣（虽然我个人接触的外交人员还不错），往往见人下菜碟（服务权贵而歧视平民）。中共政权的对外政策也从不将保护在外本国国民及华人华侨利益放在重要位置。而在任何正常国家，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维护本国国民及有血缘和文化认同的在外侨胞，都是外交行为的重要目的。中共政权对在境外的国人和华人华侨利益的轻忽乃至无视，是非常可耻的。
中国历代外务史述评：
自先秦至民国外务史简述和评论
中共建政后，将国民政府的外交全盘推翻，另起炉灶。建国初期，中共政权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断绝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外交关系同时，全面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还参与了对抗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朝鲜战争。这种“一边倒”和参战输诚，固然让中共中国得到了苏联的各种物质援助和非物质支持，但也让中共中国和西方在很长时间内决裂，导致中共中国被孤立，中国大陆民众与西方的联系交流几乎完全被切断。
而中苏同盟并未维持太久，1950年代末至1970年代，因为中共和苏共争夺社会主义阵营领导权、毛泽东个人的好恶与随意性、中国与苏联的国家利益矛盾、极左外交思潮的冲击等，中苏决裂（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和苏联大多数盟国关系的破裂），两国一度兵戎相见，险些酿成大规模战争。而当时中国还与西方对立，又与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不和，中苏决裂导致中国陷入空前的国际孤立。而文革初期的极左外交政策和“红卫兵”暴民对外交工作的破坏（所作所为与“义和团”惊人相似，如红卫兵火烧位于北京的英国驻华代办处，就是当年义和团攻击各国使馆的再现），更是让中国外交雪上加霜，外务工作几乎完全停滞。这时中共的外交举措和后果，与郭嵩焘批判的愚蠢悲哀的清王朝外交有着惊人的雷同。
1970年代，面对内外交困的恶劣局势及造成的政权统治危机，毛泽东不得不在外交上做出重大转变和妥协。首先，毛泽东选择与意识形态上的敌手美国改善关系，先后邀请基辛格和尼克松访华，并于1972年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而同时，中共也放弃追究侵华责任和战争赔款，乃至发表“感谢日本侵华”的极端亲日言论，换取日本对中共政权的支持，在田中角荣访华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稍早，中国也在美日的默许和欧亚非拉多数国家的支持下重返联合国。
1970年代前期，中国密集的与西方各国及亚非拉许多国家建交，不仅和英德（联邦德国）意荷比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中的民主国家建交，还包括与西班牙佛朗哥政权、智利皮诺切特政权、阿根廷魏地拉政权、巴西军政府政权、希腊军政府政权等一系列右翼独裁政权建交及维持邦交关系，哪怕这些政权都沾满了左翼革命者的鲜血。而更早些的1967年至文革结束后，中共和毛泽东也对印尼、柬埔寨等国左翼华人（包括一部分有中国国籍的侨民）被残杀，及其家属被株连、杀戮、强暴等悲剧不闻不问，甚至有意切割，哪怕这些华人曾大力支持中共统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毛泽东本人也颇为崇拜。毛泽东和中共这种对海外华侨华人的“始乱终弃”，和其对国内各群体的背信弃义，是遵循的相同逻辑，也都反映了毛和中共的道德沦丧。
很显然，中共政权和毛泽东本人，为了政权的存续，宁可放弃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与尊严，也不在乎意识形态的敌对、无意捍卫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更无视包括中国公民在内的海外华人华侨的生命与利益，以高度实用主义的态度处理外交事务。这些行径反还反映了毛泽东及整个中共统治集团不仅没有普世人权观念，也没有中华传统道德中基本的仁爱诚信品质和责任意识、社会主义兄弟情谊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毛泽东及中共各核心成员皆背信弃义、毫无廉耻，整个中共也是无耻堕落的统治集团。（在对待同胞和革命同志兄弟、坚持政治原则和正义方面，苏联、东欧各国（包括最弱小的阿尔巴尼亚）、古巴、朝鲜，都胜于中共。苏联为抗议拉美右翼军政府屠杀平民，抵制在智利等地的体育赛事；东欧和古巴也都参与抵制，以及对他国尤其资本主义专制独裁国家革命者鼎力相助；阿尔巴尼亚霍查政权积极捍卫海外阿裔利益、为之发声和提供援助；连被世人认为最独裁肮脏的朝鲜金家政权，都曾对全斗焕制造光州事件表达愤怒、拒绝与全斗焕领导的政府进行和谈）
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启动了对外开放政策，彻底停止了“输出革命”，全面改善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尤其是极为积极的与美国、日本亲近，中国与外部的经贸、文化、政治、学术交流皆十分活跃，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世界。当然，与1978年后对内改革只是恢复经济民生常态类同，同时期的对外开放，也只是毛泽东时期“闭关锁国”后外交常态的恢复，本不值得多少赞誉。不过，那时的中国终于在长期闭锁、四面树敌的状态中走出，终究还是值得称赞的（只是这样的称赞应该给予好奇外部世界、渴求新知识与新思想、追求国家强大和个人富有、向往现代文明的中国人民，而非自私自利、见风使舵、虚伪狡猾的中共统治者）。
但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国在经济上继续融入世界（并于21世纪初全面融入世界市场）的同时，在政治、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上重新趋向封闭自守。而在外交政策上，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即专心于国内建设与经济发展，在涉外问题上谨慎小心、“绝不当头”。
一方面，中共为对抗西方、防止西方的人权和民主思想渗入中国，因此明里暗里鼓吹反美反西方思潮，以“爱国主义”之名行封闭保守之实；另一方面，中共在实际操作上尽可能不得罪美国及西方各国，甚至通过各种妥协退让换取西方对中共政权存续的支持。这其实变相延续了1970年代前期以来毛泽东的外交政策，即放弃革命理想、完全拥抱现实，一切外交活动皆为中共政权存续和统治集团利益服务。
而江泽民、胡锦涛也基本延续了这样的理念和实践。江胡时期，中国成为欧美日乃至港台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原料产地、劳动工厂、倾销市场，以出卖国民权利福利、国家利益（正常国家的国家利益，核心即是维护国民权利），换取经济发展及西方对中共独裁统治的支持（虽然即便如此，也仍然好于毛时代的闭关锁国、计划经济，也比更加残酷的干部对人民、工人对农民、城市对乡村的剥削压榨相对“不坏”）。欧美日港台社会的繁荣和其民众的富足舒适，离不开中国大陆百万以上血汗工厂的日夜运转、数以亿计麻木如机器人般劳工的辛劳和伤残。中共中国在国际政治上则十分低调务实，也乐于参与美欧主导的国际秩序下的各种国际任务（如斡旋国际冲突、派遣维和部队、支持贫困国家扶贫开发），其履行国际责任的认真程度，明显超过对本国国民权利权益的在乎和维护程度。
“韬光养晦”政策一直持续到胡温执政结束，直到习近平执政后才有所改变。习近平执政后数年，开始在国际上采取更多攻势，试图扩大中共政权的影响力，鼓动民族情绪，增强其执政合法性。但由于其内政的失策和外部环境的恶化，习时代的中国外交连连受挫，尤其因香港和新疆问题遭到诸多国家制裁，在国际上的声势和影响反不如邓江胡温时期。而近几年一系列“闭关锁国”倾向的政策，如新冠后在对外往来方面的封锁、削弱英语教学和减少使用西方教材、鼓吹传统文化和抵制普世思想，都在阻碍中外交流、破坏对外开放。根据最近的情形，习政权大抵会放弃主动出击的“战狼外交”，而注重于防御外部对中国大陆的影响渗透。
而且，即便在前几年中共在外交上相对强硬时，也是为了中共政权自身而非国民的利益。例如中美贸易战时，美国特朗普政府就在谈判中强调美国工人、农民的利益诉求，而中共在谈判攻防中却从没有真正考虑过受贸易战影响的中国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或许谈判中有提及，但必然只是当做谈判筹码和迫使美方让步的借口，以达成中共自身的利益诉求），也从未征求国内各行业各领域中普通从业者对中美经贸谈判的意见。
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提及的问题，即当互联网兴起、功能拓展、普及，并成为世界一体化的最重要工具后，中共政权建立“防火长城”，将互联网上的中国与世界隔绝开来，让中国人民生活在由中共控制的“局域网”中。这极大阻碍了中国人民对外部的了解和与世界的沟通，对于思想解放、公民自由、经济发展、科学研究、社会进步，都造成了巨大的阻碍、产生了严重的破坏性影响。中共对此声称是为维护“互联网主权”，实际上当然是为封锁舆论和维护统治。
中共建政七十多年来，其所有主要外交活动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维护中共政权的统治、打造利于政权存续的外部环境。它既无视国际正义，也不在乎国家利益，也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立场（除少数时期外），一切外交行为皆高度的实用化，有着极大的灵活性。中共政权虽然涌现过不少杰出的外交家（如周恩来、黄华、乔冠华、钱其琛等），但由于中共政权本身的特性及统治者的立场，这些人只能局限在一定的框架下为中国争取一些权益，且更多是维护了中共的统治和在国际上的面子和生存空间，而非有利于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人华侨的利益。
中共政权的外交活动，几乎从不真正关心在海外的中国公民和华人华侨的利益，尤其对平民和弱势的在外国人及华人华侨缺乏支援和保护。虽然中共政权在改革开放后逐渐与海外的华人华侨社团建立了固定联系，也有对本国公民的领事保护机制，但更多只是中共政权“统战”和约束国民的手段，服务效率低下甚至部分外交人员态度恶劣（虽然我个人接触的外交人员还不错），往往见人下菜碟（服务权贵而歧视平民）。中共政权的对外政策也从不将保护在外本国国民及华人华侨利益放在重要位置。而在任何正常国家，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维护本国国民及有血缘和文化认同的在外侨胞，都是外交行为的重要目的。中共政权对在境外的国人和华人华侨利益的轻忽乃至无视，是非常可耻的。
中国历代外务史述评：
自先秦至民国外务史简述和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