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巴尼亚的兄弟对于毛泽东及中共的分析很透彻
首先声明本人不是马列主义者，也不是共匪的支持者。这篇文章很好地反映了中共国的“盟友”们对其的真实态度，所以转过来和葱油们分享。
转自marxists.org 这个网站不知道和中共有没有关系，不过看起来不像，估计更倾向于否定“中共是马列主义政党”。
这篇文章很清晰很透彻地阐述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人对于中共及毛泽东的认知转变与形成过程，表达了他们对于“中共的马列主义性质”的怀疑与否定，并且对于文革以及之后的中共国政治、历史发展有一定的了解，有不小的参考价值。
（文中用词不代表本人立场）
摘选自恩维尔-霍查 -> 《帝国主义与革命》（1978）第三章 “毛泽东思想”——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毛泽东的有生之年，中国的政策总体上是一种摇摆不定的政策，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缺乏马列主义的脊髓。他们今天对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会说些什么，明天他们就可能会矛盾。在中国的政策中，找不到一条持久的红线。
从我们对毛泽东的活动的了解中，我们从一个普遍的观点出发：他是马列主义者。关于毛泽东的许多观点，例如，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存在对立阶级的观点——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作为非对立矛盾的处理；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的绝对化——“农村包围城市”等等。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保留和我们自己的马列主义观点，只要有可能，我们就会向中国领导人表述。同时，某些其他政治观点也代表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这些与我们党的马列主义的观点和立场不符，我们认为这是大国的临时策略，由特定情况决定。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清楚的是，中国共产党维持的立场不仅仅是策略。
中国共产党一度确实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它也反对苏联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尽管现在很明显，它与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并不是由正确的，原则上的马列主义立场决定的。
中国领导人的行为是狡猾的。他们没有公开许多能使人们了解其党和国家的活动必要文件。他们过去到现在都非常谨慎地发布他们的文档。即使是那些可供我们使用的少数公开文件，也是零散的。
毛泽东著作的四卷本可以视为正式著作，其材料不迟于1949年。但除此之外，还经过精心安排，以致不能准确反映出毛泽东时代发展的真实情况。在中国，政治和理论上的问题反映在报刊上而不是在文献上——完全混乱不堪，只具有宣传性质。文章中充斥着典型的中国刻板的公式化表达，例如“三善五恶”（ "the Three Goods and the Five Evils"，出处未查明——译者注），“四旧四新”（ "the Four Olds and Four News"，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新反之——译者注），“两提醒五自律”（"the Two Reminders and Five Self-controls"，出处未查明——译者注），“三真七谬”（ "the Three Truths and Seven Falses"，出处未查明——译者注）等。我们发现很难从这些算术数字的意义里得出“理论”。
最引起我们党注意的是文化大革命，它在我们脑海中引出了许多重大问题。在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的活动突显了令人震惊的政治思想、组织思想和行为活动，这些活动并非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在判断他们先前的可疑行为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观察到的那些行为，尤其是迄今为止这场革命之后发生的事件时，观察这个那个集团在领导层中的兴衰时——今天是林彪集团，明天是邓小平、华国锋等人，每个人都有自己反对对方的舞台。所有这些促使我们党更加深入地研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和行动，更深入地了解“毛泽东思想”。当我们看到这场文化大革命不是由毛泽东的党领导，而是在毛泽东一声令下后爆发混乱的时候，在我们看来这不是革命的立场。正是毛泽东在中国的权威使数百万无组织的青年、大、中学生和小学生站起来，向北京、党和国家委员会分散着前进。据说，这些年轻人代表了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思想”，并向党和无产阶级展示了“真正的”道路！
这种具有明显政治特征的革命被称为文化革命。在我们党看来，这个名称是不准确的，因为实际上在中国爆发的运动是政治运动，而不是文化运动。但是最主要的事实是，党和无产阶级都没有参与这场“无产阶级再次革命”的领导。这种严重局面源于毛泽东的陈旧的反马克思主义观念，即低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而高估了革命中的青年。毛泽东写道：“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出自《青年运动的方向》——译者注）
因此，工人阶级处于观望状态，在许多情况下，它反对红卫兵，甚至与他们对抗。我们当时在中国的同志亲眼目睹了与青年斗争的工厂工人。党被瓦解清算了，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被完全无视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
事态发展表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不是革命，也不是“伟大的”，不是文化的，更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这是一个全中国规模的清算，对已经夺取政权的一小部分反动派的宫廷政变。
当然，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个骗局。它清算了中国共产党和群众组织，使中国陷入新的混乱。这次“革命”是由非马克思主义分子领导的，这些非马克思主义分子是通过由其他反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分子上演的军事政变进行清理的。
在我们的报刊中，毛泽东被描述为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但我们从未使用过并且从未批准过中国宣传的定义即毛泽东是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而毛泽东思想则是作为马列主义的第三阶段和更高的里程碑。我们党认为在中国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膨胀是与马列主义不相容的。
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发展及其发展结果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观点，即我们仍然不完全清楚地认识到马列主义在中国没有得到应用。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并没有持有马列主义的观点，虽然他们使用过“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联盟”的口号以及许多其他类似的术语。
鉴于这些事件，我们党已经开始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领导人曾经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立场摇摆不定的原因，例如在1962年寻求和苏联修正主义者的和解与团结，据说是以与苏联修正主义者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名义进行；或者在1964年，他们继续为与苏联和解而努力，周恩来前往莫斯科欢呼勃列日涅夫集团的上台[1]。这些犹豫不决并非偶然，这反映出他们缺乏革命性的原则和一致性。尼克松受邀访华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宣布了与美帝国主义和睦相处的政策。显然，中国的路线和政策完全反对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此后，中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野心开始变得更加清晰。中国领导人开始更加公开地反对世界无产阶级和真正的马列主义的人民解放斗争与革命运动。它宣称所谓的“三个世界”理论，并试图将整个马列主义运动强加于它的总路线。
“毛泽东思想”是修正主义的变种，甚至在修正主义开始形成之前就已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尤其是1935年毛泽东上台后。在此期间，毛泽东及其支持者以反对“教条主义”（dogmatism），“经验主义”（ready-made patterns），“洋八股”（foreign stereotypes）等斗争的口号发起了“理论”运动，并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问题，否定了马列主义的普遍性。他用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方式”代之以马列主义对待问题的方式，推崇中国式的“……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作风和气派”（出自《反对党八股》——译者注），以此来传播认为在各国，马克思主义都应有自己的具体内容的修正主义论点。
毛泽东思想源于古代中国的哲学、它的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其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实践。所有中国领导人，无论是现在执掌政权的人，还是曾经执政和已经下台的人，都设法将其反革命计划付诸实践，他们已经将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领导思想基础了。毛泽东本人也承认，左派和右派都可以利用他的思想，正如他所说的，是组成中国领导层的各个组织。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中肯定说：“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法国《世界报》12 月第 72 期——作者注）。 这表明毛泽东不是马列主义者，他的观点是折衷的。这在所有毛泽东的“理论著作”中都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这些著作充斥着“革命性”的措辞和口号，却不能掩盖“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没有共同点的事实。
毛泽东并没有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原则组织中国共产党。他没有努力使它成为列宁主义类型的政党——布尔什维克式政党。毛泽东不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而是没有阶级限制的政党。他用口号赋予党派群众性，以抹消党和阶级之间的区别。结果，任何人只要愿意就可以进入或离开该党。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思想”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和“欧洲共产主义”的观点相同。
为了清算他的意识形态对手的对手，毛泽东始终在发动军队。他率领林彪为首的部队，向刘少奇-邓小平集团发起了进攻。后来，他与周恩来一起组织并率领军队对付林彪。受“毛泽东思想”的启发，即使在毛泽东去世后，军队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像所有在中国上台的人一样，华国锋也依靠军队并通过军队行动。毛泽东死后，他立即发动政变，与叶剑英、汪东兴等人一起策划了军队叛乱，并逮捕了政治对手[2]。中国的权力仍然掌握在军队手中，而政党却落后于军队，这是修正主义盛行的国家的普遍特征。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军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武器，以压制社会主义的敌人，避免他们崛起，并保卫国家免受帝国主义和和国外反动派的最终攻击。但是，正如马列主义教导我们的那样，要使军队发挥这种作用，它必须始终在党的领导之下，而不是在军队的领导下。
目前，正在中国制定法律的，正是旨在使中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中最强大、最反动的派别。
未来，随着中国向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的转变，军队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和力量将稳步提高。为了捍卫资本主义政权和其经济，它将加强武装分子的近卫军。这将成为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如果人民的抵抗力量很强，这种专政甚至可以采取公开的法西斯形式。
转自marxists.org 这个网站不知道和中共有没有关系，不过看起来不像，估计更倾向于否定“中共是马列主义政党”。
这篇文章很清晰很透彻地阐述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人对于中共及毛泽东的认知转变与形成过程，表达了他们对于“中共的马列主义性质”的怀疑与否定，并且对于文革以及之后的中共国政治、历史发展有一定的了解，有不小的参考价值。
（文中用词不代表本人立场）
摘选自恩维尔-霍查 -> 《帝国主义与革命》（1978）第三章 “毛泽东思想”——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毛泽东的有生之年，中国的政策总体上是一种摇摆不定的政策，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缺乏马列主义的脊髓。他们今天对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会说些什么，明天他们就可能会矛盾。在中国的政策中，找不到一条持久的红线。
从我们对毛泽东的活动的了解中，我们从一个普遍的观点出发：他是马列主义者。关于毛泽东的许多观点，例如，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存在对立阶级的观点——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作为非对立矛盾的处理；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的绝对化——“农村包围城市”等等。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保留和我们自己的马列主义观点，只要有可能，我们就会向中国领导人表述。同时，某些其他政治观点也代表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这些与我们党的马列主义的观点和立场不符，我们认为这是大国的临时策略，由特定情况决定。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清楚的是，中国共产党维持的立场不仅仅是策略。
中国共产党一度确实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它也反对苏联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尽管现在很明显，它与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并不是由正确的，原则上的马列主义立场决定的。
中国领导人的行为是狡猾的。他们没有公开许多能使人们了解其党和国家的活动必要文件。他们过去到现在都非常谨慎地发布他们的文档。即使是那些可供我们使用的少数公开文件，也是零散的。
毛泽东著作的四卷本可以视为正式著作，其材料不迟于1949年。但除此之外，还经过精心安排，以致不能准确反映出毛泽东时代发展的真实情况。在中国，政治和理论上的问题反映在报刊上而不是在文献上——完全混乱不堪，只具有宣传性质。文章中充斥着典型的中国刻板的公式化表达，例如“三善五恶”（ "the Three Goods and the Five Evils"，出处未查明——译者注），“四旧四新”（ "the Four Olds and Four News"，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新反之——译者注），“两提醒五自律”（"the Two Reminders and Five Self-controls"，出处未查明——译者注），“三真七谬”（ "the Three Truths and Seven Falses"，出处未查明——译者注）等。我们发现很难从这些算术数字的意义里得出“理论”。
最引起我们党注意的是文化大革命，它在我们脑海中引出了许多重大问题。在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的活动突显了令人震惊的政治思想、组织思想和行为活动，这些活动并非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在判断他们先前的可疑行为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观察到的那些行为，尤其是迄今为止这场革命之后发生的事件时，观察这个那个集团在领导层中的兴衰时——今天是林彪集团，明天是邓小平、华国锋等人，每个人都有自己反对对方的舞台。所有这些促使我们党更加深入地研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和行动，更深入地了解“毛泽东思想”。当我们看到这场文化大革命不是由毛泽东的党领导，而是在毛泽东一声令下后爆发混乱的时候，在我们看来这不是革命的立场。正是毛泽东在中国的权威使数百万无组织的青年、大、中学生和小学生站起来，向北京、党和国家委员会分散着前进。据说，这些年轻人代表了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思想”，并向党和无产阶级展示了“真正的”道路！
这种具有明显政治特征的革命被称为文化革命。在我们党看来，这个名称是不准确的，因为实际上在中国爆发的运动是政治运动，而不是文化运动。但是最主要的事实是，党和无产阶级都没有参与这场“无产阶级再次革命”的领导。这种严重局面源于毛泽东的陈旧的反马克思主义观念，即低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而高估了革命中的青年。毛泽东写道：“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出自《青年运动的方向》——译者注）
因此，工人阶级处于观望状态，在许多情况下，它反对红卫兵，甚至与他们对抗。我们当时在中国的同志亲眼目睹了与青年斗争的工厂工人。党被瓦解清算了，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被完全无视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
事态发展表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不是革命，也不是“伟大的”，不是文化的，更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这是一个全中国规模的清算，对已经夺取政权的一小部分反动派的宫廷政变。
当然，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个骗局。它清算了中国共产党和群众组织，使中国陷入新的混乱。这次“革命”是由非马克思主义分子领导的，这些非马克思主义分子是通过由其他反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分子上演的军事政变进行清理的。
在我们的报刊中，毛泽东被描述为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但我们从未使用过并且从未批准过中国宣传的定义即毛泽东是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而毛泽东思想则是作为马列主义的第三阶段和更高的里程碑。我们党认为在中国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膨胀是与马列主义不相容的。
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发展及其发展结果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观点，即我们仍然不完全清楚地认识到马列主义在中国没有得到应用。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并没有持有马列主义的观点，虽然他们使用过“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联盟”的口号以及许多其他类似的术语。
鉴于这些事件，我们党已经开始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领导人曾经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立场摇摆不定的原因，例如在1962年寻求和苏联修正主义者的和解与团结，据说是以与苏联修正主义者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名义进行；或者在1964年，他们继续为与苏联和解而努力，周恩来前往莫斯科欢呼勃列日涅夫集团的上台[1]。这些犹豫不决并非偶然，这反映出他们缺乏革命性的原则和一致性。尼克松受邀访华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宣布了与美帝国主义和睦相处的政策。显然，中国的路线和政策完全反对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此后，中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野心开始变得更加清晰。中国领导人开始更加公开地反对世界无产阶级和真正的马列主义的人民解放斗争与革命运动。它宣称所谓的“三个世界”理论，并试图将整个马列主义运动强加于它的总路线。
“毛泽东思想”是修正主义的变种，甚至在修正主义开始形成之前就已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尤其是1935年毛泽东上台后。在此期间，毛泽东及其支持者以反对“教条主义”（dogmatism），“经验主义”（ready-made patterns），“洋八股”（foreign stereotypes）等斗争的口号发起了“理论”运动，并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问题，否定了马列主义的普遍性。他用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方式”代之以马列主义对待问题的方式，推崇中国式的“……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作风和气派”（出自《反对党八股》——译者注），以此来传播认为在各国，马克思主义都应有自己的具体内容的修正主义论点。
毛泽东思想源于古代中国的哲学、它的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其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实践。所有中国领导人，无论是现在执掌政权的人，还是曾经执政和已经下台的人，都设法将其反革命计划付诸实践，他们已经将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领导思想基础了。毛泽东本人也承认，左派和右派都可以利用他的思想，正如他所说的，是组成中国领导层的各个组织。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中肯定说：“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法国《世界报》12 月第 72 期——作者注）。 这表明毛泽东不是马列主义者，他的观点是折衷的。这在所有毛泽东的“理论著作”中都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这些著作充斥着“革命性”的措辞和口号，却不能掩盖“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没有共同点的事实。
毛泽东并没有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原则组织中国共产党。他没有努力使它成为列宁主义类型的政党——布尔什维克式政党。毛泽东不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而是没有阶级限制的政党。他用口号赋予党派群众性，以抹消党和阶级之间的区别。结果，任何人只要愿意就可以进入或离开该党。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思想”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和“欧洲共产主义”的观点相同。
为了清算他的意识形态对手的对手，毛泽东始终在发动军队。他率领林彪为首的部队，向刘少奇-邓小平集团发起了进攻。后来，他与周恩来一起组织并率领军队对付林彪。受“毛泽东思想”的启发，即使在毛泽东去世后，军队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像所有在中国上台的人一样，华国锋也依靠军队并通过军队行动。毛泽东死后，他立即发动政变，与叶剑英、汪东兴等人一起策划了军队叛乱，并逮捕了政治对手[2]。中国的权力仍然掌握在军队手中，而政党却落后于军队，这是修正主义盛行的国家的普遍特征。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军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武器，以压制社会主义的敌人，避免他们崛起，并保卫国家免受帝国主义和和国外反动派的最终攻击。但是，正如马列主义教导我们的那样，要使军队发挥这种作用，它必须始终在党的领导之下，而不是在军队的领导下。
目前，正在中国制定法律的，正是旨在使中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中最强大、最反动的派别。
未来，随着中国向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的转变，军队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和力量将稳步提高。为了捍卫资本主义政权和其经济，它将加强武装分子的近卫军。这将成为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如果人民的抵抗力量很强，这种专政甚至可以采取公开的法西斯形式。
14 个评论
毛泽东投资霍查，霍查支持中共入联，中共入联之后就停止投资，于是中阿翻脸
有什么奇怪，毛泽东本来就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
好贴没人顶….
讲的就是中共彻彻底底的实用主义
支那大地有什么可分析的，就跟黑非洲一样让种猪们自生自灭好了，没必要浪费大脑和口水，几千年都这么过来的，地球也没有爆炸。
已隐藏
霍查的文章，但读起来象中国人写的，一点都不拗口。看来并非欧洲语言表达方式都和中文相差很大，差距大的也就以英语为代表的西欧语言。
英语的特点是一句话里会包含很多原本可以省略的次要信息。由于一句话里的信息太多，因此常常既不按重要性，也不按逻辑顺序顺序排位，使人不得不去猜测、判断。要深刻理解，有时真得有脑筋急转弯的本事。他们也许认为这样能保持“客观”，但客观效果是简单问题复杂化，翻译成中文读起来就更磕磕巴巴了。
语言习惯如此，他们那里的人也就细节很注重，归纳、总结、类比能力却差一头。曾经分别问两个所谓的“盎格鲁-萨克森”人，英式橄榄球里的“Try”，是不是相当于美式橄榄球里的“Touch down”？他们不约而同地给我解释两者具体规则有什么不同。他们讲了老半天后我说：“这不就是一回事吗，反正两者都意味着赢球得分，是玩家的奋斗目标。”他们又不约而同地表示诧异：“呜……呜，你也可以这么说吧。”脸上表情写着的是：你这人想法怎么这样。
用同样的问题问黎巴嫩人、意大利人、乌克兰人，他们立马明白问题的意思，回答道：对，“Try”就相当于“Touch down”。
“盎格鲁-萨克森”人的抽象概括、类比能力，的确不如人呐。
英语的特点是一句话里会包含很多原本可以省略的次要信息。由于一句话里的信息太多，因此常常既不按重要性，也不按逻辑顺序顺序排位，使人不得不去猜测、判断。要深刻理解，有时真得有脑筋急转弯的本事。他们也许认为这样能保持“客观”，但客观效果是简单问题复杂化，翻译成中文读起来就更磕磕巴巴了。
语言习惯如此，他们那里的人也就细节很注重，归纳、总结、类比能力却差一头。曾经分别问两个所谓的“盎格鲁-萨克森”人，英式橄榄球里的“Try”，是不是相当于美式橄榄球里的“Touch down”？他们不约而同地给我解释两者具体规则有什么不同。他们讲了老半天后我说：“这不就是一回事吗，反正两者都意味着赢球得分，是玩家的奋斗目标。”他们又不约而同地表示诧异：“呜……呜，你也可以这么说吧。”脸上表情写着的是：你这人想法怎么这样。
用同样的问题问黎巴嫩人、意大利人、乌克兰人，他们立马明白问题的意思，回答道：对，“Try”就相当于“Touch down”。
“盎格鲁-萨克森”人的抽象概括、类比能力，的确不如人呐。
>>那是翻译的像中国人写的。。
不对，英译中，顺溜的极少。要顺溜，必须作大改动，就会大概率走样。
直接读英语，同样是主次一锅烩。听美英人说复杂的事，也这德行。但在美生活几十年，英语达普通话水平的前苏联人，他们的表达依然“中式（实际上就是他们的母语习惯）”——每句话表达的意思尽量控制在三个左右，该省略的就省略，如果觉得有必须讲的其他意思，就另起一句再讲。
表达一锅烩，主次不分，由此导致子民概括总结类比能力差，对国家其实是好事呵。小民的责任就在做好细节，要强大的抽象归纳能力干吗？凡是社会上普遍擅长归纳类比的民族，无不是刁民多的民族。
“未来，随着中国向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的转变，军队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和力量将稳步提高。为了捍卫资本主义政权和其经济，它将加强武装分子的近卫军。这将成为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如果人民的抵抗力量很强，这种专政甚至可以采取公开的法西斯形式。”——还是自己人最懂自己人，高手看问题总是那么透彻。
>>“未来，随着中国向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的转变，军队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和力量将稳步提高。为了捍卫资本主义政...
因为在实际的政治有机构成上，共产党和法西斯党的构造没区别，都是极权主义，所以同样的机器，换不同驾驶员。所以法西斯和共产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看领导人搞啥。
一句话总结：中国共产党根本不是什么马列主义，没有任何原则和立场，纯粹就是一群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唯利是图的骗子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急功近利，轻视理论性科学性的东西，一副想那些劳什子作甚的嘴脸，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在还是鼓吹弯道超车，集中力量干大事……这个民族领导自己都领导不好，更没有资格领导别人领导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