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发秩序：是好的秩序，还是坏的秩序？
当我们在探讨一个良善的秩序时，哈耶克的观点是不可或缺的。他在许多作品中都谈到了“自发秩序”的概念，这是一个在没有中央控制或指导的情况下，由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有序的社会结构。哈耶克认为，这种秩序不仅是社会进化的基石，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它比人为设计的秩序更为高效。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自发秩序都是有益的或者都能达到我们所希望的社会目标。布坎南指出了哈耶克逻辑上的bug，即自发秩序可能导致不良的结局，比如“坏的秩序”。他解释说，在某些情况下，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导致争斗、混乱或者不公平的结果，而这些结果都不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例如布坎南举过一个沙滩的例子，当有人在沙滩上扔垃圾而没有被其他人指出的时候，就会涌现出不好的自发秩序，即在海滩上扔垃圾是个人自由，想扔就扔。这样的自发秩序可以是极少部分坚持扔垃圾的人诱导涌现出来的。
当然还有别的例子，比方说只占美国人口1%犹太人，由于他们的坚持，美国的食品生产商需要特意标明是否是洁净的。因为99%的人不在乎，1%的人坚持，于是产生了这样的自发秩序。美国政府并没有进行中央干预。
这个现象在品葱也显而易见。它是一个典型的自发秩序的例子。在论坛中，人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兴趣进行相当自由的交流，然而，我们也经常看到，当某些参与者缺乏礼貌和尊重时，这种自发的沟通方式很容易蜕变成相互攻击、话浪话，甚至互相谩骂。尤其是话赶话的档口，人其实并没有很充裕的时间去和对面那个人共情，也许对面那个人今天肚子疼，受了气，或者被父母怼了？不知道也不在乎，反正他反对我，我就干他，干就对了。
这么你干我我干你，也是一种秩序，即谁反对我我就干谁。
只是，这样的秩序充满了冲突和混乱。不巧的是，我也是蠢得要命非要坚持的1%。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自发秩序都是有益的或者都能达到我们所希望的社会目标。布坎南指出了哈耶克逻辑上的bug，即自发秩序可能导致不良的结局，比如“坏的秩序”。他解释说，在某些情况下，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导致争斗、混乱或者不公平的结果，而这些结果都不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例如布坎南举过一个沙滩的例子，当有人在沙滩上扔垃圾而没有被其他人指出的时候，就会涌现出不好的自发秩序，即在海滩上扔垃圾是个人自由，想扔就扔。这样的自发秩序可以是极少部分坚持扔垃圾的人诱导涌现出来的。
当然还有别的例子，比方说只占美国人口1%犹太人，由于他们的坚持，美国的食品生产商需要特意标明是否是洁净的。因为99%的人不在乎，1%的人坚持，于是产生了这样的自发秩序。美国政府并没有进行中央干预。
这个现象在品葱也显而易见。它是一个典型的自发秩序的例子。在论坛中，人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兴趣进行相当自由的交流，然而，我们也经常看到，当某些参与者缺乏礼貌和尊重时，这种自发的沟通方式很容易蜕变成相互攻击、话浪话，甚至互相谩骂。尤其是话赶话的档口，人其实并没有很充裕的时间去和对面那个人共情，也许对面那个人今天肚子疼，受了气，或者被父母怼了？不知道也不在乎，反正他反对我，我就干他，干就对了。
这么你干我我干你，也是一种秩序，即谁反对我我就干谁。
只是，这样的秩序充满了冲突和混乱。不巧的是，我也是蠢得要命非要坚持的1%。
2 个评论
有时候吧，真的觉得为啥被你们说的颠三倒四多东西，窝姨却总能深入浅出呢
劉仲敬訪談 028 @ 20190313 論現代工會是不是自發秩序？德國戰時經濟模式是現代社會主義真正的起源。如何辨識負組織度？
[00:00:41]劉仲敬：工會當然是自發秩序。這要看你對自發秩序是怎麼理解的。嚴格來說，演化系統中的所有組織都是自發秩序，就像是寄生蟲也是演化的一部分。吏治國家和極權主義本身也是演化的產物，只是它本身扮演著一個收割者的角色而已。但是收割者在演化系統中也有它的特殊作用，就是刪除。凡是產生了收割者的生態系統，如果沒有滅亡的話，它的生態複雜度就會大大增加。它會把原來的種群分化為應付不了的和應付得了的兩部分，而應付得了的又會發明出各種不同的應付方式，因此原有的組織豐富程度就會大大增加。所以，地球生態系統的升級，每一次都跟新式收割者的出現有關係，而人類從組織上講其實也是存在這種關係的。有保護型的牧羊犬，也有掠奪型的狼群，狼群的升級導致牧羊犬的升級，這個軍備競賽是永無止境的。所以，自發秩序本身就有廣狹二義：廣義的自發秩序跟演化同構，也就是說沒有任何東西不是自發秩序，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發明的計劃經濟體系，是蘇聯體制的真正來源，它也是自發秩序；狹義的自發秩序就經常被人理解成為，只有善的、好的或者是符合我自己胃口的那一部分才是自發秩序，其他的都是對自發秩序的破壞，但顯然不是這樣。
[00:02:12]自發秩序各部分彼此之間都是相互競爭和解構破壞的關係，例如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基督教和希臘羅馬多神教之間的關係顯然是相互解構的，長老會和天主教的關係也是這個樣子的，因此在解構的過程中它們都會有非常相似的舉動。例如，要解構一種舊文化和舊社會，那麼必須得摧毀其原有的精英階級，而這個精英階級在窮途末路的時候都是很倒楣的。基督教徒在亞歷山大打那些多神教哲學家的時候拆了他們的廟，把他們的哲學家拖到神廟裡面活活打死。蘇格蘭的長老會在沖進天主教徒和國教徒的教堂的時候把他們的牧師和神父從家裡面趕出去，讓他們帶著孩子露宿街頭。然後民主小清新一定會說，他媽的，跟紅衛兵有什麼區別？就是沒什麼區別。所有的舊制度和舊文化在倒臺的時候都遭到了這種同樣的命運。如果按照民主小清新那種觀念，這些事情都是統統要不得的，那麼可能我們還生活在亞伯拉罕時代的烏爾，還在跟亞伯拉罕父親和祖父拜的那些月神和日神在一起打交道。所謂“不有所廢，君何以興”，就是這個道理。生態空間是有限的，它總會有新陳代謝。但是那樣的話，你是不是認為共產主義也是可以接受的呢？這就是我為什麼發明“負組織度”這個概念，因為共產黨人跟滿洲人、蒙古人、基督教徒和伊斯蘭教徒不一樣。
[00:03:48]例如，我剛到美國的時候，就有一批以馮勝平為代表的人，同時還利用了很多人 — — 這也是一個很典型的共產黨統戰手法，利用一些本身不是匪諜、但是有各種糊塗思想和糊塗欲求、很容易被匪諜利用的人來做我的工作，讓我去反對伊斯蘭教。這個邏輯其實也是很簡單的，比如說我要運用這樣的方法對付臺灣人的話，我一定會抓住那些對日本的日治時期有好感的老臺灣人，利用當年美國對日本扔原子彈的事情煽動他們去反對美國，這樣我就達到目的了。我不可能使他們擁護共產黨的，但是我如果使他們反對美國，實際上我就達到了目的。馮勝平他們那一幫人肯定以為，既然我表現出來的形象好像是西方文化的死黨，那麼我很可能看伊斯蘭教不順眼，像余杰他們都是這樣搞出來的，然後就引導我去反對伊斯蘭教，這個目的就達到了。然後我研究了一下就得出結論說是，沙裡亞法其實像普通法一樣是習慣法的一部分。這件事情使他們非常氣炸，但是其實我不是故意整他們，我只是用理工男的方法做了一下分析而已。
[00:04:55]沙裡亞法跟普通法一樣是習慣法，但是這並不代表你一定要支持沙裡亞法或者要支持沙裡亞法的某些部分，比如說要割陰蒂什麼的，因為沙裡亞法也是千奇百怪各式各樣的。這就好像說，如果說你認為市場經濟比較優越，但是這絕不代表說市場經濟產生出來的每一樣企業，你都非要買它的東西不可，這顯然是胡扯。市場經濟的優越性在哪裡？就是你有很多選擇餘地，所以你不高興就可以不買。同樣，習慣法的優越性就在於多元性。普通法也是各種習慣法淘汰出來的。原始日耳曼人的習慣法也有很多內容，如果讓民主小清新看到了，會覺得感覺上跟看到塔利班沒有什麼不同。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變成自由主義者碰不得、好像神聖不可侵犯一樣的一個神主牌，其實也是經過了類似市場的演化。當然這一點在英國經驗主義的學派，包括現代的哈耶克這一派，就是休謨產生的蘇格蘭啟蒙運動這一派當中，其實是闡述得非常清楚的。老輩的英國普通法學者，從愛德華·柯克開始，對這一點也是非常清楚的。其實他們的理論也就等於是，三個臭皮匠的默會知識強過一個諸葛亮的設計，經過歷代的賢人、哲人、聖王反復篩選下來的普通法必然是最符合神意秩序的東西，中間最重要的就是這個經驗性的篩選機制。
[00:06:27]工會本身也是這樣的東西。工會是自古以來就有的。工會（公會）和商會在中世紀的傳統中間是不分的。同樣，一個自治城市裡面，它的議會統治者本來就是由各行會主持的。這樣的行會當中包括有像鞋匠或者其他手工業者這樣的行會，也包括有金融家和銀行家的行會。每個行會出幾個代表，這就是市議會了。你要說他們誰是資產階級誰是工人階級，這是說不清楚的。他們全都是有准入資格的，也就是說不是隨便什麼人都能夠當本行會的成員的，因為本行會的法權地位是跟本自治市的法權地位一樣，不是免費得來的。至少要出錢，經常要打仗，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既要打仗又要出錢。一般來說要給法國國王或者什麼人送一筆錢買特許狀，然後在發生糾紛的時候還要跟法國國王或者諾曼底公爵打仗。通常大多數自治城市的歷史當中，打仗和出錢這兩件事情是都發生過N多次的。當然，這些錢和這些兵都是各行會出來攤的。所以，你要做它的行會成員，不可能是你想做就做，你必須符合很苛刻的條件。比如說，你又不是當年我們跟諾曼底公爵威廉打仗的時代那一批老行會會員的直接後裔，你如果要加入這個行會的話，不狠狠出一筆錢、通過很長的考驗期是不可能的。所謂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這個自由不是隨心所欲的自由，而是享有自治城市法定特權的優越地位。這個優越地位在民主小清新的眼裡面肯定就是一種特權，而不是他們想像的那種免費的自由。這個特權是很昂貴的，需要流血和出錢才能得到。當然，這裡面說誰是工人誰是資本家，是沒有意義的。工人和資本家存在區別，是民族國家取代了中世紀的無國家狀態以後的事情。中世紀是一個無國家、有秩序的狀態，秩序是多元的。
[00:08:34]主權唯一的理論，我們要注意，這個理論跟現在的伊斯蘭國的理論是一樣的。我說出去又會有民主小清新和匪諜跳出來大罵你跟伊斯蘭教有什麼區別，但是伊斯蘭教的主權觀念跟基督教的主權觀念是一模一樣的，它們都出自於猶太基督教傳統。只有上帝及其代理人擁有主權，按照基督教的解釋就是只有羅馬教廷和神聖羅馬皇帝擁有主權。按照穆斯林的解釋就是只有真正的哈裡發擁有主權，假哈裡發不算。但是誰是真哈裡發誰是假哈裡發，這個在現實政治一般是靠打出來的，那是另外一回事。那麼其他的，像法蘭西王國這些，嚴格來說是沒有主權的。自治城市，瑞士聯邦之類的，也是沒有主權的。但是這並不妨礙它享有實際的治權，治權是屬它的，治權是實質上的東西，財政和軍事問題都是治權的問題，真正的憲法問題就是治權的問題。至於上帝的唯一主權，無論是按照下源說那樣通過人民的聲音表現出來，還是通過教廷和其他方式表現出來，都是象徵性的。你說你是基督徒，那麼你顯然就等於是已經承認了羅馬教廷的權威。因此，你自己搞出來的威尼斯共和國在現實中跟羅馬教廷打仗，這並不違反基督教世界的主權觀念。就算把羅馬教皇和他的三親六戚都趕出了羅馬城，那也只是一次地方性事件。交戰雙方對上帝的絕對主權其實是沒有任何異議的。神聖羅馬皇帝對法蘭西國王和英格蘭國王的管轄權也差不多就是這樣的，它跟略帶神聖性的道德權威相比並沒有多很多東西。
[00:10:14]當然，隨著十六世紀以來新君主國力量的強大，情況發生了變化。多元政體的理論就是，只有上帝有絕對主權，也就是說我們都是凡人，凡人可以特別強大特別公正，但是我們不能說我們像上帝一樣全知全能。只有東方的神皇，像法老那樣的人，才可以這麼說。這是褻瀆神明的，信奉基督教的君主、騎士或者主教是不敢說這句話的，你野心再大也不能這麼說。但是很多人都有輸出秩序的能力，而且輸出秩序的能力是不斷變化的。其實這就是一個你很有名氣、大家都來找你評理的問題。像聖路易這樣的聖王，即使打了敗仗也有很多人找他評理，因為他有說話辦事特別公正、而且不偏袒自己人的名聲。這個名聲就是他的司法財富。這個財富就像是企業家的商譽一樣，是很值錢的。我的企業實行三包，有質量問題立刻就退，於是我的消費者就特別多；他的企業就是耍賴，就是不給你退，於是消費者就不來找他。就是這個道理。比較精明強幹的國王，像亨利二世，就利用這一點。你們不是都來找我嗎，我當然是應該收錢的，我辦法院就是辦企業。我很公正，所以你們來找我的法庭判案，我收的訴訟費就多。我講公正不是為了什麼玄遠的意義，我就是為了很想多掙點錢，跟現代企業家的邏輯是一樣的。司法統治和多元統治就是這樣展開的。
[00:11:45]當然這樣做的結果就是，淘汰到一定程度，有些人就有了遺產。比如說王陽明很有名，他死了以後，他的剩餘價值沒有消耗殆盡。他的徒子徒孫雖然沒有王陽明的本事，但他可以說，我是王陽明的大弟子、二弟子，我是王陽明的徒孫，混碗飯吃還是可以的。這就是秩序的遺產。你繼承了先輩的秩序遺產，即使你自己不行，你還可以吃一陣子。像懺悔者愛德華這些人的遺產留給誰了呢？那當然就是留給後世哪怕是貪婪而不公正的英國國王了。聖路易的遺產留給誰了呢？當然也就是留給後世哪怕是貪婪而不公正的法國國王了。於是就產生了某些特別強大的君主。這些君主在普通的外行人看起來，好像他們哪一點都不比神聖羅馬皇帝差嘛。神聖羅馬皇帝不過就管住了德國這一塊，還沒有英國和法國的地方大。為什麼英國國王和法國國王就要比神聖羅馬皇帝低一等呢？這好像不合理。首先就是法國國王贍養的知識分子就覺得這太他媽的不合理了，亨利八世的英國大臣也覺得好像是很不公平，我們要找一點理論依據來把我們的國王捧一捧抬一抬，於是他們就發明了我們所謂的主權者概念。主權者概念是上帝主權的世俗化和多元化。從此以後，上帝的代理人就不僅僅是獨一無二的羅馬了，而是很多世俗君主。只要你能夠對自己的領地實行有效的和排他性的管轄，你的正義能夠壓倒其他所有人的正義，使你的臣民感到滿意，你就可以自稱和被稱為主權者。
[00:13:23]但主權者概念有一個很大的麻煩就是，誰是主權者誰不是主權者？如果人人都想當主權者怎麼辦？那就只能靠打了。什麼叫做排他性主權？封建主義是沒有排他性主權的。聖路易的法庭雖然很牛逼，但是就在巴黎城裡，醫院騎士團的法庭跟國王的法庭平起平坐。國王有的時候跟巴黎市民打起來了，而國王不一定打的贏。打了敗仗的國王，例如美男子腓力，就要帶著他的老婆孩子逃到騎士團的法庭裡面去避難。當然他也不是每一次都打輸的，下一次他打贏的時候，又該輪到巴黎富裕市民帶著自己的老婆孩子跑到騎士團避難了。然後法國國王又跟騎士團打起來了，然後情況又可能相反，騎士團的人又跑到巴黎法院避難去了。這是中世紀的正常狀態。等到路易十四時代就不行了。法蘭西王國的境內，法蘭西國王是至高無上的。原先理論上是法蘭西國王藩屬、但是實際上法蘭西國王根本管不住的像諾曼底公爵這些人，你就要選擇了。你也許會像佛蘭德伯爵那樣，老子索性以後就不算法蘭西王國的一部分了，法蘭西王國的邊境停留在諾曼底公爵和佛蘭德伯爵的邊界這裡。諾曼底公爵這些人服從了法蘭西國王，而佛蘭德伯爵他們就變成了獨立的低地國家，後來歸順了哈布斯堡王室。哈布斯堡王室的封建性比較強，所以它還像過去那樣比較散漫。總之，依靠這一系列的演化，最後以法蘭西王國為模範形成了新的絕對主義國家。主權概念是伴隨著絕對主義國家的理論發明。
[00:15:06]絕對主義國家的產生導致了演化系統的一個副產品，就是說，銀行家行會、鞋匠行會和屠夫行會每年復活節至少要打兩架，現在看來好像已經不是很有必要。在正常情況下，在聖女貞德那個時代，屠夫行會每年要打銀行家行會三次，這是他們本城市的內戰。然後在打內戰的間歇之中，本城市還要跟法國國王、諾曼底公爵打上三次或者五次，這是他們的外戰。這是中世紀的人的正常生活方式。自從路易十四任用馬薩林(Cardinal Mazarin)做首相、鎮壓了巴黎市和最高法院主持的投石黨之亂(Fronde, 1648~1653)以後，似乎他們已經沒的可打了，因為以後再要私鬥的話國王就要法辦你。因此，在這個時期的法蘭西和西班牙，自治城市的權力漸漸變成有法統而不能實際執行的那種狀態。也就是說，從演化的角度來講，它漸漸向闌尾方向、向歷史遺痕器官的方向靠攏。打仗現在不再重要了，或者說是打不打都可以了，那麼錢就變得很重要了。以前的人是要用打仗來保護自己的財產，一面勞動掙錢，一面又要打仗來保護自己的財產；現在國王聖明，國王給你們帶來了國王的和平。國王的和平在以前的封建時代是很難得的事情。比較軟弱的國王根本沒有國王的和平，只有上帝的和平。就是說，各路領主和各路能打的人士看在羅馬教會的面子上，一年有一個月或者三個月大家休戰，讓商旅得以通行，不會打的人喘口氣。上帝的和平也管不住全年，到時候大家繼續打，國王的和平是時有時無的。搞到最後，國王的和平壓倒了上帝的和平，國王可以一年到頭讓你們不打仗。有了糾紛，你們向國王請願吧，國王替你們主持公道，這樣你們也就不用傷筋動骨、缺胳膊斷腿了，國王是多麼的聖明，你們應該感到滿意了。
[00:17:30]這樣一來就是說，如果我把以前打仗的資本、時間、精力和其他投入用來賺錢，國王照樣能保護我的安全；而他還要繼續練武，用很少的時間來賺錢，而他練的武是白練的，以武犯禁說不定還要被國王打，反而是一個負資產，結果他賺的錢就不如我多。於是這樣一來，賺錢不賺錢漸漸就比練武不練武要重要得多了。於是，那些比較有能力賺錢的行業，例如金融家行業，就變成資本家了；而那些賺錢能力不大的，例如鞋匠行業，就漸漸變成工人了。他們之間的差別漸漸增大，錢的作用漸漸使他們分離開了。在同一個巴黎城內，他們過去是習慣於，不管自己在市議會上是怎麼打，要打勃艮第公爵或者要打奧爾良公爵的時候，屠夫、麵包師、鞋匠和銀行家都統統放下自己的活計，拿出自己房子裡面的刀槍一起上陣打那些公爵去了；現在就變成，他們雙方因為經濟上的問題，在同一位國王的統治下漸漸變成兩種不同的人了。接下來的發展就是，站在國王的財政官的角度上，因為絕對主義國家的核心就是常備軍和財政署，國王要有更多的錢來養更強大的軍隊，對內可以維持國王的和平，對外可以跟其他的國王撕逼，錢是越多越好，因此國王也要鼓勵你們發財致富。所以，你看馬克思或者其他什麼左派作家的說法，都認為新君主國是促進資本主義發展的，開明君主是資本主義的催產師，因為財富的增多跟國王的和平之間有連帶關係，雙方之間有極其密切的共同利益。但是中世紀的自治城市和各位領主不一定是這麼看的，多半不是這麼看待問題的。
[00:19:24]然後國王就想到，怎樣才能增加王國的財富？這時就首先產生了我們所知的重商學派和重農學派，然後產生了我們最熟悉的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學派。自由貿易學派是建立在重商學派和重農學派的基礎之上的，它的主要功績就是抨擊這兩個舊的學派。我們經常認為它們是對立的，但是我們不要忘記，是前者的土壤造就了後者。而前兩者跟新君主國都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它們都是想要用各種在自由資本主義者看來不見得正確的手段增加王國的財富。增加王國的財富就有一點，這是重農學派提出來的：中世紀的各個行業的准入程序都像現在的醫師公會一樣的繁複，不是你想幹就能幹的，這樣幹是不是不利於最大限度地提高生產力呢？為了國王陛下的稅收起見，是不是能幹活的人讓他們儘量多幹活、能做生意的人讓他們儘量多做生意最符合國王陛下的利益呢？於是重農學派就提出了勞動權神聖的概念。這個概念其實就是後來馬克思洗稿的對象。法國重農學派是法國保守主義者的主要思想淵源，是馬克思在流亡比利時期間用極右派思想來打擊溫和左派 — — 也就是說打擊激進自由主義者和溫和社會主義者的一把刀。這是他的秘訣。照傳統上來講是溫和自由主義者跟保守派作鬥爭，而他那一派是根本不存在的。然後他在左派的生態位中崛起，他發現左派的大佬大多數是溫和自由主義者，是我們現在稱之為激進黨和激進自由派的人。他要打擊這些人，就從這些人的天然對手 — — 右派和保守派那裡尋找思想資源。但是他要佔據的是左派領袖的生態位，所以他就把這些右派的理論打扮成左派的樣子，產生了我們現在的馬克思主義。所以，重農學派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來源。他的“勞動權神聖、一切財富都來自於勞動、勞動創造一切財富”這個理論是法國重農學派發明的，它有非常濃厚的基督教色彩。馬克思把基督教色彩抹掉了，把右派色彩抹掉了，就算是他自己的東西了。
[00:21:44]勞動權這個概念的實質含義是什麼呢？就是要打破行會（行會跟公會是一個詞）對勞動的壟斷，使任何人不經過師傅和行會內部的小議會的批准，他想怎麼開業就怎麼開業，只要給國王納稅就行了。這意味著什麼呢？本來的勞動者有很大一筆收入和投入是要來供養比如說木匠行會這個小共同體，然後木匠行會出一筆錢給市議會，市議會出一筆錢給國王買他的特許權。你看，這中間的層級是很多的，中間有好幾層。小共同體、中共同體、中大共同體……一直到法蘭西王國。國王陛下想的是什麼？你他媽的這些中間商賺錢太多了是不是，我直接跟勞動者打交道，勞動者一次性付錢給我，你們這些中間環節都給我去死。尤其是萬惡的巴黎市，在過去幾百年的歷史中你曾經一千八百次打過我的歷代祖先，我把你搞死這件事情太讓我開心了，同時我還可以多掙很多錢。但是我作為一位聖明君主，我也不讓你們工匠吃虧，你們工匠只給我國王交一次錢，是不是比連續給這些小共同體交N多次錢來得划算？所以我們來吧，勞動神聖，勞動自由。我們親愛的路易十六就是勞動神聖和勞動自由最主要的鼓吹者。他老人家繼承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的傳統，直到法國大革命快要把他吃掉的前夜，仍然像托克維爾說的那樣，把主要的精力用在反封建的鬥爭之上，就是死命地搞這些其實是最有可能維護他的殘餘統治的包括行會在內的各種封建勢力。
[00:23:39]當然這樣一來又會產生另一個後果就是，行會的消失導致了組織度暫時出現真空，組織度出現真空，就有各種流民式的副作用。流民在封建歐洲是不存在的，但是你如果實行想怎麼幹就怎麼幹的政策，過去由行會負責的質量保證和品牌保證這些都要交給外行的消費者自己去瞎碰了。當然與此同時，他們根據封建法統維持公序良俗、維持本地社會秩序等等各種小作用也就消失了。也就是說，任何一個無家可歸者都可以做工匠，而他的社會責任感是不可能跟過去小共同體嚴密約束之下的有自己的工匠詩人和工匠市場、整個就像一個小國家、各方面都一一齊備的老牌工匠相提並論的。這樣產生的副作用是，因為法蘭西還是去封建未遠，它並沒有真正出現秦始皇幾百年以後才出現的那種流民，但在這種情況下就出現了一些准犯罪組織。工匠是有工匠守則的，他掙錢的方式是非常確定的，同時它壟斷了市場，除了通過工匠行會以外你買不到別的貨，它不怕掙不到錢，因此它也不會不擇手段去掙錢；而工匠行會取消了以後，有些野路子的工匠就會搞犯罪團體了。
[00:25:10]直截了當地說，在殘酷的自由市場競爭當中，如果你的產品受人歡迎，你就比過去的行會工匠掙得多得多。早期的資本家，像英國所謂的帕斯頓家族，其實就是由富農和工匠這些人產生出來的。原先大多數老牌的、最早的資本家都是由工匠階級和富農階級中的成功者變成的，他們漸漸就變成資本家了。他們自己甚至可能開銀行，因為銀行現在也不再有准入資格，有錢就可以開，只要你自己有辦法不破產就行，他們跟過去的有行會的銀行家就混在一起了。這就是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技術上的起源，有很多有名有姓的名門大姓都是這樣起源的。但是有成功者就有失敗者，那些賣不出去的人沒有原有的工匠行會，沒有原來的教會共同體的保護，他們怎麼辦？他們很容易用犯罪手段。比如說像巴爾紮克的某些小說，《十三人故事》之類的，其實就是寫的這些。他們其實還有一部分舊工匠行會的組織方式，但是法定的特權現在都已經沒有了。比如說，舊的工匠行會彼此之間要一起共餐，喝杯酒，發誓，相互忠誠，我們大家都是兄弟，諸如此類的，他們也有這些，但是這些權利不再是特權了，你們也不能壟斷市場了，做生意虧了本的話你得自負。這時候怎麼辦呢？我們還有點組織度，我們像哥老會一樣，我們是哥們兄弟。我們已經破產了，我們怎麼辦？我們的兄弟會自動變成犯罪組織，我們去恐嚇闊佬。一面互助，一面去從事那些不體面的走私貿易或者其他什麼黑幫犯罪，去把那些背叛我們的人殺掉滅口，做那些舊式的正派工匠不會做的事情。
[00:27:05]這樣一來就引起了普通法所謂的密謀結社罪反動。普通法的密謀結社法和法國的勒沙普裡安法(Loi Le Chapelier)就是專門對付這種具有犯罪性質的工人秘密組織的。巴爾紮克有很多小說都是描繪這樣的組織的。這個時代也就是所謂的共濟會傳說、光明會傳說產生的階段。其實所謂的共濟會和光明會有大概率就是失去特權的木匠行會，他們有互助的傳統，而且他們有共和主義的傾向。在耶穌會和親君主派的勢力看來你們是顛覆分子，但是另一方面在某些啟蒙知識分子看來你們是可以發動的力量。所以，有些啟蒙知識分子，包括美國制憲會議的某些議員，本身也是共濟會會員。他們加入了共濟會，例如在法國，就等於他們是耶穌會在政治上的死對頭。這就是共濟會傳說的起源。實際上真實的共濟會並不存在，因為共濟會的歷史是十九世紀以來被很多人都研究過的，它真實的起源也就是這個樣子的。它是當時仍然具有中世紀結社風格、但是已經失去中世紀特權的眾多小共同體組織之一。這些小共同體組織有一部分在市場競爭中失敗以後未能轉型成為資本主義公司，就變成了犯罪組織，然後就變成勒沙普裡安法這些馬克思所謂的資產階級法律的鎮壓對象了。馬克思主義者把這樣的法律描繪成為資產階級對工人運動的鎮壓。
……
00:42:56]自發秩序當然不是不流血的。勝利者能夠善待失敗者，那是只有在資產階級民族國家這個框架內才有意義的。在這個框架之外、之前和之後，就不存在所謂的人民內部矛盾，只有敵我矛盾。這就是共同體的邊界問題。誰是共同體的成員，雙方之間的勝敗就是以禮相見的，就是民主小清新所謂的民主。你如果問民主小清新，一個品學兼優的德國軍人可不可以享受美國共產黨員的那些待遇？答案當然是不能，因為美國共產黨員還算是美國人，品學兼優的德國士兵就算是敵人了。在華盛頓將軍的那個時代，印第安人是外國，是弗吉尼亞州的交戰對象，所以他們當然不能享受哪怕是自由黑人的待遇；但是現代的印第安人是美國公民，他們就要享受這樣的待遇了，於是華盛頓將軍那個時代怎麼迫害印第安人之類的事情就變成他們的罪名了。其實那不過是對待敵國的正常手段而已，現代的美國對待德國和蘇聯還不是這樣的？這只不過是一個法律邊界的問題而已。一切都是取決於法統的。
[00:44:12]當然，自發秩序產生到一定程度，麵包足夠多的時候就會產生麵包蟲，資源足夠多的時候就會有人想到，現在生產出更多的資源已經不再是取得優勢的決定性力量了，因為大家的生產能力都很強，而能夠更加有效地整合這些資源才是勝利的保障。例如，俾斯麥和毛奇能夠打敗拿破崙三世的法國，關鍵就在於它能夠用軍事動員體系、預備役軍官體系、國民教育體系和全國鐵路網，使小小的普魯士的力量能夠迅速地整合起來，而強大的法蘭西的力量卻分散在四面八方。因此十九世紀末德國人的普遍看法是，德國是依靠組織取勝的國家，跟散漫的拉丁人、崇尚自由的盎格魯人不一樣，未來即將屬我們，我們要更好地整合一下，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戰我們應該把普魯士經驗進一步地發揮。這個發揮就產生出斯賓格勒所謂的普魯士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者主張的工人階級聯合是要不得的，工人階級懂得怎樣管理企業嗎，懂得怎樣管理國家嗎？但是如果我們把這個概念放得更大一些，由普魯士貴族把克虜伯這樣的軍工企業整合到普魯士軍隊的體系中來，使廣大的軍火企業工人也像是普魯士軍隊裡面的士兵一樣，讓他們嚴格地服從軍事紀律，企業家和工人變成普魯士軍隊的軍官和士兵，整個德國變成一個大兵營，這樣煥發出來的戰鬥力是多麼強大，真是全歐洲莫能擋。德國控制了全歐洲的資源以後，征服全世界還有問題嗎？”
[00:45:53]這就是德國戰時計劃經濟的起源。德國變成一個軍火總公司，去前線和留後方變得沒有區別。如果你是無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你去前線就是做士兵的，受貴族軍官的領導；在後方，你要受計劃經濟委員會的領導。你不能像原先那樣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你必須去國家戰爭最需要的地方。哪個行業，例如炮彈工廠最缺人，你原先是做什麼的不重要，你到炮彈工廠去。原先不會也沒有關係，我們給你開六個月的培訓課程。你一個普通工人，又不是大學生和工程師。工程師學四年，你學六個月足夠了。六個月，然後你就上崗。你不要想什麼自己開業之類的破事，那是落後的舊時代的事情，在我們進步的新時代沒有這種事情。我們全德國人都是士兵，做工人還是做前線士兵只是一個分工的不同。比較上等的人，在後方做資本家經理，還要在前方做中級軍官。在前方做貴族軍官總司令還是在後方做大臣，這都是沒有區別的事情。貴族、資產階級、工人這三個階級在前方後方實現了全面的整合。哈哈，看你們英國人鼓吹的自由、法國人鼓吹的民主能不能鬥得過我們德國人鼓吹的組織呀～至於落後的、半亞洲的俄羅斯人，呵呵，你們是只配做殖民地的。德國的工人階級就是這樣被整合進去的。
[00:47:13]然後打到一定程度，俄國人被打得很慘以後就開始覺得，我們俄羅斯帝國的效率真他媽的太低了，我們民間的自由主義者、地方自治派就組織了一個福利團體。該福利團體本來是為了救濟傷兵在後方的家屬的，但是實際上它後來的規模發展得比政府還要大，等於是變成了後方物資的主要配給者。他們的主要成員是地方自治局的小貴族和資產階級，這些人把農民的物資徵集起來用來供養城市的退伍軍人和退伍軍人缺吃少穿的家屬之類的。同時，俄國分量還很輕的資產階級，特別是鐵路資產階級，在自由派的右翼 — — 十月黨人的主持下，組成了一個軍事工業委員會。就是說，我們俄國軍火工業本來就比德國差得多，炮彈生產也要差得多，被德國人打得好慘好慘，我們只有像德國人那樣整合整合，組織一個軍事工業委員會，把我們有限的鐵路運輸能力、工業生產能力集中，好鋼用在刃上，盡可能生產出更多的炮彈，盡可能把更多的炮彈運到前線去。結果，這個福利委員會和這個軍事工業委員會的起源雖然是民間的，是由國家杜馬的一些資本家議員搞起來的，但是最後發展到比沙皇的政府還要強大。國家杜馬本來是鬥不過沙皇的，但是到了戰爭後期，沙皇政府已經必須仰仗國家杜馬的鼻息了，因為沒有軍事工業委員會和救濟總會，沙皇的軍隊已經無法運轉了。這就是為什麼後來國家杜馬要沙皇退位、而俄軍總司令阿列克謝耶夫居然會不聽沙皇號令的原因。他作為總司令，非常清楚，沒有後方的這兩個組織，他的兵源和炮彈立刻就要成問題，三個月之內他就會被德國人所俘虜。他的真正主人已經不再是沙皇了。戰前的貴族軍隊和哥薩克軍隊，它的主人是沙皇；戰爭時期產生出來的全民軍隊，它的主人是軍事工業委員會和救濟總會。當然，這兩個總會的核心都在俄羅斯的地理中心和交通中心 — — 莫斯科和聖彼得堡。
[00:49:19]然後，布爾什維克在議會中只佔有四分之一的席位，但是它通過軍事政變的方式奪取了政權。軍事政變的方式很滑稽。其他各黨派都堅持要遵守條約，不能背叛協約國，只有列寧面不改色地說我們投降算了。於是廣大的被德國人打散了的逃兵覺得，打外戰不如打內戰。打內戰，我們俄國軍隊在俄國內部是最強的；打外戰，我們實在打不過德國人。這也是有情可原的，因為現代戰爭很難說是憑過去的勇氣就可以勝利的。德國人的炮火比你能遠射一百米，你的炮火一個德國人都殺不了。你就是只能躲在戰壕裡面，能夠被土埋住不被打死就行了。根本就是送死，人再多也是送死。這種仗打起來，再怎麼打也是沒意思。所以說，我們是英法帝國主義的炮灰，這話是很有道理的。我們去前線就是去送死的唄，根本打不到德國人。這樣的話，我們還不如投降德國、把國內那些萬惡的、依靠我們的犧牲而跟著英國人和法國人發財的資本家打倒來得好呢。因此，布爾什維克雖然在議會只有四分之一的議席，但是在軍隊中卻有75%的投票支持布爾什維克。布爾什維克是依靠軍隊的力量驅散了資本家和農民支持的制憲議會，依靠一支不敢打德國人、只敢打俄國人的逃兵軍隊的力量殺進了聖彼得堡。殺進了聖彼得堡以後，它十分果斷地殺掉了原有的資本家和工會領袖，於是就把我剛才講的兩個委員會，特別是至關緊要的鐵路交通抓到手裡面。這樣一來，全俄的軍工生產和鐵路運輸都掌握在它手裡面。而它的所有敵人，無論是立憲議會還是各軍閥，還是各少數民族，他們都是十六世紀的騎馬打仗、依靠農村的糧食來維持、依靠馬刀和戰馬打仗的軍隊，沒有炮彈，沒有大炮，沒有鐵路。所以，雖然人多勢眾，又有法統的支持，還是被掌握著莫斯科和列格勒這條關鍵鐵路線和90%以上的軍工生產體系的布爾什維克打敗和消滅了。
[00:51:26]然後，布爾什維克在它的統治區內實現了德國魯登道夫企圖對全世界實現的東西。魯登道夫的組織未能打敗英國的自由和法國的民主，但是列寧從魯登道夫那裡學到的組織卻輕而易舉地征服了大俄羅斯的地主和資本家，又附帶著征服了格魯吉亞人、烏克蘭人和其他各少數民族。這個照布爾什維克的術語來說也還是落後不落後的問題，我們布爾什維克是先進的，你們這些地主資本家是分散和落後的。但是德國的集中和組織卻沒有鬥過英國的自由和法國的民主，因為儘管德國組織得更好一些，但是卻抵擋不住英國海運控制的全世界資源和美國加入以後更大的人力和生產能力。但是德國的組織也確實是有它的能力。大致上講，德國人如果是在對方優勢不超過四倍的情況下，德國人至少能打平手。雙方力量相等的情況下，德國人每次都打贏的。但是包括美國在內的協約國的生產能力和創造能力超過了德國十倍以上，特別是在美國加入以後協約國的優勢擴大到十倍以上，它就打不贏了。基本的算法就是這個樣子的。而白色的俄羅斯，布爾什維克的各個敵人，他們相對於布爾什維克來說的話，人數和財富大概是十比一，而且控制著絕大部分的農村；但是在軍事生產方面他們基本上就是反過來，是一比五十。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輸給了布爾什維克。這方面的歷史演化用技術術語來講其實是很容易解釋清楚的，外圍宣傳的什麼體制先進不先進這些都是隔靴搔癢的話。先進不先進，要體現于資源。從足夠長遠的時間來看，善於創造財富的體制，就是所謂的自由民主體制，是會贏的；但是這不能排除，在局部的範圍，例如在普法戰爭這樣的小範圍內，雙方的生產能力相差不太多的情況下，組織和分配能力優勢的一方能夠取得局部的勝利。組織和分配能力在不嚴重妨礙生產能力 — — 像德國模式的那種情況之下，能夠增加自己的國力而不造成明顯的損害；但是如果更進一步，到俄國那種發生大饑荒的水平上，那就是生產能力本身要受到損害，那就不行了。
[00:54:00]但是這也是一個階級博弈的問題。照德國的戰時經濟組合的問題，三大階級 — — 貴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是合夥人的關係，貴族和資產階級是沒有能力讓工人階級挨餓的。工人階級到麵包需要配給的時候，他們就自己佔領基爾的艦隊，宣佈廢除君主制了。而俄國呢，俄國有些工人參加了布爾什維克，但不是多數，布爾什維克主要是由農民士兵組成的，但是農民變成士兵以後，他們就寧願去搶農民的糧食，讓農民餓死了。布爾什維克是一個軍隊的政黨。黨和軍，再加上契卡，就是布爾什維克的全部實質。無論你原來是誰，你加入了這個體系，你就變成一個跟其他人沒有利害關係的特殊利益集團了。你可以讓全俄的農民去餓死，可以讓全俄的工人流放到西伯利亞，只要能維持自己的統治就行了。這樣做是飲鴆止渴，因為你是依靠俄羅斯東正教社會的生產能力和生育能力為生的。只要俄羅斯東正教徒仍然是多產多育，有他們的生產能力和家庭能力，你還有剝削對象；等到俄羅斯的東正教農民變得連生孩子的興趣都沒有了，在被徹底剝削而又沒有任何升遷渠道的情況之下，除了伏特加以外不再有任何安慰，等到戈爾巴喬夫時代，能夠激動俄羅斯人上街鬧事的唯一理由就是伏特加漲價或者不准喝伏特加了，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你的剝削能力大大加強，在一個日益萎縮的生產基地當中，你剝削出來的產物也不足以支持你對外的競爭，於是蘇聯在這種情況下就解體了。生育率低下其實就是政治剝削進入最後階段、人民連繁衍後代的興趣都沒有了的體現，這個體現在列寧主義新人的體系中就是三代。所謂的負組織度在這一點就體現得非常明顯。我們要注意，按照廣義的自發秩序的定義來說的話，即使是負組織度，也是自發秩序的一部分，它的產生是有一定功能的。如果你的共同體很薄弱，像東正教社會或儒家社會那樣很容易被人入侵，那麼你就被篩掉了，你的空間就要被侵佔。比如說在俄國現在就是這個樣子，你的空間即將被福音派的新教徒和穆斯林侵佔。這兩種人的人口在過去的沙皇時代是微不足道的，被日益增加的東正教人口淹沒，現在則不斷增加；而原有的東正教人口，普京帝國主義的主要支持人口，不斷萎縮。就憑這一點，它也支持不了很久。這就是負組織度的一個體現。
[00:56:40]像中國這種情況，它的負組織度體現在，它還不如普京，普京至少還能廢除共產黨。而在中國的相當於普京勢力的這些人，說白了就是我所處的這個階級，走的是一條冒辟疆道路。就是說，他們企圖把共產黨當作大清，大明是恢復不了了，但是我們可以在大清跟滿洲貴族一起混，升官發財。滿洲貴族有他們的武力維持秩序，我們士大夫還是有一席之地的。這個理論只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滿洲貴族在滿洲貴族內部是能夠維持秩序的，就體現在於僧格林沁的兵還是能打的，滿洲部落從滿洲南下入關，他立刻就能夠體現出比關內的十八省、比東亞殖民地和東南亞殖民地更高的組織度，但是共產黨真的不是。所以，我所屬的這個階級，就是包括改革開放產生出來的新資本家在內的這些人，實際上是比較外圍的人。他們像俾斯麥時代的新暴發戶商人愛容克貴族那樣狂熱地愛共產黨，因為他們認為可以依靠共產黨實現大中華的夢，在大中華當中能夠獲得明朝士大夫在清朝的那種地位。然而在這同一個階級，地位比較高的人，我就不謙虛和不裝逼，實事求是地說，例如像我，因為進入體制較深，比這些外圍的人瞭解體制更多，我反倒不相信這一點。因為我從我的切身體會知道，我經常稱之為山東老幹部、黃俄餘孽的這批人，他們不是滿洲貴族。列寧主義體制跟滿洲貴族不一樣，它是負組織度的，負組織度就體現在他們全是自身難保的人。滿洲貴族、蒙古貴族或其他殖民者是幹什麼的？他們團結起來剝削壓迫被他們殖民征服的人。而列寧主義者和列寧党的成員都是原來的流氓無產階級和恐怖分子，他們的傳統就是相互傷害。他們形成的這個統治集團雖然對外的剝削也很厲害，甚至是有史以來最厲害的，但是他們內部之間是毫無滿洲貴族的團結性的，他們內部之間相互戕害的程度經常是超過費拉民眾的。
劉仲敬訪談 028 @ 20190313 論現代工會是不是自發秩序？德國戰時經濟模式是現代社會主義真正的起源。如何辨識負組織度？
[00:00:41]劉仲敬：工會當然是自發秩序。這要看你對自發秩序是怎麼理解的。嚴格來說，演化系統中的所有組織都是自發秩序，就像是寄生蟲也是演化的一部分。吏治國家和極權主義本身也是演化的產物，只是它本身扮演著一個收割者的角色而已。但是收割者在演化系統中也有它的特殊作用，就是刪除。凡是產生了收割者的生態系統，如果沒有滅亡的話，它的生態複雜度就會大大增加。它會把原來的種群分化為應付不了的和應付得了的兩部分，而應付得了的又會發明出各種不同的應付方式，因此原有的組織豐富程度就會大大增加。所以，地球生態系統的升級，每一次都跟新式收割者的出現有關係，而人類從組織上講其實也是存在這種關係的。有保護型的牧羊犬，也有掠奪型的狼群，狼群的升級導致牧羊犬的升級，這個軍備競賽是永無止境的。所以，自發秩序本身就有廣狹二義：廣義的自發秩序跟演化同構，也就是說沒有任何東西不是自發秩序，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發明的計劃經濟體系，是蘇聯體制的真正來源，它也是自發秩序；狹義的自發秩序就經常被人理解成為，只有善的、好的或者是符合我自己胃口的那一部分才是自發秩序，其他的都是對自發秩序的破壞，但顯然不是這樣。
[00:02:12]自發秩序各部分彼此之間都是相互競爭和解構破壞的關係，例如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基督教和希臘羅馬多神教之間的關係顯然是相互解構的，長老會和天主教的關係也是這個樣子的，因此在解構的過程中它們都會有非常相似的舉動。例如，要解構一種舊文化和舊社會，那麼必須得摧毀其原有的精英階級，而這個精英階級在窮途末路的時候都是很倒楣的。基督教徒在亞歷山大打那些多神教哲學家的時候拆了他們的廟，把他們的哲學家拖到神廟裡面活活打死。蘇格蘭的長老會在沖進天主教徒和國教徒的教堂的時候把他們的牧師和神父從家裡面趕出去，讓他們帶著孩子露宿街頭。然後民主小清新一定會說，他媽的，跟紅衛兵有什麼區別？就是沒什麼區別。所有的舊制度和舊文化在倒臺的時候都遭到了這種同樣的命運。如果按照民主小清新那種觀念，這些事情都是統統要不得的，那麼可能我們還生活在亞伯拉罕時代的烏爾，還在跟亞伯拉罕父親和祖父拜的那些月神和日神在一起打交道。所謂“不有所廢，君何以興”，就是這個道理。生態空間是有限的，它總會有新陳代謝。但是那樣的話，你是不是認為共產主義也是可以接受的呢？這就是我為什麼發明“負組織度”這個概念，因為共產黨人跟滿洲人、蒙古人、基督教徒和伊斯蘭教徒不一樣。
[00:03:48]例如，我剛到美國的時候，就有一批以馮勝平為代表的人，同時還利用了很多人 — — 這也是一個很典型的共產黨統戰手法，利用一些本身不是匪諜、但是有各種糊塗思想和糊塗欲求、很容易被匪諜利用的人來做我的工作，讓我去反對伊斯蘭教。這個邏輯其實也是很簡單的，比如說我要運用這樣的方法對付臺灣人的話，我一定會抓住那些對日本的日治時期有好感的老臺灣人，利用當年美國對日本扔原子彈的事情煽動他們去反對美國，這樣我就達到目的了。我不可能使他們擁護共產黨的，但是我如果使他們反對美國，實際上我就達到了目的。馮勝平他們那一幫人肯定以為，既然我表現出來的形象好像是西方文化的死黨，那麼我很可能看伊斯蘭教不順眼，像余杰他們都是這樣搞出來的，然後就引導我去反對伊斯蘭教，這個目的就達到了。然後我研究了一下就得出結論說是，沙裡亞法其實像普通法一樣是習慣法的一部分。這件事情使他們非常氣炸，但是其實我不是故意整他們，我只是用理工男的方法做了一下分析而已。
[00:04:55]沙裡亞法跟普通法一樣是習慣法，但是這並不代表你一定要支持沙裡亞法或者要支持沙裡亞法的某些部分，比如說要割陰蒂什麼的，因為沙裡亞法也是千奇百怪各式各樣的。這就好像說，如果說你認為市場經濟比較優越，但是這絕不代表說市場經濟產生出來的每一樣企業，你都非要買它的東西不可，這顯然是胡扯。市場經濟的優越性在哪裡？就是你有很多選擇餘地，所以你不高興就可以不買。同樣，習慣法的優越性就在於多元性。普通法也是各種習慣法淘汰出來的。原始日耳曼人的習慣法也有很多內容，如果讓民主小清新看到了，會覺得感覺上跟看到塔利班沒有什麼不同。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變成自由主義者碰不得、好像神聖不可侵犯一樣的一個神主牌，其實也是經過了類似市場的演化。當然這一點在英國經驗主義的學派，包括現代的哈耶克這一派，就是休謨產生的蘇格蘭啟蒙運動這一派當中，其實是闡述得非常清楚的。老輩的英國普通法學者，從愛德華·柯克開始，對這一點也是非常清楚的。其實他們的理論也就等於是，三個臭皮匠的默會知識強過一個諸葛亮的設計，經過歷代的賢人、哲人、聖王反復篩選下來的普通法必然是最符合神意秩序的東西，中間最重要的就是這個經驗性的篩選機制。
[00:06:27]工會本身也是這樣的東西。工會是自古以來就有的。工會（公會）和商會在中世紀的傳統中間是不分的。同樣，一個自治城市裡面，它的議會統治者本來就是由各行會主持的。這樣的行會當中包括有像鞋匠或者其他手工業者這樣的行會，也包括有金融家和銀行家的行會。每個行會出幾個代表，這就是市議會了。你要說他們誰是資產階級誰是工人階級，這是說不清楚的。他們全都是有准入資格的，也就是說不是隨便什麼人都能夠當本行會的成員的，因為本行會的法權地位是跟本自治市的法權地位一樣，不是免費得來的。至少要出錢，經常要打仗，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既要打仗又要出錢。一般來說要給法國國王或者什麼人送一筆錢買特許狀，然後在發生糾紛的時候還要跟法國國王或者諾曼底公爵打仗。通常大多數自治城市的歷史當中，打仗和出錢這兩件事情是都發生過N多次的。當然，這些錢和這些兵都是各行會出來攤的。所以，你要做它的行會成員，不可能是你想做就做，你必須符合很苛刻的條件。比如說，你又不是當年我們跟諾曼底公爵威廉打仗的時代那一批老行會會員的直接後裔，你如果要加入這個行會的話，不狠狠出一筆錢、通過很長的考驗期是不可能的。所謂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這個自由不是隨心所欲的自由，而是享有自治城市法定特權的優越地位。這個優越地位在民主小清新的眼裡面肯定就是一種特權，而不是他們想像的那種免費的自由。這個特權是很昂貴的，需要流血和出錢才能得到。當然，這裡面說誰是工人誰是資本家，是沒有意義的。工人和資本家存在區別，是民族國家取代了中世紀的無國家狀態以後的事情。中世紀是一個無國家、有秩序的狀態，秩序是多元的。
[00:08:34]主權唯一的理論，我們要注意，這個理論跟現在的伊斯蘭國的理論是一樣的。我說出去又會有民主小清新和匪諜跳出來大罵你跟伊斯蘭教有什麼區別，但是伊斯蘭教的主權觀念跟基督教的主權觀念是一模一樣的，它們都出自於猶太基督教傳統。只有上帝及其代理人擁有主權，按照基督教的解釋就是只有羅馬教廷和神聖羅馬皇帝擁有主權。按照穆斯林的解釋就是只有真正的哈裡發擁有主權，假哈裡發不算。但是誰是真哈裡發誰是假哈裡發，這個在現實政治一般是靠打出來的，那是另外一回事。那麼其他的，像法蘭西王國這些，嚴格來說是沒有主權的。自治城市，瑞士聯邦之類的，也是沒有主權的。但是這並不妨礙它享有實際的治權，治權是屬它的，治權是實質上的東西，財政和軍事問題都是治權的問題，真正的憲法問題就是治權的問題。至於上帝的唯一主權，無論是按照下源說那樣通過人民的聲音表現出來，還是通過教廷和其他方式表現出來，都是象徵性的。你說你是基督徒，那麼你顯然就等於是已經承認了羅馬教廷的權威。因此，你自己搞出來的威尼斯共和國在現實中跟羅馬教廷打仗，這並不違反基督教世界的主權觀念。就算把羅馬教皇和他的三親六戚都趕出了羅馬城，那也只是一次地方性事件。交戰雙方對上帝的絕對主權其實是沒有任何異議的。神聖羅馬皇帝對法蘭西國王和英格蘭國王的管轄權也差不多就是這樣的，它跟略帶神聖性的道德權威相比並沒有多很多東西。
[00:10:14]當然，隨著十六世紀以來新君主國力量的強大，情況發生了變化。多元政體的理論就是，只有上帝有絕對主權，也就是說我們都是凡人，凡人可以特別強大特別公正，但是我們不能說我們像上帝一樣全知全能。只有東方的神皇，像法老那樣的人，才可以這麼說。這是褻瀆神明的，信奉基督教的君主、騎士或者主教是不敢說這句話的，你野心再大也不能這麼說。但是很多人都有輸出秩序的能力，而且輸出秩序的能力是不斷變化的。其實這就是一個你很有名氣、大家都來找你評理的問題。像聖路易這樣的聖王，即使打了敗仗也有很多人找他評理，因為他有說話辦事特別公正、而且不偏袒自己人的名聲。這個名聲就是他的司法財富。這個財富就像是企業家的商譽一樣，是很值錢的。我的企業實行三包，有質量問題立刻就退，於是我的消費者就特別多；他的企業就是耍賴，就是不給你退，於是消費者就不來找他。就是這個道理。比較精明強幹的國王，像亨利二世，就利用這一點。你們不是都來找我嗎，我當然是應該收錢的，我辦法院就是辦企業。我很公正，所以你們來找我的法庭判案，我收的訴訟費就多。我講公正不是為了什麼玄遠的意義，我就是為了很想多掙點錢，跟現代企業家的邏輯是一樣的。司法統治和多元統治就是這樣展開的。
[00:11:45]當然這樣做的結果就是，淘汰到一定程度，有些人就有了遺產。比如說王陽明很有名，他死了以後，他的剩餘價值沒有消耗殆盡。他的徒子徒孫雖然沒有王陽明的本事，但他可以說，我是王陽明的大弟子、二弟子，我是王陽明的徒孫，混碗飯吃還是可以的。這就是秩序的遺產。你繼承了先輩的秩序遺產，即使你自己不行，你還可以吃一陣子。像懺悔者愛德華這些人的遺產留給誰了呢？那當然就是留給後世哪怕是貪婪而不公正的英國國王了。聖路易的遺產留給誰了呢？當然也就是留給後世哪怕是貪婪而不公正的法國國王了。於是就產生了某些特別強大的君主。這些君主在普通的外行人看起來，好像他們哪一點都不比神聖羅馬皇帝差嘛。神聖羅馬皇帝不過就管住了德國這一塊，還沒有英國和法國的地方大。為什麼英國國王和法國國王就要比神聖羅馬皇帝低一等呢？這好像不合理。首先就是法國國王贍養的知識分子就覺得這太他媽的不合理了，亨利八世的英國大臣也覺得好像是很不公平，我們要找一點理論依據來把我們的國王捧一捧抬一抬，於是他們就發明了我們所謂的主權者概念。主權者概念是上帝主權的世俗化和多元化。從此以後，上帝的代理人就不僅僅是獨一無二的羅馬了，而是很多世俗君主。只要你能夠對自己的領地實行有效的和排他性的管轄，你的正義能夠壓倒其他所有人的正義，使你的臣民感到滿意，你就可以自稱和被稱為主權者。
[00:13:23]但主權者概念有一個很大的麻煩就是，誰是主權者誰不是主權者？如果人人都想當主權者怎麼辦？那就只能靠打了。什麼叫做排他性主權？封建主義是沒有排他性主權的。聖路易的法庭雖然很牛逼，但是就在巴黎城裡，醫院騎士團的法庭跟國王的法庭平起平坐。國王有的時候跟巴黎市民打起來了，而國王不一定打的贏。打了敗仗的國王，例如美男子腓力，就要帶著他的老婆孩子逃到騎士團的法庭裡面去避難。當然他也不是每一次都打輸的，下一次他打贏的時候，又該輪到巴黎富裕市民帶著自己的老婆孩子跑到騎士團避難了。然後法國國王又跟騎士團打起來了，然後情況又可能相反，騎士團的人又跑到巴黎法院避難去了。這是中世紀的正常狀態。等到路易十四時代就不行了。法蘭西王國的境內，法蘭西國王是至高無上的。原先理論上是法蘭西國王藩屬、但是實際上法蘭西國王根本管不住的像諾曼底公爵這些人，你就要選擇了。你也許會像佛蘭德伯爵那樣，老子索性以後就不算法蘭西王國的一部分了，法蘭西王國的邊境停留在諾曼底公爵和佛蘭德伯爵的邊界這裡。諾曼底公爵這些人服從了法蘭西國王，而佛蘭德伯爵他們就變成了獨立的低地國家，後來歸順了哈布斯堡王室。哈布斯堡王室的封建性比較強，所以它還像過去那樣比較散漫。總之，依靠這一系列的演化，最後以法蘭西王國為模範形成了新的絕對主義國家。主權概念是伴隨著絕對主義國家的理論發明。
[00:15:06]絕對主義國家的產生導致了演化系統的一個副產品，就是說，銀行家行會、鞋匠行會和屠夫行會每年復活節至少要打兩架，現在看來好像已經不是很有必要。在正常情況下，在聖女貞德那個時代，屠夫行會每年要打銀行家行會三次，這是他們本城市的內戰。然後在打內戰的間歇之中，本城市還要跟法國國王、諾曼底公爵打上三次或者五次，這是他們的外戰。這是中世紀的人的正常生活方式。自從路易十四任用馬薩林(Cardinal Mazarin)做首相、鎮壓了巴黎市和最高法院主持的投石黨之亂(Fronde, 1648~1653)以後，似乎他們已經沒的可打了，因為以後再要私鬥的話國王就要法辦你。因此，在這個時期的法蘭西和西班牙，自治城市的權力漸漸變成有法統而不能實際執行的那種狀態。也就是說，從演化的角度來講，它漸漸向闌尾方向、向歷史遺痕器官的方向靠攏。打仗現在不再重要了，或者說是打不打都可以了，那麼錢就變得很重要了。以前的人是要用打仗來保護自己的財產，一面勞動掙錢，一面又要打仗來保護自己的財產；現在國王聖明，國王給你們帶來了國王的和平。國王的和平在以前的封建時代是很難得的事情。比較軟弱的國王根本沒有國王的和平，只有上帝的和平。就是說，各路領主和各路能打的人士看在羅馬教會的面子上，一年有一個月或者三個月大家休戰，讓商旅得以通行，不會打的人喘口氣。上帝的和平也管不住全年，到時候大家繼續打，國王的和平是時有時無的。搞到最後，國王的和平壓倒了上帝的和平，國王可以一年到頭讓你們不打仗。有了糾紛，你們向國王請願吧，國王替你們主持公道，這樣你們也就不用傷筋動骨、缺胳膊斷腿了，國王是多麼的聖明，你們應該感到滿意了。
[00:17:30]這樣一來就是說，如果我把以前打仗的資本、時間、精力和其他投入用來賺錢，國王照樣能保護我的安全；而他還要繼續練武，用很少的時間來賺錢，而他練的武是白練的，以武犯禁說不定還要被國王打，反而是一個負資產，結果他賺的錢就不如我多。於是這樣一來，賺錢不賺錢漸漸就比練武不練武要重要得多了。於是，那些比較有能力賺錢的行業，例如金融家行業，就變成資本家了；而那些賺錢能力不大的，例如鞋匠行業，就漸漸變成工人了。他們之間的差別漸漸增大，錢的作用漸漸使他們分離開了。在同一個巴黎城內，他們過去是習慣於，不管自己在市議會上是怎麼打，要打勃艮第公爵或者要打奧爾良公爵的時候，屠夫、麵包師、鞋匠和銀行家都統統放下自己的活計，拿出自己房子裡面的刀槍一起上陣打那些公爵去了；現在就變成，他們雙方因為經濟上的問題，在同一位國王的統治下漸漸變成兩種不同的人了。接下來的發展就是，站在國王的財政官的角度上，因為絕對主義國家的核心就是常備軍和財政署，國王要有更多的錢來養更強大的軍隊，對內可以維持國王的和平，對外可以跟其他的國王撕逼，錢是越多越好，因此國王也要鼓勵你們發財致富。所以，你看馬克思或者其他什麼左派作家的說法，都認為新君主國是促進資本主義發展的，開明君主是資本主義的催產師，因為財富的增多跟國王的和平之間有連帶關係，雙方之間有極其密切的共同利益。但是中世紀的自治城市和各位領主不一定是這麼看的，多半不是這麼看待問題的。
[00:19:24]然後國王就想到，怎樣才能增加王國的財富？這時就首先產生了我們所知的重商學派和重農學派，然後產生了我們最熟悉的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學派。自由貿易學派是建立在重商學派和重農學派的基礎之上的，它的主要功績就是抨擊這兩個舊的學派。我們經常認為它們是對立的，但是我們不要忘記，是前者的土壤造就了後者。而前兩者跟新君主國都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它們都是想要用各種在自由資本主義者看來不見得正確的手段增加王國的財富。增加王國的財富就有一點，這是重農學派提出來的：中世紀的各個行業的准入程序都像現在的醫師公會一樣的繁複，不是你想幹就能幹的，這樣幹是不是不利於最大限度地提高生產力呢？為了國王陛下的稅收起見，是不是能幹活的人讓他們儘量多幹活、能做生意的人讓他們儘量多做生意最符合國王陛下的利益呢？於是重農學派就提出了勞動權神聖的概念。這個概念其實就是後來馬克思洗稿的對象。法國重農學派是法國保守主義者的主要思想淵源，是馬克思在流亡比利時期間用極右派思想來打擊溫和左派 — — 也就是說打擊激進自由主義者和溫和社會主義者的一把刀。這是他的秘訣。照傳統上來講是溫和自由主義者跟保守派作鬥爭，而他那一派是根本不存在的。然後他在左派的生態位中崛起，他發現左派的大佬大多數是溫和自由主義者，是我們現在稱之為激進黨和激進自由派的人。他要打擊這些人，就從這些人的天然對手 — — 右派和保守派那裡尋找思想資源。但是他要佔據的是左派領袖的生態位，所以他就把這些右派的理論打扮成左派的樣子，產生了我們現在的馬克思主義。所以，重農學派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來源。他的“勞動權神聖、一切財富都來自於勞動、勞動創造一切財富”這個理論是法國重農學派發明的，它有非常濃厚的基督教色彩。馬克思把基督教色彩抹掉了，把右派色彩抹掉了，就算是他自己的東西了。
[00:21:44]勞動權這個概念的實質含義是什麼呢？就是要打破行會（行會跟公會是一個詞）對勞動的壟斷，使任何人不經過師傅和行會內部的小議會的批准，他想怎麼開業就怎麼開業，只要給國王納稅就行了。這意味著什麼呢？本來的勞動者有很大一筆收入和投入是要來供養比如說木匠行會這個小共同體，然後木匠行會出一筆錢給市議會，市議會出一筆錢給國王買他的特許權。你看，這中間的層級是很多的，中間有好幾層。小共同體、中共同體、中大共同體……一直到法蘭西王國。國王陛下想的是什麼？你他媽的這些中間商賺錢太多了是不是，我直接跟勞動者打交道，勞動者一次性付錢給我，你們這些中間環節都給我去死。尤其是萬惡的巴黎市，在過去幾百年的歷史中你曾經一千八百次打過我的歷代祖先，我把你搞死這件事情太讓我開心了，同時我還可以多掙很多錢。但是我作為一位聖明君主，我也不讓你們工匠吃虧，你們工匠只給我國王交一次錢，是不是比連續給這些小共同體交N多次錢來得划算？所以我們來吧，勞動神聖，勞動自由。我們親愛的路易十六就是勞動神聖和勞動自由最主要的鼓吹者。他老人家繼承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的傳統，直到法國大革命快要把他吃掉的前夜，仍然像托克維爾說的那樣，把主要的精力用在反封建的鬥爭之上，就是死命地搞這些其實是最有可能維護他的殘餘統治的包括行會在內的各種封建勢力。
[00:23:39]當然這樣一來又會產生另一個後果就是，行會的消失導致了組織度暫時出現真空，組織度出現真空，就有各種流民式的副作用。流民在封建歐洲是不存在的，但是你如果實行想怎麼幹就怎麼幹的政策，過去由行會負責的質量保證和品牌保證這些都要交給外行的消費者自己去瞎碰了。當然與此同時，他們根據封建法統維持公序良俗、維持本地社會秩序等等各種小作用也就消失了。也就是說，任何一個無家可歸者都可以做工匠，而他的社會責任感是不可能跟過去小共同體嚴密約束之下的有自己的工匠詩人和工匠市場、整個就像一個小國家、各方面都一一齊備的老牌工匠相提並論的。這樣產生的副作用是，因為法蘭西還是去封建未遠，它並沒有真正出現秦始皇幾百年以後才出現的那種流民，但在這種情況下就出現了一些准犯罪組織。工匠是有工匠守則的，他掙錢的方式是非常確定的，同時它壟斷了市場，除了通過工匠行會以外你買不到別的貨，它不怕掙不到錢，因此它也不會不擇手段去掙錢；而工匠行會取消了以後，有些野路子的工匠就會搞犯罪團體了。
[00:25:10]直截了當地說，在殘酷的自由市場競爭當中，如果你的產品受人歡迎，你就比過去的行會工匠掙得多得多。早期的資本家，像英國所謂的帕斯頓家族，其實就是由富農和工匠這些人產生出來的。原先大多數老牌的、最早的資本家都是由工匠階級和富農階級中的成功者變成的，他們漸漸就變成資本家了。他們自己甚至可能開銀行，因為銀行現在也不再有准入資格，有錢就可以開，只要你自己有辦法不破產就行，他們跟過去的有行會的銀行家就混在一起了。這就是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技術上的起源，有很多有名有姓的名門大姓都是這樣起源的。但是有成功者就有失敗者，那些賣不出去的人沒有原有的工匠行會，沒有原來的教會共同體的保護，他們怎麼辦？他們很容易用犯罪手段。比如說像巴爾紮克的某些小說，《十三人故事》之類的，其實就是寫的這些。他們其實還有一部分舊工匠行會的組織方式，但是法定的特權現在都已經沒有了。比如說，舊的工匠行會彼此之間要一起共餐，喝杯酒，發誓，相互忠誠，我們大家都是兄弟，諸如此類的，他們也有這些，但是這些權利不再是特權了，你們也不能壟斷市場了，做生意虧了本的話你得自負。這時候怎麼辦呢？我們還有點組織度，我們像哥老會一樣，我們是哥們兄弟。我們已經破產了，我們怎麼辦？我們的兄弟會自動變成犯罪組織，我們去恐嚇闊佬。一面互助，一面去從事那些不體面的走私貿易或者其他什麼黑幫犯罪，去把那些背叛我們的人殺掉滅口，做那些舊式的正派工匠不會做的事情。
[00:27:05]這樣一來就引起了普通法所謂的密謀結社罪反動。普通法的密謀結社法和法國的勒沙普裡安法(Loi Le Chapelier)就是專門對付這種具有犯罪性質的工人秘密組織的。巴爾紮克有很多小說都是描繪這樣的組織的。這個時代也就是所謂的共濟會傳說、光明會傳說產生的階段。其實所謂的共濟會和光明會有大概率就是失去特權的木匠行會，他們有互助的傳統，而且他們有共和主義的傾向。在耶穌會和親君主派的勢力看來你們是顛覆分子，但是另一方面在某些啟蒙知識分子看來你們是可以發動的力量。所以，有些啟蒙知識分子，包括美國制憲會議的某些議員，本身也是共濟會會員。他們加入了共濟會，例如在法國，就等於他們是耶穌會在政治上的死對頭。這就是共濟會傳說的起源。實際上真實的共濟會並不存在，因為共濟會的歷史是十九世紀以來被很多人都研究過的，它真實的起源也就是這個樣子的。它是當時仍然具有中世紀結社風格、但是已經失去中世紀特權的眾多小共同體組織之一。這些小共同體組織有一部分在市場競爭中失敗以後未能轉型成為資本主義公司，就變成了犯罪組織，然後就變成勒沙普裡安法這些馬克思所謂的資產階級法律的鎮壓對象了。馬克思主義者把這樣的法律描繪成為資產階級對工人運動的鎮壓。
……
00:42:56]自發秩序當然不是不流血的。勝利者能夠善待失敗者，那是只有在資產階級民族國家這個框架內才有意義的。在這個框架之外、之前和之後，就不存在所謂的人民內部矛盾，只有敵我矛盾。這就是共同體的邊界問題。誰是共同體的成員，雙方之間的勝敗就是以禮相見的，就是民主小清新所謂的民主。你如果問民主小清新，一個品學兼優的德國軍人可不可以享受美國共產黨員的那些待遇？答案當然是不能，因為美國共產黨員還算是美國人，品學兼優的德國士兵就算是敵人了。在華盛頓將軍的那個時代，印第安人是外國，是弗吉尼亞州的交戰對象，所以他們當然不能享受哪怕是自由黑人的待遇；但是現代的印第安人是美國公民，他們就要享受這樣的待遇了，於是華盛頓將軍那個時代怎麼迫害印第安人之類的事情就變成他們的罪名了。其實那不過是對待敵國的正常手段而已，現代的美國對待德國和蘇聯還不是這樣的？這只不過是一個法律邊界的問題而已。一切都是取決於法統的。
[00:44:12]當然，自發秩序產生到一定程度，麵包足夠多的時候就會產生麵包蟲，資源足夠多的時候就會有人想到，現在生產出更多的資源已經不再是取得優勢的決定性力量了，因為大家的生產能力都很強，而能夠更加有效地整合這些資源才是勝利的保障。例如，俾斯麥和毛奇能夠打敗拿破崙三世的法國，關鍵就在於它能夠用軍事動員體系、預備役軍官體系、國民教育體系和全國鐵路網，使小小的普魯士的力量能夠迅速地整合起來，而強大的法蘭西的力量卻分散在四面八方。因此十九世紀末德國人的普遍看法是，德國是依靠組織取勝的國家，跟散漫的拉丁人、崇尚自由的盎格魯人不一樣，未來即將屬我們，我們要更好地整合一下，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戰我們應該把普魯士經驗進一步地發揮。這個發揮就產生出斯賓格勒所謂的普魯士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者主張的工人階級聯合是要不得的，工人階級懂得怎樣管理企業嗎，懂得怎樣管理國家嗎？但是如果我們把這個概念放得更大一些，由普魯士貴族把克虜伯這樣的軍工企業整合到普魯士軍隊的體系中來，使廣大的軍火企業工人也像是普魯士軍隊裡面的士兵一樣，讓他們嚴格地服從軍事紀律，企業家和工人變成普魯士軍隊的軍官和士兵，整個德國變成一個大兵營，這樣煥發出來的戰鬥力是多麼強大，真是全歐洲莫能擋。德國控制了全歐洲的資源以後，征服全世界還有問題嗎？”
[00:45:53]這就是德國戰時計劃經濟的起源。德國變成一個軍火總公司，去前線和留後方變得沒有區別。如果你是無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你去前線就是做士兵的，受貴族軍官的領導；在後方，你要受計劃經濟委員會的領導。你不能像原先那樣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你必須去國家戰爭最需要的地方。哪個行業，例如炮彈工廠最缺人，你原先是做什麼的不重要，你到炮彈工廠去。原先不會也沒有關係，我們給你開六個月的培訓課程。你一個普通工人，又不是大學生和工程師。工程師學四年，你學六個月足夠了。六個月，然後你就上崗。你不要想什麼自己開業之類的破事，那是落後的舊時代的事情，在我們進步的新時代沒有這種事情。我們全德國人都是士兵，做工人還是做前線士兵只是一個分工的不同。比較上等的人，在後方做資本家經理，還要在前方做中級軍官。在前方做貴族軍官總司令還是在後方做大臣，這都是沒有區別的事情。貴族、資產階級、工人這三個階級在前方後方實現了全面的整合。哈哈，看你們英國人鼓吹的自由、法國人鼓吹的民主能不能鬥得過我們德國人鼓吹的組織呀～至於落後的、半亞洲的俄羅斯人，呵呵，你們是只配做殖民地的。德國的工人階級就是這樣被整合進去的。
[00:47:13]然後打到一定程度，俄國人被打得很慘以後就開始覺得，我們俄羅斯帝國的效率真他媽的太低了，我們民間的自由主義者、地方自治派就組織了一個福利團體。該福利團體本來是為了救濟傷兵在後方的家屬的，但是實際上它後來的規模發展得比政府還要大，等於是變成了後方物資的主要配給者。他們的主要成員是地方自治局的小貴族和資產階級，這些人把農民的物資徵集起來用來供養城市的退伍軍人和退伍軍人缺吃少穿的家屬之類的。同時，俄國分量還很輕的資產階級，特別是鐵路資產階級，在自由派的右翼 — — 十月黨人的主持下，組成了一個軍事工業委員會。就是說，我們俄國軍火工業本來就比德國差得多，炮彈生產也要差得多，被德國人打得好慘好慘，我們只有像德國人那樣整合整合，組織一個軍事工業委員會，把我們有限的鐵路運輸能力、工業生產能力集中，好鋼用在刃上，盡可能生產出更多的炮彈，盡可能把更多的炮彈運到前線去。結果，這個福利委員會和這個軍事工業委員會的起源雖然是民間的，是由國家杜馬的一些資本家議員搞起來的，但是最後發展到比沙皇的政府還要強大。國家杜馬本來是鬥不過沙皇的，但是到了戰爭後期，沙皇政府已經必須仰仗國家杜馬的鼻息了，因為沒有軍事工業委員會和救濟總會，沙皇的軍隊已經無法運轉了。這就是為什麼後來國家杜馬要沙皇退位、而俄軍總司令阿列克謝耶夫居然會不聽沙皇號令的原因。他作為總司令，非常清楚，沒有後方的這兩個組織，他的兵源和炮彈立刻就要成問題，三個月之內他就會被德國人所俘虜。他的真正主人已經不再是沙皇了。戰前的貴族軍隊和哥薩克軍隊，它的主人是沙皇；戰爭時期產生出來的全民軍隊，它的主人是軍事工業委員會和救濟總會。當然，這兩個總會的核心都在俄羅斯的地理中心和交通中心 — — 莫斯科和聖彼得堡。
[00:49:19]然後，布爾什維克在議會中只佔有四分之一的席位，但是它通過軍事政變的方式奪取了政權。軍事政變的方式很滑稽。其他各黨派都堅持要遵守條約，不能背叛協約國，只有列寧面不改色地說我們投降算了。於是廣大的被德國人打散了的逃兵覺得，打外戰不如打內戰。打內戰，我們俄國軍隊在俄國內部是最強的；打外戰，我們實在打不過德國人。這也是有情可原的，因為現代戰爭很難說是憑過去的勇氣就可以勝利的。德國人的炮火比你能遠射一百米，你的炮火一個德國人都殺不了。你就是只能躲在戰壕裡面，能夠被土埋住不被打死就行了。根本就是送死，人再多也是送死。這種仗打起來，再怎麼打也是沒意思。所以說，我們是英法帝國主義的炮灰，這話是很有道理的。我們去前線就是去送死的唄，根本打不到德國人。這樣的話，我們還不如投降德國、把國內那些萬惡的、依靠我們的犧牲而跟著英國人和法國人發財的資本家打倒來得好呢。因此，布爾什維克雖然在議會只有四分之一的議席，但是在軍隊中卻有75%的投票支持布爾什維克。布爾什維克是依靠軍隊的力量驅散了資本家和農民支持的制憲議會，依靠一支不敢打德國人、只敢打俄國人的逃兵軍隊的力量殺進了聖彼得堡。殺進了聖彼得堡以後，它十分果斷地殺掉了原有的資本家和工會領袖，於是就把我剛才講的兩個委員會，特別是至關緊要的鐵路交通抓到手裡面。這樣一來，全俄的軍工生產和鐵路運輸都掌握在它手裡面。而它的所有敵人，無論是立憲議會還是各軍閥，還是各少數民族，他們都是十六世紀的騎馬打仗、依靠農村的糧食來維持、依靠馬刀和戰馬打仗的軍隊，沒有炮彈，沒有大炮，沒有鐵路。所以，雖然人多勢眾，又有法統的支持，還是被掌握著莫斯科和列格勒這條關鍵鐵路線和90%以上的軍工生產體系的布爾什維克打敗和消滅了。
[00:51:26]然後，布爾什維克在它的統治區內實現了德國魯登道夫企圖對全世界實現的東西。魯登道夫的組織未能打敗英國的自由和法國的民主，但是列寧從魯登道夫那裡學到的組織卻輕而易舉地征服了大俄羅斯的地主和資本家，又附帶著征服了格魯吉亞人、烏克蘭人和其他各少數民族。這個照布爾什維克的術語來說也還是落後不落後的問題，我們布爾什維克是先進的，你們這些地主資本家是分散和落後的。但是德國的集中和組織卻沒有鬥過英國的自由和法國的民主，因為儘管德國組織得更好一些，但是卻抵擋不住英國海運控制的全世界資源和美國加入以後更大的人力和生產能力。但是德國的組織也確實是有它的能力。大致上講，德國人如果是在對方優勢不超過四倍的情況下，德國人至少能打平手。雙方力量相等的情況下，德國人每次都打贏的。但是包括美國在內的協約國的生產能力和創造能力超過了德國十倍以上，特別是在美國加入以後協約國的優勢擴大到十倍以上，它就打不贏了。基本的算法就是這個樣子的。而白色的俄羅斯，布爾什維克的各個敵人，他們相對於布爾什維克來說的話，人數和財富大概是十比一，而且控制著絕大部分的農村；但是在軍事生產方面他們基本上就是反過來，是一比五十。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輸給了布爾什維克。這方面的歷史演化用技術術語來講其實是很容易解釋清楚的，外圍宣傳的什麼體制先進不先進這些都是隔靴搔癢的話。先進不先進，要體現于資源。從足夠長遠的時間來看，善於創造財富的體制，就是所謂的自由民主體制，是會贏的；但是這不能排除，在局部的範圍，例如在普法戰爭這樣的小範圍內，雙方的生產能力相差不太多的情況下，組織和分配能力優勢的一方能夠取得局部的勝利。組織和分配能力在不嚴重妨礙生產能力 — — 像德國模式的那種情況之下，能夠增加自己的國力而不造成明顯的損害；但是如果更進一步，到俄國那種發生大饑荒的水平上，那就是生產能力本身要受到損害，那就不行了。
[00:54:00]但是這也是一個階級博弈的問題。照德國的戰時經濟組合的問題，三大階級 — — 貴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是合夥人的關係，貴族和資產階級是沒有能力讓工人階級挨餓的。工人階級到麵包需要配給的時候，他們就自己佔領基爾的艦隊，宣佈廢除君主制了。而俄國呢，俄國有些工人參加了布爾什維克，但不是多數，布爾什維克主要是由農民士兵組成的，但是農民變成士兵以後，他們就寧願去搶農民的糧食，讓農民餓死了。布爾什維克是一個軍隊的政黨。黨和軍，再加上契卡，就是布爾什維克的全部實質。無論你原來是誰，你加入了這個體系，你就變成一個跟其他人沒有利害關係的特殊利益集團了。你可以讓全俄的農民去餓死，可以讓全俄的工人流放到西伯利亞，只要能維持自己的統治就行了。這樣做是飲鴆止渴，因為你是依靠俄羅斯東正教社會的生產能力和生育能力為生的。只要俄羅斯東正教徒仍然是多產多育，有他們的生產能力和家庭能力，你還有剝削對象；等到俄羅斯的東正教農民變得連生孩子的興趣都沒有了，在被徹底剝削而又沒有任何升遷渠道的情況之下，除了伏特加以外不再有任何安慰，等到戈爾巴喬夫時代，能夠激動俄羅斯人上街鬧事的唯一理由就是伏特加漲價或者不准喝伏特加了，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你的剝削能力大大加強，在一個日益萎縮的生產基地當中，你剝削出來的產物也不足以支持你對外的競爭，於是蘇聯在這種情況下就解體了。生育率低下其實就是政治剝削進入最後階段、人民連繁衍後代的興趣都沒有了的體現，這個體現在列寧主義新人的體系中就是三代。所謂的負組織度在這一點就體現得非常明顯。我們要注意，按照廣義的自發秩序的定義來說的話，即使是負組織度，也是自發秩序的一部分，它的產生是有一定功能的。如果你的共同體很薄弱，像東正教社會或儒家社會那樣很容易被人入侵，那麼你就被篩掉了，你的空間就要被侵佔。比如說在俄國現在就是這個樣子，你的空間即將被福音派的新教徒和穆斯林侵佔。這兩種人的人口在過去的沙皇時代是微不足道的，被日益增加的東正教人口淹沒，現在則不斷增加；而原有的東正教人口，普京帝國主義的主要支持人口，不斷萎縮。就憑這一點，它也支持不了很久。這就是負組織度的一個體現。
[00:56:40]像中國這種情況，它的負組織度體現在，它還不如普京，普京至少還能廢除共產黨。而在中國的相當於普京勢力的這些人，說白了就是我所處的這個階級，走的是一條冒辟疆道路。就是說，他們企圖把共產黨當作大清，大明是恢復不了了，但是我們可以在大清跟滿洲貴族一起混，升官發財。滿洲貴族有他們的武力維持秩序，我們士大夫還是有一席之地的。這個理論只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滿洲貴族在滿洲貴族內部是能夠維持秩序的，就體現在於僧格林沁的兵還是能打的，滿洲部落從滿洲南下入關，他立刻就能夠體現出比關內的十八省、比東亞殖民地和東南亞殖民地更高的組織度，但是共產黨真的不是。所以，我所屬的這個階級，就是包括改革開放產生出來的新資本家在內的這些人，實際上是比較外圍的人。他們像俾斯麥時代的新暴發戶商人愛容克貴族那樣狂熱地愛共產黨，因為他們認為可以依靠共產黨實現大中華的夢，在大中華當中能夠獲得明朝士大夫在清朝的那種地位。然而在這同一個階級，地位比較高的人，我就不謙虛和不裝逼，實事求是地說，例如像我，因為進入體制較深，比這些外圍的人瞭解體制更多，我反倒不相信這一點。因為我從我的切身體會知道，我經常稱之為山東老幹部、黃俄餘孽的這批人，他們不是滿洲貴族。列寧主義體制跟滿洲貴族不一樣，它是負組織度的，負組織度就體現在他們全是自身難保的人。滿洲貴族、蒙古貴族或其他殖民者是幹什麼的？他們團結起來剝削壓迫被他們殖民征服的人。而列寧主義者和列寧党的成員都是原來的流氓無產階級和恐怖分子，他們的傳統就是相互傷害。他們形成的這個統治集團雖然對外的剝削也很厲害，甚至是有史以來最厲害的，但是他們內部之間是毫無滿洲貴族的團結性的，他們內部之間相互戕害的程度經常是超過費拉民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