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的叩头大礼
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俄国曾经派遣了一名丹麦旅行家和外交官雅布兰（Evert Ysbrants Ides，1657—1708）作为大使，于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抵达了北京，但他并没有留下觐见康熙皇帝时候所行礼节的记录。但1719年，彼得大帝（1672—1725）派遣本国的列夫·伊斯梅洛夫（Leoff Ismailoff）带领使团前往中国。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11月29日，伊斯梅洛夫一行高高兴兴地进入北京。清廷官员在馈赠俄人皇帝赏赐的珍馐美味之余，要求俄国人觐见之时行叩头礼。伊斯梅洛夫表示不同意，说他是代表了俄国的君主，而俄国君主和大清皇帝乃是平起平坐的。同时，他也要求必须亲自把国书递交到康熙皇帝手中，而不是通过其他人之手，这一提议是不符合清廷礼仪的，于是与叩头礼一起，成为双方争执的所在。
最后，康熙皇帝表示破例允许俄使亲手递交国书，并且说日后清朝的使臣去俄国的时候，也会按照俄国的礼仪对俄国君主行礼；这样，伊斯梅洛夫立即答应可以向康熙皇帝行叩头大礼。当时在北京的耶稣会神父马国贤曾经记载说，康熙皇帝派了一个高官去向伊斯梅洛夫携带的沙皇的信行了三跪九叩礼，这使得俄使当即决定对康熙行一样的礼。无论如何，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12月9日，伊斯梅洛夫在圆明园觐见了康熙皇帝，行了三跪九叩礼，并亲自把国书交到了康熙手中。
虽然柔克义没有提及，但在1720年年底的时候，本书之前提到的罗马教皇的特使嘉乐也抵达了北京，觐见了康熙皇帝。虽然史书没有详细记载嘉乐一行有否跪拜康熙皇帝，但因为当时没有留下任何跪拜礼仪之争的记录，所以几乎可以肯定嘉乐等人都按照中国仪轨行礼了，正如同期抵达北京的伊斯梅洛夫一行。俄国使团等离开北京七年以后，1727年（雍正五年）5月，葡萄牙派遣的以麦德乐（Alexandre Metello de Sousa Menezes，1687—1766）为首的使团经过澳门抵达北京。麦德乐使团巧妙援引了1720年俄国伊斯梅洛夫使团的前例，得以亲自呈递国书至雍正帝手中，并行三跪九叩礼。
西方使节对清帝行三跪九叩，原本并不是行不通的事，这说到底只不过是一种本土礼仪而已。但是，1793年抵达热河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碰到了不愿在礼节上妥协的中国官员，双方终将这一问题做成了不可调和之局，因此马戛尔尼一行，是清代叩头史上的转折点。此事中西叙述，足可汗牛，本书之前开篇部分也已经提到，在此不必多讲，只提其中的一个环节，那就是马戛尔尼在清朝方面要求其觐见之时行三跪九叩头礼的时候，提出清朝的官员也要在他所携带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画像前行同等之礼。这一提议，和1720年俄国伊斯梅洛夫所做的基本一致，康熙皇帝当年拍板决定可以这样做，马国贤也说的确有中国官员跪拜彼得大帝亲笔国书；然而，马戛尔尼抵达中国的时候已经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彼时大清国早已平定了准回各部，统一了天山南北，昔日西域显赫一时的王公贵族甚至越南国国王也都亲自到热河或北京觐见皇帝并行跪拜大礼，乾隆皇帝也已经打算以“十全老人”名垂后世，整个大清国正处于巅峰时期。当此之时，让大清国的官员对着远在重洋的区区英国的一个国王行三跪九叩大礼，不啻是天方夜谭。和伊斯梅洛夫相比，马戛尔尼的不幸，在于遇到了一个已经一统天下的体制化了的大清国。
支那在不强大的时候还知道礼尚往来，支那一旦强大就开始野蛮无礼了。防止支那强大是世界人类的共同底线。
最后，康熙皇帝表示破例允许俄使亲手递交国书，并且说日后清朝的使臣去俄国的时候，也会按照俄国的礼仪对俄国君主行礼；这样，伊斯梅洛夫立即答应可以向康熙皇帝行叩头大礼。当时在北京的耶稣会神父马国贤曾经记载说，康熙皇帝派了一个高官去向伊斯梅洛夫携带的沙皇的信行了三跪九叩礼，这使得俄使当即决定对康熙行一样的礼。无论如何，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12月9日，伊斯梅洛夫在圆明园觐见了康熙皇帝，行了三跪九叩礼，并亲自把国书交到了康熙手中。
虽然柔克义没有提及，但在1720年年底的时候，本书之前提到的罗马教皇的特使嘉乐也抵达了北京，觐见了康熙皇帝。虽然史书没有详细记载嘉乐一行有否跪拜康熙皇帝，但因为当时没有留下任何跪拜礼仪之争的记录，所以几乎可以肯定嘉乐等人都按照中国仪轨行礼了，正如同期抵达北京的伊斯梅洛夫一行。俄国使团等离开北京七年以后，1727年（雍正五年）5月，葡萄牙派遣的以麦德乐（Alexandre Metello de Sousa Menezes，1687—1766）为首的使团经过澳门抵达北京。麦德乐使团巧妙援引了1720年俄国伊斯梅洛夫使团的前例，得以亲自呈递国书至雍正帝手中，并行三跪九叩礼。
西方使节对清帝行三跪九叩，原本并不是行不通的事，这说到底只不过是一种本土礼仪而已。但是，1793年抵达热河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碰到了不愿在礼节上妥协的中国官员，双方终将这一问题做成了不可调和之局，因此马戛尔尼一行，是清代叩头史上的转折点。此事中西叙述，足可汗牛，本书之前开篇部分也已经提到，在此不必多讲，只提其中的一个环节，那就是马戛尔尼在清朝方面要求其觐见之时行三跪九叩头礼的时候，提出清朝的官员也要在他所携带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画像前行同等之礼。这一提议，和1720年俄国伊斯梅洛夫所做的基本一致，康熙皇帝当年拍板决定可以这样做，马国贤也说的确有中国官员跪拜彼得大帝亲笔国书；然而，马戛尔尼抵达中国的时候已经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彼时大清国早已平定了准回各部，统一了天山南北，昔日西域显赫一时的王公贵族甚至越南国国王也都亲自到热河或北京觐见皇帝并行跪拜大礼，乾隆皇帝也已经打算以“十全老人”名垂后世，整个大清国正处于巅峰时期。当此之时，让大清国的官员对着远在重洋的区区英国的一个国王行三跪九叩大礼，不啻是天方夜谭。和伊斯梅洛夫相比，马戛尔尼的不幸，在于遇到了一个已经一统天下的体制化了的大清国。
支那在不强大的时候还知道礼尚往来，支那一旦强大就开始野蛮无礼了。防止支那强大是世界人类的共同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