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者的性命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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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独裁者的性命之忧

从1989年12月中旬开始，在“打倒人民公敌”、“独裁者滚下台”的愤讨声中，尼古拉 · 齐奥塞斯库，这位几天前还“深受爱戴”的罗马尼亚总统成了一只丧家之犬，惶惶然在到处栽种着自己塑像的国土上东躲西藏，正像四十年前他亲口咬定的那样：“任何专制的暴力一旦与人民的正义之师交战，他们必将粉身碎骨。”始料不及的是，不仅民众唾骂他，连亲手培植的爪羽——国防军和基层“党之家”也背弃了他。当齐氏和那位任第一副总理的“贤内助”劫车而逃时，几乎所有罗马尼亚的广播里都响起了这样的声音：“各位市民请注意，人民公敌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正劫持一辆紫色达契亚轿车逃跑，请予以缉拿……”齐氏更没料到，在亲手缔造的这个“民主、团结、进步、欣欣向荣”的神圣“大家庭”里，竟会上演这样的事：从12月22日晚执行逮捕到被推上断头台，只相去三天！

虽身陷囚笼，但“喀尔巴阡山的雄鹰”并未死心。

不是要审判我吗？既然封授“人民公敌”，至少是公审公判吧？至少应面对广大人民吧？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暗暗打定了主意，只要国际媒体的镜头盖一打开，只要电视直播的焦距一调好，即用那滔滔不绝、富有煽动性和号召力的口才(整整二十四年里，这口才曾赢得了多少暴风雨般的掌声！)——同政敌一决雌雄，他甚至连演讲腹稿、上法庭时的表情和姿势都备好了。

但，齐氏太异想天开了，他万万没想到，等待他的根本不是什么人山人海的旁听席。没有政坛显要和外国友人，没有高规格的审判团和律师团(审判长竟只是个司法部的小局长，波帕·吉克，这个名字他简直闻所未闻)，更没有礼花般的镁灯闪烁。当从防暴押解车里爬出来，他走进的是一间只有原告、被告和军警的密室。自然，电视上亦会出现“公开审判”的镜头，但那是经过剪辑处理的……

对手绝不再给他任何表演的机会，他预想中的舞台根本不存在！

只有绝望！空荡的绝望！

1989年12月25日，当耶稣诞辰的钟声再次赐福人世的时候，一个混含着仇恨与蔑视的嗓音在一间与世隔绝的屋子里响起：“人民公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一案，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根据《罗马尼亚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五条和第三百五十七条，被告犯有故意杀人罪、危害国家安全罪、破坏公共秩序罪、贪污罪、受贿罪。特别军事法庭宣布：数罪并罚，判处被告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死刑，立即执行，没收全部财产，不准上诉！”

他心爱的女人也将魂归西天。

秘密审判，不准上诉，从被捕到毙命，仅三日之隔。这已远非正常性质的审判，甚至携恐怖之嫌。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极端行为呢？原因只一点：仇恨和恐惧！对民众来说，是仇恨；对政敌而言，则是恐惧——那种一天也不敢让独裁者多活下去的恐惧！他们太紧张了，太熟悉对手的报复手段了，其神经像金属片一样已绷到了极限，再僵下去，即要崩溃。

可这对齐氏来说，又有什么可愕然的呢？难道这不正是您一贯的铁腕政策？您不是坚定地认为“目的大于手段”吗？每每将司法程序省略、节约到极点的，不正是您自己吗？除却“齐奥塞斯库”几个字，判决书的每一句台词不都是您平日耳熟能详的吗？您记得“人权”这个字眼吗？当在秘密审判和处决政治犯的手令上签字时，您又何曾有过一丝犹豫和迟疑？

更可怕的是，对齐奥塞斯库非常态的审判，人民群众竟毫无异议！偌大一个国家，竟没有一个人公开质疑。正应了中国那句老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其实，早在四十五年前，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命运就在一对意大利人身上预演过了：墨索里尼及情妇克拉雷特。战争尚未结束，一支衣衫褴褛的山区游击队就匆匆宣判了他们的死刑。然后，意大利历史上最著名的一组尸首，便像动物一样被悬吊在米兰广场上，待仇恨的剔刀来剜割，等怨毒的鞭子来抽打。

单就这一场面，的确称得上恐怖了。但问题是：在你亲手缔造的那座恐怖半岛上，对手还能想出别的更简单的办法对付你吗？要知道，他们像害怕恶魔一样怕你，怕你再将屠刀架在他们脖子上，他们甚至一听到你的名字就哆嗦，甚至迷信地担心你复活。为了活下去，为了释放恐惧，他们只好表现得比你更疯狂更决绝……

这是仇恨的力量，但更是恐惧的力量！

对齐氏们来说，像纽伦堡或海牙那样的审判庭，简直就是梦中天堂了。在那儿，至少有辩护、有上诉、有旁听、有见证、有表决、有探视……从这点看，他远不及另一位同壕战友——前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幸运，后者面对的不是政敌的恶性报复，而是相对公正的西德司法程序和国际法准则。

我想，在独裁者坐以待毙之时，他对敌人最大的期许或许是：要是这些人信奉民主与理性该多好啊！可惜，要让自己的臣民在短短几天内学会司法公正与人权意识，简直是痴心妄想、缘木求鱼。太晚了！他们从你这儿得不到的，你也休想从他们那儿得到。因为，他们身上压根没有那东西，没机会生长你直到最后一刻才怀念的东西！难道不正是你，早早即把生长它的种子和土壤给踩烂了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你死于自己。 


古罗马诗人查维纳说过：“几乎没有一个专制暴君能安享天年。”古代暴君多被宫闱篡权者和阴谋家所戮，近现代史上的独裁者，多为激愤的民众或军士所杀。希腊人把诛戮暴君当作公民的义务，古罗马人也将之颂为美德，连西塞罗、弥尔顿等人文学者也公然诩之……可以说，在几千年讲究“德政”、“明主”的传统政治历史上，“暴君当诛”，一直受到民间文化舆论的鼓吹，甚至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权力意识形态的唆使(实为篡权者和继位者所盗用)。直到十九世纪中期，随着对法国大革命的理性反思，该状况才有所转机。

独裁者不仅死亡代价高，统治成本也大得惊人，非法和脆弱的权能离开了死刑和武力，几乎一天也呆不下去。比如中非“食人皇帝”博卡萨，这个马基雅弗利主义者，最信奉的就是《君主论》的名言：“军事问题应是君主惟一的专业，忽视军事就会亡国，而精通军事，会使你赢得整个国家。”为此，他颁布了《优军法案》，使全国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成了军人，将整个国家预算的一半划为了军费。可惜的是，马基雅维利忘了告诉他：权力者愈嗜暴，暴死的危险愈大。在很大程度上，独裁者无不死于自己的刑罚，死于自己的游戏规则，在充当刽子手的同时，无形中却扮演了自己的刽子手之角色。1987年，在博卡萨被处死前，有人替他算了一笔账，若按他自己制定的《刑法典》：其左手将被剁掉三千次，右手将被砍掉两千次，耳朵将被削掉一千回，而脑袋，将被砍掉六百遍……

应该说，从《刑法典》出笼的那一刻起，博卡萨的死，就被提上了历史日程，列入了民间的叙事年表。接下来，只是时间问题了。历史上的大独裁者有哪一个善终的？不是暴毙，就是流亡。从恺撒大帝到拿破仑，从查理一世到路易十六，从墨索里尼到特鲁希略，从马科斯到波尔布特……独裁者无时无刻不有性命之忧！于之而言，惟一的暂时安全保障即在于威权，只要御座的铜钉有一丝松动，只要有一个偶然，只要从那个位子上稍有一点闪失或游离，即有血光之灾……事实证明，权力者的“万岁”神话其实虚弱得很，不堪一击。比起那些像蝼蚁一样被踩着的百姓来，独裁者的危险系数远大得多。

民主国家的情势就完全不同了，由于司法理性的在场，政客即使犯罪，一般都会受到合法的审判和公正待遇。像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因涉嫌受贿罪于1976年7月被捕，后被保释，对此案的调查竟持续了七年之久(与齐奥塞斯库的“三天”多么大相径庭！)，1983年被提起公诉，判四年有期徒刑。再者如韩国“世纪大审判”，虽早有传闻：两位臭名昭著的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很可能被判重刑，但一般稍有理性的人都会预感，他们是不会真正被处死的，如果那样，无异于现代文明的失败。在韩国，几十年风起云涌的民主浪潮和深入人心的人权意识所确立的文明底线，加上金泳三新政权的性质所在，仇恨和积怨是会得到严格的监视和存放的——而他和他的政府班底也正是靠这些与旧政权不同的信仰和承诺才挫败了前任。

事实确乎如此：从1995年10月韩国检察机关立案调查到此后的九个多月里，两人先后三十五次被提审。据悉，光检察机关的调查卷宗，若以数量计，可整整装一百卡车(这至少可证明司法的严谨)。1996年8月26日一审判决，两人以军事政变、受贿、镇压民众等罪名被判死刑和无期徒刑。同年12月16日，汉城高等法院又宣布为全、卢减刑，前者由死刑改判无期徒刑，后者由无期改为有期徒刑十七年，理由是：全、卢政权和平交接避免了流血。

消息一公布，少有人感到意外。倒不是怀疑政治舞弊和“官官相护”之类，而是大家都清楚，像韩国这样一个已步入稳定民主期的理性国家，无论从人道考虑，还是政治需要，对两位前总统执行死刑都是不可能的。韩国“世纪大审判”的意义和历史诉求并非一定要将谁送上绞架不可，而在于彻底告别一个武力威胁人权的时代，一个黑金垄断与幕府政治时代。

制度、司法和政治游戏规则，不仅主宰平民的命运，更决定着权力者的命运。在一个拒绝暴力、政治宽松、民主完备的社会，不仅秩序的紧张程度、法律负担会大大减轻，而且处罚也会变得相对温和。再进一步讲，如果一个国家废除了死刑(许多现代国家基于人道原则和宗教等文化信仰，已废除了死刑，比如奥地利、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瑞士、芬兰等)，那么，所谓“性命之忧”又从何而来呢？那时，对犯罪嫌疑人来说，惟一剩下的只有“自由之忧”。

本文摘自《领导文萃》 2005年第09期 作者：王开岭

参看：用自杀而拒绝武力镇压民众的罗马尼亚国防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