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1世纪资本论》，我的一些思索与疑惑。
在讨论此书之前，我想先回顾一下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著的《资本论》，这部书的争议很大，抛开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就谈两个概念：“剩余价值”和“剥削”。
（文中部分用词沿用《资本论》）
（文中部分内容摘自《21世纪资本论》与网络）
18-19世纪的世界工业经济处于发展初期，企业生产技术落后，结果是成本高，利润低。马克思的理论在于假定缺乏法律监管下，劳工被严重压低工资，被迫超时工作。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西欧国家的劳动环境有了缓慢的改善，然而在生产力相对落后、文化积累缺乏的中东欧，马克思的理论立即席卷了这些地区，并且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
“剩余价值”说的是，比如资本家花费100美元买入羊毛，通过工人的劳动制成衣物，工人一共工作了8小时，每小时的工资为10美元，那么工人的工资是80美元；而衣服卖了300美元，除去原材料100美元和付给工人的80美元，剩余价值的120美元被资本家拿走了。
马克思认为。 “价值是凝聚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是劳动的凝聚，所以机器不能创造价值。同时，机器设备和其它的原材料虽然不能创造劳动，但是可以把原材料作为商品的价值转移到新的产品中去，这种转移是通过生产过程完成的，而新价值的产生也是通过这个过程完成的。这一个统一的过程隐盖了工人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
通过剩余价值，我们很容易推出，工人们所得的总收入是永远比他们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值要少的，否则没有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购买力会低于社会所生产的物质财富，以至于供过于求，因此，经济危机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然而事实上，奥地利经济学派等近代的经济学家表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资本家在一开始需要进行很多的资产投入，购置厂房、设备、工具等等；除了要面对可能的政治风险和地租上升，资本家还需要进行设备维修、避免劳动力流失等等，资本家需要随时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资本家也在进行一种“无形的”劳动；相反，当这类风险出现时，工人并无分担资本家风险的义务，劳动者的最低劳动状态是零，而非负。
这样看来，剩余价值理论似乎站不住脚了，我们先把它放在一边，来思考一种情况：当资本家的利润不断增加，企业和工厂规模日益扩大，那么资本家雇佣的员工也越来越多，当员工的人数“饱和”了之后，员工们就得面对残酷的价格竞争，资本家得以用最少的工资去购买工人们最多的劳动时间，在18世纪的英国，由于大面积的圈地运动，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几乎每个人都被大大小小的工厂所雇佣，《劳动法》形同虚设，《救济法》改订了之后，由于没有人愿意去条件恶劣的福利院，资本家对于劳工的剥削也就日益严重了。在生产力与文化环境相对完善的英国，我们看到的都是浓浓的雾霭笼罩的都市，在中东欧等地区，当时的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
可能大家会觉得，当时的生产力还比较落后，不存在可比性；然而如今21世纪，墙内的状况基本还是那样，墙国社会的劳动环境和当时一样恶劣。首先，中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列主义国家，中国更像是权贵资本主义，在这里人世间的一切邪恶都被展现的淋漓尽致。而在法制较为完善的欧美，由于基督教社会的互助、对于普世价值的信仰，以及人们敢于诉讼，于是老板也不敢过多地压榨员工。然而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甚至日韩台新这样的发达国家，员工被压榨的现象依旧不少。尽管法律里面明确写着，但是很多员工怕丢工作，不怎么敢发声。
当跨国资本感到发达国家的薪酬过高时，它们会转移到亚非拉等薪酬较低的国家，于是跨国资本总是有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在此过程中伴随的是发达国家里面中产阶级的没落。
随着亚当斯密与古典经济学的诞生，人们终于对经济、货币、供需这些概念有了基础的认识。亚当斯密主张“看不见的手”，认为放任自由的经济模式是最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的，没有必要进行过多的调控；人又是利己的，追求个人利益是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唯一动力；同时人又是理性的，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人们可以在经济活动中获得最大的利益。虽然这些理论是跨时代的，然而经历过20世纪的大萧条和21世纪的金融危机，亲眼目睹种种经济学理论和货币工具的失效之后，我们能不能依旧对古典学派的理论坚信不疑呢？
经济大萧条是导致战争的原因之一，二战前夕，由于美国国内的市场需求大幅度减少，德国与日本等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也变得萧条，伴随着出口的急剧萎缩，两国急于寻求新的市场，这是导致二战的原因之一。现在的国际局面，和当时真的有几分相似。当今有一点不同，主要原因在于俄罗斯和中国等“陆权国家”，极权和腐朽总是挂钩的，而那些国家又试图把落后与专制“输出”海外，这是潜在的矛盾之一。
在这里，我们回顾一下《21世纪资本论》里面一开始提到的两位社会学家：马尔萨斯和扬，这两位英法学者代表了同时期欧洲人之间流行的种种观点。马尔萨斯通过数据统计，得出了一个结论：随着农业生产的增加，各国人口会以几何级数式地增长，最终导致人口增长超越食物供应，会导致人均占有食物的减少；另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是阿瑟·杨的游历日记，这位英国农学家在大革命爆发前夕的两年内游历了整个法国，扬描述了一个人口过剩的、当时西欧人口最多的国家—-法国，描绘了法国乡下人民的贫苦生活。
“人口过剩导致人均食物减少”的观念在后来被认为是片面的，因为随着农业与人口的增长，人类的科技水平也会跟着提升上去，马尔萨斯和扬显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关键的组成部分。然而在21世纪的当前，如果人类的科技无法继续以这个速度发展，无法实现新的突破（breakthrough），我们人类会不会又一次掉进“马尔萨斯陷阱”呢？
李嘉图于1817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主要关注的是土地价格和土地租金的长期演进。他受到马尔萨斯模型的影响但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对以下逻辑悖论十分感兴趣：一旦人口和产出开始稳步增长，相对于其他商品，土地会越来越稀缺；根据供需原理，这意味着土地的价格会不断上升，支付给地主的地租也会上涨，如此一来，地主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会越来越大，而提供给其他人的份额就会减少，从而破坏社会平衡。李嘉图认为，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法是稳步增加对地租的税收。
这一悲观的预测被证明是错误的：地租在较长时间内仍居高不下，但最终，随着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的下降，相对其他财富形式，农田的价值不可避免地下降了。在19世纪初期，李嘉图没有办法预测未来技术进步的重要性或工业的发展。和马尔萨斯、扬一样，他不能想象人类会从食物需求中完全解放出来。
李嘉图所提出的“稀缺性原则”意义深远，正因为有了稀缺，我们不得不进行选择，如果一个富豪和家人们去高档餐厅吃一顿法国大餐，那么那个富豪在未来某一时刻的购买力就会下降一点点，正因为有了稀缺，我们才能找到最理想的资源配置。如果某种商品的供给不足，价格太高，那么对该商品的需求就会减少，这将导致其价格的下降。换句话说，如果房地产和石油价格上涨，人们就会搬到乡村或者骑自行车出行。
然而，这种调整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地主和油田所有者对其他人的债权会越积越多，从而可以轻松拥有一切，包括农村房地产和自行车，一劳永逸。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弄明白，某商品相对价格的巨大变化可能会导致财富分配的长期严重不均，而供给与需求的相互影响也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在这层意义上，传统经济学的“供需平衡作用”就有可能起不到理想的效果了，我们需要倒入某些新的工具。
在这里，我想进行一段小的插曲：美国的“红脖”与“铁锈地带”。社会学家万斯的著作《乡下人的悲歌》里面阐述到，伴随着全球化与供应链的转移，美国“铁锈地带”的人们纷纷失业了，这其中固然有“红脖”（hillbilly）们固步自封，没有跟上产业升级这些要素，同时“红脖”也存在自甘堕落等等因素，然而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突然的、大规模的“产业链转移”，对于铁锈地带来说无疑是一场剧变，如果过程再缓慢一些呢？如果在转移过程中美国政府再作出一些有效的措施呢？“全球化”的浪潮固然不可阻挡，然而在此期间，精英阶层需要承担的责任可不小。
这也间接地促进了中西部人们的“MAGA”式的狂热，以及大城市年轻人对于伯尼桑德斯及新型“社会主义”的热情，这两个极端无疑是因为对于现实的不满而引起的：年轻人依靠贷款勉强维持学业，很多工薪族“paycheck to paycheck”勉强度日，这样的生活怎能不让人感到厌烦？
《乡下人的悲歌》作者万斯在书中提到，那些人是自己的家人、邻居、友人，他无时无刻对那些人感到悲悯，并且与他们同在。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互助型的社会，但愿那里的人们都和万斯一样，保持同情与同理之心，不要让社会进一步撕裂。
在这里，我们需要提一下凯恩斯与“修正资本主义”。凯恩斯一反自18世纪亚当斯密以来尊重市场机制、反对人为干预的经济学思想，他主张政府应积极扮演经济舵手的角色，透过财政与货币政策来对抗经济衰退与萧条。
凯恩斯可谓经济学界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发表于1936年的主要作品《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引起了经济学的革命。这部作品使人们对经济学和政府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凯恩斯认为认为单纯的价格机制无法解决非自愿性失业问题；主张在萧条时采用扩张性政策刺激经济，在繁荣时采用紧缩性政策抑制经济，以求让经济平稳发展。
他的这些思想为政府干涉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以至于今天大部分国家的政府都频繁采用财政与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
《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通过援引大量的数据，尤其是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上世纪进行的大量数据分析，得出了结论：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不平等程度都在与日俱增，唯有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不平等程度暂时下降，然后又回升，而最近30年，伴随着全球化与跨国资本的积累，这种不平等的程度又在加速增长。
为了避免这样的局面日益恶化，或许只有对资产家和跨国企业进行“累进式征税”才能解决部分问题，然而大企业大富豪也不傻，他们有的是办法把资产转移到赋税较低的国家。
另一方面，大量的外国劳工涌入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的资本及企业涌入亚非拉，很多欧美人不愿意干的活留给了外国劳动力，而欧美的工厂又在亚非拉大面积铺开，于是就出现了“奇观”：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人领着福利，不做工作，而与此同时欧美的资产与财富也流入到了外国，在这个过程中欧美的中产开始返贫，于是就有了上文所说的“铁锈地带”。
当然，资本转移也不完全是坏事，当亚非拉国家有了一定的经济能力，它们会反过来投资欧美国家，另一方面亚非拉国家日益增多的高素质人才涌入欧美就业市场，也提升了欧美国家的实力。
如今的欧美国家，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理论似乎重新得到了一部分年轻人的青睐，这是值得警惕的，然而伴随着不平等和社会阶级固化的加剧，这个情况似乎也合情合理。
在这里必须指出，如今的世界不是一个正常的环境，俄罗斯与中国等专制的国家依旧牢牢地占据着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在21世纪任然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居然能有如此地位，说明这个世界本身并不处于稳定的状态，当有一天独裁与专制解体，世界各国逐渐实现民主化的改革过后，这种情况才能得到解决。
但愿到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正常的经济环境，在那里，全球各国分工合理而明确，进行产业结构互补，经商环境透明而公平，实现真正的共同促进、共同发展。
但愿明天比今天更好。
（文中部分用词沿用《资本论》）
（文中部分内容摘自《21世纪资本论》与网络）
18-19世纪的世界工业经济处于发展初期，企业生产技术落后，结果是成本高，利润低。马克思的理论在于假定缺乏法律监管下，劳工被严重压低工资，被迫超时工作。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西欧国家的劳动环境有了缓慢的改善，然而在生产力相对落后、文化积累缺乏的中东欧，马克思的理论立即席卷了这些地区，并且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
“剩余价值”说的是，比如资本家花费100美元买入羊毛，通过工人的劳动制成衣物，工人一共工作了8小时，每小时的工资为10美元，那么工人的工资是80美元；而衣服卖了300美元，除去原材料100美元和付给工人的80美元，剩余价值的120美元被资本家拿走了。
马克思认为。 “价值是凝聚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是劳动的凝聚，所以机器不能创造价值。同时，机器设备和其它的原材料虽然不能创造劳动，但是可以把原材料作为商品的价值转移到新的产品中去，这种转移是通过生产过程完成的，而新价值的产生也是通过这个过程完成的。这一个统一的过程隐盖了工人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
通过剩余价值，我们很容易推出，工人们所得的总收入是永远比他们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值要少的，否则没有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购买力会低于社会所生产的物质财富，以至于供过于求，因此，经济危机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然而事实上，奥地利经济学派等近代的经济学家表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资本家在一开始需要进行很多的资产投入，购置厂房、设备、工具等等；除了要面对可能的政治风险和地租上升，资本家还需要进行设备维修、避免劳动力流失等等，资本家需要随时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资本家也在进行一种“无形的”劳动；相反，当这类风险出现时，工人并无分担资本家风险的义务，劳动者的最低劳动状态是零，而非负。
这样看来，剩余价值理论似乎站不住脚了，我们先把它放在一边，来思考一种情况：当资本家的利润不断增加，企业和工厂规模日益扩大，那么资本家雇佣的员工也越来越多，当员工的人数“饱和”了之后，员工们就得面对残酷的价格竞争，资本家得以用最少的工资去购买工人们最多的劳动时间，在18世纪的英国，由于大面积的圈地运动，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几乎每个人都被大大小小的工厂所雇佣，《劳动法》形同虚设，《救济法》改订了之后，由于没有人愿意去条件恶劣的福利院，资本家对于劳工的剥削也就日益严重了。在生产力与文化环境相对完善的英国，我们看到的都是浓浓的雾霭笼罩的都市，在中东欧等地区，当时的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
可能大家会觉得，当时的生产力还比较落后，不存在可比性；然而如今21世纪，墙内的状况基本还是那样，墙国社会的劳动环境和当时一样恶劣。首先，中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列主义国家，中国更像是权贵资本主义，在这里人世间的一切邪恶都被展现的淋漓尽致。而在法制较为完善的欧美，由于基督教社会的互助、对于普世价值的信仰，以及人们敢于诉讼，于是老板也不敢过多地压榨员工。然而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甚至日韩台新这样的发达国家，员工被压榨的现象依旧不少。尽管法律里面明确写着，但是很多员工怕丢工作，不怎么敢发声。
当跨国资本感到发达国家的薪酬过高时，它们会转移到亚非拉等薪酬较低的国家，于是跨国资本总是有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在此过程中伴随的是发达国家里面中产阶级的没落。
随着亚当斯密与古典经济学的诞生，人们终于对经济、货币、供需这些概念有了基础的认识。亚当斯密主张“看不见的手”，认为放任自由的经济模式是最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的，没有必要进行过多的调控；人又是利己的，追求个人利益是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唯一动力；同时人又是理性的，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人们可以在经济活动中获得最大的利益。虽然这些理论是跨时代的，然而经历过20世纪的大萧条和21世纪的金融危机，亲眼目睹种种经济学理论和货币工具的失效之后，我们能不能依旧对古典学派的理论坚信不疑呢？
经济大萧条是导致战争的原因之一，二战前夕，由于美国国内的市场需求大幅度减少，德国与日本等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也变得萧条，伴随着出口的急剧萎缩，两国急于寻求新的市场，这是导致二战的原因之一。现在的国际局面，和当时真的有几分相似。当今有一点不同，主要原因在于俄罗斯和中国等“陆权国家”，极权和腐朽总是挂钩的，而那些国家又试图把落后与专制“输出”海外，这是潜在的矛盾之一。
在这里，我们回顾一下《21世纪资本论》里面一开始提到的两位社会学家：马尔萨斯和扬，这两位英法学者代表了同时期欧洲人之间流行的种种观点。马尔萨斯通过数据统计，得出了一个结论：随着农业生产的增加，各国人口会以几何级数式地增长，最终导致人口增长超越食物供应，会导致人均占有食物的减少；另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是阿瑟·杨的游历日记，这位英国农学家在大革命爆发前夕的两年内游历了整个法国，扬描述了一个人口过剩的、当时西欧人口最多的国家—-法国，描绘了法国乡下人民的贫苦生活。
“人口过剩导致人均食物减少”的观念在后来被认为是片面的，因为随着农业与人口的增长，人类的科技水平也会跟着提升上去，马尔萨斯和扬显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关键的组成部分。然而在21世纪的当前，如果人类的科技无法继续以这个速度发展，无法实现新的突破（breakthrough），我们人类会不会又一次掉进“马尔萨斯陷阱”呢？
李嘉图于1817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主要关注的是土地价格和土地租金的长期演进。他受到马尔萨斯模型的影响但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对以下逻辑悖论十分感兴趣：一旦人口和产出开始稳步增长，相对于其他商品，土地会越来越稀缺；根据供需原理，这意味着土地的价格会不断上升，支付给地主的地租也会上涨，如此一来，地主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会越来越大，而提供给其他人的份额就会减少，从而破坏社会平衡。李嘉图认为，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法是稳步增加对地租的税收。
这一悲观的预测被证明是错误的：地租在较长时间内仍居高不下，但最终，随着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的下降，相对其他财富形式，农田的价值不可避免地下降了。在19世纪初期，李嘉图没有办法预测未来技术进步的重要性或工业的发展。和马尔萨斯、扬一样，他不能想象人类会从食物需求中完全解放出来。
李嘉图所提出的“稀缺性原则”意义深远，正因为有了稀缺，我们不得不进行选择，如果一个富豪和家人们去高档餐厅吃一顿法国大餐，那么那个富豪在未来某一时刻的购买力就会下降一点点，正因为有了稀缺，我们才能找到最理想的资源配置。如果某种商品的供给不足，价格太高，那么对该商品的需求就会减少，这将导致其价格的下降。换句话说，如果房地产和石油价格上涨，人们就会搬到乡村或者骑自行车出行。
然而，这种调整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地主和油田所有者对其他人的债权会越积越多，从而可以轻松拥有一切，包括农村房地产和自行车，一劳永逸。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弄明白，某商品相对价格的巨大变化可能会导致财富分配的长期严重不均，而供给与需求的相互影响也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在这层意义上，传统经济学的“供需平衡作用”就有可能起不到理想的效果了，我们需要倒入某些新的工具。
在这里，我想进行一段小的插曲：美国的“红脖”与“铁锈地带”。社会学家万斯的著作《乡下人的悲歌》里面阐述到，伴随着全球化与供应链的转移，美国“铁锈地带”的人们纷纷失业了，这其中固然有“红脖”（hillbilly）们固步自封，没有跟上产业升级这些要素，同时“红脖”也存在自甘堕落等等因素，然而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突然的、大规模的“产业链转移”，对于铁锈地带来说无疑是一场剧变，如果过程再缓慢一些呢？如果在转移过程中美国政府再作出一些有效的措施呢？“全球化”的浪潮固然不可阻挡，然而在此期间，精英阶层需要承担的责任可不小。
这也间接地促进了中西部人们的“MAGA”式的狂热，以及大城市年轻人对于伯尼桑德斯及新型“社会主义”的热情，这两个极端无疑是因为对于现实的不满而引起的：年轻人依靠贷款勉强维持学业，很多工薪族“paycheck to paycheck”勉强度日，这样的生活怎能不让人感到厌烦？
《乡下人的悲歌》作者万斯在书中提到，那些人是自己的家人、邻居、友人，他无时无刻对那些人感到悲悯，并且与他们同在。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互助型的社会，但愿那里的人们都和万斯一样，保持同情与同理之心，不要让社会进一步撕裂。
在这里，我们需要提一下凯恩斯与“修正资本主义”。凯恩斯一反自18世纪亚当斯密以来尊重市场机制、反对人为干预的经济学思想，他主张政府应积极扮演经济舵手的角色，透过财政与货币政策来对抗经济衰退与萧条。
凯恩斯可谓经济学界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发表于1936年的主要作品《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引起了经济学的革命。这部作品使人们对经济学和政府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凯恩斯认为认为单纯的价格机制无法解决非自愿性失业问题；主张在萧条时采用扩张性政策刺激经济，在繁荣时采用紧缩性政策抑制经济，以求让经济平稳发展。
他的这些思想为政府干涉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以至于今天大部分国家的政府都频繁采用财政与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
《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通过援引大量的数据，尤其是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上世纪进行的大量数据分析，得出了结论：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不平等程度都在与日俱增，唯有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不平等程度暂时下降，然后又回升，而最近30年，伴随着全球化与跨国资本的积累，这种不平等的程度又在加速增长。
为了避免这样的局面日益恶化，或许只有对资产家和跨国企业进行“累进式征税”才能解决部分问题，然而大企业大富豪也不傻，他们有的是办法把资产转移到赋税较低的国家。
另一方面，大量的外国劳工涌入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的资本及企业涌入亚非拉，很多欧美人不愿意干的活留给了外国劳动力，而欧美的工厂又在亚非拉大面积铺开，于是就出现了“奇观”：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人领着福利，不做工作，而与此同时欧美的资产与财富也流入到了外国，在这个过程中欧美的中产开始返贫，于是就有了上文所说的“铁锈地带”。
当然，资本转移也不完全是坏事，当亚非拉国家有了一定的经济能力，它们会反过来投资欧美国家，另一方面亚非拉国家日益增多的高素质人才涌入欧美就业市场，也提升了欧美国家的实力。
如今的欧美国家，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理论似乎重新得到了一部分年轻人的青睐，这是值得警惕的，然而伴随着不平等和社会阶级固化的加剧，这个情况似乎也合情合理。
在这里必须指出，如今的世界不是一个正常的环境，俄罗斯与中国等专制的国家依旧牢牢地占据着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在21世纪任然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居然能有如此地位，说明这个世界本身并不处于稳定的状态，当有一天独裁与专制解体，世界各国逐渐实现民主化的改革过后，这种情况才能得到解决。
但愿到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正常的经济环境，在那里，全球各国分工合理而明确，进行产业结构互补，经商环境透明而公平，实现真正的共同促进、共同发展。
但愿明天比今天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