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享)當今中國大眾社會的犬儒主義

徐賁 著 美國加州聖馬利亞學院英文系教授


深圳作家王四四在名為〈我們現在還相信甚麼〉的文章中講到了他兩個朋友的故事。第一個朋友覺得他現在自己的左手都不相信右手，「左手幫右手撓癢癢，右手想，撓得那麼舒服，不知用心何在。右手幫左手擦肥皂，左手想，搓得那麼起勁，然後要幹甚麼？兩隻手端一碗熱湯，左手想，我得自己端住，別指望右手；右手也同樣這麼尋思。結果，害得（他）多花了一倍的勁。」第二個朋友「在兒子三四歲時，給他上了一堂啟蒙課：兒子要喝水，他給了一杯。兒子喝了一大口，燙得哭了起來。他說，誰讓你不試試燙不燙，甚麼都得自己試，誰也別信，爸爸也不能信」。這兩個都是關於不相信的故事，一個是自嘲，另一個是教兒子吃了虧要學乖，生動地刻畫了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犬儒主義。

現代犬儒主義是一種「以不相信來獲得合理性」的社會文化形態。現代犬儒主義的徹底不相信表現在它甚至不相信還能有甚麼辦法改變它所不相信的那個世界。犬儒主義有玩世不恭、憤世疾俗的一面，也有委屈求全、接受現實的一面，它把對現有秩序的不滿轉化為一種不拒絕的理解，一種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種不認同的接受。犬儒主義在其他現代社會的大眾文化中也存在，但是普遍到一般人覺得左手、右手之間的信任都出現了危機的情況卻並不多見。這種危機是整個公眾政治和道德生活危機的冰山一角。當今中國社會的犬儒主義不只是一種單純的懷疑戒備心態，而更是一種人們在特定的統治和被統治關係中形成的生存方式。與這一統治和被統治關係有關的犬儒主義，分別表現為在上者的第四權威和在下者的現代現實主義。它們的形成和特徵，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


犬儒主義和後極權社會

犬儒主義（cynicism）的鼻祖是公元前五到四世紀希臘的底約基尼斯（Diogenes），他的哲學一反當時浮誇的哲學和社會習氣，以行動而非理論向世人展示他的貧困哲學。為了證明人對塵世物質要求越少便越由，他生活在一個桶裏，以最低生存需求來生活。雅典人因此稱他為「犬」。以節欲克己來譴責人間超度的權力行為，使得犬儒主義成為一種社會諷刺和批判哲學。在底約基尼斯那裏，犬儒主義還是一種以無所求來保持思想獨立的理想哲學。古代的犬儒主義具有三種傾向，一是隨遇而安的非欲生活方式，二是不相信一切現有價值，三是戲劇性的冷嘲熱諷。從公元三世起，犬儒主義開始分化出在下者和在上者的犬儒主義。對於在下者即普通人來說，犬儒主義是一種任人擺布的勉力生存和宣泄憤懣的方式。正如杜德雷（Donald R. Dudley）所說：「犬儒主義者是布道人，他們所布之道是，不管世道怎麼個變法，日子總得過下去。」下層人面對世道的不平和權勢的強梁，沒有公開對抗的力量和手段，冷嘲熱諷和玩世不恭便成為他們以謔泄怒的主要表現形式。

對於在上者即權勢精英來說，犬儒主義則是一種對付普通老百姓的手段。公元三世紀的享樂主義哲學家西歐多羅斯（Theodorus）就已經開始將犬儒主義精英化和權術化。西歐多羅斯是克蘭尼貴族，是享樂主義哲學的代表。享樂主義和犬儒主義雖然在物質享樂問題上針鋒相對，但卻都鄙視現存價值（前者認為它不夠理解享樂，後者則認為它過於沉溺於享樂），因此而有了銜接的可能。和底約基尼斯一樣，西歐多羅斯強調的是智者和平常人的區別，但他更強調智者有權設置自己特殊的遊戲規則。智者是自我完足的，適用於傻子們的規範標準並不適用於智者，一無所有的生活對傻子們有好處，但對「我們」智者就未必。智者並不相信過苦日子有甚麼好，但「過苦日子好」這個想法卻能讓傻子們安於本分。從西歐多羅斯起，在上者的犬儒主義就成了權力精英設置雙重標準，說一套做一套，把普通人當傻子來控制的政治伎倆。

在現代社會中，互相聯繫的上下分層犬儒主義表現就更為複雜。現代社會各領域的分化和各自建立的領域規範，使得權勢政治和大眾日常生活的道德規範經常處於衝突狀態。冠冕堂皇的政治理想和令人失望的政治表現之間的差距使得普通人對政治敬而遠之，甚至視之為不道德的事業。現代大眾對政治冷漠，他們的犬儒主義其實往往包含了一種波維斯（Timothy Bewes）所說的「崇高的、昇華了的價值尺度」，它往往「把抽象的真理和正直看得遠比政治美德所強調的行動和想像來得重要」。大眾犬儒主義發自大眾受壓抑的道德意識，是一種大眾對現代政治功利倫理的無可奈何的不滿和抗議。不管多麼無奈，大眾犬儒主義畢竟表現了大眾某種獨立的自我意識。

並非所有的現代社會都有大眾犬儒主義存在。在控制嚴厲有效的現代極權社會中，犬儒主義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因為絕大多數人生活在強制相信的狀態下。真正有效的正統意識形態統治，其控制能力不只表現在撲滅異端思想，而更表現在封殺異端思想的可能滋生空間。以二十世紀法西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為經驗背景的大眾社會理論所強調的，正是極權意識形態對大眾思想統治的絕對有效性。極權社會的「大眾」指的不只是人數眾多，而更是眾人彼此隔離、相互疏離的狀態。極權統治下的大眾不斷受到政治運動激勵，不斷處於動員狀態之下，因此而聚合為「群眾」，更確切地說，是「革命群眾」。極權制度中，合眾為群的關鍵力量是一個力行政治專制的群眾政黨。正如法國政治學家勒夫特（Claude Lefort）所說：「群眾政黨是極權主義的絕佳工具，國家和民間社會因此而成為一體。在每一個公開場合，黨都體現了權力的原則；它傳播某種普遍規範，使得這規範似乎出自社會本身。」 群眾社會不斷處在「積極行動命令」之中，並以此形成絕對整體的大眾社會。

極權統治用敵我對立（階級鬥爭）意識形態來統治社會。在極權社會中，沒有人敢承認自己游離於公共政治之外，沒有人敢公然對政治表示冷漠和懷疑，更不要說對它冷嘲熱諷。奧維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所描繪的正是一幅不容冷漠和懷疑存在的極權社會圖景。這不是一個絕對沒有邪思的社會。極權制度下的邪思是「雙重思想」，不是犬儒思想。雙重思想者對自己思想的罪孽深信不疑，對自己所犯的思想罪行一面恐懼萬分，一面卻欲罷不能。他一面心存僥倖，但願能免遭暴露，但一面卻知道不可能永遠僥倖。正如羅森（Paul Roazen）所說，雙重思想是一種「病」，「只有用雙重思想才能理解雙重思想」。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不難理解雙重思想的恐懼和罪孽感。與雙重思想相比，犬儒思想並不帶有自我罪孽感。在它那裏，懷疑正統成為一種常態思想。無論從認知還是從道義來說，不相信都是常態，相信才是病態；相信是因為頭腦簡單，特容易上當。犬儒思想者也不再受恐懼感的折磨，因為他知道人人都和他一樣不相信，只是大家在公開場合不表明自己的不相信罷了。

當專制制度中「雙重思想」讓位於犬儒思想的時候，極權的鐵牢已經轉化為後極權的「絲絨牢籠」。犬儒思想的生存空間給人一種後者比前者自由的感覺，樂觀者甚至聲稱後極權制度已經產生了「半獨立的」民間社會。但這種「自由」是極有限度的，因為它是一種受制者的自由。即使在事實上沒有干涉或不太可能干涉的情況下，受制者仍處於脆弱的狀態，因為統治者隨時可能進行干涉，受制者不受干涉的限度是由統治者安排的，受制者和統治者都知道這一點。正是這種受制地位，使得受制者即使在不再相信統治者的情況下，也必須按統治者所定的規則繼續玩假裝相信的遊戲。把受制者的自由炫耀為真正的自由，這本身就是後極權制度下一種特有的犬儒主義。

極權和後極權統治都依賴意識形態的謊言控制，即奧維爾所概括和描述的「新說法」（Newspeak）。哈維爾（Václav Havel）曾這樣列舉了極權和後極權的「新說法」：
生活中滲透了虛偽和謊言；官僚統治的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工人階級在工人階級名義下被奴役；把徹底使人渺小說成人的完全解放；剝奪人的知情權叫做政令公開；弄權操縱叫做群眾參政；無法無天叫做遵法守紀；壓制文化叫做百花齊放；帝國影響的擴張被說成是支援被壓迫人民；沒有言論自由成了自由的最高形式；鬧劇式的選舉成了民主的最高形式；扼殺獨立思考成了最科學的世界觀；軍事佔領成了兄弟般的援助。因為該政權成了自己謊言的俘虜，所以它必須對一切作偽。它偽造過去，它偽造現在，它偽造將來。它偽造統計數據。它假裝沒有無處不在、不受制約的警察機構。它假裝尊重人權，假裝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裝甚麼也不怕，假裝從不做假。

「新說法」是後極權權勢犬儒主義最集中的體現。「新說法」「表述了官方意識形態核心思想」，成為權力規定真理的根本手段。那些代表「官方真理核心」的思想（如「階級鬥爭」或「四項原則」）將公眾語言變為禁錮思想的統治工具，「新說法的語言作用，不僅在於言說官方理論，更在於杜絕它異思想的發生」。隨着極權統治有效思想控制條件（專制政黨的可信度記錄，與世隔絕的經濟和信息存在方式，意識形態和政策的一致性，等等）一一消失，後極權統治的思想控制已經不再具有實質效力。但它仍具有表面的效力，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知道這一點。統治者的絕對權力仍控制’公眾空間，仍有能力將被統治者的懷疑和不信都排除在公開話語之外。這種後極權意識形態統治產生的是一種不容說理的政治犬儒主義。它的關鍵不在於說甚麼，而在於為甚麼能這麼說；不在於說了你信不信，而在於就是你不信，你也不敢公然說出不信。後極權政治犬儒主義心照不宣地把普通人當傻子，它所行使的是一種特別的統治權威的合法性，古德法勃（Jeffrey C.Goldfarb）稱之為第四種合法性，我們不妨稱之為第四權威。

第四權威玩弄意識形態，其犬儒主義手段不僅表現在它如何繼續運用舊的意識形態信條，如「社會主義」、「黨領導一切」等等，而且也表現在它如何引進一些新的政治理念，並對之作所謂「中國特殊性」的處理，如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和「人權」。第四權威建立在受制者不相信，但又不能公開說出不相信的基礎上。因此，它完全不同於韋伯（Max Weber）所說的那三種以取信於受制者而獲得合法性的權威形式（理性法制、個人魅力和傳統）。第四權威之所以得以建立，乃是「因為統治者對於公開知識的壟斷是得到受制者公開認可的。當然，受制者也沒有別的辦法。但是，只要沒有人公開質疑這種壟斷，它就無須提供說明，無須負任何責任」。當權者必須在確保大眾不敢反對的情況下，才能公然把他們當傻瓜對待，也只有在大眾不公開反對的情況下，才能維持其犬儒式統治。

與在上者第四權威共生的，是在下者即普通人的弱者犬儒主義。它是一種對現實的不反抗的理解和不認同的接受，也就是人們平時常說的「難得糊塗」。弱者犬儒主義使在下者在並不真傻的情況下，深思熟慮地裝傻。既然我沒法說真話，那麼你要我怎麼說，我就怎麼說，我不這麼說也得這麼說，由不得我心裏想說甚麼。我照你的說，不見得有好處，但不照你的說，說不定就有麻煩。我知道我照你的說，你未必就相信我，未必就拿我當回事；但我不照你的說，你肯定會說我不拿你當回事。既然你要的不過是我擺出相信的樣子，我又何必在說真話上面空費心思。這種頗費心思的不相信和謊言，它們所形成的犬儒主義，便是古德法勃所說的「現代現實主義」，這裏的現實指的主要是完全假面化了的公眾領域和公眾話語機制。


假面化的公共生活和犬儒式抵抗

專制權力壟斷控制公共話語領域，公眾生活被強制性地假面化，這是後極權社會中體制性的犬儒主義的特徵。凡是專制權力，都需要用美妙崇高的公共話語為自己作道義包裝，但受制的大眾對這種包裝的相信程度卻不相同。事實上，相信或不相信這一包裝乃是區別極權和後極權這兩種專制社會的一個重要標誌。這一區別對於區分大眾所受的不同種類的意識形態控制也同樣具有重要意義。極權的強勢統治和後極權的弱勢統治是兩種不同形式的意識形態控制。前者以洗腦的方式迫使大眾參與，不斷共同再生統治他們自己的社會制度；後者則以不讓公開說話的方式迫使大眾相信現存的社會制度為不可改變。前者要使大眾覺得現有社會秩序是最為合理美好的（如「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後者則要使他們覺得現有秩序即使不好也不宜改變（如「一搞民主就亂」）。前者將現狀合理化，以達到最高程度控制；後者將現狀自然化，以達到較低程度的控制。在低程度意識形態控制的社會中，現實失去了意識形態的道義支撐，大眾對缺乏支撐的現實卻又無力改變。這種無力感便不可避免地表現為對整個公眾生活（包括政治和公共道德）的冷漠。在民主社會中也存在政治冷漠的問題。政治冷漠甚至是民主社會中大眾犬儒主義的主要表現。但是，民主社會中的犬儒主義並不涉及整個公共生活領域，它對政治的失望也不延伸為對公共道德的失望。相反，人們疏遠政治，往往是因為他們覺得普通公民在社區、宗教和社會運動（如民權、環保與和平）等公眾領域中活動，比在政治中更能維持出色的道德水準。大眾對政治的失望與政治活動的虛偽有關。但是，在民主國家中，政治虛偽受到權力制衡和輿論的遏制；政治家不可能老是說一套做一套而不被選民唾棄。所以，政治虛偽與其說是因為權力把持了真理的論壇，還不如說是因為政治理念和實踐之間本來就存在着差異。

中國大眾對政治冷漠，則是長期體驗虛假政治的現實教育結果。國內論者對此已多有論述。王蒙在談到王朔作品中的玩世主義時指出：「首先是生活褻瀆了神聖，⋯⋯我們的政治運動一次又一次地與多麼神聖的東西——主義、忠誠、黨籍、稱號直至生命——開了玩笑，⋯⋯是他們先殘酷地『玩』了起來，其次才有了王朔。」王力雄則指出，「鄧小平時代的意識形態空殼化」，將「『公有經濟加極權政治』（馬克思加秦始皇）」改換為「資本主義加極權政治」，使得極權政治因失去了社會主義的道義目標而成為赤裸裸的極權。王力雄寫道：「鄧把『實踐』奉為唯一標準所導致的掛羊頭賣狗肉，對於迴避行為與意識形態的分裂固然聰明一時，卻由此腐蝕了意識形態之所以可以立身的基礎——真誠。『不爭論』進一步導致了說一套做一套的言行不一，形成近年中國官場一大特色——集體心照不宣地『打左燈向右轉』。犬儒主義成了主流價值觀。」

「說一套做一套」形成了當今中國犬儒文化的基本特點。它不僅彌漫於政治領域中的公開話語，而且成為社會普遍的欺詐、虛偽和腐敗行為不成文的規範。按此規範言論行事已成為人們日常活動的自我保護手段和生存技能。人人都說謊、都作假的狀態常被解釋為是大眾的個人道德意識出了問題。其實，如此犬儒化的社會所面臨的與其說是個人道德危機，還不如說是公眾生活規範危機。公眾生活的道德規範和個人道德良知不同，它並不依賴「良心」的維持，它的維持機制是法制（由民主程序所產生和執行）、輿論（以自由言論為基礎）和傳統（以長期形成的民間正義為核心）。充斥着腐敗和謊言的公眾生活，不是沒有規範，它有它自己的規範，它的規範就是虛假。

從社會批評的角度來看，虛假只是假面化公眾生活的徵兆，而其癥結則在於理性社會規範機能的壞死。理性社會機能就是民主的機能。在民主法制和獨立輿論比較完善的社會中儘管也存在虛假和腐敗現象，但民主法制和獨立輿論能將這些現象的危害降至最低的程度，使之不能惡化為全社會公眾生活規範的制度性危機。當今中國社會中，法制由專斷權力所操縱，輿論為權力充當喉舌，傳統的民間正義無法作為獨立輿論介入公眾體制。普通人在虛假和腐敗問題上抱犬儒主義態度，不僅僅是因為虛假和腐敗充斥於現實秩序之中，而更是因為現有秩序已不再能提供解決這些問題的體制性條件。

大眾犬儒主義對現有的、假面化的公眾生活秩序既有妥協和參與的一面，又有不滿和抵抗的一面，這兩個方面本來就是犬儒主義乞行天下、冷嘲熱諷這兩個特徵的結合。前一個方面使得大眾犬儒主義成為現有公眾領域的一部分，成為一種與之相協調的現象；後一個方面則使它疏離現有的公眾領域，成為假面公眾領域邊緣處的批評立場。這一批評立場的領域性質相當曖昧，它與其說是個人的，還不如說是下層的；與其說是異端的，還不如說是受制的；與其說是獨立的，還不如說是衍生的。大眾犬儒主義的這些性質使得它形成了獨特的民間性，也使得它得以從制度性的公眾
生活領域（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及其犬儒主義脫離出來，形成一種特殊的弱者抵抗形式。

民主社會中對大眾犬儒主義的批評，大多強調它與現實妥協的一面。批評者大多認為，在民主制度中，犬儒主義不同於批評理性，它是一種非理性的否定和懷疑，因此它與民主政治文化的理性共識機制不合。勒納（Michael Lerner）指出，「犬儒主義不像理性懷疑主義那樣相信人可以改變世界」。對犬儒主義的批評，其合理性必須從民主公共話語空間的自由度來理解。民主公共話語空間既不排斥犬儒式懷疑，也不排斥理性批評，但是只有理性批評才對民主公共話語空間有建設性的貢獻。你可以和持理性批判的懷疑者作理性探討，但你無論如何也不能說服犬儒主義者，因為「犬儒主義像是抱定宗教信仰般地不相信有任何根本變化的可能」。

在非民主社會中，對現有經濟、政治和文化統治的質疑和反對不可能自由進入公共話語領域。無論是持理性批評的懷疑還是根本拒絕相信的犬儒主義，它們都只能存在於公共話語的邊緣或之外。對大眾犬儒主義的評價當然也就不能只是着眼於它與並不存在的民主理性政治文化是否和諧。大眾犬儒主義明顯的邊緣性和不自由狀態，凸現了它相對於官方話語的受制性和由此生發的不滿。

表示不滿的民間大眾犬儒主義，其冷嘲熱諷的主要表現形式是市井流傳的笑話、傳言、歌謠、順口溜和種種異類文藝。它所包含的拒絕和抵抗具有高度的隱蔽性和偽裝性。對於它來說，「公開表現的條件是，它相當隱晦和曲折，可以作兩面不同的閱讀。其中一面是不招惹當局的，這一面也許有些乏味，但卻因此留下了一條全身而退的後路」。除了隱晦和曲折，這類民間或大眾文化存在的另一個條件是不與統治性的公開語本正面衝突，「民間文化的曖昧和多義，只要它不直接與統治者的公開語本對抗，就能營造出相對獨立的自由話語領域來」。

民間犬儒主義是一種扭曲的反抗，它折射出公眾生活領域的誠信危機及其公開話語的偽善，但它卻不是在說真話，更不是一種公民們公開表示異見的方式。犬儒式反抗對於建立理性、誠實的民主公眾話語的正面貢獻是極為有限的。民間犬儒主義的某些形式，包括一些痞子文學（如王朔的一些作品）和異類藝術（如「波普藝術」和「玩世繪畫」），在反對政治神話的同時，往往借助大眾消費文化製造出一個新的神話——市場神話。異類思想在面對政治和經濟雙重擠壓的時候，無法依靠犬儒表現來保持獨立的批判理性。市場本身就是當今中國最主要的權勢犬儒的本源之一。市場操作不擇手段地謀利，唱的卻是發展社會福利和提昇中國地位的愛國高調，它的說一套做一套並不比政治權勢遜色。就其犬儒主義操作而言，大眾商業文化對異類文化的利用和它對愛國主義話語的利用並無性質上的區別。在公民的民主權利和自由言論受到限制的情況下，大眾商業文化不可能為民間犬儒主義提供一個轉化為獨立批評的理性空間。要想改變民間犬儒主義扭曲性的反抗，或者甚至改變當今中國上下互動的體制性犬儒主義，最終還得從建立允許說真話、鼓勵說真話、必須說真話的理性公民社會秩序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