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加速专家--戈尔巴乔夫

perestroika這個俄語詞傳遍了世界，意思是重組或改革，因戈巴契夫一九八五年五月在列寧格勒的一次談話而流傳開來。在那場談話中，這位新任共產黨總書記宣布：「顯然，我們都必須改革……每個人都必須採取新方法，必須明白我們沒有別的路。」「改革」的精確含義為何，它的意義和後果隨著時間將如何變化，它將遇到何種程度的反對，這一切都不清楚。起初，對戈巴契夫和他在黨內的熱情支持者來說，改革意味著重生和復興。他們認為，這對於重振一九一七年革命的理想至關重要。

戈巴契夫是圈內人，在政權內一步步升到了高位。我們無須猜想他推行的任何改革會損害蘇聯政權，無論是破壞蘇聯內部的權力結構，還是危及蘇聯對東歐的統治。戈巴契夫是完全徹底的共產黨人，絕無損害蘇聯的意圖。雖然蘇聯經濟困難日增，與俄羅斯人以外其他民族的關係也問題叢生，但是戈巴契夫上台時的蘇聯是穩定的。蘇聯的外債不多，沒有嚴重內亂，軍隊和安全部門也忠誠可靠。政治局內無論是少數想推行必要改革的人，還是占主導地位、決意阻止改革的極端保守派，都不擔心會出現政局不穩。如果沒有改革的瓦解性力量，蘇聯在可見的未來本可以繼續蹣跚前行。蘇聯的確僵硬不靈，但沒有很快崩潰的危險。

一九三一年三月，戈巴契夫出生在北高加索斯塔夫羅波爾（Stavropol）的一個農民家庭。那個地區是多民族混居地，俄羅斯人占大多數。戈巴契夫經歷過貧窮，家裡有人在史達林時代受過迫害，但他後來在黨內青雲直上，一九八○年就進了政治局。他憑組織才能、幹勁和果決贏得了讚許，被視為政壇新星。他在安德羅波夫短暫的執政期間脫穎而出。安德羅波夫認識到需要推行（有嚴格限制的）改革，準備提拔一些比較年輕的忠誠黨員。他最賞識戈巴契夫，讓他負責廣泛的經濟事務，特別是農業。安德羅波夫因病不能視事時，戈巴契夫有時也主持政治局會議（雖然這項任務通常落在契爾年科頭上）。一九八四年二月安德羅波夫去世後，保守派中意的人選是已經疾病纏身的契爾年科，但這對戈巴契夫來說只是暫時的挫折。

契爾年科的身體一直有問題，多數時間都是由戈巴契夫主持政治局和黨的書記處的工作。此時，戈巴契夫已是蘇聯領導層的二號人物。一九八五年三月十日晚，契爾年科去世，戈巴契夫連夜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實際上預先確定次日將一致選舉他為總書記。戈巴契夫當選，不是因為他有什麼激進的改革思想。他本人並無確切的計畫，只是覺得需要改變。政治局成員大多保守，對深遠的改革當然不感興趣，因為那可能威脅到保證他們榮華富貴的制度。這群人絕非全部衷心擁護戈巴契夫，但沒有別的合適人選。在前面三位體弱多病的領導人迅速相繼去世後，大家覺得新的領導人必須更年輕、更有活力，而戈巴契夫恰好以精力和幹勁見長。

但即使如此，由於戈巴契夫是政治局中唯一的改革者，身邊全是保守派，所以起初看不出他如何能夠推動愈來愈徹底的改變。他能做到這點的一個原因是他的口才極好、說理有力。與幾位前任領導人不同，他不仗勢壓人，而是以理服人。政治局會議開得比過去久了，討論的面很廣。戈巴契夫有時會修改自己原先的意見，但是他令人信服的說理和人格力量經常幫他贏得別人同意他的政策。特別是在初始階段，戈巴契夫每走一步都會特別注意確保政治局中保守派的支持。

保守派提不出一套明確的戰略來取代改革，這幫了戈巴契夫的大忙。他可以理直氣壯地強調，蘇聯經濟狀況不佳，在一九七○年代晚期到八○年代初這段時間更是每況愈下。經濟成長放緩，預算赤字龐大，物資短缺，黑市發達，生產率低落，貪腐勒索猖獗，即使在社會主義國家中也屬於生活水準低的。軍費開支倒是保持了一貫的水準，但代價是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準。戈巴契夫親眼見到農業部門積重難返，清楚意識到工業生產弊病叢生、嚴重缺乏投資，也知道國家外債正不斷增加。保守派也許不想改變，但一切照舊又解不開經濟的死結。因此，戈巴契夫推動改變就有了理據：除此之外別無他法。保守派從一開始就處於守勢。

外交政策也是一樣。戈巴契夫可以指出，蘇聯和美國在技術領域的差距日益加大。蘇聯試圖應對雷根總統一九八三年宣布的「星戰計畫」後，這個差距愈發明顯。蘇聯的反應一如既往，就是持續增加軍費。戈巴契夫起初也覺得蘇聯必須大幅增加軍費開支，好趕上美國，克服己方不足，尤其是資訊技術上的不足。不過，他很快意識到，應付這個問題還有另個辦法，那就是努力從根本上改變與美國的關係。他設想開展廣泛的裁減核武，這會讓美國人認識到他們耗資巨大的「星戰計畫」完全沒有必要。在蘇聯民用經濟已經壓力巨大時大幅增加國防預算，將嚴重影響人民的生活水準。面對這個明顯的問題，戈巴契夫成功地說服政治局試一試他的辦法。保守派反駁不了他的意見，只是抱著原來的政策不放，但實踐證明那些政策已經失敗，繼續下去只會讓情況變得更糟。此外，僅僅幾年前安德羅波夫還是國家安全委員會首腦時曾強調過，雷根此人做事衝動、不可預測，這也讓保守派擔心，害怕雷根會策劃突襲蘇聯。一九八三年，蘇聯情報部門把北約的一次軍事演習誤判為即將發動核子攻擊的跡象，讓政治局成員幾近驚慌失措。當時的形勢一觸即發，是自一九六二年古巴導彈危機以來最危險的局面，不過沒有公之於眾。最後，蘇聯人認識到在東歐部署SS-20導彈是個敗筆，除了費用高得離譜，達成的唯一結果是引來西方的報復，部署了性能更加優越、蘇聯無法有效防禦的潘興二型導彈。所以，保守的軍方當權派願意考慮改變過去的政策。保守派的虛弱再次成為戈巴契夫的力量。

戈巴契夫除了利用自己的辯才和保守派的虛弱，也藉由加強自己在政治局和黨的其他領導機構中的地位來推動改革議程。政治局多數成員不像他那樣銳意改革，對他多有掣肘，但戈巴契夫還是很快調整了人事安排，加強了自己的力量，特別是在對外事務方面。他不起用保守派，從和他一樣曾追隨安德羅波夫的人當中提拔了一批贊成改革的人，包括為他幕後運作、確保他順利當選總書記的人。在這些人之中，雷日科夫（Nikolai Ryzhkov）奉命掌管經濟，擔任了部長會議的主席；安德羅波夫的組織部長利加喬夫（Yegor Ligachev）進了政治局，在書記處負責意識形態問題。戈巴契夫的一個重要盟友，支持激進改革的雅科夫列夫（Alexander Yakovlev）進了黨的書記處。喬治亞的黨領導人謝瓦納茲（Eduard Shevardnadze）和戈巴契夫一樣熱忱相信必須改革，被任命為外交部長，而死硬保守派葛羅米柯遭明升暗降，被晉升為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也就是國家元首。雖然說雷日科夫和利加喬夫，還有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後來改回了沙皇時代的名字葉卡捷琳堡）的黨領導人，現被任命為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的葉爾欽（Boris Yeltsin）後來都疏遠了戈巴契夫，站到了批評他的一方。然而在改革初期，他們是戈巴契夫的重要盟友，和他一起對抗消極抵抗任何改革努力的守舊者。在較低的級別，戈巴契夫也安插了支持改革的幹部。在布里茲涅夫政權僵滯不靈的表面下，一批受過良好教育的經濟管理人和技術專家已經認識到改變的必要性。他們和黨的中級幹部必須謹言慎行，但他們當中許多人都對改革主張持開放態度，只要上級帶頭，就會積極擁護。到了一九八六年中期，有三分之二的州黨委書記都換了新人。

最後，戈巴契夫的改革之路愈走愈徹底，是因為隨著他地位的鞏固，他自己關於改革的觀點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他原來是共產黨人，後來變成了西式的社會民主黨人。他逐漸認識到，改革是不夠的。他在一九八八年即已看到，蘇聯的制度必須推翻重來。他在自己蛻變的過程中，還拉上了整個蘇聯領導層，有些人心甘情願地跟他走，有些人則徒勞地企圖踩下煞車，如同想阻止一輛失去控制的重型卡車。隨著改革加快，反對戈巴契夫的人愈來愈難阻擋改革進程，更無法逆轉進程。採用史達林在全國實行高壓的做法為時已晚。在此時此刻，執行嚴厲鎮壓比三○年代要困難得多，蘇聯社會已經大異於昔。多數老百姓喜歡戈巴契夫推行的改革，在一九八五年到一九九○年間，總書記深受人民愛戴。知識分子也非常支持他提出的激進建議（雖然地方黨政官員經常消極怠工）。

任何人都不可能把時鐘撥回昔日，恢復全面計畫經濟，那解決不了蘇聯嚴重的經濟問題。與此同時，蘇聯邊緣的非俄羅斯民族要求放鬆而不是收緊控制的壓力也在逐漸加大。所以，改革發展出了自身的動力。思想保守的沃羅特尼科夫1後來因自己被戈巴契夫說服而感到後悔，悲嘆說：「偽民主的火車開得飛快，我們無力阻擋。」他說得對。只要戈巴契夫是蘇聯的領導人，改變的壓力就無法阻擋。戈巴契夫自己也身不由己。對於改革該止步不前還是該更進一步的問題，他的回答不出所料，始終如一。據稱他說過：「我注定要向前走，只能向前走。如果後退，我就完了，事業也完了！」但是，「向前走」帶來的劇變不可阻擋地指向一個方向，也就是侵蝕乃至最終完全破壞蘇聯的國家權力結構。

戈巴契夫就任蘇共領導人時，蘇聯的問題無論多麼嚴重，本都能繼續維持多年。其實在當時及後來都曾有人提出，蘇聯可以學習中國一九七九年在鄧小平領導下的成功做法，在開展經濟改革的同時繼續維持強有力的政治控制。他們說，這種先經濟後政治的改革路子可以使蘇聯千秋萬代永遠傳承。戈巴契夫對此不能苟同。他認為這是幼稚的觀點。在他看來，蘇聯的經濟改革若不伴隨重大的政治變革，就注定會失敗。（鄧小平顯然認為戈巴契夫不太明智。）正是因為蘇聯的結構性問題，戈巴契夫才能營造起不可阻擋的劇變之勢。不過，如果沒有戈巴契夫個人的全力投入，沒有他滿腔熱血一心改革蘇聯僵化的權力結構的願望，這個勢頭根本不會出現。堅定的改革意志是蘇聯、其衛星國乃至整個歐洲滄桑巨變中的「戈巴契夫因素」。

雖然戈巴契夫在擔任總書記的初期似乎集中精力於經濟改革，但是連續數月都是說得多、做得少。其實他起初是想在布里茲涅夫確定的戰略框架內推動進步，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安撫幾乎完全由保守派組成的政治局。戈巴契夫在當選為總書記後的首次談話中說，他的政策是「加速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爭取我們社會生活各方面的改善。」這個意圖聲明模糊得出奇。雖然戈巴契夫堅信蘇聯急需改革，但是他沒有明確的計畫。他連保守派都說服了，使他們認識到必須下放經濟管理權。但是，實現這個目標應採取哪些具體步驟，如何推行改變，如何把意圖聲明變為現實，卻完全是另一回事。戈巴契夫是在政治雷區中行走。他迫不及待一心求變，但是改變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改革進程站穩腳跟並加速開展之前，需要花上數月的時間加緊說服工作，把頑固分子換成願意改革的幹部，還要大手筆營造改變的氣氛。在這期間，戈巴契夫本人也在不斷學習、不斷改變。他逐漸增強了開展激進改革的信心，同時也身不由己地捲入了他自己掀起的改革大潮。

戈巴契夫很快認識到，重大的經濟改革必須在政治改革之後才能實現，不能先經濟後政治。因此，他不失時機地開始推動政治改革。政治改革起初是後來經濟社會改革的平台，但慢慢地自身成了目標。戈巴契夫後來承認：「在激烈的政治鬥爭中，我們忽視了經濟。」

一九八五年夏天，戈巴契夫走遍蘇聯各地，眼中所見更加深了他對國家經濟的嚴重憂慮。但是，真正使他從心底受到震動，使他更加堅信有限的改革和行政調整遠不足以根治國家沉痾的，是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發生在烏克蘭基輔以北約一百公里的車諾比（Chernobyl）的可怕核災。車諾比核電廠的一個核反應爐發生過熱，導致了災難性的大爆炸。爆炸產生的放射性原子塵比一九四五年八月夷平了廣島和長崎兩個城市的原子彈造成的原子塵嚴重得多，順著大風吹到了東歐、中歐和北歐的廣大地區。車諾比事件使數百萬人暴露在輻射影響之下，它不僅是蘇聯的災難，而且立即成為國際災難。此事對西歐國家的反核和環保運動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戈巴契夫看來，這次災難不僅代表了技術的過時，而且揭露了「舊制度的失敗」。他後來說：「車諾比揭露了我們整個制度的眾多弊病。」辦事無能、試圖壓下重要訊息、瞞報壞消息、不負責任、漫不經心、普遍酗酒、決策失誤——這一切更加「令人信服地說明應當進行徹底改革……我們必須推進改革。」

不久後，又一個俄語詞進入了國際語彙：glasnost，意思是「透明」或「公開性」。這是戈巴契夫策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希望刺激關於改革的公共辯論，為改革爭取更多的民心，使改革進程不可逆轉。他所說的開放不是要引進無限的言論自由或新聞自由，更不是要實行西式自由民主。但儘管如此，這樣的舉措在蘇聯仍極不尋常，其後果無法估量。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戈巴契夫從流放地高爾基市召回蘇聯最著名的政治異議者，原子物理學家沙卡洛夫，此事象徵著針對非正統意見的鎮壓從此不再。

次年，戈巴契夫的改革思想進一步發展。他一九八七年六月提出的《國有企業法》草案設想工作場所的管理人由選舉產生，實現一定的生產權力下放，允許服務業和工業中小型私營部門的存在，最後這條類似於二○年代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不出兩年，新生的私營部門大幅擴張，雖然規模仍然較小。量體龐大得多的國營部門開始允許解雇工人、關閉虧損的公司。另一個脫離國家計畫經濟的舉措是允許私人租賃土地，甚至是公有的工廠，租期最高五十年。同時，戈巴契夫於一九八七年十一月要求建立法治和新的政治文化，以之作為蘇聯社會的基礎。他還要制定建立在與他國「共同的人性價值觀」基礎之上的外交政策，這一令人震驚的主張完全脫離了以階級為基礎的列寧主義意識形態。

戈巴契夫成功勸說其他政治局成員接受了對蘇聯國際事務政策的改變，使他們認識到結束核武軍備競賽直接有利於蘇聯。按照這一新政策，他不失時機地跟雷根總統會面，以圖達成協議。戈巴契夫尚未就任，就在訪問英國期間發動了「魅力攻勢」，給雷根的首要盟友柴契爾留下了好印象。戈巴契夫明知她強烈反共，仍然認為她是「向華盛頓傳遞訊息的最佳捷徑」。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戈巴契夫和夫人蕾莎（Raisa）在英國首相的鄉間別墅契克斯莊園與柴契爾共進午餐時，開口第一句話就向柴契爾保證說，他「並非奉政治局的指示，來勸您加入共產黨」。柴契爾聽了這個笑話後明顯放鬆下來。後來，柴契爾用一位顧問的話說：「我喜歡戈巴契夫先生。我倆可以做交易。」

戈巴契夫和雷根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在日內瓦會面，兩人也頗為投緣。在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一至十二日在冰島雷克雅維克（Reykjavik）舉行的第二次美蘇峰會上，戈巴契夫主動提議把雙方的戰略核子武器庫削減百分之五十，這讓雷根措手不及。美方對此表示猶豫後，戈巴契夫又提議完全清除歐洲的中程導彈。雷根拒絕考慮限制有關「星戰計畫」的實驗，戈巴契夫的提議因此作廢。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七日到十日的第三次峰會成就較大。這次戈巴契夫和雷根簽署了《中程導彈條約》。在該條約中，蘇聯和美國承諾銷毀所有射程在五百到五千五百公里的陸基導彈。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到六月三日，戈巴契夫和雷根再次會晤，這回是在莫斯科。他們討論了人權和蘇聯從阿富汗撤軍的問題。蘇聯已於四月宣布撤出阿富汗，戈巴契夫給這場蘇聯的「越戰」畫上了句點。可能最重要的是，此次峰會反映了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關係大為改善這個大氛圍的變化。對此，戈巴契夫跟雷根的投緣，以及戈巴契夫為了降低核子衝突危險而採取的大膽舉措，可說功不可沒。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七日，戈巴契夫在對聯合國大會的談話中宣布，他將單方面裁軍五十萬，到一九九一年，將從東德、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撤回六個裝甲師。他說，建立和平的世界是人類的「共同目標」。他的談話中隻字未提階級鬥爭。戈巴契夫在背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條。他在短短的時間內變得大異於前。

與此同時，蘇聯的各種問題愈演愈烈，令人擔憂。開放使人們得以公開發表牢騷不滿，特別是控訴地方官員的腐敗。政府宣傳也痛批貪官汙吏。在俄羅斯以外的加盟共和國中，這種控訴很容易摻雜民族因素，表現為對俄羅斯官員的不滿，將他們視為越過當地人得到拔擢的外來者。哈薩克和亞塞拜然發生了民族騷亂。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這三個波羅的海共和國升高向莫斯科要求自治權的民族分裂情緒，更是不祥之兆。戈巴契夫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就再也蓋不回去了。

一九八八年歲末，經濟顯然出了大問題。戈巴契夫的改革不僅沒有帶來改善，反而加劇了困難。所有指數都顯示經濟正急劇惡化。蘇聯的財政赤字大幅增加，令人驚心。搖搖欲墜的預算靠稅收支撐，而稅收的一大部分來自伏特加的銷售。石油和天然氣這類商品的出口收入尤其在下降。蘇聯如此地大物博、資源豐富，卻不得不動用一大部分靠出口西方換來的強勢貨幣來進口食物，實屬怪事。一九八八年年底，包括肉類和食糖在內的主要食材普遍實行了配給。醫院報告說藥品短缺。不到一年，牛奶、茶、咖啡、肥皂、肉類這些日常商品都從商店貨架上消失了。不出所料，無數普通百姓憤怒不已。多處爆發罷工。就在經濟危機加重、民怨沸騰之時，預定的選舉到來了。

一九八九年三月的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是蘇聯歷史上第一次自由選舉（這個新設機構共有二千二百五十名代表，取代最高蘇維埃成為蘇聯的最高立法機構），其結果造成轟動。這場選舉不是西方民主政體下的多黨選舉，因為候選人必須是共產黨員。然而，它與以往不同的新穎之處在於可以由幾位候選人競爭一個代表席位。這是為了安撫保守派而做出的妥協，既維護一黨制，又給人民一定的選擇自由。儘管這個安排並非完美，但它是向著民主邁出的重要一步。引起轟動的是，黨支持的候選人中，有五分之一遭到選民拒絕。蘇聯最大的城市中，包括莫斯科、列寧格勒和基輔，黨支持的候選人全部敗北。在莫斯科，黨的機器全部動員起來反對（一九八七年從政治局辭職的）葉爾欽，他卻贏得了近九成的選票。

這是共產黨自一九一八年以來敗得最慘的一次選舉，打開了通往進一步政治動盪之路。人民代表大會中約三百名代表強烈要求擴大民主化、實現更徹底的變革，葉爾欽是突出的一個。與此同時，波羅的海的加盟共和國要求自治的呼聲日益強烈，喬治亞支持民族獨立的抗議活動鬧出了人命。高加索地區的反叛情緒和族裔衝突引發了動亂和暴力，反映出非俄羅斯共和國與蘇聯的連結已是千瘡百孔。這一切都是在經濟危機不斷加劇的背景下展開的。直到一九九○年夏，戈巴契夫依然是眾望所歸。然而，他的聲望和權力都到了頂點，很快就開始走下坡路。

對戈巴契夫本人來說，箭在弦上已不得不發。原來的漸進式改良開始明顯地轉變為革命性變革。蘇聯的崩塌影響到的不僅是它自己，也不可避免地對蘇聯勢力範圍內的東歐衛星國產生了巨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