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摘录】《被誣衊了的資本主義》 反共和资本主义
原名： 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
作者： Ludwig von Mises
译者： 夏道平
反共与资本主义
宇宙间，一切一切是在变动中。每个事态，都是过渡的事态；每个时代都是过渡的时代。在我们人类生活中，永无固定与休止。生活是过程，不是原状的维持不变。可是，人们的心智常常被一个不变的幻想迷惑了。所有的乌托邦运动，都明白宣称，要终止历史的变动，建立一个最后而永久的安定状态。
这种运动，在心理上的理由是很明显的。每一个变动都会影响人们的生活环境，使人们必须自我调整以求适应。变动，每每损害既得利益，每每威胁生产与消费的传统方式。凡是智力迟钝而惮于修正思想方式的人，莫不以变动为苦恼。因循故习，本不合于人的行为本性，但是，由于那些想保持既得利益的，以及那些心智懒惰的人们倾向于保守主义，所以凡是活泼分子所提倡的改革运动，都会遭受若干阻力。
一般人使用“反动的”这个形容词的时候，大概只指那些组织保守性政党的贵族和僧侣们。可是反动精神表现得很显著的，还有其他的一些事例。例如行会限制新人加入、农民团体要求保护关税及补助金、工资所得者仇恨技术改进，并以工会的力量强迫雇佣不必要的工人（featherbedding）等等，都是反动的行为。
妄自尊大的文人和放浪不羁的艺术家，总以为工商界的活动只是挣钱，并不要什么聪明才智。其实，企业家所表现的智力，比平凡的作家和画家要高得多。那家自命为“文化人”的人，竟不知道成功的企业所需要的才智；这一点，已可表明他们智力的低劣。
这一群浅薄的“文化人”之出现，是资本主义时代最不受欢迎的事象之一。他们的叫嚣，为有识之士所鄙弃。他们对于大众只有害处而没有益处。如果有什么办法可以抑制他们的喧扰，甚至彻底消灭他们，对于其他任何人不会有何直接的损害。
但是，自由是不可分的。如要限制那般“文化人”的自由，那就要授权政府，让它去判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样一来，文艺工作也就社会主义化了。文艺工作一旦社会主义化，天才就被扼杀。因为权力者不喜欢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方法、新的艺术作风。任何革新都是他们所反对的。所以政府权力一旦涉及文艺部门，其结果，就是把文艺工作者纳入组织，文艺界也就成为死水一团。
那般冒牌文化人道德堕落，乱发狂言，似乎是我们人类文化必须支付的一项代价，否则富有创造力的天才就不能有所成就。自由，必须所有的人都可享有，即令是卑鄙的人也不能例外，以免那些能够利用自由以造福人群的少数人，受到桎梧而不能发展。拉丁区（Quarter Latin，指巴黎的大学区——译者附注）那些卑鄙人物们所享有的特殊便利，正是少数伟大著作家、绘画家、雕刻家得以成就的条件之一。天才所需要的第一件事，是呼吸自由空气。
而且，那些卑鄙文化人的言论，并不足以为患；为患的，是大家之乐于接受他们的言论。舆论的造型者响应于前，盲从的大众跟随于后，这就坏事了。大众总是趋向时髦言论的；他们觉得，不如此就显得落伍。
最近六十年来最有害的意理，莫过于乔治·索利尔(George Sorel)的工团主义(syndicalism)和其他直接行动的主张。这种意理，由法国一位失意的知识分子提倡，不久就迷惑了欧洲各国的文人。这一风气，构成了近几十年一切政治暴动的重要因素。他影响法国的忠君主义、军国主义、反犹太主义。俄国的布尔雪维克、意大利的法西斯、德国的纳粹等革命运动的发展，也以工团主义这一意理为最重要的因素。它改变了政党的性质：政党之夺取政权，不靠选民投票，而靠武装组织。它不信任代议政治与“布尔乔亚的安全”，而鼓吹对外杀伐与对外战争。它的主要口号是：暴动、暴动，再暴动！现在的欧洲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有很大的成分是索利尔教条的后果。
知识分子是首先欢迎索利尔观念的；他们并且把索氏的观念广为宣扬。可是，索利尔主义的要旨，很明显地是反知识的。他反对冷静的思考与清醒的辨识。他只是要“干”。要轰轰烈烈地干。他叫大家为神话而斗争。“如果你把神话作为行动的根据，你就可面对任何批评反驳而不为所动。”不要讲，不要想，杀、杀、杀！为毁灭而毁灭。这是一个何等荒诞的哲学啊！
然而，这种毁灭主义者的荒诞哲学之广为流布，其咎既不在索利尔，也不在他的那些门徒——列宁、莫索里尼、与卢森堡(Rosenberg)，更不在那一群不负责任的文人和艺术家。灾难的到来，是因为几十年以来，几乎没有一个人以批评的态度去检讨这个哲学，没有一个人从心理方面去解析这帮暴徒们的毁灭感。
诚然，有若干著作家是绝对不赞成暴行的，但是他们对于独裁者万恶的淫威，并不加以严厉的谴责，反而要找出一点同情的解释。后来，知识分子中向来鼓吹暴行政策的人，开始察觉到：即令是极权意理的狂烈拥护者，也难免惨遭屠杀。直到这个时候，才有人对于极权主义的暴行，提出微弱的反对之声。可是，这时已经很迟了。
今天，有一个伪装的反共阵线存在。这个阵线里面的人们，事实上是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不过，他们所致力的共产主义，去掉了一些尚不合美国人口味的特点而已。这般人，自称为“反共的进步分子”，但正确的称呼，应该是“反反共产主义者”。他们故弄玄虚，把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强行划分。以表示他们所推荐的，是一种“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不是共产党宣言那个文件所代表的那一套。他们常常使用“计划”、“福利国家”这些名词，作为“社会主义”的别称。他们以为，这更可以证明，他们的主张不同于共产主义。他们反对共产党人的革命与独裁，同时，他们在写作与讲学方面，却又颂扬共党革命及无产阶级独裁的导师马克斯，称之为伟大的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他们想使我们相信，非极权的全能主义（这等于说，三角的四方形）是医治百病的特效药。凡是他们对共产主义提出温和的反对意见的时候，正是他们要借用马克斯、列宁的词句来骂资本主义的时候。他们很明显地表现出，他们在情感上厌恶资本主义比厌恶共产主义要厉害得多。他们每每把资本主义形容为“不堪言状的恐怖”，以此来原谅共产党徒的一切恶行。
这些自称“反共的进步分子”，他们所反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他们没有掌握政权的共产制度。他们所力图实现的，是他们自己或他们亲信可以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制度，亦即共产主义制度。说得过分点，他们是想消灭他人。也可以说，他们只是不想被别人消灭。因为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里，除了最高的独裁者和他的帮凶以外，谁也没有不被消灭的保证。
凡是“反什么”运动，只是表示一个消极的态度。消极的运动不会有任何成功的机会。“反什么”的运动，如果只“反”而已，那么，攻击、咒骂，事实上是替所反的事物做广告。有所反必须有所为。无论所反的事物是怎样的坏，我们也不能仅止于反。所以，我们要特别强调：要反共，我们就得毫无保留地要维护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
由于苏俄搞出来的那一套，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惨痛的失败经验，到了今天，共产主义在西方国家成功的机会，应该很少了，如果没有这般伪装的反共主义的话。
为防止西欧、美洲、与澳洲的文明国家，被莫斯科野蛮主义所奴役，只有无条件地支持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
作者： Ludwig von Mises
译者： 夏道平
反共与资本主义
宇宙间，一切一切是在变动中。每个事态，都是过渡的事态；每个时代都是过渡的时代。在我们人类生活中，永无固定与休止。生活是过程，不是原状的维持不变。可是，人们的心智常常被一个不变的幻想迷惑了。所有的乌托邦运动，都明白宣称，要终止历史的变动，建立一个最后而永久的安定状态。
这种运动，在心理上的理由是很明显的。每一个变动都会影响人们的生活环境，使人们必须自我调整以求适应。变动，每每损害既得利益，每每威胁生产与消费的传统方式。凡是智力迟钝而惮于修正思想方式的人，莫不以变动为苦恼。因循故习，本不合于人的行为本性，但是，由于那些想保持既得利益的，以及那些心智懒惰的人们倾向于保守主义，所以凡是活泼分子所提倡的改革运动，都会遭受若干阻力。
一般人使用“反动的”这个形容词的时候，大概只指那些组织保守性政党的贵族和僧侣们。可是反动精神表现得很显著的，还有其他的一些事例。例如行会限制新人加入、农民团体要求保护关税及补助金、工资所得者仇恨技术改进，并以工会的力量强迫雇佣不必要的工人（featherbedding）等等，都是反动的行为。
妄自尊大的文人和放浪不羁的艺术家，总以为工商界的活动只是挣钱，并不要什么聪明才智。其实，企业家所表现的智力，比平凡的作家和画家要高得多。那家自命为“文化人”的人，竟不知道成功的企业所需要的才智；这一点，已可表明他们智力的低劣。
这一群浅薄的“文化人”之出现，是资本主义时代最不受欢迎的事象之一。他们的叫嚣，为有识之士所鄙弃。他们对于大众只有害处而没有益处。如果有什么办法可以抑制他们的喧扰，甚至彻底消灭他们，对于其他任何人不会有何直接的损害。
但是，自由是不可分的。如要限制那般“文化人”的自由，那就要授权政府，让它去判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样一来，文艺工作也就社会主义化了。文艺工作一旦社会主义化，天才就被扼杀。因为权力者不喜欢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方法、新的艺术作风。任何革新都是他们所反对的。所以政府权力一旦涉及文艺部门，其结果，就是把文艺工作者纳入组织，文艺界也就成为死水一团。
那般冒牌文化人道德堕落，乱发狂言，似乎是我们人类文化必须支付的一项代价，否则富有创造力的天才就不能有所成就。自由，必须所有的人都可享有，即令是卑鄙的人也不能例外，以免那些能够利用自由以造福人群的少数人，受到桎梧而不能发展。拉丁区（Quarter Latin，指巴黎的大学区——译者附注）那些卑鄙人物们所享有的特殊便利，正是少数伟大著作家、绘画家、雕刻家得以成就的条件之一。天才所需要的第一件事，是呼吸自由空气。
而且，那些卑鄙文化人的言论，并不足以为患；为患的，是大家之乐于接受他们的言论。舆论的造型者响应于前，盲从的大众跟随于后，这就坏事了。大众总是趋向时髦言论的；他们觉得，不如此就显得落伍。
最近六十年来最有害的意理，莫过于乔治·索利尔(George Sorel)的工团主义(syndicalism)和其他直接行动的主张。这种意理，由法国一位失意的知识分子提倡，不久就迷惑了欧洲各国的文人。这一风气，构成了近几十年一切政治暴动的重要因素。他影响法国的忠君主义、军国主义、反犹太主义。俄国的布尔雪维克、意大利的法西斯、德国的纳粹等革命运动的发展，也以工团主义这一意理为最重要的因素。它改变了政党的性质：政党之夺取政权，不靠选民投票，而靠武装组织。它不信任代议政治与“布尔乔亚的安全”，而鼓吹对外杀伐与对外战争。它的主要口号是：暴动、暴动，再暴动！现在的欧洲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有很大的成分是索利尔教条的后果。
知识分子是首先欢迎索利尔观念的；他们并且把索氏的观念广为宣扬。可是，索利尔主义的要旨，很明显地是反知识的。他反对冷静的思考与清醒的辨识。他只是要“干”。要轰轰烈烈地干。他叫大家为神话而斗争。“如果你把神话作为行动的根据，你就可面对任何批评反驳而不为所动。”不要讲，不要想，杀、杀、杀！为毁灭而毁灭。这是一个何等荒诞的哲学啊！
然而，这种毁灭主义者的荒诞哲学之广为流布，其咎既不在索利尔，也不在他的那些门徒——列宁、莫索里尼、与卢森堡(Rosenberg)，更不在那一群不负责任的文人和艺术家。灾难的到来，是因为几十年以来，几乎没有一个人以批评的态度去检讨这个哲学，没有一个人从心理方面去解析这帮暴徒们的毁灭感。
诚然，有若干著作家是绝对不赞成暴行的，但是他们对于独裁者万恶的淫威，并不加以严厉的谴责，反而要找出一点同情的解释。后来，知识分子中向来鼓吹暴行政策的人，开始察觉到：即令是极权意理的狂烈拥护者，也难免惨遭屠杀。直到这个时候，才有人对于极权主义的暴行，提出微弱的反对之声。可是，这时已经很迟了。
今天，有一个伪装的反共阵线存在。这个阵线里面的人们，事实上是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不过，他们所致力的共产主义，去掉了一些尚不合美国人口味的特点而已。这般人，自称为“反共的进步分子”，但正确的称呼，应该是“反反共产主义者”。他们故弄玄虚，把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强行划分。以表示他们所推荐的，是一种“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不是共产党宣言那个文件所代表的那一套。他们常常使用“计划”、“福利国家”这些名词，作为“社会主义”的别称。他们以为，这更可以证明，他们的主张不同于共产主义。他们反对共产党人的革命与独裁，同时，他们在写作与讲学方面，却又颂扬共党革命及无产阶级独裁的导师马克斯，称之为伟大的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他们想使我们相信，非极权的全能主义（这等于说，三角的四方形）是医治百病的特效药。凡是他们对共产主义提出温和的反对意见的时候，正是他们要借用马克斯、列宁的词句来骂资本主义的时候。他们很明显地表现出，他们在情感上厌恶资本主义比厌恶共产主义要厉害得多。他们每每把资本主义形容为“不堪言状的恐怖”，以此来原谅共产党徒的一切恶行。
这些自称“反共的进步分子”，他们所反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他们没有掌握政权的共产制度。他们所力图实现的，是他们自己或他们亲信可以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制度，亦即共产主义制度。说得过分点，他们是想消灭他人。也可以说，他们只是不想被别人消灭。因为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里，除了最高的独裁者和他的帮凶以外，谁也没有不被消灭的保证。
凡是“反什么”运动，只是表示一个消极的态度。消极的运动不会有任何成功的机会。“反什么”的运动，如果只“反”而已，那么，攻击、咒骂，事实上是替所反的事物做广告。有所反必须有所为。无论所反的事物是怎样的坏，我们也不能仅止于反。所以，我们要特别强调：要反共，我们就得毫无保留地要维护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
由于苏俄搞出来的那一套，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惨痛的失败经验，到了今天，共产主义在西方国家成功的机会，应该很少了，如果没有这般伪装的反共主义的话。
为防止西欧、美洲、与澳洲的文明国家，被莫斯科野蛮主义所奴役，只有无条件地支持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