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摘录】《富国穷国》[美]戴维·S·兰德斯 （“欧洲的卡菲尔”）
要想了解帝国的兴与衰，那就必须既考察它在殖民地的情况，同时也考察它自己国内各种势力的消长和环境的变迁。在葡萄牙人征服南大西洋时，他们在航海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他们乐于从外国学者（其中许多是犹太人）那里学习，得到可以直接应用的知识。西班牙在一四九二年下令，规定本国的犹太人必须皈依基督教，否则就离开西班牙，这些犹太人中有很多都逃难至葡萄牙境内，在那里尽管也有反犹太情绪，但相对而言还是宽松一些。但是一四九七年，罗马梵蒂冈和西班牙向葡萄牙国王施压，让他放弃这种对异教徒的容忍。大约有七万犹太人被迫接受了形式上的、但从礼仪上看还是有效的洗礼。一五○六年，里斯本进行了第一次血腥大屠杀，有二千多名已“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丧生（西班牙像这样做了将近二百年）。从此以后，葡萄牙的精神生活和科技事业停滞不前，陷入了盲从、狂热和讲究血统纯净的境地。{葡萄牙的“老基督教徒”最后称他们自己为“纯教徒”。}
这种下降的趋势是逐步的。葡萄牙到十六世纪四十年代才创建宗教裁判员所，它于一五四三年第一次对异端分子施以火刑；但是葡萄牙的宗教裁判员所是直到十六世纪八十年代，自葡萄牙和西班牙合并于腓力二世的统治之下后，才真正变得残忍恐怖。这个时候，隐蔽着的犹太教徒，包括亚伯拉罕‧扎库特等天文学家在内，都纷纷逃离葡萄牙以求保全性命。他们带走的不仅是钱、经商技能、生意关系和知识，而且还有——甚至是更重要的——那些无可估量其重要性的、在思想上起催化作用的两个主导因素：好奇心和敢于持有异议。
这是一个损失，但是从不容异说这方面来看，宗教迫害者们最大的损失莫过于他们强加给自己的打击。正是这种自我缩小的过程加大了宗教迫害的持久性，使之不仅仅是持续一时或一代人的时间，而是持续几代人和几个世纪。到一五一三年，葡萄牙已缺乏天文学家；到十六世纪二十年代，科学界的领头人都出走了。葡萄牙曾试图创建新的、基督教的天文学和数学传统，但失败了，其中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原因是，好的天文学家大都被怀疑是犹太教徒（与西班牙的宗教裁判员所对医生们的猜疑颇为相似）。
与西班牙一样，葡萄牙人竭尽全力地将自己与外界的和被视为异端的影响隔离开来。教育是在教会的控制之下，所教授的课程注重于语法、修辞以及经院哲学，突出的内容是自我表现手法和一些繁文缛节（例如，要背诵拉丁文名词语法的二百四十七条韵文规则）。高等学校中，学科学的唯一地方是科英布拉大学的医学系。即使在那里，也几乎没有哪位教师愿意放弃盖仑的经验医学而接受哈维的实验医学新理论，更没有人敢冒险讲授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的学说，耶稣会迟至一七四六年还下令禁止传播他们的学说。
此时，已不再有葡萄牙的学生出国留学，书籍的进口也处在那些由宗教裁判员所派来的督察人员的严密监视之下，他们到港口去检查船只，到书店和图书馆检查藏书。一五四七年就首次列出了禁书目录；随后又多次予以扩充，直到一六二四年搞成了一个庞大的清单——这都是为了更好地拯救葡萄牙人的灵魂。
在葡萄牙国内和海外殖民地，都设置了三道审查关卡来严格控制书刊的出版，阻挡创新。批准成立的印刷厂（在果阿有，在巴西则根本没有）都掌握在天主教教士手中。他们将出版物仅限于词典和宗教读物。{直到一八○七年，当葡萄牙王室为躲避拿破仑的入侵而逃到巴西时，才把印刷机带到巴西。(政府衙门需要创建档案和印发政令、法规等文件，不能没有一个印刷厂。——见Lang，Portuguese Brazil，第一百九十五页。}从巴西到安哥拉，即使是这些安全的读物也必须预先送到葡萄牙审定。
在这种环境中，科学研究和学术探讨都陷于衰退，就不足为奇了。最后，只有一小批享有特权的人得以免受控制，例如一七二○年成立的皇家历史学院的那些贵族和教士——在学术上全是门外汉——获准进口一些禁书，但这些人觉得，写文章给王室歌功颂德，更省事一些。
当然，葡萄牙跟欧洲各国有交往，而且创建了殖民帝国，它不可能与外界隔绝。从国外回来的一些外交官和代理人带回了一种信息，即世界各地在前进，而葡萄牙却停滞不前。这些人得到一个贬损性的绰号：“异化分子”，受到人们的严重怀疑，被认为是思想受了污染。葡萄牙人的自豪心必然使这些人的意见得不到考虑。真是极其不幸。其实，这些人是看到了别的葡萄牙人所看不到或不愿看到的事情：在基督教信仰上追求一律，是愚蠢的；教会正在吞噬国家的财富；政府不致力于扶助农业和工业，已经使葡萄牙沦为“英国的一块最好和最有利可图的殖民地”。（英国的经典经济学家倒是有不同的看法。李嘉图就把葡萄牙选作追求比较优势而从贸易获益的例子。）
葡萄牙人精神上的缺陷很快成为人们的一个话柄，例如，迪奥戈‧多‧库托在一六○三年谈到过“我们葡萄牙民族思想浅薄，缺乏好奇心”；英国驻里斯本使节弗朗西斯‧帕里在一六七○年指出过“这里的人们十分缺乏好奇心，事不关己就不闻不问”；在十八世纪访问过葡萄牙的英国人玛丽‧布里尔利则评论说“（葡萄牙）大多数人都不愿独立思考，除了少数人以外，都不肯动脑筋对他们学到的东西问一问为什么”。
由于如此自我封闭，葡萄牙人即使是在他们一度居支配地位的那些领域，也落后了。他们“在航海理论和实践中曾一路领先，如今却成为落伍的蹒跚者”。到十七世纪末，航行于对印度贸易的几艘船居然用外国人当领航员。航海图保持绝密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荷兰人有了更好的航海图。当国王约翰五世（在位一七零六—一七五○年）被他的首席工程师说服，下令更新数学、军事工程学和天文学的教学内容时，所需的仪表器械不得不采用外国货。
到一六○○年，尤其是到一七○○年，葡萄牙已成为一个落后的弱国。昔日那些表面上皈依基督教的犹太科学家、数学家和医师都逃走了；没有敢持异议的人来接替他们。一七三六年，多姆‧路易斯‧达‧库尼亚叹息说，可惜葡萄牙没有改革派（加尔文教派）那样的人。他指出，法国人正是由于天主教会受到了胡格诺教派的挑战，才得以避免落到他们的葡萄牙兄弟如此的“悲惨”田地。话很刺耳，但一语破的。如果说商品上的互通有无很重要，那么思想上的互通有无要更加重要得多。
这种下降的趋势是逐步的。葡萄牙到十六世纪四十年代才创建宗教裁判员所，它于一五四三年第一次对异端分子施以火刑；但是葡萄牙的宗教裁判员所是直到十六世纪八十年代，自葡萄牙和西班牙合并于腓力二世的统治之下后，才真正变得残忍恐怖。这个时候，隐蔽着的犹太教徒，包括亚伯拉罕‧扎库特等天文学家在内，都纷纷逃离葡萄牙以求保全性命。他们带走的不仅是钱、经商技能、生意关系和知识，而且还有——甚至是更重要的——那些无可估量其重要性的、在思想上起催化作用的两个主导因素：好奇心和敢于持有异议。
这是一个损失，但是从不容异说这方面来看，宗教迫害者们最大的损失莫过于他们强加给自己的打击。正是这种自我缩小的过程加大了宗教迫害的持久性，使之不仅仅是持续一时或一代人的时间，而是持续几代人和几个世纪。到一五一三年，葡萄牙已缺乏天文学家；到十六世纪二十年代，科学界的领头人都出走了。葡萄牙曾试图创建新的、基督教的天文学和数学传统，但失败了，其中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原因是，好的天文学家大都被怀疑是犹太教徒（与西班牙的宗教裁判员所对医生们的猜疑颇为相似）。
与西班牙一样，葡萄牙人竭尽全力地将自己与外界的和被视为异端的影响隔离开来。教育是在教会的控制之下，所教授的课程注重于语法、修辞以及经院哲学，突出的内容是自我表现手法和一些繁文缛节（例如，要背诵拉丁文名词语法的二百四十七条韵文规则）。高等学校中，学科学的唯一地方是科英布拉大学的医学系。即使在那里，也几乎没有哪位教师愿意放弃盖仑的经验医学而接受哈维的实验医学新理论，更没有人敢冒险讲授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的学说，耶稣会迟至一七四六年还下令禁止传播他们的学说。
此时，已不再有葡萄牙的学生出国留学，书籍的进口也处在那些由宗教裁判员所派来的督察人员的严密监视之下，他们到港口去检查船只，到书店和图书馆检查藏书。一五四七年就首次列出了禁书目录；随后又多次予以扩充，直到一六二四年搞成了一个庞大的清单——这都是为了更好地拯救葡萄牙人的灵魂。
在葡萄牙国内和海外殖民地，都设置了三道审查关卡来严格控制书刊的出版，阻挡创新。批准成立的印刷厂（在果阿有，在巴西则根本没有）都掌握在天主教教士手中。他们将出版物仅限于词典和宗教读物。{直到一八○七年，当葡萄牙王室为躲避拿破仑的入侵而逃到巴西时，才把印刷机带到巴西。(政府衙门需要创建档案和印发政令、法规等文件，不能没有一个印刷厂。——见Lang，Portuguese Brazil，第一百九十五页。}从巴西到安哥拉，即使是这些安全的读物也必须预先送到葡萄牙审定。
在这种环境中，科学研究和学术探讨都陷于衰退，就不足为奇了。最后，只有一小批享有特权的人得以免受控制，例如一七二○年成立的皇家历史学院的那些贵族和教士——在学术上全是门外汉——获准进口一些禁书，但这些人觉得，写文章给王室歌功颂德，更省事一些。
当然，葡萄牙跟欧洲各国有交往，而且创建了殖民帝国，它不可能与外界隔绝。从国外回来的一些外交官和代理人带回了一种信息，即世界各地在前进，而葡萄牙却停滞不前。这些人得到一个贬损性的绰号：“异化分子”，受到人们的严重怀疑，被认为是思想受了污染。葡萄牙人的自豪心必然使这些人的意见得不到考虑。真是极其不幸。其实，这些人是看到了别的葡萄牙人所看不到或不愿看到的事情：在基督教信仰上追求一律，是愚蠢的；教会正在吞噬国家的财富；政府不致力于扶助农业和工业，已经使葡萄牙沦为“英国的一块最好和最有利可图的殖民地”。（英国的经典经济学家倒是有不同的看法。李嘉图就把葡萄牙选作追求比较优势而从贸易获益的例子。）
葡萄牙人精神上的缺陷很快成为人们的一个话柄，例如，迪奥戈‧多‧库托在一六○三年谈到过“我们葡萄牙民族思想浅薄，缺乏好奇心”；英国驻里斯本使节弗朗西斯‧帕里在一六七○年指出过“这里的人们十分缺乏好奇心，事不关己就不闻不问”；在十八世纪访问过葡萄牙的英国人玛丽‧布里尔利则评论说“（葡萄牙）大多数人都不愿独立思考，除了少数人以外，都不肯动脑筋对他们学到的东西问一问为什么”。
由于如此自我封闭，葡萄牙人即使是在他们一度居支配地位的那些领域，也落后了。他们“在航海理论和实践中曾一路领先，如今却成为落伍的蹒跚者”。到十七世纪末，航行于对印度贸易的几艘船居然用外国人当领航员。航海图保持绝密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荷兰人有了更好的航海图。当国王约翰五世（在位一七零六—一七五○年）被他的首席工程师说服，下令更新数学、军事工程学和天文学的教学内容时，所需的仪表器械不得不采用外国货。
到一六○○年，尤其是到一七○○年，葡萄牙已成为一个落后的弱国。昔日那些表面上皈依基督教的犹太科学家、数学家和医师都逃走了；没有敢持异议的人来接替他们。一七三六年，多姆‧路易斯‧达‧库尼亚叹息说，可惜葡萄牙没有改革派（加尔文教派）那样的人。他指出，法国人正是由于天主教会受到了胡格诺教派的挑战，才得以避免落到他们的葡萄牙兄弟如此的“悲惨”田地。话很刺耳，但一语破的。如果说商品上的互通有无很重要，那么思想上的互通有无要更加重要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