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尼斯比特：保守主义与完全自由主义的同与异
本文选自《现代》（Modern Age）1980年冬季刊，作者罗伯特·尼斯比特，译者陈晓君。
本文将自由人主义/自由意志主义/自由意志论/自由至上主义/自由至上论等libertarianism统一翻译为完全自由主义。
普遍认为，作为政治哲学的现代保守主义源于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尤其是他1790年出版的《法国革命反思录》（下文简称《反思录》——译注）。该书绝不仅是对法国革命及其影响深远的支配个体生命的新权力模式的精彩分析，更凭其旁白和附言而成为有史以来论述政治合法性最为深刻的著作之一。1800年后在欧洲成为一支哲学传统的现代政治保守主义，则源于柏克对社会以及家庭、邻里、行会和教会这些历史形成的团体之权利的坚持，以对抗政府的“专断权力”。柏克认为，只有在社会权威、道德准则和历史传统多元化的背景下，个人自由才可能实现，同时，上述因素有机联系，共同构成了人类精神的“栖息地”和国家权力凌驾于个体的中间障碍。柏克这一理念至今仍是保守主义的题中之义。柏克《反思录》的影响是直接的，欧洲19世纪早期的哲学保守主义著作无不根植于柏克的开创性成果，对此，其作者无一例外都是承认的，他们包括：伯纳德（Bonald）、迈斯特（de Maistre）、小拉梅内（Lamennais）、黑格尔、哈勒（Haller）、多诺索·科尔特斯（Donosoy Cortes）、骚塞（Southey）、柯勒律治（Coleridge）。
需要强调的是，《反思录》一书与柏克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经历密不可分，但这一经历在当时并不被人认为是典型的保守主义，今天一般也不这样认为。从少年时期开始，柏克就是1688年光荣革命的热情崇拜者，这场革命发生在他出生的40多年前。1760年代与美洲殖民地的矛盾爆发时，柏克毫无保留地站到殖民地一边，他在议会发表的同情美洲人民、谴责英国政府恶行的演讲无疑已成经典。对于殖民地选择发动战争、与英国完全决裂的做法，柏克可能并不认同，但他还是支持那些开拓美洲新大陆的英国人。值得一提的是，就像尊重美洲人民一样，柏克在议会发表的一些最有力的演讲，是为印度及其传统文化鼓与呼，强烈反对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英国首任驻印度总督，译者注）以及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掠夺行为，柏克曾弹劾前者但未能成功。最后，出于对英国和英国路径的热爱，柏克不断批判政府对他的出生地爱尔兰的不公。总之，柏克的密友、铁杆托利党人约翰逊博士，满可以担心柏克的辉格主义。
再把目光转向当代完全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和古典自由主义的基础，它至少能追溯到约翰·洛克的《政府论》，也可追溯到18世纪法国的孟德斯鸠、美国的杰斐逊、英国的亚当·斯密的著作。但在我看来，完全自由主义最确定、最鲜活的来源是J.S.密尔1859年出版的《论自由》，同一年出版的还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该书与古典自由主义和当代完全自由主义都有关联，它提出的“自然选择”这一核心观点，大致说来是古典自由主义者所谓的“自由市场”的生物学版本）。
密尔在《论自由》中开篇就提出了著名的“一个极其简单的原则”。密尔写道：“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各别地或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能是自我防卫……若说为了那人自己的好处，不论是物质上的或者是精神上的好处，那不成为充足的理由。”我认为，密尔提出的“一个极其简单的原则”是当代完全自由主义的核心。尽管如此，有必要注意密尔紧接着对上述原则所作的限定，这个限定在我们这个时代未必会被大多数完全自由主义者所接受。因此，我们得知，这一原则并不适用于法定未成年人，这一限定会被今天很多中学生和大学生嘲笑拒绝。这些原则也不适用于密尔泛称为“处于需要照顾状态”的人，这一状态肯定包括我们社会中以各种形式吃福利的人，以及密尔自己所指的患有慢性疾病和精神不健全的人。密尔断然将那些“落后社会”的人排除于自由原则。他宣称，对于这部分人，专制是必要的，虽然要尽可能开明，直到这些民族通过社会演化达到现代西方社会的文明程度。
在后文中，密尔甚至提出自由原则不适用于周围那些他所谓的“让人讨厌的人”。进而他说，“没有人声称行为应和观点一样自由”。在其直白的表述中，密尔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无疑会赋予当代各种色情活动和喧嚣无序、隐含暴力的街头示威以合法性。但从前文引用的限定来看，密尔的合法自由观是否认可当代某些出格行为（不管是道德、政治还是宗教方面的），尚不得而知。不可否认，即便以这种直白抽象方式来表述，密尔提出的这个单一的简单原则只适用于在智力和道德上和密尔相当的人。但这并不影响该原则在过去，尤其是过去半个世纪里，对哲学、社会科学、神学、法律以及近来的大众道德的巨大影响。（环视四顾，谁能否认反主流文化在与美国传统道德的斗争中屡战屡胜？这场斗争始于1950年代，1960年代达到高潮。究其实质，这些斗争都是本着密尔“一个极其简单原则”的精神发动的。密尔本人大概会认真对待他提出的限定，但其他人看到密尔设定的离散、抽象、绝对命令式的原则，并未觉得有类似义务。）
以上便是保守主义和完全自由主义的根基。接下来将讨论在此基础上产生、奠定我们现状的一些发展，这些是更为重要的。根据保守主义和完全自由主义各自的标准，这些发展都有哪些，它们相同在哪，不同在哪？为清楚起见，我将从这两种思想的共同点说起。
首先，二者都反对政府干预，尤其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府对公民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干预。在这一点上，柏克与密尔以及古往今来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一样坚定（参见他在《反思录》一书中对法国中央集权和大一统的批评），这种立场延续至今。无疑，相对于完全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更愿意在大敌当前的时刻，把上述对大一统政府的态度暂时悬置或抛诸脑后，这一点稍后会讨论，但总体来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守主义被认为与完全自由主义一样，都是以反对国家主义为职志的一种哲学。跟今天的自由主义、进步主义、民粹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相比，完全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在对待国家的立场上并无太大差别。
第二，与刚才提到的那些流派相比，对于社会应包含什么样的平等这个问题，保守主义者和完全自由主义者存在大量共识。这种平等一言以蔽之，就是“法律面前的”（legal）。就此还得重提柏克和密尔。他们都认为，法律面前的平等对个人自由的蓬勃发展意义重大。当谈到平等问题时，在当代完全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著作中，除了偶尔的细微差别或侧重点不同外，未曾发现二者的分歧。而谈到结果平等、社会处境平等或收入财富平等时，二者均表示谴责。
第三，二者都认可自由的必要性，特别是经济自由。历史上看，相比完全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有时更会支持某些保护或帮助弱势群体的法律和监管机构，从而侵犯个人的经济自由。有人想到了19世纪的英国托利党，或1940年代晚期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对公租房的态度。鉴于很少有思想彻底的完全自由主义者身居高位，面临各类群体要求这项权利或那项豁免的压力，因此当涉及到政治的实际效果和长远目标时，断不可能用对哪些哲学原则的忠诚，来比较完全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
第四，两个流派都厌恶战争，尤其是战时社会，我国在威尔逊总统任内的1917至1918年、罗斯福总统（FDR）任内参与二战期间，均见证了这样的社会。完全自由主义者一般会抗议，他们有一定道理。相比保守主义者，彻底的完全自由主义者更可能以公开的方式抵制，因为对于前者来说，即使反对战争，但对国家的尊重和爱国主义理念很可能占上风。即便如此，我认为至少在原则方面有足够多的共同基础，可将保守主义者和完全自由主义者归到一起。接下来一起回顾一下，从美西战争时保守主义者麦金莱（McKinley，美国第25任总统——译注）的强烈反对，到本世纪以来美国卷入的每一场战争，反对美国参战的声音主要来自一般被认为是保守主义者的经济、社会群体——无论是“中西部孤立主义者”（middle western isolationist）、传统共和党人、中欧民族、小企业，还是那些我们怎么称呼都行的群体。当然，我并没对完全自由主义者的反战声音充耳不闻，这些声音可能来自马科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美国作家、评论家。他与其他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对一战后美国的自由派思想产生了影响。——译注）、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美国工人运动领袖，社会主义宣传家，美国社会党创始人——译注）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数甚多的出于完全自由主义和良心自由的拒服兵役者，然而，真正强烈且坚定的反对之声仍来自与商业、教堂、地方社群、家庭和传统道德密切相连的群体。（托克维尔准确地认定，这部分人不愿参与任何外部战争，因为他们预见战争的影响主要是在企业和商业方面，并且也会波及社会和道德。）正是美国社会中的这一大群体，而不是完全自由主义者的小圈子，才是威尔逊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都不得不去拉拢、说服、宣传、转化甚至恐吓的群体，以便为美军最终参与欧洲和亚洲的战争铺平道路。
如前所述，完全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不喜欢今天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东西，它们明显存在于学校、建制派教会、大学尤其是媒体（主要是电子媒体）之中。顺便提一下，从历史上看，我认为保守主义在反对、规避或对抗这种所谓的自由主义方面，比完全自由主义做的多。这让我回想起，1930年代很多保守主义者公开反对社会保险、农业调整署（AAA）、国家工业复兴署（NRA）以及随心所欲、傲慢自大、将进步完全自由主义（progressive libertarianism）奉为幼儿园教育宝典的全国教育协会。可能有一些完全自由主义者也很活跃，但我想不太起来。可是，我绝不是吹毛求疵。历史自会有公断。那时的美国，保守主义者远多于完全自由主义者，至少公开承认的、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保守主义者要多得多。在接下来的一二十年中，这种情形很可能会逆转。
接下来讨论一下二者的区别，或者说部分区别。这很重要，非常重要！当前很多细节都表明，保守主义与完全自由主义的分歧越来越大，无论是极端保守主义还是新（neo-）保守主义、无政府完全自由主义还是宪政完全自由主义。我猜想，不久以后，“完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者”和“保守主义—完全自由主义者”很可能变成自相矛盾的词组，就像“悲伤的乐观主义者”和“残酷的仁慈”。这里我还是不谈例证，只谈原则和观点。
首先，二者对族群（population）的看法截然不同。保守主义者自柏克开始，就倾向于以中世纪法学家和哲学唯实论者（与唯名论者相反）的方式看待这一问题：族群不是由个人直接组成的，而是由个人生长于斯的各种自然社群组成的，比如家庭、乡土、教会、地域、社会阶层、民族等等。个人当然存在，但离开社会身份就无法观察或理解个人，而社会身份与群体和社团密不可分。现代保守主义实质上起源于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抨击，这恰恰是因为大革命通常以个人及其自然权利的名义，毁灭或削弱传统的社群，包括行会、贵族、父权制家庭、教会、学校、省域等，在柏克看来，这些都是社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早期的保守主义者如柏克、伯纳德、哈勒和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以及保守自由主义者如思想成熟后的拉梅耐，当然也包括托克维尔，都认为个人主义（这里是指绝对化的个人主义学说）跟国家主义一样，都是对社会秩序和真正自由的威胁。他们认为，正是将社会解体为人人声索自然权利的散沙化个体，才导致集体至上的国家主义的到来不可避免。
完全自由主义者并没有对群体和社团视而不见，也没有忽视传统和习俗这类纽带，将完全自由主义者定性为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社群是很荒谬的。他们并未建议回到启蒙运动所鼓吹的自然状态。很少有完全自由主义者是施蒂纳的翻版（Max Stirner，德国哲学家，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强调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国家、组织和纪律。——译注）。他们同任何保守主义者一样，也支持自愿结社原则。别忘了，就连蒲鲁东或克鲁泡特金的自由无政府主义也是基于群体的社会秩序，而不是基于葛德文那种抽象的个人。即便如此，通过阅读过去几年的完全自由主义期刊和评论，我认为完全自由主义者的自我中心主义荷尔蒙远高于保守主义者。现在越来越让人有一种印象：今天的完全自由主义者就像17世纪的自然法学家，对他们来说，只有个人才是真实的，制度不过是个人的投影。我觉得，完全自由主义者越来越认为，来自家庭、教会、本土社群和学校的约束，简直与政府的约束一样，都对自由不利。果真如此，这绝对会扩大完全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的鸿沟。
这使我想起这两个群体的第二个主要区别。保守主义的自由哲学来源于保守主义的“权威”哲学。正是“社会”秩序里权威的存在，抵御了政治权力的侵犯。保守主义自柏克开始，就将社会看成一个多元权威的集合体，有父母对孩子的权威、牧师对会众的权威、老师对学生的权威、师傅对学徒的权威，等等。正如我们观察到的，社会其实是各种权威交织而成的网络或组织：这些权威数不胜数，再微小的人类群体和人际关系中也存在权威。这样的权威可能较为松散、宽和、具有保护性并培养个性，但毕竟也是权威。对保守主义者来说，个人自由存在于社会和道德权威的夹缝中。只有基于这类权威所发挥的限制和指导作用，人类才有可能维持一个自由的政府，就像我们开国元勋所设计的，以及自17世纪晚期开始在英国繁荣发展的那种政府。然而自葛德文（William Godwin）起，完全自由个人主义者越来越狂热而不知妥协，他们提出解除社会纽带的主张，但解除社会纽带，得到的不会是自由的人民而是一盘散沙的人民，不是创造力十足的个人而是无能的个人。巴尔扎克说得对，人性不能承受道德之真空。
某些完全自由主义者主张，社会中坚实强大的权威团体与个人的创造力水火不容，这乃是对文化史的无知或误读。想想公元前5世纪文化全盛时期的雅典，1世纪奥古斯都治下的罗马，13世纪的欧洲，路易十四的时代，以及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这些都是推崇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的时代，由道德规范和政令法规强力支撑的时代。即便如此，仍有埃斯库罗斯、塞涅卡、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s，英国13世纪方济各会修士、哲学家、炼金术士——译注）、莫里哀、莎士比亚之流辈出。莎士比亚无疑是个性丰富之人，他却并未感到身边等级权威的压迫，他在一个脍炙人口的段落开头写道：“没有了纪律，就像琴弦绷断，听吧！刺耳的噪音随之而来！一切都互相抵触”。正如劳斯（A. L. Rowse）所强调并详述的那样，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不仅社会结构稳固，社会权威也空前强大，但人们最怕的仍然是权威变得松散脆弱，尤其是用来外抗强敌、内惩国贼的权威。当然，这种权威有时会变得太过严厉，但剧作家和散文家总能比政府及其审查者道高一丈。毕竟，这些创作家是生活在强大的社会权威和道德权威之下，而不是生活在20世纪那种压抑的、官僚主义的、无孔不入的、极权主义的政府之下。
我们最终可能会发现，到现在为止，20世纪西方文化中最优秀的作品几乎全都来自传统和文化权威的崇拜者。艾略特、庞德、乔伊斯和叶芝等，均曾以诗歌、散文、小说等形式为权威声辩，但都无一例外地从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之名对这类权威的消弭中，看到了西方文化的消亡。
的确，没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任何有创新意义的作品都出不来，保守主义者对此完全赞同。达不到这种程度的自由，就没有莎士比亚，没有马洛（Marlowe），也没有牛顿。但保守主义者可能会说，很少有人意识到，自由超过一定程度，有创新意义的作品同样出不来。20世纪晚期的作家所处的时代氛围前所未有的自由，但他们却自恋、自暴自弃、自我麻痹，对低俗污秽有着孩子气的渴求，这一片狼藉表明，空气已经稀薄得令人窒息。
总而言之，我不揣冒昧地猜想，对完全自由主义者来说，在几乎所有可以想见的领域，个人自由在诸多社会价值中都是至上的——不管这种自由在无意中会以何种形式、在何种程度上导致道德、审美和精神的堕落。而对保守主义者这边来说，自由固然重要，却也不过是维持公序良俗的社会所需的必要价值之一，当这种自由有弱化或危及国家安全、破坏道德秩序和社会结构的迹象时，就有必要加以限制。完全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面临共同的敌人，即柏克所谓的专制权力，但保守主义者认为，族群一旦堕落成以下情况中的族群，专制权力几乎不可避免：公元前31年奥古斯都即位前几十年的罗马、清教统治之前以及后来克伦威尔统治时的英国、拿破仑问鼎之前的法国、魏玛时期的柏林，有人可能会说还有1970年代的纽约。保守主义者会说，而且确实说过，这期间占据主导的是混乱和放纵，而不是自由，因为来自家庭、邻里、本土社群、工作和宗教的道德权威和社会权威已对人们失去吸引力。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当今时代，比如过去的四十年以及我们所能预见的未来二十年，会被后世史家描述为一大文化盛世？难乎其难。难道有人当真认为，这个诞生了《裸体午餐》（The Naked Lunch）、《哦！加尔各答》（Oh! Calcutta）、《江湖浪子》（The Hustler）以及百老汇色情直播和露骨表演的时代，文化的颓废平庸是由社会和道德权威过度所致吗？
另一方面，完全自由主义者似乎将社会和道德权威与专制政治权力看作单一光谱的不同色调，程度不同而已。他们认为，若在对付利维坦之余尚有余力，就应挑战所有形式的权威，包括那些作为社会纽带的权威。在我看来，完全自由主义者愈发不认为，家庭、学校、本土社群的约束，与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的约束有何实质差异。对我来说，历史无数次证明了一个普遍命题：越是强大的政治军事权力，越会以侵蚀消解作为社会纽带的权威为前奏。这些社会纽带给予个人以认同和安全，它们是多元的，不具有不受限制的权力，这使得无孔不入的垄断不可能发生，它们合在一起，是抵御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力侵袭的不可或缺的堡垒，后者无疑是不受限制的。但我很少见到当今有哪位完全自由主义者明确认同我的上述观点。
还有最后一个领域，保守主义者和完全自由主义者的分歧越来越大，那就是国家。我坚持我前面所说的一切——支持社会权威、社会多样性和多元性，反对国家集权。不用给我数有多少场战争，告诉我战争动员和实际作战会导致“暂时的”集权和国有化——唉，后来都成了永久性的。战争是社会经济秩序集权化和集体化的基础，这方面它胜过历史上的任何力量。没有哪个保守主义者喜欢甚至渴望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和民事领域的军事化。
不幸的是，比起保守主义者和完全自由主义者的理想世界，我们生活在一个并不仁慈的世界。这个世界上，像苏联和中国这样体量巨大、实力强大的专制统治生存下来并且坐大，至少在政治和外交领域是这样。对美国来说，忽视这些具有军事侵略性的专制统治无异于自杀。就像孟德斯鸠在其他语境下提到的：唯有权力才能制约权力。只有装备精良、枕戈待旦、占据主动的强大美国，才有可能制约苏联、中国和古巴。
据我说知，从未有保守主义者否定或贬斥被视为文化、精神和政治实体的国家。柏克热爱国家。与同时代的雅各宾派截然不同的是，他只将国家看成诸多共同体的共同体，建立在对家庭和邻里这类共同体的热爱之上，他谓之“小号的爱国主义”（the smaller patriotisms）。此后的保守主义者，或者说大多数保守主义者，都持这种看法。但除此之外，当代保守主义者以完全自由主义者所缺乏的洞察力发现，美国、英国和法国岌岌可危。国家主义有好有坏。但即便是好的国家主义，在这个时代也要么变成缅怀的对象，要么变成厌恶的对象。爱国主义本是国家的纽带，如今却简直成了可耻的事情。美国政府在当今国际社会上表现出来的弱点，越来越引起我们希望与之合作的国家的蔑视和疑虑，而各个领域中领导力的缺乏都表征着这个国家濒临崩溃。
完全自由主义者——我指的是那些与保守主义者一样忠诚爱国的人，据我判断，并未看清我刚才描述的美国和世界的图景。对他们来说，本质问题不是一个弱化、软化和濒危的国家正面临苏联、中国及其卫星国的威胁，而是美国因国家主义、干预主义和军事主义而膨胀，外界的威胁则没什么好怕的。保守主义者仍然信奉热爱家庭、教堂、社区、工作和自愿社团的“小号的爱国主义”，但认为除非他们所在的国家恢复1950年代以后便丧失的显赫地位和国际权威，否则它们终将由枯萎而至毁灭。至于完全自由主义者这边，由他们的许多作品和演讲可以判断，他们认为，就对美国人及其自由的危害而言，恢复这种显赫地位和国际权威的必要步骤，比世界上一切咄咄逼人的帝国极权主义要危险得多。
对于上述危险，在美国重拾其内外事务的领导力的过程中，保守主义者会警惕，当然也应该警惕，并应竭力降到最低。但对保守主义者来说，美国首当其冲的危险，仍是身处咄咄逼人的军事专制统治环伺的世界却萎靡不振。目前来看，上述考虑并非完全自由主义者最为关心的。正是基于这一点，而非我所提到的其他分歧，保守主义者和完全自由主义者起初就不和睦的关系，势必彻底决裂。
本文将自由人主义/自由意志主义/自由意志论/自由至上主义/自由至上论等libertarianism统一翻译为完全自由主义。
普遍认为，作为政治哲学的现代保守主义源于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尤其是他1790年出版的《法国革命反思录》（下文简称《反思录》——译注）。该书绝不仅是对法国革命及其影响深远的支配个体生命的新权力模式的精彩分析，更凭其旁白和附言而成为有史以来论述政治合法性最为深刻的著作之一。1800年后在欧洲成为一支哲学传统的现代政治保守主义，则源于柏克对社会以及家庭、邻里、行会和教会这些历史形成的团体之权利的坚持，以对抗政府的“专断权力”。柏克认为，只有在社会权威、道德准则和历史传统多元化的背景下，个人自由才可能实现，同时，上述因素有机联系，共同构成了人类精神的“栖息地”和国家权力凌驾于个体的中间障碍。柏克这一理念至今仍是保守主义的题中之义。柏克《反思录》的影响是直接的，欧洲19世纪早期的哲学保守主义著作无不根植于柏克的开创性成果，对此，其作者无一例外都是承认的，他们包括：伯纳德（Bonald）、迈斯特（de Maistre）、小拉梅内（Lamennais）、黑格尔、哈勒（Haller）、多诺索·科尔特斯（Donosoy Cortes）、骚塞（Southey）、柯勒律治（Coleridge）。
需要强调的是，《反思录》一书与柏克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经历密不可分，但这一经历在当时并不被人认为是典型的保守主义，今天一般也不这样认为。从少年时期开始，柏克就是1688年光荣革命的热情崇拜者，这场革命发生在他出生的40多年前。1760年代与美洲殖民地的矛盾爆发时，柏克毫无保留地站到殖民地一边，他在议会发表的同情美洲人民、谴责英国政府恶行的演讲无疑已成经典。对于殖民地选择发动战争、与英国完全决裂的做法，柏克可能并不认同，但他还是支持那些开拓美洲新大陆的英国人。值得一提的是，就像尊重美洲人民一样，柏克在议会发表的一些最有力的演讲，是为印度及其传统文化鼓与呼，强烈反对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英国首任驻印度总督，译者注）以及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掠夺行为，柏克曾弹劾前者但未能成功。最后，出于对英国和英国路径的热爱，柏克不断批判政府对他的出生地爱尔兰的不公。总之，柏克的密友、铁杆托利党人约翰逊博士，满可以担心柏克的辉格主义。
再把目光转向当代完全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和古典自由主义的基础，它至少能追溯到约翰·洛克的《政府论》，也可追溯到18世纪法国的孟德斯鸠、美国的杰斐逊、英国的亚当·斯密的著作。但在我看来，完全自由主义最确定、最鲜活的来源是J.S.密尔1859年出版的《论自由》，同一年出版的还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该书与古典自由主义和当代完全自由主义都有关联，它提出的“自然选择”这一核心观点，大致说来是古典自由主义者所谓的“自由市场”的生物学版本）。
密尔在《论自由》中开篇就提出了著名的“一个极其简单的原则”。密尔写道：“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各别地或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能是自我防卫……若说为了那人自己的好处，不论是物质上的或者是精神上的好处，那不成为充足的理由。”我认为，密尔提出的“一个极其简单的原则”是当代完全自由主义的核心。尽管如此，有必要注意密尔紧接着对上述原则所作的限定，这个限定在我们这个时代未必会被大多数完全自由主义者所接受。因此，我们得知，这一原则并不适用于法定未成年人，这一限定会被今天很多中学生和大学生嘲笑拒绝。这些原则也不适用于密尔泛称为“处于需要照顾状态”的人，这一状态肯定包括我们社会中以各种形式吃福利的人，以及密尔自己所指的患有慢性疾病和精神不健全的人。密尔断然将那些“落后社会”的人排除于自由原则。他宣称，对于这部分人，专制是必要的，虽然要尽可能开明，直到这些民族通过社会演化达到现代西方社会的文明程度。
在后文中，密尔甚至提出自由原则不适用于周围那些他所谓的“让人讨厌的人”。进而他说，“没有人声称行为应和观点一样自由”。在其直白的表述中，密尔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无疑会赋予当代各种色情活动和喧嚣无序、隐含暴力的街头示威以合法性。但从前文引用的限定来看，密尔的合法自由观是否认可当代某些出格行为（不管是道德、政治还是宗教方面的），尚不得而知。不可否认，即便以这种直白抽象方式来表述，密尔提出的这个单一的简单原则只适用于在智力和道德上和密尔相当的人。但这并不影响该原则在过去，尤其是过去半个世纪里，对哲学、社会科学、神学、法律以及近来的大众道德的巨大影响。（环视四顾，谁能否认反主流文化在与美国传统道德的斗争中屡战屡胜？这场斗争始于1950年代，1960年代达到高潮。究其实质，这些斗争都是本着密尔“一个极其简单原则”的精神发动的。密尔本人大概会认真对待他提出的限定，但其他人看到密尔设定的离散、抽象、绝对命令式的原则，并未觉得有类似义务。）
以上便是保守主义和完全自由主义的根基。接下来将讨论在此基础上产生、奠定我们现状的一些发展，这些是更为重要的。根据保守主义和完全自由主义各自的标准，这些发展都有哪些，它们相同在哪，不同在哪？为清楚起见，我将从这两种思想的共同点说起。
首先，二者都反对政府干预，尤其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府对公民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干预。在这一点上，柏克与密尔以及古往今来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一样坚定（参见他在《反思录》一书中对法国中央集权和大一统的批评），这种立场延续至今。无疑，相对于完全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更愿意在大敌当前的时刻，把上述对大一统政府的态度暂时悬置或抛诸脑后，这一点稍后会讨论，但总体来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守主义被认为与完全自由主义一样，都是以反对国家主义为职志的一种哲学。跟今天的自由主义、进步主义、民粹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相比，完全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在对待国家的立场上并无太大差别。
第二，与刚才提到的那些流派相比，对于社会应包含什么样的平等这个问题，保守主义者和完全自由主义者存在大量共识。这种平等一言以蔽之，就是“法律面前的”（legal）。就此还得重提柏克和密尔。他们都认为，法律面前的平等对个人自由的蓬勃发展意义重大。当谈到平等问题时，在当代完全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著作中，除了偶尔的细微差别或侧重点不同外，未曾发现二者的分歧。而谈到结果平等、社会处境平等或收入财富平等时，二者均表示谴责。
第三，二者都认可自由的必要性，特别是经济自由。历史上看，相比完全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有时更会支持某些保护或帮助弱势群体的法律和监管机构，从而侵犯个人的经济自由。有人想到了19世纪的英国托利党，或1940年代晚期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对公租房的态度。鉴于很少有思想彻底的完全自由主义者身居高位，面临各类群体要求这项权利或那项豁免的压力，因此当涉及到政治的实际效果和长远目标时，断不可能用对哪些哲学原则的忠诚，来比较完全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
第四，两个流派都厌恶战争，尤其是战时社会，我国在威尔逊总统任内的1917至1918年、罗斯福总统（FDR）任内参与二战期间，均见证了这样的社会。完全自由主义者一般会抗议，他们有一定道理。相比保守主义者，彻底的完全自由主义者更可能以公开的方式抵制，因为对于前者来说，即使反对战争，但对国家的尊重和爱国主义理念很可能占上风。即便如此，我认为至少在原则方面有足够多的共同基础，可将保守主义者和完全自由主义者归到一起。接下来一起回顾一下，从美西战争时保守主义者麦金莱（McKinley，美国第25任总统——译注）的强烈反对，到本世纪以来美国卷入的每一场战争，反对美国参战的声音主要来自一般被认为是保守主义者的经济、社会群体——无论是“中西部孤立主义者”（middle western isolationist）、传统共和党人、中欧民族、小企业，还是那些我们怎么称呼都行的群体。当然，我并没对完全自由主义者的反战声音充耳不闻，这些声音可能来自马科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美国作家、评论家。他与其他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对一战后美国的自由派思想产生了影响。——译注）、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美国工人运动领袖，社会主义宣传家，美国社会党创始人——译注）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数甚多的出于完全自由主义和良心自由的拒服兵役者，然而，真正强烈且坚定的反对之声仍来自与商业、教堂、地方社群、家庭和传统道德密切相连的群体。（托克维尔准确地认定，这部分人不愿参与任何外部战争，因为他们预见战争的影响主要是在企业和商业方面，并且也会波及社会和道德。）正是美国社会中的这一大群体，而不是完全自由主义者的小圈子，才是威尔逊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都不得不去拉拢、说服、宣传、转化甚至恐吓的群体，以便为美军最终参与欧洲和亚洲的战争铺平道路。
如前所述，完全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不喜欢今天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东西，它们明显存在于学校、建制派教会、大学尤其是媒体（主要是电子媒体）之中。顺便提一下，从历史上看，我认为保守主义在反对、规避或对抗这种所谓的自由主义方面，比完全自由主义做的多。这让我回想起，1930年代很多保守主义者公开反对社会保险、农业调整署（AAA）、国家工业复兴署（NRA）以及随心所欲、傲慢自大、将进步完全自由主义（progressive libertarianism）奉为幼儿园教育宝典的全国教育协会。可能有一些完全自由主义者也很活跃，但我想不太起来。可是，我绝不是吹毛求疵。历史自会有公断。那时的美国，保守主义者远多于完全自由主义者，至少公开承认的、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保守主义者要多得多。在接下来的一二十年中，这种情形很可能会逆转。
接下来讨论一下二者的区别，或者说部分区别。这很重要，非常重要！当前很多细节都表明，保守主义与完全自由主义的分歧越来越大，无论是极端保守主义还是新（neo-）保守主义、无政府完全自由主义还是宪政完全自由主义。我猜想，不久以后，“完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者”和“保守主义—完全自由主义者”很可能变成自相矛盾的词组，就像“悲伤的乐观主义者”和“残酷的仁慈”。这里我还是不谈例证，只谈原则和观点。
首先，二者对族群（population）的看法截然不同。保守主义者自柏克开始，就倾向于以中世纪法学家和哲学唯实论者（与唯名论者相反）的方式看待这一问题：族群不是由个人直接组成的，而是由个人生长于斯的各种自然社群组成的，比如家庭、乡土、教会、地域、社会阶层、民族等等。个人当然存在，但离开社会身份就无法观察或理解个人，而社会身份与群体和社团密不可分。现代保守主义实质上起源于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抨击，这恰恰是因为大革命通常以个人及其自然权利的名义，毁灭或削弱传统的社群，包括行会、贵族、父权制家庭、教会、学校、省域等，在柏克看来，这些都是社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早期的保守主义者如柏克、伯纳德、哈勒和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以及保守自由主义者如思想成熟后的拉梅耐，当然也包括托克维尔，都认为个人主义（这里是指绝对化的个人主义学说）跟国家主义一样，都是对社会秩序和真正自由的威胁。他们认为，正是将社会解体为人人声索自然权利的散沙化个体，才导致集体至上的国家主义的到来不可避免。
完全自由主义者并没有对群体和社团视而不见，也没有忽视传统和习俗这类纽带，将完全自由主义者定性为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社群是很荒谬的。他们并未建议回到启蒙运动所鼓吹的自然状态。很少有完全自由主义者是施蒂纳的翻版（Max Stirner，德国哲学家，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强调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国家、组织和纪律。——译注）。他们同任何保守主义者一样，也支持自愿结社原则。别忘了，就连蒲鲁东或克鲁泡特金的自由无政府主义也是基于群体的社会秩序，而不是基于葛德文那种抽象的个人。即便如此，通过阅读过去几年的完全自由主义期刊和评论，我认为完全自由主义者的自我中心主义荷尔蒙远高于保守主义者。现在越来越让人有一种印象：今天的完全自由主义者就像17世纪的自然法学家，对他们来说，只有个人才是真实的，制度不过是个人的投影。我觉得，完全自由主义者越来越认为，来自家庭、教会、本土社群和学校的约束，简直与政府的约束一样，都对自由不利。果真如此，这绝对会扩大完全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的鸿沟。
这使我想起这两个群体的第二个主要区别。保守主义的自由哲学来源于保守主义的“权威”哲学。正是“社会”秩序里权威的存在，抵御了政治权力的侵犯。保守主义自柏克开始，就将社会看成一个多元权威的集合体，有父母对孩子的权威、牧师对会众的权威、老师对学生的权威、师傅对学徒的权威，等等。正如我们观察到的，社会其实是各种权威交织而成的网络或组织：这些权威数不胜数，再微小的人类群体和人际关系中也存在权威。这样的权威可能较为松散、宽和、具有保护性并培养个性，但毕竟也是权威。对保守主义者来说，个人自由存在于社会和道德权威的夹缝中。只有基于这类权威所发挥的限制和指导作用，人类才有可能维持一个自由的政府，就像我们开国元勋所设计的，以及自17世纪晚期开始在英国繁荣发展的那种政府。然而自葛德文（William Godwin）起，完全自由个人主义者越来越狂热而不知妥协，他们提出解除社会纽带的主张，但解除社会纽带，得到的不会是自由的人民而是一盘散沙的人民，不是创造力十足的个人而是无能的个人。巴尔扎克说得对，人性不能承受道德之真空。
某些完全自由主义者主张，社会中坚实强大的权威团体与个人的创造力水火不容，这乃是对文化史的无知或误读。想想公元前5世纪文化全盛时期的雅典，1世纪奥古斯都治下的罗马，13世纪的欧洲，路易十四的时代，以及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这些都是推崇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的时代，由道德规范和政令法规强力支撑的时代。即便如此，仍有埃斯库罗斯、塞涅卡、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s，英国13世纪方济各会修士、哲学家、炼金术士——译注）、莫里哀、莎士比亚之流辈出。莎士比亚无疑是个性丰富之人，他却并未感到身边等级权威的压迫，他在一个脍炙人口的段落开头写道：“没有了纪律，就像琴弦绷断，听吧！刺耳的噪音随之而来！一切都互相抵触”。正如劳斯（A. L. Rowse）所强调并详述的那样，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不仅社会结构稳固，社会权威也空前强大，但人们最怕的仍然是权威变得松散脆弱，尤其是用来外抗强敌、内惩国贼的权威。当然，这种权威有时会变得太过严厉，但剧作家和散文家总能比政府及其审查者道高一丈。毕竟，这些创作家是生活在强大的社会权威和道德权威之下，而不是生活在20世纪那种压抑的、官僚主义的、无孔不入的、极权主义的政府之下。
我们最终可能会发现，到现在为止，20世纪西方文化中最优秀的作品几乎全都来自传统和文化权威的崇拜者。艾略特、庞德、乔伊斯和叶芝等，均曾以诗歌、散文、小说等形式为权威声辩，但都无一例外地从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之名对这类权威的消弭中，看到了西方文化的消亡。
的确，没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任何有创新意义的作品都出不来，保守主义者对此完全赞同。达不到这种程度的自由，就没有莎士比亚，没有马洛（Marlowe），也没有牛顿。但保守主义者可能会说，很少有人意识到，自由超过一定程度，有创新意义的作品同样出不来。20世纪晚期的作家所处的时代氛围前所未有的自由，但他们却自恋、自暴自弃、自我麻痹，对低俗污秽有着孩子气的渴求，这一片狼藉表明，空气已经稀薄得令人窒息。
总而言之，我不揣冒昧地猜想，对完全自由主义者来说，在几乎所有可以想见的领域，个人自由在诸多社会价值中都是至上的——不管这种自由在无意中会以何种形式、在何种程度上导致道德、审美和精神的堕落。而对保守主义者这边来说，自由固然重要，却也不过是维持公序良俗的社会所需的必要价值之一，当这种自由有弱化或危及国家安全、破坏道德秩序和社会结构的迹象时，就有必要加以限制。完全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面临共同的敌人，即柏克所谓的专制权力，但保守主义者认为，族群一旦堕落成以下情况中的族群，专制权力几乎不可避免：公元前31年奥古斯都即位前几十年的罗马、清教统治之前以及后来克伦威尔统治时的英国、拿破仑问鼎之前的法国、魏玛时期的柏林，有人可能会说还有1970年代的纽约。保守主义者会说，而且确实说过，这期间占据主导的是混乱和放纵，而不是自由，因为来自家庭、邻里、本土社群、工作和宗教的道德权威和社会权威已对人们失去吸引力。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当今时代，比如过去的四十年以及我们所能预见的未来二十年，会被后世史家描述为一大文化盛世？难乎其难。难道有人当真认为，这个诞生了《裸体午餐》（The Naked Lunch）、《哦！加尔各答》（Oh! Calcutta）、《江湖浪子》（The Hustler）以及百老汇色情直播和露骨表演的时代，文化的颓废平庸是由社会和道德权威过度所致吗？
另一方面，完全自由主义者似乎将社会和道德权威与专制政治权力看作单一光谱的不同色调，程度不同而已。他们认为，若在对付利维坦之余尚有余力，就应挑战所有形式的权威，包括那些作为社会纽带的权威。在我看来，完全自由主义者愈发不认为，家庭、学校、本土社群的约束，与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的约束有何实质差异。对我来说，历史无数次证明了一个普遍命题：越是强大的政治军事权力，越会以侵蚀消解作为社会纽带的权威为前奏。这些社会纽带给予个人以认同和安全，它们是多元的，不具有不受限制的权力，这使得无孔不入的垄断不可能发生，它们合在一起，是抵御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力侵袭的不可或缺的堡垒，后者无疑是不受限制的。但我很少见到当今有哪位完全自由主义者明确认同我的上述观点。
还有最后一个领域，保守主义者和完全自由主义者的分歧越来越大，那就是国家。我坚持我前面所说的一切——支持社会权威、社会多样性和多元性，反对国家集权。不用给我数有多少场战争，告诉我战争动员和实际作战会导致“暂时的”集权和国有化——唉，后来都成了永久性的。战争是社会经济秩序集权化和集体化的基础，这方面它胜过历史上的任何力量。没有哪个保守主义者喜欢甚至渴望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和民事领域的军事化。
不幸的是，比起保守主义者和完全自由主义者的理想世界，我们生活在一个并不仁慈的世界。这个世界上，像苏联和中国这样体量巨大、实力强大的专制统治生存下来并且坐大，至少在政治和外交领域是这样。对美国来说，忽视这些具有军事侵略性的专制统治无异于自杀。就像孟德斯鸠在其他语境下提到的：唯有权力才能制约权力。只有装备精良、枕戈待旦、占据主动的强大美国，才有可能制约苏联、中国和古巴。
据我说知，从未有保守主义者否定或贬斥被视为文化、精神和政治实体的国家。柏克热爱国家。与同时代的雅各宾派截然不同的是，他只将国家看成诸多共同体的共同体，建立在对家庭和邻里这类共同体的热爱之上，他谓之“小号的爱国主义”（the smaller patriotisms）。此后的保守主义者，或者说大多数保守主义者，都持这种看法。但除此之外，当代保守主义者以完全自由主义者所缺乏的洞察力发现，美国、英国和法国岌岌可危。国家主义有好有坏。但即便是好的国家主义，在这个时代也要么变成缅怀的对象，要么变成厌恶的对象。爱国主义本是国家的纽带，如今却简直成了可耻的事情。美国政府在当今国际社会上表现出来的弱点，越来越引起我们希望与之合作的国家的蔑视和疑虑，而各个领域中领导力的缺乏都表征着这个国家濒临崩溃。
完全自由主义者——我指的是那些与保守主义者一样忠诚爱国的人，据我判断，并未看清我刚才描述的美国和世界的图景。对他们来说，本质问题不是一个弱化、软化和濒危的国家正面临苏联、中国及其卫星国的威胁，而是美国因国家主义、干预主义和军事主义而膨胀，外界的威胁则没什么好怕的。保守主义者仍然信奉热爱家庭、教堂、社区、工作和自愿社团的“小号的爱国主义”，但认为除非他们所在的国家恢复1950年代以后便丧失的显赫地位和国际权威，否则它们终将由枯萎而至毁灭。至于完全自由主义者这边，由他们的许多作品和演讲可以判断，他们认为，就对美国人及其自由的危害而言，恢复这种显赫地位和国际权威的必要步骤，比世界上一切咄咄逼人的帝国极权主义要危险得多。
对于上述危险，在美国重拾其内外事务的领导力的过程中，保守主义者会警惕，当然也应该警惕，并应竭力降到最低。但对保守主义者来说，美国首当其冲的危险，仍是身处咄咄逼人的军事专制统治环伺的世界却萎靡不振。目前来看，上述考虑并非完全自由主义者最为关心的。正是基于这一点，而非我所提到的其他分歧，保守主义者和完全自由主义者起初就不和睦的关系，势必彻底决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