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进步主义”的理想与幻灭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是星期天，下午一点，三千多名代表北京十三所大学的学生，齐集天安门广场，抗议列强在巴黎和会上签署密约，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此后百年，天安门广场将因多次上演重大群众活动而成为中国政治的风暴眼。
学生们经过中华门到棋盘街，向东到了外国使馆云集的东交民巷西口。使馆警察阻止学生进入这块享受治外法权的地方。与使馆官员通过几次电话后，学生们选出四名代表（其中包括张国焘和罗家伦，他们日后分别加入共产党和国民党阵营，在中国现代史上发挥重要作用）进入美国使馆陈述学生的意愿。美国公使芮恩施不在，学生代表留下说帖。说帖强调，既然美国参加一战的原因是“支持民族之独立，与人类之公权，及世界和平之局”，那么中美两国就是“抱同一主义而战”，美国理应在巴黎和会上“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1
芮恩施公使是一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大学教授，对中国充满同情，他颇有先见之明地警告白宫和国务院：“如果日本无所顾忌……那么严重的武装冲突在这一代就不可避免了。公正地解决中国的事务，欧洲没有一个问题能和这件事的重要性相比，这关系到世界的和平。”当时，美国使馆内建有一座巨大的无线电台，可以与美国本土直接联系。芮恩施迅速将中国学生的心声送达国务院，但威尔逊是否获知这一讯息则不得而知。
与此同时，在巴黎，一个二十八岁的、瘦弱的越南人阮必成（后来，他以“胡志明”这个名字登上历史舞台）写了一封名为《安南人民的主张》的请愿书，递交给巴黎和会的领袖们。这个十五岁就参与抗法斗争的越南小伙子，在过去数年间靠在远洋轮船上做厨师、杂役、锅炉工等维持生活。他在请愿书上署名“阮爱国”，代表所有越南的爱国者，提出越南独立自主等八项要求。他要求面见威尔逊，为此租了一套燕尾服。这一会面并未实现，威尔逊或许从未读到这份请愿书。
比起中国人和越南人来，对威尔逊寄予更大期望的是韩国人。在日本殖民统治下苦苦挣扎的韩国人，致信威尔逊说，总统阁下“曾经极其真诚地表示，所有拥有各自独特语言、文明与文化的同质民族，都应该允许其独立”，所以美国应该“听取因日本的阴谋不幸沦为殖民地的韩国的请愿，呼吁恢复韩国的独立和自由”。这份用法语写成的请愿书，至今仍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
不仅中国人、越南人、韩国人，世界各地受殖民、遭压迫、被边缘化及无国籍的民族，包括阿拉伯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库德人以及其他众多民族，无不对威尔逊和巴黎和会寄予厚望。然而，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希望的火花转瞬即逝，失望却转化为持久而深切的怨恨，这种怨恨形成的“反美主义”意识形态将改变此后百年世界史的走向。
“好心办坏事”的始作俑者正是当时在全球享有崇高声望、作为一战拯救者和世界和平缔造者的威尔逊。威尔逊倡导的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看似无比美好，却偏离了美国立国根基和英美保守主义传统，这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识形态都是二十世纪新出现的“进步主义”（本书中论及的“进步主义”，大致等同于英美语境下的“自由主义”及左翼意识形态，正如欧威尔所说，左派的关键词是“进步”、“民主”和“革命”，几乎每个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是“进步的”，至少希望被别人认为是进步的）。它们同时并存于威尔逊身上，就如同金庸小说中老顽童周伯通的左右手互搏。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像罂粟花一样，美丽却危险。威尔逊将它们从潘多拉魔盒中释放出来，却不知道如何收回去。他向全世界展示了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一体两面的“威尔逊和平”，他的个人魅力和美国的实力以及当时的国际现实却不足以维持这种脆弱的和平。未来的世界将深受其害。
威尔逊以“进步主义”治国并推展外交政策，为达至崇高的目标不惜使用自欺欺人的手段，却不知道手段的卑劣必将毁灭目标的崇高。美国精神的败坏，不是始于二零二零年总统大选中系统性的作弊及其引发的宪政危机，不是始于奥巴马或克林顿，甚至也不是始于小罗斯福，而是始于威尔逊。终极的败坏，乃是理念的败坏。
从“冷静和自我克制”的英国传统到欧洲式的“进步主义”
威尔逊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拥有哲学博士学位的美国总统（他以博士论文《国会政体：对美国政治的研究》获得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和历史科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但他执政之后却从不尊重国会的权力），更拥有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和新泽西州长的完美履历。2
比这些看得见的光环更重要的是，威尔逊早年曾拥有过虔诚的加尔文教派信仰及观念秩序。他的父亲是美南长老会的牧师及首席常任秘书，他的母亲是长老教会牧师的女儿，加尔文教徒的精神在其父母胸中燃起明亮的经久不息的火焰。因此，威尔逊自幼懂得把人生看作是实现上帝意志的过程。3
威尔逊小时候深受阅读障碍之苦，经过不懈努力乃成为杰出的学者和演讲家。就像威尔逊的政治根基在南方一样，他遵循的思想传统是英国式的。他喜欢英国思想家的有意识的保守传统。美国的民主传统中，威尔逊最喜欢的就是其与英国传统的大致相似之处。英美两国的政治体制都是在从容不迫深思熟虑的基础之上，在习惯和惯例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威尔逊说：“我们把自己视作地道的民主派，而实际上我们充其量不过是进步的英国人而已。”他更指出，美国的民主政治与中欧那种争取民主的狂暴行动在思想上没有共通之处：
法国大革命期间爆发的民众运动与我国政府的建立，二者几乎毫无共通之处。我们对于一七八九年的记忆与欧洲人对于这酝酿着风暴的年头的记忆是完全不同的。早在一百多年前我们就已显示出我们具备欧洲人已经逝去的东西，即冷静和自我克制。在关起门来自成一体的瑞士之外，民主在欧洲总是作为破坏性力量以反叛的形式出现的；甚至很难说欧洲的民主有一个有组织的发展时期……而在美国和英国各殖民地，民主在一开始就有着真正的有组织的发展，运动过程中没有急剧的革命；无须推翻其他政体，所需要的只是自身的组织。这种民主无须建立而只需扩散，进行自治。4
威尔逊赞同埃德蒙·伯克对法国思想的痛恨，认为法国哲学是“极其有害的和腐败的”、“任何国家都不能按照这种哲学的原则来管理”。他赞扬伯克是真正的英国人，“英国历史中有一个反对革命的连续的主题”。威尔逊从伯克等英国思想家那里学习到很多重要的东西；他把英国政治家奉为楷模，并把英国宪法看成是治理国家最好的法律。
诉诸美国历史，威尔逊认为，杰斐逊未能理解英国传统是其主要不足之处，法国思辨哲学“像一种虚假的音调贯穿于他的全部思想”，所以“他虽然是一位伟人，但不是一位伟大的美国人”。威尔逊在维吉尼亚大学学习法律的时候，甚至不屑于爬上几步山路到蒙蒂塞洛去参观杰斐逊故居。后来，威尔逊在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期间所做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向美国人民介绍英国人办大学的思想，他喜欢的娱乐活动是口袋里装着一本《牛津英语诗歌选》骑着自行车在湖区闲逛。5
威尔逊还有另一个自觉的身份定位，那就是“南方人”，“南方人似乎天生就关心公共事务”，而且天生就是保守派。他把法律当作通往政治的路径：“我选定的职业是政治；我学习的却是法律。我学习法律是因为我认为这可以使我从事政治。”日后，他果然如愿以偿。
然而，威尔逊在“英国人”前面加上“进步”之定语，让“英国人”的特质发生了可怕的偏差，因为真正的“英国人”对“进步”持怀疑态度。
威尔逊一直对宗教抱有热情，“他不曾有志于成为牧师，但他把政治变成传播心灵的启迪的手段，变成表达新教徒强烈的『行善』愿望的手段”，他的外表看上去内敛而冷漠，内心却充满浪漫激情，他将这种浪漫激情转化为对“进步”愿景的追求。当他成为第一位将“进步主义”当做国家政策的总统时，灾难便不可遏制地降临了。
威尔逊在学术上的代表作是《美国人民史》，在其学术和政治生涯中，他未能持守加尔文教义和英国传统（他的家族来自苏格兰），未能抵御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来势汹汹的左翼进步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侵蚀，“他的信仰从美国进步派发展到国际社会民主派的观点”，进而与美国宪法及其所代表的人性论及有限历史观决裂，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将其形容 为“作为自由主义者的保守派”。一点也不奇怪的是，威尔逊后来成了民主党人。
政治观念的紊乱，始于基本信仰的动摇。威尔逊深受其叔叔、因鼓吹现代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而被神学院解雇的神学教授詹姆斯·伍德罗的影响，认为坚守神创论是“无知和愚昧”，“地狱只是一种思想状态”，进化论中科学家的理想高于《圣经》。他非常迷恋“进步”这一十九世纪晚期形成的概念， 有一次甚至以《圣经和进步》为主题对一群长老会基督徒发表演讲。他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上第一位未按立为牧师的校长，竭力淡化和去除大学的宗教及教派色彩。6
有历史学家认为，威尔逊个人的神学观是全盘接受加尔文的预定论，他坚信，“如果我的生命不是为了宗教的驱动力而存在，那我这辈子就不值得过”，如果有不幸的事情发生在国家或个人身上，那么“这是神的心意。”7但实际上，这个观点并非加尔文的预定论，而是听天由命的宿命论——不承认人的罪性，就不可能相信上帝的预定和白白赐予的恩典。终其一生，威尔逊每天都祷告、读经（他一生用破了两、三本《圣经》）和参加教会礼拜，但其基督信仰已蜕化到“行礼如仪”的地步。
威尔逊身上确实有一种自以为是的倾向，一种自命不凡的傲慢与矜持，装模作样，貌似正人君子（自以为义），这种倾向一直都有，随着大权在握而变本加厉。8威尔逊所信奉的“进步主义”跟英国和美国的传统无关，跟加尔文主义无关，它来自欧洲（尽管它表面上反对欧洲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用奥威尔的话来说，整个左翼的意识形态，不论是科学的还是乌托邦的，都是极端主义的。左派从自由主义那里继承了一些很成问题的信念，比如说，有关真理最终会获胜，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以及人性本善、是环境将人变坏的信念。9威尔逊为“进步主义”而展开的奋斗，正应了英国左翼作家威尔斯作品的一贯主题：致力于建设一个有计划的世界国家的科学之士与企图恢复旧秩序的反革命分子的对立。与威尔斯一样，威尔逊也认为一个“合理的”、有计划的、由科学家和像他这样的学者而不是巫医控制的社会形态乃至国际秩序迟早会获胜，为此他不惜赌上自己的政治生涯与历史地位。
是“行善的政府”，还是半吊子的社会主义？
美国的制宪者们相信“人是全然败坏的罪人”。麦迪逊意识到，“如果人人是天使，就没有必要成立政府了”，所以才要制定宪法、分散权力、承认不会有完美的政府。政府和社会为人们提供运用各自天赋的人权去获取财富和个人幸福的机会，其结果必然是明显的不平等，但严格程序将确保每个人都有机会——平等是机会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与之相反，进步主义者相信“人性本善”，这是一种杜威式的乐观主义。威尔逊在第一次竞选中面对来自右翼的共和党和来自左翼的进步党的竞争，他看到左翼的势力越来越大，就不断往左移动。他提出“新自由”之政纲，一心打造“行善政府”（何为善，只能由像他这样学识渊博的政治领袖来定义），不惜背离美国秩序的根基——他不加掩饰地表示：“我们并不是一定要遵循《独立宣言》的签署者所持的那些原则。”
从十九世纪最后十年到二十世纪前三十年，这一时期的美国总统基本上都是共和党人。除了威尔逊以外，唯一的一个民主党总统是克利夫兰，但克利夫兰是一名强烈的经济保守主义者，以至威尔逊有理由“把自己看作是一八六零年以后的第一个民主党总统”。10
这位早年认为美国的政体不是总统制而是国会制的学者，却在其任上完成了从“国会政体”到“帝王总统”的转变。一旦当上总统之后就竭力反对分权，典型的是“屁股决定脑袋”。威尔逊转而认为“分权的唯一后果，就是造就了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为此不惜破坏三权分立的架构——他居然气势汹汹地威胁反对其政策的国会说：“我要压扁你们。”他认为，总统是“国家真正立场和目标的代言人”，国家所需要的，是“一个与公民要求更为契合的人，一个了解其时代和国家需要的人”。美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行政机关，以用公共政策的形式实现公民利益。11由此，威尔逊首次在美国引入了“行善”的大政府模式。
一九一九年，威尔逊的老朋友雷科德——此人在威尔逊转向进步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致信威尔逊，认为战争是由特权引起的，“而每一个现代国家都受有特权的人们所统治，这些人即是由于拥有铁路、土地、矿山、银行和信贷而控制了工业的人”。所以，要消除战争、消除剥削，就必须控制资本家，将他们的财富收归国有。他建议威尔逊这样立即实施这样的政策，如是后人将会承认他的智慧并称他为“真正伟大的人”。这显然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变种，唯一的区别是雷科德没有提出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将资本家杀掉。
威尔逊回信表示感谢并认同雷科德的看法。一年之后，他与阿克森教授讨论时特别指出：“世界将发生急剧变化。我确信，现在由个人和公司经营的许多事情，将来会不得不由政府办理。譬如，我确信，政府将不得不接管所有的重要自然资源……所有的水利资源、所有的煤矿、所有的油田等。这些均应由国家所有。”那么，这种国有制跟苏俄的国有制究竟有什么差别呢？威尔逊弱弱地辩护说：“如果我在外面讲这些话，人们会说我是个社会主义者，但我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且正因为我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才相信这些。我认为采取此类措施是防止共产主义的唯一方法。”这段话在逻辑上是无法自洽的。就连对威尔逊整体上持肯定态度的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都承认，威尔逊无法将此种想法在美国变成现实，“威尔逊事业的最后一部分工作完全像一个梦游者做的，每天按指定路线不差分毫地重复兜圈子，而思想却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幻境中游荡。”12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威尔逊政府带来了一个扩张权力的机会。最突出的表现是联邦军队的扩充。同时，由于威尔逊任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布兰代斯是典型的左翼自由派（布兰代斯是第一个担任此职的犹太人），其判例完全偏向威尔逊政府，比如，最高法院确认了总统及国会在战争时期管理铁路、通讯和物价的权力。威尔逊对美国宪制的重大破坏，表现在他建立了美国历史上空前的“战时社会主义”的联邦政府。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联邦政府带来的花销超过内战十倍，美国付出的直接代价是一千一百二十亿美元，还不包括美国财政部借给盟国政府的一百亿英镑。战争导致国民自由的戏剧性缩水，“强制”成了一个很大的因素。
威尔逊大刀阔斧地革新了联邦政府。他建立了西方国家第一个政治宣传机构，即“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鼓动爱国性反德情绪，并实施各种资讯审查。威尔逊执政后期完全依赖这个委员会提供的信息作出判断，就如同被一群佞臣包围的昏君。除了公共宣传外，政府还将战争工作引入多个领域。伯纳德·巴鲁克领导的“战时工业委员会”为美国的工厂制定战时目标和政策；赫伯特·胡佛被任命为食品管理局局长，该局鼓励美国民众参与到“无肉星期一”和“无麦星期三”活动中，以为海外部队节省食物；亨利·加菲尔德领导的联邦燃料管理局引入夏时制，并对煤炭和石油实施配给供应来确保军事需求。这些战时国家主义经济和社会管制模式，后来都出现在罗斯福新政中：比如，“战时工业委员会”成为罗斯福新政时期“国家复兴署”的原型，“国家战时劳工部”成了一九三五年《国家劳工关系法》的原型。13
威尔逊对经济一无所知，却执意执掌经济大权。当美国经济表现不佳时，他相信经济上的国有化会有光明前途。他通过《联邦储备法》，设立了一个监控国家货币供应的欧洲式中央银行——联邦储备委员会，“为了普遍的福利”而调控银行业。美联储后来日渐膨胀，成为一个凌驾于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之上的怪兽，如同盘踞在帝国大厦顶端的人猿泰山。经济学家托马斯·伍兹认为，美联储是造成此后多次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却像穿着新装的皇帝，每个人都在自欺欺人，假装没有看到它的丑态，甚至在指责政府措施失败时，都对它避而不谈。在威尔逊任上还通过了美国史上最严厉的禁酒法令，表面上是出于其虔诚的信仰和道德观，实际上是让政府强势介入和管制民众的日常生活。威尔逊也建立了权力无边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发布四百份命令，干预市场经济的运作。他还通过征收累进制的所得税的法令，令联邦政府的财政能力扩展到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地步。
自以为是行善，却是在作恶。英国思想家阿克顿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威尔逊这位一度被认为是“其个人品格可以用圣经中最高贵的语言来形容”的绅士，仍未克服权力对人的腐化——人性本就如此，如果威尔逊持守加尔文主义的人性观，就不会如此盲目自信了，因为加尔文认为人性本罪。总统权力在威尔逊任内大肆扩张。他曲解式地引用伯克的话来为其扩权辩护：“一般来说，权力是赋予国家精明和正直的部长们的，甚至法律的各种应用和力量也取决于行政权。没有权力，共和国不过是一纸空文，而不是一个活泼能动有效的组织。”他认为，只有将权力授予明确、果断地行使权力管理国家的首脑和部门，才能使国家权力机构有活力的高效运转。在其总统任期的最后岁月里，他竭力神化总统的权势，“他本人易于产生非常强烈的内疚心情，把对完美无缺的正义的要求突出提到国家事务中，使他逐渐失去宽容的度量”。
一九一九年十月二日，威尔逊再一次发生严重的中风，左半边身子完全瘫痪，左眼也失明。他却竭尽全力欺骗选民，拼命掩盖自己病入膏肓、已无法处理国政的真相。威尔逊的晚年是在中风后的病痛和众叛亲离的苦毒总度过的，他跟所有的朋友都绝交了，连内阁的部长们都很难见他一面。他拒绝辞职，将国事委托给夫人处理——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其夫人伊迪思·威尔逊实质上是美国的第一任女性总统，她扮演这个角色长达十八个月之久。14国务卿蓝辛建议总统按照宪法有关条款行事——总统无法视事之时，由副总统来暂代总统之职，却立即遭到解职。
即便在这样的状态下，威尔逊企图参选第三个总统任期，却被已分崩离析的民主党抛弃。随即，延续其加入国际联盟政策的民主党候选人在总统竞选中惨败。在黯然离开白宫时，威尔逊对同党的议员说：“此后不必再跟我联络了。”法国驻华盛顿大使如此形容说：“假如他生在几个世纪之前的话，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暴君，因为他根本不认为自己会犯错。”
学生们经过中华门到棋盘街，向东到了外国使馆云集的东交民巷西口。使馆警察阻止学生进入这块享受治外法权的地方。与使馆官员通过几次电话后，学生们选出四名代表（其中包括张国焘和罗家伦，他们日后分别加入共产党和国民党阵营，在中国现代史上发挥重要作用）进入美国使馆陈述学生的意愿。美国公使芮恩施不在，学生代表留下说帖。说帖强调，既然美国参加一战的原因是“支持民族之独立，与人类之公权，及世界和平之局”，那么中美两国就是“抱同一主义而战”，美国理应在巴黎和会上“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1
芮恩施公使是一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大学教授，对中国充满同情，他颇有先见之明地警告白宫和国务院：“如果日本无所顾忌……那么严重的武装冲突在这一代就不可避免了。公正地解决中国的事务，欧洲没有一个问题能和这件事的重要性相比，这关系到世界的和平。”当时，美国使馆内建有一座巨大的无线电台，可以与美国本土直接联系。芮恩施迅速将中国学生的心声送达国务院，但威尔逊是否获知这一讯息则不得而知。
与此同时，在巴黎，一个二十八岁的、瘦弱的越南人阮必成（后来，他以“胡志明”这个名字登上历史舞台）写了一封名为《安南人民的主张》的请愿书，递交给巴黎和会的领袖们。这个十五岁就参与抗法斗争的越南小伙子，在过去数年间靠在远洋轮船上做厨师、杂役、锅炉工等维持生活。他在请愿书上署名“阮爱国”，代表所有越南的爱国者，提出越南独立自主等八项要求。他要求面见威尔逊，为此租了一套燕尾服。这一会面并未实现，威尔逊或许从未读到这份请愿书。
比起中国人和越南人来，对威尔逊寄予更大期望的是韩国人。在日本殖民统治下苦苦挣扎的韩国人，致信威尔逊说，总统阁下“曾经极其真诚地表示，所有拥有各自独特语言、文明与文化的同质民族，都应该允许其独立”，所以美国应该“听取因日本的阴谋不幸沦为殖民地的韩国的请愿，呼吁恢复韩国的独立和自由”。这份用法语写成的请愿书，至今仍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
不仅中国人、越南人、韩国人，世界各地受殖民、遭压迫、被边缘化及无国籍的民族，包括阿拉伯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库德人以及其他众多民族，无不对威尔逊和巴黎和会寄予厚望。然而，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希望的火花转瞬即逝，失望却转化为持久而深切的怨恨，这种怨恨形成的“反美主义”意识形态将改变此后百年世界史的走向。
“好心办坏事”的始作俑者正是当时在全球享有崇高声望、作为一战拯救者和世界和平缔造者的威尔逊。威尔逊倡导的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看似无比美好，却偏离了美国立国根基和英美保守主义传统，这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识形态都是二十世纪新出现的“进步主义”（本书中论及的“进步主义”，大致等同于英美语境下的“自由主义”及左翼意识形态，正如欧威尔所说，左派的关键词是“进步”、“民主”和“革命”，几乎每个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是“进步的”，至少希望被别人认为是进步的）。它们同时并存于威尔逊身上，就如同金庸小说中老顽童周伯通的左右手互搏。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像罂粟花一样，美丽却危险。威尔逊将它们从潘多拉魔盒中释放出来，却不知道如何收回去。他向全世界展示了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一体两面的“威尔逊和平”，他的个人魅力和美国的实力以及当时的国际现实却不足以维持这种脆弱的和平。未来的世界将深受其害。
威尔逊以“进步主义”治国并推展外交政策，为达至崇高的目标不惜使用自欺欺人的手段，却不知道手段的卑劣必将毁灭目标的崇高。美国精神的败坏，不是始于二零二零年总统大选中系统性的作弊及其引发的宪政危机，不是始于奥巴马或克林顿，甚至也不是始于小罗斯福，而是始于威尔逊。终极的败坏，乃是理念的败坏。
从“冷静和自我克制”的英国传统到欧洲式的“进步主义”
威尔逊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拥有哲学博士学位的美国总统（他以博士论文《国会政体：对美国政治的研究》获得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和历史科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但他执政之后却从不尊重国会的权力），更拥有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和新泽西州长的完美履历。2
比这些看得见的光环更重要的是，威尔逊早年曾拥有过虔诚的加尔文教派信仰及观念秩序。他的父亲是美南长老会的牧师及首席常任秘书，他的母亲是长老教会牧师的女儿，加尔文教徒的精神在其父母胸中燃起明亮的经久不息的火焰。因此，威尔逊自幼懂得把人生看作是实现上帝意志的过程。3
威尔逊小时候深受阅读障碍之苦，经过不懈努力乃成为杰出的学者和演讲家。就像威尔逊的政治根基在南方一样，他遵循的思想传统是英国式的。他喜欢英国思想家的有意识的保守传统。美国的民主传统中，威尔逊最喜欢的就是其与英国传统的大致相似之处。英美两国的政治体制都是在从容不迫深思熟虑的基础之上，在习惯和惯例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威尔逊说：“我们把自己视作地道的民主派，而实际上我们充其量不过是进步的英国人而已。”他更指出，美国的民主政治与中欧那种争取民主的狂暴行动在思想上没有共通之处：
法国大革命期间爆发的民众运动与我国政府的建立，二者几乎毫无共通之处。我们对于一七八九年的记忆与欧洲人对于这酝酿着风暴的年头的记忆是完全不同的。早在一百多年前我们就已显示出我们具备欧洲人已经逝去的东西，即冷静和自我克制。在关起门来自成一体的瑞士之外，民主在欧洲总是作为破坏性力量以反叛的形式出现的；甚至很难说欧洲的民主有一个有组织的发展时期……而在美国和英国各殖民地，民主在一开始就有着真正的有组织的发展，运动过程中没有急剧的革命；无须推翻其他政体，所需要的只是自身的组织。这种民主无须建立而只需扩散，进行自治。4
威尔逊赞同埃德蒙·伯克对法国思想的痛恨，认为法国哲学是“极其有害的和腐败的”、“任何国家都不能按照这种哲学的原则来管理”。他赞扬伯克是真正的英国人，“英国历史中有一个反对革命的连续的主题”。威尔逊从伯克等英国思想家那里学习到很多重要的东西；他把英国政治家奉为楷模，并把英国宪法看成是治理国家最好的法律。
诉诸美国历史，威尔逊认为，杰斐逊未能理解英国传统是其主要不足之处，法国思辨哲学“像一种虚假的音调贯穿于他的全部思想”，所以“他虽然是一位伟人，但不是一位伟大的美国人”。威尔逊在维吉尼亚大学学习法律的时候，甚至不屑于爬上几步山路到蒙蒂塞洛去参观杰斐逊故居。后来，威尔逊在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期间所做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向美国人民介绍英国人办大学的思想，他喜欢的娱乐活动是口袋里装着一本《牛津英语诗歌选》骑着自行车在湖区闲逛。5
威尔逊还有另一个自觉的身份定位，那就是“南方人”，“南方人似乎天生就关心公共事务”，而且天生就是保守派。他把法律当作通往政治的路径：“我选定的职业是政治；我学习的却是法律。我学习法律是因为我认为这可以使我从事政治。”日后，他果然如愿以偿。
然而，威尔逊在“英国人”前面加上“进步”之定语，让“英国人”的特质发生了可怕的偏差，因为真正的“英国人”对“进步”持怀疑态度。
威尔逊一直对宗教抱有热情，“他不曾有志于成为牧师，但他把政治变成传播心灵的启迪的手段，变成表达新教徒强烈的『行善』愿望的手段”，他的外表看上去内敛而冷漠，内心却充满浪漫激情，他将这种浪漫激情转化为对“进步”愿景的追求。当他成为第一位将“进步主义”当做国家政策的总统时，灾难便不可遏制地降临了。
威尔逊在学术上的代表作是《美国人民史》，在其学术和政治生涯中，他未能持守加尔文教义和英国传统（他的家族来自苏格兰），未能抵御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来势汹汹的左翼进步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侵蚀，“他的信仰从美国进步派发展到国际社会民主派的观点”，进而与美国宪法及其所代表的人性论及有限历史观决裂，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将其形容 为“作为自由主义者的保守派”。一点也不奇怪的是，威尔逊后来成了民主党人。
政治观念的紊乱，始于基本信仰的动摇。威尔逊深受其叔叔、因鼓吹现代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而被神学院解雇的神学教授詹姆斯·伍德罗的影响，认为坚守神创论是“无知和愚昧”，“地狱只是一种思想状态”，进化论中科学家的理想高于《圣经》。他非常迷恋“进步”这一十九世纪晚期形成的概念， 有一次甚至以《圣经和进步》为主题对一群长老会基督徒发表演讲。他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上第一位未按立为牧师的校长，竭力淡化和去除大学的宗教及教派色彩。6
有历史学家认为，威尔逊个人的神学观是全盘接受加尔文的预定论，他坚信，“如果我的生命不是为了宗教的驱动力而存在，那我这辈子就不值得过”，如果有不幸的事情发生在国家或个人身上，那么“这是神的心意。”7但实际上，这个观点并非加尔文的预定论，而是听天由命的宿命论——不承认人的罪性，就不可能相信上帝的预定和白白赐予的恩典。终其一生，威尔逊每天都祷告、读经（他一生用破了两、三本《圣经》）和参加教会礼拜，但其基督信仰已蜕化到“行礼如仪”的地步。
威尔逊身上确实有一种自以为是的倾向，一种自命不凡的傲慢与矜持，装模作样，貌似正人君子（自以为义），这种倾向一直都有，随着大权在握而变本加厉。8威尔逊所信奉的“进步主义”跟英国和美国的传统无关，跟加尔文主义无关，它来自欧洲（尽管它表面上反对欧洲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用奥威尔的话来说，整个左翼的意识形态，不论是科学的还是乌托邦的，都是极端主义的。左派从自由主义那里继承了一些很成问题的信念，比如说，有关真理最终会获胜，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以及人性本善、是环境将人变坏的信念。9威尔逊为“进步主义”而展开的奋斗，正应了英国左翼作家威尔斯作品的一贯主题：致力于建设一个有计划的世界国家的科学之士与企图恢复旧秩序的反革命分子的对立。与威尔斯一样，威尔逊也认为一个“合理的”、有计划的、由科学家和像他这样的学者而不是巫医控制的社会形态乃至国际秩序迟早会获胜，为此他不惜赌上自己的政治生涯与历史地位。
是“行善的政府”，还是半吊子的社会主义？
美国的制宪者们相信“人是全然败坏的罪人”。麦迪逊意识到，“如果人人是天使，就没有必要成立政府了”，所以才要制定宪法、分散权力、承认不会有完美的政府。政府和社会为人们提供运用各自天赋的人权去获取财富和个人幸福的机会，其结果必然是明显的不平等，但严格程序将确保每个人都有机会——平等是机会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与之相反，进步主义者相信“人性本善”，这是一种杜威式的乐观主义。威尔逊在第一次竞选中面对来自右翼的共和党和来自左翼的进步党的竞争，他看到左翼的势力越来越大，就不断往左移动。他提出“新自由”之政纲，一心打造“行善政府”（何为善，只能由像他这样学识渊博的政治领袖来定义），不惜背离美国秩序的根基——他不加掩饰地表示：“我们并不是一定要遵循《独立宣言》的签署者所持的那些原则。”
从十九世纪最后十年到二十世纪前三十年，这一时期的美国总统基本上都是共和党人。除了威尔逊以外，唯一的一个民主党总统是克利夫兰，但克利夫兰是一名强烈的经济保守主义者，以至威尔逊有理由“把自己看作是一八六零年以后的第一个民主党总统”。10
这位早年认为美国的政体不是总统制而是国会制的学者，却在其任上完成了从“国会政体”到“帝王总统”的转变。一旦当上总统之后就竭力反对分权，典型的是“屁股决定脑袋”。威尔逊转而认为“分权的唯一后果，就是造就了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为此不惜破坏三权分立的架构——他居然气势汹汹地威胁反对其政策的国会说：“我要压扁你们。”他认为，总统是“国家真正立场和目标的代言人”，国家所需要的，是“一个与公民要求更为契合的人，一个了解其时代和国家需要的人”。美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行政机关，以用公共政策的形式实现公民利益。11由此，威尔逊首次在美国引入了“行善”的大政府模式。
一九一九年，威尔逊的老朋友雷科德——此人在威尔逊转向进步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致信威尔逊，认为战争是由特权引起的，“而每一个现代国家都受有特权的人们所统治，这些人即是由于拥有铁路、土地、矿山、银行和信贷而控制了工业的人”。所以，要消除战争、消除剥削，就必须控制资本家，将他们的财富收归国有。他建议威尔逊这样立即实施这样的政策，如是后人将会承认他的智慧并称他为“真正伟大的人”。这显然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变种，唯一的区别是雷科德没有提出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将资本家杀掉。
威尔逊回信表示感谢并认同雷科德的看法。一年之后，他与阿克森教授讨论时特别指出：“世界将发生急剧变化。我确信，现在由个人和公司经营的许多事情，将来会不得不由政府办理。譬如，我确信，政府将不得不接管所有的重要自然资源……所有的水利资源、所有的煤矿、所有的油田等。这些均应由国家所有。”那么，这种国有制跟苏俄的国有制究竟有什么差别呢？威尔逊弱弱地辩护说：“如果我在外面讲这些话，人们会说我是个社会主义者，但我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且正因为我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才相信这些。我认为采取此类措施是防止共产主义的唯一方法。”这段话在逻辑上是无法自洽的。就连对威尔逊整体上持肯定态度的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都承认，威尔逊无法将此种想法在美国变成现实，“威尔逊事业的最后一部分工作完全像一个梦游者做的，每天按指定路线不差分毫地重复兜圈子，而思想却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幻境中游荡。”12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威尔逊政府带来了一个扩张权力的机会。最突出的表现是联邦军队的扩充。同时，由于威尔逊任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布兰代斯是典型的左翼自由派（布兰代斯是第一个担任此职的犹太人），其判例完全偏向威尔逊政府，比如，最高法院确认了总统及国会在战争时期管理铁路、通讯和物价的权力。威尔逊对美国宪制的重大破坏，表现在他建立了美国历史上空前的“战时社会主义”的联邦政府。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联邦政府带来的花销超过内战十倍，美国付出的直接代价是一千一百二十亿美元，还不包括美国财政部借给盟国政府的一百亿英镑。战争导致国民自由的戏剧性缩水，“强制”成了一个很大的因素。
威尔逊大刀阔斧地革新了联邦政府。他建立了西方国家第一个政治宣传机构，即“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鼓动爱国性反德情绪，并实施各种资讯审查。威尔逊执政后期完全依赖这个委员会提供的信息作出判断，就如同被一群佞臣包围的昏君。除了公共宣传外，政府还将战争工作引入多个领域。伯纳德·巴鲁克领导的“战时工业委员会”为美国的工厂制定战时目标和政策；赫伯特·胡佛被任命为食品管理局局长，该局鼓励美国民众参与到“无肉星期一”和“无麦星期三”活动中，以为海外部队节省食物；亨利·加菲尔德领导的联邦燃料管理局引入夏时制，并对煤炭和石油实施配给供应来确保军事需求。这些战时国家主义经济和社会管制模式，后来都出现在罗斯福新政中：比如，“战时工业委员会”成为罗斯福新政时期“国家复兴署”的原型，“国家战时劳工部”成了一九三五年《国家劳工关系法》的原型。13
威尔逊对经济一无所知，却执意执掌经济大权。当美国经济表现不佳时，他相信经济上的国有化会有光明前途。他通过《联邦储备法》，设立了一个监控国家货币供应的欧洲式中央银行——联邦储备委员会，“为了普遍的福利”而调控银行业。美联储后来日渐膨胀，成为一个凌驾于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之上的怪兽，如同盘踞在帝国大厦顶端的人猿泰山。经济学家托马斯·伍兹认为，美联储是造成此后多次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却像穿着新装的皇帝，每个人都在自欺欺人，假装没有看到它的丑态，甚至在指责政府措施失败时，都对它避而不谈。在威尔逊任上还通过了美国史上最严厉的禁酒法令，表面上是出于其虔诚的信仰和道德观，实际上是让政府强势介入和管制民众的日常生活。威尔逊也建立了权力无边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发布四百份命令，干预市场经济的运作。他还通过征收累进制的所得税的法令，令联邦政府的财政能力扩展到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地步。
自以为是行善，却是在作恶。英国思想家阿克顿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威尔逊这位一度被认为是“其个人品格可以用圣经中最高贵的语言来形容”的绅士，仍未克服权力对人的腐化——人性本就如此，如果威尔逊持守加尔文主义的人性观，就不会如此盲目自信了，因为加尔文认为人性本罪。总统权力在威尔逊任内大肆扩张。他曲解式地引用伯克的话来为其扩权辩护：“一般来说，权力是赋予国家精明和正直的部长们的，甚至法律的各种应用和力量也取决于行政权。没有权力，共和国不过是一纸空文，而不是一个活泼能动有效的组织。”他认为，只有将权力授予明确、果断地行使权力管理国家的首脑和部门，才能使国家权力机构有活力的高效运转。在其总统任期的最后岁月里，他竭力神化总统的权势，“他本人易于产生非常强烈的内疚心情，把对完美无缺的正义的要求突出提到国家事务中，使他逐渐失去宽容的度量”。
一九一九年十月二日，威尔逊再一次发生严重的中风，左半边身子完全瘫痪，左眼也失明。他却竭尽全力欺骗选民，拼命掩盖自己病入膏肓、已无法处理国政的真相。威尔逊的晚年是在中风后的病痛和众叛亲离的苦毒总度过的，他跟所有的朋友都绝交了，连内阁的部长们都很难见他一面。他拒绝辞职，将国事委托给夫人处理——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其夫人伊迪思·威尔逊实质上是美国的第一任女性总统，她扮演这个角色长达十八个月之久。14国务卿蓝辛建议总统按照宪法有关条款行事——总统无法视事之时，由副总统来暂代总统之职，却立即遭到解职。
即便在这样的状态下，威尔逊企图参选第三个总统任期，却被已分崩离析的民主党抛弃。随即，延续其加入国际联盟政策的民主党候选人在总统竞选中惨败。在黯然离开白宫时，威尔逊对同党的议员说：“此后不必再跟我联络了。”法国驻华盛顿大使如此形容说：“假如他生在几个世纪之前的话，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暴君，因为他根本不认为自己会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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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与国际联盟：世界史上昙花一现的“威尔逊时刻”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威尔逊及其庞大的代表团乘坐的“华盛顿号”抵达法国港口布列斯特。不计其数的法国居民身穿五颜六色的当地传统服装到港口迎接，人们不停地欢呼：“美国万岁！威尔逊万岁！”
美国这个大洋彼岸的年轻国家，第一次被欧洲人当做救星。美国确实是欧洲的救星——若非潮水般的美军被投入西线战场，在俄国爆发革命并退出战争之后，德国从东线调回的军队发起凌厉的攻势，士气低落的英法联军恐怕难以抵挡。美国的参战，是影响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力量，军事史家李德哈特指出：“如果欠缺美国的经济援助，美国未派兵使联军在数量上居于优势，尤其在精神上使联军收到鼓舞，胜利不可能取得。”15
威尔逊一行的专列抵达巴黎后，他受到更为盛大的欢迎。礼炮响彻整个巴黎，宣告美国总统的到来，一名在法国的美国人描述说：“对巴黎人来说，这真是最难忘、最富激情、最有好感的游行，我从未听说，更别提看到过这种场面了。”法国总理克里蒙梭不无嫉妒地说：“威尔逊认为他是另一个耶稣基督，来到地球拯救人类。”16
威尔逊之前的美国总统，对参与国际事务（尤其是欧洲事务）兴趣索然，威尔逊本人在战前也是如此，他在一九一三年就职典礼前夕对朋友说：“如果我的政府不得不主要处理外交事务的话，那将是命运的讽刺。”命运确实如此讽刺了他：与后来的小罗斯福一样，威尔逊以承诺不让美国卷入欧战而当选（他在竞选演说中表示，若美国参战，对美国和世界而言都将是一场灾难，他的竞选广告是“他使我们远离战争”），在其任上却将数百万美国青年派往欧洲大陆作战。
多达十一万六千多名美军丧生欧洲战场，此前从来没有哪场海外的战争让美国军队遭受如此惨重的伤亡。威尔逊对战死异乡的美国官兵心怀内疚，在苏里斯尼斯美军墓地，他痛苦地喊道：“我把这些孩子弄到这里来送死，我曾经到这里来作出保证，现在我还能说一句与这种保证前后矛盾的忠告吗？”在普韦布洛中风那天发表的长篇演说中，他令人惊奇地坦白说：“在法国战场上失去了儿子的母亲们来到我身边，拉住我的手，不仅眼泪滴在我的手上，而且还对我说：『总统先生，愿上帝保佑你！』她们为什么祈求上帝保佑我呢？是我要美国国会造成了参战的形势，结果导致她们的儿子们阵亡。”17没有什么像战争那样，彻底粉碎乌托邦幻想，将理想主义转变为现实政治，将善意转变为怨愤。
欧战不是威尔逊第一次发动的对外战争。再此之前，他已多次出兵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尼加拉瓜、海地等国，历史学家沃尔特·拉伯夫将其形容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干涉主义者”——尽管威尔逊信誓旦旦地反对帝国主义，承诺美国“不再会通过征服来多求一英呎的土地”，但他解释说他要“教导拉美人民如何选出一位好人”。
美国到遥远的欧洲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国由“美洲的美国”、“门罗的美国”，摇身一变成为“世界的美国”、“威尔逊的美国”。这是美国第一次参与乃至主导塑造全球秩序，这是《西伐利亚条约》和维也纳会议之后国际秩序的最大变动。在作家威尔斯看来，威尔逊“一度成为全人类的化身。或者说，至少他似乎象征着全人类。在那短暂的时期中，全球有一股非同寻常的重要浪潮在呼应着他。局势是如此热切，以至于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去接受和赞美威尔逊——或以一句成语，或以一个手势”。似乎，威尔逊心目中的“世界政府”如同一个让人惊艳的宁馨儿，即将呱呱坠地。
威尔逊率领庞大的团队参加巴黎和会，也标志着美国总统在外交事务中开始拥有庞大而基本不受约束的权限。从此，美国虽然只有一个总统（President），但却有两个总统职位（Presidents），一个对内，一个对外。威尔逊专横而跋扈，拒绝任何一位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同行。当然，最终他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国会以绝对多数否决了他在巴黎和会上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包括国际联盟条约与凡尔赛和约。
当威尔逊启程前往法国参加巴黎和会时（他是首位在任内出访的美国总统，他在巴黎足足停留了六个月，是美国有史以来在海外停留时间最长的在任总统），当威尔逊发表《十四点和平计划》时，“世界迎来了『威尔逊时刻』——这个词汇捕捉到这样的事实，即美国总统威尔逊在这个段期间成为全球数百万人的偶像，以及与多数人共同展望的『奠基于自决原则的公正国际社会』，并成为此一愿景的最佳代言人。而且威尔逊的名字——在许多情况下——他的形象化作那些理念的象征与概括，且在一段短暂但关键的时期里，威尔逊更成为国际事务新时代的先驱。”18在威尔逊之前，在美国国内，能够以总统之名命名的时刻，唯有“华盛顿时刻”和“林肯时刻”而已，而“威尔逊时刻”已然溢出美国国境和美国国内政治，成为一个世界史的焦点。
威尔逊提出以《十四点和平计划》重建欧洲乃至世界秩序。其核心内容是：建立国际联盟，提供集体安全保障，要像运行良好的公民社会一样，由政府、法律、法庭以及警察保障安全。威尔逊认为，对这场刚刚结束的致命且具有毁灭性的世界大战而言，竞争型的联盟体系恰恰是主要的诱因之一，因此他力图废除这一旧体系。旧制度——势力均衡原则——失败了太多次，必须被抛弃；国家间的和解应当基于新的原则，也就是正义和宽容的原则。威尔逊及其支持者相信，在国际联盟这一合作型安全的新型包容体系内，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将参与其中，它代表着对国际体系稳定的一种更加有效的保证，远远优于声名狼藉的均势体系。少部分国家结成的联盟将被所有国家创建的“世界同盟”所取代。国家间的争端将被提交到国际联盟，其目的就是通过谈判达成和平的解决方案。19
威尔逊倡导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背后，隐藏着精心设计的目标，那就是使美国成为全球领袖，按美国的想法重塑战后世界。20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作为对参议院施压的回应，威尔逊在巴黎的谈判中坚持保留国际联盟宪章第二十一条，其中规定：为保证和平，宪章的任何内容都不“影响国际条约的合法性，如仲裁条约和门罗主义等区域性谅解”。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保证世界特定区域（这里指西半球）的一群国家，有权设计自身的安全条约，从而把区域外的国家排挤出去。21
威尔逊天真而固执的国际主义在欧洲偏偏寸步难行，没有一个欧洲列强愿意全盘接受其建议。在凡尔赛宫，他像其他任何一位政府首脑一样加入了这场推推搡搡的竞争。威尔逊的坚定支持者、新闻记者弗兰克·柯布写道：“在总统与这些总理、外交大臣坐在会议桌前的那一刻，他就失去了所有来自远方和公正的力量。他没有成为人类自由的伟大仲裁者，而仅仅变成了一个要对付其他谈判者的谈判者。”
巴黎和会所达成的《凡尔赛和约》既不公正也不仁慈。蓝辛提醒总统，和约的各项条款看上去是非常苛刻和带有羞辱性的，它们中的许多条款根本不能执行。威尔逊回答说，和约出自“上帝之手”。然而，这份和约让被迫接受它的自由民主的魏玛共和国在德国人民眼中失去了合法性。德国人怨声载道，希特勒趁虚而入，称签字者为“十一月的罪人”。巴黎和会达成的短暂和平，甚至不比上世纪末期维也纳和会达成的和平——法国的福煦元帅直率地评论说：“这不叫和平。这叫停战二十年。”
威尔逊认为，《凡尔赛和约》是属于劳合·乔治和克里孟梭的，但国际联盟是属于他自己的。他有一种几乎是宗教上的虔信，认为他有能力以国际联盟的形式实现一种新式的“国家间的和谐”。但是，美国国会断然否决美国加入该组织——威尔逊企图将美国加入国际联盟这一条款塞入《凡尔赛和约》并拒绝对此做出任何妥协，让参议院与之分道扬镳。威尔逊为此展开一场全国巡回演讲，希望得到民意的支持，却徒劳无功。他在中途中风倒下，从此缠绵病榻。
国际联盟成立了，总部设在日内瓦，在其建立的一九二零年，其成员国达四十八个。但人们只能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继续威尔逊所憧憬的世界新秩序。
国际联盟更为致命的缺陷在于，威尔逊精心打造的是一个非常容易破碎的“玻璃百宝盒”。当时，法国代表莱昂·布尔热瓦建议，为了使得国际联盟能够拥有必要的军备来推行其命令，应快速部署一名总参谋长和一支常备军事力量以应对侵略。然而，威尔逊愤怒地否决了将这种想法引入一个旨在保卫世界和平的组织，他将其视为军国主义的灵魂。结果，当道义劝说和经济压力无法保证和平时，国际联盟缺乏通过使用军事力量来击退侵略的关键权力。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随着德国的重新武装和欧洲军备竞赛的重新兴起，再加上日本侵略中国以及在太平洋上再次扩充军备，致力于合作型安全的国联被谴责置身事外，而列强们则在囤积武器准备大战。22
“威尔逊时刻”很快以雪山消融般的崩解告终。如同王莽恢复古制、“以『德』治国”却导致西汉帝国的覆亡；威尔逊“以『德』组建国际秩序”的白日梦，埋下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崛起的隐患，巴黎和会刚刚落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枪炮声就从远方隐隐传来，威尔逊对一战的定义“一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成为历史笑柄。历史学家本内特评论说：“没有人比威尔逊更应为丧失和平负责。这是他的悲剧——也是我们的。” 23
没有公民德性，民族自决变成种族屠杀
威尔逊失败，是因为他背离了美国人习以为常的保守主义观念秩序。他对人性抱有过于积极乐观的期待，陷入民族自决、万国平等的想像，这种理想主义迷人而危险。美国外交政策学者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认为，威尔逊主义亚文化最初发端于分离主义分子对信仰清教的新英格兰的忠诚，并在逐渐衰落的美国加尔文主义漫长而淡薄的余晖中得到了发展。这个看法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米德未能洞悉清教徒和加尔文主义人性论的核心——清教徒和加尔文主义对“人性本恶”的坚信，显然与威尔逊的“全球社会向善论”背道而驰。
威尔逊主义认为，美国负有向全世界传播美国民主和社会价值观、创造接纳法治的和平国家社会的道德义务和重要国家利益，而促进民主和防止战争是相辅相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威尔逊主义确实与美国的传教士传统有关。历史学家布尔斯廷在《民主历程》中指出，传教活动是理解美国与世界交往的核心因素。传教士及其朋友、支持者、在美国国内拥有相同价值观的其他人不仅影响美国对一些具体国家的政策，而且为美国整体外交政策建立了广泛的概念——美国既是灯塔，更是救星，尤其是对那些非民主的国家的民众而言。他们相信，当前的任何弱点或缺陷都不能推翻美国向世界各地传播民主革命的权力、义务和使命。
然而，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和西方的传教运动，其背后的动力是受进步主义浸染的社会福音运动，“社会”先于“福音”本身就说明“福音”不再纯正，很多传教士也俨然将自己而不是上帝视为落后国家和民族的救星。当他们的影响力溢出教会，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时，负面效应就鲜明地呈现出来。
威尔逊主义固然是根植于美国的文化和历史的真实的存在，但它不能一家独大（在威尔逊执政时期就是如此），它必须受到其他立场的制约，比如重视本国经济利益的汉密尔顿主义、更关心国内安全的杰斐逊主义和以美国人民的利益为首的杰克逊主义。24
威尔逊以为理想主义是美国人最显著的性格特征，其实，美国人在理想主义之外还有一种谨慎而悲观的现实主义——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就是：“美国人的想象力，即使飞翔得很高时，也是小心谨慎和迟疑不决的。它的行动受到束缚，它的目标难以达到。这些谨小慎微的习惯，也见于政治社会，并对国家的安定和所定的制度的持久产生极为有利的影响。”制宪者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加尔文主义者，基于人性中的幽暗意识，在制宪过程中重点考量的不是缔造一个无所不能的大政府以及赋予总统以国王般的权力，而是如何将权力关进笼子里，防止出现多数人的暴政和民主的暴政。
从本质上来说，美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共和国、联邦国和宪政国。威尔逊以为民主是美国的首要特征，要将美国式的民主向全球推广——这种传教士般的热情和正义感，看似高尚，一旦成为国家外交政策的原则，必将带来巨大灾祸。与威尔逊相似的自信满满的宣告，出现在小布什第二个总统任期的就职宣言中，那似乎是干涉主义的宣言：“美国的关键利益和最深的信仰是一体的。从诞生之日起，我们就宣布世间所有男女都有权利、尊严和无可匹敌的价值，因为他们都背负着造物主的形象。世代以来，我们都宣扬自治的必要，因为没有人适合当主人，没有人应当为奴。传播这些理念是美国得以创立的使命。”小布什以此理论为其轻率地发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作出辩护。他宣称，美国负有某种神谕式的使命：“美国的政策是在每个国家和文化中寻找、支持民主运动和机构的发展。”而奥巴马也试图通过支持阿拉伯之春运动来改变中东的政治制度和势力叛徒。然而，他们都忘记了托克维尔至关重要的论述：民主在美国的成功得益于新教伦理及其塑造的公民美德，如果没有这种公民美德，任何国族的人们既无法享受自由，也无法维持独立。美国经验在价值上是普世的，却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换言之，并不具备对所有国家的普适性，它受限于不同的民情秩序。小布什和奥巴马都犯了跟威尔逊一样的错误：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未能给这两个国家带来稳定的民主制度，阿拉伯之春最终痛苦地演变成漫长而严酷的阿拉伯之冬（尤其是在叙利亚与利比亚等国）。
威尔逊以为“民族自决”是一个美好且可以实现的原则，却没有料到它如同一颗被引爆的炸弹，“我宣称所有民族都有自决权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有如此多的民族会接连不断地找上我们”。当追求独立而被英国政府镇压的爱尔兰人前来向威尔逊寻求帮助时，威尔逊却不敢跟最亲密的盟友英国翻脸，只能冷冷地拒绝他们，却宛如自己打自己耳光。国务卿蓝辛质疑说：“总统在说『自决』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个什么单位？是人种、地区，还是团体？”蓝辛认为，威尔逊使用这个词语是个灾难：“这种说法只会带来永远无法实现的希望，我担心千万条生命会因此而葬送。 有人为了这个原则会不惜诉诸武力，但理想主义者无视这种危险，等意识到这一点时，一切都太迟了。最终『自决』必然落得万众唾弃的下场，被人们当成理想主义者的春秋大梦。”蓝辛进而质问：是什么造就了民族？是像美国那样，一种共有的公民权？还是像爱尔兰那样，一个共同的族群？如果它不是自治，那么应当改为自治吗？要是这样的话，自治到什么程度才够用？不管怎么定义，一个民族能在一个更大的多民族国家中幸福地生活吗？25
威尔逊故意不对“民族自决”作出清晰界定，他也拒绝回答蓝辛的一系列追问。“民族自决”这种二十世纪的意识形态，比后来出现的核武器的威力还要大，它拉枯摧朽般地加速了俄罗斯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四大帝国解体。在帝国解体所留下的真空中，十个新的民族国家脱颖而出，但和平并未降临，反倒陷入更残暴、更恐怖的战乱之中。从战败国所处的东欧、中欧到南欧连接形成“弧形暴力地带”，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三年，以及一九三零年代以来再度爆发的武装冲突中，平民遭到杀害的数字普遍都超过士兵阵亡的人数，这一现象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布尔什维克革命及其反革命，种族清洗，国家间的疆域争端，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各种不同形式的战争和暴力冲突，几乎都带有种族或阶级屠杀的色彩：中欧和东欧大部分新兴民族国家内部都发生了规模空前（却非绝后）的反犹运动和对犹太人的屠杀，按照近代民族国家模式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大肆屠杀亚美尼亚人和库德人。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像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这样刚刚从帝国重压下获得独立地位的民族国家，却又急不可耐地迫害其境内的少数族裔（这些少数族裔反倒怀念在作为仁慈帝国的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旧日时光）。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短暂获得独立地位的波兰，俨然以缩小版的多民族帝国自居，对其境内的犹太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竭尽压迫、歧视和羞辱——就如同后来经过越战获得统一的越南，摇身一变成为中南半岛的“小中华”，对柬埔寨、老挝、泰国等邻国颐指气使乃至兵戎相向。国家，和民族一样，也是随时间而改变的，当人们认为国家的权力是合法的，它就是合法的。每当民族复兴浪潮涌来，知识阶层就暴露在大规模清洗的危险中。针对阶级身份而实施的屠杀是这个世纪的新现象，不仅知识分子，而且富人（农村的地主和城市的资产阶级）也沦为清洗的对象。26
没有清教徒传统，无法产生美国式的公民美德；没有公民美德，法律和秩序乃一纸空文。历史学家罗伯·葛沃斯指出，全球帝国瓦解、民族国家兴起以及暴力循环升级，起源都是一九一八年的“威尔逊时刻”。一战和二战之间的一系列小规模的战争及内乱带来致命遗产——渗透了国内与国际冲突中的新暴力逻辑：所有国家都要经过整肃，清除掉在种族与政治上不受信任的群体（“劣等居民”和“敌方平民”），以达成某种“净化过的社会”。27希特勒的种族主义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威尔逊固然不需要为希特勒的大屠杀负责，但是，在“威尔逊时刻”之后一百年的今天，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冲突、南斯拉夫的内战、车臣战争、“阿拉伯之春”转变为“阿拉伯之冬”、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战争……无一不是对“民族自决”这一貌似进步的理念阴郁的反讽。
美国左翼历史学家布鲁斯·卡明思认为，威尔逊是民族自治的拥护者，被视为美国理想主义外交关系之父，他绝对是美国仅有的，身上既有严格的加尔文主义（其实已经偏离了加尔文神学的核心部分），又有相应的伪善、传教士的热情、高智商、美德、种族歧视（他支持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制度）、侵略性，诸多品格在同一个人身上融合。如果说老罗斯福和马汉代表美国的新生力量，代表着一个全新崛起国家的独断强权政治，代表着美国渴望在世界独立活动；那么，威尔逊在他的时代则代表着更新的东西——国家合作和在进步规则下的全新世界（民族自治、国际联盟），当然，这些规则是由美国制定的，如同制定在一个“各国门户大开的世界”必须遵守的条款、法规。从威尔逊担任总统以来，美国的外交关系就在两种倾向之间摆动：第一种是遵循美国传统的国家主义、民族独立、奉行单边主义；第二种是支持新的大西洋主义、国际主义、多边主义，以及在英美主导的进步思想和法则下建立的世界。28
当威尔逊抵达巴黎时，法国左翼作家罗曼·罗兰用他惯有的华丽言辞将威尔逊形容为先知和救星：“总统先生您被独自赋予了普世性的道德权威。所有人都对您抱有信心。回应这些卑微的希望与请求吧！……华盛顿的后继者、林肯的后继者！您一手掌握的，并非某个政党、某个民族的功业而已，而是全人类的命运！世界各地人民的代表，如今都被召唤到『全人类大会』上来！您崇高的道德良知，广土众民的美国所拥有的光辉前景，是您拥有无上权力，领导这一切！发令吧！向全人类发令！”威尔逊不必为罗曼·罗兰的谄媚之词而感动，过不了几年，罗曼·罗兰又要用同样的献词去歌颂斯大林了。不过，威尔逊在“威尔逊时刻”所受的尊崇和爱戴确实真实存在：英国战时内阁秘书，后来的巴黎和会秘书，莫里斯·汉基勋爵总是在公文包中放在一份“十四点和平计划”，他说这份文件是“道德底线”。全欧洲的广场、街道、火车站及公园都贴着威尔逊的名字，海报上用硕大的字样写着“我们要威尔逊那样的和平”。威尔逊于一九二零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但这个奖已无助于恢复威尔逊头上的神光圈。
其实，威尔逊在启程之前就已意识到其使命有可能失败：“我好像看到了一场辜负众望引发的悲剧——我真心希望自己感觉错了。”一度热情期盼“威尔逊主义”如甘霖般降临的苦难中的中国人、越南人、朝鲜人、印度人和埃及人，并未等来公正与自由。期望破灭的人们对忽悠他们的“画饼充饥”者的仇恨和愤怒，将如同洪水般翻涌澎湃。
巴黎和会上没有战败国的代表出席，也没有推翻沙皇的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与会——欧洲人对马克思所宣称的“共产主义的幽灵”深感恐惧，温斯顿·丘吉尔如此谴责这个幽灵：“文明已经遭受大面积的完全灭绝，而此刻布尔什维克却像一群凶狠的狒狒，在城市的废墟和遇难者的尸体上蹦着、跳着。”
威尔逊听说过列宁这个被德国用密闭火车运回俄国的流亡者的名字，但并未给予更多关注。威尔逊拒绝承认苏联政权，他将之看做是匪徒的政权。一九二零年八月，一份由威尔逊签署的备忘录指出了华盛顿对“新俄国”的立场：“美国政府不可能把俄国的现存掌权者视作一个政府，也不可能同其他友好政府那样，与之建立关系……由于同其愿望相反，所以美国政府认为，俄国的现存政权是在否认所有尊严和善良信仰的原则基础上才建立起来的。”
威尔逊派出三万五千名美军，与英国、日本等协约国军队一同出征俄国，主要目的是避免此前美国援助盟友帝俄的军用物资落入德国（以及似乎是德国盟友的布尔什维克新政权）之手。在北俄罗斯和西伯利亚等地，美国远征军不可避免地与红军几度发生小规模的交手——这是二十世纪美国人与俄国人的第一次对阵，这也是西方对抗布尔什维克行动的序幕。协约国军队对白军将领高尔察克等人提供了有限的支持，却并未主动参与任何主要战役。当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内战中节节胜利之时，威尔逊明智地命令美军从俄国撤离。
一九一九年，在民主或半民主的欧美世界，列宁这个名字意味着意味着野蛮、邪恶和残暴，远远不能与倡导“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原则的威尔逊相提并论。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和平计划，不仅是一种针对中欧君主国的美式方案，更是反对布尔什维克及其“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在威尔逊看来，抵制欧洲布尔什维克化的主要武器在于他的世界新秩序。这种新秩序将融解直至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平协议才出现的列宁的“新俄国”。29然而，对现代化理论作出杰出贡献的美国历史学家阿诺·梅尔指出，一场“威尔逊对决列宁”的生死搏斗已悄然展开，尽管两人终身未曾谋面。这个不单单是两个人、两个领袖、两个国家之间的斗争，而且是两种意识形态、信仰和观念秩序的斗争，这场斗争一直延续到冷战、延续到今日——列宁的帝国虽已解体，但中国部分地继承了此一遗产并将其中国化，进而取代苏联成为美国和西方的“掘墓人”。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极端仇视布尔什维克的威尔逊却发现，自己所倡导的国际新秩序，居然与列宁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两人的对决是在往同一目标的跑道上的竞技。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指出，这两位领导人采用了一种新的民主外交手段，越过政治家而直接求助于其他国家的人民。两人在竞争“人类的选举权”。他们的竞争代表不同的意识形态，但人们可以从这个冷战的前兆中发现，奇怪的是美国和俄国都决心要从欧洲传统大国手中夺取政治和道德上的主动权。30他们都多少用了欺骗的手段，如果说威尔逊是善意的欺骗，列宁就是恶意的欺骗。
在巴黎和会上受伤最深的三个国家，日后都成为美国最顽固的敌人。
在中国，芮恩施早已观察到随着巴黎和会的推进中国民意的转变：“实际上可能没有任何地方像中国这样，对美国在巴黎的领导抱着如此大的希望。中国人信任美国，信任威尔逊总统时常宣布过的原则，他的话语传播到中国最远的地方。”然而，“巴黎和会的老头们的决定”让中国人民感到强烈的失望和惊醒，“自美国参战的时刻起，人们就怀有一种胜利的信心：所有这些牺牲、这些苦难将换取关于世界行为的正义原则，在这些原则下，人类将生活得更幸福，更安全。这种希望现在几乎完全破灭了。”31
当时，第一代接受民族国家理念的中国大学生，如此描述对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和诺言的失望：“全世界本来都倾听威尔逊的话语，像是先知的声音，它使弱者强壮，使挣扎的人有勇气。中国人一再听说过了……威尔逊曾告诉过他们，在战后缔结的条约里，像中国这种不好黩武的国家，会有机会不受阻碍地发展他们的文化、工业和文明。他更告诉他们，不会承认秘密盟约和在威胁下所签订的协定。他们寻找这个新纪元的黎明，可是中国没有太阳升起，甚至连国家的摇篮也给偷走了。”他们抱怨说：“外国仍然是自私和军国主义的，并且都是大骗子。我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们跟政府毫无关系，也不存在希望，而且也不能依赖像威尔逊这样的所谓伟大领袖。看看我们的同胞，看看那些可怜无知的大众，不能不觉得我们必须奋斗！”32
中国新式知识分子与威尔逊的蜜月期只持续了短短几个月。一九一九年的中国人很快看到了另一种方案，既不是回归中国传统的老路，也不是效法美国的道路，而是俄国的那套新秩序。在对威尔逊的盼望幻灭的同时，中国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中看到了新的希望，共产主义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新办法。以顾维钧为代表的亲美派的努力失败了，尽管他在和会前夕得到威尔逊的接见并与之长谈。巴黎和会宣告了北京政府的死刑，中国模仿美国建立议会民主制的努力划上了休止符。巴黎和会的第二年，一群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年轻的毛泽东在其慷慨激昂的文章中宣布与威尔逊和美国一刀两断，日后他还会写下一篇题为《别了，司徒雷登》的、对美国人充满刻骨仇恨的“断交文告”。
韩国人为引起威尔逊和巴黎和会的注意，发动了三一运动。这场运动遭到日本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韩国人却没有得到国际社会任何实质性的支持。在普林斯顿大学与威尔逊相识的李承晚建立了流亡海外的临时政府，但直到一九四八年美国才帮助这个弱小的临时政府回到从日本统治下独立的韩国。朝鲜半岛很快一分为二，苏联和中国支持的北韩金日成政权向美国支持的南韩发起了一场统一战争。麦克阿瑟率领以美军为主体的、共十六国军队参加的联合国军迎战强敌。美军在韩战中付出伤亡十五万人的沉重代价。北韩政权经过三代世袭，以东方式极权主义模式顽强维持，并被美国列在“流氓国家”之榜首。
越南人胡志明也失望地离开巴黎。威尔逊不会料到，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居然终结了法国的印度支那殖民帝国的迷梦，而且将美国卷入旷日持久的、比二战更血腥的越南战争——美国屈辱地吞下了建国以来最惨痛的对外战争的败局，越战给美国社会和美国人带来一道深深的精神伤痕。
中国、北韩和越南三个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都成为列宁及其大同世界承诺的信徒，他们早就将威尔逊及其自相矛盾的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宣言抛到脑后。这三个曾经对威尔逊和美国无限向往与尊崇的国家，此后都与美国发生了血腥的战争，美军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伤亡仅次于两次世界大战。
威尔逊口中的正义与和平不过是海市蜃楼。在林肯·斯蒂芬斯的自传中有这样一个难忘的场面。时间地点是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听完威尔逊的“这是一场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的高论后，质问威尔逊和劳合·乔治说，你们真的相信这个说法吗？威尔逊对这个颇为无礼的追问感到不知所措。克里孟梭开始列举实现和平的必要代价：英国必须放弃他们的殖民体系；美国人必须离开菲律宾并且不再染指墨西哥……类似的要求数不胜数。与会众人被迫承认，这个结果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他们想要的根本就不是和平，他们想要的实际上还是战争。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家维沃评论说：“这就是所有表里不一者的困境，他们鼓吹正义，但真正想要的（且实际上所选择的）却是其他东西。”33
今天的美国，仍在咀嚼“威尔逊主义”的苦果——不能轻易给他人许下你无法实现的承诺，此种行为看似慷慨，实则为撒播仇恨。美国人乃至所有人都应当尊重一个常识：美国道路不是一条适合所有国族的道路，美国价值也不是任何国族都可拿来为己所用的普世价值——如托克维尔所说，对美国民主的结构发生制约作用的有三大因素：地理、法治和民情。其中又以民情占主要地位。所谓民情，就是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面貌，“民情的这种重要性，是研究和经验不断提醒我们注意的一项普遍真理。它是我的观察的焦点，也是我全部想法的终点。”34只有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美国式的民情，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才有可能得以成功移植。而美国自身也必须时刻持守自己的民情，否则美国秩序也可能在美国本土遭到动摇乃至颠覆。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威尔逊是二十世纪自由派左翼思想和政策的开路人，但“江山代有左派出，各领风骚三五年”，对于左派而言，没有最左，只有更左，不够左的左派仍然是他们试图毁灭的敌人。从来不懂得尊重言论自由的左派，喊打喊杀，往往会杀伐到自己的老祖宗那里。“黑命贵”运动延烧，威尔逊居然成为牺牲品，遭到毫不留情的鞭尸。
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七日，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艾斯古柏宣布，董事会认为，威尔逊支持种族隔离政策，“就算以他的时代标准评断”，种族歧视也是相当明显，因此他的名字不适合作为学校或学院的名字，尤其是公共政策学院。于是，普林斯顿校方将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将改名为普林斯顿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住宿学院威尔逊学院改名为第一学院。
反噬是左派的天性。若威尔逊地下有知，看到自己居然被做过校长、贡献良多的普林斯顿大学如此彻头彻尾地抹去，不知当作何感想？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威尔逊及其庞大的代表团乘坐的“华盛顿号”抵达法国港口布列斯特。不计其数的法国居民身穿五颜六色的当地传统服装到港口迎接，人们不停地欢呼：“美国万岁！威尔逊万岁！”
美国这个大洋彼岸的年轻国家，第一次被欧洲人当做救星。美国确实是欧洲的救星——若非潮水般的美军被投入西线战场，在俄国爆发革命并退出战争之后，德国从东线调回的军队发起凌厉的攻势，士气低落的英法联军恐怕难以抵挡。美国的参战，是影响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力量，军事史家李德哈特指出：“如果欠缺美国的经济援助，美国未派兵使联军在数量上居于优势，尤其在精神上使联军收到鼓舞，胜利不可能取得。”15
威尔逊一行的专列抵达巴黎后，他受到更为盛大的欢迎。礼炮响彻整个巴黎，宣告美国总统的到来，一名在法国的美国人描述说：“对巴黎人来说，这真是最难忘、最富激情、最有好感的游行，我从未听说，更别提看到过这种场面了。”法国总理克里蒙梭不无嫉妒地说：“威尔逊认为他是另一个耶稣基督，来到地球拯救人类。”16
威尔逊之前的美国总统，对参与国际事务（尤其是欧洲事务）兴趣索然，威尔逊本人在战前也是如此，他在一九一三年就职典礼前夕对朋友说：“如果我的政府不得不主要处理外交事务的话，那将是命运的讽刺。”命运确实如此讽刺了他：与后来的小罗斯福一样，威尔逊以承诺不让美国卷入欧战而当选（他在竞选演说中表示，若美国参战，对美国和世界而言都将是一场灾难，他的竞选广告是“他使我们远离战争”），在其任上却将数百万美国青年派往欧洲大陆作战。
多达十一万六千多名美军丧生欧洲战场，此前从来没有哪场海外的战争让美国军队遭受如此惨重的伤亡。威尔逊对战死异乡的美国官兵心怀内疚，在苏里斯尼斯美军墓地，他痛苦地喊道：“我把这些孩子弄到这里来送死，我曾经到这里来作出保证，现在我还能说一句与这种保证前后矛盾的忠告吗？”在普韦布洛中风那天发表的长篇演说中，他令人惊奇地坦白说：“在法国战场上失去了儿子的母亲们来到我身边，拉住我的手，不仅眼泪滴在我的手上，而且还对我说：『总统先生，愿上帝保佑你！』她们为什么祈求上帝保佑我呢？是我要美国国会造成了参战的形势，结果导致她们的儿子们阵亡。”17没有什么像战争那样，彻底粉碎乌托邦幻想，将理想主义转变为现实政治，将善意转变为怨愤。
欧战不是威尔逊第一次发动的对外战争。再此之前，他已多次出兵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尼加拉瓜、海地等国，历史学家沃尔特·拉伯夫将其形容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干涉主义者”——尽管威尔逊信誓旦旦地反对帝国主义，承诺美国“不再会通过征服来多求一英呎的土地”，但他解释说他要“教导拉美人民如何选出一位好人”。
美国到遥远的欧洲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国由“美洲的美国”、“门罗的美国”，摇身一变成为“世界的美国”、“威尔逊的美国”。这是美国第一次参与乃至主导塑造全球秩序，这是《西伐利亚条约》和维也纳会议之后国际秩序的最大变动。在作家威尔斯看来，威尔逊“一度成为全人类的化身。或者说，至少他似乎象征着全人类。在那短暂的时期中，全球有一股非同寻常的重要浪潮在呼应着他。局势是如此热切，以至于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去接受和赞美威尔逊——或以一句成语，或以一个手势”。似乎，威尔逊心目中的“世界政府”如同一个让人惊艳的宁馨儿，即将呱呱坠地。
威尔逊率领庞大的团队参加巴黎和会，也标志着美国总统在外交事务中开始拥有庞大而基本不受约束的权限。从此，美国虽然只有一个总统（President），但却有两个总统职位（Presidents），一个对内，一个对外。威尔逊专横而跋扈，拒绝任何一位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同行。当然，最终他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国会以绝对多数否决了他在巴黎和会上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包括国际联盟条约与凡尔赛和约。
当威尔逊启程前往法国参加巴黎和会时（他是首位在任内出访的美国总统，他在巴黎足足停留了六个月，是美国有史以来在海外停留时间最长的在任总统），当威尔逊发表《十四点和平计划》时，“世界迎来了『威尔逊时刻』——这个词汇捕捉到这样的事实，即美国总统威尔逊在这个段期间成为全球数百万人的偶像，以及与多数人共同展望的『奠基于自决原则的公正国际社会』，并成为此一愿景的最佳代言人。而且威尔逊的名字——在许多情况下——他的形象化作那些理念的象征与概括，且在一段短暂但关键的时期里，威尔逊更成为国际事务新时代的先驱。”18在威尔逊之前，在美国国内，能够以总统之名命名的时刻，唯有“华盛顿时刻”和“林肯时刻”而已，而“威尔逊时刻”已然溢出美国国境和美国国内政治，成为一个世界史的焦点。
威尔逊提出以《十四点和平计划》重建欧洲乃至世界秩序。其核心内容是：建立国际联盟，提供集体安全保障，要像运行良好的公民社会一样，由政府、法律、法庭以及警察保障安全。威尔逊认为，对这场刚刚结束的致命且具有毁灭性的世界大战而言，竞争型的联盟体系恰恰是主要的诱因之一，因此他力图废除这一旧体系。旧制度——势力均衡原则——失败了太多次，必须被抛弃；国家间的和解应当基于新的原则，也就是正义和宽容的原则。威尔逊及其支持者相信，在国际联盟这一合作型安全的新型包容体系内，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将参与其中，它代表着对国际体系稳定的一种更加有效的保证，远远优于声名狼藉的均势体系。少部分国家结成的联盟将被所有国家创建的“世界同盟”所取代。国家间的争端将被提交到国际联盟，其目的就是通过谈判达成和平的解决方案。19
威尔逊倡导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背后，隐藏着精心设计的目标，那就是使美国成为全球领袖，按美国的想法重塑战后世界。20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作为对参议院施压的回应，威尔逊在巴黎的谈判中坚持保留国际联盟宪章第二十一条，其中规定：为保证和平，宪章的任何内容都不“影响国际条约的合法性，如仲裁条约和门罗主义等区域性谅解”。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保证世界特定区域（这里指西半球）的一群国家，有权设计自身的安全条约，从而把区域外的国家排挤出去。21
威尔逊天真而固执的国际主义在欧洲偏偏寸步难行，没有一个欧洲列强愿意全盘接受其建议。在凡尔赛宫，他像其他任何一位政府首脑一样加入了这场推推搡搡的竞争。威尔逊的坚定支持者、新闻记者弗兰克·柯布写道：“在总统与这些总理、外交大臣坐在会议桌前的那一刻，他就失去了所有来自远方和公正的力量。他没有成为人类自由的伟大仲裁者，而仅仅变成了一个要对付其他谈判者的谈判者。”
巴黎和会所达成的《凡尔赛和约》既不公正也不仁慈。蓝辛提醒总统，和约的各项条款看上去是非常苛刻和带有羞辱性的，它们中的许多条款根本不能执行。威尔逊回答说，和约出自“上帝之手”。然而，这份和约让被迫接受它的自由民主的魏玛共和国在德国人民眼中失去了合法性。德国人怨声载道，希特勒趁虚而入，称签字者为“十一月的罪人”。巴黎和会达成的短暂和平，甚至不比上世纪末期维也纳和会达成的和平——法国的福煦元帅直率地评论说：“这不叫和平。这叫停战二十年。”
威尔逊认为，《凡尔赛和约》是属于劳合·乔治和克里孟梭的，但国际联盟是属于他自己的。他有一种几乎是宗教上的虔信，认为他有能力以国际联盟的形式实现一种新式的“国家间的和谐”。但是，美国国会断然否决美国加入该组织——威尔逊企图将美国加入国际联盟这一条款塞入《凡尔赛和约》并拒绝对此做出任何妥协，让参议院与之分道扬镳。威尔逊为此展开一场全国巡回演讲，希望得到民意的支持，却徒劳无功。他在中途中风倒下，从此缠绵病榻。
国际联盟成立了，总部设在日内瓦，在其建立的一九二零年，其成员国达四十八个。但人们只能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继续威尔逊所憧憬的世界新秩序。
国际联盟更为致命的缺陷在于，威尔逊精心打造的是一个非常容易破碎的“玻璃百宝盒”。当时，法国代表莱昂·布尔热瓦建议，为了使得国际联盟能够拥有必要的军备来推行其命令，应快速部署一名总参谋长和一支常备军事力量以应对侵略。然而，威尔逊愤怒地否决了将这种想法引入一个旨在保卫世界和平的组织，他将其视为军国主义的灵魂。结果，当道义劝说和经济压力无法保证和平时，国际联盟缺乏通过使用军事力量来击退侵略的关键权力。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随着德国的重新武装和欧洲军备竞赛的重新兴起，再加上日本侵略中国以及在太平洋上再次扩充军备，致力于合作型安全的国联被谴责置身事外，而列强们则在囤积武器准备大战。22
“威尔逊时刻”很快以雪山消融般的崩解告终。如同王莽恢复古制、“以『德』治国”却导致西汉帝国的覆亡；威尔逊“以『德』组建国际秩序”的白日梦，埋下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崛起的隐患，巴黎和会刚刚落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枪炮声就从远方隐隐传来，威尔逊对一战的定义“一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成为历史笑柄。历史学家本内特评论说：“没有人比威尔逊更应为丧失和平负责。这是他的悲剧——也是我们的。” 23
没有公民德性，民族自决变成种族屠杀
威尔逊失败，是因为他背离了美国人习以为常的保守主义观念秩序。他对人性抱有过于积极乐观的期待，陷入民族自决、万国平等的想像，这种理想主义迷人而危险。美国外交政策学者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认为，威尔逊主义亚文化最初发端于分离主义分子对信仰清教的新英格兰的忠诚，并在逐渐衰落的美国加尔文主义漫长而淡薄的余晖中得到了发展。这个看法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米德未能洞悉清教徒和加尔文主义人性论的核心——清教徒和加尔文主义对“人性本恶”的坚信，显然与威尔逊的“全球社会向善论”背道而驰。
威尔逊主义认为，美国负有向全世界传播美国民主和社会价值观、创造接纳法治的和平国家社会的道德义务和重要国家利益，而促进民主和防止战争是相辅相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威尔逊主义确实与美国的传教士传统有关。历史学家布尔斯廷在《民主历程》中指出，传教活动是理解美国与世界交往的核心因素。传教士及其朋友、支持者、在美国国内拥有相同价值观的其他人不仅影响美国对一些具体国家的政策，而且为美国整体外交政策建立了广泛的概念——美国既是灯塔，更是救星，尤其是对那些非民主的国家的民众而言。他们相信，当前的任何弱点或缺陷都不能推翻美国向世界各地传播民主革命的权力、义务和使命。
然而，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和西方的传教运动，其背后的动力是受进步主义浸染的社会福音运动，“社会”先于“福音”本身就说明“福音”不再纯正，很多传教士也俨然将自己而不是上帝视为落后国家和民族的救星。当他们的影响力溢出教会，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时，负面效应就鲜明地呈现出来。
威尔逊主义固然是根植于美国的文化和历史的真实的存在，但它不能一家独大（在威尔逊执政时期就是如此），它必须受到其他立场的制约，比如重视本国经济利益的汉密尔顿主义、更关心国内安全的杰斐逊主义和以美国人民的利益为首的杰克逊主义。24
威尔逊以为理想主义是美国人最显著的性格特征，其实，美国人在理想主义之外还有一种谨慎而悲观的现实主义——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就是：“美国人的想象力，即使飞翔得很高时，也是小心谨慎和迟疑不决的。它的行动受到束缚，它的目标难以达到。这些谨小慎微的习惯，也见于政治社会，并对国家的安定和所定的制度的持久产生极为有利的影响。”制宪者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加尔文主义者，基于人性中的幽暗意识，在制宪过程中重点考量的不是缔造一个无所不能的大政府以及赋予总统以国王般的权力，而是如何将权力关进笼子里，防止出现多数人的暴政和民主的暴政。
从本质上来说，美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共和国、联邦国和宪政国。威尔逊以为民主是美国的首要特征，要将美国式的民主向全球推广——这种传教士般的热情和正义感，看似高尚，一旦成为国家外交政策的原则，必将带来巨大灾祸。与威尔逊相似的自信满满的宣告，出现在小布什第二个总统任期的就职宣言中，那似乎是干涉主义的宣言：“美国的关键利益和最深的信仰是一体的。从诞生之日起，我们就宣布世间所有男女都有权利、尊严和无可匹敌的价值，因为他们都背负着造物主的形象。世代以来，我们都宣扬自治的必要，因为没有人适合当主人，没有人应当为奴。传播这些理念是美国得以创立的使命。”小布什以此理论为其轻率地发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作出辩护。他宣称，美国负有某种神谕式的使命：“美国的政策是在每个国家和文化中寻找、支持民主运动和机构的发展。”而奥巴马也试图通过支持阿拉伯之春运动来改变中东的政治制度和势力叛徒。然而，他们都忘记了托克维尔至关重要的论述：民主在美国的成功得益于新教伦理及其塑造的公民美德，如果没有这种公民美德，任何国族的人们既无法享受自由，也无法维持独立。美国经验在价值上是普世的，却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换言之，并不具备对所有国家的普适性，它受限于不同的民情秩序。小布什和奥巴马都犯了跟威尔逊一样的错误：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未能给这两个国家带来稳定的民主制度，阿拉伯之春最终痛苦地演变成漫长而严酷的阿拉伯之冬（尤其是在叙利亚与利比亚等国）。
威尔逊以为“民族自决”是一个美好且可以实现的原则，却没有料到它如同一颗被引爆的炸弹，“我宣称所有民族都有自决权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有如此多的民族会接连不断地找上我们”。当追求独立而被英国政府镇压的爱尔兰人前来向威尔逊寻求帮助时，威尔逊却不敢跟最亲密的盟友英国翻脸，只能冷冷地拒绝他们，却宛如自己打自己耳光。国务卿蓝辛质疑说：“总统在说『自决』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个什么单位？是人种、地区，还是团体？”蓝辛认为，威尔逊使用这个词语是个灾难：“这种说法只会带来永远无法实现的希望，我担心千万条生命会因此而葬送。 有人为了这个原则会不惜诉诸武力，但理想主义者无视这种危险，等意识到这一点时，一切都太迟了。最终『自决』必然落得万众唾弃的下场，被人们当成理想主义者的春秋大梦。”蓝辛进而质问：是什么造就了民族？是像美国那样，一种共有的公民权？还是像爱尔兰那样，一个共同的族群？如果它不是自治，那么应当改为自治吗？要是这样的话，自治到什么程度才够用？不管怎么定义，一个民族能在一个更大的多民族国家中幸福地生活吗？25
威尔逊故意不对“民族自决”作出清晰界定，他也拒绝回答蓝辛的一系列追问。“民族自决”这种二十世纪的意识形态，比后来出现的核武器的威力还要大，它拉枯摧朽般地加速了俄罗斯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四大帝国解体。在帝国解体所留下的真空中，十个新的民族国家脱颖而出，但和平并未降临，反倒陷入更残暴、更恐怖的战乱之中。从战败国所处的东欧、中欧到南欧连接形成“弧形暴力地带”，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三年，以及一九三零年代以来再度爆发的武装冲突中，平民遭到杀害的数字普遍都超过士兵阵亡的人数，这一现象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布尔什维克革命及其反革命，种族清洗，国家间的疆域争端，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各种不同形式的战争和暴力冲突，几乎都带有种族或阶级屠杀的色彩：中欧和东欧大部分新兴民族国家内部都发生了规模空前（却非绝后）的反犹运动和对犹太人的屠杀，按照近代民族国家模式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大肆屠杀亚美尼亚人和库德人。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像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这样刚刚从帝国重压下获得独立地位的民族国家，却又急不可耐地迫害其境内的少数族裔（这些少数族裔反倒怀念在作为仁慈帝国的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旧日时光）。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短暂获得独立地位的波兰，俨然以缩小版的多民族帝国自居，对其境内的犹太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竭尽压迫、歧视和羞辱——就如同后来经过越战获得统一的越南，摇身一变成为中南半岛的“小中华”，对柬埔寨、老挝、泰国等邻国颐指气使乃至兵戎相向。国家，和民族一样，也是随时间而改变的，当人们认为国家的权力是合法的，它就是合法的。每当民族复兴浪潮涌来，知识阶层就暴露在大规模清洗的危险中。针对阶级身份而实施的屠杀是这个世纪的新现象，不仅知识分子，而且富人（农村的地主和城市的资产阶级）也沦为清洗的对象。26
没有清教徒传统，无法产生美国式的公民美德；没有公民美德，法律和秩序乃一纸空文。历史学家罗伯·葛沃斯指出，全球帝国瓦解、民族国家兴起以及暴力循环升级，起源都是一九一八年的“威尔逊时刻”。一战和二战之间的一系列小规模的战争及内乱带来致命遗产——渗透了国内与国际冲突中的新暴力逻辑：所有国家都要经过整肃，清除掉在种族与政治上不受信任的群体（“劣等居民”和“敌方平民”），以达成某种“净化过的社会”。27希特勒的种族主义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威尔逊固然不需要为希特勒的大屠杀负责，但是，在“威尔逊时刻”之后一百年的今天，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冲突、南斯拉夫的内战、车臣战争、“阿拉伯之春”转变为“阿拉伯之冬”、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战争……无一不是对“民族自决”这一貌似进步的理念阴郁的反讽。
美国左翼历史学家布鲁斯·卡明思认为，威尔逊是民族自治的拥护者，被视为美国理想主义外交关系之父，他绝对是美国仅有的，身上既有严格的加尔文主义（其实已经偏离了加尔文神学的核心部分），又有相应的伪善、传教士的热情、高智商、美德、种族歧视（他支持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制度）、侵略性，诸多品格在同一个人身上融合。如果说老罗斯福和马汉代表美国的新生力量，代表着一个全新崛起国家的独断强权政治，代表着美国渴望在世界独立活动；那么，威尔逊在他的时代则代表着更新的东西——国家合作和在进步规则下的全新世界（民族自治、国际联盟），当然，这些规则是由美国制定的，如同制定在一个“各国门户大开的世界”必须遵守的条款、法规。从威尔逊担任总统以来，美国的外交关系就在两种倾向之间摆动：第一种是遵循美国传统的国家主义、民族独立、奉行单边主义；第二种是支持新的大西洋主义、国际主义、多边主义，以及在英美主导的进步思想和法则下建立的世界。28
当威尔逊抵达巴黎时，法国左翼作家罗曼·罗兰用他惯有的华丽言辞将威尔逊形容为先知和救星：“总统先生您被独自赋予了普世性的道德权威。所有人都对您抱有信心。回应这些卑微的希望与请求吧！……华盛顿的后继者、林肯的后继者！您一手掌握的，并非某个政党、某个民族的功业而已，而是全人类的命运！世界各地人民的代表，如今都被召唤到『全人类大会』上来！您崇高的道德良知，广土众民的美国所拥有的光辉前景，是您拥有无上权力，领导这一切！发令吧！向全人类发令！”威尔逊不必为罗曼·罗兰的谄媚之词而感动，过不了几年，罗曼·罗兰又要用同样的献词去歌颂斯大林了。不过，威尔逊在“威尔逊时刻”所受的尊崇和爱戴确实真实存在：英国战时内阁秘书，后来的巴黎和会秘书，莫里斯·汉基勋爵总是在公文包中放在一份“十四点和平计划”，他说这份文件是“道德底线”。全欧洲的广场、街道、火车站及公园都贴着威尔逊的名字，海报上用硕大的字样写着“我们要威尔逊那样的和平”。威尔逊于一九二零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但这个奖已无助于恢复威尔逊头上的神光圈。
其实，威尔逊在启程之前就已意识到其使命有可能失败：“我好像看到了一场辜负众望引发的悲剧——我真心希望自己感觉错了。”一度热情期盼“威尔逊主义”如甘霖般降临的苦难中的中国人、越南人、朝鲜人、印度人和埃及人，并未等来公正与自由。期望破灭的人们对忽悠他们的“画饼充饥”者的仇恨和愤怒，将如同洪水般翻涌澎湃。
巴黎和会上没有战败国的代表出席，也没有推翻沙皇的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与会——欧洲人对马克思所宣称的“共产主义的幽灵”深感恐惧，温斯顿·丘吉尔如此谴责这个幽灵：“文明已经遭受大面积的完全灭绝，而此刻布尔什维克却像一群凶狠的狒狒，在城市的废墟和遇难者的尸体上蹦着、跳着。”
威尔逊听说过列宁这个被德国用密闭火车运回俄国的流亡者的名字，但并未给予更多关注。威尔逊拒绝承认苏联政权，他将之看做是匪徒的政权。一九二零年八月，一份由威尔逊签署的备忘录指出了华盛顿对“新俄国”的立场：“美国政府不可能把俄国的现存掌权者视作一个政府，也不可能同其他友好政府那样，与之建立关系……由于同其愿望相反，所以美国政府认为，俄国的现存政权是在否认所有尊严和善良信仰的原则基础上才建立起来的。”
威尔逊派出三万五千名美军，与英国、日本等协约国军队一同出征俄国，主要目的是避免此前美国援助盟友帝俄的军用物资落入德国（以及似乎是德国盟友的布尔什维克新政权）之手。在北俄罗斯和西伯利亚等地，美国远征军不可避免地与红军几度发生小规模的交手——这是二十世纪美国人与俄国人的第一次对阵，这也是西方对抗布尔什维克行动的序幕。协约国军队对白军将领高尔察克等人提供了有限的支持，却并未主动参与任何主要战役。当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内战中节节胜利之时，威尔逊明智地命令美军从俄国撤离。
一九一九年，在民主或半民主的欧美世界，列宁这个名字意味着意味着野蛮、邪恶和残暴，远远不能与倡导“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原则的威尔逊相提并论。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和平计划，不仅是一种针对中欧君主国的美式方案，更是反对布尔什维克及其“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在威尔逊看来，抵制欧洲布尔什维克化的主要武器在于他的世界新秩序。这种新秩序将融解直至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平协议才出现的列宁的“新俄国”。29然而，对现代化理论作出杰出贡献的美国历史学家阿诺·梅尔指出，一场“威尔逊对决列宁”的生死搏斗已悄然展开，尽管两人终身未曾谋面。这个不单单是两个人、两个领袖、两个国家之间的斗争，而且是两种意识形态、信仰和观念秩序的斗争，这场斗争一直延续到冷战、延续到今日——列宁的帝国虽已解体，但中国部分地继承了此一遗产并将其中国化，进而取代苏联成为美国和西方的“掘墓人”。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极端仇视布尔什维克的威尔逊却发现，自己所倡导的国际新秩序，居然与列宁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两人的对决是在往同一目标的跑道上的竞技。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指出，这两位领导人采用了一种新的民主外交手段，越过政治家而直接求助于其他国家的人民。两人在竞争“人类的选举权”。他们的竞争代表不同的意识形态，但人们可以从这个冷战的前兆中发现，奇怪的是美国和俄国都决心要从欧洲传统大国手中夺取政治和道德上的主动权。30他们都多少用了欺骗的手段，如果说威尔逊是善意的欺骗，列宁就是恶意的欺骗。
在巴黎和会上受伤最深的三个国家，日后都成为美国最顽固的敌人。
在中国，芮恩施早已观察到随着巴黎和会的推进中国民意的转变：“实际上可能没有任何地方像中国这样，对美国在巴黎的领导抱着如此大的希望。中国人信任美国，信任威尔逊总统时常宣布过的原则，他的话语传播到中国最远的地方。”然而，“巴黎和会的老头们的决定”让中国人民感到强烈的失望和惊醒，“自美国参战的时刻起，人们就怀有一种胜利的信心：所有这些牺牲、这些苦难将换取关于世界行为的正义原则，在这些原则下，人类将生活得更幸福，更安全。这种希望现在几乎完全破灭了。”31
当时，第一代接受民族国家理念的中国大学生，如此描述对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和诺言的失望：“全世界本来都倾听威尔逊的话语，像是先知的声音，它使弱者强壮，使挣扎的人有勇气。中国人一再听说过了……威尔逊曾告诉过他们，在战后缔结的条约里，像中国这种不好黩武的国家，会有机会不受阻碍地发展他们的文化、工业和文明。他更告诉他们，不会承认秘密盟约和在威胁下所签订的协定。他们寻找这个新纪元的黎明，可是中国没有太阳升起，甚至连国家的摇篮也给偷走了。”他们抱怨说：“外国仍然是自私和军国主义的，并且都是大骗子。我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们跟政府毫无关系，也不存在希望，而且也不能依赖像威尔逊这样的所谓伟大领袖。看看我们的同胞，看看那些可怜无知的大众，不能不觉得我们必须奋斗！”32
中国新式知识分子与威尔逊的蜜月期只持续了短短几个月。一九一九年的中国人很快看到了另一种方案，既不是回归中国传统的老路，也不是效法美国的道路，而是俄国的那套新秩序。在对威尔逊的盼望幻灭的同时，中国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中看到了新的希望，共产主义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新办法。以顾维钧为代表的亲美派的努力失败了，尽管他在和会前夕得到威尔逊的接见并与之长谈。巴黎和会宣告了北京政府的死刑，中国模仿美国建立议会民主制的努力划上了休止符。巴黎和会的第二年，一群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年轻的毛泽东在其慷慨激昂的文章中宣布与威尔逊和美国一刀两断，日后他还会写下一篇题为《别了，司徒雷登》的、对美国人充满刻骨仇恨的“断交文告”。
韩国人为引起威尔逊和巴黎和会的注意，发动了三一运动。这场运动遭到日本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韩国人却没有得到国际社会任何实质性的支持。在普林斯顿大学与威尔逊相识的李承晚建立了流亡海外的临时政府，但直到一九四八年美国才帮助这个弱小的临时政府回到从日本统治下独立的韩国。朝鲜半岛很快一分为二，苏联和中国支持的北韩金日成政权向美国支持的南韩发起了一场统一战争。麦克阿瑟率领以美军为主体的、共十六国军队参加的联合国军迎战强敌。美军在韩战中付出伤亡十五万人的沉重代价。北韩政权经过三代世袭，以东方式极权主义模式顽强维持，并被美国列在“流氓国家”之榜首。
越南人胡志明也失望地离开巴黎。威尔逊不会料到，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居然终结了法国的印度支那殖民帝国的迷梦，而且将美国卷入旷日持久的、比二战更血腥的越南战争——美国屈辱地吞下了建国以来最惨痛的对外战争的败局，越战给美国社会和美国人带来一道深深的精神伤痕。
中国、北韩和越南三个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都成为列宁及其大同世界承诺的信徒，他们早就将威尔逊及其自相矛盾的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宣言抛到脑后。这三个曾经对威尔逊和美国无限向往与尊崇的国家，此后都与美国发生了血腥的战争，美军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伤亡仅次于两次世界大战。
威尔逊口中的正义与和平不过是海市蜃楼。在林肯·斯蒂芬斯的自传中有这样一个难忘的场面。时间地点是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听完威尔逊的“这是一场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的高论后，质问威尔逊和劳合·乔治说，你们真的相信这个说法吗？威尔逊对这个颇为无礼的追问感到不知所措。克里孟梭开始列举实现和平的必要代价：英国必须放弃他们的殖民体系；美国人必须离开菲律宾并且不再染指墨西哥……类似的要求数不胜数。与会众人被迫承认，这个结果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他们想要的根本就不是和平，他们想要的实际上还是战争。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家维沃评论说：“这就是所有表里不一者的困境，他们鼓吹正义，但真正想要的（且实际上所选择的）却是其他东西。”33
今天的美国，仍在咀嚼“威尔逊主义”的苦果——不能轻易给他人许下你无法实现的承诺，此种行为看似慷慨，实则为撒播仇恨。美国人乃至所有人都应当尊重一个常识：美国道路不是一条适合所有国族的道路，美国价值也不是任何国族都可拿来为己所用的普世价值——如托克维尔所说，对美国民主的结构发生制约作用的有三大因素：地理、法治和民情。其中又以民情占主要地位。所谓民情，就是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面貌，“民情的这种重要性，是研究和经验不断提醒我们注意的一项普遍真理。它是我的观察的焦点，也是我全部想法的终点。”34只有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美国式的民情，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才有可能得以成功移植。而美国自身也必须时刻持守自己的民情，否则美国秩序也可能在美国本土遭到动摇乃至颠覆。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威尔逊是二十世纪自由派左翼思想和政策的开路人，但“江山代有左派出，各领风骚三五年”，对于左派而言，没有最左，只有更左，不够左的左派仍然是他们试图毁灭的敌人。从来不懂得尊重言论自由的左派，喊打喊杀，往往会杀伐到自己的老祖宗那里。“黑命贵”运动延烧，威尔逊居然成为牺牲品，遭到毫不留情的鞭尸。
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七日，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艾斯古柏宣布，董事会认为，威尔逊支持种族隔离政策，“就算以他的时代标准评断”，种族歧视也是相当明显，因此他的名字不适合作为学校或学院的名字，尤其是公共政策学院。于是，普林斯顿校方将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将改名为普林斯顿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住宿学院威尔逊学院改名为第一学院。
反噬是左派的天性。若威尔逊地下有知，看到自己居然被做过校长、贡献良多的普林斯顿大学如此彻头彻尾地抹去，不知当作何感想？
威尔逊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工具，国际银行家可以利用这个工具将国债推的高高的，然后收取巨额利息，并获得对贷款方美国政府的控制。仅在威尔逊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国债就扩大了 8 倍。
而在《联邦储备法案》通过前两个月，华尔街银行家的打手就建立了筹集资金支付国债利息的机制。这个机制就是——累进所得税（progressive income tax），也就是卡尔·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十项社会主义化纲领的第二条。
人们很自然地认为累进所得税制度会遭到富人的强烈反对。但事实上，许多最富有的美国人都支持它。他们是出于对穷人的慈悲心吗？才怪！毫无疑问，这些人支持该计划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受益于此安排好了永久合法避免所得税和遗产税的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在 19 和 20 世纪之交，美国的民粹主义者（Populists）——一群农村社会主义者，聚集了足够的力量挑战纽约银行家和垄断实业家的权力。虽然他们提出了许多正确的问题，但不幸的是他们自己给出的答案完全错误。原因很简单，他们被引导相信——他们所反对的银行家垄断者对政府的控制是自由企业的产物。
内部人士们发现，美国民粹主义对垄断主义者的威胁主要来自左派，而且是左派中比较幼稚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缺乏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很多时候是任性而为。明白了这一点，阴谋者们开始对左派阵营进行渗透。奎格利教授在研究中发现，morgan家族在 1920 年代决定渗透到美国的左翼运动中。这并不难做到，因为所有的民间政治活动都需要资金，而且非常渴望快速向公众表达他们的意见（宣传）。华尔街恰好在这两方面都能提供有效的帮助。这并不是华尔街的专利，其他金融家早已讨论过这两个问题。但华尔街的计划更缜密：
“这次它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之处是，在税收政策驱使所有金融家为自己的财富寻求免税避难所的时候，华尔街的精英金融家整合了它（资金和宣传两方面的手段）......”【《悲剧与希望》
除非能够吸引到大笔资金和/或外部支持，否则激进运动永远都不可能获得成功。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看到了美国自由派左翼一直在否认的事实：左派的各种运动从来都是被其所谓的敌人——国际银行家所控制的。他说：
“没有哪一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不是为了金钱利益、沿着金钱所指定的方向、并得到金钱的允许而运作的。《布尔什维克的国际银行家金主们》”
@rowlandheights 如何评价白左鼻祖威尔逊总统
而在《联邦储备法案》通过前两个月，华尔街银行家的打手就建立了筹集资金支付国债利息的机制。这个机制就是——累进所得税（progressive income tax），也就是卡尔·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十项社会主义化纲领的第二条。
人们很自然地认为累进所得税制度会遭到富人的强烈反对。但事实上，许多最富有的美国人都支持它。他们是出于对穷人的慈悲心吗？才怪！毫无疑问，这些人支持该计划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受益于此安排好了永久合法避免所得税和遗产税的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在 19 和 20 世纪之交，美国的民粹主义者（Populists）——一群农村社会主义者，聚集了足够的力量挑战纽约银行家和垄断实业家的权力。虽然他们提出了许多正确的问题，但不幸的是他们自己给出的答案完全错误。原因很简单，他们被引导相信——他们所反对的银行家垄断者对政府的控制是自由企业的产物。
内部人士们发现，美国民粹主义对垄断主义者的威胁主要来自左派，而且是左派中比较幼稚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缺乏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很多时候是任性而为。明白了这一点，阴谋者们开始对左派阵营进行渗透。奎格利教授在研究中发现，morgan家族在 1920 年代决定渗透到美国的左翼运动中。这并不难做到，因为所有的民间政治活动都需要资金，而且非常渴望快速向公众表达他们的意见（宣传）。华尔街恰好在这两方面都能提供有效的帮助。这并不是华尔街的专利，其他金融家早已讨论过这两个问题。但华尔街的计划更缜密：
“这次它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之处是，在税收政策驱使所有金融家为自己的财富寻求免税避难所的时候，华尔街的精英金融家整合了它（资金和宣传两方面的手段）......”【《悲剧与希望》
除非能够吸引到大笔资金和/或外部支持，否则激进运动永远都不可能获得成功。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看到了美国自由派左翼一直在否认的事实：左派的各种运动从来都是被其所谓的敌人——国际银行家所控制的。他说：
“没有哪一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不是为了金钱利益、沿着金钱所指定的方向、并得到金钱的允许而运作的。《布尔什维克的国际银行家金主们》”
@rowlandheights 如何评价白左鼻祖威尔逊总统
我自己主要是一個歐洲中心主義者，身上少數的美國元素就是威爾遜主義。
我覺得威爾遜主義只是一個開始，需要很多完善和修正。
我覺得威爾遜主義只是一個開始，需要很多完善和修正。
b不必过分美化美国吧
不管是苏联, 还是今天的中共, 感觉其实都是被美国一手养大, 然后一手打倒
不管是苏联, 还是今天的中共, 感觉其实都是被美国一手养大, 然后一手打倒
威尔逊就是管杀不管埋+双标伪君子狗逼。他提出民族自决，但是美国又镇压美国殖民地菲律宾的独立，对英国法国的殖民地独立也不支持，唯独支持战败的奥匈&鄂图曼解体。
>> 我自己主要是一個歐洲中心主義者，身上少數的美國元素就是威爾遜主義。 我覺得威爾遜主義只是一個開...
我身上也有很多欧洲元素，这是无需解释的，虽然在美国我显得像你隔壁家的平均的周，要亲自认识我才能你看见区别，但在伊斯兰教国家我是一个明显的境外势力。平时我用突厥斯坦的地名打掩护，但实际上，俄国人不也能拿上海或哈尔滨的地名打掩护吗？
你知道我的更为遥远的家庭历史通过我的母语，但一般的葱油是永远不会想到的。
進步主義顧名思義會超前一些 很多設想今天都變成了現實。怎麼就會7幻滅了？
改成，前殖民地或准前殖民地自己的烏托邦夢想的幻滅，這才比較準確，威爾遜爲什麽要對第三世界的文明進程負全責，大陸建政以後，被清洗被自殺的知識分子最能明白什麽叫進步思想的幻滅。
第三世界的文人——或就大多數真實水準而言，只能稱爲“筆桿子”，目前還是不願意從自己身上找原因，你首先得反思本民族文明是否具有自我更新的潛力，再來批判歐西美帝比較靠譜。
哪一個問題國家，其國家的精英難道不是順著人民的劣根性建政的？威爾遜錯判，就錯在估高了第三世界的文化基因。
全世界“被壓迫”的猴子們，應該先慢慢由動物向人進化，後面漸成人形了再談如何建立國家，動物們試圖彎道超車，一步進入現代社會，這會出很多問題。/
“不仅中国人、越南人、韩国人，世界各地受殖民、遭压迫、被边缘化及无国籍的民族，包括阿拉伯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库德人以及其他众多民族… ” ——— 妥妥的黨刊文章
第三世界的文人——或就大多數真實水準而言，只能稱爲“筆桿子”，目前還是不願意從自己身上找原因，你首先得反思本民族文明是否具有自我更新的潛力，再來批判歐西美帝比較靠譜。
哪一個問題國家，其國家的精英難道不是順著人民的劣根性建政的？威爾遜錯判，就錯在估高了第三世界的文化基因。
全世界“被壓迫”的猴子們，應該先慢慢由動物向人進化，後面漸成人形了再談如何建立國家，動物們試圖彎道超車，一步進入現代社會，這會出很多問題。/
“不仅中国人、越南人、韩国人，世界各地受殖民、遭压迫、被边缘化及无国籍的民族，包括阿拉伯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库德人以及其他众多民族… ” ——— 妥妥的黨刊文章
>> 改成，前殖民地或准前殖民地自己的烏托邦夢想的幻滅，這才比較準確，威爾遜爲什麽要對第三世界的文明...
哈哈，爷是美国人。还有送你六个字：“多动脑、多思考” 长脑不用会生锈，发言典型支那🐒味，农b刚出山没见过世面就开始指点江山了？
>> 進步主義顧名思義會超前一些 很多設想今天都變成了現實。怎麼就會7幻滅了？
https://pincong.rocks/article/item_id-1340845
这其实也是通病
骂威尔逊搞大政府，却不骂老罗斯福开启进步主义大门
骂杜鲁门对老蒋见死不救，却不骂小罗斯福身边一堆苏联间谍
总是挑暴雷的骂当然最轻松了
之前还有哪几个品葱网友，直接编造历史，造谣说杜鲁门在美国40多个总统里排倒数前十 https://pincong.rocks/question/69127
我看了几百个美国人给总统打分的排行榜，就没见过给杜鲁门排进倒数前十的
https://pincong.rocks/question/22084
骂威尔逊搞大政府，却不骂老罗斯福开启进步主义大门
骂杜鲁门对老蒋见死不救，却不骂小罗斯福身边一堆苏联间谍
总是挑暴雷的骂当然最轻松了
之前还有哪几个品葱网友，直接编造历史，造谣说杜鲁门在美国40多个总统里排倒数前十 https://pincong.rocks/question/69127
我看了几百个美国人给总统打分的排行榜，就没见过给杜鲁门排进倒数前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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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其实也是通病骂威尔逊搞大政府，却不骂老罗斯福开启进步主义大门骂杜鲁门对老蒋见死不救，却不骂罗...
老蒋不过也是个左b罢了，孙中山又如何呢，联俄容共，社会主义，中央集权，这还不左
>> 老蒋不过也是个左b罢了，孙中山又如何呢，联俄容共，社会主义，中央集权，这还不左
这里说的不是大政府问题，而是说美国对华政策问题
只说杜鲁门任上中国内战中共胜利，杜鲁门丢了中国；却不说小罗斯福联苏联共，政府里一堆苏联间谍，这就属于批判不到重点。
你但凡把骂威尔逊进步主义的一半内容投到老罗斯福这个进步主义总统第一人，我都不说啥。
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Walz对中共的真实看法：他为计划生育政策辩护，并且说到“中国实行共产主义，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平等的。医生和建筑工人赚同样的钱。每个月他们会收到定额的食物。”
这些早期的报道中还提到，Walz年轻的时候向往毛泽东，这可能是他对中国感兴趣最早的来源。
美国副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周二（10月1日）晚举行。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沃尔兹（Tim Walz）在被主持人追问他1989年「六四」期间是否在香港时，他承认自己「说错了」。
沃尔兹还表示，他从多年来的中国行之中学到了国家治理，并更加了解中国。
“毛主义入心”
一名男子称曾与蒂姆·沃尔兹一起访问过共产主义中国，他讲述了与这位未来副总统候选人一起访问中国的经历。这位前学生告诉 Alpha News：“他几乎每天都会展现出自己对共产主义政权的崇拜之情。”
“向毛泽东学习治国理政” 左派进步的终点不就是秦制？
对了，
沃大大说出这话不是进步到疯，那就是在支那睡支逼精虫上脑了
>> 您就说老罗斯福搞进步主义有没有问题吧
我反对任何社会主义国家主义者，这违背美国立国之精神，小罗斯福没收的金条还少吗，充公的私人企业还少吗，这不是侵犯人权私产的行为那什么是？
當年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在外界來看很成功，而且當時歐美經濟大蕭條，這蕭條也是日本發動侵華的原因之一。
如果蘇聯一直沒被戳破，那美蘇確實在某些點上是有合作共識的。也是在二戰後蘇聯史達林太貪婪了才讓美國清醒。
如果蘇聯一直沒被戳破，那美蘇確實在某些點上是有合作共識的。也是在二戰後蘇聯史達林太貪婪了才讓美國清醒。
>> 这里说的不是大政府问题，而是说美国对华政策问题只说杜鲁门任上中国内战中共胜利，杜鲁门丢了中国；...
我支持的对华政策应该是完全脱钩，让其自生自灭、但是美国左派天生向往支那进步神国
>> 右派看中国是劣等民族劣等人左派看中国是保守反动政治错误谁向往中国？
左派向往支那，左就是支支就是左啊，儒和左是共通的，左的治国核心不就是法家和马基雅维利主义，支那人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支那人这不就对上了吗
>> 右派看中国是劣等民族劣等人左派看中国是保守反动政治错误谁向往中国？
最接近支那劣等猴子的群体不就是美国的左人，自私自利，慷他人之慨，道德绑架，虚伪，当然大部分还是蠢，疯。蠢，疯不也是支那农b的特色。蠢支坏支，蠢左坏左，这不也对上了嘛
>> 在左派看来，你支不够进步，你不能光靠大政府法西斯斯大林吸引左逼毕竟左逼们也是有进步指标的
支那近几十年确实退步了一些，但是秦始皇时期，毛泽东时期，还有朝鲜够进步吧
>> 在左派看来，你支不够进步，你不能光靠大政府法西斯斯大林吸引左逼毕竟左逼们也是有进步指标的
美国好多左人已经高举镰刀锤子了，我真是很害怕，但他们不明白在他们头上作恶的实际上就是他们喜欢的坏左
>> 在左派看来，你支不够进步，你不能光靠大政府法西斯斯大林吸引左逼毕竟左逼们也是有进步指标的
华盛顿邮报9日独家报导，拜登总统费尔史东高尔夫球俱乐部(Fieldstone Golf Club)会员资格曾遭联邦调查局(FBI)短暂调查，这个不曾曝光的消息让外界窥知拜登的双重形象：他是出身蓝领阶级的刻苦耐劳国会议员，却同时与富有的杜邦家族(du Ponts)关系密切。
报导指出，不轻易开放参加的费尔史东高尔夫球俱乐部，决策主管2001年8月表决通过欢迎德拉瓦州联邦参议员拜登成为新成员。拜登当时在竞选时强调平日是搭乘美国铁路公司(Amtrak)火车的「中产老乔」(Middle-Class Joe)，为维持家计努力奋斗；拜登曾说自己置身百万身价国会议员当中堪称「最穷之一」，与妻子合并年收入仅22万1000元，慈善捐助有360元。
然而，凸显平民形象的拜登，其实却跟德拉瓦州最有钱的杜邦家族交情深厚，杜邦家族旗下的跨国化学公司，企业总部就在德拉瓦州威明顿(Wilmington)，拜登向杜邦公司延揽不少高级主管担任个人助理，也曾向杜邦家族买下一栋豪宅。
杜邦家族女继承人丽莎‧莫斯利(Lisa Dean Moseley)创立的费尔史东高尔夫球俱乐部，让拜登有机会接触到原本不容易接近的德拉瓦州富豪阶级，这个管道到现在拜登仍然保留。纪录显示，拜登在总统任内至少造访费尔史东22次，最近一次是今年8月前往打球及用餐
进步不进步
s事实上美国人倾向于孤立主义而不是向世界传播民主价值观
尤其是 你姨指出 民主并不像共产主义一样是一个可以传播的东西
比如苏联可以通过颠覆活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
但是民主很明显不可能通过政变来建立
尤其是 你姨指出 民主并不像共产主义一样是一个可以传播的东西
比如苏联可以通过颠覆活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
但是民主很明显不可能通过政变来建立
>> s事实上美国人倾向于孤立主义而不是向世界传播民主价值观尤其是 你姨指出 民主并不像共产主义一样...
最好的答案就是让粪坑国家自生自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你爱咋地咋地别影响到我
在我看來，威爾遜主義把英、美以外的民族想像成武德同樣好、被美國解放以後可以有自己的華盛頓總統、建立民主制度的浪漫主義，並不是害處最大的。美國政策在實踐中吃癟，會迫使政策制定者反省，然後得到的結果，上限是南韓，下限是南越。
威爾遜主義害處最大的觀念是認為各民族人性本善。現今國際法和聯合國的很多不合理機制，正是受威爾遜「人性本善」的觀念影響，才制定出來的。比如說，聯合國過去讓信伊斯蘭教的印尼雅加達政權，在國際上代表左翼天主教國家東帝汶；如今則是默認讓中共北京政權，在國際上代表台灣的利益與訴求。這對台灣是很大的傷害。
威爾遜主義害處最大的觀念是認為各民族人性本善。現今國際法和聯合國的很多不合理機制，正是受威爾遜「人性本善」的觀念影響，才制定出來的。比如說，聯合國過去讓信伊斯蘭教的印尼雅加達政權，在國際上代表左翼天主教國家東帝汶；如今則是默認讓中共北京政權，在國際上代表台灣的利益與訴求。這對台灣是很大的傷害。
某些支那人喜歡說話收尾加個“奧”，其實這個口型口臭的外溢非常嚴重，鼻孔上翹，下嘴皮内捲，喉根大開，很多支那特色的語言，缺乏文明化，一説話，人肉橫飛，人味四濺，沒辦法，民族集體共性，你潤到美帝又如何，不花時間進化，咋吧炸吧野史，就自認爲是現代人了？
>> 某些喜歡說話收尾加個“奧”，其實這個口型口臭的外溢非常嚴重，鼻孔上翹，下嘴皮内捲，喉根大開，很...
我来美国是完全的eb5，我如今也在经营企业创造就业机会。还有总是有一些人把他们心里“润”这种支蛆蟑螂行为，肮脏想法代用在别人身上，那不过是他们自己的恶臭想法，实际上这也正证明了这些人是未开化的费拉，螂性满满，费拉没啥本事所以要装作自己是精神贵族，装作文明人现代人，就像支那的“名媛”“假二代”省吃俭用，租车租包拍照，父母卖血也要面子、这些垃圾哪怕就算读了点书，实则还是通商宽衣的农b，骨子里的自卑
>> 在我看來，威爾遜主義把英、美以外的民族想像成武德同樣好、被美國解放以後可以有自己的華盛頓總統、...
下限是阿富汗。
阿富汗大撤退的時候我正好夏天外面太熱，在家裡看Battleship Potemkin，這個電影一直想看，等了二十幾年才終於看，
結果發現當時半島電視台播放突發新聞，我看到後感嘆，當年西貢陷落也比這個有序得多啊！
威爾遜主義最大的缺陷就是太過於理想主義，當時人類還沒見識到布爾什維克政黨，如果把這個因素考慮進來，威爾遜主義可能會在建立之前就垮台
謝謝長文科普。我認識不少類似的人，如香港某民主學生會會長，某動保協會組織者等，帶有很明顯威爾遜主義的「光芒」（不知道這個詞是否合適）。和他們交往是很愉快的事，就算有時覺得他們某些念頭有些理想化但是很佩服他們永遠保持堅定的信念。甚至有時候不是我計畫要做的事但被他們感染和說服會情不自禁參與進去，總覺得他們身上有種純潔的信仰之力⋯
雖然我認同大部分你的看法，但我覺得威爾遜主義的存在是必要的，文明社會需要有這樣可愛的人。但是不能因為沈迷於他們的光芒而給予獨裁的權力。
雖然我認同大部分你的看法，但我覺得威爾遜主義的存在是必要的，文明社會需要有這樣可愛的人。但是不能因為沈迷於他們的光芒而給予獨裁的權力。
>> 我自己主要是一個歐洲中心主義者，身上少數的美國元素就是威爾遜主義。 我覺得威爾遜主義只是一個開...
品蔥上帶有威爾遜主義色彩的人好稀少⋯其實我感覺是很可愛的存在，通常很有人格魅力並且自帶信仰之力加持，和這樣的人交流每次我都會有「啊原來世界真的有相信這些並且一直在努力的人存在」的感嘆。
但是這樣的人又很容易成為獨裁者，像小羅斯福簡直是威爾遜plus版，美國工人聽到收音機里他的聲音都要為他融化然後直接開啟戰時法西斯⋯威爾遜主義或許只適合做傳教士和人文思想熏陶，不能給予實權
>> 品蔥上帶有威爾遜主義色彩的人好稀少⋯其實我感覺是很可愛的存在，通常很有人格魅力並且自帶信仰之力...
我自己非常清楚 💀
威爾遜主義者缺點就是為了達到理想目標而不惜手段，而『不惜手段』就是最大的問題，
這和早期蘇俄是一模一樣的缺陷。 （那個時候蘇俄的理想主義也是非常濃厚）
我有的時候都覺得威爾遜主義和布爾什維克像是硬幣的兩面，假如說還有人記得的話，布爾什維克可是追求絕對的平等，無階級差別和性開放的，誰曉得後來社會平等還不如沙俄，階級差別前所未有，性閉塞得更是恐怖。而威爾遜主義的實施太差，在開始之前就已經結束了
>> 我自己非常清楚 💀威爾遜主義者缺點就是為了達到理想目標而不惜手段，而『不惜手段』就是最大的問...
@Studebaker史刁碧嘉 @Vinvinland @milala
理想主义者说的不好听点再进一步就会变成权力欲，他们最后真的会觉得自己是正义正确的化身，反对我的都是错误都该消灭，自己就能代替上帝变成“全能的神” 最后发现原本支持自己的“无产阶级”开始反对自己了，就把他们打成“工贼”“农贼”“反动派” 弄死，还有一个典型就是希特勒，希特勒也觉得他是个理想主义者，日耳曼民族的未来。相反英国革命美国革命为什么成功，是因为都是贵族精英资产阶级领导的，美国开国元勋基本都是现实主义者，更多的是在乎自己的金钱和财产所以对抗殖民政府对抗王室对自己的横征暴敛，对人类政府和不受约束的权力永远保持警惕，对人性不信任，对权力还有理想并不是那么感冒 美国《独立宣言》英国《大宪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 我自己非常清楚 💀威爾遜主義者缺點就是為了達到理想目標而不惜手段，而『不惜手段』就是最大的問...
我第一次看到時非常驚訝他們20世紀初解放婦女與性自由方面如此先進，可以公開談論性，可以發表同性戀題材小說等。但是大概人類的美德還未進化到可以實現絕對的平等來維持這種美麗景象，很快就出現了共產共妻，女性公有化之類的可怕事情。
我有時覺得這種理想化世界，可能需要「無性別人士」來管理和維持秩序，才能確保絕對的自由平等。交給父權或女權任何一方都是不行的，都有可能極權化去傾軋別人。所以管理者最好無性別且社會關係透明化，這麼一想⋯或許未來AI是最優解⋯
>> 我自己非常清楚 💀威爾遜主義者缺點就是為了達到理想目標而不惜手段，而『不惜手段』就是最大的問...
在闲余时光，我研究了艺术历史，发现20世纪初起源于法国的新型建筑艺术的运动在最初几年的红俄那里得到了采纳，一些俄国本土的艺术家和外国慕布尔什维克之名而来的设计了许多当时非常前卫的建筑，直至今天在亚洲（日本和以色列除外）也显得前卫和令人仰慕。
以下是一些示例：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asa_de_Frida_Kahlo_en_el_Museo_Casa_Estudio_Diego_Rivera.JP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Narkomfin_building_2020-07.jp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Barsch_planetarium.jpg
遗憾的是，这些外国影响很快被打成境外势力，列宁的继任者斯大林更是讨厌这些资产阶级的花里胡哨的创作，要求苏联的建筑以实用和朴素为导向，变得更接近革命者的审美情趣。于是，这些西方的建筑艺术变成了昙花一现的存在，而建筑风格在俄国的变得丑陋不堪，到了赫鲁晓夫时期更是让人哭笑不得。
第一次可能是【好心办坏事】。但是次数多了，比如现在那些还想要【好心办坏事】的左蛆，我觉得【好心】根本就不存在，就是来【办坏事】的。
左蛆进步派常常说自己有理想是在摸索人类前进的路，但是他们的摸索方式和真正敢于探险的勇者不同，进步派表现得十分的卑劣，充满了支味的那种“死道友不死贫道”的味。
进步派的“摸着石头过河。”
从来就不是进步派自己下水摸石头，而是在暴力夺取权力之后，利用权力强行将其他无辜的人推进河里，进步派自己则在岸上观察那些被自己推进河里的无辜者能不能游过河。
眼看那些无辜的人尽数沉到水里面消失了，进步左蛆心里也不会有任何羞愧之心，只会在自己的笔记里写道【这是伟大探索中必要的牺牲】。
这就是进步派的理想，这种理想是不是太恶臭了一点？
现实世界中，有人看到过进步左蛆吃过亏吗？左蛆哪个不是在世界各处大捞特捞，捞完之后就立马拍拍屁股跑路。
进步出成绩了就是自己的功劳，没成绩就是“下面执行歪了”然后把责任都推给右派，然后自己跑到新的地方继续搜刮。
如果这个世界什么东西是【邪恶】的，那么我想说这种左蛆绝对是邪恶的代名词。
左蛆进步派常常说自己有理想是在摸索人类前进的路，但是他们的摸索方式和真正敢于探险的勇者不同，进步派表现得十分的卑劣，充满了支味的那种“死道友不死贫道”的味。
进步派的“摸着石头过河。”
从来就不是进步派自己下水摸石头，而是在暴力夺取权力之后，利用权力强行将其他无辜的人推进河里，进步派自己则在岸上观察那些被自己推进河里的无辜者能不能游过河。
眼看那些无辜的人尽数沉到水里面消失了，进步左蛆心里也不会有任何羞愧之心，只会在自己的笔记里写道【这是伟大探索中必要的牺牲】。
这就是进步派的理想，这种理想是不是太恶臭了一点？
现实世界中，有人看到过进步左蛆吃过亏吗？左蛆哪个不是在世界各处大捞特捞，捞完之后就立马拍拍屁股跑路。
进步出成绩了就是自己的功劳，没成绩就是“下面执行歪了”然后把责任都推给右派，然后自己跑到新的地方继续搜刮。
如果这个世界什么东西是【邪恶】的，那么我想说这种左蛆绝对是邪恶的代名词。
>> 在闲余时光，我研究了艺术历史，发现20世纪初起源于法国的新型建筑艺术的运动在最初几年的红俄那里...
蘇聯解構先鋒派建築師對Utopia的構想讓人嘆為觀止
https://ussr.totalarch.com/chernikhov_101_architectural_fantasies
簡直是另一個人類社會維度的重現。蘇維埃建立新秩序時留下的文明遺產總是被低估，當時列寧是真心覺得只有最頂級的審美和藝術才配得上最先進的理想主義社會。
被打成境外勢力這個劇情好熟悉啊⋯
>> 蘇聯解構先鋒派建築師對Utopia的構想讓人嘆為觀止https://ussr.totalarc...
永远地我遗憾它没了，然而今天，北欧、波兰和波罗的海地区的艺术家给我们类似的vibe，其中后面一些国家将铁幕后的时代的好的遗产留了下来。这些新的现代主义建筑就像Minecraft一样轻柔、简洁和让人浮想联翩，背后也藏着一个乌托邦，但它的样子并不是被仔细刻画好给你的，而是像印象派绘画一样给你一个模糊但有形的图案，并让你忍不住想时间、自然和人类的意义这样的个人化的话题，艺术家们本身也有这个意愿——这是我们在21世纪可以幸运地看见的。
>> 在闲余时光，我研究了艺术历史，发现20世纪初起源于法国的新型建筑艺术的运动在最初几年的红俄那里...
雖然這種風格的建築很快被打成了反革命，
其實這種思想一直存在，反應與蘇聯後來一直有的各種建築，科幻片和工業產品。
>> 在闲余时光，我研究了艺术历史，发现20世纪初起源于法国的新型建筑艺术的运动在最初几年的红俄那里...
慈父這位比較土鱉，他的繼任者（不是Malenkov）雖然說是一個比較誠實的人，但是這位的審美過於可疑了。
我自己覺得這位下台後耐心讀完Doctor Zhivago後應該有所提高
>> 我第一次看到時非常驚訝他們20世紀初解放婦女與性自由方面如此先進，可以公開談論性，可以發表同性...
蘇俄一開始搞得共產共妻搞過頭了，梅毒氾濫到工廠無法開工，
所以就原地轉彎成了性是資本主義的糖衣砲彈這回事。其實這個掉轉車頭的劇烈程度很是熟悉，所以我覺得那位指南針成精的是跟革命導師學的開車技術，都開成了老司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