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先生“三百年殖民地”论
【共产杂种囚禁刘晓波先生至死。刘晓波先生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时任然被囚禁，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摆了一把空椅子。见照片】
1“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刘晓波先生61岁的一生见证了《论语》里面这句话。
2 以下链接是维基百科刘先生三百年殖民地论的介绍，这段话没有什么问题。那时候刘先生20多岁。
3 余英时先生在美国大半个世纪，有中国学术和西方学术的双重背景，一直到逝世，都主张要先学习西方。（《现代儒学的回顾和展望》）。余英时先生在美国新泽西普林斯顿接纳了很多天安门六四流亡人士，包括全盘西化派的人士。《河殇》的作者苏晓康和余英时先生有很密切的来往。
4 政府理论上是“公仆”或者“管家”性质的服务机构，因此，如果有自由世界的国家愿意“殖民”中国300年，（我）高兴都来不及。
5 古今中外任何政治团体对中国的统治都比共产杂种强。
6 刘晓波先生著作等身，一生波澜壮阔，在”立德，立言，立功”都有建树，死且不朽。
以下是维基百科的链接和内容
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s/刘晓波
三百年殖民地论
在80年代文化热中国社会全面推崇全盘西化的背景下[162]，1988年11月香港《解放月报》（现《开放杂志》[163]）主编金钟采访刘晓波：“你如此反传统，是否同意全盘西化？”刘晓波回应：“我认为现代化是至明真理：私有制、民主政治、言论自由、法律至上。这是无可争议的，中国不存在理论问题，只有政策问题。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选择西化就是要过人的生活，西化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换言之，要过人的生活就要选择全盘西化，没有和稀泥及调和的馀地。我把西化叫做国际化、世界化，因为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发挥，这不是一个民族的选择，而是人类的选择。所以，我很讨厌‘民族性”’这个词。中国就讲不清什么是‘中国特色’。”对于金钟问，“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香港式）历史变革”的问题，刘晓波回答：“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年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当金钟指出其“十足的‘卖国主义’”做提问时，刘晓波回应：“我引用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一句话：‘工人没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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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按：
制度上来说，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的源头是“周礼”，孔子克己复礼也是恢复周礼，但是即使在他的年代，也没有可能实现。宋朝时期王安石朱熹等人也论述过克己复礼不可行。
你看看孔子对管仲的评论：
【《论语.宪问》：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 “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
关于仁和礼的关系，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①？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论语.阳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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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出来，孔子是相当的“实用主义”的，仁高于礼，只要能实现“仁”，实际的具体的制度（“礼”）有很大的灵活性。
只要“全盘西化”能够让人民不再受共产杂种的奴役，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1“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刘晓波先生61岁的一生见证了《论语》里面这句话。
2 以下链接是维基百科刘先生三百年殖民地论的介绍，这段话没有什么问题。那时候刘先生20多岁。
3 余英时先生在美国大半个世纪，有中国学术和西方学术的双重背景，一直到逝世，都主张要先学习西方。（《现代儒学的回顾和展望》）。余英时先生在美国新泽西普林斯顿接纳了很多天安门六四流亡人士，包括全盘西化派的人士。《河殇》的作者苏晓康和余英时先生有很密切的来往。
4 政府理论上是“公仆”或者“管家”性质的服务机构，因此，如果有自由世界的国家愿意“殖民”中国300年，（我）高兴都来不及。
5 古今中外任何政治团体对中国的统治都比共产杂种强。
6 刘晓波先生著作等身，一生波澜壮阔，在”立德，立言，立功”都有建树，死且不朽。
以下是维基百科的链接和内容
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s/刘晓波
三百年殖民地论
在80年代文化热中国社会全面推崇全盘西化的背景下[162]，1988年11月香港《解放月报》（现《开放杂志》[163]）主编金钟采访刘晓波：“你如此反传统，是否同意全盘西化？”刘晓波回应：“我认为现代化是至明真理：私有制、民主政治、言论自由、法律至上。这是无可争议的，中国不存在理论问题，只有政策问题。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选择西化就是要过人的生活，西化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换言之，要过人的生活就要选择全盘西化，没有和稀泥及调和的馀地。我把西化叫做国际化、世界化，因为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发挥，这不是一个民族的选择，而是人类的选择。所以，我很讨厌‘民族性”’这个词。中国就讲不清什么是‘中国特色’。”对于金钟问，“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香港式）历史变革”的问题，刘晓波回答：“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年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当金钟指出其“十足的‘卖国主义’”做提问时，刘晓波回应：“我引用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一句话：‘工人没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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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按：
制度上来说，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的源头是“周礼”，孔子克己复礼也是恢复周礼，但是即使在他的年代，也没有可能实现。宋朝时期王安石朱熹等人也论述过克己复礼不可行。
你看看孔子对管仲的评论：
【《论语.宪问》：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 “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
关于仁和礼的关系，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①？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论语.阳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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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出来，孔子是相当的“实用主义”的，仁高于礼，只要能实现“仁”，实际的具体的制度（“礼”）有很大的灵活性。
只要“全盘西化”能够让人民不再受共产杂种的奴役，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87 个评论
三百年殖民地论的缺陷是高估了西方改造他国的能力，低估了中国的夺舍能力。
倘若美国殖民中国三百年，倒大霉的会是美国。
就像苏纳克能做到英国首相一样，你殖民了中国，那你给不给中国人更宽松的待遇？如果给了，大批猾人跑到美国去当匪谍搞破坏，渗透美国高层，更加猖狂地利用民主反民主，你怎么办？更严重的，有没有想过像满清那种，殖民以后反被汉化的情况？
按过去的经验，美国这个国家能支持殖民改造的上限大概就是5000万人这个规模的中等国家，还不一定成功。中国作为人口极多，远超任一西方国家，且早已存在成熟的替代性文明，与西方文明兼容度极低的国家，就更困难。
请清洁工扫厕所都是要给人家付工资的。殖民中国更是要花钱的。天文数字搞建设，还要遭民族主义者恨，中国反贼拿什么来买美国殖民？西方人想在中国捞钱，找中国的买办勾兑一下就可以了，中国有什么东西那么金贵别人不远万里非要不可的？
倘若美国殖民中国三百年，倒大霉的会是美国。
就像苏纳克能做到英国首相一样，你殖民了中国，那你给不给中国人更宽松的待遇？如果给了，大批猾人跑到美国去当匪谍搞破坏，渗透美国高层，更加猖狂地利用民主反民主，你怎么办？更严重的，有没有想过像满清那种，殖民以后反被汉化的情况？
按过去的经验，美国这个国家能支持殖民改造的上限大概就是5000万人这个规模的中等国家，还不一定成功。中国作为人口极多，远超任一西方国家，且早已存在成熟的替代性文明，与西方文明兼容度极低的国家，就更困难。
请清洁工扫厕所都是要给人家付工资的。殖民中国更是要花钱的。天文数字搞建设，还要遭民族主义者恨，中国反贼拿什么来买美国殖民？西方人想在中国捞钱，找中国的买办勾兑一下就可以了，中国有什么东西那么金贵别人不远万里非要不可的？
14億人口大一統是永遠沒辦法文明的
300不夠
这个我是认同的，不过也不用300年，只要最后一代在专制体制内活过的人死没了就行了。
已隐藏
他說得不對，劉曉波他1989年在天安門上砸學生的槍，死了活該。當學西人的是劉曉波，他尤應學學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的精神。
>> 三百年殖民地论的缺陷是高估了西方改造他国的能力，低估了中国的夺舍能力。倘若美国殖民中国三百年，...
首先英國給印度寬鬆待遇是在把印度調教乖了以後的事
自從殖民時代就是，面對願意學習英國先進文化的印度人，英國提供一些來英進修的渠道。面對頑固不化的，其實殺了不少
然後劉也沒說要美國來殖民中國，他甚至沒說具體的國家
像德國一樣分成幾塊也一樣可以做到西方殖民
為什麼要天文數字搞建設？英式殖民的藝術就是如何讓殖民地為你賺錢，而不是像法國一樣high完就開始虧。印度鐵路什麼的那是投資，能生錢的
>> 首先英國給印度寬鬆待遇是在把印度調教乖了以後的事自從殖民時代就是，面對願意學習英國先進文化的印...
法国在非洲其实也是典型的间接统治啊，用一小批忠于自己的黑人精英（还是基督徒）统治大部分土著穆斯林，如果法国真之介统治，塞内加尔早就是基督教国家了。
>> 很显然你完全没有读过法国人到底是怎么统治萨赫勒的，你说的所有就没有对的….
很顯然你沒了解過任何一個宗教
統治和宗教沒有任何關係。統治再迫害宗教，也頂多把被迫害的宗教打入地下。反過來鼓吹也鼓吹不出虔誠的教徒，頂多出一點騙子
不過對以教會財力決定去哪家的騙子而言，這不重要對吧
>> 哪怕你把非洲獅子運回英國放倫敦動物園帶來的門票錢也是非洲殖民地賺來的收入啊
法国除了阿尔及利亚，并没有直接统治过非洲其他地区。而且阿尔及利亚是拿破仑产物，很显然跟瓜分非洲没有任何关系。
在非洲把直接统治做到极致的很显然只有葡萄牙，能通过政府雇佣+担保的形式向安哥拉疯狂移民葡萄牙人，罗得西亚和英属东非的英国移民相比之下简直毫无政府背景。
>> 你自己扯到是不是基督教國家這種宗教話題的，本來就和統治無關聯，我有什麼辦法
英国用自身政府的一己之力打破了西非的伊斯兰化啊，约鲁巴人没有英国政府直接占领拉各斯港，那肯定是全部伊斯兰化的结局啊。干这事的可不是尼日尔河公司而是皇家海军哈
>> 英国用自身政府的一己之力打破了西非的伊斯兰化啊，约鲁巴人没有英国政府直接占领拉各斯港，那肯定是...
英國又沒禁止伊斯蘭教。只不過是和伊斯蘭教國家可能會有衝突而已
不要像個神經病一樣，『剛好有個伊斯蘭教徒犯罪，警察把他抓起來了』就開始叫囂是反伊斯蘭
>> 但是伊斯兰教不会像英国一样啊，你跟索科托人讲大英法律？
你這話說的
他們在外國當然沒必要像英國一樣啊？
只不過是兩個國家之間有衝突了要打，關宗教什麼事？同宗教之間有衝突還是要打，為什麼和異教徒打了就被你自動扯到反宗教上了？
这是一个无解的悖论，西方殖民中国会激起更极端的民族主义，会更专制排外。
>> 不是我說英國在殖民地投資，我說英國在非洲賺了各種錢，連獅子都賺到了我可沒說法國在非洲虧——我想...
法国在魁北克赚不到钱的问题不是从来都是人太少么？
魁北克今天这么多人都是那350年前几千人的后代，哪像英国一样五月花号之后还不断有官方的民间的那么多人去呢？
而且皮毛生意可赚钱了，这玩意儿是法国人垄断的。
刘公应该早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的，不至于被搭上性命😓
世界很奇葩，现在全世界都在向美国殖民。
另外，我觉得刘小波把“殖民”理解的太简单了，他似乎也沦陷在我党的话术里。事实上我党天天都在喊反殖民主义，但却“忘了”恰恰是自己把马列主义强行殖入了华夏文化。
另外，我觉得刘小波把“殖民”理解的太简单了，他似乎也沦陷在我党的话术里。事实上我党天天都在喊反殖民主义，但却“忘了”恰恰是自己把马列主义强行殖入了华夏文化。
>> 世界很奇葩，现在全世界都在向美国殖民。另外，我觉得刘小波把“殖民”理解的太简单了，他似乎也沦陷...
他那时候20多岁，说什么忿激的话都可以理解。而且从维基百科的介绍来看，他说的并不如支黑转述的那样可以“打民小的脸”。
制度上来说，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的源头是“周礼”，孔子克己复礼也是恢复周礼，但是即使在他的年代，也没有可能实现。宋朝时期王安石朱熹等人也论述过克己复礼不可行。
你看看孔子对管仲的评论：
【《论语.宪问》：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 “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
关于仁和礼的关系，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①？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论语.阳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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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出来，孔子是相当的“实用主义”的，仁高于礼，只要能实现“仁”，实际的具体的制度（“礼”）有很大的灵活性。
只要“全盘西化”能够让人民不再受共产杂种的奴役，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 世界很奇葩，现在全世界都在向美国殖民。另外，我觉得刘小波把“殖民”理解的太简单了，他似乎也沦陷...
【刘晓波回应：“我认为现代化是至明真理：私有制、民主政治、言论自由、法律至上。这是无可争议的，中国不存在理论问题，只有政策问题。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选择西化就是要过人的生活，西化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换言之，要过人的生活就要选择全盘西化，没有和稀泥及调和的馀地。我把西化叫做国际化、世界化，因为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发挥，这不是一个民族的选择，而是人类的选择。所以，我很讨厌‘民族性”’这个词。中国就讲不清什么是‘中国特色’。”】
刘晓波先生这个语境说的应该是共产中国。
印度被西方殖民的时间比香港更长，最远追溯至马其顿帝国就开始受西方统治了，但依然达不到香港的水平
台湾没被西方殖民过，倒是被日本殖民了很久，完全不妨碍民主化
刘晓波值得敬佩但不必神话，他说的也不一定都对，只有红卫兵才会天天拿着毛语录奉若经典
台湾没被西方殖民过，倒是被日本殖民了很久，完全不妨碍民主化
刘晓波值得敬佩但不必神话，他说的也不一定都对，只有红卫兵才会天天拿着毛语录奉若经典
>> 印度被西方殖民的时间比香港更长，最远追溯至马其顿帝国就开始受西方统治了，但依然达不到香港的水平...
经常有人拿刘晓波的话“打民小的脸”，我就翻出来看看怎么打，但是那个人没有出现。
>> 经常有人拿刘晓波的话“打民小的脸”，我就翻出来看看怎么打，但是那个人没有出现。
支黑其实很难办的，刘晓波因为不够极端不够暴力依然属于“民小”，如果他的语录就能打脸等于你已经给他封圣了，支黑给一个民小封圣那就太精分了
>> 在一个不太切合实际的理想情况下只要40年就能改变了。参考摩西带出来的在埃及当奴隶的以色列人，在...
出埃及記基本上就是部小說，文化考據很好但時間跟人數都完全不對
唬爛程度跟赤壁百萬大軍差不多，所以用這個當範例可能不太準確
>> 在一个不太切合实际的理想情况下只要40年就能改变了。参考摩西带出来的在埃及当奴隶的以色列人，在...
以色列人只不过是从法老奴役之下跑出来的一个部落而已，你这个类比，其实最适合的是台湾，你可以把台湾也理解为从法老暴政下逃离出去的一个部落。
如果当年的犹太人是埃及的主要族群，那么不需要出埃及，他们自己就是埃及。
正如同现在的支国，只要大一统还在，14亿人还认同所谓“中国、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他们就是埃及，怎么需要出埃及呢？别说40年，400、4000、40000年也不会变的。
立帖为证：中国人不死个13.5亿人以上不会有任何改变！
已隐藏
>> 你当成小说看也可以，但还是希望你有一天能发现圣经六十六卷书真是 神的话语。你对时间点或时间段以...
如果你能理性面對的話，你會發現耶穌基督這個人是否存在，跟神存不存在完全是兩碼子事
不過我不打算跟信徒更進一步討論就是了，會歪樓
@神州陆沉，王安石朱熹如果论述过周礼不可行，那可以给出处或者一个链接吗？
>> @神州陆沉，王安石朱熹如果论述过周礼不可行，那可以给出处或者一个链接吗？
钱穆《国史大纲》两宋部分，第三十二章， 二 洛蜀朔三派政治意见之异同：
“熙宁元年，王安石以翰林学士越次入对。神宗问为治所先，曰：“先择术。”神宗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至要、至易，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耳。”
其实所谓唐、虞、三代，只是他们理想的寄託。他们的政治见解，可以称之为“经术派”，或“理想派”。他们主张将理想来徹底改造现实，而古代经籍，则为他们理想辩护之根据。
同时关中张载与洛阳二程相呼应，其政治理想，亦大体相似。谓：“周礼必可行于后世。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笞（chī）一人而定。”尝欲买田一方，尽为数井，以推明先王之遗法，未就而卒。又谓：“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此即安石所谓“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之意。以吕公著荐得召见，问治道，曰：“为政不法三代，终苟道也。”神宗大悦。然张氏主复封建、世臣、宗法，此皆泥古太深；若施之政事，当较安石更为迂阔。”
>> @神州陆沉，王安石朱熹如果论述过周礼不可行，那可以给出处或者一个链接吗？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
[两宋学术之转变][东莱与南轩][朱子]迄乎南宋，心性之辨愈精，事功之味愈淡。东莱与朱子书，谓：「向见论治道书，其间欲仿井田之意，而科条州郡财赋之类，此固为治之具。然施之当有次第。今日先务，恐当启迪主心，使有尊德乐道之诚，众建正人，以为辅助。待上下孚信之后，然后为治之具可次第举也。傥人心未孚，骤欲更张，则众口哗然，终见沮格。」此正熙宁新法之所以败，而东莱慨切言之。张南轩则谓：「学莫先于义利之辨。义也者，本心之所当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为而为之者也。一有所为而为之，则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朱子谓其「广前圣之所未发，同于性善养气之功」。自是学者争务为鞭辟向里，而北宋诸儒一新天下之法以返之唐虞三代之意，则稍稍疏焉。故永嘉事功之学，为考亭之徒所不喜。艮斋、止斋、水心、悦斋皆好言周礼，而朱子则非之，谓：「周礼周公未必尽行，教学者非所宜先。」
>> 钱穆《国史大纲》两宋部分，第三十二章， 二 洛蜀朔三派政治意见之异同：“熙宁元年，王安石以翰林...
“然张氏主复封建、世臣、宗法，此皆泥古太深；若施之政事，当较安石更为迂阔”，这是钱穆的论断吧，王安石帮助宋神宗更加集中了权力，是一名失败的改革家。张载不了解。
>> “然张氏主复封建、世臣、宗法，此皆泥古太深；若施之政事，当较安石更为迂阔”，这是钱穆的论断吧，...
是钱先生的评价。但是从这段话来看，北宋有学者甚至实践了恢复周礼，应该没有成功【“尝欲买田一方，尽为数井，以推明先王之遗法，未就而卒”】
>>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两宋学术之转变][东莱与南轩][朱子]迄乎南宋，心性之辨愈精...
在皇权帝制时代讲周礼，就意味着需要皇权和整个官僚体制主动放弃自己很大一部分的政治权力（包括实际管辖领土的大幅度缩水），突然之间要这样子做确实很难。但是，如果他们知道分封制度从长远来看是有益于整个体系的，而不仅仅只是表面的那一套礼仪，那么就有逐渐达成共识的希望。
>> 在皇权帝制时代讲周礼，就意味着需要皇权和整个官僚体制主动放弃自己很大一部分的政治权力（包括实际...
我最近有个想法，儒家的仁和礼，强调礼的一支，最终的去向是法家。你看荀子的两个学生，韩非子，李斯，都是法家的最重要的人物。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儒者在古代本为典章学术所寄托之专家。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治。秦之法制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即太史公所谓：“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之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秦始皇之身而得以实现之也。汉承秦业，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采入法典。
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 是钱先生的评价。但是从这段话来看，北宋有学者甚至实践了恢复周礼，应该没有成功【“尝欲买田一方，...
井田制在王莽推行新政时候就已经失败过一次了，我觉得周礼的核心在于分封在于让权，井田制不是最重要的内容。王莽或者这位北宋学者的恢复周礼的实践是避重就轻。
>> 周礼那套可以现代化。同时期亚洲大陆西边的犹太人有类似的东西，就是《塔納赫》，律法书等。也就是圣...
我觉得儒家强调“仁”的一支可以无缝对接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我看不出儒家的仁和西方的“正义（justice）”有什么不可调和的区别。
而强调礼的一支，则和法家有密切的关系，你看我对哎呀哎呀的回复。
你那篇文章太长了，还没有来得及看。
中国传统评价一个人从“立德立言立功”三方面评价，立德是第一位的。刘晓波在这一方面做得堪称完美。他偏激和学术上的不严密也情有可原。他的教育主要是在共产党的学校受的，89年以后大部分时间都在监狱里度过，不可能专心致志的研究学术。
>> 井田制在王莽推行新政时候就已经失败过一次了，我觉得周礼的核心在于分封在于让权，井田制不是最重要...
中国的传统政治很多资源可以发掘。台湾的政治和美国有显著的中国传统的因素，我看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有很多反思后世皇权怎么背离周礼的文章。
地方自治，钱穆《国史大纲》第41章结尾：
“
宋、明以下之社会，与隋、唐以前不同。世族门第消灭，社会间日趋于平等，而散漫无组织。社会一切公共事业，均须有主持领导之人。
若读书人不管社会事，专务应科举、做官、谋身家富贵，则政治社会事业，势必日趋腐败。其所以犹能支撑造成小康之局者，正惟赖此辈讲学之人来做一个中坚。
宋、明理学精神乃是由士人集团，上面影响政治，下面注意农村社会，而成为自宋以下一千年来中国历史一种安定与指导之力量。晚清以来，西化东渐，自然科学之发展，新的工商业与新的都市突飞猛进，亟待有再度兴起的新的士阶层之领导与主持，此则为开出此下中国新历史的主要契机所在。
”
>> 我最近有个想法，儒家的仁和礼，强调礼的一支，最终的去向是法家。你看荀子的两个学生，韩非子，李斯...
中国学术好像特别讲究传承，像你说的，会认为法家是来自于儒家，隐含着儒家发展下去就会达到法家，儒法的演变，到底是学术本身的自然发展，还是学术只是时代环境的产物呢？
荀子生活在战国中后期，列国之间兼并战争日益酷烈，秦国名为虎狼之国，名声很不好听，但是在现实的地缘政治博弈中日益处于上风。而那些恪守仁义的鲁国等周王室的兄弟之国却日渐衰落，荀子如果是一名实事求是的学者，那么就必须正视如此反差的现实。那么吸收商鞅申不害等法家理论家的思想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做一个假设，如果荀子生活在秦国灭亡以后，那么他又会如何重新修订他的学说呢？
>> 中国的传统政治很多资源可以发掘。台湾的政治和美国有显著的中国传统的因素，我看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钱穆所认为的士人集团是存在于官僚体制之下的，士人可以结党结社影响政治，像东林党复社那样子。但是在皇权专制下，士人集团受到皇权的打压。处在民主政体之下，士人集团就可以名正言顺大张旗鼓地开启政治性党派运作。但是在周礼制约下的分封体制之下，士的精神更广泛也更深刻，墨子孔子等人百家都具有这种精神。
>> 中国学术好像特别讲究传承，像你说的，会认为法家是来自于儒家，隐含着儒家发展下去就会达到法家，儒...
【儒家和法家的关系可以看余英时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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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
1 孔子的学生分几个派别，他最喜欢的是颜渊，但是很早就去世，曾子应该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弟子。孔子看起来喜欢刚毅木纳，不太喜欢巧言令色。但是那些能说会道巧言令色的可能混得更好。但是在学术传承上刚毅木纳的更重要。传说《大学》是曾子写的。后来的理学（朱熹）心学（王阳明）都是从《大学》的解读而来。
我没有太关注子夏子贡等人，荀子的师承是谁。但是李斯和韩非子是荀子的学生，而李斯辅助秦始皇统一中国，而韩非子是法家的最重要的人物。
儒家的礼和法家的礼截然不同。但是“小人儒”可以逢迎皇帝，把儒法合流。
2 秦国强，鲁国弱，有人口，土地，和地缘政治的原因，而且比是不是恪守周礼的影响更大。
历史上落后野蛮的政权灭文明的政权比比皆是。
>> 钱穆所认为的士人集团是存在于官僚体制之下的，士人可以结党结社影响政治，像东林党复社那样子。但是...
宋朝几个不同的政治流派确实是不同的学术解读而组成的。台湾也有很多政党，不知道是不是与此相关。
钱穆先生认为皇帝—宰相—御史大夫有权力制衡的关系。而皇帝和大臣的相互制约贯彻了整个中国历史。只不过明朝朱元璋废除宰相以后，皇权的地位无限的提高，一直延续到共产杂种（看看猪头对李克强和李强的打压）。
>> [恪守周礼] 可以广义来看，影响不容忽视。忘了哪里看到的了，大致意思，如果效仿秦国搞超限战，把...
共产杂种比秦始皇还不如。
恪守周礼和武力，能够并行最好，你搜颜习斋，他反对宋明儒，就是认为他们不能保家卫国。
再回顾《论语.宪问》：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这应该是孔子喜欢的次优选择。（最优解是周公那样，文武才徳位都有，柏拉图“哲学家当为政治家，政治学当为哲学家”）
>> 是的，文武不能分家，分家后就是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只能给皇家打工赚狗粮，被斩首还要呼万岁。唐代那...
西方政治学有“勇猛如狮狡猾如狐”的说法。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六 颜习斋》介绍：
习斋，北方之学者也，早年为学，亦尝出入程、朱、陆、王，笃信力行者有年，一日飜然悔悟，乃并宋明相传六百年理学，一壁推翻，其气魄之深沉，识解之毅决，盖有非南方学者如梨洲、船山、亭林诸人所及者。据年谱，习斋五十八岁告李塨恕谷云：
[孔孟程朱判然两途]予未南游时，尚有将就程朱，附之圣门支派之意。自一南游，见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直与孔门敌对。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为孔孟、程朱，判然两途，不愿作道统中乡愿矣。
其斩截痛快如此。又尝与桐乡钱晓城书，谓：
[宋学兼训诂清谈禅宗乡愿之弊]仆尝有言，训诂、清谈、禅宗、乡愿，有一皆足以惑世诬民，宋人兼之，乌得不晦圣道、误苍生至此也！仆窃谓其祸甚于杨、墨，烈于嬴秦。每一念及，辄为太息流涕，甚则痛哭。习斋记余。按：陈卧子时文「子所罕言」，谓「圣人既没，其流益深，言利极于战国之纵横，言命极于魏、晋之玄言，言仁极于宋儒之讲学。呜呼！使圣人复起，将何以廓清耶！」晚明八股文，乃与习斋语调相似。
其锋铓严峻又如此。而其所谓孔孟、程朱，判然两途者，习斋又为之明白分辨。年谱载：
安州陈天锡来问学，谓：「程朱与孔孟隔世同堂，似不可议。」曰：「请画二堂，子观之：一堂上坐孔子，剑佩觿决杂玉，革带深衣，七十子侍。或习礼，或鼓琴瑟，或羽钥舞文，干戚舞武，或问仁孝，或商兵农政事，服佩亦如之，壁间置弓矢、钺戚、箫磬、算器、马策、各礼衣冠之属。一堂上坐程子，峨冠博带，垂目坐如泥塑，如游、杨、朱、陆者侍，或返观打坐，或执书吾伊，或对谭静敬，或搦笔著述，壁上置书籍、字卷、翰研、梨枣。此二堂同否？」天锡默然笑。
先聊两句闲篇。
一百多年前，造反是潮流，共产党也竖旗跟风，当年就是利用西方民主文化来做幌子，起初其实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除了几个读书人跟着春心荡漾，劳苦大众基本两眼一抹黑。共产党也曾经面对民众的愚昧无计可施，最后那几个头领为了避免人财两空，干脆撕下脸皮干起「打土豪分田地」这种勾当，或许当年他们就是想抢几票然后上山当土匪，没想到歪打正着，意外获得大量拥趸。
虽然后来共产党一直在鼓吹民主，然而那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民主制度从未在国内生根发芽，对于从未享受过民主制度的人来说，民主就是一文不值。
话说到这儿，再添一句，当年跟着共产党闯进别人家烧杀抢掠、奸淫妇孺的老百姓，曾经都是朴实无华的乡里乡亲，他们会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恶吗？
只能说，对于穷到连脸都不要的人，道德又算什么？这句话不是骂人的意思，是实打实的肺腑之言。
有些时候，我们看待问题的方式是不是错了？包括当年的刘晓波。推动民主，重要的不是会花掉多少时间，而是有没有让民主肆意生长的空间。
向阳花不可能生长在阴暗潮湿的环境里，没人去争夺一席之地，怎么可能让种子长成参天大树？
所以，一件事在没有去做，或者没做完的情况下，妄自下结论，这不正常，也没必要。
其实很多年前刘先生就解释了，「三百年殖民论」就是他的一句气话，但是这么多年了，还有人非要跟「三百年」较劲，这就让人很不理解了……
一百多年前，造反是潮流，共产党也竖旗跟风，当年就是利用西方民主文化来做幌子，起初其实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除了几个读书人跟着春心荡漾，劳苦大众基本两眼一抹黑。共产党也曾经面对民众的愚昧无计可施，最后那几个头领为了避免人财两空，干脆撕下脸皮干起「打土豪分田地」这种勾当，或许当年他们就是想抢几票然后上山当土匪，没想到歪打正着，意外获得大量拥趸。
虽然后来共产党一直在鼓吹民主，然而那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民主制度从未在国内生根发芽，对于从未享受过民主制度的人来说，民主就是一文不值。
话说到这儿，再添一句，当年跟着共产党闯进别人家烧杀抢掠、奸淫妇孺的老百姓，曾经都是朴实无华的乡里乡亲，他们会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恶吗？
只能说，对于穷到连脸都不要的人，道德又算什么？这句话不是骂人的意思，是实打实的肺腑之言。
有些时候，我们看待问题的方式是不是错了？包括当年的刘晓波。推动民主，重要的不是会花掉多少时间，而是有没有让民主肆意生长的空间。
向阳花不可能生长在阴暗潮湿的环境里，没人去争夺一席之地，怎么可能让种子长成参天大树？
所以，一件事在没有去做，或者没做完的情况下，妄自下结论，这不正常，也没必要。
其实很多年前刘先生就解释了，「三百年殖民论」就是他的一句气话，但是这么多年了，还有人非要跟「三百年」较劲，这就让人很不理解了……
人家西方又不是傻子，谁会殖民这种民族？既没有好处还有危险。西方会用自己的人命拯救一个把西方当敌人的民族？
>> 这段非常有意义，怎奈文化水平有限，只看了个大概，好在略懂奇技，用AI翻译了，你看有需要修正的地...
翻译的还不错。基本就是这样。
颜说的有一些道理。
西方政治学到了马基雅维利进入到现实主义的政治，获取权力是政治家/政客实现政治理想的重要手段，而武力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儒家的命门之一却是君君臣臣，以及“报”，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满清皇室对曾国藩有恩，曾国藩就不太可能推翻满清另立新政府，同理赵紫阳也不太可能和邓小平对抗。
朱熹集团的重要使命之一是北伐（参考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而且朱熹的门徒应该是抗元的主力，印象中文天祥就是朱熹的弟子（还是徒孙？）。战斗意志肯定是有的，但是南宋的步兵打不过蒙古的骑兵，也是正常的。我觉得颜对朱熹的指责有些过了。
>> 先聊两句闲篇。一百多年前，造反是潮流，共产党也竖旗跟风，当年就是利用西方民主文化来做幌子，起初...
“ 朴实无华的乡里乡亲”很少主动投靠共产杂种。余英时有篇回忆录写农民对新四军的态度。共产杂种怎么裹挟农民打土豪，和太平天国怎么裹挟农民加入太平军差不多，这方面的资料很多，感兴趣或者想了解真相自己搜。
>> [恪守周礼] 可以广义来看，影响不容忽视。忘了哪里看到的了，大致意思，如果效仿秦国搞超限战，把...
战胜秦国不需要总体战，山东六国肯合纵，秦国再怎么军国主义，穷兵黩武打不穿山东六国，自己就会被西边的犬戎，羌狄之类民族入关消灭。
>> 宋朝几个不同的政治流派确实是不同的学术解读而组成的。台湾也有很多政党，不知道是不是与此相关。钱...
宰相和御史大夫是庞大的官僚机构的代表，与其说皇帝和宰相以及御史大夫之间具有制衡关系，不如说是皇权和整个官僚机构具有具有权力制衡关系，不过我觉得相比于制衡关系，两者之间首先是合作的关系。官僚机构是国家管理专业化的体现，但是官员的任免需要经过皇帝的首肯，那么皇权才是官僚权力的来源，那么这样的官僚机构天然就是依附于皇权的，和分封制度下的贵族阶层相比，制衡的实力先天不足。朱元璋虽然废除丞相，但是只要整个官僚机构还在，那么其实对皇权和官僚机构的关系影响不大。丞相被废除了，内阁又产生了，而且内阁人数更多也更团结地对抗皇权（参考嘉靖大礼仪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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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的诡辩家是非常重要的磨刀石，他们提出的各种各样刁钻古怪的问题和命题直接或者间接启发了古希腊先贤们。我就不举例了。
据说西汉统治者是实践荀子的礼和法的，礼主要应用于统治阶层内部，法主要是统治者应用于普通民众，但是如果礼是只能在势均力敌的权力之间才能达成的平衡的边界，那么在皇权一支独大的情况下，对礼的遵守恐怕也会是跛脚鸭一样吧，参考汉文帝的儿子将吴王的儿子活活打死的残忍行径却没有收到严厉的惩罚，汉文帝可是号称仁德的“明君”，他尚且如此，其他人可以想见。再者行为恶劣的汉景帝顺利继承皇位，采纳晁错建议旨意削藩，公然摒弃对礼的遵守。周礼的礼和法家的刑法似乎很难同时协调地并存。
荀子之所以是荀子，除了继承了孔子的理念之外，又吸收不少不少法家的理念，对于荀子来说，儒家是已经消失的理想的遗迹，而法家是现实的争霸求存的路径。我觉得荀子的流派体现的是一种综合。西汉的灭亡是荀子学说在应用上的失败，虽然对于荀子来说要等到几百年以后。
>> 古希腊的诡辩家是非常重要的磨刀石，他们提出的各种各样刁钻古怪的问题和命题直接或者间接启发了古希...
我重新看了一下余英时先生《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讲到荀子：
荀子生于战国末期，知识分子在各国政治上已颇炙手可热。故荀子所关心的已不复是如何为知识分子争取政治地位，而是怎样为知识分子的政治功能作有力的辩护。这便是他的《儒效》篇的中心意义。在《儒效》篇中，荀子主要在解答秦昭王向他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即“儒无益于人之国？”必须指出，荀子此处所说的“儒”是狭义的儒家之儒。当时各家争鸣，在政治上尤其激烈，法家、纵横家之流用“无益于人之国”的理由来攻击儒家，自是情理中所可有之事。这也是《儒效》篇的另一可能的历史背景。荀子则举出许多史例来证明儒者对国家最为有益。他指出儒者之可贵在其所持之“道”；这个“道”使得“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可见荀子仍严守着儒家“礼乐教化”的传统未失。荀子把儒者分为俗儒、雅儒、大儒三类，而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他的划分标准乃在学问知识的深浅。他特别强调知识是政治的基础。他说：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又说：
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
知识必须到了能推类、分类的阶段才是系统的知识。（按：“类”在儒、墨两家的知识论中都是最重要的概念。）而荀子的“大儒”，其特征之一便是“知通统类”。照荀子的意思，惟有这样“知通统类”的“大儒”，才能负最高的政治责任。所以他说：“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儒家主智论的政治观至荀子而发展到最高峰。在荀子之世，政治上的当权者已对知识分子抱着很大的疑忌，所以，稍后秦统一了中国就采取了打击知识分子的政策。荀子大概已感觉到风雨欲来的低气压，因此他一再强调国家必须尊重知识分子才能兴盛和安定。他在《君道》和《强国》两篇中曾重复地说道：
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
荀子在这里已不只是为儒家说话了，他是在主张一种普遍性的士人政治。
>> 古希腊的诡辩家是非常重要的磨刀石，他们提出的各种各样刁钻古怪的问题和命题直接或者间接启发了古希...
余英时先生那篇文章对荀子还是比较肯定的，同一篇文章“儒家的法家化”：
汉武帝之所以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却决不是因为欣赏他的“贬天子”之说，而是因为他巧妙地用儒家的外衣包生了法家“尊君卑臣”的政治内核。当时有一位黄老学派的汲黯便当面揭穿了这一事实。《史记·汲黯传》说：
天子（武帝）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外施仁义”便是以儒术“缘饰”，“内多欲”则非做法家型“惟我独尊”的人主便无以操纵自恣。儒家所谓“礼乐教化”不但在武帝一朝未见实效，就是到了他的曾孙宣帝的时代也还是纸上空谈。下面是汉代一个极有名的故事，可以使我们知道所谓“独尊儒术”的真相。《汉书·元帝本纪》载元帝为太子时：
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请看宣帝骂儒生“好是古非今”的话，岂不完全是秦始皇、李斯的口吻，哪里有一丝“仁义”的味道？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云：
申（不害）子学号刑名。刑名者，以名责实，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宣帝好观其君臣篇。
可见西汉的皇帝从高祖到宣帝，基本上都采用了法家的路线；他们内心所最关切的问题可以说只有“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八个字。不但西汉如此，晋室南渡，已成君弱臣强之局，做皇帝的还是向往着法家路线。
《资治通鉴》卷九十《晋纪十二》云：
（元）帝好刑名家，以韩非书赐太子。庾亮谏曰：“申、韩刻薄伤化，不足留圣心。”太子纳之。（元帝太与元年三月庚午条）
司马氏号称儒学大族，而晋元帝即位后第一件事便是赐韩非书给太子，君统与法家关系之深，可以推见。历史上叔孙通、公孙弘之类的“儒宗”看清了这一点，“与时变化”，(入法家之室而操其戈，逢君之欲而长其恶，才在表面上夺得思想界的统治地位。然而个别的儒家要真想当权，首先就得法家化，就得行“尊君卑臣”之事。他不但有义务帮朝廷镇压一切反对的言论，而且连自己的“谏诤”之责也要打一个七折八扣。理由很简单，“忠臣不显谏”，“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皇帝是不能公开骂的。这样的儒家在政治上最后也只能成为“反智论者”。所以“尊君卑臣”的格局不变，知识分子的政治命运也不会变。但是中国政治史始终陷于“尊君卑臣”的格局之中。
>> 我重新看了一下余英时先生《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讲到荀子：荀子生于战国末期，知识分子在各国政...
“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这里就是问题所在，君主爱护民众是一种主动行为，言外之意就是民众需要被动地等待君主的“爱民”，如果不是存在足够的有实力的对等的制约性政治力量，那么这种等待是非常不靠谱的。推荐一部韩国电影《兹山鱼谱》，描述地是李氏朝鲜末期，儒家理想是如何在现实中被扭曲地，我觉得还是比较写实的。
衡量是否是“无益于人之国”的标准需要看时代环境而定，秦昭襄王想要凌驾于所有人之上，那么他就会认为孔门儒学对他的国家没有好处，可是如果秦昭襄王提前知道秦国在统一华夏世界以后会“二世而亡”，贏氏家族七百多年的经营全部灰飞烟灭，那么他还会坚持儒学没有用吗？
我想表达的是，士的精神和士弘扬的道都是值得尊敬的，只是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他们所能发挥出的匡正时代弊病的能量差别太大。对比一下先秦诸子百家和秦以后士子的自由度的不同，即使是以开放包容著称的唐朝，魏征犯颜直谏被津津乐道，这难道不是从侧面说明了，在帝国体制下，对君主进行劝说是非常高风险的政治行为，所以士人们避之唯恐不及。
>> 余英时先生那篇文章对荀子还是比较肯定的，同一篇文章“儒家的法家化”：汉武帝之所以接受董仲舒的建...
按照余英时的文章，“儒家的法家化”似乎就是儒家的污名化，但是对于这种变化，光是归咎于个别帝王恐怕是不够的，西汉的王莽就非常推崇儒家以及周礼，但是他的复古运动却失败了。王莽的垮台应该是给后世帝王们和士子们埋下了心理阴影。现在我们当然会比较清楚，王莽的复古运动是“伪周礼”，不是在政治体制上进行根本的复古，却只是在井田制这种经济形式上做文章。避重就轻。
司马氏还在西晋维持着权力的时候，在司马懿夺权之前就是世家大族，轮到晋武帝司马炎当权的时候大肆分封同姓诸侯，好像是要复兴周代体制。司马炎去世以后，八个宗室皇族争夺皇位，而周朝天子如果去世，却很少见到被分封的诸侯国也跑来争夺周天子的王位。两者还是有很大差别，晋朝的分封诸王是建立在大一统集权制度下的，每一个有些实力的人都想吃下皇权这块唐僧肉。
>> “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这里就是问题所在，君主爱护民众是一种主动行为...
儒家理想中的圣人，尧舜不可考。周公是唯一的有德有位。近代最接近的有德和有武力的儒家是曾国藩。
但是这里有一个儒家的困境，“忠”和“报”对曾国藩这样恪守儒家伦理的人来说，是不可背逆的。因此尽管满清摇摇欲坠，曾国藩也只能忠于清廷。（但是孔子看起来灵活的多，孔子赞美管仲“仁”，尽管管仲使用“非礼”的政治操作。孔子自己也有很多非礼的做法，如写《春秋》）
西方就灵活的多，马基雅维利是西方政治学第二号人物，他是第一个把政治学从神学拉回到现实，获取权力是政治人物实现政治理想的唯一途径。
曾国藩信奉的是经过宋明理学家改造过的理学，理学诞生背景是大一统皇权专制下的官僚科举制度（南宋），它和孔子的儒学不是一回事。
这里讲一个题外话，如果我额外地说宋朝的科举制度是比较公平的，能够遴选南宋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是不是这里会有人跳出来喊道，你一会儿抨击南宋是皇权专制一会儿又说科举制度是相对公平的，怎么回事？我想回答的是，皇权专制和科举制度的公平性，这两者难道就不能共存吗？因为一个豆子是腐烂的，和它临近的另外一颗豆子也必定是腐烂的？一定要所有的豆子都腐烂了才能满足？说出腐烂的豆子是腐烂的，没有腐烂的豆子不是腐烂的，说出眼睛前面看到的东西有这么困难吗？
曾国藩发迹之后，他的手下劝他造反背叛清王室，他没有听从。曾国藩倒是有自知之明，他在攻灭太平军的过程中，屠城不少，尤其是对南京城的大屠杀，让他在江南地区人心不附，难以立足。我觉得曾的困境就是理学的困境，道德文章书写起来深奥典雅，但是实际的行为却完全不是一回事。曾国藩的为人处世是能反映中国人的劣根性的一面镜子，知易行难。我也不认为他的自省有多少意义，可能是可以让他冷静下来，当一个更加冷静冷酷的刽子手。据说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很崇拜曾国藩，看来两人都同时继承了曾国藩的劣根性，难怪这两人行为处事这么相像？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理念写出来都是很好听的（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实际行为和理念根本就是十万八千里。
这里讲一个题外话，如果我额外地说宋朝的科举制度是比较公平的，能够遴选南宋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是不是这里会有人跳出来喊道，你一会儿抨击南宋是皇权专制一会儿又说科举制度是相对公平的，怎么回事？我想回答的是，皇权专制和科举制度的公平性，这两者难道就不能共存吗？因为一个豆子是腐烂的，和它临近的另外一颗豆子也必定是腐烂的？一定要所有的豆子都腐烂了才能满足？说出腐烂的豆子是腐烂的，没有腐烂的豆子不是腐烂的，说出眼睛前面看到的东西有这么困难吗？
曾国藩发迹之后，他的手下劝他造反背叛清王室，他没有听从。曾国藩倒是有自知之明，他在攻灭太平军的过程中，屠城不少，尤其是对南京城的大屠杀，让他在江南地区人心不附，难以立足。我觉得曾的困境就是理学的困境，道德文章书写起来深奥典雅，但是实际的行为却完全不是一回事。曾国藩的为人处世是能反映中国人的劣根性的一面镜子，知易行难。我也不认为他的自省有多少意义，可能是可以让他冷静下来，当一个更加冷静冷酷的刽子手。据说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很崇拜曾国藩，看来两人都同时继承了曾国藩的劣根性，难怪这两人行为处事这么相像？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理念写出来都是很好听的（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实际行为和理念根本就是十万八千里。
>> 曾国藩信奉的是经过宋明理学家改造过的理学，理学诞生背景是大一统皇权专制下的官僚科举制度（南宋）...
你去看看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介绍曾国藩的那一章。国内其它介绍曾国藩的都是以讹传讹，特别是唐浩明的。
陈寅恪说他自己“议论近乎湘乡南皮（曾国藩张之洞）之间”，晚清的儒林大半是曾国藩的门生故吏（如郭嵩焘陈宝箴），他的思想影响了近一个世纪。
>> 你去看看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介绍曾国藩的那一章。国内其它介绍曾国藩的都是以讹传讹，特别是...
钱穆的著作先放一边。
学术是思想层面的，偏向于知识层面，曾国藩的知识再丰富，理学文章写得再好，但是他的军事行为和他所想所追求的完全相反。安庆屠城是事实，南京大屠杀也是事实，如果因为他有很大的文化影响力就视而不见，或者说，正是因为他在近代思想历史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屠城的行径难道不会被后世的野心家所“积极”学习。他们会说，你看，只要一个人像曾国藩那样为人师表，成为一个有名的道学家，谁管他干过些什么，哪怕他执行过像是对南京这样的大都市的屠城，照样可以享受万世师表的美名。曾国藩屠杀南京城，和日本侵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我看不出两者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两次大屠杀之间也不过相差80年不到
再提一句，毛泽东的父亲据说是参加过湘军还是淮军来着，那么考虑到湘军和淮军在攻灭太平军的时候对平民制造的大屠杀，那么这种肆意屠杀平民的世界观或者观点可能以某种潜移默化的形式传递给了毛泽东，影响了毛泽东世界观的形成。不然的话，就不能解释为什么蒋介石就不会像毛泽东那样，蒋介石还是恪守基本的底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