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翻译】特朗普的贸易三难困境

作者：Antony P. Mueller
原文链接：https://mises.org/mises-wire/trumps-trade-trilemma

https://cdn.mises.org/styles/responsive_650w/s3/static-page/img/WS%20Antony%20portrait.jpg.webp?itok=ekfozPeQ美国今天面临的贸易问题并不新鲜。它植根于经济学家所谓的特里芬三难选择——也称为特里芬困境或特里芬悖论——以比利时裔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的名字命名。这一原则凸显了一个基本矛盾：像美元这样的国家货币无法同时充当稳定的国内货币和世界主要储备货币，而不产生贸易失衡。

美国目前对几乎所有贸易伙伴征收高额关税的政策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种措施弊大于利。关税提高了进口商品的成本，导致消费者价格上涨，依赖全球供应链的生产商的投入成本增加。这侵蚀了购买力，降低了生产率。此外，贸易伙伴以自己的关税进行报复，引发贸易战，损害出口商，加剧紧张局势，扰乱全球贸易。关税并没有重振制造业，而是导致资源配置不当和对低效率产业的裙带保护，延长了结构性弱点，而不是解决其根本原因。

美国的持续贸易逆差是美元被高估的自然结果。这种高估又源于全球对美元的需求。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发行国既是福也是祸。一方面，这使美国能够在没有直接金融约束的情况下进口多于出口。当世界其他地区急于持有美元时，以美元计价的外债就不再是问题。

这种安排的另一个暂时好处是，它使为美国预算赤字融资变得更容易。持有美元储备的外国投资者通常投资于美国国债，帮助为联邦赤字提供资金。这一过程自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一直在继续——尽管有中断。

实际上，美国只需发行新货币就可以从世界各地获取商品。然而，这种方法导致了“双赤字”：政府预算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经常性流动变成了巨额债务存量，以公共债务和对外负债的形式存在。

特朗普总统现在面临的挑战是，这些债务山可能已达到临界极限。对美元的信心开始动摇。截至2025年5月，美国联邦债务已达36.2万亿美元，并正在迅速上升。公共债务已超过GDP的120%，其中约三分之一由外国实体持有。随着非自由裁量支出的增加和经济显示出停滞或收缩的迹象，公共债务和外债都将进一步上升。到2024年底，美国的国际投资净头寸（NIIP）为-26.2万亿美元。

美国总统的担忧包括持续贸易逆差带来的战略脆弱性。由于进口持续超过出口，国内生产变得不那么有竞争力，导致工厂倒闭、失业和整个行业的离岸外包。这样，持续的美国贸易逆差掏空了国家的制造业基础。这种侵蚀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国家安全风险。强大的制造业对于创新、就业和韧性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全球动荡或地缘政治冲突时期。当关键供应链——如半导体、医疗设备或国防部件——位于海外时，美国就变得严重依赖外国生产商。

2024年11月，即将上任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兰发表了《重塑全球贸易体系用户指南》——通常被称为“马阿拉歌协定”。这份非官方白皮书阐述了政府解决美国不稳定经济状况的愿景。

米兰认为，美元的高估是美国制造业衰退的关键因素——他认为这种发展威胁到国家安全。储备资产充当全球货币供应的一种形式，但对美元的需求与美国的贸易平衡越来越脱节。随着美国经济相对规模的缩小，紧张局势变得更加尖锐。美国陷入了特里芬三难选择。米兰暗示，更高的关税将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并重振国家的制造业。然而，贸易管理并不是答案。核心问题在于由政府和中央银行主导的法定货币体系的性质。

特里芬三难选择最早是在20世纪60年代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辩论中提出的。特里芬揭露了国内货币稳定与全球流动性供应之间的基本紧张关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必须维持美元以每盎司35美元的固定汇率兑换成黄金，同时还要向世界提供美元储备。为了全球贸易和流动性的扩张，美国需要持续的国际收支逆差。但这些逆差最终会破坏人们对美元可兑换性的信心。

特里芬警告说，美国无法同时保证可兑换性和充足的全球流动性。如果继续发行美元，就会失去黄金储备；如果停止，世界将面临储备短缺和通货紧缩。这一矛盾直接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1971年，尼克松总统暂停了黄金可兑换性，标志着法定货币时代和浮动汇率的开始。
然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II下，困境依然存在。美元仍然是主导的全球储备货币，用于贸易发票、外汇储备和国际金融。持续的全球对美元的需求意味着美国必须通过外部赤字来提供流动性。但这些持续的赤字引发了关于债务可持续性和系统性风险的质疑。

困境的核心仍然存在：没有一种国家货币能够无限期地承担国内货币锚和全球储备的双重角色，而不陷入矛盾。特里芬本人提议授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特别提款权（SDR）作为超国家储备资产，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其他人建议建立一个多极储备体系，包括欧元、中国人民币或一篮子国家货币。最近，数字货币和基于区块链的系统的兴起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创建去中心化、算法化的国家法定货币替代品的兴趣。

然而，从奥地利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提议是不够的。全球货币体系不应该依赖于法定货币或中央银行的自由裁量权。相反，货币应该通过自愿的市场互动产生。一个健全的货币体系将通过防止赤字货币化来约束政府支出。它将提供一个可靠的价值储存和记账单位——这对于理性的经济计算和协调至关重要。

在奥地利框架下，理想的体系是自由银行和货币竞争。私人银行将发行可兑换为黄金等商品的票据，根据偿付能力和审慎性竞争客户。相比之下，中央银行通过自由裁量政策扭曲利率、错误分配资源，并助长了繁荣-萧条周期。
一个真正去政治化的货币体系将废除中央银行并逐步淘汰法定货币。利率将由市场力量——通过储蓄和投资的相互作用——决定，而不是由官僚指令决定。这将导致更好的跨期资源配置，与奥地利资本理论一致。

最终，特里芬三难选择凸显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真相：一种国家货币无法无限期地服务于全球功能而不导致系统性不稳定。用另一种国家货币——无论是中国人民币还是欧元——替代美元只会重现同样的矛盾。真正的解决方案在于完全将货币从政治中移除。

令人惊讶的是，这样的改革比看起来更容易实现。关键步骤是废除迫使公民接受国家发行货币的法定货币法。通过允许个人合法自由地使用和发行替代私人货币，政府可以释放一波货币创新和竞争。这将使货币发行者的激励与用户的偏好保持一致——促进货币体系的稳定性、透明度和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