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时期书刊检查制度

个人觉得重点是
#### (四) 防止境外信息流入

类似的技术方面的迭代 比如你匪的防火长城的建立并不是你匪主观上比大清朝或者苏联更自由或者更开放
纯粹是苏联没有活到2000 大清朝也没活到2000年
在技术条件下可行的时候 专制政体会采取的言论管控措施都大差不差

从以前需要对实体 比如信件 书刊报纸等纸质或者影视音乐的审查变成了技术上更难的数据包审查
但是我得老实说 从我一个CS毕业的人的看法 防火长城在技术上的确很牛逼

我转发本文的意思想探讨一下近代对于言论审查的变迁
苏联以及你支虽然是这方面的佼佼者
但是并不妨碍当代欧美抄作业

---------------------------------------
斯大林时期书刊检查制度

**作者：** 李淑华

### 【内容提要】

斯大林时期，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淹没在深厚的意识形态氛围之中。而对意识形态极为严密的管控，又使执政党的思想理论和整个国家的文化长期受制于僵化理论教条的束缚而得不到创新发展。从实施程序上来看，斯大林时期书刊检查分为四个层面：自我检查、编辑检查、出版总局检查以及惩罚性检查。斯大林时期书刊检查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对文化、艺术、广播、境外信息等的监督，其给苏联政治与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文学难续白银时代的辉煌，遗传学经历了毁灭性打击，电影戏剧业严重萧条。

**【关键词】** 苏联 斯大林 书刊检查 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 李淑华，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

斯大林时期书刊检查主要目的在于对意识形态的管控，主要通过对大众传媒和各种文化活动、对知识分子和各种文化人士的言行加以控制。斯大林时期意识形态的载体从物的方面来说，主要就是书刊和报纸；从人的方面来说，就是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从人的活动方面来说，就是新闻出版、各种文化艺术活动、各种表演和演出等等。20 世纪 30 ~ 40 年代，苏联进入书刊检查的高峰时期，总指挥斯大林不仅亲自领导书刊检查，还掀起一次又一次书刊检查的浪潮。在斯大林统治下，整个苏联社会都被巨大的阴影笼罩着，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大规模的整肃行动为这一时期冠上“恐怖”的字眼，当时及其后的学者将苏联社会，尤其是知识界所经历的这一时期称为“全面恐怖时期”（Эпоха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

### 一、斯大林时期书刊检查的程序

斯大林时期书刊检查是一种多层级的全面检查制度，对言论与出版物的检查无处不在。斯大林时期书刊检查分为出版前检查和出版后检查，也可以称为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其一经确立，就没有停止过，直至苏联解体。

#### 1. 自我检查

自我检查是斯大林时期书刊检查的主要形式之一，是苏联政府限制言论自由的重要手段，是苏联共产党在施行意识形态控制时的一种主要方式，被称为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帮助”。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自我检查开始在苏联大规模实行，并且逐渐在大多数作家头脑中扎下根来。南斯拉夫战后领导人德热拉斯在《新阶级: 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一书中对于苏联“自我检查”的评价是，“知识分子们为他们的地位及社会关系的实际情况所迫，不得不进行自我检查”，许多文学家、艺术家等“必须伪装自己的言行并且说些毫无价值的吞吞吐吐的话”。自我检查又称内部编辑 (внутренний редактор)、内部检查 (внутренняя цензура)、自动检查 ( автоцензура)。古今中外，只要存在书刊检查制度，就存在自我检查 (самоцензура)。沙皇俄国时期的自我检查是创作者要时刻分析沙皇想看到什么，而斯大林时期自我检查意味着“人们必须时刻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深入的自我剖析”。自我检查可以说是一种自我检讨，同时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其目的在于当个体与外部发生冲突时，能够提前预防可能出现的危险。作者对自身作品的检查首先基于自我审美观。其次，是基于苏联国家、社会、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要求的自我反省，通过比照，找出自己作品中不符合要求的地方，然后进行适当的修改。如果某一位作者没有对自身作品进行充分的分析与检查，其作品将无法顺利发表，即使侥幸发表，也可能很快就遭遇禁止的命运。一般来说，自我检查进行得较为平静，只要作者能够根据苏联党和国家的要求，对自身作品进行有关意识形态方面的自我检测，作品就会问世。但一些作者受自身知识、政治思想、认知以及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不能很好地把握苏联的政治动向，其结果是许多作品虽然经过作者充分的自我检查，发表后仍无法逃脱国家有关部门的查禁。斯大林时期，随着书刊检查制度的不断深入，自我检查变成苏联重要的思想控制器，成为作品能否公开面世或者发表的必要条件。自我检查对苏联文化影响是消极的，其主要表现在于，越来越多的写作缺乏独创性，多为人云亦云者。索尔仁尼琴曾指出，很多作协成员承认顶不住检查的压力，使自己的书在构思、结构上让步，改掉章节、段落、句子，拟出些苍白的名称，只是为能够发表。20 世纪 20 年代后，苏联文学创作难续白银时代的辉煌，书刊检查的存在是主要原因。

#### 2. 编辑检查

1930 年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关于出版总局》的决议指出，务必在出版社内部实施对所有出版物的全部事前检查。根据这一决议，图书出版社、杂志编辑部等书刊编辑出版单位负责本单位书刊出版前检查工作。编辑检查主要是由各编辑部及广电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对相关作品进行思想政治检查，防止作者无法很好地把握苏联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方向，为作者的作品进行把关，将作品中不符合当局意识形态的思想消灭在编校过程中，并力争使作品在出版或者问世时能够达到苏联当局所制定的意识形态标准。娜杰日塔·曼德尔施塔姆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各报纸或杂志社编辑部以及书籍出版社的编辑比书刊检查员还要可怕得多，书刊检查员的工作可以是事先检查，也可以是事后检查，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一般是对作者的作品进行事后检查，发现问题并进行矫正，而编辑的工作几乎就是对作品进行多方位的事前检查，时时小心，处处谨慎，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编辑比检察官更可怕，他们全神贯注地咬文嚼字，要把一个个的小小的线头都咬断。”书刊社的领导及其他重要部门的职员多是由有关部门任命并指派的，他们本身在把握意识形态方向方面都比较成熟。从实际执行情况来看，这些从事编辑检查的书刊检查员的行为受到苏联书刊检查制度的严格限制，其主要任务是对本人管辖的书籍出版社、报纸杂志社编辑部、各种发行书面文字的行为、展览会、电影或者戏剧演出的节目等进行检查。编辑检查比自我检查更进一步，既严厉又细致。

#### 3. 出版总局检查

《关于出版总局》的决议规定，由党的机关向出版总局派遣的“特派员”和政治编辑“为在书报文献和无线电广播等领域实施事前检查的基本环节。出版总局检查比自我检查以及编辑检查更进一步，在苏联书刊检查制度中占有核心地位，是苏联书刊检查制度中最负有责任的重要一环，斩断一切作品中可能出现的“反苏的”和“有害的”信息传播。出版总局检查由苏联出版总局及地方书刊保密部门对报纸、杂志、出版社编辑部以及其他部门提交的样报样刊、书稿、广电播放的节目、各展览会展示的信息等进行检查，一旦发现问题，苏联出版总局有权对相关作品进行禁止。如果某作品有幸能够通过苏联出版总局检查，则意味着其已基本达到苏联政府的要求，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要求。苏联出版总局检查并没有太多的自主性，行动要根据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路线与标准以及苏联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与调整而发生变化。出版总局在进行相关检查时重点关注的是斯大林讲话内容或者指示，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苏联出版总局工作的“风向标”，如果出版总局不能很好地把握这些，那么其工作将无法开展。1931 年列宁格勒出版分局曾提请出版总局为其制定“定位性的名单”，这样，就可以对“绝对不准出版的作者”和“需要特别仔细审查的可疑作家”进行预防性的监视，从而能根本上杜绝坏作品的问世。出版总局除了对作品本身进行检查外，还负责有关“许可证”的发放，有关部门如果没有得到出版总局的许可，无权发行任何见诸书面的文字，如果办公用纸、表格、账单等“附有口号或说明文字”，那么也需要得到出版总局发放的许可证才能付印，否则就是触犯法律的行为。

#### 4. 惩罚性检查

俄罗斯学者格利亚耶娃在谈到惩罚性检查 (карательная цензура) 时称，这种形式的检查并不具有行政与司法性，其性质就如这一词组所表现出来的直接含义。惩罚性检查是由斯大林时期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部人民委员会、国家安全部等机关对写作过程和已出版作品进行无孔不入的秘密监督和超司法惩罚。惩罚性检查多用于对文学与影视作品创作进程的监管以及对已经面世或者出版的见诸书面的文字进行检查。惩罚性检查是检查的最后一关，此时发现的问题一般来说都不是普通问题，它们往往隐藏较深，较严重，这种检查所发现的问题将受到十分严厉的惩治，相关责任人更会遭遇“清洗”。从历史上来看，这种惩罚的严厉性是人所共知的。有解密资料说，据初步统计，从 1934 年苏联作协成立到 1953 年斯大林去世，有 2 000 多名作家被判刑、流放、劳改和处决。斯大林统治着一个拥有近两亿人口的大国长达 1/4 世纪以上的时间，此间，为了使检查的效果更能达到斯大林的标准，苏联政府要求苏联出版总局以及其地方机关要努力工作，争取在实际工作中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为苏联整顿意识形态服务。为了规范保密局、保密局地方机关以及苏联中央剧目和演出委员会的活动，1925 年 11 月 14 日，俄共 (布)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通过决定，专门建立了用于对苏联出版总局以及中央剧目和演出委员会的工作进行检查的政治局委员会。由此可见，即使是苏联出版总局等检查机关也不能犯一点点的错误，因为在他们的上面还有相关的检查机关，而掌握一切大权的人就是权利顶峰的人，即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

---

### 二、斯大林时期书刊检查的实践

苏联对社会的控制越来越严苛，苏联出版总局针对文化领域的书刊检查也越来越严格。斯大林时期，书刊检查的触角涉及多个方面，限于文章篇幅，仅选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 (一) 对文化领域进行清查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以后，苏联政治思想领域的“大清洗”“大整肃”运动造成的社会政治气氛严重地危害着文化领域的发展。苏联文艺界也展开了一系列大批判，不仅批判形式主义和庸俗社会学，批判 20 年代所有的文艺流派和团体，批判 30 年代所有的文艺刊物，而且还批判、逮捕、镇压了许多作家和艺术家。加强对文化创作领域和知识分子的检查是斯大林时期思想领域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所有作家在这一时期都成为国家检查与整肃的对象，许多作家、艺术家以及党和军队的领导干部的生命正是在这一时期因书刊检查而终结的。

1931 年 11 月，斯大林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写了一封信，点名批判斯卢茨基等历史学家，认为斯卢茨基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上所发表的文章犯了反对列宁主义的错误，并且诽谤布尔什维克，同时还伪造了布尔什维克党史。斯大林不久又对 1937 年出版的雅罗斯拉夫斯基的《联共 (布) 党史概要》进行了批评，称这部著作中“包含着许多原则性的和历史性的错误”。

斯大林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公开信在当时为绝大多数苏联史学刊物所转发，在当时的苏联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实，早在斯卢茨基向《无产阶级革命》杂志投稿之前，施略普尼柯夫就撰写了回忆录《1917 年》，斯大林为此十分生气。苏联各家媒体为此也十分配合斯大林对于相关问题的处理，斯大林的公开信发表后，苏联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即发表重要社论，指责《1917 年》是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诽谤，是公开反对俄国革命的行为，结果，不仅使作者本人遭遇国家的检查，《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也被迫停刊整顿。《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事件很快波及了大众传媒以外的其他领域，首当其冲的是史学界，很多历史学家没有幸免于难。

苏联作家皮利尼亚克的遭际很具代表性。他生于 1894 年，十月革命后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荒年》(1921 年)，中篇小说《暴风雪》(1922 年)、《伊凡和玛丽雅》(1922 年)、《黑面包的故事》(1923) 和《机器和狼》(1925) 等。自 20 世纪 20 年代初起，皮利尼亚克就开始遭遇书刊检查，原因在于，他的上述作品一方面肯定十月革命对俄国历史的“消毒净化”作用，同时又把革命歪曲成无政府主义的自发行为，指责马克思主义“不全面”，“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偏见和不理解”。20 年代末，苏联出版总局对其的检查开始严厉起来，这与 1929 年他的中篇小说《红木》在柏林出版发行有关。苏联出版总局认为这部小说不仅“歪曲了苏维埃的现实”，其在国外发表更是“不能容忍的里通外合”，是“与白色侨民相互呼应”。1929 年 7 月 9 日，苏联出版总局专门就此事向列宁格勒出版总局发了一封绝密信件，“要求列宁格勒出版总局通报该局是否对皮利尼亚克的《红木》手稿进行检查，是否为其发放出版许可?”1937 年 10 月 12 日，皮利尼亚克被捕，其罪名是“反对党和政府的领导”，1938 年被枪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对文化工作的严控变本加厉。苏联领导人对文艺界的批判主要表现在 1946 ~ 1948 年间，联共 (布) 中央颁布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关于剧场上演节目》《关于电影“灿烂的生活”》和《关于歌剧“伟大的友谊”》等一系列决议上。联共 (布) 对《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发难是战后苏联书刊检查进一步加剧的重要表现。由于上述两个杂志为苏联著名讽刺幽默作家米哈依尔·左琴科和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提供了发表作品的空间，首当其冲地成了被批判的目标。决议中，左琴科被指责为“以恶毒的流氓方式”描绘现实，“宣扬腐朽的无思想性、庸俗性和不问政治的倾向，妄图以此把我国青年引入歧途，并毒害他们的意识”；阿赫玛托娃的诗作被认为“危害了教育我国青年的事业”，因而这“在苏维埃文学中是一些不可容忍的诗作”。根据上述决议，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被改组和停刊。

1926 年 11 月，苏联研究制定了《图书馆特藏文献专门保存处命令》(«Положение об СХ в библиотеке»)，列举了应列入专门保存处的文献类别: 在苏联出版且被取消公共使用的文献；具有科学与政治意义的外国俄文文献；由其他机构向公共图书馆传播的出版物等。苏联特藏文献专门保存处变成了一个特殊部门。从表面上看，图书馆似乎没有特藏文献专门保存处，在图书馆的相关列表中不见该机构，更别提其办公电话、办公地点等信息。提交到专门保存处的特藏文献由专家进行专门处理，只有得到特许的读者才能看到特藏文献的目录。

20 世纪 20 ~ 30 年代，随着苏联党内斗争的深入以及之后的“大清洗”“大整肃”等的进行，列入专门保存处的特藏文献开始增多。苏联出版总局为此还对 651 位作者编制了专门的“作者清单 ( авторский список)”，依照该清单，所有列入其中的作者的作品都要从图书馆公共藏书 (открытый фонд) 中清除，然后列入特藏文献专门存放处。这一时期进入专门保存处的文献都带有“政治缺陷”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дефект)，其中包括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特洛茨基等人的作品，有时甚至一些作品仅仅提到了上述人物的名字，也被收入专门保存处。但有一点必须指出，由于特藏文献专门保存处的存在，苏联有成千上万的出版物免于被销毁的命运。此外，色情文献一直是专门保存处关注的对象。从 1948 年起，一些标有绝密字样的军事题材的文献、地图、论文等也开始列入特藏文献专门保存处，但从 1949 年开始，绝密文献停止进入专门保存处，而是列入十月革命国家中心档案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开始进一步加大，从而也带动了苏联与其他国家的书籍交流，大量外国文献，其中也包括一些资产阶级反苏文献、宗教内容文献、资产阶级哲学与社会学著作等，自然成为专门保存处要收纳的内容。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读者社会部负责对列入专门保存处的特藏文献进行监察，该机构宣称，以下一些类别的出版物应接受书刊检查: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出版的国内出版物和 А. 阿赫玛托娃、О. 曼德尔施塔姆、М. 布尔加科夫、И. 谢韦里亚宁、А. 列米佐夫、Ф. 索洛古布等作家的作品；极少在苏联出版的 20 世纪外国优秀出版物等；“那边出版物 ( тамиздат)”以及遭遇禁止的俄罗斯或苏联作家在国外出版的作品，这些作家包括 А. 索尔仁尼琴、Б. 帕斯捷尔纳克、维亚奇·伊万诺夫等；宗教类书籍: 圣经、塔木德以及俄罗斯宗教哲学家的作品；具有西方倾向的哲学书籍以及心理学书籍；苏联国内外符号学、结构主义等类出版物，其中包括 Ю. 洛特曼、М. 巴赫金等的作品。

#### (二) 限制广播节目，封锁外国广播信息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就已经将广播用于军事领域，当时它最主要的功能是军事报道，一战后其功能才逐渐转向大众传媒，更多地涉及信息的传播与宣传。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苏联党和政府开始采取措施，多次通过决议，有计划地在全国大力发展广播事业。1924 年 10 月成立无线电广播股份公司，当年 11 月 23 日苏联“广播报”的开播是苏联真正意义上的无线广播。到 1926 年苏联境内广播电台总数已经达到 29 座。随后，列宁格勒、明斯克、基辅、下诺夫哥罗德、顿河畔罗斯托夫、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巴库、塔什干、第比利斯等地的广播电台也相继建立，到 1928 年，苏联的广播电台总数达 65 座。1928 年 6 月成立苏联邮电人民委员部下设的全苏广播委员会，与此同时，1924 年成立的无线电广播股份公司工作自动停止。1931 年成立了全苏广播委员会，1933 年 1 月改名为国家广播委员会，直属苏联人民委员会，主管全国广播事业，领导各级地方广播委员会。

从苏联广播事业诞生之日起，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就非常关注广播检查工作。苏联政府认为，广播宣传具有巨大的威力，它不仅能播报新闻、演讲、评论、气象消息以及音乐演出，而且如果对广播事业管理不够严格，各种国家秘密也极容易通过广播泄露出去。刚开始国家对广播播出的政治类信息检查比较严格，而对艺术类节目则较为宽松。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一度存在几个平行的书刊检查机关，如出版总局、剧目与演出检查委员会、国家政治教育总局等，当广播作为一种迅猛发展的传播工具面世后，上述机关均想证明自己在
这方面的实力，都想在广播检查方面“分一杯羹”，最后苏联出版总局结束了这个局面，20 世纪 30 年代在其下属成立无线电广播控制办公室专职于广播检查。

1927 年以前，苏联的广播节目检查的形式比较多，此后依照“无线电广播”股份公司的命令，从 1927 年年初开始，广播电台要播放的节目均应事先准备好，并且交给苏联出版总局进行检查，只有得到该部门的允许，相应的节目才能播放。而在广播节目播放的过程中也存在严厉的检查，苏联出版总局为此派出专门的检查员收听广播节目，他们都备有专门的无线电接收机，以便对广播节目进行监督。一般来说，经过事先检查的广播节目监听起来比较容易，而直播节目却很难把握，因为在直播节目中常常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所以书刊检查员也是“如坐针毡”。

1939 年 6 月联共 (布) 中央委员会就广播节目发布通报称，苏联个别州区广播节目由于没有接受书刊检查机关的检查，出现了泄露国家军事秘密的情况，为此联共 (布) 中央委员会建议加强对广播节目的检查。

从世界范围来看，德国与苏联是最早对外国无线电广播节目进行抵制的国家，这两个国家从 20 世纪 20 年代末期开始相互对对方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进行干扰，德国方面的电台是柏林广播电台，苏联方面是共产国际广播电台。1931 年，苏联全面封锁了罗马尼亚无线电广播和其他国家的无线电转播；1937 年莫斯科与马德里间爆发无线电广播战争；1938 年，苏联阻止了德国的外国广播电台，德国抑制了莫斯科广播的传输。1940 年，苏联对梵蒂冈的无线电广播进行干扰，其中包括所有用立陶宛语播发的节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与德国展开了空间战，德国宣传局的敌对评论突然渗入苏联的无线电电波，而苏联也没有示弱，开始对德国的无线电频率进行干扰。二战后，英国广播公司、自由电台、美国之音等开始通过传输便捷的电波向苏联传播本国的价值观。苏联政权也即刻采取了一种防卫性的干扰策略予以抵制，或者在“敌人的声音”被获知的地方用广播信号加以遮挡。1946 年，莫斯科与马德里展开无线电对抗；1948 年 2 月和 4 月，苏联开始对美国之音以及英国广播公司广播电台的俄语广播采取抗干扰措施。此后，苏联明显地增加了对几乎所有外国无线电广播频率的干扰。

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为西方反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无线电广播干扰找到一个依据，该宣言第 19 条称：“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并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苏联当局认为，上述条款实际上是一种“颠覆性宣传，是对他国国内事务粗暴干涉”，同时也是诽谤性的反苏谣言。为了对抗西方国家的无线电广播干扰，苏联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人力和物力。1949 年，苏联为了与西方的无线电广播干扰相抗衡，使用了 350 台短波干扰发射机，到 1950 年达到 600 台。1949 年，苏联广播管理部门就意识到短波收音机存在的潜在威胁，建议党中央控制短波收音机的生产。20 世纪 50 年代起，面对西方国家通过短波广播大量进行反共反苏宣传，苏联与国外广播电台展开电波战。莫斯科电台作为对外广播的主阵地，配置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一方面加强用英语进行环球广播，另一方面加强对外国的对苏俄语广播进行干扰。依照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供的数据，在同一时间有数十家外国敌对无线电电台进行大规模反苏广播，而当地的无线电发射干扰机明显不足，无法抗击外来的无线电干扰，因此，1951 年 3 月 30 日，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安塔纳斯·斯涅奇库斯致信苏联邮电部部长 Н. 普苏尔采夫，要求该部能为维尔纽斯额外划拨 6 ~ 8 台无线电干扰发射机。这样，到当年年底维尔纽斯共有 18 台无线电干扰发射机，这些无线电干扰发射机设在不同的部门，其中包括民用航空机队、渔业部等。

#### (三) 强化艺术检查

斯大林时期的电影与戏剧同所有艺术形式一样，反映着社会意识形态。此间，苏联电影在国家的统一管理下，口径十分一致。其题材包括歌颂列宁的影片、革命历史影片、描写历史活动家的大型史诗影片、反映当代生活的影片、卫国战争期间鼓舞战斗士气的影片、纪录从德国法西斯入侵到他们彻底失败的许多重大事件的文献纪录片、反映卫国战争中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的影片等。而与上述题材不符的影片都会遭遇禁止。在斯大林时代初期，电影、戏剧以及其他形式的演出还会遗漏些许“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神秘主义的、富农的、路标转换派的、颓废的思想”，管理部门认为，这种思想一旦在社会上传播开去，就会产生极坏的影响，这也是此间国家对电影与戏剧进行检查的主要方面。

依照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决议，中央剧目和演出检查委员会 (главрепертком) 成立于 1923 年 2 月，该委员会成立之初隶属于出版总局。人民委员会在其成立的决定中规定，中央剧目和演出检查委员会由主席以及两名委员组成，主席由教育人民委员部从出版总局成员中遴选，一名委员由教育人民委员部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人员中任命，另一名由内务人民委员部任命。为讨论共同的问题在委员会下设立由以下单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 教育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国营中央摄影电影公司、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一个机构。1923 年 9 月 4 日成立人民委员会电影事务委员会，1924 年 6 月 23 日成立俄共中央电影委员会，根据其决定在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下成立电影事务艺术委员会。1928 年，中央剧目和演出检查委员会下设苏联艺术委员会 (Главискусств)。1933 年中央剧目和演出检查委员会从苏联出版总局剥离出来，归苏联教育人民委员会直接管理，其名称也相应地变成苏联剧目和演出检查总局 ( 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по контролю за зрелищами и репертуаром)，有关命令发布于 1934 年 2 月 26 日，该总局在剧目和演出方面的检查功能不变，1936 年该委员会划归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的苏联艺术事务委员会 (Комитет по делам искусств при СНК СССР) 管辖，1953 年苏联文化部成立后，剧目和演出检查总局被撤销，其原有职能归苏联文化部。

仅在 1924 年第三季度，剧目与演出检查委员会就禁止了 1/8 的剧院演出，1/16 的表演和 1/10 的录音，电影院的损失更加惨重。1926 年，曾占放映总量 80％ 的外国电影在苏维埃电影厂被“改编”，有许多外国电影的场景被剪辑或删除，故事变得难以理解。

1926 年 10 月 23 日，联共 (布) 中央委员会在谈到戏剧的作用时指出，戏剧是社会文化和对广大人民群众实施政治教育的强大武器之一，但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并且也没有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提供服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地会将戏剧作为社会舆论的一种形式，并通过其对广大人民群众施加本阶级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是极具破坏力的。资产阶级分子经常会将一些反苏的、没落的或者低级趣味的节目搬到外省或者地方舞台上，有时他们还会将一些古老的节目机械地照抄过来，然后为广大人民群众演出。苏俄国家建立初期，“古为今用、外为苏用”是其发展本国戏剧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
在这一过程中，如何甄别各种输入本国的节目十分重要。需要同一切试图将具有反苏的、反革命的、路标转换派的、宗教神秘的、民族主义等思想的节目搬上舞台的行为进行斗争。

苏共中央出版部和宣传鼓动部 (Агитпроп) 受委托向中央媒体传达相关指示，加强报社戏剧与电影评论部门的工作，提高报纸对电影与戏剧的宣传质量、提高影评剧评的质量，并吸引工人通讯员和农民通讯员参与该部门的工作。为了加强苏维埃国家电影与戏剧检查，苏共中央对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中央剧目和演出检查委员会的工作进行了细化，使其能更有效地完成电影与戏剧方面的监督与检查工作。苏共中央还建议将电影与戏剧方面的所有检查功能都交给中央剧目和演出检查委员会，赋予其较高的权力，如
有权检查所有的剧本、拍摄方案以及剧情等。而事实上，中央剧目和演出检查委员会在电影与戏剧检查方面也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任何“不良”的环节都很难逃过该机构的眼睛。依照苏联全俄执行委员会 1925 年 4 月 21 日发布《在模范剧院演员剧目检查》的命令，只有功勋演员与人民演员可以不受预先剧目检查。但这种状况也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到 1928 年艺术管理总局成立后，功勋演员与人民演员不受预先剧目检查的规定就废止了。

苏联艺术事务委员会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对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影片进行艺术与意识形态领导，研究、商议和确定电影制片厂的摄制计划，其中包括电影的主题内容；依照拍摄计划确定电影剧本；对摄制作品进行艺术与意识形态领导。而为了实施最后一项任务，艺术委员会必须依照相关指令对上演的电影以及出产的剧目进行领导、检查和监督。中央剧目和演出检查委员会对艺术电影实施政治检查限于电影制作完成之前。斯大林时期，拍摄一部艺术电影价值在 3 万至 4 万卢布之间，任何一部已经拍摄完毕的电影如果因书刊检查而禁止发行将给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因此中央剧目和演出检查委员会一般都对剧目进行事先检查。同时，苏联电影还必须接受苏联出版总局的检查，如果没有苏联出版总局的特许，相关电影就不能拍摄。

除了电影与戏剧外，另外一些属于供人观赏的演出方式也被列入检查之列。其中包括现代舞、希迷舞 (шимми)、狐步舞以及一些古典乐曲。1927 年 8 月 13 日苏联中央和演出检查委员会向列宁格勒出版总局发布命令称，列宁格勒出版总局允许上映的柴可夫斯基的《1812 (1812 год)》序曲中包含着“上帝保佑 (Спаси Господи)”和“天佑沙皇 (Боже Царя Храни)”的思想，并不适合苏联人民，因此应禁止该作品演出。

苏联书刊检查机构对在城市里上演的剧目监管起来比较容易，而对在农村上演剧目的检查就较为复杂了，对在农村上演剧目的要求与城市的实行的并不是同一标准。在农村上演剧目时既要考虑农村的实际情况，符合农民的现实需求、兴趣等，又要注重对农村生活产生的实际影响，提高农民的政治水平。因此，并不是所有的剧目都能在农村上演，依照苏联中央剧目和演出检查委员会 1926 年 2 月 12 日发布的《有关对农村剧目进行检查的工作》通报草案，应禁止以下一些剧目在农村上演: 剧目的内容与苏维埃农村政策原则相矛盾；对沙皇和宗教持肯定态度的剧目；故意吹捧旧的农村生活习气的剧目；剧中有修道士角色的剧目。以下一些情况虽然不是完全禁止的，但审查者也是十分谨慎的。首先特别注意的是允许在农村演出的舞台剧，只要节目中不含有讽刺意味，舞台剧还是可以上演的，这种节目通常采取一些当时并不允许在城市或农村流传的庸俗和讽刺的题材；除了科教片和风景片外可以在农村上演的只有苏联本国的电影作品，而外国电影如果想在农村上演必须要得到主管机关的批准；对在农村上演的剧目进行检查的重任委托给政治教育组织者。如果农村没有这样的人员，那么剧目审查者的拟任人选必须与相关部门商量商议；由于县级检查力量较弱，对农村剧目上演的审查就归属于州出版总局，除非允许上映的命令来自中央，当然，在个别情况下，允许将在农村上演剧目的许可放发可以交给县级书刊检查机关，但州出版总局须负全责；通常的程序是: 指定可以上演剧目的许可命令，演出场地为剧院、电影院、小型文艺舞台等交由州出版总局，州出版总局将命令原样传达给县级演出检查员，并不做什么新的要求；苏联中央剧目与演出检查委员会的许可令可以下发到所有农村居民点，而州出版总局的许可令只能传达到省一级地区；有关在农村上演剧目的检查情况每月都要由政治教育组织者或其他全权执行组织者传达给县级演出检查员，而县级演出检查员则将演出的总结报送给州一级的检查员，州出版总局再将总结报告报送苏联中央剧目与演出检查委员会；如果独立艺术小组的剧目具有政治教育意义，则不需要州出版总局进行事先检查，只需要得到政治教育组织者协同县级检查员的同意即可。

#### (四) 防止境外信息流入

斯大林时期，为防止境外信息流入对苏联人民产生负面影响，苏联政府禁止境外出版物在苏联发行、传播，对境外信息渠道实行严密的封锁。

从苏联出版总局成立之初就对所有输入苏俄的外国出版物进行严厉的检查。苏联出版总局为此设立了专门的外事部，1923 年 7 月，该部发布了专门的针对外国文献的通报，通报称，禁止具有以下内容的外国文献输入苏俄: 一切对苏维埃政权和共产主义具有明显敌对性质的，宣传异己与敌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敌视马克思主义的，具有唯心主义倾向的；含有资本主义道德思想且对旧的生活习气持赞美之词的儿童作品，反革命作家的著述；在同苏维埃政权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死亡的作家的作品；由教会出版发行的作品，无论其内容如何都要禁止。依照上述通报，几乎任何有悖于苏联意识形态的外国作品都禁止输入到该国。此间，有权取得有上述内容国外出版物的只是党中央、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委会所属工作人员，以及特大型学术图书馆；资深研究员只有得到出版总局和政治保安部门的批准，才能阅读这类出版物，但后来这一规定也被取消了。苏联出版总局二处和三处负责对一切与涉外有关的见诸书面的作品或者文艺形式进行管理，其中包括对进口到苏联境内的外国图书杂志、电影进行检查与管理；对外国媒体记者从苏联向境外传播信息等有关事宜进行管理与检查；对苏联各出版社意欲向国外出口的图书文献进行监管与检查。苏联出版总局二处与三处对进口书籍的检查规定了期限: 对那些通过印刷联盟发行的图书文献等出版物的检查期限为 2 ~ 3 天，对航空邮件的检查期限为 1 天，对报纸的检查期限为一昼夜，对杂志的检查期限为 2 ~ 3 昼夜，对书籍的检查期限为 5 昼夜。20 世纪 30 年代后，政府对于进口电影的检查进一步加强，1938 年后更是成立了专门负责外国文学、电影、广播的部门，该部门从属于书刊保密检查总局，其主要职能是对从国外进口的电影进行甄别。

在对国外出版物的查禁方面，1926 年全年共禁行 4 379 期国外期刊、5 276 部书和 2 674 件印刷品邮件。1927 年后，对西方国家的报刊编订查禁目录，国外文献的订阅越来越难。经允许订阅的国外出版物在进入苏联境内后还要经过再次检查，没有通过检查被没收的出版物平均每年占订阅总数的 15％ ~ 20％，有些种类达 20％ ~ 30％，哲学和宗教类达 40％，政治和历史类平均达 23％。苏联出版总局与列宁格勒出版总局在 1925 年、1926 年还查禁了 4 379 期国外期刊、2 674 件印刷品邮件、5 276 部书。据 20 世纪 30 年代曾负责查封进口出版物的人汇报，“目前我们销毁的外国文献达 10％，价值折合 25 万美元。”仅 1938 年一年就销毁英文杂志 869 种、报纸 5 451 种，法文杂志 640 种、报纸 33 620 种，德文杂志 7 620 种、报纸 3 450 种，其他文种杂志达 5 000 种以上，报纸近 5 000 种。

此间，成千上万的纳粹出版物，俄罗斯、白俄罗斯以及乌克兰移民的书籍、杂志和报纸，外国文献以及定期出版物被列入特藏文献专门保存处，随着苏联出版总局对外国文献控制的加强，订购国外文献越来越困难，其中对宗教、人文类的图书限制最严。严格避免敌对和有危险的出版物与广大人民群众见面。

苏联书刊检查机构对图书馆馆藏图书和市场流通的图书还经常进行大规模严查。1936 年 1 月 10 日苏联出版总局局长颁布《关于从图书馆和书库清除不准在苏联传播的外国文献》的命令，集中在两周时间内，由检察官会同内务部代表，仔细对各大图书馆的库藏进行了清查，清查出来的成千上万种外国图书和报刊，被归入特藏文献专门保存处。

“对利用外国书籍和其他出版物的限制，对社会科学家执行得最严格”，“每次要用这些被特别保管的材料时，必须凭专门的书面许可证来借，而且必须在专辟的阅览室里阅读”。

### 结语

斯大林时期的书刊检查一直以恐怖、全面、集中而著称。说其恐怖是因为其残暴，封杀、镇压、“清洗”是这一时期的惯用手段；说其全面，是因为其监督检查的内容和对象包罗万象，其中既包括苏联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又包括国外输入苏联的各种作品、文稿、画片、电影等；说其集中，是因为从下层来说，一切检查权力都集中在各专门的审查部门，而从上层来说均集中在斯大林个人手中。正因为如此，斯大林时期书刊检查对苏联党、国家以及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其一，禁锢了苏联人民的思想。斯大林时期的书刊检查使苏联人民失去了言论自由，也失去了了解真相的自由，书刊检查成为斯大林政府控制人们思想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从 19 世纪 20 年代开始，苏联政府为了掌控各种思想，使本应该取消的书刊检查制度更加严厉，并且将这一制度纳入国家的政治治理体系。从斯大林时期书刊检查实践来看，严密的书刊检查制度导致苏联新闻事业高度集中、高度封闭，媒介完全工具化、报道完全宣传化、言论完全统一化、领导完全集权化。在苏联书刊检查制度的统治下，苏联广大人民群众被封闭起来，既无法了解国内的大事，也无法对国际上的大事进行关注，思想受到严重禁锢。

其二，阻碍了苏联文学的发展。从斯大林时期书刊检查实践来看，文学作品总是首先成为其审查对象的，这一点与苏联知识分子注重思想、忧国忧民的特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他们的作品中经常充满了民族责任感和对民族命运的思考。苏联知识分子的上述思想与苏共文化专制主义的路线、方针以及政策常常相悖。在“大批判”“大整肃”“大清洗”的过程中，大批文学创作者遭到清洗和迫害，而那些即使没有遭到清洗与迫害的文学创作者也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下，文学创作的积极性受到极大的伤害。而一些奉迎书刊检查机关的文学创作者的作品则千篇一律，平淡无味。苏联书刊检查制度已经不仅限于字面上，而且还包括肉体上的镇压，有大批作家、文学与艺术活动家因此而惨遭消灭，随之消逝的还有苏联优秀的诗歌、散文、戏剧以及文学评论等。

十月革命前，俄国文学高度发展，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一大批世界著名的文学家开创了俄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到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的最初十年，俄罗斯文学再次出现辉煌，被称为俄国文学的“白银时代”。苏联书刊检查制度与文学发展产生了冲突，打断了文学蓬勃发展的势头。苏联书刊检查机关把信仰其他世界观的知识分子看作潜在的敌人，贬低“白银时代”的文学，把世纪之交的文学家归诸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企图建立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学。仅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到 30 年代末期，就有大约 200 万俄国侨民因政治原因移居国外，这次移民浪潮在俄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在这次移民浪潮中，有政治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等，当然也包括文学家。索尔仁尼琴在总结书刊检查制度对文学的破坏作用时称，“如果不对文学进行封锁和限制，我们的文学应该能表现得很出色”。他表示，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文学在世界上还占有领先的地位，但到 60 年代却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肖洛霍夫在苏共二十大的发言中就严正地指出，“苏联有 3 773 人参加作家协会，但大都是‘死灵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尤其是斯大林时期，国家对创作的压抑、对知识分子的镇压给整个国家文学发展带来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