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纷争之下的正反两方观点浅析

在一档有关中日之间纷争的节目底下留言里，有两条留言值得说道一下，两条留言一正一反（节目嘉宾的观点是批评中共国的）

正方观点
中國的民族主義就是美國歷史學家費正清所定義的“建立在强烈本體意識和此前文化優越感之上的民族主義”，他把這種民族主義稱之爲“文化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最顯著的體現就是“華夷之辨”。這種以華夷之辨為最顯著標志的文化民族主義在東亞建立起來的秩序就是以中華帝國的天朝為圓心的等級制同心圓秩序，其尊卑秩序的定位是以其離同心圓圓心距離遠近而定。在明亡之後，在這種“中華中心主義”秩序之下的東亞各國便自然各以小中華自居（因爲夷入主中原，那麽所謂“華”這種正溯必然要播遷出中原故土而爲其原先秩序下的東亞個囯所繼承）尤其在日本那裏形成了“難以忘卻的它者綜合症”（三谷博《明治維新史再考》）。所以，在十九世紀上半葉，日本和中國一樣同時面對西方叩關，在做出“開國”還是“鎖國”選擇的時候，日本積極開國派的學者佐藤信淵在他《混同密策》（1823年）中寫道，“皇大御囯是大地之初的國家，為万萬國之根本”，因此要樹立“將全世界的地方統統變成郡縣，萬國君長均為臣僕”這一統治世界的目標。（三谷博《黑船來航》）而同是積極開國派的學者古賀侗庵則要清醒得多，在冷靜的分析了世界局勢之後，他認爲”中華意識“即民族中心意識妨礙了中國人認識西洋國家，並警告日本不要學習這種意識，他因此批判了豐臣秀吉對朝鮮的侵略。“他體現出來的思想正好與水戶學派將日本至於中華體系當中的思想正好相反”。（三谷博《黑船來航》）。佐藤信淵這種在當時看起來不可思議的狂想，“在一個世紀之後的1930年代，這種思想擁有衆多響應者”（三谷博《黑船來航》）。日本在三十年代走向錯誤的國家選擇是因爲日本錯誤的把帝國化當作西方發達的原因。然而帝國主義并不是全然是來自于西方的舶來品，至少有一部分正如三古博分析的那樣來恰恰來自於東方中華帝國以華夷之辨為標志性特徵的“文化民族主義”。
因此，從這個角度上來説，中國自己反倒成了“華夷之辨”這種文化民族主義的犧牲品。。所以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這種發端于中華帝國自身的“華夷之辨”構成了這個帝國的附骨之咒由外向内反作用於這個帝國本身。而現在這種附骨之咒又由内向外再次發作。

反方观点
现代民族观念是资本主义发展、主权国家体系建立、启蒙思想传播共同作用的产物，核心是 “以共同语言、历史、文化、领土为基础，追求民族自决与国家主权统一” 的政治认同。
中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上的 “现代民族” 概念，其民族观念以 文化认同为核心、华夷之辨为框架、王朝统治为边界。
你不能把古代没有什么所谓中华民族当做学术发现，这是很可笑的，就像你说古代没有互联网来说明中国现在的互联网是假的一个意思。
“中华民族” 概念由梁启超在 1902 年首次明确提出。
西方 “民族国家” 理论的核心是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这一逻辑曾导致欧洲多次战争（如巴尔干半岛冲突），也无法适应多民族国家的现实。
这一框架既符合中国多民族共存的现实，又避免了 “大汉族主义” 和 “地方民族主义” 的极端，实现了 “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 的目标。
王柯的说法不是他的创新性发现，不过是日本为了分裂中国精心炮制的理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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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94年甲午战争后，日本占领台湾，此后对中国领土的觊觎就未曾停止。日本学者借用了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以此否认清帝国具备真正国家性的特征，并把它简化为一个单纯的王朝政权。在这种论调下，“真正的中国”被限定为“汉人中国”，其疆域只限于长城和青藏高原之间。在这些学者笔下，生活在满洲、蒙古、西藏、新疆等中国边疆的居民是“边缘民族”，他们的族群或文化特征根本不足以使他们成为“中国人”。这一理论显然是服务于自身利益的：正如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Fukuzawa Yukichi）1898年所言：“日本应与西方列强一道争夺这些边疆领土。”日本专家更进一步推论称，满洲、蒙古、新疆、朝鲜“归根结底，应视若日本国土。”(1)
到了1923年，日本学者矢野仁一（1872–1970）也声称，中国并不能被定义为一个民族国家（État-nation），其“边疆”领土亦不属于中国。在战争期间的1943年，他还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呼吁构建一部“大东亚历史”，以呼应日本帝国所倡导的“东亚共荣圈”的扩张计划。在他看来，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中国没有边界”，“中国并不是一个国家”。
这种日本定义的中国“叙事模式”也为其扩张主义提供了理由。从1931年至1945年，中国长期遭受其军事侵略之苦。作为纳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盟友，1930年代的日本军国主义政权对中国人民实施了极端残酷的暴力，其法西斯特征与欧洲法西斯极为相似：例如，宣扬大和民族的“种族神圣性”、以“军事优越性”统治整个亚洲；对天皇的无条件崇拜、社会全面军事化，以及对征服战争的不可抗冲动，甚至把侵略者暴力神圣化，从而为其对平民的残酷暴行提供“合法性”。自日军1937年全线入侵中国以来，中国成为二战的第一个主战场。直至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的四年间，中国长时间孤军奋战抵御外敌。
时至今日，情况虽幸已改变，但令人惊讶的是，当年为日本侵略扩张辩护的论述方式在今天仍然具有惊人共鸣。例如，美国学界近三十年来兴起的“新清史”似与这种已被淡忘、但其思想体系仍影响人们对中国历史认知的叙事方式相契合。如今在日本与美国流行的观点大致认为，“满洲帝国并不等同于中国”，延续了早期那种主张清朝是“外族政权”、“征服型王朝”、享有“民族和文化独特性”的满族“无法被汉化”的理论。某些中国人确实在历史上对清朝持有这样的看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清朝政权在当时被视为“中国之外”的外国势力。其实，18世纪如康熙、乾隆君主两朝的成功，正表明清朝能成功吸纳中华文化，为中华帝国带来了政治稳定和相对的物质繁荣。
正因如此，1911年革命后，中国革命者虽起初对清王朝末期腐败抱有反感和犹豫，但最终还是继承了其历史遗产。1911年清朝最后一位皇帝退位时发表的诏书中，就提出要“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的理念。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时，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也明确表示接受“共和之下五族共处”的主张。在其就职演说中，他承诺将汉、满、蒙、回、藏五方土地统一为国家版图。
从清帝国到新一代革命者建立的年轻共和国，权力的传承都伴随着一项特殊的责任，那就是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各民族团结。孙中山及后任者同样继承了这一传统，不畏艰辛，努力维护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民族和文化融合的成就，这一成就至今仍是中华民族统一不可动摇的基础。
事实上，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长期的文化适应和逐步统一过程的重要性，才能了解华人的过去和现在。正如中国历史学者葛兆光所指出的：“不论朝代如何建立，它们都自认是‘中国’或‘天下’的一部分，并用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和政治表述来为自己正名”。
当日本学者声称，北魏、辽、金、元、清之所以未能实现统一，是因为“外来王朝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变得软弱了”，这种说法更像是一种捏造的意识形态。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乾隆皇帝（一位熟读中华经典、精通诗文的君王）听到这样的说法，又会作何感想？
事实上，正是因为历代帝国精英能吸纳中华文化价值观，每个王朝才能建立起政治正当性，并保持长久统治。但事实的真相并不重要，为证明日本侵略统治的合法性，设在东京的“东亚研究机构”在二战期间编织出这套说辞：所谓中国的主权必须是“外来的才合法”——就如当初必须由满洲人从外部统一中国一样，如今也需日本来“领导”它进入所谓“大东亚”。但与清朝的统一不同的是，中国注定会按照日本的利益被系统地肢解，1931年开始被侵占的满洲，原只是日本殖民野心的前奏。
所以，日本侵略扩张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否认中国主权为基础，来为其吞并野心提供借口：如果中国都非真正的“国家”，其边界实际上是虚设的、边疆归属只属纸面空谈，又能拿出怎样的法律依据来反对日本帝国吞并中国大片领土呢？这些领土最终不过是从一个统治者转入另一个统治者之手，而日本的统治（按其自我宣称的）还具有“更高文明程度”的优越性。和当年那些企图支解中国以攫取资源的殖民者一样，他们就是借此论调实现其图谋。
帝国余音未散：割裂中国的逻辑
今天，那些煽动分裂力量以图动摇中国根基的人，同样也从这一论调中获益。因此，如今的反华宣传依然或多或少地重复上世纪日本扩张主义的理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主权的真实根基
总而言之，即使有人不断重复谎言，谎言也不会因此成为真理。今天的中国之所以是一个主权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绝非某些自诩为"日本恩主"者未能通过强加统治而"纠正"的异常现象，而是中华文明千年延续的顽强生命力、无数代人士为国家统一与民族融合不懈努力的结果。“

我的观点
反方的观点是中共国官方媒体比较常见的话术，就算放进中共国洗脑教科书里面也是丝毫不会违和的，这里面扑面而来一股非常浓重的独裁者口吻。在独裁者眼里，地方自治是分裂，因为这会削弱独裁者汲取力量的基本盘，因为可以供压榨的韭菜数量变得更少了。什么是”现代民族观念“，既然在民族观念之前加上一个”现代“，那么就是还有一个不是现代的民族观念，汉文化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历代古籍里凡是区分中外身份差别的自称是汉人是普遍的，那么将汉人当作是一个族群没有什么问题，至于散落在不同地方的汉人群体的地域特性的差别，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现代国家既有以族群为界限划分国家国土边界，也有同一个族群在相邻地理上成立不同国家的。

”以此否认清帝国具备真正国家性的特征，并把它简化为一个单纯的王朝政权。“清帝国这个名词本身带了一个”国“，是一个国家，也是爱新觉罗满人族群统治的一个政权。辛亥革命推翻了满人政权，因为溥仪主动退位，所以整个过程总体上还是比较和平的。五族共和是民族和解（主要是满汉和解）。民国以后所有的争端和冲突的主旋律基本上和族群矛盾没有太多关系，虽然日本扶持满洲国，但是从留存下来的资料来看，满洲皇帝只是日本关东军操纵的傀儡，满洲国和关内的冲突实则是中日之间的冲突。

”从清帝国到新一代革命者建立的年轻共和国，权力的传承都伴随着一项特殊的责任，那就是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各民族团结。“这位作者指的新一代革命者指的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这里显然是将孙中山看作是独裁者了，权力的传承也就是独裁权力的传承伴随着一项责任就是维护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所以他的意思是，中国的独裁者有责任维护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孙中山发动北伐，难道他所讨伐的北洋政府不也是汉人政权吗？领土何来不完整？所以孙中山所担心的不是领土不完整，而是担心领土不是处在他的完全掌控之下，他见不得中国领土之内有别的人有能力挑战他的权威。还有，民族为什么一定要团结呢？不团结行不行？而且民族团结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团结到底是出自各个民族自身的愿望呢还是出于一个强权者自己的意志呢？这里显然是将”权力的传承者“（按照这位作者的说法）当作是全体族群的代表了，但是实际上孙中山也不是被全国人民推选出来的，他的全民代表属性不成立。

满清是征服政权是没有疑问的，不会因为满人主动学习汉字和汉诗就有多少改变，不管满人精英阶层如何将汉文化学习得出神入化，也不能改变满洲人在明国末年入侵汉人领土的事实。满洲人入侵和蒙古人下江南是同一个性质，只是满洲人学习汉文化比较早，盘踞在东北的时候就已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汉化（努尔哈赤本人曾经做过辽东总兵李成梁的侍者，熟悉当时流行的以汉文书写的流行小说）。

”18世纪如康熙、乾隆君主两朝的成功，正表明清朝能成功吸纳中华文化，为中华帝国带来了政治稳定和相对的物质繁荣“，对于满洲人而言也许是成功的，但是对于被统治的汉人而言，应当是成功地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吧。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字狱越演越烈，这直接扭转了明朝时期自由奔放的学风，民间参政议政的进程也是戛然而止。而且所谓的满人被汉化云云，说到底也只是一厢情愿的看法，那汉人被剃发易服的事情怎么不说呢？剃发易服应当是汉人被满人化而不是满人被汉化。当然这位作者可以说，这正好体现了满汉之间的”民族融合“，如果对方拿着武器威胁你剃发易服也可以被称之为民族融合的话，那么恐怕我们对于什么是民族融合需要重新定义了。至于政治稳定，独裁者眼中的政治稳定和民间所秉持的看法总是有出入的，高压维稳所营造出来的政治稳定是符合专制者的胃口的。昭和时期的日本的扩张主义那是日本的问题（至少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在本国内部的政治文明基础不夯实的情况下贸然卷然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得内部政治文明的进程进一步恶化，这点和大英帝国的全球扩张有着显著不同），日本方面有问题不代表晚清帝国就没有问题，日本军部对同盟会的扶持至少给汉人自决运动提供了一个绝好的翻盘机会。

厘清满汉之间的界线和”大汉族主义“不相干，“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很糟糕的发明，满汉之间和平共处不需要另外发明一个新的族群名称，叠床架屋只是在和稀泥，对民族的自我认同和定位不仅帮助不大而且是在混淆身份认同。独裁者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力独自制定满汉和平共处的蓝图，让独裁者来制定民族和解进程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最后还是要靠强权和洗脑来压制。即使是在明国的皇权官僚体制下，汉族统治阶层对异族的管辖也主要是以充分授权为主，并不会派遣中央官员去当地任职。但是现在的情况特殊性在于，不要说民族共和了，即使汉族里面的平民和统治者之间也做不到“共和”，双方的关系实则是剑拔弩张的，连本民族都做不到共和，遑论不同民族之间的共和了。最好的解决方案只能是，只有民主政体（地方自治）才能让本民族内部实现共和，也只有民主政体（地方自治）才能让不同民族之间也实现共和。

日本从明治维新到彻底卷入和美国的太平洋战争为止，中间只有短暂（十几年时间）的大正民主时代，怪不得有日本历史学家认为日本的明治维新实则是或者说是宋朝化或者秦制化（正方观点提到佐藤信淵在他《混同密策》里提出的，”將全世界的地方統統變成郡縣“，郡县是秦制的特点）。之前也提到过，明治维新除了带给日本更加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现在的标准来看，政治文明是倒退的（幕府体制下的日本尚且还有催生明治维新的土壤，但是到了昭和时代，想要再进一步到达宪政体制却是难上加难）。而那个时候扎堆留学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则是完全学习领会了日本的这套”富国强兵“之路。如果重新审视的话，更加合理的路径是学习美国立国之初的经验，在地方自治（十三个美洲殖民地）的前提下组建共和国（幕府制度下的诸侯分封是现成的），而不是先集权再推行民主宪政。鉴于国民党要员大都有东渡日本留学的经历，那么他们回到中国以后总结的革命经验被归结为“军政训政宪政”，不出意外，就和日本明治维新的政治文明失败一样，国民党在大陆的宪政事业最终也以失败退场（孙中山时期的国民党所做出的许多决策不能简单理解为是孙中山的个人意见，应当是反映了整个党派内部大多数人的意愿，而构成国民党高层的人物又大多具有留学日本的教育经历）。

日本当年战败以后，不管是国民政府还是中共国政府，都重申不对日本提出赔偿诉讼，而当时的日本也接受了。现在看来，这不是一个好的做法。硅谷里有一句被引用很广的名言，“免费的才是最贵的”。正是因为当时的那笔帐没有被当场算清楚，所以现在的中共国才能时不时地提出这笔陈年旧账，拿这笔没有被算清楚的历史恩怨帐来敲打日本。中日之间应当把这笔陈年旧账算清楚，战争赔款要另外扣除掉战后以来日本民间和政府所发起的所有无偿援助（把援助账本公开也有助于让中国平民了解到日本方面的赎罪诚意）的总和，同时要折算为现在的物价水平。考虑中共国专制压榨的制度属性使得这笔赔款很难落到平民的口袋里，这笔战争赔款应当直接支付给死难者家属的后代的银行账户里面，或者以其他形式，比如帮助建造一些利国利民的设施或者一些公益性的形式。当然，这时候一定会有人反驳说，战争死难者岂是金钱所能衡量的？不对，金钱赔款只是体现赎罪的诚意，而且支付战争赔款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再者，如果一定要日本展现出来将战争责任进行到底的话，那么日本最应该做的是帮助中国人民推翻中共国的专制政权，帮助中国人民迈入民主政体，也算是弥补当年入侵中国导致中共坐大以至于酿成一连串的严重政治后果的“账单”。但是这个要求未免太高了，毕竟今时不同往日，而且日本本身也受到和平宪法的束缚不能充分施展手脚。不管怎么样，如果日本真的打算对历史欠账进行弥补，它所要补偿的对象也应当是受到战争伤害的中国受难者家属群体，而不是中共国政权（中共挟持平民，所以不代表平民意志，又是老生常谈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