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向中国共产党屈膝叩头？

教育家赫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说过：「教育的首要目的在知道什么对人是善的，即是东西万物的原理秩序，因为各种价值有其层次。教育的任务就在帮助我们了解价值层次，建立价值体系。一个否认价值存在的制度，就是否认教育的可能性。」言犹在耳，美国的大学的所作所为却与之背道而驰。

在美国与德国开战前数年间，左派主流知识界无比欣赏纳粹政权，因为纳粹的政策契合他们的乌托邦理想国的想像：纳粹是大政府的福利国家，纳粹照顾工人阶级、提供最低工资保障、以大型基建工程降低失业率（这也是小罗斯福和拜登拯救经济的妙方）、让每个工人家庭都拥有一辆甲壳虫牌汽车。美国的每一个缺点都可以在纳粹德国对应的优点那里找到解决方案。历史学家布拉德利·哈特（Bradley Hart）在《希特勒的美国朋友们：第三帝国在美国的支持者们》（Hitler’s American Friends: The Third Reich’s Supporters in the United States）一书中指出，可口可乐、IBM、通用汽车、摩根、福特等企业、飞行家林德伯格、电台主播考夫林、好莱坞编剧威廉·达德利·佩里等公众人物都是纳粹的支持者。考夫林神父的频道大概有三千万左右听众，他的广播成为大部分人教堂礼拜之后的固定节目。他曾经是罗斯福的支持者，高呼「要么罗斯福，要么毁灭」，后来他发现罗斯福不够左，又成为其反对者，并成立「全国社会正义联盟」，希望推翻美国政权，推行自己的社会正义理想，仿效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从而让美国能像第三帝国一样根治失业问题。考夫林神父在大学里拥有大量的支持者。

如果没有清教秩序这一「定海神针」，希特勒的鼓吹和实践看起来似乎妙不可言——德国比美国更快地走出大萧条，德国工人的薪水超过了美国工人，德国可以继续成为美国的老师。面对纳粹狂潮，大西洋不是天然的屏障，美国的大学亦非一方净土。或许因为美国的大学有一段以德国为师的历史，即便纳粹在德国崛起，它们也不愿与纳粹政权决裂。历史学家史迪芬·诺伍德（Stephen H. Norwood）曾在二〇〇九年出版了一本名为《象牙塔里的第三帝国》的著作，副题是「美国校园的共谋与冲突」。作者以大量文献勾勒出美国各名校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挣扎与堕落——他们在希特勒上台之后，一度对纳粹赞不绝口并与之展开亲密合作。

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James B. Conant）是一位杰出的学者，是哈佛大学近代最重要的校长，他的任期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五三年，长达二十年之久。一九三六年，纳粹德国除了举办盛况空前的柏林奥运，还举办了一个学界的盛会——海德堡大学五百五十年校庆，这个时间长度是美国建国史的两倍。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正是拥有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的高材生，这个校庆是纳粹精心安排的宣传秀。此前，包括海德堡大学在内的所有德国大学都展开了排犹和焚书运动。科南特不顾抵制纳粹宣传秀的呼吁，亲自前往德国参加海德堡大学的校庆活动。他除了天真地认为这只是一个学院的盛会，另一个动机是不希望触怒纳粹，导致德国的大学一起报复和抵制当年哈佛的三百年校庆。

既然校长毫不掩饰其亲纳粹的立场，院长和教授们都争先恐后赴柏林朝拜，展开所谓的「学术之旅」。一九三四年，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普兰德于兴冲冲地跑去柏林，接受柏林大学的荣誉学位，回国后大谈在新德国的所见所闻，宣称「不管犹太人住在德国多久，纳粹政府没有对犹太学者与犹太人施加迫害」。

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尼古拉斯·巴特勒（Nicholas M. Butler）从一九〇一到一九四五担任哥大校长，长达四十四年，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校长，在美国大学史上也绝无仅有。他本人是和平主义者，因致力于推动「非战公约」，于一九三一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讽刺的是，巴特勒十分欣赏义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他的柏林经验与非战理念让他同情纳粹德国。希特勒上台后，巴特勒立刻请德国驻美大使到哥大就国际关系问题发表演讲，宣扬纳粹德国的「民主与维护和平的决心」。当犹太裔的师生表示抗议时，他居然下令解雇了多名反对他的教授和开除了多名反对他的学生。

除了哈佛等常春藤各校，维吉尼亚大学、著名的七姊妹学院（史密斯学院、卫斯理学院等）也纷纷充当过纳粹的吹鼓手。

当时，除了学校高层与纳粹德国交好，各大学的德文系也在校园内建立起宣扬新德国的据点。诺伍德称之为「纳粹巢穴」，专门负责洗脑学生。德文系的行政官员和教授们不断邀请纳粹官员和支持纳粹的德国学者前来演讲，宣传德国的「新秩序」，让美国学生感受到德国人对纳粹政权的全力支持与对希特勒的衷心崇拜。大大小小的德国之友会、德文俱乐部等校园组织和社会团体，在德美两国文化交流的旗帜下，成为纳粹在美国最有效的宣传网路。

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希特勒对美国宣战之后，这些大学及其校长、教授们迅速转换立场，个个都成了反法西斯的先锋和旗手。战争期间和战后没有人受到批评和追究，这些学界名流仍然保持着光鲜的公共形象。直到今天，美国的大学仍然害怕提及这段幽暗的历史。诺伍德的著作，史料丰富，出版后曾引发严肃讨论，但迅速被学界和公众遗忘。

《象牙塔里的第三帝国》这本书不被学界广为推荐的唯一原因是它让美国名校难堪。它一方面掀开名校在最黑暗时期的道德危机，另一方面又充满既视感——第三帝国早已瓦解，但依附在第三帝国的道德危机并没有过去，而是以现在进行式依附在另一个暗黑帝国上。检视共产中国在美国学院的所做所为，加上美国学院高层对中国政权的态度，与其说诺伍德是在记录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学院如何受纳粹蛊惑，不如说他是用历史反照出当代美国学院面对中国的姿态。 「在中国崛起的阴影下，美国学界迅速崩坏，但我们或许不必太意外，若我们翻开二战前学院的黑暗史，我们只是在重复一样的悲剧。」

当今孔子学院的运作岂是独创？今天的中国比昔日的纳粹德国更财大气粗，更舍得在美国的大学及研究机构投入重金。中共的短期战略目标是窃取美国的科技成果，长期战略目标是收买大批西方知识菁英并通过他们为中国在美国主流社会形塑正面形象。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四日，五十六岁的美国工程院院士、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陈刚在家中被捕。他被控欺诈、未提交外国银行账户报告以及在纳税申报单中虚假陈述。他于当天在地方法院首次出庭。


美国工程院院士、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帕帕拉多微纳米工程实验室主任和固态太阳能热能转换中心主任陈刚
根据指控文件，陈刚是美籍华人（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担任麻省理工学院帕帕拉多微纳米工程实验室主任和固态太阳能热能转换中心主任。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获得美国联邦机构授予的一千九百多万美元资助。自二〇一二年以来，他又在中国担任多项职务，通过提供建议和专业知识换取巨额经济报酬，他接受了大约两千九百万美元外国资金，包括来自中国南方科技大学的一千九百万美元。

若干北美亲共华人认为，陈刚是美中关系恶化的又一个牺牲品。他们信奉阴谋论，无视陈刚的若干犯罪事实。还有人在网上发起为其请愿和募捐活动（很可能有中共使馆在背后策动）。不过，也有华人质疑说：陈刚从中美两国获取天文数字般的研究经费，早已富可敌国，为什么需要来自工薪阶层的捐款？

有人说，陈刚是那些「两边通吃」的美籍华人的典型——美国华裔社群是对美国忠诚度较低的族群之一，并非人们普遍认为的「模范少数族裔」。陈刚不止「两边通吃」，还「三边通吃」——他拥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尊荣头衔。 

陈刚被捕后，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拉斐尔·雷夫（Leo Rafael Reif）在给学校师生员工发送的邮件中表示，对此事表示震惊，并称陈刚「是一位广受尊敬的学者和教员」，他的被捕「是令人惊讶、深感痛苦和难以理解的」。

拉斐尔·雷夫的首要身份，似乎并非麻省理工的校长，而是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他对陈刚的正面评价和对陈刚被捕感到「难以理解」，才是真正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方。这两种「难以理解」，但若放在过去数十年来中国对美国大学的渗透收买、蚕食鲸吞的大背景下，就「很容易理解」了。中国政府太有钱了，中国政府可以拿从十四亿国民那里搜刮来的民脂民膏收买它认为有收买价值的所有人——除非对方是像余英时那样无法收买的对象。

拉斐尔·雷夫声称，陈刚与中国的合作得到校方的支持。该校教职人员向其提交联名信，表示他们将坚定地支持陈刚，并称针对陈刚的控诉是对正常科研行为和学术自由的诋毁。截至一月二十六日，已有超过一百七十位教职人员签署这封联名信——这所学校德性的败坏是全面性的。

就在陈刚事发前两个星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以「中共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学术自由的挑战」为题在乔治亚理工大学发表演讲。这场演讲原计划在麻省理工学院举办，但校方以防疫为由予以拒绝。蓬佩奥点名批评说：「事实上，我必须告诉大家，麻省理工学院对请我到他们的校园发表这篇演讲并不感兴趣。拉斐尔·雷夫校长暗示，我的论点可能会侮辱他们的华裔学生和教授。但事实上，没有什么比这更离谱的了。这篇演讲所要保护的正是这些人，保护他们的自由。」蓬佩奥警告说，在美国校园里经常看到的是沉默和审查。这是由中国推动的。为什么美国的学校要自我审查？他们往往是因为怕得罪中国。 「我们的很多大学都被北京收买了。」

美国的大学与狼共舞，甚至禁止本国的国务卿发声，它们封杀地位不如国务卿的反共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观点当然易如反掌。拉斐尔·雷夫校长大概最不愿意听到蓬佩奥的这番告诫：中共利用美国校园自由主义者要求反种族主义或反仇外的呼声，合理化自己在美国校园中的恶意行为，让美国学术菁英在这类议题上沉默或自我审查。 「中共知道，左倾的大学校园充斥着反美主义，让他们的反美资讯轻易地找到受众。……美国人必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正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毒害我们高等教育机构的肌体。我们绝不能允许中国共产党摧残美国的学术自由。」

蓬佩奥在演讲中历数中共在美国校园偷窃科技资讯、危害言论自由以及骚扰中国留学生或华裔学者的纪录。中共特务在美国大学如入无人之境：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研究员王欣涉嫌隐藏解放军军官的身份，收集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实验室的资料；在芝加哥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学习电子工程的季超群曾试图加入美军，故意掩盖与中国情报部门的关系，中国情报部门责成他在工作的地方招募工程师和科学家。

苍蝇不叮无缝蛋。中共对美国的大学下手，首先是美国的大学乐于被中共催眠和收买。圣经中说的好，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这样的人当然是没有自由的，可以明码标价出售的。

不仅华裔学者中箭落马，许多美国学者——往往是在美国纳税人的资助下做研究——也被引诱到「千人计划」中。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一年多之前被捕的哈佛大学化学和生化系主任查尔斯·利伯（Charles M. Lieber）在法庭上被联邦陪审团裁定向美国政府做虚假陈述、提交虚假纳税申报单及未申报中国银行账户等六项罪名成立，定罪的最高刑罚是二十六年监禁和一百二十万美元罚款。检方指出，利伯秘密与中国武汉科技大学签订一份「千人计划」合同，领取每月五万美元薪资和一百万元人民币的生活补贴。


哈佛大学化学和生化系主任查尔斯·利伯（中间右手提包者）因秘密加入中共「千人计划」，接受并隐瞒接受海外资金而认罪
利伯曾获化学领域的最高荣誉——沃尔夫化学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亦是国际奈米科技领军人物之一。他在法庭上辩解说：「我希望我的事业能够得到认可。每个人都想被认可。我那时年轻而愚蠢，这真是很丢脸。」他还拿自己的儿子做了一个比较，后者是一名高中摔跤手，他说：「诺贝尔奖有点像奥运金牌——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每个科学家都想获得诺贝尔奖。」这个说法像是一个冷笑话：利伯出生于一九五九年，他与参与中国「千人计画」是在二〇一一年，那时他已经五十二岁了，不是像他儿子那样不谙世事的高中生。而且，中国没有一个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化学奖，中国并不是诺贝尔奖的孵化器，难道与中国合作就能提高利伯获得诺贝尔奖的几率吗？难怪利伯的自我辩护无法说服陪审团成员。 《纽约时报》在报道此事时，大量引用利伯的律师和学生认为其无罪的观点

，却也不得不承认：利伯的定罪是「中国计划」的胜利——这一计划在二〇一八年由川普政府发起，目的是为了揪出涉嫌与中国分享敏感信息的科学家。 

中国不仅收买个人，更用大量资金渗透美国校园。美国教育部调查包含麻省理工学院、康乃尔大学在内的六所指标性大学，发现这些学校至少漏报十三亿美元的外国资金捐助，主要捐献国是中国。蓬佩奥要求美国各高校行政管理人员重新审核获得的外国资金来源，防止受到不当的财务影响，并且重新审议校园内孔子学院和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等受中共控制的组织的活动。

在美国的大学中，师生们以批评总统（特别是共和党总统）自嗨，以此标榜大学的言论自由。这确实是让中国这类专制国家的大学羡慕的言论自由——这种情况若发生在中国的大学，教授或学生将立即遭到开除，然后当局会栽赃类似嫖娼的耻辱罪名将其逮捕入狱。但是，尽管美国的大学拥有批评本国总统的言论自由，却丧失了批评中国（扩展到关于中国的一切，包括不准使用武汉肺炎、中国病毒等「歧视性」词语）的勇气。

在普林斯顿大学，上中国政治课的学生（不仅是中国留学生，还包括美国学生）被迫在其作业上使用代号，以免中共特务发现他们的身份，并根据严厉的新国家安全法对他们进行起诉。大学校方美其名曰，这是为了保护学生，丝毫不觉得这是在助纣为虐，是自动放弃校园内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

纽约大学为维持其在上海开设的分校，在中共压力之下，推翻了此前与流亡的维权律师陈光诚签订的访问学者计画，将陈光诚赶出大学——在二战前，美国的大学是很多受纳粹迫害的欧洲流亡知识分子的庇护所；今天，美国大学在面对比纳粹德国更强大的中共政权时，却对中国流亡者关上大门，并向中共低头乃至下跪。

赫钦斯如此描述大学的愿景：「智慧及至善是高等教育的目的，不可能还有其他。智慧及至善是人类生命的终极目的。……如果我们不先问人是什么，怎能考虑到人的尊严？如果我们不探寻生命的终极是什么，又怎能谈到准备人生？形而上学是教育和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若美国大学以美国精神为敌，以纳粹德国和共产中国为友，就不配称为大学。若大学沦为疯人院，在疯人院中，只有一群不容异见、喊打喊杀的红卫兵和一群见钱眼开、财迷心窍的买办，岂能找到智慧和至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