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熊猫外卖骑手组织抗议，中国警方跨国镇压威胁家人

https://www.abc.net.au/chinese/2026-02-18/hungrypanda-riders-chinese-police-threats-sydney-australia/106357866

正与外卖平台熊猫外卖（HungryPanda）就薪酬和工作条件展开争执的悉尼骑手们表示，中国警方要求其国内亲属到警局问话，甚至威胁称若其返回中国将予以逮捕，向他们施压要求停止抗议活动。

这一事态的发展引发外界担忧外国势力正干预熊猫外卖与部分骑手之间的长期纠纷。骑手们表示，薪资削减和应用程序算法缺乏透明度令他们陷入困境。

本月初，悉尼多位熊猫外卖骑手在中文社交软件微信的群聊中，开始讨论策划罢工抗议活动。

在农历除夕当天，数十名骑手报名参与农历新年期间的停工行动——这段通常也是熊猫外卖平台订单量激增的时间段。

前熊猫外卖员的王卓英表示最近接到了中国户籍所在地警方的三通电话，让她感到“被针对”和“受到恐吓”。在此之前，她已对公司提起法律诉讼，指控公司在她组织抗议活动后大幅削减其订单。

“群聊里的人都说国内公安局打电话给他们了。我正跟朋友说这个事儿，电话就来了，”她向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透露。

"他们要求说明情况，我说我们是在悉尼。有一个熊猫外卖一直在降价，而且我们没有要在国内罢工。”

"他说那你们在国外尽量也不要去搞这个事情[罢工]。"
王女士称，她当天又接到另一名警员的电话，对方不了解上一通电话，并且威胁若她在澳大利亚参与抗议，回国后将被逮捕。

同一个星期的周末，她再次接到同一名警员的电话，问她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员。

王女士表示，自己并非中共党员，也不明白为何被问及此问题。

“我当时就很害怕，是不是盯上我，”她说道。

王女士目前没有为熊猫外卖工作，因她与该公司就薪酬福利问题存在长期法律纠纷。她表示加入聊天群是为了支持来自中国大陆的外卖骑手同行。

送餐员为工作待遇发声却遭熊猫外卖报警的背后
A woman stands holding the handle bars of a food delivery bike.
外卖骑手王卓英跟熊猫外卖提及低工资和骑手的安全问题，她说之后该公司对她进行了报复，减少了她的送餐订单。
熊猫外卖在澳大利亚的业务覆盖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和阿德莱德。该公司雇佣的骑手多为持临时签证的中国公民，而非澳大利亚公民或永久居民，且许多人亲属仍在中国。

该群组另一名外卖员王才发透露，本月初他接到父亲“慌张”从中国打来的电话，称父亲刚被带到当地警察局。

他向ABC中文表示，警方曾警告父亲称他的儿子在海外参与“危险活动”。

“当时差不多是悉尼凌晨12点半了，是我父亲先接到的电话，”他告诉ABC中文。

“派出所甚至于要他当天晚上必须要去派出所报告。”

“我父亲就比较慌张，就开始跟我联系。当时我父亲在派出所警员的旁边。

“警员向我了解了当时的情况，问我为什么要组织这次罢工，参与的地点在哪里，时间在哪里。”

"了解到在悉尼，他就跟我说做这件事情一定要符合澳洲当地的法规。"

骑手们表示，他们通过中国手机号码被联系到，这些号码在澳大利亚开通了国际漫游仍在使用。中国手机号码必须实行实名登记制度，这使得账户持有者更容易被识别。

许多外卖员保留中国号码是为了使用微信。微信在中国大陆的版本受中国法律管辖，并声明会根据当地法规配合当局要求。

在中国，公共抗议和示威活动需事先获得当局批准且受到严格管控。根据中国法律，未经批准的集会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已独立核实熊猫外卖员与警方的对话记录，包括查验某外卖员的通话记录——显示其曾接到来自中国中部河南省某警局的来电。

ABC还核查了另一名外卖员与自称来自东部浙江省警员的对话记录，并确认了相关电话号码及微信账号的真实性。

熊猫外卖于2017年在英国创立，2019年将业务扩展到澳大利亚和美国，在西方国家的华人群体中广受欢迎。

该公司目前业务覆盖九个国家及百余座城市，拥有650万注册用户、10万家合作商户，年交易额约达10亿美元。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熊猫外卖或其关联方参与了阻挠悉尼抗议活动的行动。

一位联邦政府消息人士表示，难以判断中国警方是否在协助该公司，或是中国当局通过微信监控到相关“谈话内容”后决定介入，以避免中国公民卷入澳大利亚的抗议活动。

外交部长黄英贤未对相关指控置评，但长期倡导澳大利亚零工权益的工党参议员托尼·谢尔顿（Tony Sheldon）表示，这些指控“显然令人担忧”。

他向ABC表示：“在澳大利亚工作的每个人都有依法组织、发声以及要求公平薪酬和工作条件的权利，且不应感到恐惧或受到威胁。”

“从原则上讲，阿尔巴尼斯政府对所有外国干预指控都高度重视。”

“我们已明确表示，绝不容忍对澳大利亚公民或居民的骚扰、恐吓或监控行为。”

绿党外交事务发言人大卫·舒布里奇（David Shoebridge）参议员指出，尽管熊猫外卖被“贴上中国应用程序的标签”，但其背后投资者实为“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全球私募股权公司”。

“这些私营资本利用其在中国境内的财富和影响力制造压力的风险真实存在，”他向ABC表示。

“这也证明，澳大利亚亟需采取更多措施保护零工劳动者，尤其是熊猫外卖和优步（Uber）这类全球平台的劳动者。”

ABC就中国警方的干预行动向熊猫外卖和微信提出质询，但双方最初均未回应。

熊猫外卖在后续采访中表示“并不清楚有这样的情况”。

公司媒体发言人凯蒂·卢（Kitty Lu）称：“一定是他们自己在群内的这些言论触发了网警。”

“恐吓”电话

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东亚高级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理查德·麦格雷戈（Richard McGregor）向ABC表示，此次干预“带有危险性质”且“有些奇怪”，因为“此类恐吓电话通常针对中国敏感政治议题，如法轮功和西藏问题”。

他说：“接到一通电话或许意义不大，但若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多通电话，则表明背后存在高度组织化和影响力。”

中国驻堪培拉大使馆未回应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质询。

这并非熊猫外卖首次卷入公众争议。该公司因在澳大利亚向外卖骑手提供的薪酬和工作条件问题，屡次面临严峻的劳工和政治压力，运输工人工会（Transport Workers’ Union）曾指责其“西部荒野式”的运营模式。

2022年，一名于2020年工作期间遇难的熊猫外卖骑手家属获得83万澳元的赔偿，法院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中认定该外卖员系公司雇员而非独立承包商。

熊猫外卖同时因未及时向新南威尔士州安全工作局（Safework NSW）报告外卖骑手死亡事件而致歉。

2021年，该公司还重新聘用了两名因不公平解雇而将其告上法庭的骑手。

谢尔顿参议员对ABC表示，在通过算法操控薪酬和工作条件方面，熊猫外卖“一直是最恶劣的平台之一”。

他说：“我们已经通过立法，确保零工劳动者享有最低劳工保障标准。”

优步和DoorDash已向公平工作委员会（Fair Work Commission）提交协议。

“是时候让熊猫外卖加入行业主流，而不是继续剥夺骑手应得的公平薪酬和工作条件了。”

运输工人工会全国秘书迈克尔·凯恩（Michael Kaine）指出，熊猫外卖长期“惩罚那些反对单方面降薪和抗议安全问题的外卖骑手”。

“如今骑手们再次表示忍无可忍——熊猫外卖必须停止随意降薪，并停止不公平对待敢于维护自身权益的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