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恩：驳柏克之流法国革命观
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737年1月29日～1809年6月8日），英美作家和政治理论家，“美国体制之父”，最早提出“自由民主论”的人。他的《常识》和《美国危机》对美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肯定给伯克先生提供了做些有益之事的机会，只要他有意这么做。然而，他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一看到旧的成见日渐消亡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播撒新的积怨的种子。
一、政府应首先服务于生者，而非死者
伯克先生所用的证明方法就同他说过的话一样荒谬无稽。他认为享有（民主）权利的人或一代人已经去世，这种权利也同他们一道消失了。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引用了英国议会约在一百年前向威廉和玛丽所作的声明：
伯克先生以为祭出这些条文，他的论点就理所当然地成立了。他想要通过宣称这些条文永远废除了国民的权利来证明他的论点。1688年英国议会做了一件事。
对他们本身及其选民而言，他们有权这样做，而且似乎也应该这样做。但是除了这项因受委托而拥有的权利之外，他们却擅自建立了另一项权利，即永远约束和控制其子孙后代的权利。
对于第二项权利我要作如下答复：在任何国家，从来不曾有、从来不会有、从来也不可能有一个议会，或任何一类人，或任何一代人，拥有权利或权力来永远约束和控制其子孙后代，或永远规定世界应如何统治及由谁来统治，因此所有这类条款、法案或声明本身就是无效的。
任何一个时代和世代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像以前所有的时代和世代的人那样自主自由地采取行动。
死后统治的狂妄设想是一切暴政中最荒谬无礼的。人不能视他人为私有财产，任何世代的人也不能视后代人为私有财产。
1688年或其他任何时期的议会或国民无权处置今天的国民，或者以任何形式约束和控制他们，正如今天的议会或国民无权处置、约束或控制百年或千年后的国民一样。
每一代人都符合而且必须符合那个时代所要求的所有目的。要适应生者，而非死者。
人一旦死去，他的权力与需求也随之消失；既然不再参与世事，他也就不再有权决定由谁来统治世界或如何组织和管理政府。
我是为生者的权利辩护，反对死者用一纸空文规定的权威断送、控制和契约化这些权利；伯克先生却为死者的权威辩护，不顾生者的权利和自由。
那些已经去世和那些尚未出世的人，他们彼此相距之远，让人难以设想。
那么，他们之间还可能存在什么义务？他们中的一方已死而另一方尚未出生，且还能制定什么样的规章或原则？双方在这个世界上永无见面的机会，一方怎能永远控制另一方呢？
可是伯克先生却塑造了一个政治上的亚当，子孙万代都得永远受其约束；因此，他必须证明他塑造的那个亚当拥有这种权力或权利。
政府服务的对象是活人而非死人，所以只有活人在政府中拥有权利。
在一个时代被认为正当和适宜的，在另一个时代可能被认为不正当和不适宜的。在这种情况下由谁来做主呢？是由活人还是由死人呢？
拉法耶特侯爵不像伯克先生那样借助陈旧的案卷和发霉的文件去证明活人的权利已经不再存在，被那些已经去世的人“永远放弃和断送了”，而是适应现存的世界，并强调指出：
当战争结束即将离开美国之际，他（拉法耶特）亲临国会，回顾他亲历过的革命。在那满怀深情的告别辞中，他用这些话语抒发自己的感受：
二、法国革命反对专制原则，而非君主个人
伯克先生说：
这不过是其他许多例子中的一个，据此可以看出，伯克先生不了解法国大革命的根源与原则。
这个国家的人民起事并不是反对路易十六，而是反对政府的专制原则。
这些原则并非路易十六首创，而是许多世纪前就确立了；它们根深蒂固、难以去除，专制政府的寄生虫和掠夺者像奥吉厄斯国王的牛厩那样肮脏恶臭得难以清洗干净，非得采取彻底而又全面的革命不可。
一件事如果非做不可，就应该全心全意去做，否则就不要做。当时危机已经来临，只好以大无畏的气概采取行动，否则就干脆不要行动。
伯克先生不理会人与原则之间的区别，因此他不明白起义反对的是君主政体的专制，并非君主个人的专制。
路易十六的温和秉性丝毫无助于改变君主政体传统的专制。在传统专制主义下的历代王朝的一切暴政在继承者的手中仍会重演。
英国人民起事反对查理一世和詹姆士二世，反对的是他们个人的专制；而在法国反对的则是旧政府的传统专制。但是像伯克先生之流，凭一纸发霉的文件就想把子孙后代的权利永远交出，他们是没有资格来评价这场革命的。
专制主义在法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历史悠久，它不单属于国王个人。专制主义到处都有它的标记。每个机关和部门都有它建立在习俗上的专制主义。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巴士底狱”，每一座“巴士底狱”都有它的暴君。
国王本人原有的这种传统专制主义本身已经被复制成无数的模样，直至最后它全部由代理人实行。这就是法国的情况：
专制主义通过无穷无尽的迷宫式的机构来进行，其根源难以察觉。这种专制主义无法纠正，它假借履行职责来巩固自身，并以服从为借口来施行暴政。
法国当时有难以计数的专制主义要革除，这些专制主义是在传统的君主专制主义下滋长起来的，并且根深蒂固，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君主的专制。
而伯克先生却从国王是起义的唯一可能对象着眼，把法国当作一个村落，认为那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必须报告长官，而且没有任何压迫行为是不受他控制的。
伯克先生认为法国大革命应受非难之处（即这场革命是在一个比前几代温良的君主的统治下爆发的），事实上正是它的无上光荣之处。
在其他欧洲国家发生过的革命都是由私人仇恨所激起的，忿怒是针对个人的，因此这个人就成了牺牲品。可是在法国的事例中，我们却看到了一场起源于对人权的合理考虑的革命，它从一开始就把“个人”与“原则”区分开。
伯克先生崇拜的是权力而不是原则，在这种丑恶腐化的感情支持下，他没有资格对权力和原则问题做出判断。
至于那些悲惨的画面，它们是为了配合演出而精心设计的。它们为了演出而捏造事实，利用人们的同情心产生催人泪下的效果。
伯克先生通过这些画面滥用了自己的想象力，并试图影响读者的想象力，但是伯克先生应当想到他写的是历史而不是“剧本”，他的读者期望的是事情的真相而不是高谈阔论。
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在一本书中发出戏剧性的哀叹，企图使人相信“骑士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欧洲的荣耀已经消亡！白送的生命恩赐（估计没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草菅人命的国防、大丈夫气概的培育和英雄业绩一去不复返了”！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荒唐的堂吉诃德式的骑士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作为等级的鼓吹者，伯克先生完全可以继续他拙劣的仿文，并在结尾惊呼：“奥赛罗的职业完了！”
在他的全书中，看不到他对那些在最阴森可怕的监狱里过着最悲惨、最无望的生活的人们寄予一丝怜悯或同情。看着一个人用自己的才能来败坏自己，真是令人痛心。
三、暴力源于旧政府，而非人民
人们以一种只有最生气勃勃的对自由的向往才能激发的英雄主义热忱进攻巴士底狱，并且在短短几小时内就大功告成。
新内阁企图用来囚禁国民议会的监狱，本是专制主义的大祭坛和堡垒，现今成了最先下手的目标。此举使得新内阁垮台，他们从原本为别人准备的废墟上逃走了。布罗伊的军队溃散了，他自己也狼狈地逃走了。
没有人对他们搞阴谋，是他们对别人搞阴谋；那些送命的人受到了他们准备强加给别人的惩罚，是咎由自取。
当人们饱受压迫的痛苦并受到新的压迫的威胁时，能期待什么处之泰然或麻木不仁吗？
伯克先生大声疾呼反对暴行，然而，最大的暴行却出自他自己。他的书就是一部暴行录，书中没有为一时冲动犯下的暴行表示歉意，而是在整整十个月内对这些暴行珍爱有加。
在这次斗争中，市民的伤亡比敌人多。有四五个人被群众抓住并立即处死，其中有巴士底狱的狱长和巴黎市长，后者在陷害民众时当场败露。后来还有新内阁成员之一富隆（Foulon）和他的女婿贝尔捷（Berthier），后者接受了巴黎总管的职务。
他们的头颅被插在铁杆上示众，伯克先生描绘的悲惨情景大部分以这种处罚方式为蓝本。因此，还是让我们来谈论一下人民是如何想到要采取这种处罚方式的。
他们效法统治他们的政府，以他们司空见惯的刑罚来施行报复。将人头插在铁杆上，在伦敦的圣堂石门（西城门）上经年存留，这种做法和在巴黎发生的铁杆上插人头的恐怖情景并无二致，只不过这是英国政府干的。
可以这么说，一个人死后，随便拿他的尸首怎样处理，这对死人都毫无意义，但对于活人意义就重大了。
这一问题需要从根本上解决：政府应有人道主义精神，因为（首先是）政府的这些血腥刑罚让人性堕落了。
谁能忘记达米安（Damien）被五马分尸处死的情景？向公众展示这种种残酷的情景，其效果只能是泯灭人心的温柔或激起复仇的意愿；而且，用恐怖而不是用理性来统治民众，这一卑劣且错误的观点让这些情景成了先例。
政府企图用恐怖的手段来对付最底层的人，从而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最恶劣的影响。这些最底层的人清楚地感到自己是惩罚的目标，因而他们会以眼还眼地施行恐怖的惩罚。
“暴徒”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所有旧政府结构不良所造成的恶果。
这些暴行并非革命的原则所致，而是早在革命发生前就存在的坏思想，这种思想正是革命要加以改造的。
综观伯克先生的全书，可以看到他从未提到那些反对革命的阴谋，而一切的灾难正是由这些阴谋而起。只披露结果而不提原因，这正符合他的本意，这也是演戏的一种技巧。
如果把人们所犯的罪行连同他们所受的痛苦一起表现出来，往往会削弱舞台效果，而有些地方本来是要博得观众同情的，却更容易博得他们的赞许。
国民议会的一名“逃兵”拉利·托朗达先生（M. Lally Tollendal）授意伯克先生说，当进入巴黎时，市民高呼：“把所有的主教吊死在街灯上。”
奇怪的是，听见这种呼声的只有拉利·托朗达一人，相信这种说法的也只有伯克先生一人。
它同事件的经过没有一点关系，同任何情形都毫不相干。这些主教从未在伯克先生的剧本中出现过，现在为什么一下子全都出场了呢？
伯克先生把他的主教们和皮影木偶带入一盏魔法灯笼，通过对比而不是连接来拉开剧幕。但这只能表明他的著作其余部分也少有可信之处。为了达到诽谤的目的，他甚至对大概率的事情也加以否认。
四、排斥的是法定教会，而非宗教信仰
伯克先生书中不断出现的论题之一是“教会与国家”，它指的并不是某一特定的教会或某一特定的国家，而是一切教会与国家。
他用这个说法作为总公式，提出各国教会应永远与国家相结合这一政治理论，并责怪法国的国民议会没有这样做。
一切宗教在本质上都是仁爱的，并且同道德原则相结合。它们不能一开始就宣扬任何罪恶的、残酷的、害人的或不道德的东西，否则就吸引不到信徒了。
像其他一切事物一样，它们都有自己的开端，都是从说服、劝导和示范着手。它们又是如何失去其原有的温和而变得阴郁而褊狭呢？
这种情况是从伯克先生推荐的那种结合开始的。把教会与国家相结合，就会产生一种只能从事破坏、不能繁衍的杂种动物，名字就叫“法定教会”。
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不是从原来宣称的宗教而是从教会与国家所产生的这个杂种动物开始的；伦敦史密斯菲尔德市场上的烈火也是从同一个混杂的怪物开始的。
正是这种怪物后来在英国重生，使人民心中的怨恨和反宗教的情绪重新迸发出来，并且把贵格会教徒和非国教徒驱逐到美国去。
迫害并不是任何宗教的原有特征，却向来是一切“法定宗教”或依法建立的宗教的显著特征。去掉“依法建立”，所有宗教都会恢复它原本的宽厚。
五、总结
任何一个政府，如果它的形式是坏的，它的原则也肯定是坏的。
法国大革命好像是从混乱中产生的新事物，但其实只是法国早已存在的思想革命的结果。国民的心理早已发生变化，事物的新秩序随着思想的新秩序应运而生。
尽管在（英国）当时的情况下对1688年的革命可以进行高于它本身价值的赞扬，但还是应该对它作出适当的评价。它已经衰落下去，日益扩大的理性范围以及美法两国的光辉革命已使它黯然失色。
到时人们将很难相信，一个自称自由的国家竟然会到荷兰去请一个人来，给他权力，自发地惧怕他，每年还给他近百万英镑的薪俸，并且让自己和自己的子孙后代像奴仆般永远顺从他。
当今欧洲各国政府不是邪恶和压迫的舞台又是什么？英国的政府又如何？它自己的人民不是说它是个市场，每个人都标上了价格，以牺牲受骗人民为代价的贪污腐化行为比比皆是吗？那么法国大革命遭到恶语中伤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法国大革命仅限于摧毁臭名昭著的专制主义，伯克先生之流也许会默不作声。现在他们却叫嚷着“革命搞得太过分了”，就是说，对他们太过分了。革命直指贪污腐化行为，贪赃枉法之徒都惊慌失措。他们色厉内荏不过是受伤的恶人在呻吟。
可是，法国大革命从这种反对中得到的不是伤害而是尊崇。法国大革命受到的打击越多，发出的光芒就越强，就怕它受到的打击还不够。攻击并不可怕，真理已使革命确立，而时间则将使革命永垂青史。
从相互作用来说，权利宣言就是义务宣言。凡是我作为一个人所享有的权利也就是另一人所享有的权利，因而拥有并保障这种权利就成为我的义务。
法国大革命从开始到攻占巴士底狱直至制定《人权宣言》为止，对这些主要阶段的进程加以探索之后，我将以拉法耶特侯爵有力的号召来结束本话题：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肯定给伯克先生提供了做些有益之事的机会，只要他有意这么做。然而，他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一看到旧的成见日渐消亡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播撒新的积怨的种子。
一、政府应首先服务于生者，而非死者
伯克先生所用的证明方法就同他说过的话一样荒谬无稽。他认为享有（民主）权利的人或一代人已经去世，这种权利也同他们一道消失了。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引用了英国议会约在一百年前向威廉和玛丽所作的声明：
神职与世俗的上下两院的议员们谨以上述人民（指当时在世的英国人民）的名义，最谦卑忠诚地表达他们自己和他们子孙后代的永远顺从之意。
伯克先生以为祭出这些条文，他的论点就理所当然地成立了。他想要通过宣称这些条文永远废除了国民的权利来证明他的论点。1688年英国议会做了一件事。
对他们本身及其选民而言，他们有权这样做，而且似乎也应该这样做。但是除了这项因受委托而拥有的权利之外，他们却擅自建立了另一项权利，即永远约束和控制其子孙后代的权利。
对于第二项权利我要作如下答复：在任何国家，从来不曾有、从来不会有、从来也不可能有一个议会，或任何一类人，或任何一代人，拥有权利或权力来永远约束和控制其子孙后代，或永远规定世界应如何统治及由谁来统治，因此所有这类条款、法案或声明本身就是无效的。
任何一个时代和世代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像以前所有的时代和世代的人那样自主自由地采取行动。
死后统治的狂妄设想是一切暴政中最荒谬无礼的。人不能视他人为私有财产，任何世代的人也不能视后代人为私有财产。
1688年或其他任何时期的议会或国民无权处置今天的国民，或者以任何形式约束和控制他们，正如今天的议会或国民无权处置、约束或控制百年或千年后的国民一样。
每一代人都符合而且必须符合那个时代所要求的所有目的。要适应生者，而非死者。
人一旦死去，他的权力与需求也随之消失；既然不再参与世事，他也就不再有权决定由谁来统治世界或如何组织和管理政府。
我是为生者的权利辩护，反对死者用一纸空文规定的权威断送、控制和契约化这些权利；伯克先生却为死者的权威辩护，不顾生者的权利和自由。
那些已经去世和那些尚未出世的人，他们彼此相距之远，让人难以设想。
那么，他们之间还可能存在什么义务？他们中的一方已死而另一方尚未出生，且还能制定什么样的规章或原则？双方在这个世界上永无见面的机会，一方怎能永远控制另一方呢？
可是伯克先生却塑造了一个政治上的亚当，子孙万代都得永远受其约束；因此，他必须证明他塑造的那个亚当拥有这种权力或权利。
政府服务的对象是活人而非死人，所以只有活人在政府中拥有权利。
在一个时代被认为正当和适宜的，在另一个时代可能被认为不正当和不适宜的。在这种情况下由谁来做主呢？是由活人还是由死人呢？
拉法耶特侯爵不像伯克先生那样借助陈旧的案卷和发霉的文件去证明活人的权利已经不再存在，被那些已经去世的人“永远放弃和断送了”，而是适应现存的世界，并强调指出：
要记得大自然铭刻在每个公民心中的感情，这些感情一旦被庄严地公认就会产生新的力量。一个国家只要懂得自由就会热爱自由，只要要求解放就能获得解放。
当战争结束即将离开美国之际，他（拉法耶特）亲临国会，回顾他亲历过的革命。在那满怀深情的告别辞中，他用这些话语抒发自己的感受：
但愿这个为自由而高高耸立的伟大纪念碑成为压迫者的教训和被压迫者的典范！
二、法国革命反对专制原则，而非君主个人
伯克先生说：
我们看到了法国的叛逆者反对一个温良合法的君主，其残暴和凌辱远远超过人们反对一个最非法的篡夺者或杀人成性的暴君所用的手段。
这不过是其他许多例子中的一个，据此可以看出，伯克先生不了解法国大革命的根源与原则。
这个国家的人民起事并不是反对路易十六，而是反对政府的专制原则。
这些原则并非路易十六首创，而是许多世纪前就确立了；它们根深蒂固、难以去除，专制政府的寄生虫和掠夺者像奥吉厄斯国王的牛厩那样肮脏恶臭得难以清洗干净，非得采取彻底而又全面的革命不可。
一件事如果非做不可，就应该全心全意去做，否则就不要做。当时危机已经来临，只好以大无畏的气概采取行动，否则就干脆不要行动。
伯克先生不理会人与原则之间的区别，因此他不明白起义反对的是君主政体的专制，并非君主个人的专制。
路易十六的温和秉性丝毫无助于改变君主政体传统的专制。在传统专制主义下的历代王朝的一切暴政在继承者的手中仍会重演。
英国人民起事反对查理一世和詹姆士二世，反对的是他们个人的专制；而在法国反对的则是旧政府的传统专制。但是像伯克先生之流，凭一纸发霉的文件就想把子孙后代的权利永远交出，他们是没有资格来评价这场革命的。
专制主义在法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历史悠久，它不单属于国王个人。专制主义到处都有它的标记。每个机关和部门都有它建立在习俗上的专制主义。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巴士底狱”，每一座“巴士底狱”都有它的暴君。
国王本人原有的这种传统专制主义本身已经被复制成无数的模样，直至最后它全部由代理人实行。这就是法国的情况：
专制主义通过无穷无尽的迷宫式的机构来进行，其根源难以察觉。这种专制主义无法纠正，它假借履行职责来巩固自身，并以服从为借口来施行暴政。
法国当时有难以计数的专制主义要革除，这些专制主义是在传统的君主专制主义下滋长起来的，并且根深蒂固，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君主的专制。
而伯克先生却从国王是起义的唯一可能对象着眼，把法国当作一个村落，认为那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必须报告长官，而且没有任何压迫行为是不受他控制的。
伯克先生认为法国大革命应受非难之处（即这场革命是在一个比前几代温良的君主的统治下爆发的），事实上正是它的无上光荣之处。
在其他欧洲国家发生过的革命都是由私人仇恨所激起的，忿怒是针对个人的，因此这个人就成了牺牲品。可是在法国的事例中，我们却看到了一场起源于对人权的合理考虑的革命，它从一开始就把“个人”与“原则”区分开。
伯克先生崇拜的是权力而不是原则，在这种丑恶腐化的感情支持下，他没有资格对权力和原则问题做出判断。
至于那些悲惨的画面，它们是为了配合演出而精心设计的。它们为了演出而捏造事实，利用人们的同情心产生催人泪下的效果。
伯克先生通过这些画面滥用了自己的想象力，并试图影响读者的想象力，但是伯克先生应当想到他写的是历史而不是“剧本”，他的读者期望的是事情的真相而不是高谈阔论。
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在一本书中发出戏剧性的哀叹，企图使人相信“骑士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欧洲的荣耀已经消亡！白送的生命恩赐（估计没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草菅人命的国防、大丈夫气概的培育和英雄业绩一去不复返了”！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荒唐的堂吉诃德式的骑士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作为等级的鼓吹者，伯克先生完全可以继续他拙劣的仿文，并在结尾惊呼：“奥赛罗的职业完了！”
在他的全书中，看不到他对那些在最阴森可怕的监狱里过着最悲惨、最无望的生活的人们寄予一丝怜悯或同情。看着一个人用自己的才能来败坏自己，真是令人痛心。
三、暴力源于旧政府，而非人民
人们以一种只有最生气勃勃的对自由的向往才能激发的英雄主义热忱进攻巴士底狱，并且在短短几小时内就大功告成。
新内阁企图用来囚禁国民议会的监狱，本是专制主义的大祭坛和堡垒，现今成了最先下手的目标。此举使得新内阁垮台，他们从原本为别人准备的废墟上逃走了。布罗伊的军队溃散了，他自己也狼狈地逃走了。
没有人对他们搞阴谋，是他们对别人搞阴谋；那些送命的人受到了他们准备强加给别人的惩罚，是咎由自取。
当人们饱受压迫的痛苦并受到新的压迫的威胁时，能期待什么处之泰然或麻木不仁吗？
伯克先生大声疾呼反对暴行，然而，最大的暴行却出自他自己。他的书就是一部暴行录，书中没有为一时冲动犯下的暴行表示歉意，而是在整整十个月内对这些暴行珍爱有加。
在这次斗争中，市民的伤亡比敌人多。有四五个人被群众抓住并立即处死，其中有巴士底狱的狱长和巴黎市长，后者在陷害民众时当场败露。后来还有新内阁成员之一富隆（Foulon）和他的女婿贝尔捷（Berthier），后者接受了巴黎总管的职务。
他们的头颅被插在铁杆上示众，伯克先生描绘的悲惨情景大部分以这种处罚方式为蓝本。因此，还是让我们来谈论一下人民是如何想到要采取这种处罚方式的。
他们效法统治他们的政府，以他们司空见惯的刑罚来施行报复。将人头插在铁杆上，在伦敦的圣堂石门（西城门）上经年存留，这种做法和在巴黎发生的铁杆上插人头的恐怖情景并无二致，只不过这是英国政府干的。
可以这么说，一个人死后，随便拿他的尸首怎样处理，这对死人都毫无意义，但对于活人意义就重大了。
这一问题需要从根本上解决：政府应有人道主义精神，因为（首先是）政府的这些血腥刑罚让人性堕落了。
谁能忘记达米安（Damien）被五马分尸处死的情景？向公众展示这种种残酷的情景，其效果只能是泯灭人心的温柔或激起复仇的意愿；而且，用恐怖而不是用理性来统治民众，这一卑劣且错误的观点让这些情景成了先例。
政府企图用恐怖的手段来对付最底层的人，从而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最恶劣的影响。这些最底层的人清楚地感到自己是惩罚的目标，因而他们会以眼还眼地施行恐怖的惩罚。
“暴徒”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所有旧政府结构不良所造成的恶果。
这些暴行并非革命的原则所致，而是早在革命发生前就存在的坏思想，这种思想正是革命要加以改造的。
综观伯克先生的全书，可以看到他从未提到那些反对革命的阴谋，而一切的灾难正是由这些阴谋而起。只披露结果而不提原因，这正符合他的本意，这也是演戏的一种技巧。
如果把人们所犯的罪行连同他们所受的痛苦一起表现出来，往往会削弱舞台效果，而有些地方本来是要博得观众同情的，却更容易博得他们的赞许。
国民议会的一名“逃兵”拉利·托朗达先生（M. Lally Tollendal）授意伯克先生说，当进入巴黎时，市民高呼：“把所有的主教吊死在街灯上。”
奇怪的是，听见这种呼声的只有拉利·托朗达一人，相信这种说法的也只有伯克先生一人。
它同事件的经过没有一点关系，同任何情形都毫不相干。这些主教从未在伯克先生的剧本中出现过，现在为什么一下子全都出场了呢？
伯克先生把他的主教们和皮影木偶带入一盏魔法灯笼，通过对比而不是连接来拉开剧幕。但这只能表明他的著作其余部分也少有可信之处。为了达到诽谤的目的，他甚至对大概率的事情也加以否认。
四、排斥的是法定教会，而非宗教信仰
伯克先生书中不断出现的论题之一是“教会与国家”，它指的并不是某一特定的教会或某一特定的国家，而是一切教会与国家。
他用这个说法作为总公式，提出各国教会应永远与国家相结合这一政治理论，并责怪法国的国民议会没有这样做。
一切宗教在本质上都是仁爱的，并且同道德原则相结合。它们不能一开始就宣扬任何罪恶的、残酷的、害人的或不道德的东西，否则就吸引不到信徒了。
像其他一切事物一样，它们都有自己的开端，都是从说服、劝导和示范着手。它们又是如何失去其原有的温和而变得阴郁而褊狭呢？
这种情况是从伯克先生推荐的那种结合开始的。把教会与国家相结合，就会产生一种只能从事破坏、不能繁衍的杂种动物，名字就叫“法定教会”。
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不是从原来宣称的宗教而是从教会与国家所产生的这个杂种动物开始的；伦敦史密斯菲尔德市场上的烈火也是从同一个混杂的怪物开始的。
正是这种怪物后来在英国重生，使人民心中的怨恨和反宗教的情绪重新迸发出来，并且把贵格会教徒和非国教徒驱逐到美国去。
迫害并不是任何宗教的原有特征，却向来是一切“法定宗教”或依法建立的宗教的显著特征。去掉“依法建立”，所有宗教都会恢复它原本的宽厚。
五、总结
任何一个政府，如果它的形式是坏的，它的原则也肯定是坏的。
法国大革命好像是从混乱中产生的新事物，但其实只是法国早已存在的思想革命的结果。国民的心理早已发生变化，事物的新秩序随着思想的新秩序应运而生。
尽管在（英国）当时的情况下对1688年的革命可以进行高于它本身价值的赞扬，但还是应该对它作出适当的评价。它已经衰落下去，日益扩大的理性范围以及美法两国的光辉革命已使它黯然失色。
到时人们将很难相信，一个自称自由的国家竟然会到荷兰去请一个人来，给他权力，自发地惧怕他，每年还给他近百万英镑的薪俸，并且让自己和自己的子孙后代像奴仆般永远顺从他。
当今欧洲各国政府不是邪恶和压迫的舞台又是什么？英国的政府又如何？它自己的人民不是说它是个市场，每个人都标上了价格，以牺牲受骗人民为代价的贪污腐化行为比比皆是吗？那么法国大革命遭到恶语中伤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法国大革命仅限于摧毁臭名昭著的专制主义，伯克先生之流也许会默不作声。现在他们却叫嚷着“革命搞得太过分了”，就是说，对他们太过分了。革命直指贪污腐化行为，贪赃枉法之徒都惊慌失措。他们色厉内荏不过是受伤的恶人在呻吟。
可是，法国大革命从这种反对中得到的不是伤害而是尊崇。法国大革命受到的打击越多，发出的光芒就越强，就怕它受到的打击还不够。攻击并不可怕，真理已使革命确立，而时间则将使革命永垂青史。
从相互作用来说，权利宣言就是义务宣言。凡是我作为一个人所享有的权利也就是另一人所享有的权利，因而拥有并保障这种权利就成为我的义务。
法国大革命从开始到攻占巴士底狱直至制定《人权宣言》为止，对这些主要阶段的进程加以探索之后，我将以拉法耶特侯爵有力的号召来结束本话题：
但愿这座为自由而竖立的伟大纪念碑成为压迫者的教训和被压迫者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