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汉癌症村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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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武汉有个地方叫新洲区，新洲区下辖有一个户籍人口只有585人的小自然村，叫黄土坡村。这些年来，因为一场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在附近一带出了名。村民们自己也说不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村子就悄悄多了个名称，别的村的人都管他们这叫“癌症村”。

为什么呢？这些年，村子先后有62个人得了癌症。585个人里面有62个，差不多十个村民里面至少有一个，有的家庭是接连两三个人中招。光是2015年之后就有34个人确诊，其中19个人已经去世了，还有15个人现在还在治疗。而这一串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

具体的人，村里有个徐先生，2012年他的妻子查出白血病，治了四年，花了不知道多少钱，最后还是没留住人。2017年还没等家里缓过来，他年仅26岁的儿媳妇也查出白血病，那时候小孙子才四岁。他跟记者说了一句话：“我这一家怎么这么倒霉？”一个经历了这么多的人，还在用“倒霉”这个词来解释自己的遭遇，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什么倒霉的天灾，很可能是一场人祸。

那么问题出在哪？黄土坡村的村民也不是没有思考过。村民把遗传、饮食、生活习惯什么的都挨个想了个遍。几个受害的家庭婆媳相继得病，但之间又没血缘关系；隔壁其他村子祖祖辈辈也没听说过高发这些病。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最后目光全落在了村北头和村民菜地只有一墙之隔的那个厂房——武汉市新洲区昌盛泡花碱厂。

这是从1986年就有的，本来是公社办的铁厂，1995年由当时乡里的干部承包，2000年被承包者自己买断了，改造成了化工厂，专门生产泡花碱。所谓泡花碱，就是硅酸钠，工业上用来做洗涤剂、防腐剂这些的。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强碱性废水和有毒废渣，对人体、土壤、水源危害极大。更关键在于，这家厂子本身就是违规的，没有环评手续，没有排污许可证，而且还建在生态红线保护区里面。所谓生态红线保护区就是明确规定不能搞工业开发、必须保护的区域。但这么一家违规的化工厂，却在那里堂而皇之地开了几十年。

村民说，那个厂排出的水是酱油色的，排污沟底部结着黑褐色的硬壳。附近的菜地种红薯不出苗，玉米长得高矮差一半、半死不活的。灌溉渠里的鱼死了，猫喝了水也死了。村民共用的井水里面重金属锰的含量超标三倍，空气里常年弥漫着刺鼻的气味。虽然2016年黄土坡村村民用上了自来水，不必再共用一口井喝水，避开了地下水，可土壤和空气他们是避不开的。

2022年，村民实在受不了了，集体联名往市里举报，但这一举报就举报了四年。这四年里发生了什么呢？武汉市生态环境局执法队下去查，确认了这个化工厂没有环评，没有排污资格。第三方检测机构显示，水里pH值呈强碱性，超标五百倍。这还不算，最绝的是总碱度干到了两万九千二百一十四毫克每升。什么概念呢？市面上大多数检测精度的仪器上限也才两千，一般内陆盐碱湖的碱度大概也就五千，只有极高浓度的苏打湖才会达到这个水平。

这下应该铁证如山了吧？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让所有人感到愤怒的是，新洲区环保部门期间的一系列操作，怎么想都不对劲。村民第一次举报化工厂的时候，区环保局的执法人员迟迟没见到影子，但让人奇怪的是，工厂那边倒是一点都没耽搁。老板马上带着人连夜挖沟，把排污口给堵死了，美其名曰“整改”。

直到后来，武汉市的执法人员来调查，真相才爆出来。工厂老板自己都承认是区环保局的人提前给他打的电话，让他赶紧把排污口堵上。更绝的是检测环节，区环保局偏偏选在一场大暴雨之后才来取样。雨水一冲刷，之前检测出来的超标数据刚好达标。有村民拍了工厂偷偷排酱油色污水的证据，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后来都下了督办函，明确要求查处，可当地的环保部门还是一口咬定没发现复产、监测全部达标。最后，中央环保督察组多次转办督办，但换来的结果也只是二十万元罚款了事，和罚酒三杯没什么区别。罚完之后，工厂继续偷偷开工。

一个没有环评、没有排污许可、建在生态红线里的违规化工厂，市局去执法了，污染数据严重超标，省厅下了督办函，中央督察组多次转办。四年里，村民无数次举报，但这家工厂就是稳如泰山，该开工开工，罚了二十万继续干。这是为什么？

我们说几种可能啊。第一种可能，区里某些当权人物和这家化工厂有利益勾结，有人在暗中保这家工厂，替他消化掉所有来自上面的压力，替他通风报信，替他挡住所有调查。

第二种可能是区里承受不起追责后果。这家工厂开了将近四十年，期间环保监管的失职是长期积累的。如果真的彻查下去，不光是这家厂的问题，更多是监管部门这些年的失职、渎职要被翻出来，牵连太广，索性一条道走到黑，能拖就拖，能演就演。

要么就是两者兼而有之：工厂给某些人输送利益，他们为了自保不断掩盖问题，以牺牲村民的土地、水源乃至生命为代价。否则，区环保局那些匪夷所思的操作，真的没有办法解释。

但武汉“癌症村”事件中有一个不幸中的万幸，那就是遇上了大象新闻这个媒体的这个报道。大象新闻在5月18日做了深度报道，把所有的细节证据都摆了出来，引发全网关注，推上了热搜。但这恰恰也是最讽刺的一点，这个村庄用数十年的健康、几十条生命和无数家庭的破碎，才换来一次被大众舆论看见的运气。

但即便现在已经展开全面调查，很多人也并不乐观，或者说麻木了。因为过去有太多这样的热点事件被社会舆论推上风口浪尖，官方为了平息民愤，才不得不被迫成立调查组。这次的调查结果我们大概也能猜到：确认污染、赔偿受害者，可能会有官方的道歉，以及相关部门人员失职、点名的处理结果。但这些并不会消除幸存者的病痛与恐惧，甚至几乎不会改变下一个黄土坡村产生的逻辑。这一切不过是在舆论高压之下的被迫为之。

在现实中，之所以环境污染纠纷层出不穷，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就在于长时间以来对个人权利、私有产权的漠视。地方上为了发展经济、安排就业等公共福利目标，默认开办工厂对当地有利。这实际上就是预设了一个前提：所谓的“公共目标”比私有财产更重要，个人利益要作出牺牲以服从和服务于集体利益。什么有利、什么不利的判定，以官方的说法为准，而不是基于当地居民私有产权和自身利益的判断。也正是有关当局无视私有财产的原则，让污染企业侵犯他人产权的行为不受惩罚，事实上是鼓励了环境污染。

它同时还造成了另一个后果：打击了对治理环境污染的新技术、新设备的研发和制造。既然这种行为不受惩罚，那么何必投入环境治理的研发而增加成本呢？

更为严重的是，当资源公有化时，也很容易为环境污染大开方便之门。既然这份资源不是私有的，而是公共的，那么公共资源的临时代管人就只愿意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地榨取这份资源的租金，而不顾资源的长久资本价值。于是他们就会变得非常短视，倾向于最大限度的污染、最大限度的盈利而不顾环境。这种情况下，地方上甚至会欢迎污染企业，而更加无视当地居民的意愿，因为这不但会给他们带来显性的政绩，而且增加税收，甚至还能增加罚款。

当污染无法掩盖，那就罚款了事。本应给受侵犯的人的补偿，就被这样装进了国库，被他们所支配。这也是一种隐性的成本分配，只不过是把污染和疾病的代价，强行转嫁给最没有话语权的人。

而这种行为和逻辑，我们不能否认，其实一直都存在于社会上的其他各个行业中，尤其是食品行业。只是坐标在黄土坡村的这个化工厂，没能一直幸运下去，被抓住了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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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副其实的盐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