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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在此引用阿姨经典论述
辛亥革命以后，诸夏各邦事实上已经获得了独立。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使用这种权力，要看它们本国地主资产阶级实力的强大与否，所以程度是不一样的。实力比较强大的，例如像滇军、粤军这样的军政府，很快就跟本地的资产阶级结成有效的联盟，形成了非常有效的事实独立，满洲和晋国的情况也是这样的；资产阶级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例如齐、秦、豫这些省份，因为它们自身在财政上站不住脚，本地的军绅政权又控制不了社会治安，很快就被北洋联盟收编了。
因此，辛亥独立战争以后的诸夏联盟、五族共和等于是形成了三个不同系列，一个是事实上已经独立、获得了一定的外交地位、正在争取法理上独立的最后一步的蒙、藏这些内亚各邦；一个是满洲、晋、滇、粤这些事实独立已经站住了脚、但是法理独立和民族发明还没有做好、已经是军绅统治、能够有效管治的各邦；第三拨就是各方面准备都没有做好的以齐、秦、豫为中心的这个中国联盟，袁世凯就是依靠这个中国联盟建立他的北洋军阀体制的。
北洋军阀之所以要对各地地方军阀——也就是蔡锷、唐继尧这种人不断发动讨伐，有一个经济上的原因就是，中国或东亚各省在财政上是最穷的。过去满洲帝国在的时候大家可以吃吃大锅饭，满洲皇帝把江南的钱拨一部分过来，送到天津去养你的北洋军，而各省独立以后就没有这样的好事了。
北洋军已经养得规模最大了，是满洲帝国末期规模最大的军队，但它所依托的各省是最穷的。北洋军最大的财源就是天津的海关，还有长芦盐运使这些，但是天津海关的收入当然是不如扬子江沿岸各地海关的收入的。满洲帝国一调剂，它的财政问题就解决了；满洲帝国不调剂的话，那么就像辛亥独立战争以后，各邦自己把自己的钱扣下来，袁世凯的日子就非常不好过，只有搞什么善后大借款，借债度日。借债度日的日子已经不好过了，还有万恶的威尔逊总统出来挑事，让你连借钱都借不过来，这一点就不好办了。你要从私人企业借钱的话，那人家是要看你有什么资本的。你要从私人企业借钱的话，那人家是要看你有什么资本的。比如说，蜀军政府的办法就是拿川汉铁路或者四川本省的企业到上海银行家那里去借钱，滇军依靠的是富滇银行，赣军依靠的是他们本国议会产生出来的那些新银行家。赣军的办法第一个就是停止南昌政府向北京的协饷，也就是说让袁世凯饿死；第二个办法就是建立赣越本国的国民银行，发行赣越本国的纸币，用这些纸币来取代北京政府发行的纸币和银行票，不准北京的中国银行的银行票发行，用这种办法支持了一种财政信用体系。李烈钧能够出兵反袁，靠的就是江西国民银行的力量。所以袁世凯后来打败了李烈钧以后对这些万恶的银行家是极度地痛恨，把这些银行家出身的国会议员抓起来，不经审判就谋杀了。这一点就充分表明了中国侵略者的帝国主义性质和它侵略的经济性质。北洋军兵多而地方穷，而扬子江沿岸的各邦兵少而地方富。以前满洲帝国可以把扬子江各地的钱拿来养他们，现在不行了，它就只有搞侵略了。而扬子江沿岸的各邦是希望日本出来给他们当保护人，搞泛亚主义的。
辛亥年间的国民党实质是一个泛亚主义的党派，以日本军部为保护神，想用日本人代替满洲人，重构东亚的国际体系。本来东亚的国际体系是，满洲人和它的内亚联盟（蒙古人、西藏人什么的）充当东亚和东南亚殖民地的保护人；现在明治维新了，东亚和东南亚各邦就觉得，与其让满洲人来统治，还不如让日本人来统治。所谓的日亲满疏，这是汪精卫、黄兴和其他辛亥年间的革命党人共同的看法，章太炎他们当然也是同样的看法。这种做法造成的冲突就是1913年的所谓二次革命。就是说，扬子江沿岸的各邦认为。“满洲皇帝已经滚蛋了，我们不需要有一个中国军阀骑在我们头上。满洲皇帝好歹还是有能耐的内亚贵族，你袁世凯不过是满蒙贵族的一个仆人。满蒙贵族我们都已经推翻了，你袁世凯又要回来，凭着大总统的名义，想把过去满洲皇帝都没有捞到的钱捞到自己手里面，不可能了。我们已经通过辛亥独立战争把这笔钱捞到我们自己手里面了，你别想让我们还给你。”而袁世凯的回答是：“TMD，这笔钱不给我，我马上就要饿死，我无论如何要把这笔钱弄到手。而袁世凯的回答是：“TMD，这笔钱不给我，我马上就要饿死，我无论如何要把这笔钱弄到手。不能说是大家维持一个相当于清联邦的中华民国就完了，这样做事情对于你们江西人来说很好，对于你们苏州人来说很好，对于你们四川人来说很好，对于广东人和云南人来说尤其是好得不能再好了，但是对于我们保定人或者对于我们河南人来说的话那简直是要我们活活饿死。我手下的兵大部分都是河南、河北、山东这几个省出来的，你让我怎么办？我自己还是河南人，我们本省的钱根本养不活自己。我们只有把‘中国’这个词坐实了以后，重新统一财政和军制，我们北洋军才有出路。”因此，战争就变得不可避免了。但是北洋军毕竟是一支资产阶级军队，你从它的人数和训练就可以看得出来。段祺瑞这些人是从德国军校毕业回来的正规军的军官，他们招的兵也是很少的，几千人几千人的招。北洋军按编制的话，正规编制只有几万人，就算是疯狂扩军以后也只有几十万人。所以，他们派一支到江苏去，派一支到湖南、江西去，就食本地，每支也只有几千人或者几万人。本地的资产阶级虽然打了败仗，被征服了，但还是有一定的权力的。也就是说，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可以解散各地的议会，但是他们不能拒绝议会的存在，新议会还是会产生。他们可以枪毙或流放几个最不听话的议员，但是要解决财政问题还是要跟本国的地主资产阶级商量。例如，赶走了李烈钧、枪毙了他的这些银行行长的议员以后，南昌还是要有一个江西的议会。而没有这个议会的同意的话，袁世凯派到江西的李纯这些北洋军的将领还是没钱用。所以他们还是要跟本地的士绅和资产阶级谈判，达成一个双方都还能比较满意的协定。如果谈判不了，像张勋在南京的那种搞法，本地的士绅和资产阶级就会向日本人告状，日本会派出军舰在南京登陆，把张勋赶走。而袁世凯还是得罪不起日本人的，所以他必须派出日本人和本地地主资产阶级都能接受的人选，形成一种分权的构架。所以，北洋军的征服是不完全的。他解决了北洋军的吃饭问题，但是即使是被北洋军征服的各省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半独立。至于北洋军根本征服不了的各省，例如像是云南、广东各省的话，对于它们来说没有任何影响。无论有没有护国战争还是有没有护法战争，辛亥以后它们自己的钱都是自己用的，就像是美国独立战争以后英国国王和国会再也没办法从北美洲捞到钱一样。财政问题是宪法问题的根基。所以，在袁世凯死后，再也没有人能够重新统一满洲帝国的那个摊子。而且试图财政问题是宪法问题的根基。所以，在袁世凯死后，再也没有人能够重新统一满洲帝国的那个摊子。而且试图继承袁世凯资本的人，从段祺瑞到吴佩孚，是一蟹不如一蟹。到吴佩孚最后倒台以后，北洋联盟自身也已经土崩瓦解，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至少是扬子江流域的各邦、以及扬子江以南的所有各邦、当然也包括本来就已经独立得很好的满洲和晋国走向完全独立的道路了。
之后国共两个共产国际的儿子党是如何破坏中国内部的脆弱的生态平衡就不再赘述了。他们把已经建设得虽然不是十全十美、但是可以说是在远东几千年的历史上唯一一个勉强实验了英美式议会统治、虽然没有搞成英美的水平、但是至少也搞成了拉丁美洲水平的资产阶级政权，给整个毁掉了。
我们要明白，自从殷商建立政权开始，三千五百年来，东亚和东南亚各地建立出来的所有政权当中，就是1911年辛亥独立战争以后的几十年由蔡锷、唐继尧、陈炯明这些人建立起来的拉美式的军绅政权、半军阀半议会统治的地主资产阶级政权最接近西方民主政体。再以后，国民党和共产党是怎样每况愈下的，我们就不用介绍了。这件事情之所以做坏了，主要就是因为蒋介石。如果完全听斯大林的话，苏联可能就只是满足于赤化广东或者赤化满洲就行了，事情不会做得这么绝。这样对苏联人和对东亚人、东南亚人都有更大的好处，苏联人不会饿死那么多乌克兰农民，因为不需要这么大的消耗，而云南、湖南、江苏和浙江的地主资产阶级不会家破人亡。今天也不会有现在所谓的台湾问题、香港问题以及中美对抗或其他什么问题。随着清联邦像是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形成的类似独联体的组织在二十年代中期分阶段解体，那么到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就基本上可以形成拉美式的政治格局了。这些政治格局当中，可能有几个邦会被共产主义控制，但是大多数邦国会继续由英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的代理人控制，继续维持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传统。而现在面临着的一切问题，有六、七成都会根本不存在。至于蒋介石到了台湾以后是怎样的残杀台湾的地主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给台湾造成的严重后遗症遗传至今，那就更不用说了。
辛亥革命以后，诸夏各邦事实上已经获得了独立。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使用这种权力，要看它们本国地主资产阶级实力的强大与否，所以程度是不一样的。实力比较强大的，例如像滇军、粤军这样的军政府，很快就跟本地的资产阶级结成有效的联盟，形成了非常有效的事实独立，满洲和晋国的情况也是这样的；资产阶级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例如齐、秦、豫这些省份，因为它们自身在财政上站不住脚，本地的军绅政权又控制不了社会治安，很快就被北洋联盟收编了。
因此，辛亥独立战争以后的诸夏联盟、五族共和等于是形成了三个不同系列，一个是事实上已经独立、获得了一定的外交地位、正在争取法理上独立的最后一步的蒙、藏这些内亚各邦；一个是满洲、晋、滇、粤这些事实独立已经站住了脚、但是法理独立和民族发明还没有做好、已经是军绅统治、能够有效管治的各邦；第三拨就是各方面准备都没有做好的以齐、秦、豫为中心的这个中国联盟，袁世凯就是依靠这个中国联盟建立他的北洋军阀体制的。
北洋军阀之所以要对各地地方军阀——也就是蔡锷、唐继尧这种人不断发动讨伐，有一个经济上的原因就是，中国或东亚各省在财政上是最穷的。过去满洲帝国在的时候大家可以吃吃大锅饭，满洲皇帝把江南的钱拨一部分过来，送到天津去养你的北洋军，而各省独立以后就没有这样的好事了。
北洋军已经养得规模最大了，是满洲帝国末期规模最大的军队，但它所依托的各省是最穷的。北洋军最大的财源就是天津的海关，还有长芦盐运使这些，但是天津海关的收入当然是不如扬子江沿岸各地海关的收入的。满洲帝国一调剂，它的财政问题就解决了；满洲帝国不调剂的话，那么就像辛亥独立战争以后，各邦自己把自己的钱扣下来，袁世凯的日子就非常不好过，只有搞什么善后大借款，借债度日。借债度日的日子已经不好过了，还有万恶的威尔逊总统出来挑事，让你连借钱都借不过来，这一点就不好办了。你要从私人企业借钱的话，那人家是要看你有什么资本的。你要从私人企业借钱的话，那人家是要看你有什么资本的。比如说，蜀军政府的办法就是拿川汉铁路或者四川本省的企业到上海银行家那里去借钱，滇军依靠的是富滇银行，赣军依靠的是他们本国议会产生出来的那些新银行家。赣军的办法第一个就是停止南昌政府向北京的协饷，也就是说让袁世凯饿死；第二个办法就是建立赣越本国的国民银行，发行赣越本国的纸币，用这些纸币来取代北京政府发行的纸币和银行票，不准北京的中国银行的银行票发行，用这种办法支持了一种财政信用体系。李烈钧能够出兵反袁，靠的就是江西国民银行的力量。所以袁世凯后来打败了李烈钧以后对这些万恶的银行家是极度地痛恨，把这些银行家出身的国会议员抓起来，不经审判就谋杀了。这一点就充分表明了中国侵略者的帝国主义性质和它侵略的经济性质。北洋军兵多而地方穷，而扬子江沿岸的各邦兵少而地方富。以前满洲帝国可以把扬子江各地的钱拿来养他们，现在不行了，它就只有搞侵略了。而扬子江沿岸的各邦是希望日本出来给他们当保护人，搞泛亚主义的。
辛亥年间的国民党实质是一个泛亚主义的党派，以日本军部为保护神，想用日本人代替满洲人，重构东亚的国际体系。本来东亚的国际体系是，满洲人和它的内亚联盟（蒙古人、西藏人什么的）充当东亚和东南亚殖民地的保护人；现在明治维新了，东亚和东南亚各邦就觉得，与其让满洲人来统治，还不如让日本人来统治。所谓的日亲满疏，这是汪精卫、黄兴和其他辛亥年间的革命党人共同的看法，章太炎他们当然也是同样的看法。这种做法造成的冲突就是1913年的所谓二次革命。就是说，扬子江沿岸的各邦认为。“满洲皇帝已经滚蛋了，我们不需要有一个中国军阀骑在我们头上。满洲皇帝好歹还是有能耐的内亚贵族，你袁世凯不过是满蒙贵族的一个仆人。满蒙贵族我们都已经推翻了，你袁世凯又要回来，凭着大总统的名义，想把过去满洲皇帝都没有捞到的钱捞到自己手里面，不可能了。我们已经通过辛亥独立战争把这笔钱捞到我们自己手里面了，你别想让我们还给你。”而袁世凯的回答是：“TMD，这笔钱不给我，我马上就要饿死，我无论如何要把这笔钱弄到手。而袁世凯的回答是：“TMD，这笔钱不给我，我马上就要饿死，我无论如何要把这笔钱弄到手。不能说是大家维持一个相当于清联邦的中华民国就完了，这样做事情对于你们江西人来说很好，对于你们苏州人来说很好，对于你们四川人来说很好，对于广东人和云南人来说尤其是好得不能再好了，但是对于我们保定人或者对于我们河南人来说的话那简直是要我们活活饿死。我手下的兵大部分都是河南、河北、山东这几个省出来的，你让我怎么办？我自己还是河南人，我们本省的钱根本养不活自己。我们只有把‘中国’这个词坐实了以后，重新统一财政和军制，我们北洋军才有出路。”因此，战争就变得不可避免了。但是北洋军毕竟是一支资产阶级军队，你从它的人数和训练就可以看得出来。段祺瑞这些人是从德国军校毕业回来的正规军的军官，他们招的兵也是很少的，几千人几千人的招。北洋军按编制的话，正规编制只有几万人，就算是疯狂扩军以后也只有几十万人。所以，他们派一支到江苏去，派一支到湖南、江西去，就食本地，每支也只有几千人或者几万人。本地的资产阶级虽然打了败仗，被征服了，但还是有一定的权力的。也就是说，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可以解散各地的议会，但是他们不能拒绝议会的存在，新议会还是会产生。他们可以枪毙或流放几个最不听话的议员，但是要解决财政问题还是要跟本国的地主资产阶级商量。例如，赶走了李烈钧、枪毙了他的这些银行行长的议员以后，南昌还是要有一个江西的议会。而没有这个议会的同意的话，袁世凯派到江西的李纯这些北洋军的将领还是没钱用。所以他们还是要跟本地的士绅和资产阶级谈判，达成一个双方都还能比较满意的协定。如果谈判不了，像张勋在南京的那种搞法，本地的士绅和资产阶级就会向日本人告状，日本会派出军舰在南京登陆，把张勋赶走。而袁世凯还是得罪不起日本人的，所以他必须派出日本人和本地地主资产阶级都能接受的人选，形成一种分权的构架。所以，北洋军的征服是不完全的。他解决了北洋军的吃饭问题，但是即使是被北洋军征服的各省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半独立。至于北洋军根本征服不了的各省，例如像是云南、广东各省的话，对于它们来说没有任何影响。无论有没有护国战争还是有没有护法战争，辛亥以后它们自己的钱都是自己用的，就像是美国独立战争以后英国国王和国会再也没办法从北美洲捞到钱一样。财政问题是宪法问题的根基。所以，在袁世凯死后，再也没有人能够重新统一满洲帝国的那个摊子。而且试图财政问题是宪法问题的根基。所以，在袁世凯死后，再也没有人能够重新统一满洲帝国的那个摊子。而且试图继承袁世凯资本的人，从段祺瑞到吴佩孚，是一蟹不如一蟹。到吴佩孚最后倒台以后，北洋联盟自身也已经土崩瓦解，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至少是扬子江流域的各邦、以及扬子江以南的所有各邦、当然也包括本来就已经独立得很好的满洲和晋国走向完全独立的道路了。
之后国共两个共产国际的儿子党是如何破坏中国内部的脆弱的生态平衡就不再赘述了。他们把已经建设得虽然不是十全十美、但是可以说是在远东几千年的历史上唯一一个勉强实验了英美式议会统治、虽然没有搞成英美的水平、但是至少也搞成了拉丁美洲水平的资产阶级政权，给整个毁掉了。
我们要明白，自从殷商建立政权开始，三千五百年来，东亚和东南亚各地建立出来的所有政权当中，就是1911年辛亥独立战争以后的几十年由蔡锷、唐继尧、陈炯明这些人建立起来的拉美式的军绅政权、半军阀半议会统治的地主资产阶级政权最接近西方民主政体。再以后，国民党和共产党是怎样每况愈下的，我们就不用介绍了。这件事情之所以做坏了，主要就是因为蒋介石。如果完全听斯大林的话，苏联可能就只是满足于赤化广东或者赤化满洲就行了，事情不会做得这么绝。这样对苏联人和对东亚人、东南亚人都有更大的好处，苏联人不会饿死那么多乌克兰农民，因为不需要这么大的消耗，而云南、湖南、江苏和浙江的地主资产阶级不会家破人亡。今天也不会有现在所谓的台湾问题、香港问题以及中美对抗或其他什么问题。随着清联邦像是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形成的类似独联体的组织在二十年代中期分阶段解体，那么到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就基本上可以形成拉美式的政治格局了。这些政治格局当中，可能有几个邦会被共产主义控制，但是大多数邦国会继续由英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的代理人控制，继续维持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传统。而现在面临着的一切问题，有六、七成都会根本不存在。至于蒋介石到了台湾以后是怎样的残杀台湾的地主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给台湾造成的严重后遗症遗传至今，那就更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