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企业家在中国和民主国家的区别吗？

我觉得lz想表达的不是民主国家，而是西方自由民主的现代发达国家，他们最重要的东西不是民主而是法制。

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家需要遵守各国的各种法律法规，一切严格按照法律条款，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比如说不能无偿加班，不能一周工作超过多少小时，最低时薪不能低于多少，不能违反环保标准，不能做腐败，劳方自行选举工会，必须认真对待工会提出的每一项要求……而中国的企业家就舒服多了，虽然明面上也是不能无偿加班，不能违法环保标准，不能和政府官员利益勾结，但是实际上呢，全中国13亿人肉电池供你享用，你让他们无偿加班不但不会受到处罚，反而会成为“探寻灵活工作制”的先行者而受到表扬和推广，关于最低工资，更是扯淡，中国政府公布的最低工资是1200元，然而根据我们总理所说，全中国有6亿人工资在1000元以下，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肯定每天工作不止8小时，法律条款就和放屁一样，至于环保标准，只要你搞定了政府部门的官员，那就恰巧每次检查你都是达标的，而工会，完全沦为过年过节发福利，介绍对象的娱乐机构，比妇联还妇联。唯一的一点不好就是你得打通各种政府的关系，而中国各种政府机关五花八门眼花缭乱，你只有把所有潜在的部门都搞定了，才能在中国走的一路顺风。

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别大体如此，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的企业家都蜂拥而至来中国办企业，不是因为中国市场大，而是因为成本低，韭菜多，人肉电池供不应求，白赚钱的事，谁不想干，至于民主自由法制，那先丢到一边，自己先发大财再说

这么说吧，即使在中国，我也宁愿去外企，有平等和契约精神的外企和中企比起来，待遇和企业氛围根本就是天和地的区别。
即便薪水有可能较低，但是该有的福利可不会找各种借口少了你。
中国人剥削中国人可是毫不留情的，这就是最大的区别。

这种表达其实是低估了中国民营企业家了。

首先马云挨揍现象是在习近平时代才会出现的特色社会主义事件。而在过去漫长的几十年里，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实际上是以白手套形象、红色子女出现的。

他们不决定变革，但是许多变革就是为他们而做的。比如：

由吴小晖（红色女婿）建立的安邦系，在陈毅后代陈小鲁，朱镕基后代朱云来的帮助下高歌猛进，在08年安邦保险的业绩下滑。于是国家直接出台政策，特批安邦保险作为首家可以电话销售的保险。让业绩翻了几倍。

安邦用37.2亿收购1600亿的成都农商行受阻，子女们又在收购的前一天撤掉了成都市委书记。然后完成收购。

之后又开始资管制度改革，安邦成为第一家资产管理公司。资管改革也是为他们做的。

再比如武汉金凰的黄金储备，占中国的黄金储备的5%，结果被发现，全是假的，全是铅块，他背后是谁呢，是住北京后海的某位抗美援朝老英雄子女。如果不是疫情导致的武汉官场地震，恐怕永远不会被拆穿。

所以还是那句话，那有什么民营企业家啊，连白手套都不是，他们就亲自下场持股，想要怎么变革，就怎么变革，撤职中央官员，制定国家政策，信手拈来。

区别就是，中国的政府和企业家就是主人和狗的关系，而西方的政府和企业家则是狼和狈的关系，通过这届美国大选我算是看出来西方资本和政府的本质了

马斯克胸怀火星，同样姓马的马丑云，脑子里只有大数据监控百姓。

转述刘仲敬先生的观点，不妨一看。

刘仲敬：为什么我还管他们（中国资本家）叫“无产阶级资本家”？从组织系统的角度来讲，是因为他们是共产党的控制物件。从阶级习惯的角度来讲，他们确实是无产阶级，并不因为有了钱就变成资产阶级了。他们的无产阶级习惯使他们没有办法建立阶级传统，哪怕是仅仅在自己一生的时间线内保住自己的财产。例如，八、九十年代的那些老牌的大学生没有他们有钱，但是看待他们的眼光肯定就像是共产党内的士大夫后裔（像周恩来这种人）看待向忠发一样。从理论上讲，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周恩来一个官僚士大夫的儿子应该夹起尾巴做人。但是实际上肯定是周恩来和康生这样的人把向忠发玩儿得团团乱转，而且骨子里面肯定是瞧不起向忠发的。同样，理论上讲资产阶级应该是马云和马化腾他们，但是自由派的大学生和知识份子肯定是看不上他们的。而且看不上他们的理由，跟周恩来在共产党内的系统看不上真正的工人阶级的理由是完全相同的。这个社会当中有一点阶级习惯的人好像还是士大夫一类的人。无论是按照钱划分的无产阶级还是按照钱划分的资产阶级，都是有名无实的。他们没有能够维持他们阶级的无形资产或者说是产生规范和秩序的相应能力。

创业在当时是一个冒险家才肯干的事情。按照八、九十年代的规矩的话，这种社会当中的成功者和胜利者不做这种事情，一般是走投无路、想要做冒险家的人才会做这种事情。而且，做这种事情的人当中一多半都挂掉了，变成了某种性质的犯罪分子而莫名其妙地被做掉了。成功的人一般来说要依靠当地的黑官，比如说公安局长之类的人，从事一些可以帮助他们捞黑钱的专案，所以你才能够在体制外的边缘幸存下来。把大部分的利润给他，你自己也可以赚一些钱。再过N年，在江泽民闷声发大财的时代，实行三个代表的时代，你就可能突然洗白。现在企业家变得很光荣了，比大学生还要光荣。这些企业家很可能在八、九十年代是人下之人，而大学生是人上之人。然后突然凭着他们发的财而一下子洗白。你甚至还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比如说凭你有钱来出国。而大学生当了国家干部以后，一般来说多半还出不了国。你必须是一个很有力量的贪官，贪了很多钱送到国外去，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国外去，自己还不一定能出去。

这就是一个赤裸裸的阶级颠倒，是只有在阶级斗争极其混乱、社会动荡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的。但是这样的人一般来说，他的身份是社会浪人，他的阶级地位必然是不巩固的。按照历史规律，要想获得稳定的阶级地位，那么他必须重新为自己发明一套历史。比如说像马克思的祖父或者父亲，作为犹太人商人发了财，但是在普鲁士王国并没有什么地位。按照当时的说法来说，基督教是犹太人进入欧洲文明的一张昂贵的门票，于是他们就变成了基督徒，然后就可以获得普鲁士王国的公民身份。历史上是没有新鲜事的。对于国内来说的话，他们所提倡的就是怎样把共产党改造成一个皮诺切特式的右翼独裁政权，在他们参与的情况下进行转型，诸如此类的。但是他们有一个严重的弱点，这是一个阶级性的弱点，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出身浪人的无产阶级，按照任何社会的行为标准来讲都是不正当的。

什么叫行为正当不正当？就是说，你跟周围有固定的利益联结的话，你在做事情的时候是必须要考虑他人的感受的。但是如果你是浪人的话，在所有其他人看来，你做出来的所有事情都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而这个阶级习惯是很难改的，这个阶级习惯是妨碍他们在任何体制中站住的因素，尽管从数字上讲他们拿的钱相当多。你完全可以找一批sb出来论证，有这些钱，完全可以作为资产阶级力量了。但是他们肯定不会具备任何地方新兴资产阶级原有的社会规范和社会约束，彼此之间也像浪人和浪人相对一样没有什么团结和同情的。所以，为他们鼓吹的那些人只红了极少的时间，在习近平统治时期又重新垮下来，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他们像是向忠发当了中国共产党书记一样。尽管共产党理论上是无产阶级政党，但是这个政党的领导权却最终落到了一批知识份子的手里面。真正的流氓无产阶级，因为自己的行为极其缺乏责任感，所以在领导人的地位上始终是做不下去的。有点责任感、能够负责任的人多半是旧式的儒家士大夫阶级的子弟，像周恩来这种人。他们的阶级习惯使他们还能够承担管理职务，而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往往是根本承担不了管理职务。

竞争激烈，需要扩大市场份额的外企不是强迫加班，是“自愿加班”，一样要加班的。

金融自由化——美国次贷危机。美国人玩剩下的。
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土地兼并，流民四起。中国古代人玩剩下的。
中国有个几把毛的企业家，都是尼玛割韭菜的玩意，自己不去造共党的反，反而忽悠韭菜，伤害韭菜的利益，你让泥腿子怎么跟你走。。

在民主國家，企業家也是民，所以企業家也是主
在民韭國家，企業家也是民，所以企業家也是韭

總有品蔥打工人以爲企業家就是鐮刀了
天真，只是一棵肥一點的韭菜而已
韭菜之間搶營養，有一棵韭菜根莖强健葉綠素多，長得比較肥大，僅此而已
不會因爲他長得肥大他就成爲鐮刀了

很多概念在国内都会引起似是而非甚至相反的讨论，为啥呢？这时候就要注意这个概念是不是一个统战概念。

什么是统战概念呢？其实用习包子的一句话很好理解：前后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

企业主在前三十年是什么样的存在？阶级敌人，黑五类，都要被抄家杀头夹边沟的下场。

后三十年呢：从国有经济的补充到重要部分到支柱之一。

但是前后不能否定啊，这就说明了企业主本身就是个共匪像抹布一样用于统治的统战概念。

前三十年，巩固阶级统治为核心，所有企业主都要下地狱。

后三十年，维持统治和被统治者不被饿死，所有企业主都是奶牛。

等到什么时候维持统治的核心不再需要企业主时，那作为阶级敌人的底色马上就要恢复了。我看这日子不远了

美国企业家可以当官可以做总统。中共只允许企业家做到政协。除非某些红顶商人比如荣毅仁。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由于资本无国界，企业家的再也没有所谓的国籍限制，资本的自由移动，造成发达民主社会的产业转移，最后贫富差距加大。

这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民主社会的冲突，资本的无界和民主的有界的矛盾，目前看起来没有好的答案，发达民主社会的老百姓近几十年来生活水平其实是在缓慢下降的。

正常國家不會把企業家當韭菜，你國會，最近的例子就是馬雲

民主国家之所以可以在本国内扮演程序正义，维护人权的良好形象，无非是因为脏乱差的活儿都在国外干完了。剩下的都是可以飘扬自己民主自由美好形象的体面活儿。
近些年由于非法移民和难民的数量猛增，导致有些民主国家脸上的粉有些挂不住了，稍微露出了一点儿狰狞的本来面目。
确实民主国家再脏乱差也不会把企业家的产给共了是事实，不把产业链移到中国就不会有后来那些事情的发生。养虎为患不是理智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