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思考疫情乱象的底层原因？

这两个月除了被各种的公权出现乱用、人民的私权不被知晓、也无反抗精神或者是不敢，震惊之余，我一直在想问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可以肯定的是，其实一直就是这个样子，而疫情只不过帮忙暴露了出来，让我们看到中国社会最血淋淋的真相，就是百姓从来不是决策者所要求考虑的第一要素，这个真相足够刺眼以至于打醒了相当一部分岁月静好派，也打醒了两头犹豫不决派。

所以我在思考这种以君主或国家利益为导向的决策机制，在西方存在的时候有着不同的发展历程吗？

我看到最能解释这一现象的原因就是，中国在急速的城市化的过程中，并没有赋予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人政治权利，甚至城市的人也不具备政治上的权利，上海北京的户口只能代表他们所能享受的一些福利而非权力。当然我可以理解，这个过程太过迅速，只花了短短40年，而西方则是通过200年以上甚至更长的时间 来不断慢慢的完善各个公民所需要的诉求，这个期间也是充满着争吵声和为了自己利益的斗争，如刚进伦敦城的乡下英国工人会结成工会来争取自己的权利。显然，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斗争是难免的。

而与西方另外一个不同的点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政府掌控力极大，远超于此前西方君主时期，国王对普通民众的掌控，那时的民众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思想上的自由，而共产主义是现代化的产物，其特点就是可以用思想 深入到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控制力极大。而对现代政府进行自己利益的斗争也远超当时冷兵器时代的情况，东亚或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政治改革的推动也多是依靠政府内部的力量进行的斗争，从而实现的民主化或是威权体制。

说到这里，就想起温总理退任之前说没有完成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建立在沙滩上的。我想其中想说的就是分给民众和企业家一部分权利的意思，也就是所谓的民主。

在中国，每当政策决定者需要作出决定，都会面临着各种选择，来自上面和下面的压力。但是大陆一个问题就是，当他们做决策更多倾向于来应付 上层的压力，而不会更多的顾忌下面的抱怨，除非下层的抱怨太过强大来影响上层给的压力。这其实是中国的一个权利分布结构所导致的决策体系，从上到下的决策体系，每个层级的官员只需到为上级负责就好，而不需要为选民负责。所以说民主的体制其实就是把一部分权利分布给下层的平民，如果官员不作为的话，投下去就好了。这就会给 官员在决策的时候进行一个制衡，你要是制定反人类的决策，把你搞下去就好，这是一个由下到上的传导体系。当然，你说公平吗，当然不公平，因为人类个体差异太大，有更多资本的人就是可以有更多影响力。但是 民主体制下的平民确实有更多的政治权利，而不是没用的哭喊。

另一个就是，现在的政治环境太差劲了，民众说话都需要自我进行审查，这种审查意识是深入潜意识的存在，时时刻刻要注意自己的言行有没有越界。这种情况我们甚至缺乏提出问题的人，更不存在反对党这样子的存在了，自然也就不会有解决问题的动力，除非是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到设计到亡国的风险，导致了其他高层元老利益的受损，才会出现党内的制衡力量。大家只能够阴阳怪气的自嘲反贼，但是他们扮演的角色其实就是西方国家里的反对党的身份，只不过咱们这没那种东西，自然任何反对的意见听起来就非常刺耳了。 反对党、在野党在上任之前，就是需要提出问题 给执政党施加压力，说你们的政策出了什么什么问题，让百姓认识到问题的存在，如果厉害的在野党就会提出自己上台后会有什么政策来改变，来赢得百姓的选票。

这两种机制都是来矫正一些对民众不友好的政策是在西方很常见两种力量，但是大陆的政治环境中是缺失的。相信这应该是改革的方向，但是我对产生这样的改革持悲观态度，需要克服的阻力太大了老实说，需要环境进行一个推波助澜才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