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决定经济发展的是什么？投资，还是消费？
孙立平：决定经济发展的是什么？投资，还是消费？
人们经常争论一个问题：决定经济发展的是供给？还是需求？
这个问题，在当前有着很现实的政策含义。疫情之后经济反弹不尽如人意，其症结，或者说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供给端，还是在需求端？对此，有着两种不同的思路。供给端的思路，最直接的就是投资，当然不仅仅限于投资；需求端的思路，最主要的就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
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涉及到经济学中一个持久而深刻的分歧，即决定经济增长的，是供给还是需求？这就是所谓供给决定还是需求决定的争论。供给决定的观点，源远流长。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早在180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就提出了后来被经济学家所称的“萨伊定律”，其内容是“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其表述是：“一种产品一经产出，从那时刻起就给价值与它相等的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萨伊定律，直接催生了后来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
有人用鲁滨逊与星期五的例子来诠释萨伊定律：鲁滨逊摘果子，星期五抓鱼，鲁滨逊摘了果子才有支付鱼的能力，才产生需求，星期五也一样；单纯的鲁滨逊想吃鱼和星期五想吃果子都不叫需求，而只能叫需要。鲁滨逊摘到果子，他先有了果子的供给，才有了对鱼的需求。
在此之后，对萨伊定律的争论和批评一直不断。虽然批评的角度和理由各不相同，但最基本的意思是，供给决定论是把供给与需求的关系看得过于简单了，而且忽视了需求的独立作用。于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的需求决定论应运而生。后来的经济学家将凯恩斯的观点概括为“需求会创造它自身的供给”，即凯恩斯定律。
供给决定与需求决定这种争论，涉及到诸多复杂的因素，正面讨论这个问题显然超出笔者本人的能力和知识积累。在这里，笔者只想指出一点，也许可能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供给决定与需求决定，关键是看具体的经济发展阶段及所面对的具体情形。
在改革开放初期，那时中国所面对的几乎是全面的短缺，供给是最主要的瓶颈。在这样的情况下，增加供给显然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于是，增加投资，给国有企业放权松绑，鼓励个体和民营经济的发展，通过物价改革从而使市场能发出正确的信号，甚至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成为当时必然的政策选择。而这个过程也恰恰可以验证萨伊命题。
但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情况就不一样了。从那时起，中国就逐步进入一个过剩时代。而当一个社会进入过剩时代的时候，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也变了。原来是一物难求，人们这个也缺哪个也缺，关键是落后的产能无法生产出人们所需要的东西。这时，供给无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到了过剩的时代，逻辑就完全反了过来。这时候，谁能发现市场，能找到消费者，就成了至关重要的因素。
如何看待供给与需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如果从理论上来探讨，确实太过复杂，刚才也说了，我本人也力所不逮。但从常人的角度看，下面的比喻，也许可以让我们理解其中一些浅显的道理。可以把供给与需求的关系，简单比喻成面与水的关系。面多了需要加水，水多了需要加面。正好合适就叫均衡。哪个是决定因素？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有人担心，强调需求的重要性，会不会强化凯恩斯主义的思路，从而强化本来就已经非常强大的行政权力？我觉得，这种担心有点似是而非。关键是要看解决需求问题的方式是什么。这几天我一再强调，解决中国的需求问题，就要调整分配格局，调整政府与居民间收入分配的比例，而这与凯恩斯主义没有丝毫的关系。
人们经常争论一个问题：决定经济发展的是供给？还是需求？
这个问题，在当前有着很现实的政策含义。疫情之后经济反弹不尽如人意，其症结，或者说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供给端，还是在需求端？对此，有着两种不同的思路。供给端的思路，最直接的就是投资，当然不仅仅限于投资；需求端的思路，最主要的就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
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涉及到经济学中一个持久而深刻的分歧，即决定经济增长的，是供给还是需求？这就是所谓供给决定还是需求决定的争论。供给决定的观点，源远流长。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早在180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就提出了后来被经济学家所称的“萨伊定律”，其内容是“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其表述是：“一种产品一经产出，从那时刻起就给价值与它相等的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萨伊定律，直接催生了后来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
有人用鲁滨逊与星期五的例子来诠释萨伊定律：鲁滨逊摘果子，星期五抓鱼，鲁滨逊摘了果子才有支付鱼的能力，才产生需求，星期五也一样；单纯的鲁滨逊想吃鱼和星期五想吃果子都不叫需求，而只能叫需要。鲁滨逊摘到果子，他先有了果子的供给，才有了对鱼的需求。
在此之后，对萨伊定律的争论和批评一直不断。虽然批评的角度和理由各不相同，但最基本的意思是，供给决定论是把供给与需求的关系看得过于简单了，而且忽视了需求的独立作用。于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的需求决定论应运而生。后来的经济学家将凯恩斯的观点概括为“需求会创造它自身的供给”，即凯恩斯定律。
供给决定与需求决定这种争论，涉及到诸多复杂的因素，正面讨论这个问题显然超出笔者本人的能力和知识积累。在这里，笔者只想指出一点，也许可能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供给决定与需求决定，关键是看具体的经济发展阶段及所面对的具体情形。
在改革开放初期，那时中国所面对的几乎是全面的短缺，供给是最主要的瓶颈。在这样的情况下，增加供给显然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于是，增加投资，给国有企业放权松绑，鼓励个体和民营经济的发展，通过物价改革从而使市场能发出正确的信号，甚至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成为当时必然的政策选择。而这个过程也恰恰可以验证萨伊命题。
但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情况就不一样了。从那时起，中国就逐步进入一个过剩时代。而当一个社会进入过剩时代的时候，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也变了。原来是一物难求，人们这个也缺哪个也缺，关键是落后的产能无法生产出人们所需要的东西。这时，供给无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到了过剩的时代，逻辑就完全反了过来。这时候，谁能发现市场，能找到消费者，就成了至关重要的因素。
如何看待供给与需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如果从理论上来探讨，确实太过复杂，刚才也说了，我本人也力所不逮。但从常人的角度看，下面的比喻，也许可以让我们理解其中一些浅显的道理。可以把供给与需求的关系，简单比喻成面与水的关系。面多了需要加水，水多了需要加面。正好合适就叫均衡。哪个是决定因素？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有人担心，强调需求的重要性，会不会强化凯恩斯主义的思路，从而强化本来就已经非常强大的行政权力？我觉得，这种担心有点似是而非。关键是要看解决需求问题的方式是什么。这几天我一再强调，解决中国的需求问题，就要调整分配格局，调整政府与居民间收入分配的比例，而这与凯恩斯主义没有丝毫的关系。
如同財經孫老師所講（來源），決定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因其實是宗教。
在中世紀，農牧業生產力低下，民眾生活困苦。民眾必須通過基督教或者民間的其他宗教，建立一種「生時須榮耀上帝，死後則升入天堂」的觀念，一方面勤奮工作、另一方面簡樸節約，才有可能生養眾多。相反，如果一個人懶惰、貪圖享樂，那麼這個人就算不餓死，恐怕也會斷子絕孫。
工業革命以後，民眾的生活水準得到了極大的改善。歐洲從原本大部分人都營養不良，轉變成了幾乎所有人都營養良好。這時，就出現了南歐世俗主義與英美清教主義的二元對立。
南歐的世俗主義者在工作上得過且過、在生活是貪圖物質享受，使得他們所創造的財富與所消耗的財富幾乎一樣多。那樣，雖然不至於斷子絕孫，但是也無法積累出多餘的財富用來投資、建廠、培訓、科研、購置新設備。那使得南歐世俗化嚴重的一些地區，至今無法發展出發達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
相反，英美的清教主義者，仍然信奉「生時須榮耀上帝，死後則升入天堂」。這些人努力地工作賺錢、同時清貧簡樸地生活，在捐贈社區公益的同時，能夠用積累起來的多餘財富來投資、建廠、培訓、科研、購置新設備。這使得英美受清教主義影響最強的地區，率先孕育出了生生不息的企業，確立了資本主義的市場秩序。
（^美國一所中學的語文課，關於清教徒與其精神的講義節選，取自The Age of Faith -- The Puritans. 作者Mrs. Lutes. 來源：SlideServe）
中國的經濟為何離開了外資就無法發展？那是因為中國、尤其是內陸窪地的費拉民，是一幫無法無天的人。就算（像朱明那樣的）朝廷能夠保護他們的私有財產、打擊盜賊和詐騙等破壞商業秩序的犯罪，小富即安的費拉民也會在工作上「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在生活中熱衷於打麻將等娛樂享受。那樣的窪地，其經濟發展的天花板不過是希臘一些世俗化城鎮的水平，不可能像清教徒一樣積累出財富來、發展出興旺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在中世紀，農牧業生產力低下，民眾生活困苦。民眾必須通過基督教或者民間的其他宗教，建立一種「生時須榮耀上帝，死後則升入天堂」的觀念，一方面勤奮工作、另一方面簡樸節約，才有可能生養眾多。相反，如果一個人懶惰、貪圖享樂，那麼這個人就算不餓死，恐怕也會斷子絕孫。
工業革命以後，民眾的生活水準得到了極大的改善。歐洲從原本大部分人都營養不良，轉變成了幾乎所有人都營養良好。這時，就出現了南歐世俗主義與英美清教主義的二元對立。
南歐的世俗主義者在工作上得過且過、在生活是貪圖物質享受，使得他們所創造的財富與所消耗的財富幾乎一樣多。那樣，雖然不至於斷子絕孫，但是也無法積累出多餘的財富用來投資、建廠、培訓、科研、購置新設備。那使得南歐世俗化嚴重的一些地區，至今無法發展出發達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
相反，英美的清教主義者，仍然信奉「生時須榮耀上帝，死後則升入天堂」。這些人努力地工作賺錢、同時清貧簡樸地生活，在捐贈社區公益的同時，能夠用積累起來的多餘財富來投資、建廠、培訓、科研、購置新設備。這使得英美受清教主義影響最強的地區，率先孕育出了生生不息的企業，確立了資本主義的市場秩序。
（^美國一所中學的語文課，關於清教徒與其精神的講義節選，取自The Age of Faith -- The Puritans. 作者Mrs. Lutes. 來源：SlideServe）
中國的經濟為何離開了外資就無法發展？那是因為中國、尤其是內陸窪地的費拉民，是一幫無法無天的人。就算（像朱明那樣的）朝廷能夠保護他們的私有財產、打擊盜賊和詐騙等破壞商業秩序的犯罪，小富即安的費拉民也會在工作上「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在生活中熱衷於打麻將等娛樂享受。那樣的窪地，其經濟發展的天花板不過是希臘一些世俗化城鎮的水平，不可能像清教徒一樣積累出財富來、發展出興旺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决定经济发展的是什么？既不是消费，也不是投资，是制度。这个姓孙的玩意在回避问题根源。所以他放的屁都不用看，他是个体制的裱糊匠，做的是给烂逼体制修修补补。
好消息是政府大放水 人民币贬值 流动性增加
坏消息是居民收入/存款持续下跌 经济呈消费降级趋势
坏消息是居民收入/存款持续下跌 经济呈消费降级趋势
经济发展的动力一定是消费。不过光有动力不见得能推动经济发展。
这是个大题目。转述一下吉尔德的看法吧，增长的本质是学习（Growth is Learning）。这个理念是从供给侧经济学的观念中提炼和延伸出来的。经济增长的本质来源于企业家精神带来的创新蜂聚，也就是熊彼得所说的毁灭式创新。
而创新的本质其实是人类开拓知识的新边疆，获得新的知识和技能，并用于改造世界，或者创造出新的产品的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的是知识的普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经济增长的本质的确是知识的普及，也就是学习。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的经济成果与全民学习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全球对接的科研是正相关的，也证实了吉尔德的理念。
插一句，当年两个经济学家访问中国，弗里德曼和吉尔德，面对赵紫阳提出的治理通胀的问题，两个经济学家一个从货币主义的角度，一个从供给侧经济学的角度给出了解决方案。历史则证明了吉尔德是正确的。
我本人的理解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全民智识水平的提高。当全民智识水平较低，而世界可以提供现成的学习机会的时期，由政府部门主导的，基于需求的经济发展是对路的。因为全社会智识水平最高的人都在政府。也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应用范畴。
当全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全民的智识水平提高到一个工业文明社会，陌生人可以放心分工协作的时期，就要转向供给侧的经济学，以企业家创新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政府可以不干预就不要乱干预，维持好市场秩序就是很难能可贵的了。
而当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已经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就要进一步的以鼓励艺术，科研和创新为主的后资本主义经济学。在这个阶段，国家理想的经济政策是基于科学人文主义的多元文化发展观，百花齐放，兼容并包，政府不仅不干预经济的发展，还要主动的承担起公共丈夫，公共父亲，等社会保障体系。因为这个时候你并不知道新的知识是个残疾人，智障，还是个变性人创造出来的，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时期，你需要尽最大可能的解放人类的创造力。
而创新的本质其实是人类开拓知识的新边疆，获得新的知识和技能，并用于改造世界，或者创造出新的产品的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的是知识的普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经济增长的本质的确是知识的普及，也就是学习。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的经济成果与全民学习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全球对接的科研是正相关的，也证实了吉尔德的理念。
插一句，当年两个经济学家访问中国，弗里德曼和吉尔德，面对赵紫阳提出的治理通胀的问题，两个经济学家一个从货币主义的角度，一个从供给侧经济学的角度给出了解决方案。历史则证明了吉尔德是正确的。
我本人的理解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全民智识水平的提高。当全民智识水平较低，而世界可以提供现成的学习机会的时期，由政府部门主导的，基于需求的经济发展是对路的。因为全社会智识水平最高的人都在政府。也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应用范畴。
当全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全民的智识水平提高到一个工业文明社会，陌生人可以放心分工协作的时期，就要转向供给侧的经济学，以企业家创新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政府可以不干预就不要乱干预，维持好市场秩序就是很难能可贵的了。
而当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已经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就要进一步的以鼓励艺术，科研和创新为主的后资本主义经济学。在这个阶段，国家理想的经济政策是基于科学人文主义的多元文化发展观，百花齐放，兼容并包，政府不仅不干预经济的发展，还要主动的承担起公共丈夫，公共父亲，等社会保障体系。因为这个时候你并不知道新的知识是个残疾人，智障，还是个变性人创造出来的，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时期，你需要尽最大可能的解放人类的创造力。
无论是奥地利学派还是芝加哥学派都是经验主义，自发性秩序，市场的自我平衡，都是吻合生物逻辑的，也是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的道。人类需要克服理性主义的冲动，想创造人间天国的都走向了地狱之路。作心理学分析，理性主义者，其本质是想走捷径的思维，是有缝的蛋，在矩阵的催眠下，干的事都是罪恶滔天。
已隐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