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人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当作民主化的障碍呢？

这句话只有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才是对的，因为它是对法律的践踏，只不过秦朝自己就是靠着践踏旧有习惯法统一中国的，造成法律崩坏，践无可践，只有推翻秦朝皇帝才有活路。问题是如果把这句话当成亘古不变的真理，请问民主以后是不是还要践踏民主的法律？英国人会打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推翻女王吗？日本人会打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推翻天皇吗？
血统论从来都不是民主的阻碍，一味的无脑反血统论反而是，因为这是程序不正义。

legally constituted authority=合宪统治=成例之治。成例=贵族封建制、立宪共和国、联邦产生统治者之“正当程序”。“正当程序”源于各等级、各自治团体或各邦国共治。三者之外，秦政或列宁主义、法西斯主义(彼此有家族亲和力)不存在共治或“正当程序”，占有事实政权为合法性唯一依据，赤裸暴力为占有事实政权唯一依据。因此权力极端强大，无法限制;同时极端脆弱，人人可欲----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刘仲敬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不算民主，朱元璋出身贫民，建立的王朝是最为专制和残酷的朝代之一，整个国家成为了 朱家的家产，他的子孙后代也成了新的贵族

改成“王侯将相，宁有权乎？”就民主了。
 
原句完全不质疑秦政时期的君主对臣民的统治权，只是不能忍只有他们才能做“王侯将相”，自己因为“种”不贵而做不得。其希望的就是自己做上“王侯将相”，从而操起“王侯将相”的权柄来。这是对于宝座谁来坐的质疑。当然不民主。
 
“王侯将相，宁有权乎？”则质疑“王侯将相”不经自己授权的对自己的统治权不合法，这是对于权力边界和公权力所有权的质疑，这就民主了。
 
 
(有时间的话补一点对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分析。这句话很反封建，但是不反专制，也不民主。)

转述刘仲敬先生的观点，不妨一看。

刘仲敬：在宗法共同体内，礼乐的政治意义相当于柔性宪法。礼乐规范了出身、等级和继承权，抑制各等级可能存在的僭越之心，保证了一个各得其所、而非公正平等的社会。礼乐名义上出自周公之手，实际上则是殷、周、各盟国和各地土著习惯法的综合体，没有严格明确的形式（除后世伪托的纪录以外）。礼乐在其最上层具有普世性，构成国际主义贵族社会的阶级标志；在其最下层具有开放性，不断吸纳各族群的造法习俗。诸夏的多元性和共通性主要依靠这种动态演化过程维系。习惯法的黄金时代位于从部落到封建的中间期，前文明时期的达尔文式经验积累在此时达到最高峰。文明复杂到足以产生国家以后，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专业化就会逾越不可回归点。强者和智者结成危险的联盟，用有文的武断立法和理论建构开发和删减无文的习俗规范和经验知识，从而导致了有机性的破坏，促成了国家和社会的断裂。在西欧，这一过程通常称为“绝对主义国家的兴起”或“新兴专制对古老自由的胜利”。

封建的本意就是自发秩序和特殊主义，没有代表普遍主义和公共权力的国家。在没有公共权力的情况下，各方行为主体由于战斗力和生产力（前者明显更重要）的天然差异和各种血缘和文化亲疏关系，不可能形成理想共产主义或理想霍布斯丛林。多重博弈的自然结果就是各种彼此独立的保护-供养关系网，再加上错综复杂的地缘团体和血缘团体。国家是人为的单方面权力，产生于封建之外，意味着强者和智者狼狈为奸，践踏习惯法和保护契约双方的传统。雇佣兵、雇佣官吏和税收就是国家本身，属于武断的创新。官吏的主要用途是收税，税收的主要用途是维持军队。新权力最初必须依附大君侯，因为萌芽状态的雇佣兵相对于封建骑兵-民兵还没有明显优势。优势不可逆地建立以后，仍然保留部分封建性格的君侯也就变得不必要了。于是，革命时代来临。依靠能力和机运的僭主取代依靠出身和权利的君主，这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真实涵义。

在远东，儒家将这一过程称为“礼崩乐坏”。他们暗示：礼崩乐坏以前，华夏世界的内外秩序近乎完美。周公作为罗慕路斯和努玛式的文化符号，应该享受宪法缔造者的荣誉。这种想法不大能获得历史纪录的支持，因为礼崩乐坏其实正是这两种秩序展开其内在可能性的过程。礼崩乐坏的初期（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春秋时期），秩序的复杂性和成熟性达到最高峰。此后（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战国时期），武断之治的升级导致了秩序的再度简化或退化。周政的原始性是自然演化的早期阶段，秦政的原始性则是人为收割造成的退化。诸夏的鲜花怒放于两者之间，郁郁乎文哉。然而，僭主政治的漫长寒冬也是各文明所罕见的。

天天追求阶级跃升，就没有人关注本阶层的利益。问题是中下阶层的人注定是大多数。

因為他的前提和你的討論都是在一個封建體系里進行的，反抗的動力是去當王侯將相去當皇帝貴族，當了王侯將相之後應該怎麼辦可是一點頭緒都沒有，只好習慣性參考被推倒的前人繼續製造出下一批喊出這口號的反抗者，完全就是一個死循環。

這句話是錯的，和反對朝鮮金家沒有任何關係。你反對金家的理由不是為了當下一個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