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把资本视为洪水猛兽的思想?
大陆新左派结合了西方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近年来发展出一套“金融资本操控全世界”,“西方民主国家根本阻止不了金融资本的危害”、“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防止资本的力量在中国扩散”等一系列观点。相信大家也在近来香港问题上看到他们大力抨击李嘉诚等等。如何评价这些观点?
为什么现代宪政国家很少会选择从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又有没有朋友想过,资本主义终将被社会主义取代这个结论本身,可能就是错的,而通过一个错误的结论反推原因肯定是无解的。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下面我尽量简单来分析一下我的观点。
首先我们先认识简单一下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其实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了体现这一点,就要求国家机关应该尽可能少的干预经济活动,而又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那么生产资料拥有更多的资本家必然操控着经济,所以又表现为资产阶级统治国家。
资本主义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由于国家几乎不干预经济活动,那么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必然会拼命剥削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而且由于资本整合,最终大资本家必然垄断经济,进而通过资本优势操控国家,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也就是将民主政治变成了金主政治,侵犯其他阶级民众的正当权益。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而马克思所生活的就是这么一个时代,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负面批判是完全正确的。问题在于我们面对问题光批判还不行,还必须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在一个全世界深受资本主义毒害的时代,往往拨乱反正都是难免极端而且矫正过枉的,马克思的反思也是如此。私有制不是不对吗?不是不好吗?工人不是身处水深火嘛吗?好!那我就不要私有制,我搞公有制好了吧,于是构想了一个没有私有制的乌托邦世界,也就是共产主义。但是共产主义既然不存在私有制,前提必然是要求物质精神都极其发达,人人按需分配,但是这对于物质匮乏生产力低下的近代社会来说必然是格格不入的,于是列宁提出了一个通过公有制建设由资本主义逐步发展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社会主义(杠精们注意了,列宁提出的是要在资本主义进入共产主义之前要建立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叫社会主义,不是说列宁发明“社会主义”这个词汇)。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由于国家是公共管理的机器,因此公有制实际上就是国家全面干预经济活动,而且要求“无产阶级专政”,否则国家就沦为资本家服务的统治工具。可以说这个出发点是很美好的,但历史证明这个空想是只会适得其反,为了避免私有制保障公有制的地位,社会主义国家一般采取的有两种措施,一种是禁止私有制,计划经济,民众没有私人财产,按需分配。由于所有生产资料都是公有的,没有私人财产,因此这就从根源上杜绝了“资本家”产生的土壤,但因为没有私有财产,计划经济搞平均主义,大家都是按需分配吃国家的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民众也就渐渐失去了劳动的积极性,国民经济水平自然一落千丈,现在这种经济模式除了极其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外几乎没有国家还会采用了。
自从小平南巡以后,中国走了第二条道路,也就是踏踏实实地向资本主义学习,在小宗商品和小农经济领域搞市场经济,但国家还是掌握主要的生产资料和核心产业,在政治方面为了避免“资本家”干政就由一群资历深厚的无产阶级领导代表,通过选贤任能的方式挑选合适的国家领导人。这个方案在当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中国的经济生产力,而且像邓小平、胡耀邦这样的开明领导人确实也比较为国家着想,不管有用没用,起码改革开放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因此避免中共步了苏共后尘。但这个方案有两个问题,首先国有垄断的核心产业,就必然是行政化管理,但这非常不利于科技创新,因为科技创新讲究投入资金大、时间长,而且未必有成果,同时创新阶段几乎是只有投入没有产出,但对于国企领导来说,他的政绩和企业绩效挂钩,没有产出就意味没有绩效,也就没有政绩,没有任何一个领导愿意冒此风险搞科研创新,所以中国的核心产业往往只能搞搞制造组装,在生产链的底层,一旦国外断了我们的高精端科技链,比如中兴事件,我们就马上陷入产业危机。
另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负责选贤任能的无产阶级领导代表如果腐化了,谁来对之进行监督和制衡?事实上在当前的体制下民众基本上不可能制约他们的权力,他们为了积累自己的财富一方面很容易滥用人才选拔的权力,由无产阶级领导代表蜕变为官僚资本家,另一方面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往往在选拔方面都是考虑红二代红三代的亲属,这就变成了寡头家族对政治统治的垄断,而且还会千方百计禁止其他人染指他们的核心权力圈,国家领导的选拔环境和范围比资本主义的金主政治还要差。有些考古癖的朋友曾对我说:“存在就是合理,历代皇朝从来如此”,从来如此,便对么?
由此可知,虽然资本主义下的金主政治确实有不少的缺陷,但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为了杜绝资本家产生的计划经济平均主义,还是由一群无产阶级领导代表专职负责选拔领导人的机制,得出社会效果反而比金主政治更差。反观宪政国家,吸取了历史的教训,政治上,从中央到地方任何一级立法机关都是由最基层的民众选举产生,而且禁止企业的政治献金和设定选举募集资金的上限,比如奥巴马的选举经费就是由民众小额募捐构成的,避免资本家操控政治,川普更是靠自己竞选,也尽可能不受其他资本家大集团的操控。经济上,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的优点,国家适当的干预经济,比如建立起完善的劳工保障机制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对大型企业更是进行社会化的改造,比如微软大股东比尔盖茨的股份稀释到仅4%,足见连个人影响企业都如此艰难,更何况再通过企业操纵国家。
具体可以拿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为例:首先,川普作为资本家竟然也要和其他大集团抗争才能上台,说明资本家之间也存在激烈的竞争,所以某个资本家上台就代表了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明显是站不住脚的。
再次,川普之所以能战胜众多财力更为雄厚的资本家,靠的就是民意基础,也就是说即便是在一定程度上允许金主政治的社会里,没有充分的民意基础,光靠资本是行不通的。
最后,川普作为一个普通资本家(离福布斯排行榜前几位还有很远很远的距离)上台,他一方面受到选民的监督,另一方面那些被他打垮的资本家肯定也想给他压力,换而言之,就算你一个资本家上台了,基于各种体制内、外的约束,如果得不到各个权力机关的支持,不能体现民众的利益,就算上了台能做的事也极为有限,不存在哪个资本家一上台就可以为所欲为(实际上川普不仅不能为所欲为,现在还因为国内外的形势加上他自己对政治经验的缺乏而感到焦头烂额呢)。
综上,凡是越公平的选举规则,越有资本的人自然越是拥有天然优势的,这就像北大状元熊轩宇,父亲是外交家母亲是教师,又是北京人,这样的优势必然更容易让他上北大,但不能因此而说高考不合理,要废除,至少高考已经是相对公平的竞争规则。
如果资本主义国家是指不干预经济活动的国家,那么对于现在讲究国家适度干预的宪政国家来说,已经不属于资本主义,或者说应该属于“混合主义”。
有些朋友用统治阶级而非生产资料分配所有制的形式来划分国家性质在实践中是很荒谬的,按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构想,社会主义的统治阶级应该是无产阶级,但在事实上,如果国家机关不采用宪政民主产生,那么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就是管理国家生产资料的官僚,而这些官僚由于管理着巨大的生产资料分配权,又无法通过分权和选票制衡,那么必然很容易滥用生产资料分配权而沦为寡头权贵,也就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阶级重合了。
好了,当国家的机关采用宪政民主产生时,国家的统治阶级永远是更有利于拥有更多生产资料的人,因为他们更有利于通过运用生产资料的管理权获得竞选优势,根据国家生产资料分配所有制的区别,在以国家过度干预经济、统一管理生产资料分配所有制的情况下,拥有更多生产资料管理权的官僚更有竞选优势,而在国家适度干预经济或者不干预经济的情况下,拥有更多生产资料管理权的商人则更有竞选优势,而由于生产资料管理权可以换取更多的利益,根据人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天性,这些拥有更多生产资料管理权的官僚或者商人,他们也就演变为官僚资本家和社会资本家,换而言之不管是采用何种生产资料分配所有制或者是否采用宪政民主产生国家机关,实质上无产者依然无法成为统治阶级。
故此,当我们讨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混合主义时,只能根据代表公共权力的国家是过度干预经济还是国家不干预或者适度干预经济进行区分,而不能用统治阶级进行区分,是因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的统治阶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根基自始就因为违背客观规律而不可能成立,人类也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由无产阶级作为国家的统治阶级,比如马云就是中共党员,一位大资本家竟然是无产阶级代表当中的一员,而且在社会上还有相当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不是天大的讽刺嘛?因此如果用统治阶级来区分国家性质的话,社会主义自始就是不存在的,而这又是和客观存在的历史不符合的。
退一步讲,资本家创造财富,也并非全然依靠对劳动者的剥削,甚至可以说劳动者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极为有限。“剩余价值”的出发点是把劳动者当成创造财富过程中的决定性要素,那劳动过程中的财富增值,减去劳动报酬(工资),剩下就是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拿走了,是对劳动人民的敲骨吸髓。这当然不是事实,劳动力在多数时候都不是决定性的要素,劳动力在历史上多数时期是相对充沛的、而资本是缺乏的。资本家的一项重要付出是风险,工人干一天挣一天的工资是没有风险的,而资本家的投资却有亏本的可能。风险本身就构成了收益分配的要素,谁承担风险大、谁分享的收益多,你把风险价值折现,从利润里扣下去,咱们再来看有没有剩余价值,照这个算法就算有,那就剩不下多少了。
就在劳动一项要素里,从历史的宏观尺度来看,为财富增值做出最大贡献的,只是某一些劳动——创造性的劳动,而不是普通人的重复性生产劳动,那个发明了犁的人,比其后一百年世界上所有的农民加在一起,为财富的增加做的贡献都更大。这话听起来广大草根会不高兴,但创造历史的从来就不是人民群众。
如果资本家发财了,有人告诉你:东家是把老家的祖产典当了,拿本钱来开厂,我们干一天活挣一天钱,累是累一点,但吃得踏实、睡得安稳。但东家要是开厂做亏了,祖宗存的老本都没了,死了都不入祖坟,人家是天天吃饭也心慌、睡觉也睡不着,生意做发了,东家得大头,这事该不该?应该嘛。
我们天天下力干活,劳力不劳心。东家天天钻研怎么改进设备、提高效率,人家搞的是创造性劳动。之所以我们厂的产出比另一家厂高,是因为东家改进了机器,所以我们厂赚的钱多,除了一部分钱给工人发红包,多数被东家拿走,该不该?当然该,那是靠别人的创新劳动才提高的竞争力、增加的收益,至于普通工人你在这家厂、和在另一家厂干的活没有差别,创造的价值没有差别。
综上,资本主义国家终将被社会主义取代的结论本身就是存在质疑的,而资本主义国家也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借鉴社会主义有益经验的基础上,转变为“混合主义”国家,经过实践经验,不需要再摸着石头过河就可知,这是一条比社会主义更适合宪政国家的道路,因此宪政国家自然也就没有走社会主义的必要。
虽然“混合主义”国家也并非尽善尽美,但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混合主义对比起无论走平均主义的旧式社会主义还是走由无产阶级代表领导们操控国家核心产业和选拔领导人的新式社会主义国家,更有利于保障民众的的正当权益、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总言之,资本主义国家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选择走混合主义国家从来不是一个是非题,而是一个选择题。
首先我们先认识简单一下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其实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了体现这一点,就要求国家机关应该尽可能少的干预经济活动,而又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那么生产资料拥有更多的资本家必然操控着经济,所以又表现为资产阶级统治国家。
资本主义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由于国家几乎不干预经济活动,那么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必然会拼命剥削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而且由于资本整合,最终大资本家必然垄断经济,进而通过资本优势操控国家,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也就是将民主政治变成了金主政治,侵犯其他阶级民众的正当权益。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而马克思所生活的就是这么一个时代,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负面批判是完全正确的。问题在于我们面对问题光批判还不行,还必须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在一个全世界深受资本主义毒害的时代,往往拨乱反正都是难免极端而且矫正过枉的,马克思的反思也是如此。私有制不是不对吗?不是不好吗?工人不是身处水深火嘛吗?好!那我就不要私有制,我搞公有制好了吧,于是构想了一个没有私有制的乌托邦世界,也就是共产主义。但是共产主义既然不存在私有制,前提必然是要求物质精神都极其发达,人人按需分配,但是这对于物质匮乏生产力低下的近代社会来说必然是格格不入的,于是列宁提出了一个通过公有制建设由资本主义逐步发展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社会主义(杠精们注意了,列宁提出的是要在资本主义进入共产主义之前要建立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叫社会主义,不是说列宁发明“社会主义”这个词汇)。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由于国家是公共管理的机器,因此公有制实际上就是国家全面干预经济活动,而且要求“无产阶级专政”,否则国家就沦为资本家服务的统治工具。可以说这个出发点是很美好的,但历史证明这个空想是只会适得其反,为了避免私有制保障公有制的地位,社会主义国家一般采取的有两种措施,一种是禁止私有制,计划经济,民众没有私人财产,按需分配。由于所有生产资料都是公有的,没有私人财产,因此这就从根源上杜绝了“资本家”产生的土壤,但因为没有私有财产,计划经济搞平均主义,大家都是按需分配吃国家的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民众也就渐渐失去了劳动的积极性,国民经济水平自然一落千丈,现在这种经济模式除了极其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外几乎没有国家还会采用了。
自从小平南巡以后,中国走了第二条道路,也就是踏踏实实地向资本主义学习,在小宗商品和小农经济领域搞市场经济,但国家还是掌握主要的生产资料和核心产业,在政治方面为了避免“资本家”干政就由一群资历深厚的无产阶级领导代表,通过选贤任能的方式挑选合适的国家领导人。这个方案在当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中国的经济生产力,而且像邓小平、胡耀邦这样的开明领导人确实也比较为国家着想,不管有用没用,起码改革开放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因此避免中共步了苏共后尘。但这个方案有两个问题,首先国有垄断的核心产业,就必然是行政化管理,但这非常不利于科技创新,因为科技创新讲究投入资金大、时间长,而且未必有成果,同时创新阶段几乎是只有投入没有产出,但对于国企领导来说,他的政绩和企业绩效挂钩,没有产出就意味没有绩效,也就没有政绩,没有任何一个领导愿意冒此风险搞科研创新,所以中国的核心产业往往只能搞搞制造组装,在生产链的底层,一旦国外断了我们的高精端科技链,比如中兴事件,我们就马上陷入产业危机。
另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负责选贤任能的无产阶级领导代表如果腐化了,谁来对之进行监督和制衡?事实上在当前的体制下民众基本上不可能制约他们的权力,他们为了积累自己的财富一方面很容易滥用人才选拔的权力,由无产阶级领导代表蜕变为官僚资本家,另一方面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往往在选拔方面都是考虑红二代红三代的亲属,这就变成了寡头家族对政治统治的垄断,而且还会千方百计禁止其他人染指他们的核心权力圈,国家领导的选拔环境和范围比资本主义的金主政治还要差。有些考古癖的朋友曾对我说:“存在就是合理,历代皇朝从来如此”,从来如此,便对么?
由此可知,虽然资本主义下的金主政治确实有不少的缺陷,但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为了杜绝资本家产生的计划经济平均主义,还是由一群无产阶级领导代表专职负责选拔领导人的机制,得出社会效果反而比金主政治更差。反观宪政国家,吸取了历史的教训,政治上,从中央到地方任何一级立法机关都是由最基层的民众选举产生,而且禁止企业的政治献金和设定选举募集资金的上限,比如奥巴马的选举经费就是由民众小额募捐构成的,避免资本家操控政治,川普更是靠自己竞选,也尽可能不受其他资本家大集团的操控。经济上,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的优点,国家适当的干预经济,比如建立起完善的劳工保障机制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对大型企业更是进行社会化的改造,比如微软大股东比尔盖茨的股份稀释到仅4%,足见连个人影响企业都如此艰难,更何况再通过企业操纵国家。
具体可以拿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为例:首先,川普作为资本家竟然也要和其他大集团抗争才能上台,说明资本家之间也存在激烈的竞争,所以某个资本家上台就代表了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明显是站不住脚的。
再次,川普之所以能战胜众多财力更为雄厚的资本家,靠的就是民意基础,也就是说即便是在一定程度上允许金主政治的社会里,没有充分的民意基础,光靠资本是行不通的。
最后,川普作为一个普通资本家(离福布斯排行榜前几位还有很远很远的距离)上台,他一方面受到选民的监督,另一方面那些被他打垮的资本家肯定也想给他压力,换而言之,就算你一个资本家上台了,基于各种体制内、外的约束,如果得不到各个权力机关的支持,不能体现民众的利益,就算上了台能做的事也极为有限,不存在哪个资本家一上台就可以为所欲为(实际上川普不仅不能为所欲为,现在还因为国内外的形势加上他自己对政治经验的缺乏而感到焦头烂额呢)。
综上,凡是越公平的选举规则,越有资本的人自然越是拥有天然优势的,这就像北大状元熊轩宇,父亲是外交家母亲是教师,又是北京人,这样的优势必然更容易让他上北大,但不能因此而说高考不合理,要废除,至少高考已经是相对公平的竞争规则。
如果资本主义国家是指不干预经济活动的国家,那么对于现在讲究国家适度干预的宪政国家来说,已经不属于资本主义,或者说应该属于“混合主义”。
有些朋友用统治阶级而非生产资料分配所有制的形式来划分国家性质在实践中是很荒谬的,按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构想,社会主义的统治阶级应该是无产阶级,但在事实上,如果国家机关不采用宪政民主产生,那么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就是管理国家生产资料的官僚,而这些官僚由于管理着巨大的生产资料分配权,又无法通过分权和选票制衡,那么必然很容易滥用生产资料分配权而沦为寡头权贵,也就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阶级重合了。
好了,当国家的机关采用宪政民主产生时,国家的统治阶级永远是更有利于拥有更多生产资料的人,因为他们更有利于通过运用生产资料的管理权获得竞选优势,根据国家生产资料分配所有制的区别,在以国家过度干预经济、统一管理生产资料分配所有制的情况下,拥有更多生产资料管理权的官僚更有竞选优势,而在国家适度干预经济或者不干预经济的情况下,拥有更多生产资料管理权的商人则更有竞选优势,而由于生产资料管理权可以换取更多的利益,根据人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天性,这些拥有更多生产资料管理权的官僚或者商人,他们也就演变为官僚资本家和社会资本家,换而言之不管是采用何种生产资料分配所有制或者是否采用宪政民主产生国家机关,实质上无产者依然无法成为统治阶级。
故此,当我们讨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混合主义时,只能根据代表公共权力的国家是过度干预经济还是国家不干预或者适度干预经济进行区分,而不能用统治阶级进行区分,是因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的统治阶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根基自始就因为违背客观规律而不可能成立,人类也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由无产阶级作为国家的统治阶级,比如马云就是中共党员,一位大资本家竟然是无产阶级代表当中的一员,而且在社会上还有相当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不是天大的讽刺嘛?因此如果用统治阶级来区分国家性质的话,社会主义自始就是不存在的,而这又是和客观存在的历史不符合的。
退一步讲,资本家创造财富,也并非全然依靠对劳动者的剥削,甚至可以说劳动者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极为有限。“剩余价值”的出发点是把劳动者当成创造财富过程中的决定性要素,那劳动过程中的财富增值,减去劳动报酬(工资),剩下就是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拿走了,是对劳动人民的敲骨吸髓。这当然不是事实,劳动力在多数时候都不是决定性的要素,劳动力在历史上多数时期是相对充沛的、而资本是缺乏的。资本家的一项重要付出是风险,工人干一天挣一天的工资是没有风险的,而资本家的投资却有亏本的可能。风险本身就构成了收益分配的要素,谁承担风险大、谁分享的收益多,你把风险价值折现,从利润里扣下去,咱们再来看有没有剩余价值,照这个算法就算有,那就剩不下多少了。
就在劳动一项要素里,从历史的宏观尺度来看,为财富增值做出最大贡献的,只是某一些劳动——创造性的劳动,而不是普通人的重复性生产劳动,那个发明了犁的人,比其后一百年世界上所有的农民加在一起,为财富的增加做的贡献都更大。这话听起来广大草根会不高兴,但创造历史的从来就不是人民群众。
如果资本家发财了,有人告诉你:东家是把老家的祖产典当了,拿本钱来开厂,我们干一天活挣一天钱,累是累一点,但吃得踏实、睡得安稳。但东家要是开厂做亏了,祖宗存的老本都没了,死了都不入祖坟,人家是天天吃饭也心慌、睡觉也睡不着,生意做发了,东家得大头,这事该不该?应该嘛。
我们天天下力干活,劳力不劳心。东家天天钻研怎么改进设备、提高效率,人家搞的是创造性劳动。之所以我们厂的产出比另一家厂高,是因为东家改进了机器,所以我们厂赚的钱多,除了一部分钱给工人发红包,多数被东家拿走,该不该?当然该,那是靠别人的创新劳动才提高的竞争力、增加的收益,至于普通工人你在这家厂、和在另一家厂干的活没有差别,创造的价值没有差别。
综上,资本主义国家终将被社会主义取代的结论本身就是存在质疑的,而资本主义国家也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借鉴社会主义有益经验的基础上,转变为“混合主义”国家,经过实践经验,不需要再摸着石头过河就可知,这是一条比社会主义更适合宪政国家的道路,因此宪政国家自然也就没有走社会主义的必要。
虽然“混合主义”国家也并非尽善尽美,但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混合主义对比起无论走平均主义的旧式社会主义还是走由无产阶级代表领导们操控国家核心产业和选拔领导人的新式社会主义国家,更有利于保障民众的的正当权益、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总言之,资本主义国家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选择走混合主义国家从来不是一个是非题,而是一个选择题。
这个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中共在有意引导
下面有些人善于揣摩上意,又出于其他种种原因,就顺着上面带者的节奏走,
还有些没有正常思考能力的愚民看到风向就业跟着这节奏走。
主要目标应该是现在国进民退公私合营,送眼线进私企,已经磨刀霍霍向大民营资本家了,当然先要做好舆论铺垫。
那些善于揣摩上意的人很多是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觉得自己还称不上资本家,于是希望割韭菜的镰刀先伸向那些资本家,先别来收割自己。另外他们可能确实也是996啊职场霸凌之类的受害者,不管他们知不知道这说到底是一种踢猫效应(即赵家被美国贸易战踢屁股,憋屈,于是就踢那些大资本家屁股来出气,大资本家被赵家踢屁股敢怒不敢言,于是只能踢员工的屁屁出气),不管他们到底知不知道996和职场霸凌的根源还是在这个体制,但是反正赵家他们不敢反,于是直接加害者--他们的顶头上司就会成为他们口诛笔伐的对象。
至于愚民。。。不用多解释了吧,仇富心理啊,从众心理啊,中共养蛊式统治和仇恨教育培养出来的零和心态等等都是他们跟着踩一脚的原因。
当然,赵家引导仇恨资本家心理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前面回答说的很好的,剑锋直指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下面有些人善于揣摩上意,又出于其他种种原因,就顺着上面带者的节奏走,
还有些没有正常思考能力的愚民看到风向就业跟着这节奏走。
主要目标应该是现在国进民退公私合营,送眼线进私企,已经磨刀霍霍向大民营资本家了,当然先要做好舆论铺垫。
那些善于揣摩上意的人很多是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觉得自己还称不上资本家,于是希望割韭菜的镰刀先伸向那些资本家,先别来收割自己。另外他们可能确实也是996啊职场霸凌之类的受害者,不管他们知不知道这说到底是一种踢猫效应(即赵家被美国贸易战踢屁股,憋屈,于是就踢那些大资本家屁股来出气,大资本家被赵家踢屁股敢怒不敢言,于是只能踢员工的屁屁出气),不管他们到底知不知道996和职场霸凌的根源还是在这个体制,但是反正赵家他们不敢反,于是直接加害者--他们的顶头上司就会成为他们口诛笔伐的对象。
至于愚民。。。不用多解释了吧,仇富心理啊,从众心理啊,中共养蛊式统治和仇恨教育培养出来的零和心态等等都是他们跟着踩一脚的原因。
当然,赵家引导仇恨资本家心理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前面回答说的很好的,剑锋直指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共产主义是一种物质决定意识的主义,共产党是一个信奉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的群体。在共产党眼里,什么都可以用金钱买到,包括他们的共产理想追求都是“物质极大丰富”,他们是地球上最直言不讳的拜金主义者。且看今天,他们说香港年轻人是因为穷而上街,说NBA会因为大陆市场而进行自我言论审查,说台湾离不开大陆的供养所以民进党将败选……他们把世界的运转看成自己主观幻想出的一套利益体系,自然会得出越来越多扭曲的、自讨苦吃的观点。
请看两段话: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1]
这里主要是两个观点。一是对人性的基本判断:人都是自利的,人所有行为的动机都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但是,这里没有说“自利”是好的还是坏的,作者中立地看待人的自利行为。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自利至少在客观上可能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好处。二是阐述了“看不见的手”原理。作者把市场机制的力量比喻成“一只看不见的手”——自利的个人会受到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这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最为著名的两段话。他信奉的意识形态被称为自由主义,有人喜欢称之为古典自由主义。
……
哈耶克无疑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他同时也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思想战士,同时在东西方阵营之间和西方阵营内部作战。有人把哈耶克视为20世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最强悍的对手之一,因为他一生都在持续不断地批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他主张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不可行性,因为它无法解决两大问题: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他同时认为,计划经济会严重地侵害自由。他引用托洛茨基的话说:
在一个国家为唯一雇主的国度,反抗意味着慢慢地饥饿至死。那个不工作不得食的旧原则,现已为一新的原则所替代,即不服从不得食。
在西方阵营内部,哈耶克的主要对手是以凯恩斯学说为代表的各式各样的国家干预理论,现代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学说都是哈耶克的批评对象。总的来说,哈耶克这样定义自由及主张自由政策:
一个人不受制于另一人或另一些人因专断意志而产生的强制的状态,亦常被称为“个人”自由或“人身”自由的状态。……自由政策的使命就必须是将强制或其恶果减至最小限度,纵使不能将其完全消灭。
另一个与哈耶克关系密切的新古典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路德维希·冯·米瑟斯,他在捍卫自由的立场上甚至比哈耶克走得更远。米瑟斯早年一部浅显易懂的作品是《自由主义》,国内译为《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他在书中这样说:
谈到资本主义,就使人联想到一个心狠手毒、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他剥削同类,
无恶不作。事实上,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是:资本家如果要发财致富,唯一的途径是像满足他们自身需求一样来改善同胞的物质供应条件。
如果一个人想致富,市场经济会给他提供机会。但惟有他设法改善其同胞的物质与生活条件,他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谋求致富的年轻人发现,只有推动技术进步,实现产品创新,提供更好的消费者价值,才有机会致富。所以,这个逻辑跟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原理是一样的。当然,如果政治权力进入市场,就可以通过很多别的办法牟利。
米瑟斯进一步比较了公有制与私有制。整个20世纪存在过两种主要的经济模式:一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一种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至于后来的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社会市场经济(social market economy)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socialist market economy)等等,都是两者的变种或结合。米瑟斯这样说:
自由主义断言,在实行劳动分工的社会里,人们互相合作的唯一可行的制度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自由主义断言,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包括全部生产资料的社会制度是行不通的,尽管这种制度在只占有部分生产资料的情况下,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是它会导致生产力的下降,以至于使其非但不能够创造更多利润,不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反而会起到减少财富的作用。
米瑟斯认为,完全的公有制是行不通的,这种社会很快就会垮掉;如果是公有制和私有制结合的状态,就会导致生产力的下降,无法创造更多的财富。这种视角,值得大家去借鉴和思考。米瑟斯还一针见血地讨论了平等问题,他这样说:
有人指责自由主义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他们认为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并不是真正的平等,这种指责毫无道理,想把人变得真正平等起来,这是依靠人的一切力量都办不到的事情,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是不平等的,而且将继续不平等下去。
……真正理智、清醒、并且合乎目的的处理办法就是争取在法律上平等待人。自由主义并不奢望得到比这更多的东西,因为超出这个范围以外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办到的。 [20]
所以,米瑟斯主张的是权利的平等而非结果的平等,形式的平等而非实质的平等。实际上,如果消灭了财产或财富的不平等,就会有其他的不平等出现。比如,把财产和市场消灭掉后,社会上就会出现了一个掌握巨大政治经济权力的新阶级,而这个阶级跟普通人之间会产生新的巨大的不平等。
摘自《政治学通识》包钢升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1]
这里主要是两个观点。一是对人性的基本判断:人都是自利的,人所有行为的动机都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但是,这里没有说“自利”是好的还是坏的,作者中立地看待人的自利行为。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自利至少在客观上可能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好处。二是阐述了“看不见的手”原理。作者把市场机制的力量比喻成“一只看不见的手”——自利的个人会受到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这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最为著名的两段话。他信奉的意识形态被称为自由主义,有人喜欢称之为古典自由主义。
……
哈耶克无疑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他同时也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思想战士,同时在东西方阵营之间和西方阵营内部作战。有人把哈耶克视为20世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最强悍的对手之一,因为他一生都在持续不断地批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他主张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不可行性,因为它无法解决两大问题: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他同时认为,计划经济会严重地侵害自由。他引用托洛茨基的话说:
在一个国家为唯一雇主的国度,反抗意味着慢慢地饥饿至死。那个不工作不得食的旧原则,现已为一新的原则所替代,即不服从不得食。
在西方阵营内部,哈耶克的主要对手是以凯恩斯学说为代表的各式各样的国家干预理论,现代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学说都是哈耶克的批评对象。总的来说,哈耶克这样定义自由及主张自由政策:
一个人不受制于另一人或另一些人因专断意志而产生的强制的状态,亦常被称为“个人”自由或“人身”自由的状态。……自由政策的使命就必须是将强制或其恶果减至最小限度,纵使不能将其完全消灭。
另一个与哈耶克关系密切的新古典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路德维希·冯·米瑟斯,他在捍卫自由的立场上甚至比哈耶克走得更远。米瑟斯早年一部浅显易懂的作品是《自由主义》,国内译为《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他在书中这样说:
谈到资本主义,就使人联想到一个心狠手毒、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他剥削同类,
无恶不作。事实上,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是:资本家如果要发财致富,唯一的途径是像满足他们自身需求一样来改善同胞的物质供应条件。
如果一个人想致富,市场经济会给他提供机会。但惟有他设法改善其同胞的物质与生活条件,他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谋求致富的年轻人发现,只有推动技术进步,实现产品创新,提供更好的消费者价值,才有机会致富。所以,这个逻辑跟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原理是一样的。当然,如果政治权力进入市场,就可以通过很多别的办法牟利。
米瑟斯进一步比较了公有制与私有制。整个20世纪存在过两种主要的经济模式:一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一种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至于后来的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社会市场经济(social market economy)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socialist market economy)等等,都是两者的变种或结合。米瑟斯这样说:
自由主义断言,在实行劳动分工的社会里,人们互相合作的唯一可行的制度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自由主义断言,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包括全部生产资料的社会制度是行不通的,尽管这种制度在只占有部分生产资料的情况下,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是它会导致生产力的下降,以至于使其非但不能够创造更多利润,不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反而会起到减少财富的作用。
米瑟斯认为,完全的公有制是行不通的,这种社会很快就会垮掉;如果是公有制和私有制结合的状态,就会导致生产力的下降,无法创造更多的财富。这种视角,值得大家去借鉴和思考。米瑟斯还一针见血地讨论了平等问题,他这样说:
有人指责自由主义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他们认为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并不是真正的平等,这种指责毫无道理,想把人变得真正平等起来,这是依靠人的一切力量都办不到的事情,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是不平等的,而且将继续不平等下去。
……真正理智、清醒、并且合乎目的的处理办法就是争取在法律上平等待人。自由主义并不奢望得到比这更多的东西,因为超出这个范围以外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办到的。 [20]
所以,米瑟斯主张的是权利的平等而非结果的平等,形式的平等而非实质的平等。实际上,如果消灭了财产或财富的不平等,就会有其他的不平等出现。比如,把财产和市场消灭掉后,社会上就会出现了一个掌握巨大政治经济权力的新阶级,而这个阶级跟普通人之间会产生新的巨大的不平等。
摘自《政治学通识》包钢升
西方左派批评资本主义是为了平权,你国党国喉舌(实在不好意思说他们是什么派,好像都挺侮辱人的)批评资本主义是为了延续意识形态斗争。其实按照你国现在实行的那套权贵资本主义,无论是西方左派还是西方右派都是深恶痛绝的……自由主义者讨厌你国国有企业和政府瞎几把操控经济,新马克思主义者讨厌你国剥削压迫一般劳动人民。所以你国人不管用西方哪套观点实际上都压根“结合”不上……
你国共产党还用“防止资本力量扩散”?它自己就是资本扩散。借助国家力量实现的垄断在西方(不论左右)看来都足够糟糕了。
说到底党国喉舌对经济的理论随便看看就行,主要目的就是借助经济学专有名词忽悠一下韭菜而已。
p.s 西方人批评自己的东西(比如民主自由平等)本质上属于衣食足而知荣辱,并不代表他们打算丢了这些东西。而你国人往往把这扭曲成“西方自己都说民主自由不好”blabla……
你国共产党还用“防止资本力量扩散”?它自己就是资本扩散。借助国家力量实现的垄断在西方(不论左右)看来都足够糟糕了。
说到底党国喉舌对经济的理论随便看看就行,主要目的就是借助经济学专有名词忽悠一下韭菜而已。
p.s 西方人批评自己的东西(比如民主自由平等)本质上属于衣食足而知荣辱,并不代表他们打算丢了这些东西。而你国人往往把这扭曲成“西方自己都说民主自由不好”blabla……
其實特別簡單,就是人錢槍理論,人錢槍只要擁有兩種就可以發動革命,比如有人有槍,那就是赤匪的流氓無產階級革命,腔子本家的錢;如果有錢有槍,那就可以雇傭人,發動革命,如果有人有錢,那就如同輪子教,輪子教雖然沒想發動革命,但是被赤匪視爲威脅,畢竟有人又有錢,李洪志聚來了非常多的錢完全可以用錢買槍發動革命,不過李洪志本身就是爲了斂財,就像其他淪陷區的騙子一樣,根本不想推翻赤匪,輪子教也是因爲赤匪斷了他們的斂財道路才開始反赤匪的,確切的說是反蛤,并不反赤匪和包雜,所以綜上所述赤匪最害怕人錢槍當中的兩種成型,比如香港就是有人,但是還沒有錢和槍,這裏説的錢就是,沒有背後的顔色革命金主,米國不出錢,中華民國的蔡大媽實際是和赤匪唱雙簧,只有蔡大媽當選赤匪才有口誅筆伐的對象,也只有赤匪打壓蔡大媽選票才會投蔡大媽,所以它們兩者是互惠互利,不在乎兩岸人民的死活。回歸本題,赤匪針對資本主義實際是針對錢的聚集,有錢就能買來人買來槍,直飛要把任何可疑推翻它們統治的因素消滅,比如淪陷區各種集會赤匪都是非常害怕的包括體育比賽,因爲聚攏來人就會有危險因素,比如齊奧塞斯庫就是聚攏了人,忽然就推翻了獨裁者
资本并不是洪水猛兽,因为资本家都会希望大家买得起他的东西。自利之所以能够让其他人获益,大致原因也就在这里。
韩国发展成什么样大家有目共睹,国计民生完全被财阀操控,政府被资本玩弄,改革派总统难有善终,李胜利事件不了了之,娱乐明星变成资本玩物,张紫妍,雪莉这些事还少吗?
资本是趋利的,资本发展到最后也不可避免变得反人性。
资本是趋利的,资本发展到最后也不可避免变得反人性。
极权政治的两大特征就是宣扬阴谋论和仇恨。
资本是洪水猛兽不假,但权力是比资本更凶猛的海啸!
别人拿钱让共产主义者办事,共产主义者:滚!我不在乎你这几个臭钱!
别人拿枪逼着共产主义者办事,共产主义者:遵命!爷爷!
别人拿枪逼着共产主义者办事,共产主义者:遵命!爷爷!
因为中国两千年都搞的是公有制经济,当地中海文明在发展商业时,中国在大搞重农抑商。
换言之中国人骨子里就存在对私有制的厌恶,而资本主义对于中国来说就是数典忘祖的存在
换言之中国人骨子里就存在对私有制的厌恶,而资本主义对于中国来说就是数典忘祖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