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海外华人更爱国”这种现象?

我在北欧,身边不少华人朋友,来自中国各地,以前一起吃喝一起玩也不觉得什么,香港的事情一发生,突然发现好多人“爱国”得要命。他们大部分在国内或国外也读过大学,在国外住了十几二十年,但是爱国初心那叫一个坚定。坚决支持中国政府,认为香港人游行都是外国势力搞鬼,频频转发微信公众号里各种抹黑香港游行的新闻,组团看《我和我的祖国》还感动得掉泪。他们常说,你以为欧美有民主吗?都是假象,比如哪些哪些例子,别被骗了,六四闹事搞乱国家有什么好。。。。还是稳定好,稳定才能发展.....

他们都跟华人社团有些联系,时常可以借着海外华人的身份去国内参加政府统战活动,捞些油水。利益是一方面,有装傻的成分在,但人既然都在国外了,接触国外新闻很方便,怎么还会那么真心信国内那一套,就非常搞不懂了。。。。

回复下面的一个说法:爱国就送他们回去,他们就闭嘴了。。。。
其实他们都知道自己不愿意回去,但他们的说法是,我身在国外心系祖国,我连接祖国和他国的纽带共建友好合作关系,也是爱国方式,何必非要回国才算爱国。然后,然后谈话就进行不下去了。。。。。
magrabee 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
这么支持送中,先把他们送中吼不吼啊????
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
对海外的华人来说,夸中国是件百利无害的事情。身在国外享受国外的民主自由,再拿着大外宣的好处,岂不美哉。
还有一类出国十几年的,这种要么公费,要么家里有点钱。公费的自不必多说,还是有点报恩的情怀的,家里有钱的,十几年前房地产还没膨胀的时候有钱能出国的,家里多半是官员。官二代那个虚伪,大家都懂的,吃饭不能砸锅嘛
社会煮役铁拳 嗯哼弄个大新闻
可别(四声)提了

上次我这里有留学生举报当地艺术家海报不尊毛主席(海报为波普风格,还给腊肉带了假发什么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直接报到大使馆去了。有清醒的留学生说不该这样,被群起而攻之。后来大使馆是怎么做的,我就没关注了。
我一直是主张启蒙小粉红的,看到这个事其实有一丢寒心。
都说中国人受歧视什么的,看了这种事想一想,自己不尊重自己的人,怎么让别人尊重..

不过,清醒还是有人在。还是有希望的。
一部分跑国外的纯粹是为了占便宜 根本就不认同当地价值观。天天输出他的爱国情感是为了平衡他身在国外看哪都不顺眼的痛苦感,比如“鬼老真是死板啊,鬼老野蛮,鬼老土气,这边的吃的用的住的如何如何不好,国内吃的用的住的如何如何好。”。但是你让他回国,他又回找千百个理由拒绝,甚至宣称将来要占领这里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是一直在国外留学工作,没有在中国踏入过社会对中国社会的认识还不如一个农民工,这些人非要等家人被赵家伤害了才会有机会醒悟。
一直正義 ? 魔怔人 碰瓷 双簧 女子高生 小字报 真诚用户 太上皇 女仆装 心靈建全 正义人士 大师 小号海 失意政客 PUA 上访 嘿阔 安全因素 必意四 东林党人 PTSD 先哭为敬 网军 自由心证 幻想朋友
距离产生美

你叫他们回去,一个个又把嘴给闭上了
很简单

很多海外华人来自北京、上海、广州这类大城市。

中国的户籍制度导致,哪怕他们在国内是普通人,也是实质上的特权阶级。

更多更容易就读的名牌大学、更多的三甲医院、更好的福利保障、更高的工资、更低的物价、以及中共给他们的更大幅度的资产增值速度。

还有农民工/外地人提供的廉价服务

这些很多是西方国家提供不了的,西方国家至少没有把一部分人变成奴隶的户籍制度

也就无法提供廉价的服务,比如送餐、送快递
那些人是某种意义上的Loser,需要一个寄托,而中国梦正好满足了这个。
参照 https://www.reddit.com/r/saraba1st/comments/crv1ao/大大馈赠的礼物_一台时光机/

诚然,新闻、思想的控制,会让人难以了解不同的声音。我不否认这是重要的因素。

但如今,中国人出境旅游非常方便,突破信息的封锁对很多年青一代来说也不是难事。信息的壁垒虽有,但并不是密不透风。

这个理论尤其不能解释为什么海外的国人(甚至包括已归化他国国籍的华人),依然会自愿去维护这套价值观。从2008年护送奥运火炬到现在,海外到处都能见到爱国的留学生,甚至有的留学生还会因为激进的举动,引发国外的治安事件(参见昨天)。按理上,各大国外主流媒体对正真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也不乏报导,他们可以获得任何他们想要的信息,比较国内的信息,得出更全面的结论。但为什么国外的华人群体,还会去接受这套意识形态呢?

我见过形形色色的中国留学生和海外工作的华人,我谈谈我的理解。其实欧美国家的留学生渉世并不深,天天上课做题,缺少社会经验,没有接触过不同国家、不同阶层的人,即使交流,也仅限于和欧美同学讨论学术问题。甚至他们中的大多数,其实连英语都说不溜,根本无力和有社会经验的人讨论社会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昨天他们只会骂娘)。而参加工作几年后的人,虽然对国外稍微了解一点了,但因为不太会玩办公室的那套游戏,经常遇到职业上的玻璃天花板。所以两者都觉得自己并不归属于当地的社会。这些人是孤单的,甚至是自卑的(语言差,又碰到天花板),他们需要寻找身份认同(按中国的说法,就是寻找自己的根)。香港、台湾这样的中文圈并不欢迎他们,原有的华人社区在他们眼里的又太低级,想来想去,到底自己认同哪套东西呢?

我的结论是,只能思想和国内的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才能形成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因为国内的意识形态给了他们在西方、港台和原生华人社区都没有的东西,那就是自信。中国的经济世界第二,马上就要世界第一了,使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制度和文化都产生了自信。毕竟一个冉冉上升的大国形象,会极大提高海外华人的自豪感,一方面,他们觉得自己不再会被外国人歧视看不起,终于扬眉吐气,另一方面,这也极大地促进了他们回国效力的热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2014年后有大量的人回国)。这两方面使得他们不需要拥抱西方的主流价值观,他们自己的认同才是真理。

如果能够解释为什么海外青年那么爱国,那解释国内的就容易多了。为什么国民会自发地拥护国家的任何政策,当然有各种原因。而宣传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
BernieSanders Bэяиiэ Sдиdэяs
正巧,昨天刚看到品葱一个帖子:谈谈个人觉醒,在品葱的感想和对于未来的想法。他这个想法,我觉得跟题主嘴里的华人不谋而合。也能说明一肚子知识不等于ta就是对的。
xiao 已退葱,不再回复
这个算是周经贴了吧?善用搜索,以前有过很好的回答
你觉得,这些人平时有闲的时候,是看北欧当地新闻报纸杂志的可能性大,还是看纽约时报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这些国际性媒体的可能性大,还是墙内手机应用的可能性大?

留学生被洗脑太常见,但在国外呆很多年尤其工作了一定年头,还狂热支持中国政府的人,值得警惕,这帮人基本肯定能从爱国生意里面捞点什么。 刚出国的“懵懂”粉红犹可交,而这类人不可交。
boeing797 轻关易道,通商宽衣
在海外既没有共产党的铁拳和日常压榨,又能享受到强国的光环,赵国国强民弱的好处占尽还代价全没有,这时候脑子简单的都开始爱国了,反正也没有成本
可以參考一下這遍文章
https://vocus.cc/chenglap/5d79f6e1fd8978000100b8a4

[quote]PTT鄉民問:之前在國外遇到中國留學生死命的要留下來,不論用什麼方法都要拿到居留權。然後遇到有人提到西藏、新疆、臺港的事,就會開始氣噗噗說中國強大了,一堆有的沒的,最近反送中事件也延燒到海外。到底為什麼中國留學生會這麼「愛國」?

其實一些國籍早已不是中國的海外華人,也都很「愛國」。
他們去到外國,在中國的一切壓迫和法律已跟他無關。中國不再是對他們的威脅或競爭對手,反而他們在新的社會,成為了少數群體後,他們要面對的競爭對手或威脅,是新國家裡的其他人,即是白人、黑人,或者各種其他族群。
中國的強大,能讓他們得到好處
他們去到外國就不再會受中國政府欺負,但他們還是覺得自己受當地人欺負。一瞬間就會忘了中國政府的一切不好,而變成了中國政府的盟友。
他們可不打算老老實實的成為另一個國家的人,相反,他們打算當當地的上等人。想要凌駕於其他族群之上,那要怎樣才可以做到這點?那就是中國。
最有可能令他們致富的,不就是中國強大,在經濟上有更大的地位?這樣這些懂得普通話和中文的人,他們就有一定的優勢。不論是從中國輸入商品去當地賣,或者由當地賣中國喜歡的商品,或者是教導中文、普通話,或者是當翻譯,中國強大會使各國這些需求更大,而他們在中國的家族關係、潛規則,這些東西都是他們有而其他人沒有的。
專制的中國,鎮壓的也只是自己統治範圍內的人,跟他們何干?強大的中國,卻令他們在外國吃香喝辣,走路有風。那些其他族群卻是他們眼前的敵人、競爭對手,衝突的對象。
最後得出「中國儘管壓迫國內的人,拿出最大的力量,幫我們這些海外的中國人在當地建立更好的生活」這個結論有何奇怪?所以一堆海外的中國人,可以當初是為了逃避暴政而去外國,但去到之後卻變成了大中華。
「愛中國」是因為愛自己
你中國政府要壓搾國內幾億個無名氏,如果能換取我在白人面前,走路有風,有好工作好住宅受人尊重,甚至俊男美女看到中國人知道有錢就投懷送抱,那些人的人權與自由,我看不到就是了,看得到也只覺得你們是一群不知所謂阻著老子在海外建家立業的敗類。
所以他們去到討厭臺獨、討厭港獨,討厭甚麼討厭哪個,討厭美國、討厭烏克蘭,因為他們相信中國越強大自己就越受惠(而且應該是事實),任何妨礙中國變強大的都是他們的敵人。
愛國?這個愛是有條件的,就是中國的強大正在提升他們的經濟與社會地位,如果這個愛國是要去到奉獻、犧牲,或者忍辱負重,或如果反對中國有利益,我想這裡大部分的人會立即割離,突然又站回民主自由的陣營,像飢渴的狗一樣圍過來說一堆漂亮話了。
這些人其實一直沒變過,他們愛的只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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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万物之中 82ADFB47E974B953FB85CD5426A42B54033FB33D57437ECE2F7A748B0E3AC24AD5435B037F7B0E0628C2E60ECDF604CBA807021658873F0B4DB3CDFA532F516E
这个可能更多属于认知偏差,因为在国外接受政治宣传的频率其实反而是比在国内的强度要高的。一个enclave内部抱团是很常见的,加上国内也不会教育他们如何与不同意识形态的人进行平等交流,在先见影响下自然就会粉红了。
虽然这样,但是他们的脑子其实并不是不清楚,他们也知道呆在哪里更好,只是缺乏大脑升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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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undel  我认识的人里,精明的人不少,头脑可不简单,也上过大学,做起生意很灵光,八面玲珑,但就是真心觉得中国政府好,欧美民主是骗局,一聊起国内没有言论自由就岔开话题,板着脸说中国经济强大才有你的今天,不然你什么都不是。。。。。。这种人到底怎么回事我就搞不懂。
很简单,因为公知把民主宣传的过好,结果很多人看到民主的一点点小问题就觉得很严重(实际结果不如心里预期)
以前中共沒有佈置那麼多海外宣傳組織時應該主要因為亞洲臉孔有些方面受到某種生活在國內不會遭受的歧視;現在就是各種海外紅色媒體和團體的影響了。
经略 主权在民,国为民用
這是部分人的現象,LZ以偏概全了。

如果你的推斷成了,共匪不惜巨資搞大外宣豈不是多此一舉?
看inty视频里面,美国加州的华人就知道了,头脑简单,甚至说出共产党是他们祖宗,共产党生下她的这种话。一方面中共的渗透作用,就是花钱搞宣传美化。
fb_china_today https://pincong.rocks/topic/反中国梦系列
典型的采样问题 不爱国的不屑回答这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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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蹤人民共和國|了解真相,何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RSDL)」

https://pincong.rocks/article/18201

暴行,以法律的名义 ——《失踪人民共和国》序(未删节版)

作者/腾彪

掌握权力的作恶者常常用一些轻描淡写的或者中立的命名来掩饰背后的残暴:“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字面上完全看不出血腥屠杀的暴虐。“三年自然灾害”、“六四反革命暴乱”,则是无耻地篡改历史、颠倒黑白。“法制教育中心”,其实跟法制和教育没有一毛钱关系,那是遍布全国的任意关押和折磨法轮功学员的黑监狱。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也是这样一个不痛不痒的名字。一位良心犯的妻子在丈夫被强迫失踪后心急如焚,但不久后听说转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以为是好消息;其实那比“刑事拘留”要可怕得多。这本《失踪人民共和国——来自中国强迫失踪体系的故事》讲述的就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RSDL)背后那鲜为人知的真相。

从立法沿革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1997刑诉法第57条就有规定,作为监视居住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适用于无固定居所的犯罪嫌疑人。但在中国警察权力过大、司法制度弊端重重的情况下,这种规定被警察部门、尤其是国保、国安等特务系统所滥用,也就在所难免。中国最知名的民主人士、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晓波,因《08宪章》被捕之后,就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而且六个月期满继续关押。刘晓波显然不属于“无固定居所的犯罪嫌疑人”,而且监视居住应该与家人在一起生活,律师可以随时会见。但是在被监视居住的7个月期间,刘晓波却处在完全失踪的状态。后来据律师透露,刘晓波被监视居住的房间“没有窗户,只有卫生间里有一个小天窗,又不能放风,这7个月过得很压抑。”

刘晓波在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1年监禁,在被关押八年半之后被告知罹患肝癌,并于2017年7月13日在监禁中逝世,如果不是秘密关押场所和监狱的糟糕环境,他很有可能不得上这种病或者可以得到及时治疗。他的妻子刘霞也不时的被失踪,被软禁在家,在毫无任何法律依据和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断绝她与外界的联系。

2011年的茉莉花镇压,当局大规模绑架、秘密关押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这种黑社会式的犯罪手段,同样是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并披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合法外衣。人权律师刘士辉(第二章)回忆说:“被特务指令打伤缝针、肋骨剧痛的我,连续五天五夜遭禁眠,所以想进看守所竟然成为我那个时候一厢情愿的奢望。”唐荆陵更是被禁止睡觉长达十天,最后直到他“浑身发抖、双手麻木、心脏感觉不好,生命出现严重危险时,警方才允许每天睡一至两小时。”异议作家野渡野渡曾被关押在广州民警培训中心九十六天,与本书中律师隋牧青(第十章)的关押地点一样,野渡 回忆道:“足足一个月没见过阳光。每天审讯二十二小时,一小时吃饭,一小时是睡觉,这样审到第七天,胃大出血,才停止了此方式。”

华泽编辑的《茉莉花在中國:鎮壓與迫害實錄》记录了47名活动人士的遭遇。我也是其中之一。我被绑架后,秘密关押70天,口头告知是“监视居住”,但从来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他们是什么名字,什么单位,什么职务,也没有给我看过工作证、搜查证或其他任何法律文书。我被打耳光、剥夺睡眠、固定姿势、每天24小时被强迫带手铐持续36天、威胁辱骂、强迫写认罪书,种种虐待,一言难尽。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立法上明确属于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但事实上,它不但成了法定羁押场所之外的审前羁押,而且因为不受看守所规则的束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成了比刑事拘留和逮捕更为严厉、更可怕的羁押措施。它大大地方便了警察、特务机构对被监禁者使用酷刑和施加非法压力,事实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的酷刑极为普遍和严重,而且被施以酷刑也难以取证。

当局大概从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实践中发现这是一种更方便、更有效的对付民主维权人士的手段,于是在2012年的刑诉法修改中将其扩大化,合法化。2013年施行的刑诉法第73条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再制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因此,警方可以任意决定将任何人指定监视居住,警方决定谁将被失踪。这就是目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法律依据,它是立法讨论过程中争议最大的条文之一,民间有人直接称之为“茉莉花条款”。它把茉莉花镇压期间的强迫失踪合法化,把臭名昭著的党内“双规”扩大化,把私设公堂、黑监狱合法化。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但实际上都是在公安、安全、检察系统专门办案的“培训中心”、“预防基地”、“警示 教育基地”、“廉政教育基地”,或者是经过侦查机关进行安全改造过后的宾馆和招待所等。法律允许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不予通知家属以及不予律师会见,而在实践中,这些特殊情况已经成为常态,导致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事实上就意味着强迫失踪。“强迫失踪”,正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想要达到的效果。

我在2011年被关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因为每次转换关押地点都被戴上黑头套,无法知道自己所处位置,但释放后根据同时被关的其他维权者的综合信息,第二个地方应该是位于密云的某处武警培训中心;而第三个地方,根据我掌握的信息,可以完全确定是位于北京昌平十三陵镇的卧虎山庄。这些地方远离市中心,数十名看守轮班随时监控,外界完全无法知晓,对于亲人朋友来说,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完全失踪了,不知是死是活,这对家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精神折磨。

2011年的茉莉花镇压、2015年709大抓捕,维权人士经历的就是这种强迫失踪的恐怖。严重的例子如王全璋律师,在2015年8月被绑架后两年多直到我写下这段文字时,仍没有任何一丝消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野蛮可见一斑,中共当局的残暴可见一斑。2010年中国政府拒绝加入联合国《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已经是不负责任;实践中针对民主人士、人权活动家、宗教人士的强迫失踪大量存在,公然践踏本国法律(有名的例子包括达赖喇嘛确认的班禅喇嘛从1995年5月17日起失踪至今、2009年新疆75事件后大量的维族人被强迫失踪等等);此后竟在刑事诉讼法中把强迫失踪合法化,可谓无耻之尤。

从立法条文和立法本意出发,“指定居所”只能作为监视场所而不能成为讯问场所和羁押场所,但实际上,这些地方不但成为专门的讯问场所,成为比监狱和看守所更严密的“超羁押场所”,更成为恐怖的酷刑中心。长时间剥夺睡眠、拳打脚踢、用电棍电击、长时间戴手铐脚镣、老虎凳、长时间坐吊吊椅、用烟熏眼睛、长时间固定姿势、扇耳光、不给食物和水、不让上厕所、长时间连续审讯、侮辱谩骂、暴力威胁、单独监禁、“包夹”……等等,都是在2011年“茉莉花镇压”和2015年“709大抓捕”中反反复复发生的。

已经披露出来的唐吉田、江天勇、李海、唐荆陵、野渡、谢阳、屠夫吴淦、李和平、李春富等人在失踪期间所受到的种种酷刑,有时候让人不忍卒读。让人尤其愤怒的是强迫喂药,包括李和平、李春富、谢燕益、李姝云、勾洪国在内的等许多709案当事人表示,在被关押期间被强迫服用不明药物,服药后出现程度不同的四肢无力、视力模糊等症状,部分709律师家属在一篇公开信中控诉到:“李春富律师、谢燕益律师、谢阳律师、李和平律师都折磨得和被抓前判若两人,四十几岁的年纪都象六十多岁的老人!李春富律师甚至精神受到严重刺激,意识恍惚,与人接触充满了恐惧!一个心理素质极好、身体健康的律师被折磨成这个样子!709被抓的人几乎全都被强迫服药,服药后肌肉酸痛,头晕目眩,意识不清……给健康人乱吃药,居心何在?”

曾因组织中国民主党而入狱八年的何德普,曾在2002年11月4日至2003年1月27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八十五天:“国保警察把我扒光了衣服按在一张木床上(木板上只有一层塑料布和一块白布单)对我说,按照国家监视居住的相关规定,我们能把你按在床上躺半年,没人知道。国保警察把我交给了他们的二十七名看守看管,他们四人一组,每两小时一换岗,四个看守站立在木床的两侧,各看管我的手腕和脚腕。看守的领导对我说,按照“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相关规定,被监视居住人的手腕和脚腕应在看管人员的视线之内,被监视人只准躺在床上,不准下床。……每天我都要遭受看守的谩骂、殴打,每天夜里都被四个看守各拉住我的手腕和脚腕,一起用力将我的身体拉成一个大字十几次。由于长时间一个固定姿势躺在木板床上不准动,肩部、背部、胯部与木板接触时间过长,其皮肤处都被硌破了,身下的白布单上留下了许多血迹。”

令人震惊的不仅仅是“暴行的残忍”,而且更是“暴行被实施时的轻率”。我从失去自由的那一瞬间,就立即能感受到。不由分说蒙头绑架、饭还没吃完就被夺走、随手的殴打、随口的威胁谩骂、随随便便地立下一个规矩,都让我痛苦万分。我整日被强迫面壁而坐,有一次一个看守竟然盯着我,不让我闭眼睛。暴政不仅仅体现在屠杀、恶法、腐败和大抓捕上,更体现在琐碎的细节中。本书大量的细节描写,生动地反映了中共政权的反人类面目。

直到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信息都来自于家属的公开信,以及分散性的报道,本书是第一个以更完整的画面呈现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下所遭受的痛苦。

本书的作者之一江孝宇,一位NGO工作者,在第八章中写到:

胖子狞笑着说:“你要不配合就不给你吃的。现在开始就不给你饭吃。你要是继续不配合,连水也不给。”“我们可以让你消失好几年,你老婆孩子也根本找不到你。”“我们可以合法地一直把你关下去!”


另一位受害者陈志修律师(第四章)的遭遇:

“房间很冷,尽管他给了我一条毯子。我仍然不能抵制那种寒冷。我光着身子,一个守卫会进入我的房间,掀起毯子,检查我是否睡觉。他把我推开,打我的脸,……窗帘总是拉着遮住了阳光。 在关我的期间,他们只拉开一次透透气。”

“头三天我的审讯是连续的。……我没有任何休息或食物。 直到第三天他们才给我两个小馒头和一些蔬菜。 两个馒头的大小加在一起也没有我手掌大。我觉得我会失去意识。 由于缺乏食物和睡眠,我总是感到头晕,但我仍然必须接受审讯。如果我坐不稳,在椅子上晃,他们会发出可怕的声音来震醒我。”


另一个作者写到:

“有时我要求喝一瓶水。我会紧紧抓住瓶子在手里,盯着标签看。至少这样可以读到东西。”


我在被关押期间对此也很有体会。因为被剥夺通信、阅读、写作、看电视、听音乐、说话等一切接触人类信息的机会,我有意识地用回忆、自言自语、构思文学作品等方法不让自己疯掉。有一次偶然看到包裹食物的一角报纸,我都很兴奋,终于可以看到一些文字!后来他们给我播放洗脑的纪录片,我听到片中好听的配乐,喜悦之极。

无论是肉体的酷刑还是精神的虐待,都难以用语言来描述和传达。然而最令人痛苦的往往不是酷刑本身。对与被关在黑监狱的良心犯来说,有两件事是更大的折磨:

一个是被迫认罪。本书一个作者描述的认罪过程:

“整个认罪过程是有明确步骤的。首先,他们给了我一个他们已写好的草稿,并要求我手抄一遍。这让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小学生,抄整本书,好像那是你应该学习的东西一样。他们不仅让我浪费时间抄供词,当我们开始录音时,还有人站在相机背后,举着大白纸,上面有我要读出的内容。如果我说错了,他们会让我重复一遍。我的每一句话,我说话的速度,我的声音,措辞,一切都必须完全按照他们的需要。如果我说错了,我们会重新再来一次。总而言之,大概用了七个小时。”


民主人士、维权人士是为了捍卫人权、追求自由而走上这条光荣的荆棘路的。但是在巨大的压力——生不如死的酷刑、重刑的威胁、对家人的威胁——之下,一些人被迫认罪,而当局会拿着这些认罪视频到官方电视台上公开播放,以此来混淆视听、打击反抗者的士气、贬低形象、分化支持者,这大概是一个政治犯最难受的时刻。当局的这种企图并不是总能达到目的,但多多少少有其效果。不少人因此承受着被误解、被疏远的痛苦,不少人自觉羞愧而退出维权活动。

另一个是威胁和迫害家人。一般来说,在专制体制下选择成为一名民主人士或人权捍卫者,应该清楚从事这一事业的风险,并且对此有所准备。当喝茶、软禁、劳教、关押和酷刑都无法让我们屈服、无法让我们停止抗争的时候,为了达到最大的威慑目的,将种种痛苦施加到我们的亲人身上,就成为专制当局常常采用、熟练运用的一种手段了。在我的经验里,争取自由的公民们最难以平衡的,就是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的冲突。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情况下,种种酷刑在持续,一切虐待都有可能,一切信息被剥夺,一丝希望都看不到,软硬兼施之下,威胁家人的做法往往能给被关押者施加最大的压力。很多妥协、屈服、沉默,甚至放弃,是在父母、配偶、孩子等家人遭到迫害威胁或者已经遭到迫害之后而不得已做出的选择。中共也自然清楚这一点。我在香港苹果日报上发表的《中共的政治株连》一文中有专门的列举和论述。

和臭名昭著的中共“双规”制度一样,“指定场所监视居住制度”也是一种“超羁押手段”,因为实践中的异化、并且严重侵犯人权,明显与现代法治文明背道而驰,法学界一直有人呼吁彻底废除之。饱受酷刑的民主人士何德普认为,“中国的监视居住制度是最残忍的酷刑制度之一。”但在一党专制体制之下,缺少司法独立、缺少反映民意的渠道,当局在“维稳”的名义之下明显加强对维权运动的镇压和对社会的严密控制,这种呼吁得不到任何回声。但本书的出版自然有其重要意义:揭露真相,记录苦难,见证罪恶,将是通往正义的道路上不可缺少的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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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人权律师,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目前为纽约大学亚美法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他在北京联合创立了两个NGO——分别是2003年的公盟和2010年的北京兴善研究所。由于他活跃的人权工作,分别在2008年和2011年遭到中国秘密警察绑架和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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