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光》第三期：知识分子（2020年8月10号）
本期主题：知识分子
主编：火光小编E号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 《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陈寅恪
目录：
端点星之声
知识分子能做什么
文艺杂谈
鲁本斯的朋友圈：《鲁本斯：与曼图瓦朋友们的自画像》
知识分子的殿堂：《雅典学院》
莱布尼茨：理性地看待中国人的价值观
爱德华·W·萨义德 – 知识分子论
史景迁 – 天安門：中國的知識份子與革命
托尼·朱特 – 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
汉娜·阿伦特 – 黑暗时代的人们
学海无涯
裴宜理： 国家权力如何赢得知识分子的“默许”？
林垚：灯塔主义与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川化”
极客摆渡
斯诺登：大规模监控的时代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谁拥有TikTok并不重要
笑林广记
费说新语：红朝见闻录（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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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个评论
知识分子能做什么？
作者：CD
“知识分子”，原是20世纪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文献中引进的名词。此词对应俄语中的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及英语中的intelligentsia（中文早期译为“智识阶层”），意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且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团体。有意思的是，“知识分子”这个译名，在其原产地日本并没流行开，反而在中国扎下根来，并被中共的阶级分析文化所推广。对于此词的溯源与使用，可参考《“Intellectual”的中国版本》一文。
总之，“知识分子”一词，无论是从定义上来讲还是历史上来看，本身就和政治参与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在听到“知识分子应该去政治化”、“知识分子应该专心做学问，远离政治”之类的倡议时，我总是有一种荒谬感，彷佛听到“牛奶应该去蛋白质化”。不过，中国虽然牛奶的蛋白质指标不高，知识分子的政治化程度却一向很高；无论是作为统战对象还是改造对象，知识分子似乎只有两种选择，非红即白，非左即右——或者在今天大陆的宣传语境里，非“爱国”即“公知”。在一个看似政治冷感、其实高度政治化的社会里，“去政治化”纯属掩耳盗铃，不过是接受政治的默认值而已。
抛开这些混乱，我以为，“知识分子”，只需要两个条件：第一，具有专业知识；第二，参与相关的公共议题。或者说，知识分子是那些试图用自己的知识参与政策讨论、或是影响公共事务的人。目前被污名化的“公共知识分子”，原是知识分子的本来面貌。当然，“知识分子”这个词，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而其根本原因，是教育仍缺乏普及，而“专业知识”（其中包括对信息的了解和对思维方法的训练）的成本依然昂贵。在高中毕业生仅占人口比例25%、大学生12%、研究生则低于1%的中国，更是如此。（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9 2018年数据计算；高中毕业生仅包括普高和职高人数，不包括3.5%的中专毕业生。）
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张跃然近期在“政见”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研究手记：我做的研究到底有什么用》，叙述了自己对学术和现实之间关系的思考，其中便涉及“学者（类似知识分子）能做什么”这一问题。张言，美国的学术圈，学术成果产生社会影响的方式，主要是向政府官员“建言献策”，以及通过媒体“塑造公共舆论”，但张认为这两种方法都高度“精英化”。另一条路径，是学者与社会运动的结合；与此相关亦有两种理论，一种认为学者可以对社运提供指导，另一种认为学者可以帮助边缘化群体发声。但张认为这两种理论依然无法达到学者与运动之间“平等、交互地对话，一同完成知识生产”这种理想状态。在文章的最后，张给出的尝试性方案是，学者本身便具有特权，但其目标不应该是“消解自身的特权”，而是 “有意识地、策略性地运用自身的特权，来为最终消除一切特权的事业服务。” 例如，“去研究运动所必须面对的那个力量，研究国家和资本的权力运作黑箱，研究它几十年来是如何变化的。这恰恰是运动参与者非常需要却又不易获得的知识。”
虽然中国的情况与美国有很多差异——其中之一便是对任何民间组织、运动的极度警惕和强力压制，张的文章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依然有很多启示。在中共的权力触角越伸越广、试图将所有阶层从思想到行为都牢牢控制在铁幕之下时，中国的知识分子相较其他民众，依然属于“精英”阶层，具有一些“特权”。知识分子有什么特权？用这些特权能做什么，又该怎么做？我认为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关键问题。
仅聚焦在政治参与这一点上，政治为众人之事，原该是谁都可以说上几句的。无奈中共治下“国情”特殊，审查和自我审查泛滥，墙外信息隔离墙内信息近亲繁殖，政治言论潜在风险也高。于是，“莫谈国是，娱乐至死”便成为了很多人的座右铭。但这并不代表有影响政治之心的知识分子就对此无能为力。在信息滞涩的环境下，受过学术训练的知识分子，更应是具有信息优势的人，包括如何及时地接触、收集信息，如何科学地处理、分析、总结信息，以及如何有技巧地将这些信息传递给自己的目标受众。
当然，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不同，走的路径也不同。有人选择与公权力合作，有人选择在官方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宣传自己的思想，有人选择参与和支持社会运动，有人选择冒着政治风险进行公开异议，也有人选择成为匿名的行动者，等等。这些道路，且不论是非对错，如果仅从“能否达到想要达到的效果”这个角度来看，每个人都值得问问自己，有没有达到初衷。例如，与公权力合作的知识分子，是影响了公权力，还是为其所控制甚至吞噬？宣传自己思想的知识分子，影响了多少人？参加社运的知识分子，是否推动了运动进程？公开或匿名表达异议的知识分子，是否有效传达了反对的声音？
其实，“知识分子”并不高大上，每个具有专业知识、技术，希望影响政治的人，都可以是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自信点，“公共知识分子”。 无论是实践者，试图连接不同的群体，或传达权利诉求；还是启蒙者，试图普及教育，或宣传价值观；亦或是技术主义者，试图推广信息技术——今天的知识分子，如果相信言论自由的理想，认同消解特权的目标，那么继续学习、广泛传递其目标受众关心的信息和知识——包括在专制政权下自我保护的知识，重视行动的技巧和效果，或为要务。
端点星之声是火光的政治评论栏目，主要包括对时政的深度评论。
作者：CD
“知识分子”，原是20世纪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文献中引进的名词。此词对应俄语中的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及英语中的intelligentsia（中文早期译为“智识阶层”），意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且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团体。有意思的是，“知识分子”这个译名，在其原产地日本并没流行开，反而在中国扎下根来，并被中共的阶级分析文化所推广。对于此词的溯源与使用，可参考《“Intellectual”的中国版本》一文。
总之，“知识分子”一词，无论是从定义上来讲还是历史上来看，本身就和政治参与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在听到“知识分子应该去政治化”、“知识分子应该专心做学问，远离政治”之类的倡议时，我总是有一种荒谬感，彷佛听到“牛奶应该去蛋白质化”。不过，中国虽然牛奶的蛋白质指标不高，知识分子的政治化程度却一向很高；无论是作为统战对象还是改造对象，知识分子似乎只有两种选择，非红即白，非左即右——或者在今天大陆的宣传语境里，非“爱国”即“公知”。在一个看似政治冷感、其实高度政治化的社会里，“去政治化”纯属掩耳盗铃，不过是接受政治的默认值而已。
抛开这些混乱，我以为，“知识分子”，只需要两个条件：第一，具有专业知识；第二，参与相关的公共议题。或者说，知识分子是那些试图用自己的知识参与政策讨论、或是影响公共事务的人。目前被污名化的“公共知识分子”，原是知识分子的本来面貌。当然，“知识分子”这个词，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而其根本原因，是教育仍缺乏普及，而“专业知识”（其中包括对信息的了解和对思维方法的训练）的成本依然昂贵。在高中毕业生仅占人口比例25%、大学生12%、研究生则低于1%的中国，更是如此。（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9 2018年数据计算；高中毕业生仅包括普高和职高人数，不包括3.5%的中专毕业生。）
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张跃然近期在“政见”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研究手记：我做的研究到底有什么用》，叙述了自己对学术和现实之间关系的思考，其中便涉及“学者（类似知识分子）能做什么”这一问题。张言，美国的学术圈，学术成果产生社会影响的方式，主要是向政府官员“建言献策”，以及通过媒体“塑造公共舆论”，但张认为这两种方法都高度“精英化”。另一条路径，是学者与社会运动的结合；与此相关亦有两种理论，一种认为学者可以对社运提供指导，另一种认为学者可以帮助边缘化群体发声。但张认为这两种理论依然无法达到学者与运动之间“平等、交互地对话，一同完成知识生产”这种理想状态。在文章的最后，张给出的尝试性方案是，学者本身便具有特权，但其目标不应该是“消解自身的特权”，而是 “有意识地、策略性地运用自身的特权，来为最终消除一切特权的事业服务。” 例如，“去研究运动所必须面对的那个力量，研究国家和资本的权力运作黑箱，研究它几十年来是如何变化的。这恰恰是运动参与者非常需要却又不易获得的知识。”
虽然中国的情况与美国有很多差异——其中之一便是对任何民间组织、运动的极度警惕和强力压制，张的文章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依然有很多启示。在中共的权力触角越伸越广、试图将所有阶层从思想到行为都牢牢控制在铁幕之下时，中国的知识分子相较其他民众，依然属于“精英”阶层，具有一些“特权”。知识分子有什么特权？用这些特权能做什么，又该怎么做？我认为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关键问题。
仅聚焦在政治参与这一点上，政治为众人之事，原该是谁都可以说上几句的。无奈中共治下“国情”特殊，审查和自我审查泛滥，墙外信息隔离墙内信息近亲繁殖，政治言论潜在风险也高。于是，“莫谈国是，娱乐至死”便成为了很多人的座右铭。但这并不代表有影响政治之心的知识分子就对此无能为力。在信息滞涩的环境下，受过学术训练的知识分子，更应是具有信息优势的人，包括如何及时地接触、收集信息，如何科学地处理、分析、总结信息，以及如何有技巧地将这些信息传递给自己的目标受众。
当然，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不同，走的路径也不同。有人选择与公权力合作，有人选择在官方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宣传自己的思想，有人选择参与和支持社会运动，有人选择冒着政治风险进行公开异议，也有人选择成为匿名的行动者，等等。这些道路，且不论是非对错，如果仅从“能否达到想要达到的效果”这个角度来看，每个人都值得问问自己，有没有达到初衷。例如，与公权力合作的知识分子，是影响了公权力，还是为其所控制甚至吞噬？宣传自己思想的知识分子，影响了多少人？参加社运的知识分子，是否推动了运动进程？公开或匿名表达异议的知识分子，是否有效传达了反对的声音？
其实，“知识分子”并不高大上，每个具有专业知识、技术，希望影响政治的人，都可以是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自信点，“公共知识分子”。 无论是实践者，试图连接不同的群体，或传达权利诉求；还是启蒙者，试图普及教育，或宣传价值观；亦或是技术主义者，试图推广信息技术——今天的知识分子，如果相信言论自由的理想，认同消解特权的目标，那么继续学习、广泛传递其目标受众关心的信息和知识——包括在专制政权下自我保护的知识，重视行动的技巧和效果，或为要务。
端点星之声是火光的政治评论栏目，主要包括对时政的深度评论。
鲁本斯的朋友圈：《与曼图瓦的朋友们的自画像》
作者：N
这幅画名为《与曼图瓦的朋友们的自画像》创作于1602-1608年。按起始时间算，鲁本斯当时不过25岁。
图像中央靠右，处于黄金分割点位置相貌堂堂的男子，就是画家鲁本斯本人^[1]。25岁的鲁本斯的朋友圈，绝对令今天的同龄人羡慕。鲁本斯后面鼻直口正的侧颜是他的亲哥哥菲利普。菲利普是一位学者，是鲁汶大学的大哲学家利普修斯（Justus Lipsius）的得意门生。1601年他去意大利游学，不久在意大利著名学府博洛尼亚大学获得教职。
最右边的侧面老者，正是菲利普的老师利普修斯。他是复兴古代斯多葛主义的倡导者，并开创了新斯多葛主义运动。他在当时欧洲文化界赫赫有名，影响了一代思想家。
其余是谁争议颇大。主流的说法是最左边的两个人分别是法兰德斯画家小弗兰斯·普布斯和德国学者嘉士伯·斯考比。
最引人注目的是前排左边这位看向右边的侧颜者。根据2019年鲁本斯研究所(Rubenianum) 有关“艺术与天文学”的研究，这个人居然是大名鼎鼎的伽利略！在上一期“艺术与星辰”中，我们曾经介绍过鲁本斯与伽利略的关系。
伽利略头顶上的那几朵红云（见上图），很长时间里被人们忽视。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这很有可能是1605年10月12日出现的日食。鉴于这在当时欧洲知识分子圈子中是个热议的天文现象，对科学热衷的鲁本斯也一定不会错过。把这一现象绘制到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题的画作里，是合情合理的。甚至有人认为，这副作品整体偏黑的背景，正是为了烘托这个现象。
鲁本斯的同时代人对于天体现象非常感兴趣。当时的著名文学作品中对天体运行多有描述。1604年人们观测到一颗超新星，1618年还有一颗彗星飞过。这些现象都被当时的知识分子所乐道。鲁本斯甚至在自己家的屋顶上安装了一个彗星装饰物。
鲁本斯交友广阔，与很多文学家和科学家保持通信联系。他的其中一个朋友， Nicolas-Claude Fabri de Peiresc，法国文化科学及政界的活跃人物，是最早拥有望远镜的人之一，并因发现了猎户星座而闻名。
甚至梵蒂冈也参与了天文热潮之中（这着实有悖于人们对于教会的刻板印象）。教皇于1580年建立了格里高利天文塔（Gregorian Tower）进行天文观测。后来教皇的天文学站转移到了罗马近郊的冈多菲堡（Castel Gandolfo）。时至今日，隶属于梵蒂冈天文台的天文研究小组则附设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斯图尔德天文台（Steward Observatory）内。16世纪的耶稣会内部也有也有好几名天文学家，而耶稣会是鲁本斯重要的艺术赞助人。
鲁本斯的朋友圈，展现了一个科学与艺术交相辉映的时代。走过漫长中世纪、进入早期现代时期的欧洲，人们对知识的渴望如此强烈，打破了长期固有的藩篱，现代文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萌发生长。
然而，另一方面，愚昧和迷信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炼金术和江湖术士仍然活跃。可以说，中国文明发展史上出现过或存在着的挫折和阻碍，欧洲也曾经经历过。因此，中国的前途，尽管迷雾重重，千折百回，但仍有柳暗花明之希望。借此一文，与同路人共勉。
----老鲁家风流韵事的分割线----
[1] 鲁本斯的英俊外表和潇洒风度在当时的欧洲文坛政界颇为有名。这一点，其实算得上是家传。鲁本斯的父亲扬·鲁本斯（下面简称老鲁本斯）的肖像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却因一件风流轶事而青史留名：身为律师的老鲁本斯曾给荷兰国父奥兰治公爵（现任荷兰国王的祖先）戴过绿帽。他曾经是公爵夫人“萨克森的安妮”的情夫，在公爵夫人的娘家领地西尔根(Siegen)，公爵夫人更跟有妇之夫老鲁本斯于1571年生下一女。
公爵气得绿灯爆表，将公爵夫人囚禁，并要处死老鲁。老鲁妻不计前嫌，多方为他奔走，终于使得老鲁被释放。
老鲁回到家后，对发妻感激涕零，结草衔环，1574年，长子菲利普·鲁本斯出生；三年后，彼得·保罗·鲁本斯（即画家鲁本斯）出生。
而公爵夫人安妮，则因长期囚禁而精神崩溃，经历了一次自杀未遂之后，一直被关在门窗都安了铁栏杆的房间里。在鲁本斯出生的同一年，安妮病逝（史称其大量出血不止），时年仅32岁。相比代价仅仅是终身不得在西尔根执业（世界那么大，这个代价可谓微乎其微）的老鲁本斯，公爵夫人的一生可谓短暂和悲剧性。
作者：N
这幅画名为《与曼图瓦的朋友们的自画像》创作于1602-1608年。按起始时间算，鲁本斯当时不过25岁。
图像中央靠右，处于黄金分割点位置相貌堂堂的男子，就是画家鲁本斯本人^[1]。25岁的鲁本斯的朋友圈，绝对令今天的同龄人羡慕。鲁本斯后面鼻直口正的侧颜是他的亲哥哥菲利普。菲利普是一位学者，是鲁汶大学的大哲学家利普修斯（Justus Lipsius）的得意门生。1601年他去意大利游学，不久在意大利著名学府博洛尼亚大学获得教职。
最右边的侧面老者，正是菲利普的老师利普修斯。他是复兴古代斯多葛主义的倡导者，并开创了新斯多葛主义运动。他在当时欧洲文化界赫赫有名，影响了一代思想家。
其余是谁争议颇大。主流的说法是最左边的两个人分别是法兰德斯画家小弗兰斯·普布斯和德国学者嘉士伯·斯考比。
最引人注目的是前排左边这位看向右边的侧颜者。根据2019年鲁本斯研究所(Rubenianum) 有关“艺术与天文学”的研究，这个人居然是大名鼎鼎的伽利略！在上一期“艺术与星辰”中，我们曾经介绍过鲁本斯与伽利略的关系。
伽利略头顶上的那几朵红云（见上图），很长时间里被人们忽视。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这很有可能是1605年10月12日出现的日食。鉴于这在当时欧洲知识分子圈子中是个热议的天文现象，对科学热衷的鲁本斯也一定不会错过。把这一现象绘制到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题的画作里，是合情合理的。甚至有人认为，这副作品整体偏黑的背景，正是为了烘托这个现象。
鲁本斯的同时代人对于天体现象非常感兴趣。当时的著名文学作品中对天体运行多有描述。1604年人们观测到一颗超新星，1618年还有一颗彗星飞过。这些现象都被当时的知识分子所乐道。鲁本斯甚至在自己家的屋顶上安装了一个彗星装饰物。
鲁本斯交友广阔，与很多文学家和科学家保持通信联系。他的其中一个朋友， Nicolas-Claude Fabri de Peiresc，法国文化科学及政界的活跃人物，是最早拥有望远镜的人之一，并因发现了猎户星座而闻名。
甚至梵蒂冈也参与了天文热潮之中（这着实有悖于人们对于教会的刻板印象）。教皇于1580年建立了格里高利天文塔（Gregorian Tower）进行天文观测。后来教皇的天文学站转移到了罗马近郊的冈多菲堡（Castel Gandolfo）。时至今日，隶属于梵蒂冈天文台的天文研究小组则附设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斯图尔德天文台（Steward Observatory）内。16世纪的耶稣会内部也有也有好几名天文学家，而耶稣会是鲁本斯重要的艺术赞助人。
鲁本斯的朋友圈，展现了一个科学与艺术交相辉映的时代。走过漫长中世纪、进入早期现代时期的欧洲，人们对知识的渴望如此强烈，打破了长期固有的藩篱，现代文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萌发生长。
然而，另一方面，愚昧和迷信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炼金术和江湖术士仍然活跃。可以说，中国文明发展史上出现过或存在着的挫折和阻碍，欧洲也曾经经历过。因此，中国的前途，尽管迷雾重重，千折百回，但仍有柳暗花明之希望。借此一文，与同路人共勉。
----老鲁家风流韵事的分割线----
[1] 鲁本斯的英俊外表和潇洒风度在当时的欧洲文坛政界颇为有名。这一点，其实算得上是家传。鲁本斯的父亲扬·鲁本斯（下面简称老鲁本斯）的肖像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却因一件风流轶事而青史留名：身为律师的老鲁本斯曾给荷兰国父奥兰治公爵（现任荷兰国王的祖先）戴过绿帽。他曾经是公爵夫人“萨克森的安妮”的情夫，在公爵夫人的娘家领地西尔根(Siegen)，公爵夫人更跟有妇之夫老鲁本斯于1571年生下一女。
公爵气得绿灯爆表，将公爵夫人囚禁，并要处死老鲁。老鲁妻不计前嫌，多方为他奔走，终于使得老鲁被释放。
老鲁回到家后，对发妻感激涕零，结草衔环，1574年，长子菲利普·鲁本斯出生；三年后，彼得·保罗·鲁本斯（即画家鲁本斯）出生。
而公爵夫人安妮，则因长期囚禁而精神崩溃，经历了一次自杀未遂之后，一直被关在门窗都安了铁栏杆的房间里。在鲁本斯出生的同一年，安妮病逝（史称其大量出血不止），时年仅32岁。相比代价仅仅是终身不得在西尔根执业（世界那么大，这个代价可谓微乎其微）的老鲁本斯，公爵夫人的一生可谓短暂和悲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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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殿堂：《雅典学院》
作者：小火花
原帖地址：https://2049post.wordpress.com/2020/08/10/v3art2/
拉斐尔·圣齐奥（Raffaello Sanzio da Urbino，1483年4月6日－1520年4月6日）常常被称为“文艺复兴三杰”之一。^[1]“三杰”分别为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和拉斐尔。
同时代的艺术家暨艺术史学家乔治·瓦萨里(Giorgio Vasari, 1511-1574)，将1495-1520这25年间的许多奉为艺术作品典范，这一阶段后来也被18世纪的德国艺术史学家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1768）被称为“文艺复兴盛期”(High Renaissance)。
如果说“三杰”中的米开朗基罗是一位不容于世的孤独天才，拉斐尔则社交界和赞助人圈子里如鱼得水。相比米开朗基罗的强烈、有力、悲怆的英雄主义作品，拉斐尔的作品显得轻松、优雅和娴静。
拉斐尔所画的圣母，温柔娴静，配色优雅，构图呈稳健的三角形
那一长串天顶壁画和一整面墙的最后审判，都是米开朗基罗的杰作。
尽管都以杰出的艺术天才被教廷雇佣，同在教堂里画壁画，米开朗基罗的成就，是真的豁出自己的健康拼出来的。有他自己在信中的涂鸦为证：
米开朗基罗要这样仰着脖子悲催地画上几个月。天花板上那个米其林宝宝大眼仔，或许就是卡通版的上帝？
米开朗基罗还把自己的悲催作画身影画进了壁画中：
而拉斐尔，凭借自己的超高人气，早已组建了一支画家队伍作为帮手。大家轮流作业，不要太轻松。
拉斐尔自画像
拉斐尔的代表作之一《雅典学院》是梵蒂冈使徒宫的签字大厅内的一幅壁画，签字大厅是教皇签署谕令的场所。
拉斐尔设计了四壁和天花板上的壁画，涵盖了个领域的知识：神学、哲学、法律和艺术。这间大厅的画作体现了盛期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知识积累。其中《雅典学院》被视为是拉斐尔的代表作。尽管拉菲尔雇佣了一大批画家当帮手，但构图设计是由他亲自完成。
《雅典学院》的名字是后人根据内容所起。图中人物与建筑之间的呼应颇值得称道。背景中高大的穹顶和雕像，象征着古典人文主义的精神，同时赋予了基督教的意义。此外，此图还是焦点透视应用的典范。
画面的正中央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周围环绕着西方文明史上不同时期的哲学家、科学家和艺术家。每个人物都姿态各异，人物与人物之间都有相互呼应关系。（见下图）。
画面正中的两人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左）手中拿着他的著作《Timaeus》，这是一本关于天体学与数字命理学的书，也是新柏拉图主义的理论基础。右边的人物是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他手里拿着一部《伦理学》。其他人物身份如下图所示。
《雅典学院》反映了16世纪初欧洲盛行的人文主义精神。画上的学者们分属不同知识阵营，有的观点甚至对立，但不妨碍他们济济一堂；知识只有碰撞，才能激发智慧的火花。
值得一提的是，R标记的头像是拉斐尔，右上角黑衣戴帽者为此壁画作者本人，拉斐尔还用了米开朗基罗的肖像绘制了赫拉克利特（13）。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地位大大提升。在这幅画中，艺术家得以穿着长袍与哲学家们站在一起，表明艺术在此时被知识领域所接纳，艺术家也进入了知识分子的殿堂。
人物身份：
[1] 小火花的碎碎念：不过，我不喜欢这种把人归类到“三杰”，“七贤”，“双圣”这种称呼上去，因为它们培养了一种偷懒的惯性，似乎一个头衔就说明了一切，不用追根究底。况且，那个艺术繁荣天才辈出的年代，除了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和达芬奇，还有乔尔乔内，提香，波提切利等大家，岂是三个名额就涵盖得了的？
作者：小火花
原帖地址：https://2049post.wordpress.com/2020/08/10/v3art2/
拉斐尔·圣齐奥（Raffaello Sanzio da Urbino，1483年4月6日－1520年4月6日）常常被称为“文艺复兴三杰”之一。^[1]“三杰”分别为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和拉斐尔。
同时代的艺术家暨艺术史学家乔治·瓦萨里(Giorgio Vasari, 1511-1574)，将1495-1520这25年间的许多奉为艺术作品典范，这一阶段后来也被18世纪的德国艺术史学家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1768）被称为“文艺复兴盛期”(High Renaissance)。
如果说“三杰”中的米开朗基罗是一位不容于世的孤独天才，拉斐尔则社交界和赞助人圈子里如鱼得水。相比米开朗基罗的强烈、有力、悲怆的英雄主义作品，拉斐尔的作品显得轻松、优雅和娴静。
拉斐尔所画的圣母，温柔娴静，配色优雅，构图呈稳健的三角形
那一长串天顶壁画和一整面墙的最后审判，都是米开朗基罗的杰作。
尽管都以杰出的艺术天才被教廷雇佣，同在教堂里画壁画，米开朗基罗的成就，是真的豁出自己的健康拼出来的。有他自己在信中的涂鸦为证：
米开朗基罗要这样仰着脖子悲催地画上几个月。天花板上那个米其林宝宝大眼仔，或许就是卡通版的上帝？
米开朗基罗还把自己的悲催作画身影画进了壁画中：
而拉斐尔，凭借自己的超高人气，早已组建了一支画家队伍作为帮手。大家轮流作业，不要太轻松。
拉斐尔自画像
拉斐尔的代表作之一《雅典学院》是梵蒂冈使徒宫的签字大厅内的一幅壁画，签字大厅是教皇签署谕令的场所。
拉斐尔设计了四壁和天花板上的壁画，涵盖了个领域的知识：神学、哲学、法律和艺术。这间大厅的画作体现了盛期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知识积累。其中《雅典学院》被视为是拉斐尔的代表作。尽管拉菲尔雇佣了一大批画家当帮手，但构图设计是由他亲自完成。
《雅典学院》的名字是后人根据内容所起。图中人物与建筑之间的呼应颇值得称道。背景中高大的穹顶和雕像，象征着古典人文主义的精神，同时赋予了基督教的意义。此外，此图还是焦点透视应用的典范。
画面的正中央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周围环绕着西方文明史上不同时期的哲学家、科学家和艺术家。每个人物都姿态各异，人物与人物之间都有相互呼应关系。（见下图）。
画面正中的两人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左）手中拿着他的著作《Timaeus》，这是一本关于天体学与数字命理学的书，也是新柏拉图主义的理论基础。右边的人物是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他手里拿着一部《伦理学》。其他人物身份如下图所示。
《雅典学院》反映了16世纪初欧洲盛行的人文主义精神。画上的学者们分属不同知识阵营，有的观点甚至对立，但不妨碍他们济济一堂；知识只有碰撞，才能激发智慧的火花。
值得一提的是，R标记的头像是拉斐尔，右上角黑衣戴帽者为此壁画作者本人，拉斐尔还用了米开朗基罗的肖像绘制了赫拉克利特（13）。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地位大大提升。在这幅画中，艺术家得以穿着长袍与哲学家们站在一起，表明艺术在此时被知识领域所接纳，艺术家也进入了知识分子的殿堂。
人物身份：
- 季蒂昂的芝诺：在伊壁鸠鲁左侧的老者。
- 伊壁鸠鲁：头戴叶冠者，主张“人的幸福是追求心灵中永远的快乐”。
- 未知。
- 阿那克西曼德：毕达哥拉斯左边的老者是阿那克西曼德。
- 阿维罗伊：毕达哥拉斯后方头缠白巾手放在胸口的老者。
- 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前方蹲著看书的秃顶老人在厚书上写字者，亦是《毕达哥拉斯定理》发明者。
- 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双手交叉于胸前，为希腊马其顿王。金发，蓝色上衣，身穿白袍者。
- 安提西尼：在色诺芬左边的是苏格拉底的门徒安提西尼，犬儒学派的创始人。
- 希帕提娅：阿维洛伊身旁白衣长发者是知名古希腊女性数学家希帕提娅，参照了乌尔比诺公爵弗朗切斯科·玛丽亚一世·德拉罗维雷或者是作者的夫人玛格丽塔所绘。
- 色诺芬：苏格拉底身旁着衣水蓝袍的是军事与文史学家色诺芬。
- 巴门尼德：打开书本看着毕氏的是持存在论的思想家巴门尼德。
- 哲人苏格拉底:穿绿袍转身向左扳手指与人争辩者。
- 赫拉克利特：最前方中央偏左握笔倚桌思考者，是持流变论的代表人物赫拉克里特，但拉斐尔用米开朗基罗的脸来绘制。
- 哲人柏拉图：以手指指天。有人认为拉斐尔以达芬奇为原型绘制的此人物。
- 哲人亚里士多德。
- 第欧根尼：斜躺在阶梯上半裸著的老人，是古希腊犬儒学派学者。
- 未知。
- 欧几里得：右下躬著身子，手执圆规量著一个几何图形。
- 琐罗亚斯德：手持天球仪者。
- 20.天文学家托勒密：手持地球仪者。
- 乌尔比诺公爵：右下角拉斐尔身旁白衣少年是当时教皇的侄子、有名的艺术爱好者乌尔比诺公爵弗朗切斯科·玛丽亚一世·德拉罗维雷。
[1] 小火花的碎碎念：不过，我不喜欢这种把人归类到“三杰”，“七贤”，“双圣”这种称呼上去，因为它们培养了一种偷懒的惯性，似乎一个头衔就说明了一切，不用追根究底。况且，那个艺术繁荣天才辈出的年代，除了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和达芬奇，还有乔尔乔内，提香，波提切利等大家，岂是三个名额就涵盖得了的？
莱布尼茨：理性地看待中国人的价值观
作者：小火花
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是欧洲科学文化史上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对知识的贡献横跨了数学、微积分、自然科学以及哲学等多个领域。国人不太了解的是，莱布尼茨是最早研究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欧洲学者之一。
莱布尼茨生活的年代，折算到中国，是清朝初年。当时翻译成欧洲语言的中国书籍寥寥无几，而且几乎全都来自于耶稣会传教士们的贡献。以利玛窦（Matteo Ricci）、龙华民（Nicholas Longobardi）、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等为代表的博学传教士们，一边在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设法找到传播基督教的机会，一边将《论语》、《大学》等儒家经典的关键篇章翻译成欧洲语言。通过阅读这些著作，莱布尼茨对易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试图寻找易经六爻结构与他自己设计的二进制数字系统之间的关联。
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在写给莱布尼茨的信中所附的易经插图
莱布尼茨不仅阅读传教士们翻译过来的中国著作，还与远东传教士们保持了频繁的书信往来——伟大的“书信共和国”也因为莱布尼茨而延展到了东方的中国。远东的传教士有任何知识上的需求（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个求知不倦的皇帝没少给传教士们出难题），不管是算数、微积分、化学、物理、、地理、几何、艺术、天文、军事、医学，莱布尼茨有求必应，自己解答不了的就转给其他学者，并负责到底。
莱布尼茨作为“书信共和国”中首屈一指的“交际花”，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上至王公贵族，下到贩夫走卒，人脉之广，一时无两。钦天监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的助手闵明我（Philippus Maria Grimaldi，1639-1712）曾希望借道俄罗斯前往中国（由于海路由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几个海上大国所控制且相当凶险），特地请莱布尼茨予以协助。于是莱布尼茨就充当了这场三百年前的长途探险的人工导航仪。闵明我一路上遇到任何困难，都会写信给莱布尼茨，莱布尼茨搜集传递信息并从中斡旋（如何收发信件我仍有疑问，也许耶稣会有特定的信件中转站），甚至有可能动用到了他与彼得大帝的私人交情。在此期间，莱布尼茨还发表了Novissima Sinica(News from China)一书，阐述耶稣会取道俄国的重要性以及对俄国的好处，为耶稣会的旅行线路背书。
尽管莱布尼茨支持耶稣会的工作，但那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学者之间相互帮助，甚至社交上互相抬轿的考虑。必须要说明的是，耶稣会和莱布尼茨在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上，截然不同。虽然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传播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们的初衷是传教。翻译中国典籍、研究中国文化的目的，是研究中国人的世界观与基督教信仰的相似之处，以寻找传教的突破口。他们对于儒家即钦佩又抽离，对于佛教则是痛恨和诅咒。这些意识都体现在了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态度和评价上。
而莱布尼茨则不同。在《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中，莱布尼茨表示：“我对中国人的拜神方式不感兴趣，不会去谴责或合理化，我只是想研究他们的学说。”^[1] 这话充分体现了启蒙运动的价值观，即知识的开放性和研究者的理性。莱布尼茨对于中国知识的态度，与其他任何知识一样，脱离了政治和宗教的考量，立足于“求知”这一唯一的真理。
莱布尼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理”“道”的概念感兴趣，并对“阴阳学说的延展性感到好奇。由于材料极其有限，莱布尼茨的研究只停留在比较浅的层面上。但他的思考角度时至今日对我们仍有启发。
莱布尼茨对于中国的好奇，是出于一种难能可贵的纯粹的开放性，他对中国文化的探索，既没有任何恐惧或防卫的痕迹，也没有高人一等的傲慢；对于中国人的世界观和知识体系没有作出浅薄的道德判断，也没有强加任何规范性的框架。比如二进制数学，他在中国典籍中寻找相似之处，试图找出人类思考方式的共性及其深层的人文根源。真正的自信和智慧正是如此。
莱布尼茨的精神在今天仍然重要。尽管今天西方汉学已成显学，但西方学术界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仍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西方传教士的窠臼：要么想拯救中国，要么想诅咒中国，要么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随时有趋向其中一端的危险。而莱布尼茨在17世纪就已经指出了一个方向：应尽可能摒弃偏见，以冷静、客观和开放的态度看待中国人的文化和价值观。
[1].Leibniz, `Writings on China’, Discourse on the Natural Theology of the Chinese. trans and edited by Daniel J Cook and Henry Rosemont Jr, Open Court, LaSalle and Illinois, 1994, 123.
作者：小火花
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是欧洲科学文化史上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对知识的贡献横跨了数学、微积分、自然科学以及哲学等多个领域。国人不太了解的是，莱布尼茨是最早研究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欧洲学者之一。
莱布尼茨生活的年代，折算到中国，是清朝初年。当时翻译成欧洲语言的中国书籍寥寥无几，而且几乎全都来自于耶稣会传教士们的贡献。以利玛窦（Matteo Ricci）、龙华民（Nicholas Longobardi）、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等为代表的博学传教士们，一边在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设法找到传播基督教的机会，一边将《论语》、《大学》等儒家经典的关键篇章翻译成欧洲语言。通过阅读这些著作，莱布尼茨对易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试图寻找易经六爻结构与他自己设计的二进制数字系统之间的关联。
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在写给莱布尼茨的信中所附的易经插图
莱布尼茨不仅阅读传教士们翻译过来的中国著作，还与远东传教士们保持了频繁的书信往来——伟大的“书信共和国”也因为莱布尼茨而延展到了东方的中国。远东的传教士有任何知识上的需求（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个求知不倦的皇帝没少给传教士们出难题），不管是算数、微积分、化学、物理、、地理、几何、艺术、天文、军事、医学，莱布尼茨有求必应，自己解答不了的就转给其他学者，并负责到底。
莱布尼茨作为“书信共和国”中首屈一指的“交际花”，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上至王公贵族，下到贩夫走卒，人脉之广，一时无两。钦天监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的助手闵明我（Philippus Maria Grimaldi，1639-1712）曾希望借道俄罗斯前往中国（由于海路由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几个海上大国所控制且相当凶险），特地请莱布尼茨予以协助。于是莱布尼茨就充当了这场三百年前的长途探险的人工导航仪。闵明我一路上遇到任何困难，都会写信给莱布尼茨，莱布尼茨搜集传递信息并从中斡旋（如何收发信件我仍有疑问，也许耶稣会有特定的信件中转站），甚至有可能动用到了他与彼得大帝的私人交情。在此期间，莱布尼茨还发表了Novissima Sinica(News from China)一书，阐述耶稣会取道俄国的重要性以及对俄国的好处，为耶稣会的旅行线路背书。
尽管莱布尼茨支持耶稣会的工作，但那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学者之间相互帮助，甚至社交上互相抬轿的考虑。必须要说明的是，耶稣会和莱布尼茨在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上，截然不同。虽然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传播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们的初衷是传教。翻译中国典籍、研究中国文化的目的，是研究中国人的世界观与基督教信仰的相似之处，以寻找传教的突破口。他们对于儒家即钦佩又抽离，对于佛教则是痛恨和诅咒。这些意识都体现在了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态度和评价上。
而莱布尼茨则不同。在《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中，莱布尼茨表示：“我对中国人的拜神方式不感兴趣，不会去谴责或合理化，我只是想研究他们的学说。”^[1] 这话充分体现了启蒙运动的价值观，即知识的开放性和研究者的理性。莱布尼茨对于中国知识的态度，与其他任何知识一样，脱离了政治和宗教的考量，立足于“求知”这一唯一的真理。
莱布尼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理”“道”的概念感兴趣，并对“阴阳学说的延展性感到好奇。由于材料极其有限，莱布尼茨的研究只停留在比较浅的层面上。但他的思考角度时至今日对我们仍有启发。
莱布尼茨对于中国的好奇，是出于一种难能可贵的纯粹的开放性，他对中国文化的探索，既没有任何恐惧或防卫的痕迹，也没有高人一等的傲慢；对于中国人的世界观和知识体系没有作出浅薄的道德判断，也没有强加任何规范性的框架。比如二进制数学，他在中国典籍中寻找相似之处，试图找出人类思考方式的共性及其深层的人文根源。真正的自信和智慧正是如此。
莱布尼茨的精神在今天仍然重要。尽管今天西方汉学已成显学，但西方学术界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仍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西方传教士的窠臼：要么想拯救中国，要么想诅咒中国，要么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随时有趋向其中一端的危险。而莱布尼茨在17世纪就已经指出了一个方向：应尽可能摒弃偏见，以冷静、客观和开放的态度看待中国人的文化和价值观。
[1].Leibniz, `Writings on China’, Discourse on the Natural Theology of the Chinese. trans and edited by Daniel J Cook and Henry Rosemont Jr, Open Court, LaSalle and Illinois, 1994, 123.
读书栏目：本期推荐书籍
（本栏目为汇编，因此不全文搬运）
爱德华·W·萨义德 – 知识分子论
https://2049post.wordpress.com/2020/08/10/v3book1/
《知识分子论》一书原是萨义德在英国BBC广播公司很有名气的瑞思系列讲演（Reith Lecture）稿，原名是Represent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直译就是《知识分子的再现》），单德信说，萨义德的“Representation”至少有4种涵义：“知识分子为民喉舌，作为公理正义及弱势者/受迫害者的代表，即使面对艰难险阻也要向大众表明立场及见解；知识分子的言行举止也代表/再现自己的人格、学识与见地。”所以他干脆译成了《知识分子论》。萨义德本人倒是在《序言》中对他讲演的知识分子这个主题有一个简单的说明：“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他的这个看法与我们所习惯的知识分子定义是全然不同的，现在社会上一般是把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看成知识分子的，根本没有想到体制以内的专家学者是不是知识分子都有问题！萨义德有他自己的理由。
萨义德认为，有两种知识分子，一种是现实社会中的多数知识分子，包括书籍的编辑和作者、军事战略家和国际律师等，他们所说、所用的语言都变成专业的，可为相同领域的其他成员所使用，而专家与专家之间的共通语言是非专业人士大都难以理解的。他们很可能关在小屋子里，有着安稳的收入，却没有兴趣与课堂外的世界打交道。他们的文笔深奥而又野蛮，主要是为了学术上的晋升，而不是促进社会的改变。他们迷失于众多细枝末节中，沦为只是社会潮流中的另一个专业人士。还有一种知识分子。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而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的思索中寻求乐趣，简言之，就是乐于寻求拥有非物质方面的利益，因此以某种方式说：“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世界”。萨义德将他们称为真正的知识分子。
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斥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是他们的本色。他们应该甘冒被烧死、放逐、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危险。这样的人数量必然不多，也无法以例行的方式培育出来。他们必然是具有坚强人格的彻彻底底的个人，尤其必须是处于几乎永远反对现状的状态。他们是特立独行的人，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个人，对他而言，不管世间权势如何庞大、壮观，都是可以批评，可以直截了当地责难的。萨义德赞赏知识分子站在相对弱势的阶级、弱势者、少数民族和国家、地位较低或势力较弱的文化和种族一边。这并不是故意和政府作对，而是要时时维持着警觉，永远不让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
真正的知识分子会觉得处于一种流亡的状态，这不一定是真实的流亡，更是指在一个社会中成为圈外人。萨义德指出，因为流亡者同时以抛在背后的事物以及此时此地的实况这两种方式来看事物，所以有着双重视角，从不以孤立的方式来看事物，而且不只看事物的现状，还能看出前因。即使不是真正的移民或放逐，仍可能具有移民或放逐者的思维方式，面对阻碍依然去想像、探索，总是能离开中心，走向边缘，在边缘你可以看到一些事物，而这些是足迹从未越过传统与舒适范围的心灵通常所失去的。
（本栏目为汇编，因此不全文搬运）
爱德华·W·萨义德 – 知识分子论
https://2049post.wordpress.com/2020/08/10/v3book1/
《知识分子论》一书原是萨义德在英国BBC广播公司很有名气的瑞思系列讲演（Reith Lecture）稿，原名是Represent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直译就是《知识分子的再现》），单德信说，萨义德的“Representation”至少有4种涵义：“知识分子为民喉舌，作为公理正义及弱势者/受迫害者的代表，即使面对艰难险阻也要向大众表明立场及见解；知识分子的言行举止也代表/再现自己的人格、学识与见地。”所以他干脆译成了《知识分子论》。萨义德本人倒是在《序言》中对他讲演的知识分子这个主题有一个简单的说明：“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他的这个看法与我们所习惯的知识分子定义是全然不同的，现在社会上一般是把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看成知识分子的，根本没有想到体制以内的专家学者是不是知识分子都有问题！萨义德有他自己的理由。
萨义德认为，有两种知识分子，一种是现实社会中的多数知识分子，包括书籍的编辑和作者、军事战略家和国际律师等，他们所说、所用的语言都变成专业的，可为相同领域的其他成员所使用，而专家与专家之间的共通语言是非专业人士大都难以理解的。他们很可能关在小屋子里，有着安稳的收入，却没有兴趣与课堂外的世界打交道。他们的文笔深奥而又野蛮，主要是为了学术上的晋升，而不是促进社会的改变。他们迷失于众多细枝末节中，沦为只是社会潮流中的另一个专业人士。还有一种知识分子。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而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的思索中寻求乐趣，简言之，就是乐于寻求拥有非物质方面的利益，因此以某种方式说：“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世界”。萨义德将他们称为真正的知识分子。
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斥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是他们的本色。他们应该甘冒被烧死、放逐、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危险。这样的人数量必然不多，也无法以例行的方式培育出来。他们必然是具有坚强人格的彻彻底底的个人，尤其必须是处于几乎永远反对现状的状态。他们是特立独行的人，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个人，对他而言，不管世间权势如何庞大、壮观，都是可以批评，可以直截了当地责难的。萨义德赞赏知识分子站在相对弱势的阶级、弱势者、少数民族和国家、地位较低或势力较弱的文化和种族一边。这并不是故意和政府作对，而是要时时维持着警觉，永远不让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
真正的知识分子会觉得处于一种流亡的状态，这不一定是真实的流亡，更是指在一个社会中成为圈外人。萨义德指出，因为流亡者同时以抛在背后的事物以及此时此地的实况这两种方式来看事物，所以有着双重视角，从不以孤立的方式来看事物，而且不只看事物的现状，还能看出前因。即使不是真正的移民或放逐，仍可能具有移民或放逐者的思维方式，面对阻碍依然去想像、探索，总是能离开中心，走向边缘，在边缘你可以看到一些事物，而这些是足迹从未越过传统与舒适范围的心灵通常所失去的。
史景迁 – 天安門：中國的知識份子與革命
https://2049post.wordpress.com/2020/08/10/v3book2/
這是一本關於中國知識分子的故事，一齣波瀾壯闊的史詩悲喜劇，記錄下一八九五到一九八○年間劇烈變動的中國。從十九世紀末一群維新人士意圖改造清廷，到保皇與革命兩派導致清廷覆亡；從二十世紀初共和政府和軍閥割據的對立，到國民黨和共產黨鬥爭的大悲劇；從二十世紀中國土淪陷與光復，到中國政府激進的農村與文化改造。中國知識分子一方面是激起巨變的原動力，另一方面又被巨變的浪潮一一吞沒。這是中國史上空前絕後的一場悲劇，而在演出過程中又隨時透露出無奈而自嘲的喜劇意味。
史景遷精選少數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作深入探討，交織成一幅中國精神面貌的整體圖像。其中以康有為、魯迅、丁玲等主線作為貫穿全書的「經」，秋瑾、沈從文、瞿秋白、徐志摩、聞一多、老舍六人則橫插在不同階段，構成了「緯」。在經緯交錯間，還有無數相關人物隨時進進出出，包括無可迴避的政治領導人孫文、蔣介石、汪精衛、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引領一時風騷的文化領袖鄒容、梁啟超、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郭沫若、胡適、梁漱溟、茅盾、林徽音、胡風等；甚至外國訪者如羅素、泰戈爾、蕭伯納等也點綴其間。
書中觸及的每個人物，都有其獨特的生命風貌和生命力量，遠非「集體傳記」所能呈現的；史景遷藉其生花妙筆勾勒他們的人生，著墨知識分子在時代鉅變下，對自我定位的摸索與反省，也讓讀者瞭解一連串不尋常的事件，以及由這些事件堆疊構成的「中國革命」。當這群人物被捲入近代中國百年間的暴力和重生的過程中時，史景遷以歷史文化意涵豐饒的「天安門」之名，穿越一個世紀，召喚出繁花盛開的文人思想與時代精神。
全書命名為《天安門》，說明他已敏銳地察覺到：
天安門廣場的歷史功用正在發生驚天動地的變化，
甚至可以說，他已預見十年以後天安門前的屠殺慘劇。
－－余英時
https://2049post.wordpress.com/2020/08/10/v3book2/
這是一本關於中國知識分子的故事，一齣波瀾壯闊的史詩悲喜劇，記錄下一八九五到一九八○年間劇烈變動的中國。從十九世紀末一群維新人士意圖改造清廷，到保皇與革命兩派導致清廷覆亡；從二十世紀初共和政府和軍閥割據的對立，到國民黨和共產黨鬥爭的大悲劇；從二十世紀中國土淪陷與光復，到中國政府激進的農村與文化改造。中國知識分子一方面是激起巨變的原動力，另一方面又被巨變的浪潮一一吞沒。這是中國史上空前絕後的一場悲劇，而在演出過程中又隨時透露出無奈而自嘲的喜劇意味。
史景遷精選少數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作深入探討，交織成一幅中國精神面貌的整體圖像。其中以康有為、魯迅、丁玲等主線作為貫穿全書的「經」，秋瑾、沈從文、瞿秋白、徐志摩、聞一多、老舍六人則橫插在不同階段，構成了「緯」。在經緯交錯間，還有無數相關人物隨時進進出出，包括無可迴避的政治領導人孫文、蔣介石、汪精衛、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引領一時風騷的文化領袖鄒容、梁啟超、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郭沫若、胡適、梁漱溟、茅盾、林徽音、胡風等；甚至外國訪者如羅素、泰戈爾、蕭伯納等也點綴其間。
書中觸及的每個人物，都有其獨特的生命風貌和生命力量，遠非「集體傳記」所能呈現的；史景遷藉其生花妙筆勾勒他們的人生，著墨知識分子在時代鉅變下，對自我定位的摸索與反省，也讓讀者瞭解一連串不尋常的事件，以及由這些事件堆疊構成的「中國革命」。當這群人物被捲入近代中國百年間的暴力和重生的過程中時，史景遷以歷史文化意涵豐饒的「天安門」之名，穿越一個世紀，召喚出繁花盛開的文人思想與時代精神。
全書命名為《天安門》，說明他已敏銳地察覺到：
天安門廣場的歷史功用正在發生驚天動地的變化，
甚至可以說，他已預見十年以後天安門前的屠殺慘劇。
－－余英時
今天到此为止，明天继续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