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極權社會的精神剝削
作者 關敏
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儒家文化為主，儒家文化毒害中國人最深，中國會有幾千年的專制歷史，如果要在文化因素的角度分析，不難發現與儒家思想有關。中國人為什麼缺乏民主素養與公民意識，基本上與中國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有關。幾乎所有中國歷史上出現過的專制統治，都與儒家文化的思想內涵有關。認清儒家文化的邪惡本質，已經成為反共人士必須要做的工作了。中共當局在中國推崇儒家文化是為了鞏固極權統治，究竟儒家文化對於產生威權統治與極權統治有怎洋的推波助瀾的作用，下面我們就具體分析壹下儒家文化的本質。
中國專制主義最可惡、最黑暗的壹個特點，就是思想統制或曰愚民政策。專制統治是建立在草民的盲目性遵從的基礎上的，禁智慧、錮理性自然就成為專制社會的統治原則。專制文化本質是反智的，因為民智的開發，意味著統治難度的加大。中國的傳統文化正是壹種反理性的專制文化系統，這種愚昧、非理性或反人性精神的狀態正是專制主義得以長期延續的精神支柱。那裏有專制，哪裏就有愚昧；同樣，哪裏有愚昧，哪裏就有專制。 1．孔子的思想專制
吳虞說，“儒家道統”就是思想專制。儒的使命是“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他們企圖規勸權力者，使之推行“周公之治”；對其它思想都以惟我獨尊的態度壹律排斥。
儒家從來就是思想專制的最熱心的倡導者。孔子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說：“聖王不作，諸侯放咨。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說別人是“禽獸”，就暗含著應該將對方從肉體上消滅之意。對於不同的思想，孔孟諸人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禮記.曲禮上》雲：“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鹿，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郊特性》）；意思是說：平等是禽獸之道。
滿清的雍正帝賜其八弟名為“阿其那”（豬），賜其九弟名為“塞黑思”（狗）；完全不顧自己與“豬、狗”壹脈同源。真乃“大義滅親”的魔鬼。耶穌說：“凡向弟兄動怒的，難免受審判；凡罵弟兄是魔利的，難免地域的火。所以，妳在祭壇上獻禮物的時候，若想起弟兄向妳懷怨，就把禮物留在壇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後來獻禮物”。
違反儒教心目中的儀、止、禮等標準，就是“禽獸”，就要被殺而食之。看看儒徒們念的咒語。《詩經.相鼠》
〈原詩〉 〈今譯〉
相鼠有皮， 瞧瞧老鼠還有皮，
人而無儀， 妳作為人卻沒有儀表。
人而無儀， 為人而毫無儀表，
不死何為。 不死還有什麽意思。
相鼠有齒， 瞧瞧老鼠還有齒，
人而無止。 妳作為人卻沒有好行為。
人而無止， 為人而無好行為，
不死何俟。 不死還等到何時。
相鼠有體， 瞧瞧老鼠還有肢體，
人而無禮。 妳作為人卻不禮節。
人而無禮， 為人而不講禮節，
胡不揣死？ 為什麽還不快死？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論語.憲問》）。翻譯：原壤伸長兩腿坐在地上等孔子。孔子[認為伸長兩腿坐就是違背了“禮”]罵道：“妳小時作為弟弟不懂得謙讓，長大了也不講禮，老不死的，壹個害人蟲。”罵完就用棍子打他的小腿。
“老不死”！罵得很下流！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他罵做俑的工人斷子絕孫，這是婆婦們最惡毒的罵人。有理說理，無知無識才罵人。自古皆然。
孔子堅決地反對各種不同於他的學說。他害怕自己的說教被反駁，就提倡“畏聖人之言”。對於反抗他言論的宰予，就說“朽木不可雕也”，侮辱宰予的人格。他企圖以“文武之道”來排斥其它思想文化，“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把“己之所欲”強施於人，對反對者甚至格殺勿論。少正卯聚眾講學，使得“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少正卯宣傳的是法家的壹套，虛仁假義的東西受到了打擊，少正卯聲名太盛，孔子的弟子除顏回外都跑去聽，於是這個文質彬彬的聖人拿起了刀，二話不說就誅殺了少正卯。殺了之後，還下令把屍體示眾三天。
“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壹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壹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則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營眾，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裏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小人成群，斯足憂矣。”
大意是：人有五種罪惡，而盜竊是不算的。壹曰，心達而險或曰“心逆而險”，即心藏反骨而且陰險，就是世界上第壹該殺的人。二曰，行辟而堅，就是行為不同於常人卻有非常頑強意誌的人。這是第二該殺的人。三曰，言偽而辯；滿口虛偽之言行，且善於狡辯。四曰：記醜而博。宣揚醜惡的事情，且非常博學。五曰：順非而澤。順從邪惡勢力，並對荒謬的道理大加贊賞。把罪惡裝扮成美麗。都是該殺的死罪。
這裏有三條是言論罪（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壹條“腹誹罪”（心逆而險），壹條行為罪（行僻而堅）。這樣的判決，沒有壹件有人證、有物證的具體犯罪事實，只是幾句抽象的形容詞，就定人死罪。是非曲直、量刑輕重，並無客觀標準。
這證明孔子繼承了中國以言定罪的惡劣傳統，沒有容人的雅量，只能聽歌功頌德的諛詞而已。孔子自稱博學，而少正卯人被稱“聞人”，比他還要淵博，他當然嫉恨在心，所以就公報私仇了。儒學以道德虛偽行為齷齪著行於世，所有的儒者幾乎盡犯上述五條。
誅少正卯的事記載於《荀子》、《史記》、《漢書》、《孔子家語》等書。為了尊孔，朱熹懷疑這個事實，清代的學者幹脆否認這個事實。中國文化成了徹頭徹尾的虛偽文化。
2．虛假的平民教育
為了尊孔，人們編造了“孔子首創平民教育”的故事。“平民教育”有三個基本意義：1）為普通人的教育，讀書不為作官，跟儒家“祿在其中”的教育對立；2）普通內容的教育，識字、算術和生產知識等，跟儒家“六藝”教育對立；3）公益性的教育管理，跟儒家的以盈利性的教育管理對立。“平民教育”是晚清西學東漸的產物，是反對孔儒教育思想的。在國民黨統治區平民教育有很大發展，那便是今日中小學的雛形。
《史記》等史料記載，公元前675年，周王朝發生親王之間爭奪王位，掌握文史資料典籍的官員跟著親王奔波，造成大量資料流出周王室，分散到諸侯各國。由於文史資料和文史人員的大擴散，出現了“官學失守”、諸侯各自為學為教的局面，即“私學”出現。換句話說，早在孔子誕生前壹百年左右，中國就有“私學”了。說孔子“首創”，那是篡改歷史。
拿孔子的交納十條幹肉即可入學的條件來說吧，當時，誰能有十條幹肉？《詩經·七月》裏說得明白，當時能拿出壹條幹肉就是很奢侈的生活了，能拿十條幹肉出來，只有貴族和他們的商賈。《周禮》等記載，王公貴族是按照等級享受“臣”提供的“禮”，自己並不習禮，否則就是恥辱。周室動蕩，許多王公奴隸主貴族失去了貴族地位，而“有教無類”就是勸說那些失去貴族地位的人：不要迷戀已經失去的地位，要“不恥下問”學點作臣的本事（六藝）、走“學而優則仕”的道路更現實。
這壹來，孔子不但為自己搞“六藝”之類的“禮教”生意找了個借口，而且，也為廣開財路提供了理由。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這個境界遠遠比不上蘇格拉底、耶穌、佛陀，人家就從不收費，主動到大街上去免費授課。
耶穌為門徒洗腳。當孔子的得意學生顏回死了無錢安葬、顏父求孔子把車賣了換棺材安葬顏回時，孔子說：賣了車我就只能走路了，而我是曾經做過官的人（曾居大夫），照禮不可以步行，這事我幫不了妳。這就是孔子所謂的“仁”和“禮”。
孔子的“有教無類”是為培養“臣子”而廣開財路的。如果孔儒“首創平民教育”，為什麽要拒絕和看不起“種地”壹類的平民知識？如果“有教無類”是人人都可入學，為什麽“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不管正論反論，說“孔子首創平民教育”都是個彌天大謊。
3．教育專制
教育來源於和服務於民眾，但中國教育不是為民服務而是為愚民服務的，人民不是文化教育的主人而是奴仆。它充滿了霸權主義官僚主義神秘主義偽精英主義特權的氣息。
孔子不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孔子沒有。因為孔子提倡君子要“畏聖人之言”。壹個把“聖人之言”當教條來敬奉的人，就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
知識分子要有創造性。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天天“法古”，何創造性之有？總之，中國古代社會，沒有獨立的知識子！
孔子倡導的教育是奴化教育。這套奴化教育正是孔子所鼓吹愚民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的本性大抵相同，由於教育的不同才產生了差距。既然教育可以改變人的習性，那就可以通過教育使人們“致其道”。所謂“道”，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制社會的道德規範。孔子主張學道應先從孝悌入手。
以“孝”為教的中國教育壹如它的反文旁，其實是反文化的。孝字的上半截是“老子”，下半截是“兒子”，因此孝的本義即兒子服從老子。儒家的教育內容就是孝道。
孔子認為壹般的人只要有孝悌就行了(他稱這種道德的培養為“學”)，壹般人能懂孝道，就算是學習過了。他提出:“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孝悌是根本，學文只不過是“行有余力”的人的進壹步深造。子夏進壹步闡發了孔子思想，他說：“賢賢易色；事父母而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其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直截了當地把孝悌的培養當作學習的主要內容了。
培養沒有自己意誌、沒有自己思想的“孝子”、“忠臣”就是孔子教育的宗旨和根本目標。只有通過奴化教育才能在家庭內部建立起尊卑有序的等級關系，這是“齊家”。只有每個家庭都建立等第森然的人身依附關系，人們才會安分守己，最終服從於壹國的最高家長——君主。君臣關系是家庭關系的放大與推廣。沒有奴化的教育，這壹切便無從談起。
西方的education發端於蘇格拉底的“精神助產術”，是對學生的發問、引導、辯難。歐美的大學傳統是從古希臘的柏拉圖在ACADEMY建立第壹所學園開始的。從柏拉圖《理想國》、《巴門尼德斯篇》等著作記述的各種研討、辯難的風格看，在ACADEMY學習的主要形式是研討，但研討沒有嚴格的師生之分，大家平等，是探求真理的同路人，在這些討論中，老師並不認為自己是有知識的人、教導者，老師只認為自己是知識的助產士（蘇格拉底），從內容看，研討的範圍非常廣，導師的主要目的是想把大家的目光導向世界的本源、神、純粹善等抽象的本體論問題，在這裏老師並不教學生怎麽具體地做人，怎麽具體地成事。
上課前老師不壹定有什麽現成的結論，結論在他們的探討中。老師啟發學生？不，簡直是在刁難學生。學生聽從老師？不，是在質疑、反駁老師；唇槍舌戰十分激烈。他們是師生，更是對手。在他們那裏，可能沒有標準答案。符合標準答案的學生也很難是好學生。誰的見解新鮮出奇別具壹格，與別人與老師的不壹樣，有壹點創新就是好學生。
孔子和學生的關系是嚴格的師生父子等級關系。《論語》中的對話事實上是壹個聖者和凡人的對話，是壹個全知者和無知者的對話，是壹方對另壹方傳授已有知識的行為。
在《論語》裏，孔子即是真理本身，他成了整個話語世界的專制者和獨裁者。《論語》幾乎全是夫子壹人獨白，沒有學生質疑，更沒有學生反對他的觀點，滿堂灌填鴨式，即使有所謂循循善誘的啟發式，也不過是啟發學生說出他早已知道要告訴學生的內容。
孔子認為自己是“學而知之”，在對話中，他是以“學成者”的身分高居於他人之上的。凡是需要知道的他全知道，凡是他不知道的都是不必知道的。他教導說：“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他的“知”，並不是指去認識新世界得到的新“知”，而是學習古人認識世界得到的舊“知”。這種推崇舊“知”，忽略新“知”的態度，成了中國思想的基本特點。他認為自己所知的是不可懷疑的，必須“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卻從未考慮過自以為“知”，其實是不知的情況。孔子的“知其不知”與蘇格拉底的“自知其無知”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
《禮記.學記》中的“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亦即為師之道，尊嚴而已。它告知每壹個為師者，在學生面前，無論如何都要保持自已的尊貴與莊嚴，這樣會使學生產生敬畏之心。敬則服，畏則從；如此為師，便是得道。
這種尊是建立在“師尊生卑”的等級基礎之上的。古有“天地君師親”之說，又或謂“天地君親師”。無論師在親之前還是親之後，總之是上了排行榜。與君相對的是臣，與親（父）相對的是子，與師相對的就是生。在這樣壹種捉對關系中，後者服從前者，乃地位使然。
處在什麽樣的禮位上，就只能做出什麽樣的面貌。什麽垂首而立，什麽程門立雪，否則就有違弟子之禮。因此，正像“君之仁”對應於“臣之忠”，“父之慈”對應於“子之孝”，“師尊嚴”對應的則是“生謙恭”。問題是“尊嚴”與“謙恭”雖然對等，但不平等。
師在血緣之外所以能廁入“天地君親”的座次，正在於它的作用就是對這種血緣等第的維護。孔丘為維護“禮”，炮制了壹個“仁”，以仁的教化讓禮深入人心；仁所討論的是兩人間的關系，把這種關系確定下來推廣開去，以形成天下人之間的合禮的等級關系。
“禮”作為壹個極不平等的社會等級系統，孔丘的學說就是要為它制定合法性及其倫理準則。這既是儒文化教育的實質，也是“師”的地位為後世統治者所看重的原因。您瞧孔丘，“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多大的架子呀！
孔先生辦的是私學，假如顏回不來，子貢去矣，“束脩”就無從保證。別說那割不正不食的大話，壹旦無肉可割，就不是束脩而是束腹了，除非割股自啖。孔丘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為了錢，不惜給人趕驢車，這為師的尊嚴又在哪裏？
儒家的“師道尊嚴”比起亞理士多德“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境界，差得太遠。孔子說“當仁不讓於師”，他真正贊賞的卻是乖巧聽話的顏回，對喜歡頂撞他的子路就很不滿。
把真理當作老師，真理會越來越多、大師越來越多、人們都有進步和提高從而超過大師，而把老師當作真理只會真理越來越少、師傅越來越多從而使人萎縮。
孔子“傳道授業解惑”式師傅帶徒弟，弟子無人超過他。蘇格拉底的學生柏拉圖，柏拉圖的學生亞裏斯多德，師徒壹個勝壹個，西方至今也是群星燦爛人才輩出，歷史和現實都證明孔子輸給了蘇格拉底，中國的教育輸給了西方的education。
魯國的季孫把公室分給自己的奴隸，使他們變成了佃農。孔子對季孫毫無辦法，於是他遷怒於給季孫效力的學生冉求，對身邊的弟子們宣布說：“冉求已不是我的學生了，妳們可以打著鼓去攻擊他！”儒家搞師道尊嚴，打罵教育是常事。自古以來，就談不上什麽文明。
古希臘人是“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先秦諸子是“吾愛吾師，吾更愛聖王”。諸子用臆造的道德高標準（聖人）來脅持人民的意誌和精神、乃至肉體，中國思想家根本不是思想家，而是教人如何做個好奴才的欺名盜世的處世家。
孟德斯鳩說：共和國家的教育提高人們的心智，專制國家的教育降低人們的心智。專制教育就是奴性教育。甚至對那些處在指揮地位的人們，奴性教育也是有好處的，因為在那裏沒有當暴君而同時不當奴隸的。它將恐怖置於人心裏，達到降低人們心智的目的。
絕對的服從，就意味著服從者絕對愚蠢，甚至連發命令的人也是愚蠢的，因為他無須思想，懷疑或推理，他只要表示壹下自已服從的意願就夠了。
專制國家裏每壹個家庭就是壹個專制帝國，那裏的教育主要是教人怎麽樣相處，‘為人只講三分話，未可全拋壹片心’，所以教學的範圍是很窄狹的；只是把恐怖置於人們的心中[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根本不知道邏輯和怎樣說理；三分不痛不癢的真話與七分結結實實的假話結合得天衣無縫。在那裏，知識招危險，競爭會惹禍，品德談不上。這就使教育範圍極為狹窄。在象中國這種專制國家裏，儒家教育從某些方面來說是等於零的。它不能不先剝奪人們頭腦中應得的壹切，然後再給人們壹點點的東西；以便培養好奴隸。
所有的愚民教育有壹個共同的目的：即使不能洗盡人人腦袋中的獨立思想，也要把他們變成不敢說真話、不敢做實事、不敢做真人的騙子手和膽小鬼。借助於祖先崇拜、語言禁忌和政治巫術，國家、民族、集體等等被過分強調的宏大話語以偽善的道德，將人的個性、自由、價值與尊嚴擠壓得幾近於無，整個民族在泛道德化的病態氣氛中逐漸喪失了生命的真切體驗和普遍的人性關懷。
4．儒教——精神閹割術
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是專制下奴隸的呻吟，是繼續推動中國更加專制的運動。先秦時代諸子百家都是擁護專制政治的文人諫臣或謀士，其本質是知識的販賣與治國術的兜售者，他們的目的在於把自己高價賣給君王，以便取得俗世的榮華、富貴與權力。
中國歷代執政者都把孔教定為國教，並不是專制者選擇了孔子，而是孔子的“學說”天然就是為專制服務。孔子是沒落貴族，骨子眼裏充滿了高低尊貴的等級觀念。這種人創立的學說怎能有平等精神，怎能不被統治階級所看中、所利用呢？
儒家的經典《尚書》，大量地宣傳專制思想以及人如何成為壹個優良的奴隸；《詩經》，是古代人民在專制政權下奴隸的心聲；《禮記》是儒家擁護專制政權的法典與制度，是使人變成奴隸的工具；《春秋》是古代諸國征戰與政治鬥爭的專制歷史；《樂經》已失傳，估計也沒有什麽重大的人文思想。上述這些典籍，並沒有任何高度的人文價值，只不過是幫助人接受專制政治與成為優良奴隸人的書籍，這些典籍，與希臘諸位哲學家思想，實在無法比擬，那簡直是“奴隸哲學”與“人的理性與形上學”的差異，也是“非人”與“人”的差別。
孔子缺乏基本邏輯與形上學的知識能力，造成了狹隘的唯心主義、任意經驗直觀、好作結論式思考與邏輯矛盾的弊端；這種人文思想的弱智性也影響了後代儒家文人，缺乏邏輯判斷與形上思維的基本能力、漠視專制腐敗與社會不公不義、擅長察言觀色與明哲保身的哲學、精於玩弄人際關系與權謀等的思想，造成了後代儒家文人喜歡說壹套做壹套的毛病。
形容儒家性格最貼切的名詞，就是孔子慣常罵人的名稱，即“巧言、令色、足恭、鄉願、恥惡衣惡食者”。所謂足恭，是指文人屈服在專制政治下，擅長於察言觀色，並且表現出如同奴仆般畢恭畢敬的態度；所謂令色，是指文人為了討好專制的統治者，盡量表現出迎合統治者意誌的嘴臉；所謂巧言，是指文人在專制統治者的規定與容忍的範圍內，盡量表現出自己的修辭才學與兩面舌頭的技巧；所謂鄉願，是指文人經常漠視統治者的腐敗與社會不公不義，不敢挺身支持公理正義，只會保持高度的沈默與裝聾作啞；所謂恥惡衣惡食，是指文人不願意忍受惡衣惡食，喜好追求功名利祿。
儒家文人，不僅有上述的缺點，而且具有“文人尋租”的特質，許多文人為了獲得榮華富貴與權位，會以出賣自己的良心、人格與能力的方式，來滿足統治者的要求；這些文人，將自己當成工具，出賣給統治者，他們是壹群待價而沽的奴隸，也是有價的物品。換言之，只要統治者出得起價錢與願意收買，這些儒家文人，隨時可以獻身效力，以上這些特質，都是儒家文人現實生活真正與典型的性格。
孔子說：“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又說：“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孔子這種假裝奉行道德理念，而實質上卻是充分明哲保身的哲學，完全缺乏對社會的基本責任意識，缺乏實踐社會正義與道德的理念，也缺乏與不公不義政治抗爭的意誌，這樣的人，是屬於逃避社會責任的奴隸性人格？孔子主張，“君可以使臣”、“君可以使民”、“臣應當事君”，這豈不是充分擁護專制政權與建立奴隸哲學的思想？
子貢形容孔子具有“溫、良、恭、儉、讓”的特質，孔子又強調，人應該有“恭、寬、信、敏、惠”、“忠恕”、“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剛、毅、木、訥”、“訥言、敏行”的性格，這些所謂理想人的特質與性格，難道不是壹種適合“身為奴仆家臣”最好的特質？
子張問“幹祿”（求官）之道，孔子回答：“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余，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孔子教弟子如何當官，他並不告訴弟子，應該如何為百姓爭權利、實踐社會正義與監督統治者的行為，而是傳授弟子如何謹言慎行與對統治者察言觀色的本事。這樣的人，談不上所謂的社會正義意識與為政之基本道德。
孟子說：“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三月不做官就慌了)”。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中國讀書人唯有學而優則仕壹途。“學好文武藝，售於帝王家”。國人的才智都用到“學而優則仕”上去了，實用技藝被貶為奇技淫巧，科技文藝活動受到壓抑，無法自由發展。
孔子主張仁政，這個仁政是建立在專制制度之上，人民與土地只不過是統治者的私有財產；孔子主張仁愛與道德，這個仁愛與道德，是建立在認同於專制制度的奴隸式道德。孔子從來就不敢挺身而出，批判專制政權的腐敗與社會的不公不義，也不敢挑戰統治者的權威與權力。換言之，孔子與儒家文人，根本缺乏真正道德批判與道義承擔的精神，這壹套思想，如何能為華夏民族，建立人的尊嚴與道德？
科舉制為鞏固皇權立下了汗馬功勞，但帶來了最大的弊病是：在思想探索的領域裏設立了禁區，任何越界思想的後果都是血淋林的。在這種情形下，中國文人不是迎合、就是逃避，絕對沒有自由的思維。幾千年來正統知識分子幾乎全是禦用的，不但失去了思考的能力，而且拒絕接受外界壹切先進的思想。直到現在，這種局面也沒有改變。結果，民族的思維能力越來越孱弱，氣質越來越陰郁，思想越來越實用，內心越來越機偽，而當權者越來越殘暴了。
李世民搞科舉，手舞足蹈地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知識者被裝進了皇上的口袋，失去了獨立人格，沒有人格的人只能是奴才。科舉制不過是臣民“平等”地作為皇上奴才候選人的制度，就象天下女子在容貌面前壹律“平等”地供皇上“選美”。
科舉制表面上是考試規則面前人人平等，然考試的結果卻把人分出等級，按分數的高低來決定官位和收入，象範進中舉做官後就迅速腐敗，從而加劇了人間的不平等。由於中國資源稀缺、爭奪激烈，因而知識都用來謀取權力，以便參於分贓。那些十年寒窗的學子壹旦進入官僚階層，就拼命維護他們的利益和地位。赤裸裸的貪婪，是中國官僚的全部本質。
在儒家成為主流意識之前，儒生孜孜以學見用於列國封王，所以儒家具有當閹奴的天生的路徑。公元10世紀，中國南方有壹小朝廷叫南漢，皇帝叫劉巖，建都廣州。他認為太監最無私。他的孫子南漢王劉繼興下了聖旨，雲：“凡朝廷任用的人，不管是進士還是狀元出身，壹律要閹割，方能當官”。自此，在南漢當官的上至宰相下至七品芝麻官都是沒鳥的,而且規定想考科舉的都要先把“鳥兒”割掉。規定下達後，當官的人並沒見少。可見，儒生們對閹割習以為常了，實行起來壹點也沒有操作上的難度。
5．專制主義的愚民實踐——統壹思想
文禍的原因在於對語言的迷信。以為吉言或贊語可使人得福，逆言或咒語可使人得禍；所以，對逆言或咒語采取了野蠻手段。
夏桀生性好淫而兇殘，他下令大造宮室瑤臺，用美玉輔設墻壁，用金銀架設廊柱，耗盡國庫；派人四處搜求美女，凡民間長得漂亮的女人，勿論婚嫁與否，壹律押解進宮，供他晝夜淫樂。“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展噪於端門，樂聞於三野”。他把數以萬計的侏儒和音樂雜要人員弄進宮中，為他表演滑稽和雜技節目，致使夏朝宮內日夜笙歌不絕。
他別出心裁地布置肉山脯林，在旁邊挖掘了若幹個大池，池中灌滿美酒。酒池可以運船；糟丘十裏。然後召來三千名彪形大漢，要他們比賽喝酒吃肉。那三千大漢被酒肉灌得臉紅筋脹，有的實在透不過氣來，停下想歇壹會兒，便被站在旁邊的武士壹刀剁下了頭顱。於是壹個個拼命硬吞牛飲，很快便醉得東倒西歪，紛紛跌入大池中淹死了；而那些倒在肉山脯林下的醉漢們則被壹壹砍下了腦袋。屍橫遍地，血盈酒池。
面對夏桀的荒淫暴虐，群臣悚懼，不敢勸諫，只有上大夫關龍逢敢於犯顏直諫說：“為人君身行禮儀，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無盡，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夏桀說：“天上有太陽，地上夏桀王，太陽不亡，夏桀就不會亡！”龍逢搖頭長嘆說：“君王自比太陽，妳可聽見民間歌謠說：‘太陽啊！妳什麽時候墜毀，我們寧肯和妳壹同滅亡！’”夏王桀勃然大怒說：“妳竟敢咒罵孤王。請嘗嘗炮烙的滋味兒。”
桀大喝施刑，四名武士用鐵索套住赤身裸體的龍逢的四肢，把他擡到燒得泛白的銅柱邊，然後壹聲吶喊，猛的讓龍逢當胸抱住銅柱，四肢及全身緊貼炮烙。龍逢壹聲慘叫頓時斃命，那血肉之軀被燒得青煙騰騰，頃刻間便成了壹副發黑的骨架……
殷紂王和蘇妲己日夜在宮中享樂作長夜之飲。廚師因為熊掌沒有煮透，紂王便親手殺死廚師。紂王還有壹些奇特而殘忍的愛好，那就是把人的腳脛砍斷砸破，以便觀察裏面的骨髓；還把孕婦的凸腹剖開，以觀賞那閉目卷曲的胎兒；他還喜歡看把人推入虎圈，老虎是如何咬噬人體的。大臣若有規勸他的，他便學夏王桀的辦法，施以炮酪刑。紂的叔父、大臣比幹苦心勸諫紂王改弦更張，竟被紂王下令挖心剖肝而死。
中國古有“愚民”壹詞，《左傳》有言雲：“捉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還有“假令愚民取長陵壹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可見，愚弄人民，使民愚昧，古已有之。從來就沒有人覺得人民有什麽值得尊敬的，只知道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如果人民都成了傻子，這個“川”防起來無疑能夠更方便壹些。
《國語》載：“厲王虐，國人謗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謗矣’”。
當時，邵公曾苦苦地勸他說：“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這段話的意思是：堵塞人民的言路，比建造堤壩來堵塞河水還危險。用堤壩堵河流，水道壅塞，壹旦潰決泛濫，那死傷的人就多了。民也象水壹樣。所以，治水的人壹定要排除壅塞使河流暢通；治理人民的人，壹定讓人民發泄、盡情說話。……人民所發表的言論，是經過他們的深思熟慮後才說出來的，怎麽能夠加以堵塞呢？假若妳壹定要堵塞，又能夠堵多久呢？
剛愎自用的周厲王哪裏聽得進去？暴君總是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而過低估計了了人民的力量，結果是爆發了公元前841年的“國人起義”，鎬京的平民們忍無可忍，壹齊舉起了武器，不約而同地殺入王宮。周厲王嚇得狼狽逃竄，被流放到彘（今山西霍縣境內），死在那裏。周厲王逃跑後，政權由周公和召公共同執掌，史稱“共和”。
清代詩人吳梅村道：“倉頡夜哭良有以，受患只從讀書始。”韓非子說：君主壹定要禁錮臣民的思想，使他們只服從命令，不亂說亂動。秦始皇實踐禁錮思想的第壹步，就是殺掉韓非本人。等他統壹後，他在全國禁錮臣民的思想；他害怕不利於永久統治的文字傳開，就搞大規模焚書恐怖活動。終於達到“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道路以目”的程度。
當年，秦始皇是不允許臣民隨便對他說三道四的，甚至宮中的壹切也不能泄露。據說秦始皇曾行幸梁山宮，從山上望見丞相車騎甚眾，“弗善也”。身邊侍從有人私告丞相，丞相隨即減損車騎。於是，“始皇怒曰：‘從人泄吾語’；案問，沒人承認。於是，便把身邊侍從全殺了。當時，皇帝的壹切都是國家機密，就連皇帝走的路都是復道，禦用道路與公用道路分開，而且禦用道路兩側還築有高高的壁墻，其行蹤不為臣民所知（王子今文《秦漢甬道考》，文博雜誌1993年2期）。此後“宮禁至重”、“深居簡出”是整個專制時代最高統治者的行為慣例。有許多人因為泄露後宮的政務被處死或被迫自殺。
秦代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最貧乏的朝代，思想家未出現壹個，就連好文章都沒有留下壹篇。《古文觀止》中僅有李斯的《諫逐客書》壹篇，還是秦滅六國前寫的。
漢武帝時，由於連年對匈奴用兵，國庫空虛。漢武帝為了籌錢，發行了壹種皮幣（上林苑中白鹿之皮），漢武帝向大農令顏異征求意見。顏異表示反對。恰逢有人因別的事控告顏異，漢武帝便命張湯受理此案，而張湯調查得知：顏異曾與客人交談，客人說起朝廷政令多有不便，顏異“微反唇”，即嘴唇略微動了壹下。張湯據此上奏，說顏異身列九卿，見政令不便不向朝廷奏告，而私下“腹誹”（在心中誹謗），於是處以死刑。真是欲加以罪，何患無詞！連肚子裏怎麽想都成了壹種罪證。
西漢時司馬遷的外孫楊惲被朝廷免職後，作書：“田彼南山，荒穢不治，種壹頃豆，落而為萁。”宣帝以“荒穢”等詞誹謗朝廷，誅之；妻女被放逐酒泉，族人及朋友都遭貶 。
東漢末年，白馬地方縣令李雲上書勸諫漢桓帝要勵精圖治，否則將“帝欲不諦”（“諦”是精明的意思），結果被殺。
曹操雲：“寧使我負天下人，不可使天下人負我”。曹操殺了孔融（並滅其族）、楊修、華佗等名士。
晉武帝司馬炎曾同大臣劉毅交談，司馬炎問劉毅說：“卿看寡人似漢朝哪位皇帝？”劉毅直率地回答說：“陛下同桓、靈二帝十分相似。”司馬炎陡然變色，質問道：“寡人平定吳國，統壹天下，功比天高，妳竟然把我比做桓、靈兩個昏君，是何道理？”劉毅冷笑道：“桓、靈之所以是昏君，就在於他們賣官鬻爵，而陛下不也這樣做麽？更何況，桓、靈賣官，錢歸官庫，而陛下賣官，錢入私囊。從這點看來，陛下還不如桓、靈呢”。把晉武帝司馬炎噎得直喘粗氣，他喝令武士把劉毅推出午門斬首，在眾官的求情下，劉毅被改為監禁天牢。
晉時“動輒滅門”，有個叫周嵩的人，僅僅因為批評皇帝周圍有“碌碌之臣”而被棄市。
崔浩寫北魏國史，備而不典，寫了鮮卑人同姓婚、紮辮子等；公元450年崔浩全家被殺，與他同宗的崔氏全部被殺，婚親盧氏、郭氏、柳氏，統通被殺。壹樁文字獄殺盡四大望族，這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空前絕後的。
隋煬帝忌妒名聲顯赫的詩人薛道衡，於是羅織罪名，說薛的《高祖文皇帝頌》贊美先朝，意在誹謗本朝，殺之。
中唐年間，北方天旱遭災，官吏隱瞞實情，向百姓追逼租稅，農民疾苦不堪，伶人成輔端寫“何其如此賤田園”等詩句以紀其慘狀，被唐德宗下令杖殺。
五代時，壹書生向吳越王錢镠獻詩，中有“壹條江水檻前流”之句，錢镠認為“前流”是自己姓名的諧音，有譏諷之意，下令處死獻詩的書生。
明清時的文字獄達到了頂峰，讀書人更是葡匐於皇權的腳下，知識界壹片黑暗。洪武九年，朱元璋因天文出現星變而“詔求直言”，遂有言臣信以為真，上疏指出由於朱元璋的暴虐，使“小民不知孝悌忠信為何物，而禮義廉恥掃地矣”。朱元璋壹聞此言，立刻將上疏者押至面前，親自將其射死以泄怒氣。
由於他出身貧賤，當過盜賊、和尚，對別人的言辭就特別敏感。林元亮的《謝增俸表》中有“作則垂憲”句；林伯瑾所寫的《賀冬節表》內有“垂子孫而作則”，“則”與“賊”同音；蔣鎮的《正旦賀表》內有“睿性生知”句，“生”被讀作“僧”；許元的《萬壽賀表》內有“體幹法坤，藻飾太平”八字，“法坤”被讀為“發髡”，“藻飾太平”當作“早失太平”；徐壹夔的賀表內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光”被附會剃光頭，把“聖”附會為“僧”；周冕的《萬壽賀表》內有“壽域千秋”，“壽”被附會為“獸”；吳憲的《賀立太孫表》內有“天下有道”，被附會為“天下有盜”；睿因寫“遙瞻帝扉”，“扉”與“非”同音；林雲因寫“式君父以班爵祿”，“式”與“弒”音同；都被處死。
王子之師張信以杜甫詩“舍下筍穿壁”為字帖教寫字，朱稱“堂堂天朝，何譏誚若此”！遂斬之。壹和尚寫謝恩詩“金盤蘇合來殊城，玉碗醍醐出上方”，“殊”被析為“歹朱”，殺之。魏觀請名士高啟作《上梁文》，文中有“龍蹯虎踞”四字，魏觀和高啟被腰斬。張尚禮寫宮怨詩：“庭院深深晝漏清，閉門春草共愁生。夢中正得君王寵，卻被黃鸝叫壹聲”。朱“以其能摹圖宮閫心事”，遂“下蠶室死”。僉事陳養浩有詩嘆道：“城南有嫠婦，夜夜哭征夫”，朱“以其傷時，投之於水”。……因文字獄死之人何只數千。
馬皇後腳大人人皆知，因這雙大腳，引出壹樁血案。壹年元宵節，出來壹張漫畫，壹個大腳女人，赤腳、懷裏抱了壹個西瓜，到處傳的起哄。正巧朱元璋微服訪問，壹見大怒，壹時查不出誰幹的，下令把這條街的人全殺了。
建文四年六月朱棣攻入南京，同年十月他就下詔第二次重修《太祖實錄》（建文帝修過壹次）。朱棣對修史官員獎罰分明。對聽話有意袒護朱棣篡改史實的，如胡廣、黃淮等人，升官；對直書無隱不避朱棣忌諱的，如葉惠仲，族誅。花了九個月時間，奴才們就獻上了篡改完畢的《太祖實錄》。
明朝永樂皇帝遷都北京後不久，壹天他在幾位大臣的陪同下前往長陵察看，走到壹條大河邊上時，他問河邊壹位打魚的人：“這河叫什麽名字呀？”那打魚的人說道：“叫沙河。”永樂皇帝壹聽馬上變了臉：“什麽？叫沙(殺)河？！不行，從今天就改了，叫‘金河’，‘黃金萬兩’的‘金’，這多吉利。”皇帝本姓朱名棣，朱(豬)就怕殺(沙)了。接著又傳下禦旨，命令昌平州內凡是姓沙(殺)、屠(宰)、郎(狼)、陸(戮)的人統統遷出，換上姓朱、梁(粱)、康(糠)、米、蔡(菜)、曹(槽)、甘(泔)的人家。他的歪理是皇帝姓朱(豬)，姓沙(殺)、屠(宰)、郎(狼)、陸(戮)的人住在這裏，常常會遇到朱(豬)，很不吉利。而姓梁(粱)、康(糠)、米、蔡(菜)、曹(槽)的人家才會使豬(朱)有吃有喝，大吉大利。禦旨壹下，老百姓就遭了殃，許多姓沙、屠、郎、陸的人家被迫搬出去，而外鄉許多姓朱、梁、康、米、蔡、曹、甘的人家又被迫搬進來。老百姓們被折騰了很長時間，對皇帝恨得直咬牙。
明朝是壹個打屁股的朝代。廷杖始於明太祖鞭死開國元勛永嘉侯朱亮祖。朱亮祖父子作威作福，罪有應得，但朱元璋卻開了廷杖大臣的先例。壹言不合，扒下褲子就打。被廷杖的大多是壹兩個人，但正德年間明武宗創過107人同時受杖的紀錄，嘉靖皇帝同時廷杖124人，其中16人當場死亡。上百人被扒下衣服，排在太和殿下，上百根棍子同時起落，壹時間聲響震天，血肉橫飛，慘不忍睹。越沒有尊嚴越無恥，所以才會有成百上千的文武官員爭著給宦官當幹兒子、幹孫子的怪事，才會有95%以上的朝官向大順軍、滿清軍屈膝稱臣的醜事。明朝大臣也開創了所有朝代中最大規模集體投降的先例。大臣的氣節真的還不如幾個粉面柳腰的妓女。真可謂奴才有主子，奴隸無祖國！
清朝的文字獄更邪火。康熙時浙江人莊廷攏編刻《明書》，被人告發，其父莊允城被逮入京死於獄中，莊廷攏被掘墓開棺焚骨，凡作序者、校閱者及刻書、賣書、藏書者均被處死，子侄18口以及210位士大夫被斬首；被發遣、充軍的有七百家，被牽連入獄者3000余人。另壹起是《南山集》獄，波及數百人；戴名世被斬首，方孝標被戮屍，兩家男子十六歲以上者均被殺，女眷等則被沒收為奴婢，方氏同族人都被充軍黑龍江。壹個道士提出人是用大腦思考而不是用心思考，被康熙認為是“危險人物”處決。
雍正時文字獄泛濫。呂留良案受到株連的人多達幾萬人。刑部尚書的兒子因做詩文有“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結果按大不敬律斬首。朝臣查嗣庭任江西主考，出題“維民所止”，被告發“維止”二字，影射“去雍正二字之首”。雍正帝大怒，將查嗣庭入獄。結果查死於獄中，其屍被戮，查的親屬或處斬，或流放。
有個叫徐駿的官員，僅因“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壹句，便被扣上“誹謗朝廷”的罪名，落得個身首異處誅連九族，連故裏的官吏都被斬。
乾隆時發生文字獄140余起，被捕殺的文人及受連累的家屬幾萬人，連瘋人說瘋話都不放過。精神病患者發病時自稱皇帝，被乾隆淩遲處死的就有六起。乾隆自稱“古稀老人”，退休的大理寺卿尹嘉銓有壹次自稱“古稀老人”，即被絞死。
翰林學士胡中藻有句詩曰“壹把心腸論濁清”，乾隆帝看後大發雷霆：胡中藻遂因壹“濁”字被殺，並罪及師友。
徐述夔的《壹柱樓》詩集中雲：“明朝期振翩，壹舉去清都”；被乾隆帝定為“大逆”，不但把已死的徐述夔及其子戮屍，其孫子和為詩集校對刊印的人也全都處死。
沈德潛的《詠黑牡丹詩》雲：“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其中的“奪朱”用的是《論語》裏的典故，可“奪朱”被說成是奪了明的天下；“異種”意為“奇異之種”，但也被解為“非我族類”的滿族。乾隆帝看後大怒，當時沈德潛已死，就把他的屍體拉出鞭打壹通。……文字獄的盛行使朝廷的大臣們之間都不敢相互通信，不敢寫日記，生怕被人抓住把柄。
清朝對全國圖書都要進獻檢查，不利於滿清的文獻被禁毀；連前人涉及遼金元的文字都要篡改；查繳禁書竟達3千多種，15萬多部，總共焚毀的圖書超過70萬部。壹篇吳三桂的“反滿檄文”，壹本《揚州十日記》，壹本《嘉定屠城記略》，竟在中國本土演滅，二百多年後才從日本找出來！
為了統治的需要，就在教科書裏編入統治者的胡說八道，通過“學者”的論證，把最無恥的道理用最美妙的語言表達，並規定學生要會背會用。清朝的科舉，童試就有壹種題型叫“聖旨默寫”，要小孩子把皇帝的名言默寫下來。這些名言當然是大談皇上聖明。而且規定，如果這個不合格，就算其他答的再好也不錄取。
滿清壹紙“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剃發令把中國人整成了有辮子沒脊梁的精神侏儒，將數千年的奴化教育做到了登峰造極，最後只剩下壹門“研究錯別字”的學問。龔自珍大叫：庠序無才士，巷無才偷，藪澤無才盜！中國人遭受過如此滅絕人性的奴化和侮辱，無休止的肉體恐怖和精神摧殘，脊梁彎了又彎，膝蓋曲了又曲，腦袋洗了又洗，中國人被磨掉了人之為人的最可寶貴的血性和骨氣，令人痛心地成了壹個跪著的合群自大的族類。
官定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主義和民族主義）不但是中國人的行為規範，而且竟成了中國人壹切智力活動的唯壹靈感來源。壹切對官方意識形態的質疑，都被扼殺於萌芽狀態中。任何偏離“主旋律”的噪音都被全社會合力撲殺。人們不但心甘情願地放棄對自己大腦的使用權，改用兩三個死人的大腦，而且還剝奪別人的“用腦權”，從而有效地將壹切中國人的創造性智力活動凍結了兩千年。
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儒家文化為主，儒家文化毒害中國人最深，中國會有幾千年的專制歷史，如果要在文化因素的角度分析，不難發現與儒家思想有關。中國人為什麼缺乏民主素養與公民意識，基本上與中國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有關。幾乎所有中國歷史上出現過的專制統治，都與儒家文化的思想內涵有關。認清儒家文化的邪惡本質，已經成為反共人士必須要做的工作了。中共當局在中國推崇儒家文化是為了鞏固極權統治，究竟儒家文化對於產生威權統治與極權統治有怎洋的推波助瀾的作用，下面我們就具體分析壹下儒家文化的本質。
中國專制主義最可惡、最黑暗的壹個特點，就是思想統制或曰愚民政策。專制統治是建立在草民的盲目性遵從的基礎上的，禁智慧、錮理性自然就成為專制社會的統治原則。專制文化本質是反智的，因為民智的開發，意味著統治難度的加大。中國的傳統文化正是壹種反理性的專制文化系統，這種愚昧、非理性或反人性精神的狀態正是專制主義得以長期延續的精神支柱。那裏有專制，哪裏就有愚昧；同樣，哪裏有愚昧，哪裏就有專制。 1．孔子的思想專制
吳虞說，“儒家道統”就是思想專制。儒的使命是“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他們企圖規勸權力者，使之推行“周公之治”；對其它思想都以惟我獨尊的態度壹律排斥。
儒家從來就是思想專制的最熱心的倡導者。孔子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說：“聖王不作，諸侯放咨。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說別人是“禽獸”，就暗含著應該將對方從肉體上消滅之意。對於不同的思想，孔孟諸人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禮記.曲禮上》雲：“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鹿，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郊特性》）；意思是說：平等是禽獸之道。
滿清的雍正帝賜其八弟名為“阿其那”（豬），賜其九弟名為“塞黑思”（狗）；完全不顧自己與“豬、狗”壹脈同源。真乃“大義滅親”的魔鬼。耶穌說：“凡向弟兄動怒的，難免受審判；凡罵弟兄是魔利的，難免地域的火。所以，妳在祭壇上獻禮物的時候，若想起弟兄向妳懷怨，就把禮物留在壇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後來獻禮物”。
違反儒教心目中的儀、止、禮等標準，就是“禽獸”，就要被殺而食之。看看儒徒們念的咒語。《詩經.相鼠》
〈原詩〉 〈今譯〉
相鼠有皮， 瞧瞧老鼠還有皮，
人而無儀， 妳作為人卻沒有儀表。
人而無儀， 為人而毫無儀表，
不死何為。 不死還有什麽意思。
相鼠有齒， 瞧瞧老鼠還有齒，
人而無止。 妳作為人卻沒有好行為。
人而無止， 為人而無好行為，
不死何俟。 不死還等到何時。
相鼠有體， 瞧瞧老鼠還有肢體，
人而無禮。 妳作為人卻不禮節。
人而無禮， 為人而不講禮節，
胡不揣死？ 為什麽還不快死？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論語.憲問》）。翻譯：原壤伸長兩腿坐在地上等孔子。孔子[認為伸長兩腿坐就是違背了“禮”]罵道：“妳小時作為弟弟不懂得謙讓，長大了也不講禮，老不死的，壹個害人蟲。”罵完就用棍子打他的小腿。
“老不死”！罵得很下流！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他罵做俑的工人斷子絕孫，這是婆婦們最惡毒的罵人。有理說理，無知無識才罵人。自古皆然。
孔子堅決地反對各種不同於他的學說。他害怕自己的說教被反駁，就提倡“畏聖人之言”。對於反抗他言論的宰予，就說“朽木不可雕也”，侮辱宰予的人格。他企圖以“文武之道”來排斥其它思想文化，“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把“己之所欲”強施於人，對反對者甚至格殺勿論。少正卯聚眾講學，使得“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少正卯宣傳的是法家的壹套，虛仁假義的東西受到了打擊，少正卯聲名太盛，孔子的弟子除顏回外都跑去聽，於是這個文質彬彬的聖人拿起了刀，二話不說就誅殺了少正卯。殺了之後，還下令把屍體示眾三天。
“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壹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壹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則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營眾，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裏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小人成群，斯足憂矣。”
大意是：人有五種罪惡，而盜竊是不算的。壹曰，心達而險或曰“心逆而險”，即心藏反骨而且陰險，就是世界上第壹該殺的人。二曰，行辟而堅，就是行為不同於常人卻有非常頑強意誌的人。這是第二該殺的人。三曰，言偽而辯；滿口虛偽之言行，且善於狡辯。四曰：記醜而博。宣揚醜惡的事情，且非常博學。五曰：順非而澤。順從邪惡勢力，並對荒謬的道理大加贊賞。把罪惡裝扮成美麗。都是該殺的死罪。
這裏有三條是言論罪（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壹條“腹誹罪”（心逆而險），壹條行為罪（行僻而堅）。這樣的判決，沒有壹件有人證、有物證的具體犯罪事實，只是幾句抽象的形容詞，就定人死罪。是非曲直、量刑輕重，並無客觀標準。
這證明孔子繼承了中國以言定罪的惡劣傳統，沒有容人的雅量，只能聽歌功頌德的諛詞而已。孔子自稱博學，而少正卯人被稱“聞人”，比他還要淵博，他當然嫉恨在心，所以就公報私仇了。儒學以道德虛偽行為齷齪著行於世，所有的儒者幾乎盡犯上述五條。
誅少正卯的事記載於《荀子》、《史記》、《漢書》、《孔子家語》等書。為了尊孔，朱熹懷疑這個事實，清代的學者幹脆否認這個事實。中國文化成了徹頭徹尾的虛偽文化。
2．虛假的平民教育
為了尊孔，人們編造了“孔子首創平民教育”的故事。“平民教育”有三個基本意義：1）為普通人的教育，讀書不為作官，跟儒家“祿在其中”的教育對立；2）普通內容的教育，識字、算術和生產知識等，跟儒家“六藝”教育對立；3）公益性的教育管理，跟儒家的以盈利性的教育管理對立。“平民教育”是晚清西學東漸的產物，是反對孔儒教育思想的。在國民黨統治區平民教育有很大發展，那便是今日中小學的雛形。
《史記》等史料記載，公元前675年，周王朝發生親王之間爭奪王位，掌握文史資料典籍的官員跟著親王奔波，造成大量資料流出周王室，分散到諸侯各國。由於文史資料和文史人員的大擴散，出現了“官學失守”、諸侯各自為學為教的局面，即“私學”出現。換句話說，早在孔子誕生前壹百年左右，中國就有“私學”了。說孔子“首創”，那是篡改歷史。
拿孔子的交納十條幹肉即可入學的條件來說吧，當時，誰能有十條幹肉？《詩經·七月》裏說得明白，當時能拿出壹條幹肉就是很奢侈的生活了，能拿十條幹肉出來，只有貴族和他們的商賈。《周禮》等記載，王公貴族是按照等級享受“臣”提供的“禮”，自己並不習禮，否則就是恥辱。周室動蕩，許多王公奴隸主貴族失去了貴族地位，而“有教無類”就是勸說那些失去貴族地位的人：不要迷戀已經失去的地位，要“不恥下問”學點作臣的本事（六藝）、走“學而優則仕”的道路更現實。
這壹來，孔子不但為自己搞“六藝”之類的“禮教”生意找了個借口，而且，也為廣開財路提供了理由。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這個境界遠遠比不上蘇格拉底、耶穌、佛陀，人家就從不收費，主動到大街上去免費授課。
耶穌為門徒洗腳。當孔子的得意學生顏回死了無錢安葬、顏父求孔子把車賣了換棺材安葬顏回時，孔子說：賣了車我就只能走路了，而我是曾經做過官的人（曾居大夫），照禮不可以步行，這事我幫不了妳。這就是孔子所謂的“仁”和“禮”。
孔子的“有教無類”是為培養“臣子”而廣開財路的。如果孔儒“首創平民教育”，為什麽要拒絕和看不起“種地”壹類的平民知識？如果“有教無類”是人人都可入學，為什麽“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不管正論反論，說“孔子首創平民教育”都是個彌天大謊。
3．教育專制
教育來源於和服務於民眾，但中國教育不是為民服務而是為愚民服務的，人民不是文化教育的主人而是奴仆。它充滿了霸權主義官僚主義神秘主義偽精英主義特權的氣息。
孔子不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孔子沒有。因為孔子提倡君子要“畏聖人之言”。壹個把“聖人之言”當教條來敬奉的人，就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
知識分子要有創造性。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天天“法古”，何創造性之有？總之，中國古代社會，沒有獨立的知識子！
孔子倡導的教育是奴化教育。這套奴化教育正是孔子所鼓吹愚民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的本性大抵相同，由於教育的不同才產生了差距。既然教育可以改變人的習性，那就可以通過教育使人們“致其道”。所謂“道”，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制社會的道德規範。孔子主張學道應先從孝悌入手。
以“孝”為教的中國教育壹如它的反文旁，其實是反文化的。孝字的上半截是“老子”，下半截是“兒子”，因此孝的本義即兒子服從老子。儒家的教育內容就是孝道。
孔子認為壹般的人只要有孝悌就行了(他稱這種道德的培養為“學”)，壹般人能懂孝道，就算是學習過了。他提出:“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孝悌是根本，學文只不過是“行有余力”的人的進壹步深造。子夏進壹步闡發了孔子思想，他說：“賢賢易色；事父母而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其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直截了當地把孝悌的培養當作學習的主要內容了。
培養沒有自己意誌、沒有自己思想的“孝子”、“忠臣”就是孔子教育的宗旨和根本目標。只有通過奴化教育才能在家庭內部建立起尊卑有序的等級關系，這是“齊家”。只有每個家庭都建立等第森然的人身依附關系，人們才會安分守己，最終服從於壹國的最高家長——君主。君臣關系是家庭關系的放大與推廣。沒有奴化的教育，這壹切便無從談起。
西方的education發端於蘇格拉底的“精神助產術”，是對學生的發問、引導、辯難。歐美的大學傳統是從古希臘的柏拉圖在ACADEMY建立第壹所學園開始的。從柏拉圖《理想國》、《巴門尼德斯篇》等著作記述的各種研討、辯難的風格看，在ACADEMY學習的主要形式是研討，但研討沒有嚴格的師生之分，大家平等，是探求真理的同路人，在這些討論中，老師並不認為自己是有知識的人、教導者，老師只認為自己是知識的助產士（蘇格拉底），從內容看，研討的範圍非常廣，導師的主要目的是想把大家的目光導向世界的本源、神、純粹善等抽象的本體論問題，在這裏老師並不教學生怎麽具體地做人，怎麽具體地成事。
上課前老師不壹定有什麽現成的結論，結論在他們的探討中。老師啟發學生？不，簡直是在刁難學生。學生聽從老師？不，是在質疑、反駁老師；唇槍舌戰十分激烈。他們是師生，更是對手。在他們那裏，可能沒有標準答案。符合標準答案的學生也很難是好學生。誰的見解新鮮出奇別具壹格，與別人與老師的不壹樣，有壹點創新就是好學生。
孔子和學生的關系是嚴格的師生父子等級關系。《論語》中的對話事實上是壹個聖者和凡人的對話，是壹個全知者和無知者的對話，是壹方對另壹方傳授已有知識的行為。
在《論語》裏，孔子即是真理本身，他成了整個話語世界的專制者和獨裁者。《論語》幾乎全是夫子壹人獨白，沒有學生質疑，更沒有學生反對他的觀點，滿堂灌填鴨式，即使有所謂循循善誘的啟發式，也不過是啟發學生說出他早已知道要告訴學生的內容。
孔子認為自己是“學而知之”，在對話中，他是以“學成者”的身分高居於他人之上的。凡是需要知道的他全知道，凡是他不知道的都是不必知道的。他教導說：“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他的“知”，並不是指去認識新世界得到的新“知”，而是學習古人認識世界得到的舊“知”。這種推崇舊“知”，忽略新“知”的態度，成了中國思想的基本特點。他認為自己所知的是不可懷疑的，必須“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卻從未考慮過自以為“知”，其實是不知的情況。孔子的“知其不知”與蘇格拉底的“自知其無知”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
《禮記.學記》中的“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亦即為師之道，尊嚴而已。它告知每壹個為師者，在學生面前，無論如何都要保持自已的尊貴與莊嚴，這樣會使學生產生敬畏之心。敬則服，畏則從；如此為師，便是得道。
這種尊是建立在“師尊生卑”的等級基礎之上的。古有“天地君師親”之說，又或謂“天地君親師”。無論師在親之前還是親之後，總之是上了排行榜。與君相對的是臣，與親（父）相對的是子，與師相對的就是生。在這樣壹種捉對關系中，後者服從前者，乃地位使然。
處在什麽樣的禮位上，就只能做出什麽樣的面貌。什麽垂首而立，什麽程門立雪，否則就有違弟子之禮。因此，正像“君之仁”對應於“臣之忠”，“父之慈”對應於“子之孝”，“師尊嚴”對應的則是“生謙恭”。問題是“尊嚴”與“謙恭”雖然對等，但不平等。
師在血緣之外所以能廁入“天地君親”的座次，正在於它的作用就是對這種血緣等第的維護。孔丘為維護“禮”，炮制了壹個“仁”，以仁的教化讓禮深入人心；仁所討論的是兩人間的關系，把這種關系確定下來推廣開去，以形成天下人之間的合禮的等級關系。
“禮”作為壹個極不平等的社會等級系統，孔丘的學說就是要為它制定合法性及其倫理準則。這既是儒文化教育的實質，也是“師”的地位為後世統治者所看重的原因。您瞧孔丘，“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多大的架子呀！
孔先生辦的是私學，假如顏回不來，子貢去矣，“束脩”就無從保證。別說那割不正不食的大話，壹旦無肉可割，就不是束脩而是束腹了，除非割股自啖。孔丘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為了錢，不惜給人趕驢車，這為師的尊嚴又在哪裏？
儒家的“師道尊嚴”比起亞理士多德“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境界，差得太遠。孔子說“當仁不讓於師”，他真正贊賞的卻是乖巧聽話的顏回，對喜歡頂撞他的子路就很不滿。
把真理當作老師，真理會越來越多、大師越來越多、人們都有進步和提高從而超過大師，而把老師當作真理只會真理越來越少、師傅越來越多從而使人萎縮。
孔子“傳道授業解惑”式師傅帶徒弟，弟子無人超過他。蘇格拉底的學生柏拉圖，柏拉圖的學生亞裏斯多德，師徒壹個勝壹個，西方至今也是群星燦爛人才輩出，歷史和現實都證明孔子輸給了蘇格拉底，中國的教育輸給了西方的education。
魯國的季孫把公室分給自己的奴隸，使他們變成了佃農。孔子對季孫毫無辦法，於是他遷怒於給季孫效力的學生冉求，對身邊的弟子們宣布說：“冉求已不是我的學生了，妳們可以打著鼓去攻擊他！”儒家搞師道尊嚴，打罵教育是常事。自古以來，就談不上什麽文明。
古希臘人是“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先秦諸子是“吾愛吾師，吾更愛聖王”。諸子用臆造的道德高標準（聖人）來脅持人民的意誌和精神、乃至肉體，中國思想家根本不是思想家，而是教人如何做個好奴才的欺名盜世的處世家。
孟德斯鳩說：共和國家的教育提高人們的心智，專制國家的教育降低人們的心智。專制教育就是奴性教育。甚至對那些處在指揮地位的人們，奴性教育也是有好處的，因為在那裏沒有當暴君而同時不當奴隸的。它將恐怖置於人心裏，達到降低人們心智的目的。
絕對的服從，就意味著服從者絕對愚蠢，甚至連發命令的人也是愚蠢的，因為他無須思想，懷疑或推理，他只要表示壹下自已服從的意願就夠了。
專制國家裏每壹個家庭就是壹個專制帝國，那裏的教育主要是教人怎麽樣相處，‘為人只講三分話，未可全拋壹片心’，所以教學的範圍是很窄狹的；只是把恐怖置於人們的心中[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根本不知道邏輯和怎樣說理；三分不痛不癢的真話與七分結結實實的假話結合得天衣無縫。在那裏，知識招危險，競爭會惹禍，品德談不上。這就使教育範圍極為狹窄。在象中國這種專制國家裏，儒家教育從某些方面來說是等於零的。它不能不先剝奪人們頭腦中應得的壹切，然後再給人們壹點點的東西；以便培養好奴隸。
所有的愚民教育有壹個共同的目的：即使不能洗盡人人腦袋中的獨立思想，也要把他們變成不敢說真話、不敢做實事、不敢做真人的騙子手和膽小鬼。借助於祖先崇拜、語言禁忌和政治巫術，國家、民族、集體等等被過分強調的宏大話語以偽善的道德，將人的個性、自由、價值與尊嚴擠壓得幾近於無，整個民族在泛道德化的病態氣氛中逐漸喪失了生命的真切體驗和普遍的人性關懷。
4．儒教——精神閹割術
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是專制下奴隸的呻吟，是繼續推動中國更加專制的運動。先秦時代諸子百家都是擁護專制政治的文人諫臣或謀士，其本質是知識的販賣與治國術的兜售者，他們的目的在於把自己高價賣給君王，以便取得俗世的榮華、富貴與權力。
中國歷代執政者都把孔教定為國教，並不是專制者選擇了孔子，而是孔子的“學說”天然就是為專制服務。孔子是沒落貴族，骨子眼裏充滿了高低尊貴的等級觀念。這種人創立的學說怎能有平等精神，怎能不被統治階級所看中、所利用呢？
儒家的經典《尚書》，大量地宣傳專制思想以及人如何成為壹個優良的奴隸；《詩經》，是古代人民在專制政權下奴隸的心聲；《禮記》是儒家擁護專制政權的法典與制度，是使人變成奴隸的工具；《春秋》是古代諸國征戰與政治鬥爭的專制歷史；《樂經》已失傳，估計也沒有什麽重大的人文思想。上述這些典籍，並沒有任何高度的人文價值，只不過是幫助人接受專制政治與成為優良奴隸人的書籍，這些典籍，與希臘諸位哲學家思想，實在無法比擬，那簡直是“奴隸哲學”與“人的理性與形上學”的差異，也是“非人”與“人”的差別。
孔子缺乏基本邏輯與形上學的知識能力，造成了狹隘的唯心主義、任意經驗直觀、好作結論式思考與邏輯矛盾的弊端；這種人文思想的弱智性也影響了後代儒家文人，缺乏邏輯判斷與形上思維的基本能力、漠視專制腐敗與社會不公不義、擅長察言觀色與明哲保身的哲學、精於玩弄人際關系與權謀等的思想，造成了後代儒家文人喜歡說壹套做壹套的毛病。
形容儒家性格最貼切的名詞，就是孔子慣常罵人的名稱，即“巧言、令色、足恭、鄉願、恥惡衣惡食者”。所謂足恭，是指文人屈服在專制政治下，擅長於察言觀色，並且表現出如同奴仆般畢恭畢敬的態度；所謂令色，是指文人為了討好專制的統治者，盡量表現出迎合統治者意誌的嘴臉；所謂巧言，是指文人在專制統治者的規定與容忍的範圍內，盡量表現出自己的修辭才學與兩面舌頭的技巧；所謂鄉願，是指文人經常漠視統治者的腐敗與社會不公不義，不敢挺身支持公理正義，只會保持高度的沈默與裝聾作啞；所謂恥惡衣惡食，是指文人不願意忍受惡衣惡食，喜好追求功名利祿。
儒家文人，不僅有上述的缺點，而且具有“文人尋租”的特質，許多文人為了獲得榮華富貴與權位，會以出賣自己的良心、人格與能力的方式，來滿足統治者的要求；這些文人，將自己當成工具，出賣給統治者，他們是壹群待價而沽的奴隸，也是有價的物品。換言之，只要統治者出得起價錢與願意收買，這些儒家文人，隨時可以獻身效力，以上這些特質，都是儒家文人現實生活真正與典型的性格。
孔子說：“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又說：“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孔子這種假裝奉行道德理念，而實質上卻是充分明哲保身的哲學，完全缺乏對社會的基本責任意識，缺乏實踐社會正義與道德的理念，也缺乏與不公不義政治抗爭的意誌，這樣的人，是屬於逃避社會責任的奴隸性人格？孔子主張，“君可以使臣”、“君可以使民”、“臣應當事君”，這豈不是充分擁護專制政權與建立奴隸哲學的思想？
子貢形容孔子具有“溫、良、恭、儉、讓”的特質，孔子又強調，人應該有“恭、寬、信、敏、惠”、“忠恕”、“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剛、毅、木、訥”、“訥言、敏行”的性格，這些所謂理想人的特質與性格，難道不是壹種適合“身為奴仆家臣”最好的特質？
子張問“幹祿”（求官）之道，孔子回答：“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余，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孔子教弟子如何當官，他並不告訴弟子，應該如何為百姓爭權利、實踐社會正義與監督統治者的行為，而是傳授弟子如何謹言慎行與對統治者察言觀色的本事。這樣的人，談不上所謂的社會正義意識與為政之基本道德。
孟子說：“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三月不做官就慌了)”。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中國讀書人唯有學而優則仕壹途。“學好文武藝，售於帝王家”。國人的才智都用到“學而優則仕”上去了，實用技藝被貶為奇技淫巧，科技文藝活動受到壓抑，無法自由發展。
孔子主張仁政，這個仁政是建立在專制制度之上，人民與土地只不過是統治者的私有財產；孔子主張仁愛與道德，這個仁愛與道德，是建立在認同於專制制度的奴隸式道德。孔子從來就不敢挺身而出，批判專制政權的腐敗與社會的不公不義，也不敢挑戰統治者的權威與權力。換言之，孔子與儒家文人，根本缺乏真正道德批判與道義承擔的精神，這壹套思想，如何能為華夏民族，建立人的尊嚴與道德？
科舉制為鞏固皇權立下了汗馬功勞，但帶來了最大的弊病是：在思想探索的領域裏設立了禁區，任何越界思想的後果都是血淋林的。在這種情形下，中國文人不是迎合、就是逃避，絕對沒有自由的思維。幾千年來正統知識分子幾乎全是禦用的，不但失去了思考的能力，而且拒絕接受外界壹切先進的思想。直到現在，這種局面也沒有改變。結果，民族的思維能力越來越孱弱，氣質越來越陰郁，思想越來越實用，內心越來越機偽，而當權者越來越殘暴了。
李世民搞科舉，手舞足蹈地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知識者被裝進了皇上的口袋，失去了獨立人格，沒有人格的人只能是奴才。科舉制不過是臣民“平等”地作為皇上奴才候選人的制度，就象天下女子在容貌面前壹律“平等”地供皇上“選美”。
科舉制表面上是考試規則面前人人平等，然考試的結果卻把人分出等級，按分數的高低來決定官位和收入，象範進中舉做官後就迅速腐敗，從而加劇了人間的不平等。由於中國資源稀缺、爭奪激烈，因而知識都用來謀取權力，以便參於分贓。那些十年寒窗的學子壹旦進入官僚階層，就拼命維護他們的利益和地位。赤裸裸的貪婪，是中國官僚的全部本質。
在儒家成為主流意識之前，儒生孜孜以學見用於列國封王，所以儒家具有當閹奴的天生的路徑。公元10世紀，中國南方有壹小朝廷叫南漢，皇帝叫劉巖，建都廣州。他認為太監最無私。他的孫子南漢王劉繼興下了聖旨，雲：“凡朝廷任用的人，不管是進士還是狀元出身，壹律要閹割，方能當官”。自此，在南漢當官的上至宰相下至七品芝麻官都是沒鳥的,而且規定想考科舉的都要先把“鳥兒”割掉。規定下達後，當官的人並沒見少。可見，儒生們對閹割習以為常了，實行起來壹點也沒有操作上的難度。
5．專制主義的愚民實踐——統壹思想
文禍的原因在於對語言的迷信。以為吉言或贊語可使人得福，逆言或咒語可使人得禍；所以，對逆言或咒語采取了野蠻手段。
夏桀生性好淫而兇殘，他下令大造宮室瑤臺，用美玉輔設墻壁，用金銀架設廊柱，耗盡國庫；派人四處搜求美女，凡民間長得漂亮的女人，勿論婚嫁與否，壹律押解進宮，供他晝夜淫樂。“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展噪於端門，樂聞於三野”。他把數以萬計的侏儒和音樂雜要人員弄進宮中，為他表演滑稽和雜技節目，致使夏朝宮內日夜笙歌不絕。
他別出心裁地布置肉山脯林，在旁邊挖掘了若幹個大池，池中灌滿美酒。酒池可以運船；糟丘十裏。然後召來三千名彪形大漢，要他們比賽喝酒吃肉。那三千大漢被酒肉灌得臉紅筋脹，有的實在透不過氣來，停下想歇壹會兒，便被站在旁邊的武士壹刀剁下了頭顱。於是壹個個拼命硬吞牛飲，很快便醉得東倒西歪，紛紛跌入大池中淹死了；而那些倒在肉山脯林下的醉漢們則被壹壹砍下了腦袋。屍橫遍地，血盈酒池。
面對夏桀的荒淫暴虐，群臣悚懼，不敢勸諫，只有上大夫關龍逢敢於犯顏直諫說：“為人君身行禮儀，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無盡，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夏桀說：“天上有太陽，地上夏桀王，太陽不亡，夏桀就不會亡！”龍逢搖頭長嘆說：“君王自比太陽，妳可聽見民間歌謠說：‘太陽啊！妳什麽時候墜毀，我們寧肯和妳壹同滅亡！’”夏王桀勃然大怒說：“妳竟敢咒罵孤王。請嘗嘗炮烙的滋味兒。”
桀大喝施刑，四名武士用鐵索套住赤身裸體的龍逢的四肢，把他擡到燒得泛白的銅柱邊，然後壹聲吶喊，猛的讓龍逢當胸抱住銅柱，四肢及全身緊貼炮烙。龍逢壹聲慘叫頓時斃命，那血肉之軀被燒得青煙騰騰，頃刻間便成了壹副發黑的骨架……
殷紂王和蘇妲己日夜在宮中享樂作長夜之飲。廚師因為熊掌沒有煮透，紂王便親手殺死廚師。紂王還有壹些奇特而殘忍的愛好，那就是把人的腳脛砍斷砸破，以便觀察裏面的骨髓；還把孕婦的凸腹剖開，以觀賞那閉目卷曲的胎兒；他還喜歡看把人推入虎圈，老虎是如何咬噬人體的。大臣若有規勸他的，他便學夏王桀的辦法，施以炮酪刑。紂的叔父、大臣比幹苦心勸諫紂王改弦更張，竟被紂王下令挖心剖肝而死。
中國古有“愚民”壹詞，《左傳》有言雲：“捉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還有“假令愚民取長陵壹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可見，愚弄人民，使民愚昧，古已有之。從來就沒有人覺得人民有什麽值得尊敬的，只知道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如果人民都成了傻子，這個“川”防起來無疑能夠更方便壹些。
《國語》載：“厲王虐，國人謗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謗矣’”。
當時，邵公曾苦苦地勸他說：“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這段話的意思是：堵塞人民的言路，比建造堤壩來堵塞河水還危險。用堤壩堵河流，水道壅塞，壹旦潰決泛濫，那死傷的人就多了。民也象水壹樣。所以，治水的人壹定要排除壅塞使河流暢通；治理人民的人，壹定讓人民發泄、盡情說話。……人民所發表的言論，是經過他們的深思熟慮後才說出來的，怎麽能夠加以堵塞呢？假若妳壹定要堵塞，又能夠堵多久呢？
剛愎自用的周厲王哪裏聽得進去？暴君總是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而過低估計了了人民的力量，結果是爆發了公元前841年的“國人起義”，鎬京的平民們忍無可忍，壹齊舉起了武器，不約而同地殺入王宮。周厲王嚇得狼狽逃竄，被流放到彘（今山西霍縣境內），死在那裏。周厲王逃跑後，政權由周公和召公共同執掌，史稱“共和”。
清代詩人吳梅村道：“倉頡夜哭良有以，受患只從讀書始。”韓非子說：君主壹定要禁錮臣民的思想，使他們只服從命令，不亂說亂動。秦始皇實踐禁錮思想的第壹步，就是殺掉韓非本人。等他統壹後，他在全國禁錮臣民的思想；他害怕不利於永久統治的文字傳開，就搞大規模焚書恐怖活動。終於達到“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道路以目”的程度。
當年，秦始皇是不允許臣民隨便對他說三道四的，甚至宮中的壹切也不能泄露。據說秦始皇曾行幸梁山宮，從山上望見丞相車騎甚眾，“弗善也”。身邊侍從有人私告丞相，丞相隨即減損車騎。於是，“始皇怒曰：‘從人泄吾語’；案問，沒人承認。於是，便把身邊侍從全殺了。當時，皇帝的壹切都是國家機密，就連皇帝走的路都是復道，禦用道路與公用道路分開，而且禦用道路兩側還築有高高的壁墻，其行蹤不為臣民所知（王子今文《秦漢甬道考》，文博雜誌1993年2期）。此後“宮禁至重”、“深居簡出”是整個專制時代最高統治者的行為慣例。有許多人因為泄露後宮的政務被處死或被迫自殺。
秦代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最貧乏的朝代，思想家未出現壹個，就連好文章都沒有留下壹篇。《古文觀止》中僅有李斯的《諫逐客書》壹篇，還是秦滅六國前寫的。
漢武帝時，由於連年對匈奴用兵，國庫空虛。漢武帝為了籌錢，發行了壹種皮幣（上林苑中白鹿之皮），漢武帝向大農令顏異征求意見。顏異表示反對。恰逢有人因別的事控告顏異，漢武帝便命張湯受理此案，而張湯調查得知：顏異曾與客人交談，客人說起朝廷政令多有不便，顏異“微反唇”，即嘴唇略微動了壹下。張湯據此上奏，說顏異身列九卿，見政令不便不向朝廷奏告，而私下“腹誹”（在心中誹謗），於是處以死刑。真是欲加以罪，何患無詞！連肚子裏怎麽想都成了壹種罪證。
西漢時司馬遷的外孫楊惲被朝廷免職後，作書：“田彼南山，荒穢不治，種壹頃豆，落而為萁。”宣帝以“荒穢”等詞誹謗朝廷，誅之；妻女被放逐酒泉，族人及朋友都遭貶 。
東漢末年，白馬地方縣令李雲上書勸諫漢桓帝要勵精圖治，否則將“帝欲不諦”（“諦”是精明的意思），結果被殺。
曹操雲：“寧使我負天下人，不可使天下人負我”。曹操殺了孔融（並滅其族）、楊修、華佗等名士。
晉武帝司馬炎曾同大臣劉毅交談，司馬炎問劉毅說：“卿看寡人似漢朝哪位皇帝？”劉毅直率地回答說：“陛下同桓、靈二帝十分相似。”司馬炎陡然變色，質問道：“寡人平定吳國，統壹天下，功比天高，妳竟然把我比做桓、靈兩個昏君，是何道理？”劉毅冷笑道：“桓、靈之所以是昏君，就在於他們賣官鬻爵，而陛下不也這樣做麽？更何況，桓、靈賣官，錢歸官庫，而陛下賣官，錢入私囊。從這點看來，陛下還不如桓、靈呢”。把晉武帝司馬炎噎得直喘粗氣，他喝令武士把劉毅推出午門斬首，在眾官的求情下，劉毅被改為監禁天牢。
晉時“動輒滅門”，有個叫周嵩的人，僅僅因為批評皇帝周圍有“碌碌之臣”而被棄市。
崔浩寫北魏國史，備而不典，寫了鮮卑人同姓婚、紮辮子等；公元450年崔浩全家被殺，與他同宗的崔氏全部被殺，婚親盧氏、郭氏、柳氏，統通被殺。壹樁文字獄殺盡四大望族，這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空前絕後的。
隋煬帝忌妒名聲顯赫的詩人薛道衡，於是羅織罪名，說薛的《高祖文皇帝頌》贊美先朝，意在誹謗本朝，殺之。
中唐年間，北方天旱遭災，官吏隱瞞實情，向百姓追逼租稅，農民疾苦不堪，伶人成輔端寫“何其如此賤田園”等詩句以紀其慘狀，被唐德宗下令杖殺。
五代時，壹書生向吳越王錢镠獻詩，中有“壹條江水檻前流”之句，錢镠認為“前流”是自己姓名的諧音，有譏諷之意，下令處死獻詩的書生。
明清時的文字獄達到了頂峰，讀書人更是葡匐於皇權的腳下，知識界壹片黑暗。洪武九年，朱元璋因天文出現星變而“詔求直言”，遂有言臣信以為真，上疏指出由於朱元璋的暴虐，使“小民不知孝悌忠信為何物，而禮義廉恥掃地矣”。朱元璋壹聞此言，立刻將上疏者押至面前，親自將其射死以泄怒氣。
由於他出身貧賤，當過盜賊、和尚，對別人的言辭就特別敏感。林元亮的《謝增俸表》中有“作則垂憲”句；林伯瑾所寫的《賀冬節表》內有“垂子孫而作則”，“則”與“賊”同音；蔣鎮的《正旦賀表》內有“睿性生知”句，“生”被讀作“僧”；許元的《萬壽賀表》內有“體幹法坤，藻飾太平”八字，“法坤”被讀為“發髡”，“藻飾太平”當作“早失太平”；徐壹夔的賀表內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光”被附會剃光頭，把“聖”附會為“僧”；周冕的《萬壽賀表》內有“壽域千秋”，“壽”被附會為“獸”；吳憲的《賀立太孫表》內有“天下有道”，被附會為“天下有盜”；睿因寫“遙瞻帝扉”，“扉”與“非”同音；林雲因寫“式君父以班爵祿”，“式”與“弒”音同；都被處死。
王子之師張信以杜甫詩“舍下筍穿壁”為字帖教寫字，朱稱“堂堂天朝，何譏誚若此”！遂斬之。壹和尚寫謝恩詩“金盤蘇合來殊城，玉碗醍醐出上方”，“殊”被析為“歹朱”，殺之。魏觀請名士高啟作《上梁文》，文中有“龍蹯虎踞”四字，魏觀和高啟被腰斬。張尚禮寫宮怨詩：“庭院深深晝漏清，閉門春草共愁生。夢中正得君王寵，卻被黃鸝叫壹聲”。朱“以其能摹圖宮閫心事”，遂“下蠶室死”。僉事陳養浩有詩嘆道：“城南有嫠婦，夜夜哭征夫”，朱“以其傷時，投之於水”。……因文字獄死之人何只數千。
馬皇後腳大人人皆知，因這雙大腳，引出壹樁血案。壹年元宵節，出來壹張漫畫，壹個大腳女人，赤腳、懷裏抱了壹個西瓜，到處傳的起哄。正巧朱元璋微服訪問，壹見大怒，壹時查不出誰幹的，下令把這條街的人全殺了。
建文四年六月朱棣攻入南京，同年十月他就下詔第二次重修《太祖實錄》（建文帝修過壹次）。朱棣對修史官員獎罰分明。對聽話有意袒護朱棣篡改史實的，如胡廣、黃淮等人，升官；對直書無隱不避朱棣忌諱的，如葉惠仲，族誅。花了九個月時間，奴才們就獻上了篡改完畢的《太祖實錄》。
明朝永樂皇帝遷都北京後不久，壹天他在幾位大臣的陪同下前往長陵察看，走到壹條大河邊上時，他問河邊壹位打魚的人：“這河叫什麽名字呀？”那打魚的人說道：“叫沙河。”永樂皇帝壹聽馬上變了臉：“什麽？叫沙(殺)河？！不行，從今天就改了，叫‘金河’，‘黃金萬兩’的‘金’，這多吉利。”皇帝本姓朱名棣，朱(豬)就怕殺(沙)了。接著又傳下禦旨，命令昌平州內凡是姓沙(殺)、屠(宰)、郎(狼)、陸(戮)的人統統遷出，換上姓朱、梁(粱)、康(糠)、米、蔡(菜)、曹(槽)、甘(泔)的人家。他的歪理是皇帝姓朱(豬)，姓沙(殺)、屠(宰)、郎(狼)、陸(戮)的人住在這裏，常常會遇到朱(豬)，很不吉利。而姓梁(粱)、康(糠)、米、蔡(菜)、曹(槽)的人家才會使豬(朱)有吃有喝，大吉大利。禦旨壹下，老百姓就遭了殃，許多姓沙、屠、郎、陸的人家被迫搬出去，而外鄉許多姓朱、梁、康、米、蔡、曹、甘的人家又被迫搬進來。老百姓們被折騰了很長時間，對皇帝恨得直咬牙。
明朝是壹個打屁股的朝代。廷杖始於明太祖鞭死開國元勛永嘉侯朱亮祖。朱亮祖父子作威作福，罪有應得，但朱元璋卻開了廷杖大臣的先例。壹言不合，扒下褲子就打。被廷杖的大多是壹兩個人，但正德年間明武宗創過107人同時受杖的紀錄，嘉靖皇帝同時廷杖124人，其中16人當場死亡。上百人被扒下衣服，排在太和殿下，上百根棍子同時起落，壹時間聲響震天，血肉橫飛，慘不忍睹。越沒有尊嚴越無恥，所以才會有成百上千的文武官員爭著給宦官當幹兒子、幹孫子的怪事，才會有95%以上的朝官向大順軍、滿清軍屈膝稱臣的醜事。明朝大臣也開創了所有朝代中最大規模集體投降的先例。大臣的氣節真的還不如幾個粉面柳腰的妓女。真可謂奴才有主子，奴隸無祖國！
清朝的文字獄更邪火。康熙時浙江人莊廷攏編刻《明書》，被人告發，其父莊允城被逮入京死於獄中，莊廷攏被掘墓開棺焚骨，凡作序者、校閱者及刻書、賣書、藏書者均被處死，子侄18口以及210位士大夫被斬首；被發遣、充軍的有七百家，被牽連入獄者3000余人。另壹起是《南山集》獄，波及數百人；戴名世被斬首，方孝標被戮屍，兩家男子十六歲以上者均被殺，女眷等則被沒收為奴婢，方氏同族人都被充軍黑龍江。壹個道士提出人是用大腦思考而不是用心思考，被康熙認為是“危險人物”處決。
雍正時文字獄泛濫。呂留良案受到株連的人多達幾萬人。刑部尚書的兒子因做詩文有“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結果按大不敬律斬首。朝臣查嗣庭任江西主考，出題“維民所止”，被告發“維止”二字，影射“去雍正二字之首”。雍正帝大怒，將查嗣庭入獄。結果查死於獄中，其屍被戮，查的親屬或處斬，或流放。
有個叫徐駿的官員，僅因“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壹句，便被扣上“誹謗朝廷”的罪名，落得個身首異處誅連九族，連故裏的官吏都被斬。
乾隆時發生文字獄140余起，被捕殺的文人及受連累的家屬幾萬人，連瘋人說瘋話都不放過。精神病患者發病時自稱皇帝，被乾隆淩遲處死的就有六起。乾隆自稱“古稀老人”，退休的大理寺卿尹嘉銓有壹次自稱“古稀老人”，即被絞死。
翰林學士胡中藻有句詩曰“壹把心腸論濁清”，乾隆帝看後大發雷霆：胡中藻遂因壹“濁”字被殺，並罪及師友。
徐述夔的《壹柱樓》詩集中雲：“明朝期振翩，壹舉去清都”；被乾隆帝定為“大逆”，不但把已死的徐述夔及其子戮屍，其孫子和為詩集校對刊印的人也全都處死。
沈德潛的《詠黑牡丹詩》雲：“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其中的“奪朱”用的是《論語》裏的典故，可“奪朱”被說成是奪了明的天下；“異種”意為“奇異之種”，但也被解為“非我族類”的滿族。乾隆帝看後大怒，當時沈德潛已死，就把他的屍體拉出鞭打壹通。……文字獄的盛行使朝廷的大臣們之間都不敢相互通信，不敢寫日記，生怕被人抓住把柄。
清朝對全國圖書都要進獻檢查，不利於滿清的文獻被禁毀；連前人涉及遼金元的文字都要篡改；查繳禁書竟達3千多種，15萬多部，總共焚毀的圖書超過70萬部。壹篇吳三桂的“反滿檄文”，壹本《揚州十日記》，壹本《嘉定屠城記略》，竟在中國本土演滅，二百多年後才從日本找出來！
為了統治的需要，就在教科書裏編入統治者的胡說八道，通過“學者”的論證，把最無恥的道理用最美妙的語言表達，並規定學生要會背會用。清朝的科舉，童試就有壹種題型叫“聖旨默寫”，要小孩子把皇帝的名言默寫下來。這些名言當然是大談皇上聖明。而且規定，如果這個不合格，就算其他答的再好也不錄取。
滿清壹紙“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剃發令把中國人整成了有辮子沒脊梁的精神侏儒，將數千年的奴化教育做到了登峰造極，最後只剩下壹門“研究錯別字”的學問。龔自珍大叫：庠序無才士，巷無才偷，藪澤無才盜！中國人遭受過如此滅絕人性的奴化和侮辱，無休止的肉體恐怖和精神摧殘，脊梁彎了又彎，膝蓋曲了又曲，腦袋洗了又洗，中國人被磨掉了人之為人的最可寶貴的血性和骨氣，令人痛心地成了壹個跪著的合群自大的族類。
官定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主義和民族主義）不但是中國人的行為規範，而且竟成了中國人壹切智力活動的唯壹靈感來源。壹切對官方意識形態的質疑，都被扼殺於萌芽狀態中。任何偏離“主旋律”的噪音都被全社會合力撲殺。人們不但心甘情願地放棄對自己大腦的使用權，改用兩三個死人的大腦，而且還剝奪別人的“用腦權”，從而有效地將壹切中國人的創造性智力活動凍結了兩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