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和法國的「政教分離」百年情仇：從西化導師，到文明對抗？

土耳其「西化運動」的興起與反挫

回顧土法關係發展史可以發現，土法兩國早從鄂圖曼後期時開始，就有很密切的交流，法國的文化與思想也對土耳其的發展有重要影響。法國大革命後，在鄂圖曼帝國賽林三世（III Selim）的命令下，正式派遣留學生到法國學習法文，法文同時也是外交上的主要語言。鄂圖曼帝國所派遣的學生把法國的哲學、科學、軍事與文學書籍帶回鄂圖曼帝國，法文也就成為當時知識份子需要學習的語言，這也是目前少數土耳其菁英學校仍使用法語教學的歷史根源。 

1839年後鄂圖曼帝國開始進入「改革時代」（Tanzimat Dönemi），派遣大量留學生到歐洲，境內也設立許多法文學校，帶來許多法文的外來語。在改革時代，受到西化影響最深的鄂圖曼城市是目前位於希臘境內的賽薩洛尼基城，而那裡同時也是土耳其國父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克的故鄉。

但鄂圖曼帝國的改革政策並沒有讓他成功抵擋列強的攻擊，鄂圖曼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滅亡，取而代之的是凱末爾所帶領的土耳其共和國，而凱末爾也將西化運動推到最高點。

青年凱末爾——凱末爾在當時的跨國軍官交流中，給當時的演習指揮官福煦少將（Ferdinand Foch，一戰末期成為法軍元帥）留下很深印象，因此破格邀請官階低下的凱末爾一同參加高階軍官晚宴。但凱末爾卻因為鄂圖曼軍服配戴的傳統「土耳其菲斯帽」，而遭到與會的西方將校歧視與嘲笑，這讓他會後生氣地表示：「只要你我頭上還有傳統守舊的標記，西方人就會一直把你當成野蠻人，而不會真正在意帽子底下的你，腦子究竟多聰明！」

 凱末爾認為，西化運動不只是模仿西方的制度，而是必須將西方與土耳其做整合，擺脫鄂圖曼帝國的影子，才能打造一個進步的現代國家。因此，凱末爾廢除哈里發制度、將休假日從星期五移至星期日（星期五為伊斯蘭教的大禮拜日）、實施去鄂圖曼文字的字母改革、以歐洲國家的法律為例制定刑法與商業法、實施西服運動等等。  不僅在政治性的硬規定上看得見土耳其共和國初期的西化運動，在電影與書籍上也可見到西化因素。例如在1930年代，土耳其上映的外國電影，除了加上土耳其文字幕外，也會加上法文字幕。但法文字幕也讓當時的民族主義者頗有微詞，後來便以「雙字幕佔太多空間，土耳其文字幕被壓縮而不易閱讀」為由取消法文字幕。  除此之外，當年也出現許多學習西方禮節的書籍，例如在1927年學者翻譯喬力佛（Gaston Jollıvet）與赫勒（Ｍarie-Anne L’ Heureux）所著的《熟悉世界的風俗習慣》（Pour bien commaitre les usages mondains），裡頭教導西式的打招呼方式，如親吻女性的手...等等。  凱末爾西化運動所帶來的西化（法國化）風潮，一直到1950年代前都影響著土耳其社會。

 凱末爾主義中的「世俗主義」（laïcité）確立土耳其為一個政教分離的國家，世俗主義主張在公領域排除宗教因素，特別是在政治領域上。土耳其文的世俗主義「Laiklik」正是從法文而來，但兩個國家的世俗主義卻有些微不同。 
土耳其的世俗主義是從政府往下施行的計畫，這個改革計畫從少數菁英發起，試圖影響整個社會；法國的世俗主義則是由人民發動往上的，18世紀末期，法國的世俗主義者與共和主義者聯合對君主制度與天主教會抗爭，比起土耳其來說更是一種鞏固於社會的思想。甚至有部分專家認為，凱末爾的西化政策打壓草根人民的伊斯蘭信仰，世俗主義與政府受「軍方專制」息息相關，不但在後期遭到保守派揚棄，甚至造成更大的保守派反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