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P雷暴潮：谁制造了中国的“金融难民”？
“说实话，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被骗了。”四川成都的祁雪（化名）看到P2P网贷公司纷纷跑路清盘的新闻，吓得赶紧拿出手机，“看是不是糟了”。祁雪在一家名为金银猫的平台投资了5.5万元购买理财产品，176天到期，利率8.5%。“当时没看出什么问题，想着等到期赎回，结果上周告诉我们要清盘。”
7月18日，祁雪收到金银猫《良性清盘延期兑付公告》，按照条款，她将在两年内逐步收回自己投资的本金。“能不能收回我不知道，至少比那些跑路的好。”对于已经退休的祁雪而言，5.5万元是两三年省吃俭用的积蓄，“到现在也敢没告诉家里人。”
“雷暴潮”
境遇远不如祁雪的是“跑路”平台的投资者。
P2P行业的信息和研究平台“网贷之家”称，自今年6月初以来，约有150家在线借贷平台遇到“问题”。这些问题中，最轻的就是“清盘”，投资平台将逐步偿还部分本金，但违约风险依然存在；大量P2P平台则直接停止业务，负责人直接失去联络，卷钱跑路，投资人失去所有本金，选择报警。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网贷之家兄弟公司P2P平台“投之家”也因涉嫌集资诈骗被深圳警方立案侦查。
这种现象被投资者称为“雷暴”——每个P2P平台的倒下，就像踩中隐秘的地雷，影响众多，死伤惨重。
进入7月，“雷暴”的平台越来越多，根据零壹数据不完全统计，仅7月第一周，至少26家P2P平台出现各种问题，其中7家宣布清盘，4家已被立案；这26家平台待还本金至少在150~200亿元以上。
“金融难民”
本轮“雷暴”潮的第一个"惊雷"始于6月16日位于上海的著名P2P平台唐小僧的跑路，按照该平台自称数据，其总用户数超过1000万人，成交金额750亿元。
其后，“雷暴”的主阵地转移到有“互金之都”之称的杭州。据BBC中文记者不完全统计，从6月底到7月初，就有位于杭州的小金袋、贤钱宝、金大圣、稳展财富、汇博金服、秋田财富、360储蓄家、地浓金融、爱多银、鼎享汇通、人人爱家金融、佑米金融、投融家、一两理财、长富理财等发生异变。
这些平台中，除了鼎享汇通等个别宣布良性退出外，还有一部分宣布清盘，更多则直接跑路。在投资者看来，跑路就等于“血本无归”，焦急的投资者选择报警，但互联网金融的特点就是用户散落全国各地，而警方则不会所有地方都受理，他们建议投资者到P2P平台注册地报案。
就这样，全国各地被“雷暴”潮殃及的投资者们坐上高铁，赶赴杭州报案。
据中国媒体《证券时报》报道，由于报案人太多，杭州政府将杭州黄龙体育中心、杭州市江干区体育中心两个体育场馆设置为临时接待点，并派出信访部门与报案人对接。
不同身处体育馆的在场者向我们描述了这样一番场景：密密麻麻的人群，来自天津、河南、江苏、广东等地，损失少则数万，多则上百万，他们自称“难民”，互称“难友”，而为了不让家人知道，有些人戴着口罩，有些则向公司请假旅行，瞒着家里驻扎在杭州的小旅馆中多日。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的一篇描述P2P投资者惨状的文章，则将这两个体育场称为“难民营”。
“可能有点开玩笑的成分，但我们确实成了‘金融难民’。”赶赴杭州的投资者们，主要是平台突然跑路后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要么离得较近，要么投资额较大。但更多的人则像祁雪一样，没有选择去报案，“虽然不知道平台会不会兑现清盘的承诺，但去上海也花钱，而且报案也不会有更好结果。”
披着新外衣的老骗局
数以千亿计的资金流失，凭空突然多出数以万计的“金融难民”，谁来负责？
面对聚集在两个体育馆的“金融难民”们，社交媒体微博上不少网友对其嘲弄，“不是骗子多高明，仅仅是你心里的贪欲太强迷了双眼”、“投资有风险，亏了钱去报警，不是你自己的手投的吗”。
BBC中文网记者采访的专家、从业者和投资者都认为，首先应该区分投资和骗局，如果买股票亏钱了没有人会报警，但本轮P2P平台“雷暴”潮中不少案例的内核则是骗局。
“很多声称是P2P的平台，实际上根本不是，需要区分开。”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房地产及金融助理教授胡荣认为，P2P平台的本质是借贷关系的中间人，做的是撮合成交的信息中介，P2P平台收取手续费用，不会因为双方的违约而倒闭或跑路。
零壹财经媒体副总裁董云峰也同意胡荣的观点，倒掉的P2P平台并不是真正的信息中介，没有严格按照监管规定去做业务，而是通过自我担保、份额拆分、期限错配等形式逾越了信息中介的本分。“那些最终被证实玩自融、资金池的平台，本质上是非法集资，早就该亡。”
“这些P2P平台的内核其实并不新，一种是自融，设置假项目吸引投资，实际上用于自身发展或对外投资；另外一种就是庞氏骗局，对外采用高额利息为诱饵，借新还旧，资金量达到一定规模后直接消失，压根没有还款意思。”一位深圳某P2P平台的市场部经理向BBC中文表示，这种骗局从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就不断发生，比如沈太福案，万里大造林案，比较近的吴英案等。甚至在互联网金融时代，这种骗局也非首次出现，2015年的“e租宝案”就是一例。
“不同的是，披上P2P的外衣，借助互联网的转播力，e租宝一年半内就资金500多亿元。远超上个时代的集资诈骗规模。”
2015年，e租宝案爆发投资者损失500亿元。
有法规无执行
让祁雪难过的是，这并非P2P平台雷暴潮第一次来临。2014年，全国倒闭、跑路、取不出钱的平台共有261家。2015年，这一数字有增无减，更是出现了“e租宝”的500亿元大案。“当时就有群体性事件，在成都这就有投资者聚在省政府门口要公道。”祁雪说。
2014年底，监管有了相对明确的监管意见出台。证监会规定了一些政策红线，比如不能搞非法集资、不能搞资金池等等，希望借此规范行业发展。
“我想着那P2P平台是不是这之后就安全了，又说自己是国企背景，又在央视做广告，结果还是不行。”
胡荣认为，有法规没有执行，最终造成P2P行业的失序，比如在美国，在健全的司法体制下，P2P企业面临持续的监管强度，就未出现类似情况。
“金融难民很可怜，政府无常态化监管，如果是投资损失大家是认的，但这么多人钱全被骗走，监管者难辞其咎。比如杭州政府，一面宣传自己是互金之城，企业合规性审查上却基本缺位。”上述P2P平台的市场部经理表示。
不过，中国政府并非全无作为。上一轮倒闭潮后，中央政府启动了互联网金融清理整顿行动，该项行动要求每个P2P平台必须在所在地进行登记备案，并未备案设置一系列条件，备案原定的截止日期是2018年4月，也是由此开始不合规的P2P企业逐渐跑路，到6、7月达到高潮。
然而，受访者们也不认同这一轮政府采取的专项打击运动。上述P2P平台的市场部经理称，运动式打击造成集体崩盘和跑路，不仅如此，舆论风声鹤唳，合规的P2P平台也丧失公众和股东的信任，“我们打击也很大，也有股东提出退出这个行业”。
7月18日，祁雪收到金银猫《良性清盘延期兑付公告》，按照条款，她将在两年内逐步收回自己投资的本金。“能不能收回我不知道，至少比那些跑路的好。”对于已经退休的祁雪而言，5.5万元是两三年省吃俭用的积蓄，“到现在也敢没告诉家里人。”
“雷暴潮”
境遇远不如祁雪的是“跑路”平台的投资者。
P2P行业的信息和研究平台“网贷之家”称，自今年6月初以来，约有150家在线借贷平台遇到“问题”。这些问题中，最轻的就是“清盘”，投资平台将逐步偿还部分本金，但违约风险依然存在；大量P2P平台则直接停止业务，负责人直接失去联络，卷钱跑路，投资人失去所有本金，选择报警。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网贷之家兄弟公司P2P平台“投之家”也因涉嫌集资诈骗被深圳警方立案侦查。
这种现象被投资者称为“雷暴”——每个P2P平台的倒下，就像踩中隐秘的地雷，影响众多，死伤惨重。
进入7月，“雷暴”的平台越来越多，根据零壹数据不完全统计，仅7月第一周，至少26家P2P平台出现各种问题，其中7家宣布清盘，4家已被立案；这26家平台待还本金至少在150~200亿元以上。
“金融难民”
本轮“雷暴”潮的第一个"惊雷"始于6月16日位于上海的著名P2P平台唐小僧的跑路，按照该平台自称数据，其总用户数超过1000万人，成交金额750亿元。
其后，“雷暴”的主阵地转移到有“互金之都”之称的杭州。据BBC中文记者不完全统计，从6月底到7月初，就有位于杭州的小金袋、贤钱宝、金大圣、稳展财富、汇博金服、秋田财富、360储蓄家、地浓金融、爱多银、鼎享汇通、人人爱家金融、佑米金融、投融家、一两理财、长富理财等发生异变。
这些平台中，除了鼎享汇通等个别宣布良性退出外，还有一部分宣布清盘，更多则直接跑路。在投资者看来，跑路就等于“血本无归”，焦急的投资者选择报警，但互联网金融的特点就是用户散落全国各地，而警方则不会所有地方都受理，他们建议投资者到P2P平台注册地报案。
就这样，全国各地被“雷暴”潮殃及的投资者们坐上高铁，赶赴杭州报案。
据中国媒体《证券时报》报道，由于报案人太多，杭州政府将杭州黄龙体育中心、杭州市江干区体育中心两个体育场馆设置为临时接待点，并派出信访部门与报案人对接。
不同身处体育馆的在场者向我们描述了这样一番场景：密密麻麻的人群，来自天津、河南、江苏、广东等地，损失少则数万，多则上百万，他们自称“难民”，互称“难友”，而为了不让家人知道，有些人戴着口罩，有些则向公司请假旅行，瞒着家里驻扎在杭州的小旅馆中多日。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的一篇描述P2P投资者惨状的文章，则将这两个体育场称为“难民营”。
“可能有点开玩笑的成分，但我们确实成了‘金融难民’。”赶赴杭州的投资者们，主要是平台突然跑路后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要么离得较近，要么投资额较大。但更多的人则像祁雪一样，没有选择去报案，“虽然不知道平台会不会兑现清盘的承诺，但去上海也花钱，而且报案也不会有更好结果。”
披着新外衣的老骗局
数以千亿计的资金流失，凭空突然多出数以万计的“金融难民”，谁来负责？
面对聚集在两个体育馆的“金融难民”们，社交媒体微博上不少网友对其嘲弄，“不是骗子多高明，仅仅是你心里的贪欲太强迷了双眼”、“投资有风险，亏了钱去报警，不是你自己的手投的吗”。
BBC中文网记者采访的专家、从业者和投资者都认为，首先应该区分投资和骗局，如果买股票亏钱了没有人会报警，但本轮P2P平台“雷暴”潮中不少案例的内核则是骗局。
“很多声称是P2P的平台，实际上根本不是，需要区分开。”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房地产及金融助理教授胡荣认为，P2P平台的本质是借贷关系的中间人，做的是撮合成交的信息中介，P2P平台收取手续费用，不会因为双方的违约而倒闭或跑路。
零壹财经媒体副总裁董云峰也同意胡荣的观点，倒掉的P2P平台并不是真正的信息中介，没有严格按照监管规定去做业务，而是通过自我担保、份额拆分、期限错配等形式逾越了信息中介的本分。“那些最终被证实玩自融、资金池的平台，本质上是非法集资，早就该亡。”
“这些P2P平台的内核其实并不新，一种是自融，设置假项目吸引投资，实际上用于自身发展或对外投资；另外一种就是庞氏骗局，对外采用高额利息为诱饵，借新还旧，资金量达到一定规模后直接消失，压根没有还款意思。”一位深圳某P2P平台的市场部经理向BBC中文表示，这种骗局从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就不断发生，比如沈太福案，万里大造林案，比较近的吴英案等。甚至在互联网金融时代，这种骗局也非首次出现，2015年的“e租宝案”就是一例。
“不同的是，披上P2P的外衣，借助互联网的转播力，e租宝一年半内就资金500多亿元。远超上个时代的集资诈骗规模。”
2015年，e租宝案爆发投资者损失500亿元。
有法规无执行
让祁雪难过的是，这并非P2P平台雷暴潮第一次来临。2014年，全国倒闭、跑路、取不出钱的平台共有261家。2015年，这一数字有增无减，更是出现了“e租宝”的500亿元大案。“当时就有群体性事件，在成都这就有投资者聚在省政府门口要公道。”祁雪说。
2014年底，监管有了相对明确的监管意见出台。证监会规定了一些政策红线，比如不能搞非法集资、不能搞资金池等等，希望借此规范行业发展。
“我想着那P2P平台是不是这之后就安全了，又说自己是国企背景，又在央视做广告，结果还是不行。”
胡荣认为，有法规没有执行，最终造成P2P行业的失序，比如在美国，在健全的司法体制下，P2P企业面临持续的监管强度，就未出现类似情况。
“金融难民很可怜，政府无常态化监管，如果是投资损失大家是认的，但这么多人钱全被骗走，监管者难辞其咎。比如杭州政府，一面宣传自己是互金之城，企业合规性审查上却基本缺位。”上述P2P平台的市场部经理表示。
不过，中国政府并非全无作为。上一轮倒闭潮后，中央政府启动了互联网金融清理整顿行动，该项行动要求每个P2P平台必须在所在地进行登记备案，并未备案设置一系列条件，备案原定的截止日期是2018年4月，也是由此开始不合规的P2P企业逐渐跑路，到6、7月达到高潮。
然而，受访者们也不认同这一轮政府采取的专项打击运动。上述P2P平台的市场部经理称，运动式打击造成集体崩盘和跑路，不仅如此，舆论风声鹤唳，合规的P2P平台也丧失公众和股东的信任，“我们打击也很大，也有股东提出退出这个行业”。
2 个评论
舊聞 焦点对话：P2P投资者受害，怪政府还是怪自己？
本星期，中国近万名因为在网贷平台P2P投资而血本无归的投资人计划在北京发动大规模维权活动，但是遭到警方四处围追堵截，导致抗议活动胎死腹中。据目击者描述，当局在北京金融区排列了120多辆大巴，而且在旅馆和公共交通工具清查维权人士，阻止他们采取行动。曾经一度被中国官方大力推广的互联网金融平台频频出现“爆雷”现象，政府为何不追查犯事人，反而下大力维稳受害者？从毒奶粉，假疫苗，到P2P平台，中国社会信用缺失的根源何在？
参加讨论的嘉宾是：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讲人小民先生；纽约独立时事评论人士横河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焦点对话：P2P投资者受害，怪政府还是怪自己？
小民说，中国政府对本次金融难民防范严密，从他们的交通工具到入住旅馆都一一掌控，访民因此没有能够获得成功。当局的维稳是真正的维权，就是维护自己的统治权力。为此，他们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当局情报准确，控制精细，访民的所有举动都一一掌控，应该是耗费了巨大的资源。而维权的民众则根本没有权利更没有权力，缺乏基础，无论思想意识还是维权方式和方法都是原始的，没有严密的组织和部署，与当局“维权”的力量对比悬殊。总之就是当局全力以赴，民众无力应付。
小民说，至于爆雷的P2P平台究竟有多少，数字各种各样，说法莫衷一是，不过都没有依据。我看到国内有个报道说，总体涉及数字是7万亿元，不过也没有来源。如果每人7万元的话，可以算算涉及到多少人口。P2P加速爆雷，几乎是每月翻倍，5月30多家，6月增加到60多家，7月则达到150家；而越是爆雷晚的平台能量越大。比方说，被广泛认为不可能跑路的深圳“投之家”，7月20号也跑路。其累计用户多达287万，总金额为266亿元，余额29亿元；如果每人损失三万元，有10万人被坑。有观点认为，P2P 平台在6月前后开始爆雷，恰逢中美贸易战前后。随着贸易战加速、经济压力增大，这样的庞氏骗局没有新人加入的话当然会加速崩溃。
中共向来善于吸取危及统治的反面教训，以避免重蹈覆辙。事实上，P2P爆雷之所以会越演越烈，根本不是经济本身的规律，而是政府蓄意纵容甚至串通导致的恶果。众所周知，政府监控一个公司比监控一名受害者要容易得多。在税务方面，中共一直拒绝采用国际标准监控个人税收，而在P2P问题上却反其道而行之，对个人严加监控，这难道不奇怪吗？虽然我们没有具体证据来证明中共与P2P平台相互勾结，但是，我们看到的事实却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共当局一开始就在制度层面上放弃监控。2015年，银监会等四部委便出台了一个所谓的P2P管理暂行办法，其总原则是“以市场自律为主，行政监管为辅”。这等于公开告诉诈骗机构，能骗多少是他们的运气，政府不干涉。
小民说，对于P2P是合法高利贷的说法，我认为是一种相当负面的表示，是污名化。因为，P2P真正的利息仅仅比银行高出一点点，并不是高利贷。高利贷之说对这些投资人不公平。P2P的投资人不见得都是有余钱的中产阶级。从某些个例看，投资人群非常广泛，很多来自底层。据报道，一名清洁工工作6年攒了几万元之后放到了P2P，后果可想而知。还有，其中很多是节衣缩食的老人。而那些损失在上百万以上的肯定是中产。不过，底层损失的钱数不大，却是一生的积蓄，他们被断了活路。他们比损失百万的中产更加悲惨。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一部分，很值得同情。当局不作为，甚至同流合污，必然导致民间的怨恨和不满。本次P2P受害者群体庞大，一个人牵涉一个家庭甚至涉及几个家庭。
独立政治评论人横河说，有评论说，中国的群体维权很难凝聚力量，我认为不一定。大陆的各种人群都有利益受损现象。这些人的维权虽然跟民主运动不同，不会有长远目标，而只是维护自己内部的权利。但是，政府权力只要一侵犯到不同的领域，受害者就会出现、就会维权；政府侵犯完一批人之后开始侵犯下一批，新的受害者又会出现。每个新受害群体都是没有经验的，之前都是过正常日子，没想到自己权利会受到侵害。中共将来的经济危机会越来越严重，侵权行为也会越来越加速，被侵犯的群体会越来越多。各个群体各自维护自己的权利，并不瞄准改变制度。一旦各个群体都受到侵犯的话都会维权，这就会危及当局者的权力稳定。
横河说， P2P作为投资平台，本来是扮演中介角色、在投资人和实业之间牵线搭桥。但是，很多平台则渐渐开始着手融资而自己投资，这与中介的作用相背离了。我们看到，中国实体经济在下降，外资和港台资本在加速退出，这就导致P2P的无以为继和加速崩溃。此外，当局可能要清理金融界，这样的风声更引发金融界的恐慌。中共最乐于搞一刀切，他们不按个案处理而是一阵狂风落叶，快刀斩乱麻。这样的不确定性也造成平台急速崩盘；贸易战也有负面影响。总之，本身有重大问题的P2P在全国这么多，本身很不正常，本身就具有巨大的爆炸潜能。
P2P浙江杭州最多，那里的特色就是新型网络和金融电子商务。这个现象是政府的政绩，后者用各种方式吸引人们前来建立P2P创业，这样，政府能够获得利润。中国各级政府尽管不公开，但是财政困难是有目共睹的，它们很快会被巨额债务压倒。房地产已经不可能继续，地方于是鼓励企业来注册P2P。从法律上说，政府至少可以收税，暗中还能获得更多分成。小民说，没有证据，但是我们看到的事实就是官商勾结。中国政府在全国可以进行成熟的人脸技术监控。有人做过实验，发现一个人在全国的天罗地网中仅仅可以自由跑7分钟。那么，为什么圈钱者就是找不到？他们的目标更大、更容易找。实际情况应该是政府放风让他们携一定资金逃跑，剩下的钱拱手交给政府。此外还有其他可能吗？所以，这样的灾难，政府理应负全部责任，民众找政府是合理不过的。极权政府既然掌握所有权力，就应该负所有责任。
横河说，有一种说法，认为百姓不该触碰金融市场。其实，这与市场本身没有关系，完全是政府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的政策一直是倾斜的，是给上面小部分人制造敛财机会，让他们占尽优势。无论股市还是金融P2P都涉及制度圈钱，爆盘是一定的，只是时间问题。至于百姓应该咋办？我认为他们横竖都是受政府宰割而无力自保。2008年金融危机后就是通货膨胀，现在也是通过货币贬值对付贸易战。老百姓不投资就是资产缩水，没有别的办法。而投资又完全受制于统治者。从投资角度看，百姓永远玩不过中共。中共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老百姓手中没有任何抗衡的工具。这就是政党独裁给民众造成的后果。
作家、独立政论人士陈破空说，本次北京警方几乎全城戒严，出动全部警力来对投资者围追堵截，大路上部署上百警力，小路上过十，大小路口全部封锁；北京之外则是海陆空封锁，包括取消上海到北京的航班等等。杭州体育场更是用来看住数十万计的金融维权人士。本次维权人数之多和时机之敏感都是前所未有的。受害者可能几千万甚至上亿，而上访到北京的人数不详。认为8月6号的事件还没有完结。“围追堵截这个词汇中共历史上过去共使用过两次，一次是国共内战时的早期国民党对共产党和后来的共产党打国民党。89·64时期军队围堵抗议者是第二次；现在再次使用则是第三次，给人感觉就是中国再次面临内战边缘。我认为，在中国，经济维权市场庞大，远远大于政治维权。无论是卡车司机维权、吊车司机维权，还是假疫苗维权，到本次P2P进入到高峰，经济维权应该还没有结束。
如果说本次事件是政府不作为言之太轻，其实是政府故意不监管甚至故意制造了这场最大的庞氏骗局。我们看到，P2P自始至终都有官府参与，是官府名巧立名目洗劫民财，是一场阴谋。P2P出现在2007年，2012年达到高峰，一路都获得官商背景的背书。早期有官媒推广，广告到处都是，让民众上当受骗；中期则是政府任其发展故意不管，而监管受害者则是无比有力，甚至把他们当作维稳对象和黑恶势力；后期出事则是进一步不作为，公安接到报案不行动，政府为让商人跑路故意放风。郭树清突然说过，如果你的投资利息被许诺可以在10%以上，要准备好拿不到本金。政府通过把P2P定性非法之后，便可以没收资金填充国库。这是习近平的第三次抢劫，第一次是把金融大鳄的资金收归国库；第二次是豪夺以范冰冰为首的明星艺人；第三此就是本次的P2P。这是世界史无前例的庞氏大骗局。
陈破空说，现在有两种谬论，一种是民众贪心，政府不负责任；另一种是应该投资者自己负责，而不是政府。中国人是不是贪心，这个今天不做展开。但是在市场条件下，尤其是中国的重商文化、一切向钱看氛围下，老百姓没有更多的选择。他们政治上没有权利，只好追逐经济利益，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心态。哪怕是别的国家，投资人只要听说有6%、8%、10%的投资工具，都会去追求。中国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中国人的合法投资渠道本来就少，股市、汇市双崩塌，房市又涨到了顶点，当发现了p2p的时候，人们自然会趋之若鹜，而且这些趋之若鹜的主要也不是什么低端人口，而多数是中产阶级，甚至包括体制内的公务员和警察。但是，如果没有政府的背书，人们不会去投。正因为有政府的背书，人们才会走入陷阱。所以，这一切不能归结于人民贪心。如果说个人投资，股市高或者低，利息高或者低，当然由人民去承担风险。但是现在连本金都拿不出来，平台携款而逃，人财都不知所终，这就是刑事犯罪了，人们当然要去追究。另外，没事的时候，政府说党领导一切，有事的时候，党不负责任，这是什么逻辑？
焦点对话：P2P投资者受害，怪政府还是怪自己？
本星期，中国近万名因为在网贷平台P2P投资而血本无归的投资人计划在北京发动大规模维权活动，但是遭到警方四处围追堵截，导致抗议活动胎死腹中。据目击者描述，当局在北京金融区排列了120多辆大巴，而且在旅馆和公共交通工具清查维权人士，阻止他们采取行动。曾经一度被中国官方大力推广的互联网金融平台频频出现“爆雷”现象，政府为何不追查犯事人，反而下大力维稳受害者？从毒奶粉，假疫苗，到P2P平台，中国社会信用缺失的根源何在？
参加讨论的嘉宾是：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讲人小民先生；纽约独立时事评论人士横河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焦点对话：P2P投资者受害，怪政府还是怪自己？
小民说，中国政府对本次金融难民防范严密，从他们的交通工具到入住旅馆都一一掌控，访民因此没有能够获得成功。当局的维稳是真正的维权，就是维护自己的统治权力。为此，他们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当局情报准确，控制精细，访民的所有举动都一一掌控，应该是耗费了巨大的资源。而维权的民众则根本没有权利更没有权力，缺乏基础，无论思想意识还是维权方式和方法都是原始的，没有严密的组织和部署，与当局“维权”的力量对比悬殊。总之就是当局全力以赴，民众无力应付。
小民说，至于爆雷的P2P平台究竟有多少，数字各种各样，说法莫衷一是，不过都没有依据。我看到国内有个报道说，总体涉及数字是7万亿元，不过也没有来源。如果每人7万元的话，可以算算涉及到多少人口。P2P加速爆雷，几乎是每月翻倍，5月30多家，6月增加到60多家，7月则达到150家；而越是爆雷晚的平台能量越大。比方说，被广泛认为不可能跑路的深圳“投之家”，7月20号也跑路。其累计用户多达287万，总金额为266亿元，余额29亿元；如果每人损失三万元，有10万人被坑。有观点认为，P2P 平台在6月前后开始爆雷，恰逢中美贸易战前后。随着贸易战加速、经济压力增大，这样的庞氏骗局没有新人加入的话当然会加速崩溃。
中共向来善于吸取危及统治的反面教训，以避免重蹈覆辙。事实上，P2P爆雷之所以会越演越烈，根本不是经济本身的规律，而是政府蓄意纵容甚至串通导致的恶果。众所周知，政府监控一个公司比监控一名受害者要容易得多。在税务方面，中共一直拒绝采用国际标准监控个人税收，而在P2P问题上却反其道而行之，对个人严加监控，这难道不奇怪吗？虽然我们没有具体证据来证明中共与P2P平台相互勾结，但是，我们看到的事实却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共当局一开始就在制度层面上放弃监控。2015年，银监会等四部委便出台了一个所谓的P2P管理暂行办法，其总原则是“以市场自律为主，行政监管为辅”。这等于公开告诉诈骗机构，能骗多少是他们的运气，政府不干涉。
小民说，对于P2P是合法高利贷的说法，我认为是一种相当负面的表示，是污名化。因为，P2P真正的利息仅仅比银行高出一点点，并不是高利贷。高利贷之说对这些投资人不公平。P2P的投资人不见得都是有余钱的中产阶级。从某些个例看，投资人群非常广泛，很多来自底层。据报道，一名清洁工工作6年攒了几万元之后放到了P2P，后果可想而知。还有，其中很多是节衣缩食的老人。而那些损失在上百万以上的肯定是中产。不过，底层损失的钱数不大，却是一生的积蓄，他们被断了活路。他们比损失百万的中产更加悲惨。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一部分，很值得同情。当局不作为，甚至同流合污，必然导致民间的怨恨和不满。本次P2P受害者群体庞大，一个人牵涉一个家庭甚至涉及几个家庭。
独立政治评论人横河说，有评论说，中国的群体维权很难凝聚力量，我认为不一定。大陆的各种人群都有利益受损现象。这些人的维权虽然跟民主运动不同，不会有长远目标，而只是维护自己内部的权利。但是，政府权力只要一侵犯到不同的领域，受害者就会出现、就会维权；政府侵犯完一批人之后开始侵犯下一批，新的受害者又会出现。每个新受害群体都是没有经验的，之前都是过正常日子，没想到自己权利会受到侵害。中共将来的经济危机会越来越严重，侵权行为也会越来越加速，被侵犯的群体会越来越多。各个群体各自维护自己的权利，并不瞄准改变制度。一旦各个群体都受到侵犯的话都会维权，这就会危及当局者的权力稳定。
横河说， P2P作为投资平台，本来是扮演中介角色、在投资人和实业之间牵线搭桥。但是，很多平台则渐渐开始着手融资而自己投资，这与中介的作用相背离了。我们看到，中国实体经济在下降，外资和港台资本在加速退出，这就导致P2P的无以为继和加速崩溃。此外，当局可能要清理金融界，这样的风声更引发金融界的恐慌。中共最乐于搞一刀切，他们不按个案处理而是一阵狂风落叶，快刀斩乱麻。这样的不确定性也造成平台急速崩盘；贸易战也有负面影响。总之，本身有重大问题的P2P在全国这么多，本身很不正常，本身就具有巨大的爆炸潜能。
P2P浙江杭州最多，那里的特色就是新型网络和金融电子商务。这个现象是政府的政绩，后者用各种方式吸引人们前来建立P2P创业，这样，政府能够获得利润。中国各级政府尽管不公开，但是财政困难是有目共睹的，它们很快会被巨额债务压倒。房地产已经不可能继续，地方于是鼓励企业来注册P2P。从法律上说，政府至少可以收税，暗中还能获得更多分成。小民说，没有证据，但是我们看到的事实就是官商勾结。中国政府在全国可以进行成熟的人脸技术监控。有人做过实验，发现一个人在全国的天罗地网中仅仅可以自由跑7分钟。那么，为什么圈钱者就是找不到？他们的目标更大、更容易找。实际情况应该是政府放风让他们携一定资金逃跑，剩下的钱拱手交给政府。此外还有其他可能吗？所以，这样的灾难，政府理应负全部责任，民众找政府是合理不过的。极权政府既然掌握所有权力，就应该负所有责任。
横河说，有一种说法，认为百姓不该触碰金融市场。其实，这与市场本身没有关系，完全是政府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的政策一直是倾斜的，是给上面小部分人制造敛财机会，让他们占尽优势。无论股市还是金融P2P都涉及制度圈钱，爆盘是一定的，只是时间问题。至于百姓应该咋办？我认为他们横竖都是受政府宰割而无力自保。2008年金融危机后就是通货膨胀，现在也是通过货币贬值对付贸易战。老百姓不投资就是资产缩水，没有别的办法。而投资又完全受制于统治者。从投资角度看，百姓永远玩不过中共。中共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老百姓手中没有任何抗衡的工具。这就是政党独裁给民众造成的后果。
作家、独立政论人士陈破空说，本次北京警方几乎全城戒严，出动全部警力来对投资者围追堵截，大路上部署上百警力，小路上过十，大小路口全部封锁；北京之外则是海陆空封锁，包括取消上海到北京的航班等等。杭州体育场更是用来看住数十万计的金融维权人士。本次维权人数之多和时机之敏感都是前所未有的。受害者可能几千万甚至上亿，而上访到北京的人数不详。认为8月6号的事件还没有完结。“围追堵截这个词汇中共历史上过去共使用过两次，一次是国共内战时的早期国民党对共产党和后来的共产党打国民党。89·64时期军队围堵抗议者是第二次；现在再次使用则是第三次，给人感觉就是中国再次面临内战边缘。我认为，在中国，经济维权市场庞大，远远大于政治维权。无论是卡车司机维权、吊车司机维权，还是假疫苗维权，到本次P2P进入到高峰，经济维权应该还没有结束。
如果说本次事件是政府不作为言之太轻，其实是政府故意不监管甚至故意制造了这场最大的庞氏骗局。我们看到，P2P自始至终都有官府参与，是官府名巧立名目洗劫民财，是一场阴谋。P2P出现在2007年，2012年达到高峰，一路都获得官商背景的背书。早期有官媒推广，广告到处都是，让民众上当受骗；中期则是政府任其发展故意不管，而监管受害者则是无比有力，甚至把他们当作维稳对象和黑恶势力；后期出事则是进一步不作为，公安接到报案不行动，政府为让商人跑路故意放风。郭树清突然说过，如果你的投资利息被许诺可以在10%以上，要准备好拿不到本金。政府通过把P2P定性非法之后，便可以没收资金填充国库。这是习近平的第三次抢劫，第一次是把金融大鳄的资金收归国库；第二次是豪夺以范冰冰为首的明星艺人；第三此就是本次的P2P。这是世界史无前例的庞氏大骗局。
陈破空说，现在有两种谬论，一种是民众贪心，政府不负责任；另一种是应该投资者自己负责，而不是政府。中国人是不是贪心，这个今天不做展开。但是在市场条件下，尤其是中国的重商文化、一切向钱看氛围下，老百姓没有更多的选择。他们政治上没有权利，只好追逐经济利益，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心态。哪怕是别的国家，投资人只要听说有6%、8%、10%的投资工具，都会去追求。中国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中国人的合法投资渠道本来就少，股市、汇市双崩塌，房市又涨到了顶点，当发现了p2p的时候，人们自然会趋之若鹜，而且这些趋之若鹜的主要也不是什么低端人口，而多数是中产阶级，甚至包括体制内的公务员和警察。但是，如果没有政府的背书，人们不会去投。正因为有政府的背书，人们才会走入陷阱。所以，这一切不能归结于人民贪心。如果说个人投资，股市高或者低，利息高或者低，当然由人民去承担风险。但是现在连本金都拿不出来，平台携款而逃，人财都不知所终，这就是刑事犯罪了，人们当然要去追究。另外，没事的时候，政府说党领导一切，有事的时候，党不负责任，这是什么逻辑？
焦点对话：P2P投资者受害，怪政府还是怪自己？
P2P爆雷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还在持续。近日有业内人士披露，P2P的兴起与爆雷，背后的推手是中共政府，其目的除了利用P2P转嫁金融危机外，还要消灭中国的中产阶级。
据网贷之家的数据，截至2018年8月底，P2P网贷行业累计平台数量达到6,406家（含停业及问题平台），累计停业及问题平台达到4,811家，占比74%。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据媒体报导，目前涉案金额最高可达万亿（人民币，下同），受害者有上千万人。
P2P网路信贷起源于英国，随后发展到美国、德国等国家，但是唯独在中国大陆“蓬勃”发展。大陆资深金融界人士刘燕林（化名）告诉记者，他对P2P的运作非常熟悉，之所以，P2P其它国家没有发展，是因为它存在金融缺陷。
他介绍说，正规的持牌机构，会将逾期还款的企业记录到国家信用档案中，利用国家的信用力量来控制它，让它必须还款，否则就破产。
P2P是民间的平台，它不可能像正规金融机构一样获得企业的敏感数据，比如企业的信用状况、财物状况、还款能力等。有些企业可能正因为信用不好，得不到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只能到P2P去寻求贷款支持。对于这些高风险客户，再缺少事前、事中、事后的风险控制，风险就会被无限地放大。因此在正常国家P2P就不会做大。
转嫁危机的步骤
根据刘燕林自己的统计，从2007年起步到2012年，5年间中国的P2P平台只有160余家。从2013年开始，P2P平台数量暴增，直到2018年，全国P2P平台数量激增至一万余家。纳入统计范围内的就有6,000多家。这是政府有意扶植的结果。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2007年为了50万人民币的融资，亲自到我公司三趟，希望我投他钱，我后来没有投他，因为我是做传统金融行业的，我知道这个行业它不合逻辑。”
他说：“直到2013年，他突然做得很好。当地的金融办、创新组织、创新基金等一直邀请他们讲课，并且给了他们很多方面的优惠，包括注册等等。所以一下子就做起来了。”
他表示，2013年，大陆金融危机一触即发，银行出现大量呆账、坏帐。中共这时需要一个“接盘侠”，转嫁风险。他介绍政府扶植P2P的方法：
1. 银行以去杠杆为名，收紧缩减对中小企业和个人的贷款；
2. 被缩减或者停止贷款的客户被引导到P2P平台上来借款，包括不良资产包也甩卖给P2P平台；
3. 利用喉舌、半官方机构鼓吹金融创新，为P2P平台的设立提供一切便利条件；
4. 大量中产阶级和城市退休老人被政策和广告吸引，被P2P高额利息所诱惑，纷纷投资购买所谓的理财产品，实是银行甩出的次级甚至垃圾资产；
5. 作为P2P资金流转通道中最重要的一环——银行资金存管的监管职能形同虚设，甚至特意为P2P平台开设二级虚拟账户，便于P2P搭建资金池来施行借新还旧的庞氏骗局。银行此举是为了配合P2P平台快速的大量甩卖自身的不良垃圾资产；
6. 经过一轮接一轮的洗白，原先作为呆账核销的，或者打包出售的垃圾资产，顺利地以优质资产的面目，被毫无风险识别能力的投资人全额购买。其中，还有趁火打劫，售卖虚假项目，直接进行集资诈骗的；
7. 银行不良资产出清，风险转嫁到民间老百姓手中。风险缓释任务基本完成后，从2016年8月开始，国家开始准备收紧互联网金融政策，逐步刺破泡沫，互联网金融全面整顿开始。
为何此时中共要刺破这个“泡沫”？刘燕林说，中共发现这个转嫁危机的工具——P2P本身也有风险，“拆东墙补西墙已经没有可拆了，这个时候只能爆盘，在爆盘之前，为了甩雷，它会主动加剧这样的事情发生。”
6月14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第10届陆家嘴论坛上发言说，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收益率超过6%要打问号，超过8%就很危险，超过10%就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随后全国P2P应声倒下。
刘燕林说，中共这时会找替罪羊，“说是金融机构干的事，或者说是地方组织干的，跟当局没有关系，当局是主持正义的，正在惩处这些不法之徒。但实际上，所有人都是受害人，老百姓是受害人，机构也是受害人，只有一个不是受害人，就是幕后黑手他不是受害人。这是一个很大的阴谋。”
消灭中产阶级
刘燕林认为，除了转嫁金融危机之外，中共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消灭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是有独立思想和独立经济能力的人群，这个人群对独裁者是一个非常致命的威胁。
“中共的独裁是依靠愚民政策，老百姓如果是比较愚蠢的，没有能力的，只能像奴隶一样依靠它，肯定是比较好统治，可以维护它政权统治的稳定性。”
他表示，不只是P2P，接下来私募股权、股市、房地产，中共会用各种方式，一茬又一茬地让他们回到赤贫。“到了赤贫的行列你就很温顺了，我每天赏你一口饭吃，每周赏你一顿肉吃，你如果得罪我，我就把你的口粮克扣掉。”
他说：“第一次土改消灭了所谓的有产阶级，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消灭了知识分子，第三次金融风暴，消灭了中产阶级，这都是有计划，一步一步来的。”
国人是待宰的羔羊
接下来私募基金马上就会出问题，刘燕林举例说，上海阜兴集团或许是国内至今规模最大的私募基金跑路事件，涉资三百多亿、近万名中产以上的客户群。
“私募基金的管理也是相当松的。举例来讲，只要这个私募基金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备案之后，就可以任意地发行产品。发行的产品是经过国家备案的，然后就可以不受规模限制地去向所有的投资者募集资金。”
他说：“中国大部分的投资者是缺乏风险识别能力的，他们认为国家认可的，在国家备案的产品，就是安全的产品，他们就会投资，投资完后就是血本无归，因为投资的方向他们根本就不清楚。”
他解释说，金融行业讲穿透式监管，比如说，如果要投资100万，那么就要知道所投资产的风险在哪里、最终收益是多少？
“但在中国，目前这些东西都是不知道的，只是一个‘信任’就把钱投给他。他把钱挪用，或者投到自己的产业里面去，普通投资者是完全不知道的。他们可以用庞氏骗局延续下去。”
刘燕林说：“通货膨胀是中共搜刮民脂民膏最有效的方式，老百姓把现金放在银行里面会贬值，投资去理财平台可能会被骗。权贵早就把资产放出海外。”“老百姓是待宰的羔羊，他们没有出路。中共让你有口饭，老百姓就以为是中共给他饭吃，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本该过上更好的生活。”#
责任编辑：孙芸
据网贷之家的数据，截至2018年8月底，P2P网贷行业累计平台数量达到6,406家（含停业及问题平台），累计停业及问题平台达到4,811家，占比74%。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据媒体报导，目前涉案金额最高可达万亿（人民币，下同），受害者有上千万人。
P2P网路信贷起源于英国，随后发展到美国、德国等国家，但是唯独在中国大陆“蓬勃”发展。大陆资深金融界人士刘燕林（化名）告诉记者，他对P2P的运作非常熟悉，之所以，P2P其它国家没有发展，是因为它存在金融缺陷。
他介绍说，正规的持牌机构，会将逾期还款的企业记录到国家信用档案中，利用国家的信用力量来控制它，让它必须还款，否则就破产。
P2P是民间的平台，它不可能像正规金融机构一样获得企业的敏感数据，比如企业的信用状况、财物状况、还款能力等。有些企业可能正因为信用不好，得不到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只能到P2P去寻求贷款支持。对于这些高风险客户，再缺少事前、事中、事后的风险控制，风险就会被无限地放大。因此在正常国家P2P就不会做大。
转嫁危机的步骤
根据刘燕林自己的统计，从2007年起步到2012年，5年间中国的P2P平台只有160余家。从2013年开始，P2P平台数量暴增，直到2018年，全国P2P平台数量激增至一万余家。纳入统计范围内的就有6,000多家。这是政府有意扶植的结果。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2007年为了50万人民币的融资，亲自到我公司三趟，希望我投他钱，我后来没有投他，因为我是做传统金融行业的，我知道这个行业它不合逻辑。”
他说：“直到2013年，他突然做得很好。当地的金融办、创新组织、创新基金等一直邀请他们讲课，并且给了他们很多方面的优惠，包括注册等等。所以一下子就做起来了。”
他表示，2013年，大陆金融危机一触即发，银行出现大量呆账、坏帐。中共这时需要一个“接盘侠”，转嫁风险。他介绍政府扶植P2P的方法：
1. 银行以去杠杆为名，收紧缩减对中小企业和个人的贷款；
2. 被缩减或者停止贷款的客户被引导到P2P平台上来借款，包括不良资产包也甩卖给P2P平台；
3. 利用喉舌、半官方机构鼓吹金融创新，为P2P平台的设立提供一切便利条件；
4. 大量中产阶级和城市退休老人被政策和广告吸引，被P2P高额利息所诱惑，纷纷投资购买所谓的理财产品，实是银行甩出的次级甚至垃圾资产；
5. 作为P2P资金流转通道中最重要的一环——银行资金存管的监管职能形同虚设，甚至特意为P2P平台开设二级虚拟账户，便于P2P搭建资金池来施行借新还旧的庞氏骗局。银行此举是为了配合P2P平台快速的大量甩卖自身的不良垃圾资产；
6. 经过一轮接一轮的洗白，原先作为呆账核销的，或者打包出售的垃圾资产，顺利地以优质资产的面目，被毫无风险识别能力的投资人全额购买。其中，还有趁火打劫，售卖虚假项目，直接进行集资诈骗的；
7. 银行不良资产出清，风险转嫁到民间老百姓手中。风险缓释任务基本完成后，从2016年8月开始，国家开始准备收紧互联网金融政策，逐步刺破泡沫，互联网金融全面整顿开始。
为何此时中共要刺破这个“泡沫”？刘燕林说，中共发现这个转嫁危机的工具——P2P本身也有风险，“拆东墙补西墙已经没有可拆了，这个时候只能爆盘，在爆盘之前，为了甩雷，它会主动加剧这样的事情发生。”
6月14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第10届陆家嘴论坛上发言说，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收益率超过6%要打问号，超过8%就很危险，超过10%就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随后全国P2P应声倒下。
刘燕林说，中共这时会找替罪羊，“说是金融机构干的事，或者说是地方组织干的，跟当局没有关系，当局是主持正义的，正在惩处这些不法之徒。但实际上，所有人都是受害人，老百姓是受害人，机构也是受害人，只有一个不是受害人，就是幕后黑手他不是受害人。这是一个很大的阴谋。”
消灭中产阶级
刘燕林认为，除了转嫁金融危机之外，中共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消灭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是有独立思想和独立经济能力的人群，这个人群对独裁者是一个非常致命的威胁。
“中共的独裁是依靠愚民政策，老百姓如果是比较愚蠢的，没有能力的，只能像奴隶一样依靠它，肯定是比较好统治，可以维护它政权统治的稳定性。”
他表示，不只是P2P，接下来私募股权、股市、房地产，中共会用各种方式，一茬又一茬地让他们回到赤贫。“到了赤贫的行列你就很温顺了，我每天赏你一口饭吃，每周赏你一顿肉吃，你如果得罪我，我就把你的口粮克扣掉。”
他说：“第一次土改消灭了所谓的有产阶级，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消灭了知识分子，第三次金融风暴，消灭了中产阶级，这都是有计划，一步一步来的。”
国人是待宰的羔羊
接下来私募基金马上就会出问题，刘燕林举例说，上海阜兴集团或许是国内至今规模最大的私募基金跑路事件，涉资三百多亿、近万名中产以上的客户群。
“私募基金的管理也是相当松的。举例来讲，只要这个私募基金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备案之后，就可以任意地发行产品。发行的产品是经过国家备案的，然后就可以不受规模限制地去向所有的投资者募集资金。”
他说：“中国大部分的投资者是缺乏风险识别能力的，他们认为国家认可的，在国家备案的产品，就是安全的产品，他们就会投资，投资完后就是血本无归，因为投资的方向他们根本就不清楚。”
他解释说，金融行业讲穿透式监管，比如说，如果要投资100万，那么就要知道所投资产的风险在哪里、最终收益是多少？
“但在中国，目前这些东西都是不知道的，只是一个‘信任’就把钱投给他。他把钱挪用，或者投到自己的产业里面去，普通投资者是完全不知道的。他们可以用庞氏骗局延续下去。”
刘燕林说：“通货膨胀是中共搜刮民脂民膏最有效的方式，老百姓把现金放在银行里面会贬值，投资去理财平台可能会被骗。权贵早就把资产放出海外。”“老百姓是待宰的羔羊，他们没有出路。中共让你有口饭，老百姓就以为是中共给他饭吃，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本该过上更好的生活。”#
责任编辑：孙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