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抗爭與非暴力抗爭：哪個模式更能達到民主化？

原文連結：https://www.cup.com.hk/2019/07/09/democracy-collective-violence/

2019年7月9日 BY BILLY TONG

政治暴力又或者集體暴力（collective violence），一直是政治學和社會學的重要課題。知名社會學家 Charles Tilly，就著有「集體暴力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Collective Violence）」一書。集體暴力廣義地包括了各種群毆、暴亂、農民起義、內戰以至國家戰爭。他指出民主化程度是其中一個因素，影響集體暴力發生的機率。若果一個國家比較民主，人民有廣泛政治參與渠道，政治權利較平等，自然會較少訴諸暴力，政府權力亦得到更大制約。而這篇文章不是要處理政治暴力的成因，而是希望簡單梳理暴力抗爭的政治影響，特別是民主化。

傳統上，學者認為非暴力抗爭，較有可能達到民主化；以武裝起義拉倒獨裁政府後，較大機會催生出另一個獨裁者，例如 1979 年的伊朗革命。其中一個原因，是非暴力抗爭有更大的道德感召，能爭取更多群眾支持和參與。另一個原因，是持續的武力衝突，只會增加軍隊和安全機關的政治地位和本錢。政治學大師 Samuel Huntington 的著作「第三波：20 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當中便提到：「由磋商和妥協產生的政府，會以磋商和妥協進行管治；以暴力產生的政府，則會以暴力管治人民」（Governments created by moderation and compromise ruled by moderation and compromise. Governments produced by violence ruled by violence）。

波士頓學院的伊朗社會學家 Mohammad Ali Kadivar 就提出一個新的觀點，他認為暴力抗爭的種類也十分廣泛，學者應梳理不同種類的暴力抗爭與民主化的關係。他提出一個新的概念：「非武裝集體武力（Unarmed Collective Violence）」，它介乎武裝起義和非暴力抗爭中間，並非完全和平，會破壞到公物，也會傷害到政府人員，但他們沒有槍炮等有系統的武裝力量，充其量是磚塊、石頭和汽油彈，最典型的例子是暴亂（riot）。Ali Kadivar 分析過 1990 至 2004 間 103 場政治自由化的案例，再輔以個別的個案分析，發現暴亂與達致政治自由化成正比關係。背後的原因可能有幾點，例如長期癱瘓社會秩序，會威脅上流精英的利益，令政府的強硬派更願意與溫和反對派磋商。Ali Kadivar 分析 2011 年埃及革命時，發現勇武的示威者，某程度分散了政府鎮壓機關的注意力，保護和平示威之餘，也大大削弱政府的鎮壓能力。在一些情況中，暴亂被鎮壓下，血腥的畫面傳出，會激發更大規模的和平示威。Ali Kadivar 的研究指出，比起堅持非暴力抗爭，更應強調堅持非武裝抗爭。

另一個大眾關注點，是暴力抗爭和民意的影響。哈佛政治學家 Ryan Enos 及另外兩位學者，最近於政治學最具權威的期刊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發表了有關暴力示威影響政治參與的文章。他們以 1992 年洛杉磯暴動做個案分析，發現事件引起更多市民同情黑人居民的待遇，令他們的政治取向更傾向自由派，往後也更積極參與投票，而且事件的影響力超過十年。這發現與過往不同，以往研究認為會引起回響，令人更傾向保守。Ryan Enos 認為，暴動的效果並非線性，一宗暴動可能令人同情，但一連串的長期暴動則可能會產生反效果。另外地域性和身份認同也可能構成影響，當地居民比非當地居民更可能同情暴動者，因為他們的身份認同相近，例如當地洛杉磯黑人社區，自然會同情當地黑人示威者，其他城市的居民則沒有此共鳴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