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可能有意无意点燃了中国经济巨雷

房地产是朱温两代给后任留下的巨雷
目前比较公认的是：朱镕基的分税制把财政收入的大头归于中央，地方无米下锅。中央政府纵容和鼓励地方政府卖地获得收入。
为了尽快获得收入，地方政府同房地产开发商合谋，金融系统大放水，搞出了各种暴利而危险的楼市政策。比如从香港房地产商学来的卖楼花。
温时代为了维持经济高速发展而进一步猛推房地产价格（房地产真正的暴涨是温的十年）。房产对于中国经济的两大作用：一是促进内需，强迫有积蓄传统的中国人把家底拿出来消费，甚至借钱消费；二是在常年外贸巨额顺差的情况下，成为超发货币的蓄水池。
东亚各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都伴随着房地产泡沫。但中国的特殊性在于，政府在这里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甚至直接下场。因此房地产如果崩盘，政府也难逃其咎。
等习上台的时候，房地产已经成为悬在中国经济头顶上的一个巨大堰塞湖。
那个时候一般的看法是，中共不会放任这个堰塞湖溃坝，那样会危及统治的安全。比较理性的做法是，限制房地产泡沫的进一步增长，用“拖”字诀。在长时间内，用通胀来一步步消减房地产泡沫的压力。如果十年通胀一倍，在房主眼里，房子以买入价售出，虽然实质是减价一半，但是心理上感受好得多。
习上台初期也是这样做的。中央政府频频出台房地产调控政策。一些大城市，由于严格的调控，有价无市，房地产市场一度成为一潭死水。
但是习有几个特质：一是无视经济规律；二是天然不信任民营经济；三是漠视民瘼。这几点还真是和他的精神父亲毛泽东极像。
习登基以后做事的一个特点就是“等不及”。他操刀的几个事情，全面脱贫、扫黑、清零。都是定了deadline一定要完成。结果就是做夹生饭。经济也自有它的规律，需要时间来改变。习屁股决定脑袋，无视规律，一通操作猛如虎，极大地破坏了好不容易才形成的脆弱的市场经济。这和老毛1950年代的大跃进如出一辙。
习刚上台的时候对民营经济假惺惺地释放善意，等到第二任期却搞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经济最有活力也是产生最优质就业的行业都被他打击了个遍。其中包括房地产开发商，主要手段就是断贷。对房地产商的打击，符合普通民众对于打击为富不仁的期待，也可以推卸责任。但和历史上多次类似操作一样，肥羊只能宰一次，之后连羊毛都没有了。年轻人都往体制内钻，也破坏了民营经济吸纳优秀人才的渠道。
习上台以后几次大的自然/人为灾难，习都是躲得远远的。他们这些二世祖，红二代，一个特点就是没有同情心。底层只能祈求皇帝的赐予，而决不允许争取自己的利益。皇帝雨露到不了的地方，自生自灭。
房地产市场要维持，需要有源源不断的新买家入场。习打击了经济，实际上是堵塞了水源，让房产市场成为无源之水。因为经济的恶化，新买家无力入场，而卖家到开发商，都被困在游戏里流血。这种情况下，指望按照原计划让房地产市场软着陆的可能性在消失。

中共在江胡时代的第一要务其实是维持就业。中共通过历史和现实观察，认定失业人群是政权稳定的最大隐患之一。就业有两大好处：一是让民众有主动收入；二是职业会对民众有物理和心理上的管束作用。所以每次总理记者会都再三强调就业率。有意思的是，在习眼里这似乎不成为问题，疫情造成的广泛失业，在习眼里成为“暂时的一点经济损失”。习这么做也有他的原因。因为习通过再三试探，发现无论是在贫困农村还是大都市，人民对于疫情管控基本是逆来顺受，这给他吃了定心丸。疫情管控是一场超大型的服从性测试，中国人得了接近满分。王岐山说“中国人吃草也能活三年”不是笑话，是习这一代人的真实研判。政权稳定的另外一个威胁是精英阶层内部的斗争。精英的分裂比底层民众铤而走险还要危险。这也是为什么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都失败，而辛亥革命成功的原因。习通过打击党内异己，起码从表面上扫荡了权力架构里的隐患。而在防疫中地方无条件的服从，也证明了地方精英对习毫无抵抗。对于体制外精英，习通过打击财富新贵，也进行了服从性测试。结果证明，这些体制外精英（马云刘强东之流）不堪一击。习更加可以放手做他想做的大事。

但是习这么做的代价，是让整个社会的弹性消失。僵化的环境，经济是无法良好运转的。最近统计局公布的16-24岁的失业率，高到可以参加世界比烂大会。房地产最近的异动，就是习的反规律操作下倒下的第一枚骨牌。后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