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基上看到关于长春围困战报道,泪目了。

《西京日报》长春正如浪花冲击之孤岛,坚持屹立。自五月二十四日残共与蒙古,朝鲜,联合武力在长春周围加强围攻,机场失守,飞机不能降落,市内米价遂告上升。民众只有找野草,瓜花,豆秧,树皮来充饥,一边卖去箱底,换取米粮,豆饼,酒糟一类的东西配合吞食。糟糠豆粕,树皮之类,原非人食,食之不仅有碍营养,且患消化器病,以致普遍性眼疾与胃肠炎,广泛发生,身体日渐瘦弱,蓬发污面,终至相继倒毙僻巷颓垣,陋室沟壑之间。长春人正在如此扮演着空前未有的惨剧中的主角。
11
分享 2022-11-16

33 个评论

当年长春挖出来的万人坑还被报道是不是日本人搞的大屠杀

那些还健在的老长春人明明知道怎么回事居然没有出来指正的, 被党国铁拳砸成什么样子了

https://i.imgur.com/Gr2oq1e.png
建议维基搜一下美食节目广西文革,又叫舌尖上的中国。
c2h4 🤬不友善用户
撒旦太爱中国共产党了次次给他们转机续命
我爷爷经历过困长春,他说当时还很小,家里花钱跑出来了,还说当时很危险,即使那么小都记得很恐怖。
楼主可以编个谣言调戏支蛆们,
长春受难者后裔自发纪念围城,
在长春筹资建立林彪跪像
向长春人民谢罪。
折磨中国人这块还是中国人在行,别人都差那么点意思
觉得这事五五开,国共两党都不是好东西,各自把老百姓当人质
>>觉得这事五五开,国共两党都不是好东西,各自把老百姓当人质


_ _ 開不了, 雖然國匪也殺人算不上好東西, 但確實幹不出共匪這種不放平民出城的極惡勾當.
那你觉着郑洞国应该不抵抗尽快向共匪屈膝投降?
>>那你觉着郑洞国应该不抵抗尽快向共匪屈膝投降?

可惜国军把市民做人质,还是惨败呀
windXforce 黑名单
有个博主叫容嬷嬷讲故事 以前讲过这个事
太平军和湘军清军打,清军打准噶尔蒙古,等等,天朝人内战的强度那真是世界一绝
说哭就好了,什么泪目啊,无聊的网络语言
我看过远藤裕写的长春围城,她家最后好像只活了她自己,还留下终身残疾,人家好好的一个日本人,也是真的倒霉被困在长春
>>我看过远藤裕写的长春围城,她家最后好像只活了她自己,还留下终身残疾,人家好好的一个日本人,也是真的倒...

记错了,饿死了一个哥哥。然后共党一看是 日本技术人员,强征留下 五十年代才允许回国。
有关长春围城的 民间记忆
长春家书 - 网易军事
1948年东北解放战场,长春围城150多天。来自城内国民党守军的2000多封没有寄出的家书被解放军截获,后转入吉林省档案馆保存。

voachinese.com
https://www.voachinese.com › chan...
日本学者笔下的死城- 共军包围长春惨案 - 美国之音
 — 日本学者远藤誉去年著书揭露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抗战期间与日军勾结的历史 ... 的《卡子- 没有出口的大地》一书回顾1948年她在中国长春遭遇共军围城 ...

rfa.org
https://www.rfa.org › wenyitiandi-cite
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 ——读张正隆《雪白血红》
波斯历1388年11月20日 — 匆匆读完之后,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是该书斗胆为林彪翻案、肯定林彪在东北战场上的累累战绩,而是长春围城的惨烈与
大江大河1949龙应台:这个活活饿死了三十万到六十万人的长春围城史,我的台湾朋友们多半没听说过,我的大陆朋友们摇摇头,说不太清楚。
https://pincong.rocks/question/7058
《围困长春》的写作中,作者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在弄清历史真相的同时,还探寻了历史发展脉络。

作者指出,深谙攻守之道的国民党长春守军主将郑洞国,洞悉粮食对坚守的极端重要性,下令长春市长尚传道对全市的总人数和粮食储备情况展开地毯式清查,最后得出两组数字:一是“卡哨内共有40万长春市民”和“10万部队、军政人员”及“市政府所属公职人员及警察等共8000人”。二是“全市存粮只够吃到7月底”。为了让守军支撑更长时间,郑洞国发行大额本票,将市场上的粮食很快劫掠一空;同时制定《战时粮食管制办法》,规定老百姓只准留3个月的粮食,其余要全部上交。

我军围城部队原来计划经过3个月左右的围困,使城内守军断粮并衰弱,或投降、或在出逃时歼灭。为此,我军对长春周围50里进行严密封锁,禁止城内人员出城,断绝城内粮草进入渠道。令我军围城主将萧劲光没想到的是,城内守军向外突围两次未果后,1948年6月中旬,国民党军警宪特押解驱赶百姓出城。郑洞国的目标是驱赶20万百姓,想把他们两个半月的口粮全部收归部队,供10万部队多食用5个月,从根本上使中共部队围困战流产。

面对卡哨内出现饿死百姓的情况,我军于1948年8月初下令放行卡哨内难民。不料“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人,城内难民又疏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最多时,卡哨中滞留难民达8万人之多。8月14日,林彪、罗荣桓责成吉林省委作出《处理长春外围难民的决定》。

当时城内国民党守军的一个共识是,“匪我双方孰能狠心孰胜”。城里守军对居民的驱赶仍在加剧,面对郑洞国一硬再硬,面对大批百姓被饿死,我军围城部队终于彻底退让了。自1948年9月11日起,凡要求出城百姓均给以全部放行并全力救济


支那舔狗的洗地书籍。
楼主可以编个谣言调戏支蛆们,

长春受难者后裔自发纪念围城,在长春筹资建立林彪跪像向长春人民谢罪。
借古讽今指桑骂槐
向大封城无辜受难的同胞市民们默哀。

看看粉红能看懂吗?
>>觉得这事五五开,国共两党都不是好东西,各自把老百姓当人质

领导发话了?
一个国共内战的血腥残暴程度相当于三个朝鲜战争了
照这么干,历代中共的高层,除了少数有良心的人、开明派和自由派以外(比如六四事件里面的那批和学生们站在同一个战壕的盟友),每个人都该立个跪像!
窩之前讀到一段類似的話,談同一類事件,也淚目了:

人類不是為了安逸而來到世界。世界可能是贖罪的監獄,可能是甄別的考驗,但肯定不是養老的樂園。求戰者安,求安者亡。國民黨為一碗紅豆湯賣掉了繼承權,辜負了為她盡節死義的孤臣孽子,換來了紅顏未老恩先斷的暮年。世界上還有誰能比統戰專家更殘酷、勢利、涼薄呢?上帝創造莎士比亞,大概就是為了讓他通過沃爾西紅衣主教之口告訴我們:如果我老用侍候君侯的一片苦心侍奉上帝,何至於在垂暮之年落入敵人之手。沒有人能逃避自己給自己下達的判決,犧牲者仍然不會明白自己為什麼犧牲。人類依靠意義生活,甚於依靠眼睛和麵包。在意義世界中,沒有比傳統的建立和延續更重要的事情。

Humans did not come to the world for comfort. The world might be a prison of atonement, or a trial to differentiate souls, but it is most certainly not a retirement paradise.

Those who prepare for war are rewarded with peace. Those who prepare for peace perish. The Kuomintang sold out her rich inheritance for but a bowl of red bean soup, and betrayed the forsaken heroes who fought for her till the last gasp. The Party now lives in her twilight years like a disgraced young wife. In this world, who can be more cruel, snobbish, and cold-hearted than the experts of the United Front? God might have created William Shakespeare so that he can tell us the last words of Cardinal Wolsey: "Had I but served my God with half the zeal I served my king, He would not in mine age have left me naked to mine enemies."

No one can escape the sentence that he has handed down to himself. Even martyrs might not understand why they are martyred. Humans are survived by calling, even more so than by eyes and breads. In the world of calling, noth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founding and continuing a tradition.


無論是中日戰爭,還是國共內戰,國民黨那些將士真的是「盡節死義的孤臣孽子」,為了走向共和的理想,悲劇般地與即將打敗他們的共匪戰鬥,直到最後一刻。然而更悲劇的是,國民黨沒過多久以後就背叛了他們,為了一點蠅頭小利投共,成為了共匪在台灣的最大奴才黨。
看看党史,共产党屠的中国人那可多了去
>>可惜国军把市民做人质,还是惨败呀

本來就被日本打到殘廢,還一堆暗共內鬼,日本戰敗留下的果實又被蘇聯送給共匪,不輸才怪。
輪殘忍國軍拍馬也追不上共匪,拿屁去贏?明明是共匪把平民當人質,國軍在補給線完全斷了之後可沒禁止平民逃難。共匪不放行要用饑民拖死國軍還能怪到國軍身上?
一百个人的民国三十七年围城往事

2014年的夏天,我决定开始一段漫长的旅行,去寻找一批历史上鲜为人知的亲历者,事件发生在66年前。

5年过去了,这百余名垂暮者正在陆续离世,寻找并倾听他们的过程,永远记录下来。

我艰难的从中选出以下这些人的“故事”片断,浓缩在一篇万字文中,试图给历史中的普通人多一次机会——撩开面纱,让发生过的,一一浮现。

1. 民国三十七年的一张全家合影:逃难

(2014.11.1 河北秦皇岛)①


我用手挡着正前方夕阳刺眼的光,遮光板已经不管用,车子一路飞驰,几年后想起那一刻,后脑依然觉得生疼。
就为了赶一个好时机——“舅舅又不想说了,我做了半天工作,你来之前……”,司机说。我感激的看着他,如果没有他,我翻遍再多的史料,也无缘得见一张珍贵无比的老照片——66年前事件发生时,一张难民在街边找人拍的全家合影。这个网名“好好儿活着”,名片上写着来自北京“中国英国商会”的年轻人,在我们见面前,手机上发来一句话:“你帮我实现了一个愿望,给了他们一个交代……”

这是一张应该收入国家档案馆,甚至是世界历史博物馆的照片:一个留胡须的老汉,两个中年男子,一个女人,三个孩子,一共七个人,三代人,背景是砖墙,搭一块窄巴巴的深色背景布,季节是东北的凉季,仲秋……一户即将“远行”的人家影像定格,在66年前——现在说是70年前,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东北,国共争夺战,一座被中共重重包围的城市……这张合影,在今天看来,无论如何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照片是逃难以前照的,因为听说出卡子要照片。”

王洪志面无表情的说,上帝保佑好时机,在我不远千里到达目的地秦皇岛——2014年11月1日下午,老人家终于开口说话了。可是他波澜不惊的神态告诉我,他就这样对着他的外甥不知讲了多少遍的那段往事,本是寻常家事,怎么就引来了一个记者(或者是作家)风尘仆仆来听呢?“长春-秦皇岛”,多么熟悉的路线,当年一家人出卡子一路回老家的路线,他坐在沙发上,一欠身,恍如隔世。

“长春最东边,东大桥还有吗?”他说我们不过是想借道长春回老家,住东大桥桃源路的一个表叔也和我们一起走,就是照片上左边那个男人。

你们打哪儿来?农安伏龙泉(注:距长春约七十公里)。1945年,日本投降,没学上了,做买卖的也都关了门,闯关东过东北来的爷爷(照片中年纪最长者)就决定回河北老家。一点一点往家走——我妈(照片中右一)有病,肺心病;我父亲(照片中右三)胆小,打枪吓的,枪一响就抽风;两个妹妹(照片中间和右二俩小孩)还小。哪一年出来的?是1947年,可是不知为啥,从农安到长春这段,火车当时不通,我们搭车到了长春,没想到长春的火车也不通了,那时候消息闭塞……

刚到长春时还挺好,没打呢,后来困住了,吃的越来越困难,通货膨胀,啥都不值钱,钱也不值钱了。(而更大的灾难还等着这一家、等着这整座城市的人……)


2. 重返竭家窑战场,拼命厮杀

(2015.1.10长春农安伏龙泉镇)

当大半个中国在民国纪年里对日作战时,东北的历史被掐断,叫做“满洲国”(1932-1945),山海关成了“国界”。光复后,“满洲国”从历史刻度表上消失,日本人走了,等了好久的国民政府才来,可是共产党也来了,战乱再起,东北成了左右整个中国战局的重中之重。

王洪志一家从农安向长春赶路时,“火车不通了”,当时发生的,或许是整个东北的一个缩影。

1946年快要过完的时候,农安伏龙泉,竭家窑遭遇战,国共争夺东北一次著名的战役。与历史最好的交流方式,是走近一个个历史现场,听那些亲历者说,还原事件发生时的一幕幕——大历史的“冰山一角”。

“打竭家窑那年,我十四岁。1946年阴历十月十六,阳历11月9日,外头有大月亮,炮响,我脑瓜子就往炕洞子里钻,怕把房子崩倒了,就在我们家这打的,旁边就是竭家大院。”魏汉成戴着一幅深度的近视眼睛,瘦的不成样子,可是记忆的力量啊,如同昨天发生:“就家门口这山坡子,打完我们去捡子弹、手榴弹……背个大粪筐,一划拉一下子。沟底,都是子弹壳,国民党飞机往下打机关炮。”老魏从炕沿上站起身,手指窗外,五十米开外的小道,仿佛子弹仍在呼啸,“伤员都抬这屋来了,脑袋淌血。我们有个北炕,摆一炕,脑袋朝北,脚朝南,脚都包着。脚丫子丢了的,活着不会说话的……没有担架,把各家门板都摘下来了。竭家窑这,打了一天半,好像死了九百人,他们(八路)自己清点的。后来死的都拉走,埋肉丘坟,我们一家出一个人,俩人抬一个(尸体),用马车拉走。那时候有九个肉丘坟,一个坟埋一百来人。”竭家窑大院没死的中央军,国民党用飞机接走了。飞机来,老百姓顺着大沟跑,飞机没打老百姓。“他们的武器装备真好,村里现在还有当年留下来的钢盔和弹壳……”



时光镌刻、眷恋、遗留在老物件上,生了锈的武器符号,在和平年代的阳光下成了满腹心事的“历史道具”:钢盔上有一个弹孔的痕迹(已被填平),那个头部中弹的士兵或毙命当场或如果有着千万分之一的幸运存活下来的话,今昔又在何处?炮弹壳包裹了厚厚一层垃圾物质,落草乡野便大多与文物的待遇终身无缘;废弃的子弹壳在我眼中还在散发着火药的轻烟;另有一联保存完好未上膛的旧弹夹,忽然闪现在眼前,不禁打了个寒战。

云玉德,一位参与那场战役的中共老兵,同时也是1946年中共第一次解放长春的亲历者,

“我的一只眼睛,就是在竭家窑遭遇战受的伤……我是1945年‘光复’后在农安当的兵——解放军,第一仗就是1946年解放长春;打完长春奔四平,参加了第三次打四平(八面城);打完四平,一直退到黑龙江……国民党上边有飞机,下边有坦克、汽车,我们一边撤退一边扒铁道,然后上火车,往北走。到了1947年,解放军从外围向长春推进,我们接到命令打农安,结果在伏龙泉竭家窑,遭遇战。遇着了,就开始打,枪林弹雨,密集的很,一颗子弹擦着我的脸就过去了,在眼睛部位,瞬间就烤化了一个眼球”……

伤疤藏在身体里,在岁月里随宿主增长或消褪,不为外人所察觉。感谢时光对我的恩赐,让我知道此刻(2015年初)坐在我对面的老兵,看着我时眼部挥之不去的阴影。

3. 四平难民,逃出战场又进围城

(2015.9.30 长春公主岭范家屯镇)

“我九岁没爹,爸爸被抓劳工,死在伪满,抚顺煤矿万人坑。

十二岁没妈,是攻打四平城,我家在四平(八面城),为了躲战争,从四平逃往长春。

过家嘛,都有点破烂东西,得收拾收拾,卖吧卖吧。我妈把我们姐弟两个送出来,送到长春我姐姐家,二道河子区民丰五条(今长春市二道区民丰大街一带),然后又回去了。结果,四平,许进不许出了……1946年,我十二岁。攻打四平城,我妈死了。战争年代,也说不上死哪了,咋死的,都不知道。”

潘玉兰把胳膊拄在麻将桌上,若有所思的看着我,我一时间也恍惚了片刻。约半个小时前,我一路打听着找到她的家,面对着不速之客、一个年轻人的到访,潘玉兰很快定住了神,因为我的问题,让她回到了生命记忆中久违的“沉睡区”。

“后来听说,我家八面城那,打的异常惨烈。四平之战,咋打的,我不知道。光说要开炮,要打。那一年还通火车,从四平到长春。躲打四平,没想到又困长春……我弟弟,死在长春了。我外甥,也饿死在长春了,已经饿死两口,再不爬卡子,我们这三口也都没了。”

1948年,围的最严重那会儿,晚上10点以后,听广播喇叭,是那边(八路军)封锁线传过来的:同志们,逃活命吧,哪天哪日放卡子,哪个哪个卡子放。是指着市里往外走,有卡子,“我们在城东,卡子外,二道河子区,顺着街(读gai,方言)边子,穿大地,抄近道,也不知道哪是哪,听到枪响就往地垄沟爬。我们是三口人一起出来的,我和姐姐、姐夫——旧历八月十七(阳历9月19日),那天是我生日。”

走之前,什么样?民丰五条那,太惨了。头天下晚,一个妈妈领着俩孩子,来要饭,那谁能给啊?自个还没有吃的呢……第二天一开门,娘仨都死在那了。走不动,生生饿死了。孩子瘦的大脑瓜小细脖,太磕碜了。死了,就给拉到壕沟里去,一直没人收尸,二道河子就像“四不管”地带,出城前,白天国民党来,拿枪在大街上走,晚上换共产党,猫着小腰,搁那阳沟里头,嗖嗖跟着跑。“我们小不懂事,有时候就说:瞅瞅,共产党来了。大人说:别吵吵别出声。怕枪打。”


4. 七月,不告而别的父亲

(2016.6.28长春)

“我父亲走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没有明确告诉过我们。是委托朋友照顾我们,给我们留了不少吃的,所以我们出卡子时,家里还有吃的。……其实不走也是可以的,但是妈妈有点,应该说不完全是为了围城,多少是为了找爸爸,这个原因(出的卡子)。当然也担心长春围困的太久了,我们……过不下去了。

我们母女四人出卡子时已是10月中旬,天气很凉。我只记得去卡子路上人很多,在国民党看守口要检查搜身。妈妈从家里走时,匆匆放在身上的一块手表,被他们拿去了。我们走的时候,是推个车,我和姐姐坐在车上,妈妈抱着妹妹(有随行人员)……

我们在卡哨大约住了四天,有一天赶上大雨,妈妈穿着棉袄,抱着妹妹,在雨地中。我和姐姐躺在车里,姐姐发烧,别人用野菜做了一碗菜汤,来给姐姐喝,没有我的份儿。我当时对那一碗野菜汤,印象特别深刻,想喝,但是没有我的份儿,很少。妈妈说,姐姐发烧了,只能给她喝。”

“我的父亲王光逖(笔名司马桑敦),1946-1948年,在长春做新闻工作,办《星期论坛》(后改《论坛报》),在1948年底国民党政权在东北倾倒前,他离开了妻子和女儿,后来我从父亲的作品中得知,他出卡子后,一路走天津,奔青岛,下厦门,去了台湾……”

生命像一粒种子,战争年代扬起的沙尘,可以将一个人吹向无限遥远的他乡,终生回不了头。70年后,一个八旬老人,吉林大学文学院退休教授周励,全世界寻找父亲生前的活动轨迹,整理父亲的创作历程,试图从中体谅到父亲在那一年的不告而别,以此告慰含辛茹苦、阴阳两隔的母亲,以及漂泊终生都没能回到故土的父亲。


以下这段记录,来自民国三十七(1948)年9月天津的《益世报》。这份报纸的复印件,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辗转回到了记录者(司马桑敦)家人的手上,我有幸亲手触摸到它的温度,和一字一句隔空诉说的心事:
“1948年8月3日,经过两次失败的尝试,终于在第三次成功爬出了卡子……长春,这座在自己生命史上曾有过深刻记忆的城,因为饥饿,不得不离开。笔杆当不了枪杆,文章解决不了饥饿,事实不得不走,但是扔下了那些与阵地共存亡的战友,抛开那座花园一般美丽的城,始终是心戚戚,难得释然!”与周励父亲同行的还有长春大学的学生,他们几经周折,从长春城东的方向始终突破不了封锁线,甚至两次都被围城部队押送回二道河子放下。第三次,改向正南方出发——这在一开始曾被放弃和试图绕开的、聚集难民太多、不容易走的“洪熙街”卡哨……

积累了前两次走的经验,这一次,他们找了一个熟悉封锁线一带地理的人——“职业亡命者”,他们“官能的敏锐,可说是天才的禀赋。走的飞快,穿过草地,钻进庄稼,涉水,爬坡,都是保持相同的速度。因为过分集中视听在行路前面,他是轻易不回头照顾我们一下的……他对于卡哨配置地位的熟悉,令人敬佩不止。有好几次是卡哨在独立屋的左角,而我们是从右角悄悄地走过来的。”领路人答应领他们走到距离长春东南50里的新立城,50里已经离开封锁线,便送了些农服给领路人当作路费,“他虽然不满意,但也勉强收下,当时我们身上除去一点吃的东西而外,是一文不名了。”


5. 两个青年的路,东北流亡学生

(2014.8/12长春)

人生,最好走是青年的路,最难走也是青年的路。

“九一八”事变后,开始出现的“东北流亡学生”,到了东北内战时,依然找不到回家的路。

在正统观念的影响下,大部分青年选择投奔国统区——出东北一路向南,或向西流亡。

边文洪,长春老城边家大院的后人,家境殷实,国共争夺东北时,他还是个高中生。如今,几十年的新国家、新城市建设,边家大院已成一片废墟,边老爷子带着边家大院的一座老式挂钟,一起住在城市的新区里。


“什么时候知道有共产党?就是1946年长春第一次解放。原来共产党‘根本没有’。
从1948年6月开始,老百姓不让你出去,知道直接围城了,断绝出路,铁路已经扒了。

我5月中旬就去了北京、天津。东北流亡学生,我们这些人,当时都是正统观念,对共产党是不接受的态度,认为国民党才是中国真正的中央政府,老百姓也都这样认为。

所以一围城,都有点恐惧感,有钱的纷纷的走了。当时我念高中。去北京,是我自己去的。怎么去的?火车已经不通了,一路往南,走到范家屯……有共产党,辽吉军区前方联络部,特工机构,在那里大量接收国统区知识分子。二十多人,最低学历初中三年,还有长春大学的四个‘青年军’,我们在解放区一路被护送(说押送有点难过),到处都管饭。但实在想走(不参加革命)也给放行,我就拿着路条继续赶路……”

那一路“长征”,沿铁路,过大凌河,过绕阳河——绕阳河上没有别的桥,就是大铁桥,一个支架,只剩铁轨、枕木,“我两手扶着铁轨,下面,好几十米外的绕阳河,不敢看,足有两三百米长的大铁桥,在空中悬着,那也得战胜,咬牙,爬了过去。到锦州,坐上火车。基本到山海关开始畅通。到北京。走了多少天……”(老式挂钟响了)

“北京,有国民政府专门接收东北流亡学生的机构。打天津我赶上了(1949年1月15日),炮火轰轰轰,我在东局子,天津东边,打的不算激烈,那阵国民党就已经不行了,‘四野’的大兵压境了”。(老式挂钟又响了)

边家大院的老挂钟,在围城时就这么不紧不慢的走着,时间被记录的同时也被忘记,但是人还记得一切。国民记忆对国家大历史的修补是一剂解药,软肋在哪里就修补哪里,把个体的伤疤还给时代,才有更远更久的路可以展望。

边家大院的年轻人,在围城初期上路去寻找正统,而更多的年轻人还在城内,混乱无序的战时状态,生长出了一种异样的自由,“我1948年7月高中毕业后,长春就比较困难了,开始有饿死的人,我们的米也越来越紧张,在家没啥事,一个表哥在国民党新七军当文官,让我去他那里,混口饭吃,办公室就他一人,到吃饭的时候,我就拿着碗去,这样能够给家里省下点粮食。”东北师范大学物理系退休教授孙景春,面前摆着一张泛黄却保存完好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心里埋藏的往事沉睡了66年,终于一字一句的缓缓道来。

“在表哥那里混吃的,有十来天的样子,后来国民党长春大学,招生了。外面围城,但是城里,这些事都不影响,照样办呢。虽然招生了,我也考上了,但是课不能上,当时我们的校部就在今天东北师大医院的对面,友谊商店那里,而学校已经迁走了,迁到了天津,当时沈阳还是国民党占领,我们要报道得先到沈阳,然后再转往天津……”

录取通知书上写着“民国三十七年九月六日”,坐在我对面的老人说,这是后补的通知书,事实上他们在8月下旬就从长春出了卡子,去沈阳报道。可是,出发时告知的目的地,半道改了——被另一方接收,去了吉林解放区。


6. 围城里的人,天命几何

(2014-2016 长春)

东北是一片向寒而生的土地,千百年来,历代蛮荒,归统满清,民国不保,疆土外割,终至“光复”,这里又成了两股势力角逐的战场,孰王孰寇,百姓怎知晓?命过几晌,只能看天。

垛子外的夕阳西下。你知道农村那种庄稼垛子吗?刚割完的庄稼,几捆一堆,头叉在一起,立在地上,围成一个垛,四外有缝儿,里边是空的,能藏人,我们就躲在那里边。有两个垛,都是我家人,一个垛里五口,一个垛里大概四口,我记不准了,那年我才五岁(1948年)。

太阳下坎那会,我记得真清楚,我从里边向外看。看见一个小男孩,从那边走过来,大脑袋,小细脖。我们一家人都看见了。我妈悄悄念叨,别过来,别过来……。我往外看,太阳光很晃眼,一个国民党兵喊:小孩,站住,会唱歌吗?上去(指着一个半截子土墙),唱一个,我给你窝头吃。小男孩,努力往墙上爬,可是他太小了,又没有力气,爬半截掉下来,再爬上去又掉下来,终于踉踉跄跄站上了墙头。国民党兵:唱,《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来个毛……”“毛”字刚出口,“啪”的一枪,男孩应声倒下。我好难过,二哥说我出去整死他,我妈死死按住二哥,我们仰头看夕阳下土墙拖着长长的影子。

转天,又是一个夕阳西下,一家人又度过了挨饿的一天,一片寂静,只有外边的国民党兵,一会走过来一会走过去。他们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我们在垛子里。事实上每个垛子里可能都有人,这些人回不了家,村子(杨家崴子,围城郊外)已被军队征用。常出去找食儿的二哥说,一共有四道封锁线,谁也别想逃出去……日子太难熬,我根本无法记忆那段时间有多长,又或到底有多短。忽然,就从垛子空儿外边,伸进来一个小铁盆,这么大,可好看了,这盆我们家后来留了很多年。盆里装着什么?黄豆,一些菜叶,拌点盐,和在一起。就听外面一个国民党兵说:别说话(吃吧)。能不感动吗?我记这场景一辈子,救人一命啊。等到下一波换岗时,我听见那个兵问别人:“剩点啥没?”“你没吃饱吗?”“洒了,倒地下点……”

张桂凤(化名)②


卡子里的十四个昼夜。我有14天,在洪熙街卡子里困着,这个“三不管”地方,进去的时候还有点力气,逃生啊,后来……

我家在一个大房框子里,这一堆一家,那一堆一家。我弟弟死的那天,不知道为啥,大房框子里,死好几十人。我母亲第一个发现我弟弟死了,我母亲的哭,好像还有点力气,把他们震醒了,大家反手一摸,越看死的越多……没力气往出拖,新死的人,就在我们旁边,(尸体)到最后,你可能都没看见过大尾巴蛆,顺着那鼻子眼往出爬,晚上,冰冰凉啊,我一拱……

吃粪豆。有一天我在井沿旁,正要打水喝,一低头发现有堆大便,上边除了稀水,还掺着很多炒熟的没有消化好的黄豆瓣儿。我蹲在边上看住它。过了一会儿,稀水被晒干,我把黄豆瓣一个一个挑出来,足有三四十瓣,然后到井沿用清水一顿猛洗,闻一闻,没啥怪味,一小把全部都放进了嘴里,嚼了半天也没品出个香臭,就咽下去了。

头顶的飞机。人们说飞机来了,就有希望了。飞机来,照相,看死的多,就放人,看死的少,就不放。“飞机来了,飞机来了,”他们喊。双膀的飞机,好像门、窗户、人,都能看见。人们互相搀扶,都是跪姿的,“八路军,救命……”,说是在喊,但是声音出不来。

飞机低空,在那绕了几分钟,一溜烟,走了。那时候我还不认得青天白日旗,如果是国民党的飞机,即便有青天白日旗,我可能也没拿它当旗看,花花绿绿的就过去了,现在想起来是这样。每一次开卡子之前,飞机都要去,都要照相,听里面的人说。

沙秀杰(已故)

我想你,妈妈!我和我妈,没家没业,亲戚也没有。1948年围城,把我隔在长春市内,我妈在东大桥卡子外,国民党和共产党夹空儿,“三不管”地带,后来就饿死了,扔在万人坑。

等银行那打完仗③,大伙都热火朝天,庆祝解放,我出去找我妈。有个认识的人说:看看你妈去吧,你妈没了,在东大桥万人坑。

走着去东大桥,那个大坑……人死老了。周围看热闹的,干啥的都有,臭的哄的。大伙捂嘴也去看。有个老太太,老不像样了,说你妈饿死了,“临死,跪在河边上喊,小玲子小玲子,我看不着你了,天天哭,天天喊,后来眼睛哭瞎了。”

遍地都是尸首,根本认不出来谁是谁。我妈的特点,有白头发,才三十多岁。也不知道哪个是我妈,不敢看,十七岁,不立事。找了一个有头发的,拽起来就说是了。然后搁席子卷着,用马车拉回来,直接送到宋家洼子(城北另一个卡子方向),找到一块庄稼地,山坡底下,用土埋上,拍吧拍吧,坟头没写名,也没立碑,后来就找不着了。毕竟也不是我妈,我以后也没去填过土。

杨秀玲(松北联中学生)

我父亲先饿死,接着是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一共饿死四口。剩下母亲和我。母亲小脚,哪能走?我就爬出去,什么葫芦秧啊,能吃的我都吃,药不死就往嘴里塞,再给我妈带回来。

那不夏天嘛,一热那死人都发了。有一天下雨,我半夜十二点在外面,用现在话讲是上人家偷东西去了,那是我,十四岁小孩,下晚黑,半夜三更往家走,忽然摔一跟头,一下就杵到死人肚子里去了……那尸体都发作了,那蛆啊,沾在我的胳膊上,到水里去洗……

我就是一直没出卡子。要是没有我母亲,我几个卡子都爬出去了,能出去。我们家,死这么多人,没有一个坟。

张继昌

1948年7月的长春,尸体多,下雨,泡着,泡完就发,肚子都这么高,圆溜溜的,青紫色,凑近细看(不害怕,见的多了)有红血管,真亮的。等到太阳出来一晒,嘭!爆了,那味儿啊,实在是,太难闻了……围城里的空气,就是这种,热乎嘟的腐臭味,成天都有,臭的不得了。盼下雨,下一场雨,好一点。

张钧


7. 兵临城下的家书,投诚和起义

(2015.6.24 广州,2015.6.27 九江)

去往广州的路程,是我在大陆寻访亲历者最远的一段。2003和2008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分别以“围城家书”为题材,出版了两本书——《未能寄出的家信与照片》和《兵临城下的家书》,信和照片的主人,正是当年国民党守城部队的官兵。历史的舞台,从来没有谁曾缺席,多的是被遗忘或大潮掩盖。

广州,居住着一位远征军老兵,也是东北解放战争的亲历者,梁振奋。当年他写给女友“碧”的信,以一种官方档案的形式被公开出版,这件事困扰了他许久,“如果征求我本人的意见,我是不同意发的”。吉林省档案馆只给了他一个收藏证书和一套仿真件,信与照片的原件都属于国家档案。


“当时我只知道到东北是去接收,可能会和共产党有摩擦,但到了东北,才明白要打仗,心里不好受。我们对共产党没有什么仇恨,到东北打仗,和在缅甸打日本那是两回事。都是自己人,心情、士气啊都不一样。
1948年5月大房身机场失守、长春被围之前,我们去小合隆抢粮,长春西北方向。我们沿着铁路线打,这是我们刚进东北的时候,吃的第一个亏。(解放军)他们的战士很奇怪,没有重武器,就冲锋,冲锋还抑上,往高爬,我们就很奇怪,这些人这么不怕死啊?完全不符合步兵操练要求。我们的轻重武器都有,一个排里面就有两门炮。

5月到10月,我们的日子?一般说来,通信是没有了,但是消息(战况)我们还能收到,知道山海关那边打,锦州这边打,后来锦州失守了,我们就完蛋了,人家把东北的‘门’关上了嘛。

那年我23岁。我是新三十八师一一三团谍报队长。谍报队,跟着团指挥部一起,没有战斗任务,只是侦察。就是尽量派人出去,穿便衣,到卡哨以外的地区,‘三不管’地带,有老百姓从敌占区逃过来,我们收集这些人沿途的经历,什么地方有八路军等情报……这些难民要进城的不多,多是要上别的地方去。

保卫长春要紧张,随时准备动刀枪,敌人来了都遭殃……。这是给我们进攻,编的歌。现在回头看长春围城,那些老百姓啊……。”

梁老先生说,长春,一出来,就再没有回去过。1948年放下武器,他们算投诚,新七军,当时就去了吉林,他是尉官……斯大林死的那年1953年,把他送回了广州。“我手上有投诚证明书,还有因长春的这段经历被判过反革命罪之后的无罪判决书(1982年)”。

江西九江,另一位家书的主人,李健平,国民党守城部队六十军军官(少校参谋,营长),起义人员。信中人的容貌还停留在当年,脱帽正面半身像,民国青年与戎装更搭,这是我们的历史语境。青年李健平想念家乡,惦念父亲的身体,他形容自己在东北是流浪在遥远的边疆,长春是寂寞的海洋,“连飞都飞不出”,“激烈的外围战,铁鸟也不能下来了”……

书中的信很短,只有一页多一点。“本来历史对于我,除了人,什么都没有留下来,文化大革命,抄家,墙皮都撬开了,虽然你起义了,但是你过去是国民党啊……《家书》中的这张照片,是长春给我留下来的。”李健平声音洪亮,往事在他那里,像吱吱嘎嘎吞吐的放映机。


“到长春之前,我们六十军在吉林驻防。长春的困哪,其实很单纯,就是没吃的,其他,照样。甚至还歌舞升平。大的舞厅,中央银行四楼,天天有舞会,一直到1948年七八月份,都还有。这些国民党军官,没受到什么苦处,像我们,吃的饱饱的。当然,没有肉吃,没有奶喝。士兵?说良心话,他们也有吃的。广州梁老先生(梁振奋),他们新七军的处境,比我们还要好一些……
唯一不同就是,老百姓没有吃的。有一次,我在斯大林广场中央银行附近,什么街我记不住了,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两手扶着墙,从这边走到那边,我知道,是饿的,话都说不出来了。我赶紧盛了一碗粥,东北那种大海碗,端给她。女孩子把我带到她的家里去,我一看,炕上躺着一大家子人,爷爷奶奶爹妈还有一个弟弟,摆的整整齐齐。一家六口,就剩她一个。她低头把粥吃下去,吃完了以后,万万多谢,说‘我还能,挺个一两天’。如果有力量,我会长期给她吃的,可是第二天我就不去了……”

8. 台北,一个失忆的老夫人

(2016.4.7中国台湾省)

去台湾,是追着历史指引的路径,我要去找一找“战败”的一方,看一看他们背井离乡的海岛。

包里背着一本书,书里有一张照片,是围城期间一张写有“活捉李鸿”字样的钱币照片,可是无知的我啊,是随着寻访的深入,才知道最后被用担架抬出长春围城的这位国军守城部队长官——新七军军长李鸿,原来是一位“远征将军”,孙立人将军的爱将,深陷东北内战旋涡之前,他们是远征印缅战场重创日军的国家英雄。

经历了长春围城之后,李鸿将军辗转至台湾追随孙立人,却被当作共产党的“匪谍”一关就是25年,出狱后十年有余,于1988年病逝于台南。“长春围城,我爸爸亲口跟我讲,他跟老蒋(蒋介石)说,校长,东北可能不容易守住了,我们退到关内去……结果老蒋说,你们守,到时候我支援你们,用空军,空投。然后没办法兑现了,就希望,守不住你们就自杀。”李鸿将军的儿子李定安先生说,“败走台湾的人心里都明白,丢掉大陆的责任,哪里是几个将军扛得起来的?”

“父亲说,围城初始,光靠四架老母机的空投,根本无法解救被围守军,到后来蒋介石干脆放弃他的诺言,军民饥寒交迫,病死、饿死有十多万人,某些父亲的部属甚至认为蒋根本想消灭这支军队,既便不是如此,起码也有削弱兵力的意思。六十军曾泽生部先投降之后,共军转而对付新七军。后来共军冲锋队曾一度入侵到新七军的司令部,高喊:‘活捉李鸿!’当时,父亲还拿了卡宾枪打死了几人,旋被增援的卫队解围。奶奶也曾说过:当时已入严冬,长春被死死围困,粮食与能源短缺非常严重。父亲四出巡视时,看到此种情景,十分不忍。但也无可奈何。他自己跟着士兵吃米糠,抵抗力弱,得了伤寒而卧病在床。这期间司令郑洞国将军来新七军巡视,看他卧病,还以为是故意装病。最后部队是由副军长(史说)作主,向共军投降。奶奶说,长春解放之后,共军使用好药医治父亲,如果不是这样,他很可能会死在病榻上。”


“我父亲到了长春,认识了我妈妈。我妈妈马真一毕业于长白师范学院(现吉林大学)音乐系。她是满族人,正宗的镶黄旗,说起来还是个格格。她在父亲担任长春警备司令的时候与父亲相识,后来经兵团司令郑洞国当证婚人举办了婚礼。1948年父亲被俘时,母亲已怀有身孕,后来在哈尔滨的战俘营里,母亲生了我姐姐。1950年,我在台北阳明山看守所出生时,曾取名‘狱生’。

我妈妈,由于过去经历了一连串的恐吓与刺激,在失智之前,即使事隔五六十年,听到以前的事或回忆以往,她仍然会陷入到那种激动恐慌的情绪里。”
去看这个失忆的老人,屋子里的日常,老人的味道,一个外籍女佣,倘再早几年前,还会有一只小狗的陪伴。老夫人安静的坐在黑色沙发里,目光是那种无物的深邃……当记忆沉入海底,人生都成了泡影?我一时间觉得这很难接受。我多想眼前的老人能开口说话。

“妈妈!东北来的小姐,来看你啦!她姓陈,陈小姐。她从,长春来的。长春。长春。吉林哪,吉林那边”。老夫人只是笑,笑起来很好看。“身体很好,除了脑袋忘记了。她一直到八十几岁,还天天游泳。我爸爸过世以后,妈妈就去申请退休,一个人参加旅行团,世界各地去玩。大陆也去了很多地方。”

说话间,老夫人笑的像个小孩,这真打动我,像一个人回到了最初……记忆深处,可还记得东北,长春?“我与母亲生活了一个甲子,如今,遗忘,抹去了一切苦难!”

“以前我们也叫老年痴呆,那不太尊敬,后来改称‘失智’症。大脑的记忆力,像被用橡皮擦,一块一块的删掉了。得这个病,刚开始的时候,会有淡忘现象,老人家开始疑神疑鬼,认为你在偷什么东西。我明明放在这里,你给我拿走了,或者我钱包你给我动过了什么的,那就慢慢开始了。然后到中间,还有一段躁动期,有的时候会有侵略性,会骂人打人,不稳定。那门上面的锁,就是那时候我给她钉的,因为半夜她跑出去,好几次,被警察送回来,我们都不知道,我睡在这里,睡熟了,结果电话来了,我才知道她已经跑出去了。”

定安先生帮我和老夫人拍照合影,很奇妙,老人转过头,一直看我,一直看我。她坐在沙发里,我靠在沙发沿上,比较高,她抬头一直看我,然后笑。(半个小时的时间里,老夫人一直很安静,点头,摇头,微笑……)

9. 卡子,没有出口的大地

(2017.4.24日本东京)

去日本,同样是追着历史指引的路径,和中国东北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日本,那里生活着一个人群,是在1945年“光复”之后没能及时回国,因此经历了东北解放战争的日本移民。我要去找的,是在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昭和二十三年),滞留在长春围城的一位日籍老人小代(化名),当年只是个七岁的孩子。我甚至没有语言不通的担心,因为长春是这个孩子的出生地,中文占据了其幼儿教育时类母语的天时与地利,在见面之前,我们的邮件都是用中文写就的。

东京之行,对于我而言,是这场漫长旅行的一个完成意义上的句点。亲历者强大的记忆力和中文纪实性的语言,让试图留住这段历史的人,长舒了一口气。(一段旅程的结束,也是对历史反思的真正开始)

“1947年10月,长春街道突然断了电。煤气也停了。自来水也停了。

1948年的新年一过,可以听到远方的枪炮声。枪炮声几乎没有改变它的位置,只是缩短了与下一次枪炮声的间隔,但总是在远处响着。过春节的时候,逐渐延长了间隔,最后干脆停止了。

八路军逐渐缩小了包围范围,其包围圈已推进到长春市内,不久,八路军突然又停止了活动,长春又一次被抛弃在寒冷、寂静的黑暗之中(笔者注:是指1948年5月大房身机场争夺战之后的围城)。

窗户上挂着冰花。

长春市内开始陆续出现饿死的人。在长春饥饿的街道,只有狗是最肥的……

我们也彻底消瘦了。皮肤苍白,血管暴露,眼睛塌陷,鼻子变尖,只有肚子鼓得很大。

皮肤开始出现维生素不足的溃烂,肉开始溃烂。头发也有溃疡,不那么痛。说起来是发痒,所以无意中就把手指触到溃烂处,那么约一厘米见方的毛发,就连头皮一块拔掉。

长春市被完全断粮后,因饥饿而死的人纷纷出现,饿死者大多是无辜的老百姓,其中就有我的哥哥和弟弟。”

9月,小代的父亲为了不再让家里有人饿死,决定尝试逃离长春。但是,内外双重铁丝网,将长春市团团围住。卡子,是指被这两层铁丝网所夹着的中间地带。一家人钻过内层铁丝网的门后,外层的门却禁闭着。

“我问爸爸,那个门不开吗?”

“不会开门的!”爸爸说。

在国民党和八路军的中间地带,去往解放区的出口方向,栅栏门(卡子口)被严密地锁着。旁边一个中年日本女子说:“那个门是一周开一次,甚至一个月才开一次。四、五天前才刚开过……”

年仅七岁的小代,被困在这中间地带,露宿于成堆的尸体上,甚至目睹难民之中的中国人,去吃刚殒命的尸体。“在这人间地域的恐怖环境中,我,丧失了记忆。”

10. 所有“故事”的后续,一纸苍凉

(2019初春)

我站在70年后的时间出口,梳理所有故事后来的“结尾”,这的确是人世间最苍凉的体验——在这些记录背后,是事件中更多无以名状的消失和湮没。

文章开头民国三十七年那张照片上的逃难人家,一路风餐露宿,当年滞留四平街。第二年(1949)开春,锦州、沈阳已解放,火车开通了,继续上路奔河北乐亭老家。“我妈(照片中右一)到家以后,死了,穿的那身装老衣服,从农安带了一路,有思想准备,原本想死在哪就埋在哪……”王洪志平静的说。

四平难民潘玉兰,逃出围城嫁了人,落脚公主岭范家屯。“我十四岁到这,落脚的亲戚家人口多,十五岁(1949年)就给我找了婆家,结婚过小礼,是一口袋高粱,一个扁匣子……和这个镯子。六十多年了,这个扁匣子都散架了,镯子还戴着。”人生仿佛一眨眼,儿孙满堂。

吉林大学文学院退休教授周励女士,认真的在她的一本书上为我签名,《回望故土——寻找司马桑敦》,她说,这本书献给一生追求民主、自由的父亲,“父亲离开长春后,在台湾《联合报》任职二十几年,尽管这一社会关系,给我们姐妹带来不少灾难,但内心深处……始终企盼能有见着父亲的那一天。当两岸可以沟通交流,我刚刚找到父亲,还没来得及述说离情,他却突然离世了(1981年)。”如果说,人生还有什么遗憾可以弥补,那就是自己的母亲,“周墨萤女士,有个回忆录,很长,是录音,磁带,我正在整理。”

边家大院的学生边文洪,亲历了天津解放的战火,同期太平轮事件发生,他说自己差点去了台湾,后来因为年纪小,挂念母亲,于1949年初回了长春(老挂钟又响)。“……边家大院,最后就剩下这个东西了。发条的,一百年了,但是油泥太大,不敢擦,不敢动。有毛病,都没人会修了。”

国立长春大学的新生孙景春,一天课都没上,就在历史的转角转换了身份:“出卡子后,有个叫刘家屯的地方,有解放军的接待站。再走,前后都有解放军跟着,背着枪。之后绕道奔九台方向,奔吉林。吉林八百垄,东北大学(今东北电力大学)大石头楼,我们手拿着国民党时的高中毕业证、大学录取通知书,去登记,报道,编班。先学习政治,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2017年7月26日(中华民国106年),台湾,李鸿将军的夫人马真一女士,“在睡梦中平静的离世”,享年95岁。

那位滞留东北的日本移民,小代,出围城后,经由吉林、延吉、天津,辗转五年的漫长光景,终于在1953年9月,“站在了驶向日本的船的甲板上”。2018年6月,我在电子邮件中问这位老人,是否还记得1948年在长春的住处,我想去看看。“真高兴你没有忘掉我,也知道了有读者关心我的故事。衷心感谢!我找过。不过我住过的房子已经被拆掉了。西安大路423号。是现在的香格里拉饭店的斜对面。”


70年前,当我们还在为温饱和生存内战,更文明的地方已经在讨论是否违反个人意志而进行征兵、是否劫持了更多人卷进战争甚至是失去了性命。比如“一战”期间,美国有“基于道德原因拒服兵役者”。1980年,普利策新闻奖将特稿奖颁给了《策普的最后一站》:“一战”老兵爱德华·策普,为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安排了一次长途火车旅行,前往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接受军事记录改正委员会的听证,只为将自己的“一般退伍”改正为“荣誉退伍” ——一个“基于道德原因拒服兵役者”维护自己生命信仰和尊严的故事。2018年,韩国大法院判处“依良心拒服兵役者”无罪。为发生过的历史悼念,反思,反战,珍惜和平,那么即便竖起一座小小的石碑,也有着翻山越岭的意义。
注释

①  分标题之下的括号,是采访时间和地点。

②  文中人物除注明外,全部实名;文中口述史部分,均有录音对照。

③  “等银行那打完仗”,指1948年10月21日,守城长官郑洞国放下武器,走出银行大楼,围城全部结束。
为了成婚,国军把他从长春围城中解救出来。昨晚他去世了
2017/02/10 来源:台湾论谈
他投身抗战,结果,军校毕业后抗战结束了;他投身内战,结果被困长春城,幸好国军倾力将他救出,只为了他的婚礼……他叫陈燊龄(燊,音“深”),台军前参谋总长、空军一级上将,昨天在台北去世,享寿93岁。


陈燊龄是北京人(当时称北平),1924年出生,满族,参加过国共内战、台海战役,郝柏村卸任后,他接任参谋总长。“总统府”与“国防部”昨晚发布的消息中,给予他高度评价。

陈燊龄先后在北平四小、北师大附中、育英中学读书。抗战最艰难时,他投身报国,考入西北工学院航空工程系,随后加入空军官校,毕业后适逢抗战结束……随后,“全国动员戡乱”开始,他参加了长春、锦州、沈阳、太原、平津、舟山等战役,最后随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


如今,国共早已相逢一笑。而他的戎马一生,有两件事让人不能不说。

他是长春围城战中,唯一被救出的人员,只因他的婚期在即。

1948年7月,东北战役中长春围城战的高潮阶段,陈燊龄受命为长春守敌(台湾称“守军”)空投大饼(是的,所有物资在那时都只能空投了),但被解放军炮火击中,迫降在长春城内的自由大道上。

随后,空军第一时间决定营救,且决定只营救他一个人,长春城内的任何高官贵戚都不能带走。一方面,他的婚期马上要到了;另一方面,尽管陈燊龄只是没有任何背景的中尉,但空军的士气不可泄。

第二天,4架战斗机掩护着一架运输机前往长春,执行营救任务。在大陆媒体的报道中,他们“遭到了解放军炮火的猛烈攻击”,在陈燊龄的回忆录《回首来时路》中,解放军“被炸得抬不起头来”……

总之,运输机降落在长春。得知消息的长春市民蜂拥而来,都想挤上这架飞机。机长决定:不停机!于是,在飞机滑行的情况下,机工长抓住陈燊龄,成功将他营救出来。

6天后,陈燊龄在北平成婚。

撤出北平前,他驾机绕行天坛,向父母告别,从此再也没能回来。

1949年1月,国军濒临全面崩溃,撤出北平只是迟早的事情。21日,“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决定开城投降,他通知空军在隔天撤退,“不愿留下来的就赶快走吧”。

次日,陈燊龄所在的空军四大队的P-5战机,一架架从天坛机场起飞,陈燊龄的座机因为引擎故障,直到下午三点多才修复。这一耽误,使他成为最后一个撤离北平的飞官。

起飞时,陈燊龄先绕天坛飞了一圈,再略往西北,飞到自己出生、成长的西四北大街上空,看了老家最后一眼。事实上,前一天接到命令的陈燊龄,回家后面对父母有口难言,为了守密,他连最后一声再见都不能说,虽然当时他已经隐隐感觉到:这场生离,事实上就是死别。

陈燊龄为四星上将,该军衔为终身役,终其一生,他都没能回大陆。
只是眼球湿润了而已
已隐藏
>>当年长春挖出来的万人坑还被报道是不是日本人搞的大屠杀那些还健在的老长春人明明知道怎么回事居然没有出来...

支共,哦不对,支人的老套路了。南京事件多少也是这么回事儿。
也就阿呆日本能这样被支人欺负
南京日本是有责任的, 这个长春万人坑可的的确确和日本一点关系也没有

青龙路位于国共战线之间, 无数的人被共产党拦住不许出城饿死在这里 (听说有的解放军小战士受不了, 林彪专门做思想工作 -- 和今天大白差不多)
>>当年长春挖出来的万人坑还被报道是不是日本人搞的大屠杀那些还健在的老长春人明明知道怎么回事居然没有出来...
没关系,他们有机会再亲身经历一次

要发言请先登录注册

要发言请先登录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