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与西单“民主墙”的兴衰

这是我2019年4月读完一些书后有感而发写的玩意，写完后也不敢给人看，也不敢找地方发帖，现在品葱上分享出来给大家看看图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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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有人会觉得不解，法国大革命与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民主墙”能扯上什么关系呢？这两者相隔时间很远，差了将近二百年，一个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一个是保障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的改革。然而本人认为邓小平处理民主墙与法国爆发革命这两个看似互不相关的事件之间其实是有某种共性的。
  通过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可以对法国大革命的形成有一些认识。纵向地看，相比四处征战导致国家元气损耗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时代，法国在路易十六统治的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人口和公共财富在迅速增加，与以往的相比，现任统治者对自由和生命更加地尊重，甚至还开始敬重公共舆论。横向地看，在旧制度下人民享受权利越大的地区越是对旧制度反抗激烈，最早也是最深刻地改革旧制度的地区是巴黎附近地区，而在革命前，那里农民的自由和财产比起其他地区却是被更好地保护的。
  托克维尔在书中写道，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压力的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感觉却更敏锐”。虽然不清楚邓小平在处理民主墙事件时有没有参考到《旧制度与大革命》，不过当时的情况确实印证了此处的观点：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中国在改革初期也面临着这种潜在的危险。
  所谓的西单“民主墙”本来是文革时期贴大字报用的，在1976年“四五运动”时期，墙上开始贴一些批判四人帮、悼念周恩来和拥护邓小平的文章。在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党内正在进行路线斗争，以华国锋、汪东兴为代表的“两个凡是”派别和以邓小平、陈云等为代表的反对“两个凡是”派别之间正在进行或明或暗的对峙。胡耀邦当时与邓小平是一派的，在胡耀邦的授意下，共青团的干部把共青团杂志《中国青年》的文章贴上了民主墙，里面有文章反对“两个凡是”，要求为四五运动中被捕的人平反，有的文章甚至在批判四人帮和林彪后，继续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共青团的文章贴出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民主墙上张贴文章，或诗抄等，很多内容出自年轻人之手，这些突然从文革中解脱出而感受到自由气氛的年轻人兴奋不已，但之前的生活使他们缺少政治经验与智慧来恰当地表达观点，他们对国外所知甚少，有些人在发现西方国家的发达繁荣后，对西方的自由与民主有着近似天真的信仰，开始一股脑地反对以前被灌输的一切，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错误的。此外民主墙上还有其他要求平反的、抱怨的、以及反对“两个凡是”的文章。中国社会思想上的变化在这一面民主墙上已经可以看出端倪了。
  此时的邓小平是怎么看待民主墙的呢？1978年11月，邓小平在与日本民社党党魁佐佐木良作谈话时说道：“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和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出气”，“允许群众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有什么错”？
  几周后民主墙的政治气氛开始变味，有人开始贴出政治诉求的言论，要求民主法治。民主墙附近还出现了打斗事件，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闭会前仍然对民主墙表示了肯定的态度。1979年1月时，民主墙上的言论更加激进了，还出现了游行示威，从天安门走到中南海，在闯中南海的门口被武装军人拦下。他们打着“全中国受迫害的人”旗帜，呼吁“要民主、要人权”。在此期间政府并未限制民主墙，但邓小平本来打算做一个支持民主墙的讲话，这下却没有发表了。到了3月，人们更加大胆，开始批评中国共产党和整个中国政治体制，甚至开始批评邓小平。北京动物园职工魏京生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一文，批评邓小平走的是独裁路线。这时中越战争已经告一段落，邓小平可以腾出手来处理民主墙了。
  邓小平在刚刚获得权力时还觉得民主有一定吸引力，他鼓励党内外有更多的民主讨论，但是当反对声超出他的预期，开始反对中共领导的根本制度时，他果断地采取措施镇压了挑战者。邓小平在文革中一度被打倒，深受群众运动所害。当时的中国人民很难说有什么政治素养，对民主、自由等等理解也很有限，民主与民粹仅有一线之隔，民主运动如果搞不好就会成为乌合之众的民粹主义。或许是出于自身经历的阴影，或许是出于对出现民粹运动的担忧，或许是出于对中共政权的维护，邓小平结束了民主墙的短暂生命。北京禁止了一切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中共、反对马列主义毛思想的口号、大字报、书籍等材料，魏京生也被抓捕，还有其他近30人被捕，西单民主墙的文章被转移至相对偏远的月坛公园，政府还派人调查大字报的作者和单位。民主墙到1979年12月被正式取缔，但它在3月其实就已经被结束了生命。于光远认为，邓小平从1978年12月中旬支持民主墙到1979年3月将其关闭，是毛去世后中国的关键转折点之一。
  梳理一遍民主墙的兴衰，我们可以看出，毛死后的中国政治气氛开始变得自由，无论是高层是领导干部还是人民都在对毛时期的错误进行反思。但是机遇也意味着挑战，政治变得开明后，从文革时期甚至更久以前就压抑已久的叛逆与不满爆发了，一时间冲击着中共本身的统治。中共在做出自我改变使人民更自由，却被来自人民的反抗所威胁着，这与大革命前夕的法国何其之相似。
  法国大革命建立了一个短暂的自由、平等的新社会，恢复了地方自治。然而不久之后人们就把自由平等抛到脑后，心甘情愿地当着霸主拿破仑的“平等的奴隶”。改革开放后也一度提倡民主自由，虽然民主墙被封了，但是中共对文革左倾错误的反思仍在继续，伴随着经济改革的春风，社会盛行着支持改革开放、反对文革左倾路线、呼吁民主的自由主义思潮，而政府也确实是顺应了人民的意愿。直到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之后，激进的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戛然而止了，剩下的自由主义者们也变得温和化，不再挑战政府。从那以后一直到今天，中国的政治气氛和自由程度的总体趋势是在收紧。在生产力发展、GDP提高的背景下，大部分中国人民目前比较安分，对现状也没有明显的不满，像当年的法国人一样将民主自由的诉求抛之脑后，安于被领导。不过法国人民在争取民主自由的过程中也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和波折的，未来的中国也一定会实现民主化，就像中共经常喜欢说的一样，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和要求，但是以何种方式和道路实现，历史会告诉我们答案。





参考文献：
傅高义(Ezra F. Vogel)《邓小平时代》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旧制度与大革命》
王赓武，郑永年《中国的“主义”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