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文】中国惯性政治的溯源与制度改革的展望
中国惯性政治的溯源与制度改革的展望
第一节 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
网上有很多问题在问: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的自由程度下降了吗?或者类似的,如何看待中国的主席无限期连任?习近平果真如中国媒体所描述的,是一个好的领袖?或是一个独裁者吗?如是的问题看多了,参与讨论这类问题的老外们仿佛对中国的印象不是那么差,包括了可能的外宣五毛水军的影响,大体也能看出,在西方是有着对中国政治环境不怎么了解,或者根本就不关心,只是想表达自己关于另一个世界霸权的看法一些人,把中国错误地具象化了,这种具象的谬误在于,连对中国政治略有关心的中国人都会忽略掉的细节,一些及其微小乃至可以忽略掉的公共事件,累叠起来可以产出一个真实的中国的具象,而这个具象是可怕的:中国已经成为21世纪的围城,明白了真相的中国人就像方鸿渐一样,想方设法去脱离困境,但是已经深陷其中难以自救,作品里的围城是浪漫的,方鸿渐也是个浪漫的人,而在现实中类似的这种“围城”并不浪漫,它多来源于无知与有知,就像老外们觉得:自由和人权买不来一块披萨或一块面包,而低保却能让中国最底层的民众过活,正如新冠期间享受着免费医疗的老百姓难以想象美国人每个月交着上千美元的商业保险,美国人恐也难以想象,在这样一个文明的时代,存在着一个超级霸权,这个霸权将其治下所有群众关在信息茧房、地域困境与真正的笼子里,还在对外作态,通过维持一种东方之于西方的神秘感,以及一个短时间内成长为世界头等大的经济体的神话,来让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普通民众放松对这样一个有着奴性与优越性、劣根性与传承性、无知从众与独立思考并存的、转变思潮及其灵活而又有着包容性的国度放松了警惕。
在面临巨大的危机时,中国人的大一统民族性总是展现着对强权统治的渴望,这种渴望放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都属正常的思潮,雅利安人在面对着两千亿马克一个面包的物价时,抛弃了他们作为率先建构法治国家、作为世界民主先驱的政治文化,转而投向一个反人类独裁者的怀抱,而希特勒没有辜负民众的期待,他创造了让经济从疲软转而强劲以致领先世界的传奇。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面临危难时往往会尽显丑态,而强权在这时登上舞台的最大意义是维护整个国家民族的颜面,让百姓有口饭吃,换言之如果危难时上台的威权政府,履行好自己的职责,维护了国家民族的颜面,那么短时间内建构的体系可以存续很长的一段时间,而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频出纰漏,那将会是对政府公信力的一次挑战,是对政府有无资格继续行使其公权力的考验和质询,在整个中国抗疫的过程中,我们要问一句:你们做好了吗?我们先不讲有失偏颇的观点,也不看看外国的所谓抹黑,就事实谈事实,在中国百姓一次又一次高喊相信国家的口号时,政府有没有做出正确的决策。在抗疫初期,基建水平较高,医疗条件较丰富,基础医疗较普及的国情下,中国政府选择了清零的道路,又造出了“社会面清零”、“动态清零”这样的好听的词,让许多人都信服了,认为中国政府能像小孩子垒砖块一样造出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也就能像大军过境一样横扫疫情,然而疫情爆发的态势不如政府所料,数次反弹导致上海、西安这样的城市封城,大型的经济集聚区停摆,影响的是谁的生活?当然是在当地工作的百姓的生活,而国外从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出现,新冠肺炎死亡率降至千分之七,与流感无异时,西方社会早已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在新冠大流行时还曾向外国人打听过复工情况,有人在二零二零年六月就已复工,而且已经不再把新冠肺炎当成一等一的大事来看,而当时中国社会还正处在全面抗疫全面封锁的状态下)而中国政府选择继续强制“清零”,这里他们要强求的不是民族的颜面,是国家的颜面,是一国政府发布政令覆水而不轻收甚至不收的颜面,为这种强求的颜面付出代价的是一户户需要养家糊口的百姓,是西安买着几百块一小袋子菜的百姓,是上海疫情封城《四月之声》中哭诉的百姓,在推土机一般的抗疫政策下,一批批的“大白”被迫上岗(当然也有主动申请当志愿者的,大多都是体制里的或相关岗位的人员被迫调动),一通通的疫苗催命电话被打出去,不问病历,不问身体状况,只求你在这个辖区多打一针,我身边就有打疫苗引起其他疾病不幸离世的人,在网络上也见到过不少。在上海封城期间,有很多人都担心没有吃的会饿死,前几天翻出来很久之前买的一本书《丁戊奇荒》,谁能保证里面路边死人骨,家亡不敢泣的场景不会在这样一个文明的时代重现,当传出那位年近半老的外籍教师被饿死在家中的新闻时,当上海医院在疫情急需床位时去占用医疗资源来抢救一位外国人异常勃起的生殖器时,中国人没必要感到为此丢脸,丢的不是民族的颜面,是政府千方百计维护的颜面,中国政府不是人民的政府,与自身较劲,在支配与被支配中享受乐趣的变态政治团伙。我们不妨再往前想想,河南的水灾中,亲属祭奠的一堆堆花束被圈起不让围观,政治斗争中类似“任大炮”这样敢于挑战公权力的公共人物悄无声息地被迫害,再如现在已经被整治的黑煤窑,站在楼顶讨要仅够自己吃一顿饭的工资的民工,他们在合法地行使着被《宪法》所规定的权利时被迫害,甚至当我们细下心来看,大多数社会问题的始作俑者,与政府脱不开干系,《人民的名义》里贪污几亿几十亿的官员可都是体制里的党员,然而当权力与非法力量相勾结产生的恶果作用到普通的民众身上,他们的权利被选择性地忽视了,最终是他们的人权遭到侵犯,甚至连他们身处的事件群众都不得而知的当下,我们又怎么能指望政府为人民服务。
有人就会说了:我生活挺好的啊,安居乐业岁月静好,这些被迫害的人只不过是违反了游戏的一些规矩,只要我在这些规矩里好好活着,就不会有和他们一样的下场。或者根本就不知道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可怕的事情,把自己的眼光局限到自己的生活中,自己无意识地营造一个茧房,听之所欲听,见之所欲见,我们刚才说过了,现实中的围城是有知和无知的这种信息差产生的,有知在于了解这个社会的细节,好的事物的细节会体现美,坏的事物细节就会体现丑,知道自己身处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之中,意识到这个社会在未来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潜在危害的人会想方设法地移民出去,而外国人也可能会有羡慕中国人生活而渴望在中国生活的。安土重迁是人的本性,对待生活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请允许我我引用一句近期清华校内传单的一句话:允许自己保持无力,要明白在如此的强权下,能做到的至多是影响和改变自己身边的一些人,不一定非要让他们去移民,去反共,要让身边的每个人不因为自己而做出错误的决定,而自己要独善其身,做一个有知的人。
如果你经常关注简中互联网的话,会发现对中国政府不满的人越来越多了,再去看一些有关外国劳动制度的帖文、视频,会发现中国的年轻一代陷入了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一方面相信国家能给社会生活指出一条明路,一方面又不相信国家能给自己的个人生活指出明路,不明白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在运行时产生的资本剥削、压迫实际上是政权和哈耶克所谓经济专制相勾结,生造的一种特色社会主义,政权在其中说好听话,有温铁军张维为之流讲反垄断和政府管制经济,资本充当政权的白手套,腾讯系、阿里系、顺丰公司是江派白手套,黄光裕用财富铺开大员关系网,三一集团与当朝结亲等等不胜枚举,中国的政商界就像美剧《纸牌屋》里所展现的一样,大商人与当朝大员相互勾结,相互利用,而对于那些叫不上名来却又共同组成中国市场大部分民营经济的大中小企业,可能扒不上当朝大员,也就没有了保护网,而这时中国市场被精心设计的体制在这里就发挥作用了:体制性的勾结、体制性的互相利用、体制性的对下压迫,前者是国家建构的学问,在马列理论中,无产阶级先锋队是要作为思想的前锋,是群众中受教育最完全的那一部分,要领导指挥教育群众进行革命,现在的这套体制就是这么传承下来的,先锋队就是党和政府,区别这两个概念毫无意义,事实上中国是一个党政不分、党国一体沆瀣一气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政府保有最大的公权力,实际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分权的政治基因,中国人也就不理解民主二字的含义,多元的民主政治也就无从讲起,对于中国,我们不能用霍布斯《利维坦》中的“必要之恶”来解释,也不能把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定性为天生向善,中国人既不会天生就互相厮杀,也会因为贪图一时的蝇头小利而和别人大打出手,而整体来看,这是一个渴望大一统、渴望被统治乃至有普遍的斯德哥尔摩心理的民族,正如秦晖《走出帝制》所讲的:走出帝制,就是走出秦制,大一统的基因是传承,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人同时渴望着安居乐业,惧怕着背井离乡,纵观下来,我们可以代入八国联军侵华时他们之所见所思:这是一个像头沉睡的野猪的民族。面对这样的一个民族,政府的恶就不是必要之恶了,你如何巧借东风,如何引导公众,是可以决定能否使民族性与社会文化转轨,改革开放后正是一个巧借民主之东风改变社会的机会,但邓小平和其他的老一代大员都在经济上一定程度的放开,在政治上能不动尽量不动,尤其不能动一党的地位,而由此产生了流血事件,抗议的学生们追求民主的初衷是对的,但运动后期打砸军车,对军人下毒手的行动也是对法律人伦的践踏,在其几十年前的文革中,中国人的破坏力也在领导人的催使下显现出来,十年的浩劫与数月的运动,足以体现出中国人摇摆不定的心理,故中国政坛上浮浮沉沉的多是马基雅维利型的政治人物,但这些人物有着无限的任期,几乎可以忽略的反对的声音,极强的公权力,如果他们的想法跑偏,整个社会就要跟着遭殃,现在的社会体制就是这样,少有企业不偷税漏税的,多数的企业处于只要政府要拿你是问,就必须坐以待毙的状态,这是人尽皆知的,那么为什么说社会上存在的欠薪、低薪导致工人普遍性被压迫的状况和政府有关呢?并不是因为政府可以解决但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得出政府没有尽其职责的结论,从常理来看,百姓消费水平高,政府收入的税就更多,经济也就越有活力,但在这里我们忽略了中国的国情,我们不禁要问一句:是什么让改革开放的中国飞速发展,实现快速的技术化产业化的,是有活力的经济吗?是政府收入的更高的税吗?这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社会牺牲了福利社会的乌托邦理想,转而选走填充廉价劳动力来给企业带来盈利,以快速实现高技术化的路线,这种路线固然是有效的,现在普遍的生活水平的提升是有目共睹的。肯定有人会讲:中国还有国情啊,人口基数大,劳动力盈余,底层的群众过于庞大导致社会无法维持高工资的同时还让经济持久稳定地运行,这就是在算经济账了,出现了一个问题,只要政府想去解决,就一定有解决的方案,不管这个方案带来多大的后果,都是可以被接受或者可以想其他方法去弥补的,工人工资低的情况政府肯定是能解决的,每年在医保上投入那么大,就不能在工人工资上下下功夫,去弥补一下底层民众精神和物质上的空缺,用政府庞大的税收来补齐一部分工人的工资,或者干脆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强制性地让企业支付给工人更高的工资,这种措施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但对于中国这么庞大的经济体来讲,真正受影响的肯定是大多数企业,这些企业可能因为工人工资的提高而难以扩大产业规模,也肯定会有企业因此倒闭,但这种事的利益双方是无数的劳动者和少数在市场中持续获利的企业,于情于理都应该优先保障蓝领阶层的利益,而如果有人去为资本或者政权去考虑,就犯了立场上的错误:脑子没有跟着屁股呆在一个地方。
这种社会现状,会给普通人未来的个人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有人说过:零零后的人生普遍的结局肯定是穷死,因为这一代人没有致富希望了。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还是与国情相关:中国社会没法消化如此庞大的新增劳动力,这只会导致劳动岗位的竞争加剧,以至于劳动力的成本更加廉价,如果政府不在其中起到调节作用,劳动力市场将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其他普遍的社会问题,劳动力价格的恶性循环会产生更多的后果,当所有年轻人步入了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而政府是恶行的始作俑者和默许者的社会中,他们就会发现:这个围城已经建好了,外面的人想不想进来不知道,里面的人肯定是想出去,然而移民只是部分精英人口的选择,大多数群众终其一生就只能生活在固化的阶层中,这就是现在正在生长起来的这代年轻人的未来,我们先不谈在十年、二十年后的中国社会,生存是否的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压在群众头上的一些大山在现在还没有被解决和出现将要被解决的迹象,不论老少,随着过去建成的商用房内置供水供暖系统的老化,现有的住宅楼会在可预见的很短的一段时间内被废置,届时有钱人可以随时更换住宅,而底层的普通群众就要再次为突然出现的极高昂的生活成本买单,现在年轻人手里持有的房子大多是三四五十岁父母一生的积蓄买来的,这些房子随着时间的流逝无法再住人时候,中国社会中又会重新多出来一批“房奴”,商品房的总量会随着房地产不断开发而增加,而房产的价格会不降反升,因为把底层群众与天价房产牢牢绑定的,正是中国政府,房子、车子是每个普通老百姓的毕生追求,同时也是每个人奋斗的目标与动力,社会需要劳动者去劳动,去产出财富,房地产商大多与政府大员有勾结,在中小地区大搞开发,让旧房快速淘汰,新房市场过于饱和,与住房危机同时到来的还将有一系列被设计好应时出现的危机,而每个突发状况都要劳动者付出更多的体力来解决,婚嫁彩礼的问题,婚姻的问题,生育的问题,子女教育的问题,“成龙成凤”补习班高昂的学费,这些是与每个人生活水平直接相关的,也就是与钱相关的,而这点可怜的财富百姓也未必能握在手里,从不断涌现的金融理财诈骗产品,到近期的十五万亿救市,目力可及的,中国人的钱在被政府和金融行业揣进兜里,政府通过大肆印钞来投资基建促进经济,造成的通胀后果却要百姓来买单,在不远的未来,中国人兜里的钱会眼睁睁的被人一分一分地扣走,剩下一堆要用一辈子去还完的债务。
而现在中国人仿佛渡过了疫情,仿佛困难的日子已经到头,然而接踵而至的是2023年的经济危机,政府最近发布了《国家以工代赈管理办法》,意指用人力生产增加生产成本来拉动消费,而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不但不会在多大程度上缓解经济压力,而在实际上会让中国经济增加更多的负担,那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现在到五年后的中国到底要面临什么问题。
我的看法是中共的麻烦有三:红顶房地产的垮台、低人权优势历史问题的积累爆发、土地财政亏空导致福利制度崩溃。这三个问题并非以往的老生常谈,而是三个互相联系的问题。从温家宝上任总理开始,政府就开始操控商品房价,促使年轻人不断奋斗的动机逐渐形成了,而随着这几年房地产的一再崩盘,政府的一再救市,商品房的过大存量与民意的日渐高涨,中国的房价已经到了不降不行的地步了,而随着房价下跌,社会上的大多数劳动人口就开始所谓躺平,中国社会会逐步转向低欲望社会,而缺少了根本动机,年轻人劳动不再是为了结婚娶妻买房,中国就会被迫提高生产效率,而提高生产效率必然会导致经济的萎缩与民营企业的倒闭,同时因为房地产的崩溃,土地财政已然连年亏空,这种亏空会导致中国政府向来引以为豪的社会福利变成经济的大累赘,最近因为医保政策的变化,有许多老人上街游行抗议,政府再也难把国内的这种抗疫宣传成西方国家的挑动了。同时养老金、公务员工资也在萎缩,社会福利与官僚系统的开支可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大计,现在政府因此处于两难的境地:房价跌也不成,跌了没人去劳动了,房子也不一定还能卖出去,接着涨也不成,涨了老百姓要造反了;接着维持低人权优势也不成,不用买房劳动力也不用自我逆淘汰了,不维持优势升级产业也不成,从哪里变来钱给企业换设备;发医保也不成,土地财政是真没钱了,不发医保也不成,不发医保老百姓也闹事。可见的,中国的一些历史问题将在2023年这个时间点上爆发,现在的中共有如走钢丝一样。
这其实正是进行制度改革、政治转型的一个好窗口,既然是好窗口,我们就要细谈、详谈,不要让行动派无理论支持
第二节 文化与政治基因
当我们看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发生了转轨,发生了体制性的变化,随后又因为某些因素,趋步滑向过去的形态,我们不仅要思考,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这种再转轨?社会中总是有一种力量,或者说是一种社会性的习惯、一种守旧的倾向,对于这种倾向,我们可以将它描述为某种群体潜意识,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国民性、民族性,也就是文化基因与政治基因在作怪。
中国在秦朝时就建立了一套社会制度,这种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贪怠以绝消耗的马基雅维利式体制,锚定了中国历史上秦之后其他朝代的社会建构的方向,这也就是秦朝之后,大多数的朝代都在表面用一套学说来引导大众思维,在建政问题上都延用秦制的缘由,换句话来说,就是这样一套方便统治者实行公权力的体制,让中国历史上秦往后的朝代都深陷其中,难以脱困,这种体制能让专断的王权延续很长时间。在古中国,没有高效分配机制的经济环境,没有合理监督的政治环境,也没有多元包容的意识形态环境,这是导致中国千年以来未能走出秦制,走出封建,从而走向更高效、更先进、更文明的体制的根源,这种法家社会会营造一种达尔文式的环境,这种环境会驱使底层的民众不息的劳动,只有在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自己的生活实在难以为继的时候,才会去尝试推动社会的转变,这正是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革命跟西方国家所爆发的革命的不同之处,西方国家爆发的革命,往往是在更先进的意识形态、更文明的理念的推动下,产生的引导社会向更加正确的方向发展的一种革命,而中国的革命的领导者却多难以抗拒皇权的诱惑,从而使历史一遍一遍的往复,这是令人赶到悲哀的。
这种不断延续下来的体制产生了另外一个并发症:也就是这种体制塑造了中国国民、中华民族的国民性与民族性,这种基因是难以改变的,是被深深的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头的,历史上发生在中国的社会革命只是现象,而我们要探讨的根源是如何让中国人的文化与政治基因发生变化,已经有不断的案例向我们表明:没有约束的皇权、没有分权机制的政治体制都是难以存续很长时间的,这是基于西方社会研究产生的观点,而当我们将眼光放向中国的社会,我们会发现:之所以那些封建王朝能够延续数百年,除了皇权政治、法家思想的政治基因,还有着中国人文化基因的因素在其中,周孝正教授讲过:中国自古以来多草民、愚民、贱民、暴民,而少公民,底层的中国民众,不仅没有建政意识与政治意识,多数的思维还都存留在局限于他生活环境中的安逸,这种小民思维在联邦制和地方自治的国家中不能说有害,但是如果一个人所存在于的政治主体,远大于他所能接触到的环境,那么这种小民思维将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东西。这种思维将民众禁锢到一个笼子里,他将很难接触到高于他所属层次的东西,这就导致他无法去探查到更高层政治的变化产生的社会即将经历的动向,只是在高层向下发出决策时去接受结果,再加上普遍存在于中国人思维中的官本位思想,高层的统治者对底层的民众往往呈现出一种绝对的权威,所以古来就有君明而民驯贤、君桀则民暴乱的说法,大多数的百姓持有着安居乐业,岁月静好的想法,这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中国未来的政治转型,我们可以说是在现有的体制上对政治进行去中心化,已经有很多人就此问题展开探讨,但大多数有关这个问题的探讨都只停留在如何将中国的体制重新引导转轨向多元政治、多党制,同时在社会面保障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基本的自由权利,但我认为:下一步中国的政治转轨的基础与其说是以其他国家为政治蓝本,来设计一套理论上适用于中国的体制,更不如说是先要建立有政治意识、建政意识的公民社会,这个公民社会将不会落入列宁主义所谓先锋队的陷阱,而会是一种去中心化的,以每个有意识、思想上先进的公民共同组成的公民社会。
第三节 惯性政治、兼谈低人权优势
秦以来中国一直没有出现更先进的政治体制,更没有建立起公民社会,每一次政治的转轨都出现在僭主暴君统治、自然灾难后,建立起的新政权往往延续秦汉以来的建政思维,我将这种趋向总结为中国的政治惯性,政治本身并不必然趋近这种政治惯性,而是多种传统文化、以致底层的小民思维、愚民社会与官本位思维,加上一脉相承的建政思维一同作用下产生的,现在我们接触到了更先进的政治理论,也懂得了民主与自由是公民政治与建立起可以长久延续、以致让国家富强的政治基础,但更为重要的是改变千年以来沉积在中国人心中的上述一些思维。而当我们把目光放向现在,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人心中建立起普世价值、建政意识有许多的阻碍。
其中重要的一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流毒,现在中国互联网上许多年轻人都自称为马克思的信徒,将社会中类似劳动者待遇、公民福利的问题归罪于所谓资本,不论出现什么问题都从马主义的单一视角去尝试解释,这无异于先画靶子再射箭,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充其量只是一种已经被证实无法实用的经济学理论,在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中,我们就可知马克思经济学的基础劳动价值论是难以用来解释现代社会经济现象的,从后来奥地利学派的许多著作中,我们得以从行为学的视角来解释为什么计划经济是不可行的,也可以了解到马列主义的实践会产生怎样的暴力政治,哈耶克、罗斯巴德的著作中也解释了为什么政府干预下的经济必然会导致公权力的无序扩张,而现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流俗解释往往先把许多问题归罪于市场经济与所谓资本家,而大多数马克思在中国的信徒就只能将希望交给政府,这也正是秦晖教授所说的:中国没有左右派之分,中国的左派为政府扩大权力,右派为政府推脱责任,大多数所谓马左派都盲目地信任政府,而忘记了政治学的基本逻辑:权力就像一种见缝就钻的流体,如果不建立起一套严格限制行政与公权力范围的体制,那么权力必然会无序扩张,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引导的政治转轨在最后一定会回到现在的状况,也就是政府与所谓红顶商人相互勾结,通过公权力将市场与政治牢牢地帮顶起来,然后通过类似降低劳动者待遇产生低人权优势,通过房价虚高来绑死所有的中国年轻人,大多数马左派在呼吁政府更加深入地干预市场,以至于肢解巨头、产业国有,他们认为只要政府尝试去解决他们自以为的社会问题,政府就会成为他们的救世主,却不去想想政府为什么在过去的许多年中都没有尝试去解决问题,恰好相反的,这些问题刚好是政府刻意营造出来的,比如说中国的劳动者待遇低下的问题,我们就能作许多解释,比如说中国的公会没有实质上的权力,中国的劳动者所谓没有觉醒,中国的劳动法不完善或者说政府没有依照劳动法来严格司法,归结起来我们不难发现,问题还是出在体制上,因为没有足够的政治自由,劳动者无法团结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因为没有足够的言论新闻自由,大多数的维权事件淹没在了信息的海洋中,这与中国传统思想中法家的孥贫怠绝消耗何其相似,但问题在于现在中国的劳动者们不应贫也并不怠,再加上中国人心中的官本位思想,大多数劳动者都将维权的希望寄予政府,殊不知中国的现状正如中国政府所愿。这就是马主义在中国的流毒,真正能够解决现在中国社会问题的是民主自由与多元政治,当然更重要的是公民权利意识与公民社会的建设。
与马克思主义的流毒同样危害着中国政治转型的是一些中国人扭曲的史观,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对历史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他能否正确理解并预测下一步历史的走向。现在的中国社会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人有这几种史观:大中华情结的中心史观、对外族的仇视史观与对我们自己惨痛历史的解构史观,如果我们要打破惯性政治的闭锁,分析这三种史观自哪来、到哪去是十分重要的,那我们分开来谈:首先是一些人不知从何而来的狂热的民族自豪感,这种观念多半是出自这些人出于对中国所谓五千年历史传承,与其他东西方国家动辄几十年一次轮换的政权相比,对于所谓中华文明从不断代产生的自豪感,而我们已经谈过了,真正意义上统一的中华文明的开端是秦,秦以后的两千年可以说是这个民族被戴上枷锁的两千年,从这一点来看所谓传承是不能给人带来自豪感的。有人会说:中国是礼仪之邦,但当我们翻开历史,就不难发现,中国从来都是在内行礼法、对外穷兵武,而在内的这些礼法在反右文革时期统统被打成封建礼教,信这些的人是要被批臭批倒,再踩上千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如果说中国人要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产生什么自豪感,我不知道这是否得体,首先是违反了党的方针政策的。另外是许多中国人持有的一种仇外史观,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因为日本侵华而导致的极端仇日观,记得在许多年前闹出过U型锁事件,以此便可见微知著,这里我们不过多赘述,上面说的两种扭曲的观念是典型的民粹史观,而所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的观念都是走向现代之前必须迈过的门槛,我们可以说古代的君主用礼法来当做制约民众的工具,也就可以说现在的政府把民粹情绪当做其政权合法性的基础。第三种,也就是对自己国家惨痛历史的解构史观,会让人忘记历史的教训,也就会像古中国政权更迭中的君主一样,忘记了为什么自己能坐上皇位。这种解构史观最流行于现在年轻人中的毛左派,他们会将文化大革命浪漫化,同时正当化文革中打砸抢的暴行,而无法正视历史,也就无法在历史中找到规律,也就更难以看到文革背后的体制性原因,持有解构史观的人会自认为打倒地主打倒走资派是正当的,同时也在呼吁政府削弱个人自由,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这是及其可怕的。
随着社会的变迁,中国也逐渐跟进世界的潮流,政治形态上开始往民主的方向转轨,但是这不到一百年的历史却凸显出十足的艰难。从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再到八九民运与千禧年之后不断的民族运动,从上个世纪毛泽东的独断专权到本世纪以来不断加强的领导人的权力,我们可以看到,问题出在许多方面,比如说法律体系的残缺、宪法效力的减退、高层政治的黑箱博弈、民族情绪的不断高涨、民主体系的不断崩解,如果我们要去细数现在中国社会的弊病,那将可以成一本罄竹难言的书。但我们从不断变化的政治生态下,民众的反应可以看出:现在的中国人仍然延续着旧社会的文化与政治基因,这种个人崇拜、渴望被统治、笃信政府公权力的思维是导致现在中国社会一步一步滑向旧体制的原因之一,所以我们说要让中国社会、中国人与中国政治变得更加民主、更加文明,我们先要经历的一个进程,就是彻底的改变中国人固有的政治与文化基因,如果我们不尝试去做这种改变,还让这些劣根性延续下去,那么中国人永远看不到自己与自己所处的社会,走向现代的那一天,这也是秦晖教授所讲的:走出帝制就是走出秦制,走出过去就是走向未来。
刚才所说的,秦晖教授讲的低人权优势,我们不妨展开谈一点。
每当我们谈起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我们总会把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产业规模的迅速扩大归功于政府的领导,但如果我们冷静下来仔细思考,就不得不要去问一句:中国相较于其他国家,到底在哪个方面,有着生产上的优势?我们当然可以说中国土地上的资源更加丰富,中国的劳动力人口要更多,在生产活动中有更高的生产效率也就是更低的成本,这两者或许还只是间接原因,实际上中国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分一杯羹,有向外国倾销商品,用更低的价格来去拓宽市场的机会。这其实是一种人为营造出来的优势使然,这种优势被秦晖教授称作低人权优势。
所谓低人权优势,主要想说的就是:劳动者的权益没有得到满足,底层的人口没有充分的享受到社会的福利,企业因为劳动力成本的减少,而有能力去扩大产业规模,同时生产出来的产品价格也会被拉低。劳动者的待遇低下,大多数底层民众的社会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是一种在中国已经存在了数十年的社会现象,而这种社会现象的产生主要有三个根源:第一是中国社会的劳动力本来就过剩,如果我们将外新增的劳动力来看做市场中的商品的话,供应在无限量的增大,而需求的变化是在一个可以预见的持续的范围之内,那么劳动力的成本,换句话来说也就是工人的平均工资,肯定是会逐渐下跌的,第二是:中国社会中的劳动者普遍缺乏对于劳动待遇去争取的心理,换句话来说,中国的大多数劳动者都疲于去谋生,甚至产生了劳动力逆淘汰的现象,也就是生产水平更低的工人,会淘汰掉水平更高的工人。我们可以说劳动者缺乏斗争心理是因为社会压力大,也可以说这是市场中不同劳动力资源的一种良序竞争,但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向其他的国家,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社会的劳动力市场是病态的,这种病态的根源正是宣称自己主导着市场经济的中国政府,我们先不谈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所起到的作用,单就中国政府自己宣称的宏观调节,就业岗位上普遍给工人提高待遇,似乎是他作为一个政府应该为之的,但事实却与中共所宣称的,中国政府不但从来没有尝试过动手提高工人的工资待遇,甚至也很少倾听劳动者们的诉求。在许多年前,劳动者甚至要到天台上去,以死相逼才能拿到他们应得的那一点可怜的工资,而到了现在,中国政府与中国的企业主们,商定了一个大多数劳动者都能接受的下限,从而保证劳动者待遇的问题至少在现在不会成为一个热点话题,中国政府也从来没为试图去修订一部真正适用于中国社会的劳动法,即使现在有劳动法,其执法权也在中共的手里。
当我们想到了这些,我们就可以总结一下了:首先,作为作为国家的政府,它的是保障全体人民的福祉,劳动者很明显被包括在了全体人民之中,此外,中国政府宣称市场的主导权在他们手里,而现在中国社会中大多数的企业所实行的劳动制度,划定的工人工资,多是有违常理或者有失妥当的,不难看出,从中国政府的视角来看,实际上保障大多数工人待遇是不经济的,由此对低人权优势的所有驳论,就不攻自破了,我们可见的这几十年来中国的飞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可悲而又可敬的底层劳动者推动的,中国政府并不会给他们一个说法,而在中国抢占到全世界的市场之前,这种低人权优势作为中国实体企业最大的生产优势都将会被中国政府与中国的企业联手维续。
我们下一步就要问了:这种低人权优势,在中国还能持续存在多久?那我们不妨先来谈谈中国政府绑架劳动者的手段吧,中国各地党政关系最密切的产业,就是中国的房地产业,所以有这样一种说法:房地产业是党的支柱,其原因就是中国政府通过控制房地产业来强行拉高,中国的住宅商品房价格,虚高的房价强迫着中国的劳动者不断的去接受底下的劳动待遇而去劳动,买一套自己的房子则成为了大多数中国年轻人的梦想,中老年人则往往会在自己的孩子结婚的时候,拿出自己毕生的积蓄来给孩子买一套房子,我们可以通俗地说说中国劳动者奋斗最大的原动力就是买套房子。与房地产类似的,中国政府还有许多的手段来把中国的劳动者捆绑起来,这是一种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强奸,这些劳动者本来就应该享有更高的福利待遇,但却因为中国政府的导向而不得不过着一种低人一等的生活。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达,如果中国政府还继续尝试去维持维持这种低人权优势,那么到最后,积累起来的民愤不是中国政府这样的世俗政权,可以承担得起的。如果在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错误的路,那么这条路越走下去。就会越来越深陷其中,到最后难保自身。
如果要问,为什么西方的劳动者都享受的更高的待遇?这是因为他们的政府更加开明吗?是因为西方社会中的资本力量都是道德资本吗?我们首先要明白:在社会的发展中,一个让大多数人都受益的决策,不会是一小伙政治精英,或者一些财阀资本家聚首提出来的,而是社会中的不同力量通过对彼此进行争取而产生的最优解,放在理想的环境下我们既不能奢求政府将社会塑造成一个乌托邦,也不能奢求所有的资本都是道德资本,我们只能给予社会中的所有的利益团体争取诉求他们利益的机会,而在政治上,这些利益团体要是是平等的,政府在面对劳动者和资本力量的诉求时,绝不能偏向任意一方,由此产生的决策将会是最有利于社会整体的决策。中国政府对于中国的劳动者,采取的漠视态度,在政治上不正确,在经济上看虽然短时间来看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但是从长远角度看,现在政府对劳动者所采取的一切漠视的态度,到最后都会转变为劳动者用他们的血汗塑造出来的产业来钳制政府的筹码。
第四节 一党专政的实质与多元政治
一个国家的权力机关,其规模越小、内部结构越单一,行使公权力的边际往往越大,而如阿克顿所说: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由参政党派占席组成的国会议会,做出的往往是多个而非统一的决策,而把一党执政行使权力,在野党提出异议这样的机制,简化为由一个统一而不分裂的政党来完全负责权利的行使,是一种把多头政治化为寡头政治,把被分割的权利重新统一的过程,行政效率无疑被提高了,但这种一党专政的领导方式如果受内因外因作用的影响而改变形式,则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民主议会中的各党派代表成员,首先要代表的是某个政党的利益,而政党为了博得更多选票,在对面向选民”顾客战略”中会选择性地代表某一部分选民的利益,那么可以说议会的不同参会者分别代表着某一部分人的利益,在一党专政的政治环境下,执政党并不代表除自身外任何群体的利益,而是保证所有人的利益,多党制下政党为群体”代言”,代表不同群体的各种利益,而这看似空头的代言,要比专制政党的保证要更加有力,我们不妨在此举个例子:如果一个政党诉求和平,不打算对外发动战争,而另一个政党则坚持要发动战争,那可以说前者放弃了军工企业和资本的选票,而后者则放弃了所有战争受害者的选票,而在一党决策的情况下,当局必须在发动战争与维持和平之间做出一个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形势做出反应这一过程就已经脱离了其人民,因为一党独大的政府模糊了权利机关中建议者与决策者的界限,执政党会作为一个政党来站到政府的角度决策,这种决策可能并不利于这个政权统治下的任何一个个体,而是有益于国家的利益,而国家是一个抽象概念,这与哈耶克所言”集体主义社会的形式公共利益”相差无几,这种”大众利益”并非是每个人的利益总和,而是大众作为一个整体的诉求,而要想使成规改变,必须先要牺牲,这也是集体主义与寡头精英政治的一个谬误: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利益互换是不对等的,这就造成政治上产生了大量的弱势群体,这些群体的诉求与大众利益的要求相悖,在政权的决策层却没有人为之发声,中国现在就有这样相当多的政治弱势群体,比如不计代价发展下生活压力倍增的毕业就业者,保守政治环境下的诉求民主的反对派,在国家纵容下被歧视与遭到不公以至被压迫的蓝领工人,他们失去了发声的资格,在权利高层也没有人原意为其发声,他们是政治博弈中被牺牲的一部分,象牙塔中的领导人是不在意这些的。这也在提醒我们,一个政权中有着多个政见不同的政党重要性。有政治多元性的民主政治体系,往往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做出不利于民的决策的可能性。
一党专政的局面往往在民主化程度较低,宪政法治体系不完善的国家出现,历史发展的必然情况下,是出现一位独裁者,以之为主体,还是有强权人物伴随着强大的政党出现,则和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基因相关,中国是人情社会,故建国时突出党的地位而非领导其人,打仗时中国人宁愿寄希望于一支武装力量,也不愿信赖依赖某一个军事家,某一个领导人,而和平时期则愿意相信是一个人一手缔造了这个国家,这是中国的传统集体主义的效用,而西方欧洲国家的人民在危急时刻选择去相信一个人,因为他足够出色,这是西方传统的个人主义观念的体现,而如果一党专政的局面出现,执政党就会巧用这些文化基因,来维护社会的稳定,上个世纪的中共当局凭空造出”走资”的敌人,让所有人误以为其正处于思想腐蚀的危机下,这就造成了长达十年的社会动乱,这种动乱是一方对另一方单向的政治迫害,可称之为有团结性统一性的和平动乱,在现在的中国这种做法被流传下来,党的喉舌把不同的意识形态渲染成敌人,把其他竞争国家宣传为祸乱的根源,严禁一切不同的声音存在,却忽略了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各种社会矛盾。
党化、红化之余,我们应该想想其后果,事实表明,这种高压统治对内从严的政权往往存续不了多长时间。从僭主到民主是一次对国家和民族的考验,民主化的过程是对国民的再教育,韩国、日本等国家都曾经历过独裁统治,但这些国家都通过了民主的考试,唯独中国经有七十年的独裁统治,国家仍然可以维持运行,我们可以把原因归结为以下两点:民族文化的劣根性,和中国人对政治的冷漠态度,与古代皇帝留下来的积累了上千年的统治经验,但在现代信息化社会的冲击下,有了这种高效获取信息的方式,中国人应该打开自己的眼界,当真正有一天,中国人懂了政治,世界上就会少了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
一个社会从不会因多元而混乱,这是因为多元产生的混乱只是一种乱象,而乱象稳定之后留下来的往往是平衡而相互契合的多元结构,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多元的竞争都优于一元的垄断,多元提供机会,机会可以让富人变穷,穷人变富,如果这个社会不是一滩死水,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行业内最大的企业与新生的企业之间没有无法跨越的鸿沟,多元社会是产生不了垄断的结果的,垄断只会作为一个行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现而很容易结束的现象。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精神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政治上的竞争与市场上的竞争一样,如果有多个政党同时竞争执政党的位置,那么每一个政党都会不断的尝试去加强自己的竞争力,与企业竞争相同的是,这种政党间的竞争会普遍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而最终获胜的党派一定是政治水平最高的政党,而民主体制会像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一样,不会让竞争中的赢家通吃,为了掌握更高的政治权力,会有其他的政党设法去提高自己来在民主政治中取胜。这种机制之所以能良好的运行,关键在于两点,一是让民主政治始终保持活力,让民主政治成为公民的一种生活,让每一位公民意识到自己的一票能改变社会的命运,才能让新旧政党在竞争中轮替,对于政党来说,他们与市场中的企业一样,把利用恶性竞争手段来攫取利益当做一条捷径,而如何保持民主政治的纯洁性,对于政治机制的要求就更高了。可见的,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公民不积极主动参与政治,体制和社会也不对政党的行为加以约束,甚至没有民选和多党竞争的制度时,这个社会就已经或正在转向极权社会了。
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联结在实际上是存在并起着很大作用的,市场能逐渐地促进政治民主,而民主也会让市场经济健康的运行,相对的,一元的经济会滋长一元的政治,而一元的政治也会借一元经济来扩大自己的权利,这种一元的经济并不指单指计划经济,而是指调控与管理市场的不是市场自发的调节而是政治权力,政府或部分或完全的插手经济事务,这种插手对市场来讲并非完全无益,但同时如果政府在市场中能够决定企业的生死,那么市场经济的多元性就被改变了,企业间的竞争仍然存在,但不同企业共同受制于强权政府,多元的局面被单一的权力控制着,市场的性质也决定了,企业即使损害自己的利益,也不会去使对手获利的逻辑,那么市场中的竞争者们就永远不可能联合起来与公权力相抗衡,当没有与之抗衡的对手时,政府就拥有着绝对的权利,而绝对的权力就会导致绝对的腐败。
政治上的垄断不仅体现于市场结构的单一化,还会将恶果作用于社会中的方方面面,政党之间的对立与竞争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的对立与竞争,公民的精神生活同时也是一个优胜劣汰的市场,而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如果政治变得一元化了,留下来的意识形态就并不一定是最优的、普适性的政治理论,其首先要服务于政府与执政党,其次才会问一句:这种理论能解决多少实际问题?与之同理的文化娱乐和其他精神生活的必需品,也将会充斥着单一化政治中政府和执政党需要的论调,这并不会让社会更加的稳定,反倒是给每一位已有积怨的、不满于当前政府的有自由精神的公民,画了一个靶子,这些人就因为政治的一元化有了仇恨泄愤的对象,在这种社会中,公民对政治的看法就只剩下赞同或反对,而非赞同某一可能执政的政党,反对某一不可能下台的政党,这会让社会中的情绪逐渐积聚,从而滋生出暴动与革命,相对的,在并不存在政治垄断的民主社会中,政府作为执政党和领导人意志的执行者并不承受相对应的责任与公民的怒火,而轮替的执政党和领导人也把社会对整个领导阶层的不满转嫁到了某个人或某个政党身上,这是极有利于稳定的。谈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健康运行的民主政治不会产生独裁和垄断统治,同时有助于促进市场的发展,也有利于促进社会的稳定。
第五节 中国的民主化转型动不动体制框架
有人讲说:中国未来的民主化转型我们退求其次,在现有的体制上缝缝补补就完事了,还有人谈所谓递进民主,这些观点的核心内容可以归纳成几点:反对暴力性质的革命、自下而上的,从基层到权力中心的民主化选举,甚至于去寄希望于政治高层,企图借公权之手来实行中国的民主化转型。对于这些观点我无法评价其是否真正有利于民主化转型,只能说他们违背了政治学的一个常识,从霍布斯《利维坦》,到罗尔斯的无知之幕,都在强调:政治无关乎道德,体制建构的前提,就是假设当下所有当权者都是恶棍、民众都是无知的暴民的情况下,如何设计一套体制,让社会生活能够正常的运行下去。很明显,在中国现存体制上进行的可能的改革,如果不触及宪制、分权制度与司法制度,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种改革之后呈现的新体制也还是像现存的体制一样,过于依赖高层政治的决断。
在这里我们引出一本书:王力雄的《递进民主》,来类推一下这本书本身与类似的一些观点。这本书假设的前提是:中国必然是要进行民主化转型的,而全盘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对于中国来说是行不通的,如果中国沿用多党制,党争将会变成无意义的内斗,而造成社会的混乱,因为中国人普遍缺乏政治素养,多数人手中的公权力很容易滋生所谓多数人暴政,而民族矛盾、政党分裂则会让彻底让社会分崩离析,而真正的解药是他的递进民主,他所谓之递进民主,可以简单总结为:并不改变中国社会的体制与大框架,而是在基层先施行民主制度,由利益群体的代表组成政治主体,然后每一个利益群体派一个代表组成更大的权力主体,直至形成权力的中心。我们如果要来分析这种观点到底能否对中国的民主化转型起到正面作用,那么我们就要来回答两个问题:在不改变高层政治权力结构的前提下,由下而上的民主化改革到底能否使社会重构,同时能否真正建立起一套适用于中国的基层民主制度,这套制度会不会像现在的基层民主一样又成为暴政合法性的来源。现存制度中的人大之所以无法真正在政治生活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换句话说权力的结构中之所以没有能与共产党的力量相抗衡的政治力量,是因为中国的体制建构决定了这一点。首先,中国的宪法并没有多少现实效力,也很难用来解释其他的法律法规。宪法是体制建构的基础,同时也是建立法治社会的基础,如果没有一部内容明晰且具有效力的宪法,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就遭受了挑战。在中国的宪法中,权力结构有两个前提:党的领导与人大的决策,那么到底公权力是由某个党来实行还是由宪法中所谓的权力机构来实行呢,而人民代表制度数十年的运行也可以告诉我们:在党领导下的民主机关的运行,其做出的决策往往并非是真正的民意,也就是说人大作为所谓权力机关,并没有掌握权力的资格,而宪法中规定的八大民主党派在实际上也成为了举手党和拍手党,对于一个国家民主政治生活的运行,是不需要人大和民主党派的。而王力雄的递进民主否定了西方的多党制,是因为他认为党派之间的争斗会导致中国社会的混乱,而他设计的从基层到中央的民主其实就是民主政治理论的上一个版本,这种基层选举产生的权力中心,我们无从得知其产生、发展与权力的行使过程在没有反对党派监督的情况下能否廉洁高效地运行,西方所谓的多党制、美国的一党制,之所以能脱胎换骨自古代的直接民主,就是在社会生活变得极为复杂的今天,将政治二元化、多元化,用政党之间的政治斗争来取代直接民主中利益群体之间的斗争,之所以我们说多党制民主要比直接民主先进,是因为多党制民主虽然行政效率可能远低于直接民主,体制的运行可能会产生极大的内耗,但是对民众的认知、政治人物的个人品质的要求变得极低,我们也不用举出某个国家的例子,只要明白:在政治的运行中,如果一个恶棍进入了某个政党,那么多党制民主带来的严苛的政治环境会让他收敛起来,在一个品行端正的好人有可能被另一个品行端正的好人诬陷的社会中,我们只会去谈论好人与好人之间谁更好,而不会出现中国官员一样的恶棍。很多人并不认可中国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就是因为人大实际上并不能称之为合格的民主机关,而抛弃了党争、多党制,仅有底层选举产生的权力中心的合法性固然要比中国政府高,但是这种政治团体的形成在政治学上是一种灾难,我们既无法得知各行业选举推出的代表能否根据民意做出决策,因为他们只代表民主的过程,而他们做出的决策并不是民主的结果,而且自下而上的所谓递进民主政治,比中国政府更难以在权力的行使过程中进行监督,这种建构思路推导下去,则会得出比中国的现况更恶劣的情况。
拙见以上。
第一节 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
网上有很多问题在问: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的自由程度下降了吗?或者类似的,如何看待中国的主席无限期连任?习近平果真如中国媒体所描述的,是一个好的领袖?或是一个独裁者吗?如是的问题看多了,参与讨论这类问题的老外们仿佛对中国的印象不是那么差,包括了可能的外宣五毛水军的影响,大体也能看出,在西方是有着对中国政治环境不怎么了解,或者根本就不关心,只是想表达自己关于另一个世界霸权的看法一些人,把中国错误地具象化了,这种具象的谬误在于,连对中国政治略有关心的中国人都会忽略掉的细节,一些及其微小乃至可以忽略掉的公共事件,累叠起来可以产出一个真实的中国的具象,而这个具象是可怕的:中国已经成为21世纪的围城,明白了真相的中国人就像方鸿渐一样,想方设法去脱离困境,但是已经深陷其中难以自救,作品里的围城是浪漫的,方鸿渐也是个浪漫的人,而在现实中类似的这种“围城”并不浪漫,它多来源于无知与有知,就像老外们觉得:自由和人权买不来一块披萨或一块面包,而低保却能让中国最底层的民众过活,正如新冠期间享受着免费医疗的老百姓难以想象美国人每个月交着上千美元的商业保险,美国人恐也难以想象,在这样一个文明的时代,存在着一个超级霸权,这个霸权将其治下所有群众关在信息茧房、地域困境与真正的笼子里,还在对外作态,通过维持一种东方之于西方的神秘感,以及一个短时间内成长为世界头等大的经济体的神话,来让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普通民众放松对这样一个有着奴性与优越性、劣根性与传承性、无知从众与独立思考并存的、转变思潮及其灵活而又有着包容性的国度放松了警惕。
在面临巨大的危机时,中国人的大一统民族性总是展现着对强权统治的渴望,这种渴望放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都属正常的思潮,雅利安人在面对着两千亿马克一个面包的物价时,抛弃了他们作为率先建构法治国家、作为世界民主先驱的政治文化,转而投向一个反人类独裁者的怀抱,而希特勒没有辜负民众的期待,他创造了让经济从疲软转而强劲以致领先世界的传奇。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面临危难时往往会尽显丑态,而强权在这时登上舞台的最大意义是维护整个国家民族的颜面,让百姓有口饭吃,换言之如果危难时上台的威权政府,履行好自己的职责,维护了国家民族的颜面,那么短时间内建构的体系可以存续很长的一段时间,而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频出纰漏,那将会是对政府公信力的一次挑战,是对政府有无资格继续行使其公权力的考验和质询,在整个中国抗疫的过程中,我们要问一句:你们做好了吗?我们先不讲有失偏颇的观点,也不看看外国的所谓抹黑,就事实谈事实,在中国百姓一次又一次高喊相信国家的口号时,政府有没有做出正确的决策。在抗疫初期,基建水平较高,医疗条件较丰富,基础医疗较普及的国情下,中国政府选择了清零的道路,又造出了“社会面清零”、“动态清零”这样的好听的词,让许多人都信服了,认为中国政府能像小孩子垒砖块一样造出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也就能像大军过境一样横扫疫情,然而疫情爆发的态势不如政府所料,数次反弹导致上海、西安这样的城市封城,大型的经济集聚区停摆,影响的是谁的生活?当然是在当地工作的百姓的生活,而国外从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出现,新冠肺炎死亡率降至千分之七,与流感无异时,西方社会早已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在新冠大流行时还曾向外国人打听过复工情况,有人在二零二零年六月就已复工,而且已经不再把新冠肺炎当成一等一的大事来看,而当时中国社会还正处在全面抗疫全面封锁的状态下)而中国政府选择继续强制“清零”,这里他们要强求的不是民族的颜面,是国家的颜面,是一国政府发布政令覆水而不轻收甚至不收的颜面,为这种强求的颜面付出代价的是一户户需要养家糊口的百姓,是西安买着几百块一小袋子菜的百姓,是上海疫情封城《四月之声》中哭诉的百姓,在推土机一般的抗疫政策下,一批批的“大白”被迫上岗(当然也有主动申请当志愿者的,大多都是体制里的或相关岗位的人员被迫调动),一通通的疫苗催命电话被打出去,不问病历,不问身体状况,只求你在这个辖区多打一针,我身边就有打疫苗引起其他疾病不幸离世的人,在网络上也见到过不少。在上海封城期间,有很多人都担心没有吃的会饿死,前几天翻出来很久之前买的一本书《丁戊奇荒》,谁能保证里面路边死人骨,家亡不敢泣的场景不会在这样一个文明的时代重现,当传出那位年近半老的外籍教师被饿死在家中的新闻时,当上海医院在疫情急需床位时去占用医疗资源来抢救一位外国人异常勃起的生殖器时,中国人没必要感到为此丢脸,丢的不是民族的颜面,是政府千方百计维护的颜面,中国政府不是人民的政府,与自身较劲,在支配与被支配中享受乐趣的变态政治团伙。我们不妨再往前想想,河南的水灾中,亲属祭奠的一堆堆花束被圈起不让围观,政治斗争中类似“任大炮”这样敢于挑战公权力的公共人物悄无声息地被迫害,再如现在已经被整治的黑煤窑,站在楼顶讨要仅够自己吃一顿饭的工资的民工,他们在合法地行使着被《宪法》所规定的权利时被迫害,甚至当我们细下心来看,大多数社会问题的始作俑者,与政府脱不开干系,《人民的名义》里贪污几亿几十亿的官员可都是体制里的党员,然而当权力与非法力量相勾结产生的恶果作用到普通的民众身上,他们的权利被选择性地忽视了,最终是他们的人权遭到侵犯,甚至连他们身处的事件群众都不得而知的当下,我们又怎么能指望政府为人民服务。
有人就会说了:我生活挺好的啊,安居乐业岁月静好,这些被迫害的人只不过是违反了游戏的一些规矩,只要我在这些规矩里好好活着,就不会有和他们一样的下场。或者根本就不知道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可怕的事情,把自己的眼光局限到自己的生活中,自己无意识地营造一个茧房,听之所欲听,见之所欲见,我们刚才说过了,现实中的围城是有知和无知的这种信息差产生的,有知在于了解这个社会的细节,好的事物的细节会体现美,坏的事物细节就会体现丑,知道自己身处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之中,意识到这个社会在未来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潜在危害的人会想方设法地移民出去,而外国人也可能会有羡慕中国人生活而渴望在中国生活的。安土重迁是人的本性,对待生活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请允许我我引用一句近期清华校内传单的一句话:允许自己保持无力,要明白在如此的强权下,能做到的至多是影响和改变自己身边的一些人,不一定非要让他们去移民,去反共,要让身边的每个人不因为自己而做出错误的决定,而自己要独善其身,做一个有知的人。
如果你经常关注简中互联网的话,会发现对中国政府不满的人越来越多了,再去看一些有关外国劳动制度的帖文、视频,会发现中国的年轻一代陷入了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一方面相信国家能给社会生活指出一条明路,一方面又不相信国家能给自己的个人生活指出明路,不明白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在运行时产生的资本剥削、压迫实际上是政权和哈耶克所谓经济专制相勾结,生造的一种特色社会主义,政权在其中说好听话,有温铁军张维为之流讲反垄断和政府管制经济,资本充当政权的白手套,腾讯系、阿里系、顺丰公司是江派白手套,黄光裕用财富铺开大员关系网,三一集团与当朝结亲等等不胜枚举,中国的政商界就像美剧《纸牌屋》里所展现的一样,大商人与当朝大员相互勾结,相互利用,而对于那些叫不上名来却又共同组成中国市场大部分民营经济的大中小企业,可能扒不上当朝大员,也就没有了保护网,而这时中国市场被精心设计的体制在这里就发挥作用了:体制性的勾结、体制性的互相利用、体制性的对下压迫,前者是国家建构的学问,在马列理论中,无产阶级先锋队是要作为思想的前锋,是群众中受教育最完全的那一部分,要领导指挥教育群众进行革命,现在的这套体制就是这么传承下来的,先锋队就是党和政府,区别这两个概念毫无意义,事实上中国是一个党政不分、党国一体沆瀣一气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政府保有最大的公权力,实际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分权的政治基因,中国人也就不理解民主二字的含义,多元的民主政治也就无从讲起,对于中国,我们不能用霍布斯《利维坦》中的“必要之恶”来解释,也不能把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定性为天生向善,中国人既不会天生就互相厮杀,也会因为贪图一时的蝇头小利而和别人大打出手,而整体来看,这是一个渴望大一统、渴望被统治乃至有普遍的斯德哥尔摩心理的民族,正如秦晖《走出帝制》所讲的:走出帝制,就是走出秦制,大一统的基因是传承,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人同时渴望着安居乐业,惧怕着背井离乡,纵观下来,我们可以代入八国联军侵华时他们之所见所思:这是一个像头沉睡的野猪的民族。面对这样的一个民族,政府的恶就不是必要之恶了,你如何巧借东风,如何引导公众,是可以决定能否使民族性与社会文化转轨,改革开放后正是一个巧借民主之东风改变社会的机会,但邓小平和其他的老一代大员都在经济上一定程度的放开,在政治上能不动尽量不动,尤其不能动一党的地位,而由此产生了流血事件,抗议的学生们追求民主的初衷是对的,但运动后期打砸军车,对军人下毒手的行动也是对法律人伦的践踏,在其几十年前的文革中,中国人的破坏力也在领导人的催使下显现出来,十年的浩劫与数月的运动,足以体现出中国人摇摆不定的心理,故中国政坛上浮浮沉沉的多是马基雅维利型的政治人物,但这些人物有着无限的任期,几乎可以忽略的反对的声音,极强的公权力,如果他们的想法跑偏,整个社会就要跟着遭殃,现在的社会体制就是这样,少有企业不偷税漏税的,多数的企业处于只要政府要拿你是问,就必须坐以待毙的状态,这是人尽皆知的,那么为什么说社会上存在的欠薪、低薪导致工人普遍性被压迫的状况和政府有关呢?并不是因为政府可以解决但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得出政府没有尽其职责的结论,从常理来看,百姓消费水平高,政府收入的税就更多,经济也就越有活力,但在这里我们忽略了中国的国情,我们不禁要问一句:是什么让改革开放的中国飞速发展,实现快速的技术化产业化的,是有活力的经济吗?是政府收入的更高的税吗?这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社会牺牲了福利社会的乌托邦理想,转而选走填充廉价劳动力来给企业带来盈利,以快速实现高技术化的路线,这种路线固然是有效的,现在普遍的生活水平的提升是有目共睹的。肯定有人会讲:中国还有国情啊,人口基数大,劳动力盈余,底层的群众过于庞大导致社会无法维持高工资的同时还让经济持久稳定地运行,这就是在算经济账了,出现了一个问题,只要政府想去解决,就一定有解决的方案,不管这个方案带来多大的后果,都是可以被接受或者可以想其他方法去弥补的,工人工资低的情况政府肯定是能解决的,每年在医保上投入那么大,就不能在工人工资上下下功夫,去弥补一下底层民众精神和物质上的空缺,用政府庞大的税收来补齐一部分工人的工资,或者干脆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强制性地让企业支付给工人更高的工资,这种措施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但对于中国这么庞大的经济体来讲,真正受影响的肯定是大多数企业,这些企业可能因为工人工资的提高而难以扩大产业规模,也肯定会有企业因此倒闭,但这种事的利益双方是无数的劳动者和少数在市场中持续获利的企业,于情于理都应该优先保障蓝领阶层的利益,而如果有人去为资本或者政权去考虑,就犯了立场上的错误:脑子没有跟着屁股呆在一个地方。
这种社会现状,会给普通人未来的个人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有人说过:零零后的人生普遍的结局肯定是穷死,因为这一代人没有致富希望了。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还是与国情相关:中国社会没法消化如此庞大的新增劳动力,这只会导致劳动岗位的竞争加剧,以至于劳动力的成本更加廉价,如果政府不在其中起到调节作用,劳动力市场将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其他普遍的社会问题,劳动力价格的恶性循环会产生更多的后果,当所有年轻人步入了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而政府是恶行的始作俑者和默许者的社会中,他们就会发现:这个围城已经建好了,外面的人想不想进来不知道,里面的人肯定是想出去,然而移民只是部分精英人口的选择,大多数群众终其一生就只能生活在固化的阶层中,这就是现在正在生长起来的这代年轻人的未来,我们先不谈在十年、二十年后的中国社会,生存是否的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压在群众头上的一些大山在现在还没有被解决和出现将要被解决的迹象,不论老少,随着过去建成的商用房内置供水供暖系统的老化,现有的住宅楼会在可预见的很短的一段时间内被废置,届时有钱人可以随时更换住宅,而底层的普通群众就要再次为突然出现的极高昂的生活成本买单,现在年轻人手里持有的房子大多是三四五十岁父母一生的积蓄买来的,这些房子随着时间的流逝无法再住人时候,中国社会中又会重新多出来一批“房奴”,商品房的总量会随着房地产不断开发而增加,而房产的价格会不降反升,因为把底层群众与天价房产牢牢绑定的,正是中国政府,房子、车子是每个普通老百姓的毕生追求,同时也是每个人奋斗的目标与动力,社会需要劳动者去劳动,去产出财富,房地产商大多与政府大员有勾结,在中小地区大搞开发,让旧房快速淘汰,新房市场过于饱和,与住房危机同时到来的还将有一系列被设计好应时出现的危机,而每个突发状况都要劳动者付出更多的体力来解决,婚嫁彩礼的问题,婚姻的问题,生育的问题,子女教育的问题,“成龙成凤”补习班高昂的学费,这些是与每个人生活水平直接相关的,也就是与钱相关的,而这点可怜的财富百姓也未必能握在手里,从不断涌现的金融理财诈骗产品,到近期的十五万亿救市,目力可及的,中国人的钱在被政府和金融行业揣进兜里,政府通过大肆印钞来投资基建促进经济,造成的通胀后果却要百姓来买单,在不远的未来,中国人兜里的钱会眼睁睁的被人一分一分地扣走,剩下一堆要用一辈子去还完的债务。
而现在中国人仿佛渡过了疫情,仿佛困难的日子已经到头,然而接踵而至的是2023年的经济危机,政府最近发布了《国家以工代赈管理办法》,意指用人力生产增加生产成本来拉动消费,而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不但不会在多大程度上缓解经济压力,而在实际上会让中国经济增加更多的负担,那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现在到五年后的中国到底要面临什么问题。
我的看法是中共的麻烦有三:红顶房地产的垮台、低人权优势历史问题的积累爆发、土地财政亏空导致福利制度崩溃。这三个问题并非以往的老生常谈,而是三个互相联系的问题。从温家宝上任总理开始,政府就开始操控商品房价,促使年轻人不断奋斗的动机逐渐形成了,而随着这几年房地产的一再崩盘,政府的一再救市,商品房的过大存量与民意的日渐高涨,中国的房价已经到了不降不行的地步了,而随着房价下跌,社会上的大多数劳动人口就开始所谓躺平,中国社会会逐步转向低欲望社会,而缺少了根本动机,年轻人劳动不再是为了结婚娶妻买房,中国就会被迫提高生产效率,而提高生产效率必然会导致经济的萎缩与民营企业的倒闭,同时因为房地产的崩溃,土地财政已然连年亏空,这种亏空会导致中国政府向来引以为豪的社会福利变成经济的大累赘,最近因为医保政策的变化,有许多老人上街游行抗议,政府再也难把国内的这种抗疫宣传成西方国家的挑动了。同时养老金、公务员工资也在萎缩,社会福利与官僚系统的开支可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大计,现在政府因此处于两难的境地:房价跌也不成,跌了没人去劳动了,房子也不一定还能卖出去,接着涨也不成,涨了老百姓要造反了;接着维持低人权优势也不成,不用买房劳动力也不用自我逆淘汰了,不维持优势升级产业也不成,从哪里变来钱给企业换设备;发医保也不成,土地财政是真没钱了,不发医保也不成,不发医保老百姓也闹事。可见的,中国的一些历史问题将在2023年这个时间点上爆发,现在的中共有如走钢丝一样。
这其实正是进行制度改革、政治转型的一个好窗口,既然是好窗口,我们就要细谈、详谈,不要让行动派无理论支持
第二节 文化与政治基因
当我们看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发生了转轨,发生了体制性的变化,随后又因为某些因素,趋步滑向过去的形态,我们不仅要思考,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这种再转轨?社会中总是有一种力量,或者说是一种社会性的习惯、一种守旧的倾向,对于这种倾向,我们可以将它描述为某种群体潜意识,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国民性、民族性,也就是文化基因与政治基因在作怪。
中国在秦朝时就建立了一套社会制度,这种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贪怠以绝消耗的马基雅维利式体制,锚定了中国历史上秦之后其他朝代的社会建构的方向,这也就是秦朝之后,大多数的朝代都在表面用一套学说来引导大众思维,在建政问题上都延用秦制的缘由,换句话来说,就是这样一套方便统治者实行公权力的体制,让中国历史上秦往后的朝代都深陷其中,难以脱困,这种体制能让专断的王权延续很长时间。在古中国,没有高效分配机制的经济环境,没有合理监督的政治环境,也没有多元包容的意识形态环境,这是导致中国千年以来未能走出秦制,走出封建,从而走向更高效、更先进、更文明的体制的根源,这种法家社会会营造一种达尔文式的环境,这种环境会驱使底层的民众不息的劳动,只有在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自己的生活实在难以为继的时候,才会去尝试推动社会的转变,这正是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革命跟西方国家所爆发的革命的不同之处,西方国家爆发的革命,往往是在更先进的意识形态、更文明的理念的推动下,产生的引导社会向更加正确的方向发展的一种革命,而中国的革命的领导者却多难以抗拒皇权的诱惑,从而使历史一遍一遍的往复,这是令人赶到悲哀的。
这种不断延续下来的体制产生了另外一个并发症:也就是这种体制塑造了中国国民、中华民族的国民性与民族性,这种基因是难以改变的,是被深深的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头的,历史上发生在中国的社会革命只是现象,而我们要探讨的根源是如何让中国人的文化与政治基因发生变化,已经有不断的案例向我们表明:没有约束的皇权、没有分权机制的政治体制都是难以存续很长时间的,这是基于西方社会研究产生的观点,而当我们将眼光放向中国的社会,我们会发现:之所以那些封建王朝能够延续数百年,除了皇权政治、法家思想的政治基因,还有着中国人文化基因的因素在其中,周孝正教授讲过:中国自古以来多草民、愚民、贱民、暴民,而少公民,底层的中国民众,不仅没有建政意识与政治意识,多数的思维还都存留在局限于他生活环境中的安逸,这种小民思维在联邦制和地方自治的国家中不能说有害,但是如果一个人所存在于的政治主体,远大于他所能接触到的环境,那么这种小民思维将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东西。这种思维将民众禁锢到一个笼子里,他将很难接触到高于他所属层次的东西,这就导致他无法去探查到更高层政治的变化产生的社会即将经历的动向,只是在高层向下发出决策时去接受结果,再加上普遍存在于中国人思维中的官本位思想,高层的统治者对底层的民众往往呈现出一种绝对的权威,所以古来就有君明而民驯贤、君桀则民暴乱的说法,大多数的百姓持有着安居乐业,岁月静好的想法,这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中国未来的政治转型,我们可以说是在现有的体制上对政治进行去中心化,已经有很多人就此问题展开探讨,但大多数有关这个问题的探讨都只停留在如何将中国的体制重新引导转轨向多元政治、多党制,同时在社会面保障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基本的自由权利,但我认为:下一步中国的政治转轨的基础与其说是以其他国家为政治蓝本,来设计一套理论上适用于中国的体制,更不如说是先要建立有政治意识、建政意识的公民社会,这个公民社会将不会落入列宁主义所谓先锋队的陷阱,而会是一种去中心化的,以每个有意识、思想上先进的公民共同组成的公民社会。
第三节 惯性政治、兼谈低人权优势
秦以来中国一直没有出现更先进的政治体制,更没有建立起公民社会,每一次政治的转轨都出现在僭主暴君统治、自然灾难后,建立起的新政权往往延续秦汉以来的建政思维,我将这种趋向总结为中国的政治惯性,政治本身并不必然趋近这种政治惯性,而是多种传统文化、以致底层的小民思维、愚民社会与官本位思维,加上一脉相承的建政思维一同作用下产生的,现在我们接触到了更先进的政治理论,也懂得了民主与自由是公民政治与建立起可以长久延续、以致让国家富强的政治基础,但更为重要的是改变千年以来沉积在中国人心中的上述一些思维。而当我们把目光放向现在,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人心中建立起普世价值、建政意识有许多的阻碍。
其中重要的一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流毒,现在中国互联网上许多年轻人都自称为马克思的信徒,将社会中类似劳动者待遇、公民福利的问题归罪于所谓资本,不论出现什么问题都从马主义的单一视角去尝试解释,这无异于先画靶子再射箭,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充其量只是一种已经被证实无法实用的经济学理论,在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中,我们就可知马克思经济学的基础劳动价值论是难以用来解释现代社会经济现象的,从后来奥地利学派的许多著作中,我们得以从行为学的视角来解释为什么计划经济是不可行的,也可以了解到马列主义的实践会产生怎样的暴力政治,哈耶克、罗斯巴德的著作中也解释了为什么政府干预下的经济必然会导致公权力的无序扩张,而现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流俗解释往往先把许多问题归罪于市场经济与所谓资本家,而大多数马克思在中国的信徒就只能将希望交给政府,这也正是秦晖教授所说的:中国没有左右派之分,中国的左派为政府扩大权力,右派为政府推脱责任,大多数所谓马左派都盲目地信任政府,而忘记了政治学的基本逻辑:权力就像一种见缝就钻的流体,如果不建立起一套严格限制行政与公权力范围的体制,那么权力必然会无序扩张,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引导的政治转轨在最后一定会回到现在的状况,也就是政府与所谓红顶商人相互勾结,通过公权力将市场与政治牢牢地帮顶起来,然后通过类似降低劳动者待遇产生低人权优势,通过房价虚高来绑死所有的中国年轻人,大多数马左派在呼吁政府更加深入地干预市场,以至于肢解巨头、产业国有,他们认为只要政府尝试去解决他们自以为的社会问题,政府就会成为他们的救世主,却不去想想政府为什么在过去的许多年中都没有尝试去解决问题,恰好相反的,这些问题刚好是政府刻意营造出来的,比如说中国的劳动者待遇低下的问题,我们就能作许多解释,比如说中国的公会没有实质上的权力,中国的劳动者所谓没有觉醒,中国的劳动法不完善或者说政府没有依照劳动法来严格司法,归结起来我们不难发现,问题还是出在体制上,因为没有足够的政治自由,劳动者无法团结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因为没有足够的言论新闻自由,大多数的维权事件淹没在了信息的海洋中,这与中国传统思想中法家的孥贫怠绝消耗何其相似,但问题在于现在中国的劳动者们不应贫也并不怠,再加上中国人心中的官本位思想,大多数劳动者都将维权的希望寄予政府,殊不知中国的现状正如中国政府所愿。这就是马主义在中国的流毒,真正能够解决现在中国社会问题的是民主自由与多元政治,当然更重要的是公民权利意识与公民社会的建设。
与马克思主义的流毒同样危害着中国政治转型的是一些中国人扭曲的史观,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对历史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他能否正确理解并预测下一步历史的走向。现在的中国社会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人有这几种史观:大中华情结的中心史观、对外族的仇视史观与对我们自己惨痛历史的解构史观,如果我们要打破惯性政治的闭锁,分析这三种史观自哪来、到哪去是十分重要的,那我们分开来谈:首先是一些人不知从何而来的狂热的民族自豪感,这种观念多半是出自这些人出于对中国所谓五千年历史传承,与其他东西方国家动辄几十年一次轮换的政权相比,对于所谓中华文明从不断代产生的自豪感,而我们已经谈过了,真正意义上统一的中华文明的开端是秦,秦以后的两千年可以说是这个民族被戴上枷锁的两千年,从这一点来看所谓传承是不能给人带来自豪感的。有人会说:中国是礼仪之邦,但当我们翻开历史,就不难发现,中国从来都是在内行礼法、对外穷兵武,而在内的这些礼法在反右文革时期统统被打成封建礼教,信这些的人是要被批臭批倒,再踩上千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如果说中国人要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产生什么自豪感,我不知道这是否得体,首先是违反了党的方针政策的。另外是许多中国人持有的一种仇外史观,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因为日本侵华而导致的极端仇日观,记得在许多年前闹出过U型锁事件,以此便可见微知著,这里我们不过多赘述,上面说的两种扭曲的观念是典型的民粹史观,而所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的观念都是走向现代之前必须迈过的门槛,我们可以说古代的君主用礼法来当做制约民众的工具,也就可以说现在的政府把民粹情绪当做其政权合法性的基础。第三种,也就是对自己国家惨痛历史的解构史观,会让人忘记历史的教训,也就会像古中国政权更迭中的君主一样,忘记了为什么自己能坐上皇位。这种解构史观最流行于现在年轻人中的毛左派,他们会将文化大革命浪漫化,同时正当化文革中打砸抢的暴行,而无法正视历史,也就无法在历史中找到规律,也就更难以看到文革背后的体制性原因,持有解构史观的人会自认为打倒地主打倒走资派是正当的,同时也在呼吁政府削弱个人自由,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这是及其可怕的。
随着社会的变迁,中国也逐渐跟进世界的潮流,政治形态上开始往民主的方向转轨,但是这不到一百年的历史却凸显出十足的艰难。从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再到八九民运与千禧年之后不断的民族运动,从上个世纪毛泽东的独断专权到本世纪以来不断加强的领导人的权力,我们可以看到,问题出在许多方面,比如说法律体系的残缺、宪法效力的减退、高层政治的黑箱博弈、民族情绪的不断高涨、民主体系的不断崩解,如果我们要去细数现在中国社会的弊病,那将可以成一本罄竹难言的书。但我们从不断变化的政治生态下,民众的反应可以看出:现在的中国人仍然延续着旧社会的文化与政治基因,这种个人崇拜、渴望被统治、笃信政府公权力的思维是导致现在中国社会一步一步滑向旧体制的原因之一,所以我们说要让中国社会、中国人与中国政治变得更加民主、更加文明,我们先要经历的一个进程,就是彻底的改变中国人固有的政治与文化基因,如果我们不尝试去做这种改变,还让这些劣根性延续下去,那么中国人永远看不到自己与自己所处的社会,走向现代的那一天,这也是秦晖教授所讲的:走出帝制就是走出秦制,走出过去就是走向未来。
刚才所说的,秦晖教授讲的低人权优势,我们不妨展开谈一点。
每当我们谈起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我们总会把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产业规模的迅速扩大归功于政府的领导,但如果我们冷静下来仔细思考,就不得不要去问一句:中国相较于其他国家,到底在哪个方面,有着生产上的优势?我们当然可以说中国土地上的资源更加丰富,中国的劳动力人口要更多,在生产活动中有更高的生产效率也就是更低的成本,这两者或许还只是间接原因,实际上中国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分一杯羹,有向外国倾销商品,用更低的价格来去拓宽市场的机会。这其实是一种人为营造出来的优势使然,这种优势被秦晖教授称作低人权优势。
所谓低人权优势,主要想说的就是:劳动者的权益没有得到满足,底层的人口没有充分的享受到社会的福利,企业因为劳动力成本的减少,而有能力去扩大产业规模,同时生产出来的产品价格也会被拉低。劳动者的待遇低下,大多数底层民众的社会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是一种在中国已经存在了数十年的社会现象,而这种社会现象的产生主要有三个根源:第一是中国社会的劳动力本来就过剩,如果我们将外新增的劳动力来看做市场中的商品的话,供应在无限量的增大,而需求的变化是在一个可以预见的持续的范围之内,那么劳动力的成本,换句话来说也就是工人的平均工资,肯定是会逐渐下跌的,第二是:中国社会中的劳动者普遍缺乏对于劳动待遇去争取的心理,换句话来说,中国的大多数劳动者都疲于去谋生,甚至产生了劳动力逆淘汰的现象,也就是生产水平更低的工人,会淘汰掉水平更高的工人。我们可以说劳动者缺乏斗争心理是因为社会压力大,也可以说这是市场中不同劳动力资源的一种良序竞争,但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向其他的国家,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社会的劳动力市场是病态的,这种病态的根源正是宣称自己主导着市场经济的中国政府,我们先不谈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所起到的作用,单就中国政府自己宣称的宏观调节,就业岗位上普遍给工人提高待遇,似乎是他作为一个政府应该为之的,但事实却与中共所宣称的,中国政府不但从来没有尝试过动手提高工人的工资待遇,甚至也很少倾听劳动者们的诉求。在许多年前,劳动者甚至要到天台上去,以死相逼才能拿到他们应得的那一点可怜的工资,而到了现在,中国政府与中国的企业主们,商定了一个大多数劳动者都能接受的下限,从而保证劳动者待遇的问题至少在现在不会成为一个热点话题,中国政府也从来没为试图去修订一部真正适用于中国社会的劳动法,即使现在有劳动法,其执法权也在中共的手里。
当我们想到了这些,我们就可以总结一下了:首先,作为作为国家的政府,它的是保障全体人民的福祉,劳动者很明显被包括在了全体人民之中,此外,中国政府宣称市场的主导权在他们手里,而现在中国社会中大多数的企业所实行的劳动制度,划定的工人工资,多是有违常理或者有失妥当的,不难看出,从中国政府的视角来看,实际上保障大多数工人待遇是不经济的,由此对低人权优势的所有驳论,就不攻自破了,我们可见的这几十年来中国的飞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可悲而又可敬的底层劳动者推动的,中国政府并不会给他们一个说法,而在中国抢占到全世界的市场之前,这种低人权优势作为中国实体企业最大的生产优势都将会被中国政府与中国的企业联手维续。
我们下一步就要问了:这种低人权优势,在中国还能持续存在多久?那我们不妨先来谈谈中国政府绑架劳动者的手段吧,中国各地党政关系最密切的产业,就是中国的房地产业,所以有这样一种说法:房地产业是党的支柱,其原因就是中国政府通过控制房地产业来强行拉高,中国的住宅商品房价格,虚高的房价强迫着中国的劳动者不断的去接受底下的劳动待遇而去劳动,买一套自己的房子则成为了大多数中国年轻人的梦想,中老年人则往往会在自己的孩子结婚的时候,拿出自己毕生的积蓄来给孩子买一套房子,我们可以通俗地说说中国劳动者奋斗最大的原动力就是买套房子。与房地产类似的,中国政府还有许多的手段来把中国的劳动者捆绑起来,这是一种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强奸,这些劳动者本来就应该享有更高的福利待遇,但却因为中国政府的导向而不得不过着一种低人一等的生活。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达,如果中国政府还继续尝试去维持维持这种低人权优势,那么到最后,积累起来的民愤不是中国政府这样的世俗政权,可以承担得起的。如果在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错误的路,那么这条路越走下去。就会越来越深陷其中,到最后难保自身。
如果要问,为什么西方的劳动者都享受的更高的待遇?这是因为他们的政府更加开明吗?是因为西方社会中的资本力量都是道德资本吗?我们首先要明白:在社会的发展中,一个让大多数人都受益的决策,不会是一小伙政治精英,或者一些财阀资本家聚首提出来的,而是社会中的不同力量通过对彼此进行争取而产生的最优解,放在理想的环境下我们既不能奢求政府将社会塑造成一个乌托邦,也不能奢求所有的资本都是道德资本,我们只能给予社会中的所有的利益团体争取诉求他们利益的机会,而在政治上,这些利益团体要是是平等的,政府在面对劳动者和资本力量的诉求时,绝不能偏向任意一方,由此产生的决策将会是最有利于社会整体的决策。中国政府对于中国的劳动者,采取的漠视态度,在政治上不正确,在经济上看虽然短时间来看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但是从长远角度看,现在政府对劳动者所采取的一切漠视的态度,到最后都会转变为劳动者用他们的血汗塑造出来的产业来钳制政府的筹码。
第四节 一党专政的实质与多元政治
一个国家的权力机关,其规模越小、内部结构越单一,行使公权力的边际往往越大,而如阿克顿所说: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由参政党派占席组成的国会议会,做出的往往是多个而非统一的决策,而把一党执政行使权力,在野党提出异议这样的机制,简化为由一个统一而不分裂的政党来完全负责权利的行使,是一种把多头政治化为寡头政治,把被分割的权利重新统一的过程,行政效率无疑被提高了,但这种一党专政的领导方式如果受内因外因作用的影响而改变形式,则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民主议会中的各党派代表成员,首先要代表的是某个政党的利益,而政党为了博得更多选票,在对面向选民”顾客战略”中会选择性地代表某一部分选民的利益,那么可以说议会的不同参会者分别代表着某一部分人的利益,在一党专政的政治环境下,执政党并不代表除自身外任何群体的利益,而是保证所有人的利益,多党制下政党为群体”代言”,代表不同群体的各种利益,而这看似空头的代言,要比专制政党的保证要更加有力,我们不妨在此举个例子:如果一个政党诉求和平,不打算对外发动战争,而另一个政党则坚持要发动战争,那可以说前者放弃了军工企业和资本的选票,而后者则放弃了所有战争受害者的选票,而在一党决策的情况下,当局必须在发动战争与维持和平之间做出一个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形势做出反应这一过程就已经脱离了其人民,因为一党独大的政府模糊了权利机关中建议者与决策者的界限,执政党会作为一个政党来站到政府的角度决策,这种决策可能并不利于这个政权统治下的任何一个个体,而是有益于国家的利益,而国家是一个抽象概念,这与哈耶克所言”集体主义社会的形式公共利益”相差无几,这种”大众利益”并非是每个人的利益总和,而是大众作为一个整体的诉求,而要想使成规改变,必须先要牺牲,这也是集体主义与寡头精英政治的一个谬误: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利益互换是不对等的,这就造成政治上产生了大量的弱势群体,这些群体的诉求与大众利益的要求相悖,在政权的决策层却没有人为之发声,中国现在就有这样相当多的政治弱势群体,比如不计代价发展下生活压力倍增的毕业就业者,保守政治环境下的诉求民主的反对派,在国家纵容下被歧视与遭到不公以至被压迫的蓝领工人,他们失去了发声的资格,在权利高层也没有人原意为其发声,他们是政治博弈中被牺牲的一部分,象牙塔中的领导人是不在意这些的。这也在提醒我们,一个政权中有着多个政见不同的政党重要性。有政治多元性的民主政治体系,往往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做出不利于民的决策的可能性。
一党专政的局面往往在民主化程度较低,宪政法治体系不完善的国家出现,历史发展的必然情况下,是出现一位独裁者,以之为主体,还是有强权人物伴随着强大的政党出现,则和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基因相关,中国是人情社会,故建国时突出党的地位而非领导其人,打仗时中国人宁愿寄希望于一支武装力量,也不愿信赖依赖某一个军事家,某一个领导人,而和平时期则愿意相信是一个人一手缔造了这个国家,这是中国的传统集体主义的效用,而西方欧洲国家的人民在危急时刻选择去相信一个人,因为他足够出色,这是西方传统的个人主义观念的体现,而如果一党专政的局面出现,执政党就会巧用这些文化基因,来维护社会的稳定,上个世纪的中共当局凭空造出”走资”的敌人,让所有人误以为其正处于思想腐蚀的危机下,这就造成了长达十年的社会动乱,这种动乱是一方对另一方单向的政治迫害,可称之为有团结性统一性的和平动乱,在现在的中国这种做法被流传下来,党的喉舌把不同的意识形态渲染成敌人,把其他竞争国家宣传为祸乱的根源,严禁一切不同的声音存在,却忽略了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各种社会矛盾。
党化、红化之余,我们应该想想其后果,事实表明,这种高压统治对内从严的政权往往存续不了多长时间。从僭主到民主是一次对国家和民族的考验,民主化的过程是对国民的再教育,韩国、日本等国家都曾经历过独裁统治,但这些国家都通过了民主的考试,唯独中国经有七十年的独裁统治,国家仍然可以维持运行,我们可以把原因归结为以下两点:民族文化的劣根性,和中国人对政治的冷漠态度,与古代皇帝留下来的积累了上千年的统治经验,但在现代信息化社会的冲击下,有了这种高效获取信息的方式,中国人应该打开自己的眼界,当真正有一天,中国人懂了政治,世界上就会少了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
一个社会从不会因多元而混乱,这是因为多元产生的混乱只是一种乱象,而乱象稳定之后留下来的往往是平衡而相互契合的多元结构,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多元的竞争都优于一元的垄断,多元提供机会,机会可以让富人变穷,穷人变富,如果这个社会不是一滩死水,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行业内最大的企业与新生的企业之间没有无法跨越的鸿沟,多元社会是产生不了垄断的结果的,垄断只会作为一个行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现而很容易结束的现象。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精神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政治上的竞争与市场上的竞争一样,如果有多个政党同时竞争执政党的位置,那么每一个政党都会不断的尝试去加强自己的竞争力,与企业竞争相同的是,这种政党间的竞争会普遍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而最终获胜的党派一定是政治水平最高的政党,而民主体制会像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一样,不会让竞争中的赢家通吃,为了掌握更高的政治权力,会有其他的政党设法去提高自己来在民主政治中取胜。这种机制之所以能良好的运行,关键在于两点,一是让民主政治始终保持活力,让民主政治成为公民的一种生活,让每一位公民意识到自己的一票能改变社会的命运,才能让新旧政党在竞争中轮替,对于政党来说,他们与市场中的企业一样,把利用恶性竞争手段来攫取利益当做一条捷径,而如何保持民主政治的纯洁性,对于政治机制的要求就更高了。可见的,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公民不积极主动参与政治,体制和社会也不对政党的行为加以约束,甚至没有民选和多党竞争的制度时,这个社会就已经或正在转向极权社会了。
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联结在实际上是存在并起着很大作用的,市场能逐渐地促进政治民主,而民主也会让市场经济健康的运行,相对的,一元的经济会滋长一元的政治,而一元的政治也会借一元经济来扩大自己的权利,这种一元的经济并不指单指计划经济,而是指调控与管理市场的不是市场自发的调节而是政治权力,政府或部分或完全的插手经济事务,这种插手对市场来讲并非完全无益,但同时如果政府在市场中能够决定企业的生死,那么市场经济的多元性就被改变了,企业间的竞争仍然存在,但不同企业共同受制于强权政府,多元的局面被单一的权力控制着,市场的性质也决定了,企业即使损害自己的利益,也不会去使对手获利的逻辑,那么市场中的竞争者们就永远不可能联合起来与公权力相抗衡,当没有与之抗衡的对手时,政府就拥有着绝对的权利,而绝对的权力就会导致绝对的腐败。
政治上的垄断不仅体现于市场结构的单一化,还会将恶果作用于社会中的方方面面,政党之间的对立与竞争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的对立与竞争,公民的精神生活同时也是一个优胜劣汰的市场,而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如果政治变得一元化了,留下来的意识形态就并不一定是最优的、普适性的政治理论,其首先要服务于政府与执政党,其次才会问一句:这种理论能解决多少实际问题?与之同理的文化娱乐和其他精神生活的必需品,也将会充斥着单一化政治中政府和执政党需要的论调,这并不会让社会更加的稳定,反倒是给每一位已有积怨的、不满于当前政府的有自由精神的公民,画了一个靶子,这些人就因为政治的一元化有了仇恨泄愤的对象,在这种社会中,公民对政治的看法就只剩下赞同或反对,而非赞同某一可能执政的政党,反对某一不可能下台的政党,这会让社会中的情绪逐渐积聚,从而滋生出暴动与革命,相对的,在并不存在政治垄断的民主社会中,政府作为执政党和领导人意志的执行者并不承受相对应的责任与公民的怒火,而轮替的执政党和领导人也把社会对整个领导阶层的不满转嫁到了某个人或某个政党身上,这是极有利于稳定的。谈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健康运行的民主政治不会产生独裁和垄断统治,同时有助于促进市场的发展,也有利于促进社会的稳定。
第五节 中国的民主化转型动不动体制框架
有人讲说:中国未来的民主化转型我们退求其次,在现有的体制上缝缝补补就完事了,还有人谈所谓递进民主,这些观点的核心内容可以归纳成几点:反对暴力性质的革命、自下而上的,从基层到权力中心的民主化选举,甚至于去寄希望于政治高层,企图借公权之手来实行中国的民主化转型。对于这些观点我无法评价其是否真正有利于民主化转型,只能说他们违背了政治学的一个常识,从霍布斯《利维坦》,到罗尔斯的无知之幕,都在强调:政治无关乎道德,体制建构的前提,就是假设当下所有当权者都是恶棍、民众都是无知的暴民的情况下,如何设计一套体制,让社会生活能够正常的运行下去。很明显,在中国现存体制上进行的可能的改革,如果不触及宪制、分权制度与司法制度,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种改革之后呈现的新体制也还是像现存的体制一样,过于依赖高层政治的决断。
在这里我们引出一本书:王力雄的《递进民主》,来类推一下这本书本身与类似的一些观点。这本书假设的前提是:中国必然是要进行民主化转型的,而全盘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对于中国来说是行不通的,如果中国沿用多党制,党争将会变成无意义的内斗,而造成社会的混乱,因为中国人普遍缺乏政治素养,多数人手中的公权力很容易滋生所谓多数人暴政,而民族矛盾、政党分裂则会让彻底让社会分崩离析,而真正的解药是他的递进民主,他所谓之递进民主,可以简单总结为:并不改变中国社会的体制与大框架,而是在基层先施行民主制度,由利益群体的代表组成政治主体,然后每一个利益群体派一个代表组成更大的权力主体,直至形成权力的中心。我们如果要来分析这种观点到底能否对中国的民主化转型起到正面作用,那么我们就要来回答两个问题:在不改变高层政治权力结构的前提下,由下而上的民主化改革到底能否使社会重构,同时能否真正建立起一套适用于中国的基层民主制度,这套制度会不会像现在的基层民主一样又成为暴政合法性的来源。现存制度中的人大之所以无法真正在政治生活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换句话说权力的结构中之所以没有能与共产党的力量相抗衡的政治力量,是因为中国的体制建构决定了这一点。首先,中国的宪法并没有多少现实效力,也很难用来解释其他的法律法规。宪法是体制建构的基础,同时也是建立法治社会的基础,如果没有一部内容明晰且具有效力的宪法,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就遭受了挑战。在中国的宪法中,权力结构有两个前提:党的领导与人大的决策,那么到底公权力是由某个党来实行还是由宪法中所谓的权力机构来实行呢,而人民代表制度数十年的运行也可以告诉我们:在党领导下的民主机关的运行,其做出的决策往往并非是真正的民意,也就是说人大作为所谓权力机关,并没有掌握权力的资格,而宪法中规定的八大民主党派在实际上也成为了举手党和拍手党,对于一个国家民主政治生活的运行,是不需要人大和民主党派的。而王力雄的递进民主否定了西方的多党制,是因为他认为党派之间的争斗会导致中国社会的混乱,而他设计的从基层到中央的民主其实就是民主政治理论的上一个版本,这种基层选举产生的权力中心,我们无从得知其产生、发展与权力的行使过程在没有反对党派监督的情况下能否廉洁高效地运行,西方所谓的多党制、美国的一党制,之所以能脱胎换骨自古代的直接民主,就是在社会生活变得极为复杂的今天,将政治二元化、多元化,用政党之间的政治斗争来取代直接民主中利益群体之间的斗争,之所以我们说多党制民主要比直接民主先进,是因为多党制民主虽然行政效率可能远低于直接民主,体制的运行可能会产生极大的内耗,但是对民众的认知、政治人物的个人品质的要求变得极低,我们也不用举出某个国家的例子,只要明白:在政治的运行中,如果一个恶棍进入了某个政党,那么多党制民主带来的严苛的政治环境会让他收敛起来,在一个品行端正的好人有可能被另一个品行端正的好人诬陷的社会中,我们只会去谈论好人与好人之间谁更好,而不会出现中国官员一样的恶棍。很多人并不认可中国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就是因为人大实际上并不能称之为合格的民主机关,而抛弃了党争、多党制,仅有底层选举产生的权力中心的合法性固然要比中国政府高,但是这种政治团体的形成在政治学上是一种灾难,我们既无法得知各行业选举推出的代表能否根据民意做出决策,因为他们只代表民主的过程,而他们做出的决策并不是民主的结果,而且自下而上的所谓递进民主政治,比中国政府更难以在权力的行使过程中进行监督,这种建构思路推导下去,则会得出比中国的现况更恶劣的情况。
拙见以上。
12 个评论
大家怎么看呢 〃'▽'〃
赞同递进民主,也就是地方自治,但也是很困难的。民众经不起大一统的蛊惑,而想大权独揽的野心家也总是层出不穷,不可避免。
最可能的途径是渐次分离。比如说国民党失败了退守到台湾,就脱离了大一统。由于要依靠西方国家对抗大一统政权,就转向民主化了。而西方国家有足够的能力和相关的利益来保持台湾的独立地位。体量小,西方国家的影响就大。需要投入成本就低。要想依靠西方国家来促使一个大一统政权整体转型,则是不可能的。干预成本太高而不可承受,又无法获得回报。而大一统国家主要靠自身是很难甚至不可能向民主转型的。
假始中共将来败退东北或海南。在外国势力的保护下,也取得独立地位,然后转型民主。新政权又形成大一统。
以此往复,每次政权更迭都独立出一部分。花个几百年,才能解体中国大一统政权。
最可能的途径是渐次分离。比如说国民党失败了退守到台湾,就脱离了大一统。由于要依靠西方国家对抗大一统政权,就转向民主化了。而西方国家有足够的能力和相关的利益来保持台湾的独立地位。体量小,西方国家的影响就大。需要投入成本就低。要想依靠西方国家来促使一个大一统政权整体转型,则是不可能的。干预成本太高而不可承受,又无法获得回报。而大一统国家主要靠自身是很难甚至不可能向民主转型的。
假始中共将来败退东北或海南。在外国势力的保护下,也取得独立地位,然后转型民主。新政权又形成大一统。
以此往复,每次政权更迭都独立出一部分。花个几百年,才能解体中国大一统政权。
中国共产党,其实中国比共产党多一些。很多葱友们批判地,其实不是共,而是支,只能说民族也是有精神和性格的,历史也会强化这种逻辑,
拜讀完寫得很詳盡,寫得很用心很好
建議分個段方便閱讀~~
民主要遞進與否,重點在於地方分權,先有分權不要大一統僵固在秦制皇權幻夢裡面,先讓各省擴大權力,
分權之後要人民能自治,也就是還政於民的一個過程,
老實說做到這步,是絕對不會有動亂的,不像共匪宣傳的那樣!~~
還政於民本身就是極受歡迎的事,是野心家故意去挑動紛爭,搞對立奪權,事實上讓百姓決定自己生活事,
決定議員,決定縣長,這個根本是很簡單的事情(證諸美日台韓各地)
從僭主到民主並不困難,我甚至可以跟你保證,百姓沒那麼糟糕!~~這是共匪洗腦中國人自己又髒又亂不能合群,
共產黨必須像個黨媽媽照顧大家,還要你唱隻山歌給黨聽(噁)
關鍵還是推翻共產黨,如果這個黨還在,除了暴虐以外什麼都不會發生。
至於王力雄的遞進民主否定了西方的多黨制,那正是因為他在大一統思想中長大,在一個幻夢中想醒又不能醒,
組織政黨其實是一個稀鬆平常的事,我人有所要求就一起組織維權,
他認為黨派之間的爭鬥會導致中國社會的混亂,恰恰相反!!!!!!
今天中國所有的動亂 所有的悲劇 正是為了維護一個黨的尊嚴 一個黨的團結 一個黨的一尊
所以十幾億生靈都是他皇帝老兒的陪襯,
在民主社會看來,真是可笑!!
政黨只是拖鞋 我們是拖鞋的主人 我今天看心情穿我想穿的,保暖的,涼爽的!!
是人才能穿拖鞋因為人是拖鞋的主人
但只有狗!!只有狗,會把拖鞋當主人,政黨是為人所用還是用人,這正是 公民教育 與 奴民教育的差別!!!!
您已經快進入醒覺人了,千萬別迷信什麼一黨式民主笑話,那就是威權就是權威,頂多最好就胡錦濤溫家寶。
公民自決,公民要你幹 你就幹,公民要換黨,就換黨,提供各種選擇,才是民主國家!
凡是宣揚一黨制的其實跟秦始皇的距離,也不過棺材跟墳墓的差別!!!!!!!!!!!!!!!!!!!!!!!!!!!!!!!
祝福中國!! 走向民主 祝福中國人 遠離秦皇習皇夢魘!~~公民覺醒!
建議分個段方便閱讀~~
民主要遞進與否,重點在於地方分權,先有分權不要大一統僵固在秦制皇權幻夢裡面,先讓各省擴大權力,
分權之後要人民能自治,也就是還政於民的一個過程,
老實說做到這步,是絕對不會有動亂的,不像共匪宣傳的那樣!~~
還政於民本身就是極受歡迎的事,是野心家故意去挑動紛爭,搞對立奪權,事實上讓百姓決定自己生活事,
決定議員,決定縣長,這個根本是很簡單的事情(證諸美日台韓各地)
從僭主到民主並不困難,我甚至可以跟你保證,百姓沒那麼糟糕!~~這是共匪洗腦中國人自己又髒又亂不能合群,
共產黨必須像個黨媽媽照顧大家,還要你唱隻山歌給黨聽(噁)
關鍵還是推翻共產黨,如果這個黨還在,除了暴虐以外什麼都不會發生。
至於王力雄的遞進民主否定了西方的多黨制,那正是因為他在大一統思想中長大,在一個幻夢中想醒又不能醒,
組織政黨其實是一個稀鬆平常的事,我人有所要求就一起組織維權,
他認為黨派之間的爭鬥會導致中國社會的混亂,恰恰相反!!!!!!
今天中國所有的動亂 所有的悲劇 正是為了維護一個黨的尊嚴 一個黨的團結 一個黨的一尊
所以十幾億生靈都是他皇帝老兒的陪襯,
在民主社會看來,真是可笑!!
政黨只是拖鞋 我們是拖鞋的主人 我今天看心情穿我想穿的,保暖的,涼爽的!!
是人才能穿拖鞋因為人是拖鞋的主人
但只有狗!!只有狗,會把拖鞋當主人,政黨是為人所用還是用人,這正是 公民教育 與 奴民教育的差別!!!!
您已經快進入醒覺人了,千萬別迷信什麼一黨式民主笑話,那就是威權就是權威,頂多最好就胡錦濤溫家寶。
公民自決,公民要你幹 你就幹,公民要換黨,就換黨,提供各種選擇,才是民主國家!
凡是宣揚一黨制的其實跟秦始皇的距離,也不過棺材跟墳墓的差別!!!!!!!!!!!!!!!!!!!!!!!!!!!!!!!
祝福中國!! 走向民主 祝福中國人 遠離秦皇習皇夢魘!~~公民覺醒!
写的很专业,受教了
先通读一遍
有空再细看
先通读一遍
有空再细看
北京大一统帝国,这个殖民权力太大了,
换谁上去,都没用的。
北京直接消失,各地全部独立。各地最后的民主进程又各地的土著自主进行。
解体,必须解体。
换谁上去,都没用的。
北京直接消失,各地全部独立。各地最后的民主进程又各地的土著自主进行。
解体,必须解体。
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