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转载】不完整的身份认同及其影响：乌克兰身份的补偿与协同效应 (Part V)
大家好啊，距离上次的论文翻译发表已经过去9天了，因为这几天确实要别的事要做，而且我的号还丢了一段时间。这次我就一鼓作气把它翻译完了，下次你们看到的就是不同的论文或其它形式的材料了。由于Windows的一些问题，我原本翻译好的没有备份就被整没了，所以你们看到的是我第二次翻译今天带给大家的内容了，谢谢所有人的支持，现在缺失的附录和图表都已补上，算是大功告成了。还没看过Part IV的葱油可以先看看:
https://pincong.rocks/article/56567
正文
研究结果: 个体层面的分析
集群参数之间的关系与个体参数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截然不同的，为了在受访者个人的层面检验国家性身份认同（乌克兰人，俄罗斯人或其他的国族）与其余身份之间的关系，我们以国家性身份认同作为预测变量（即自变量），以剩余的身份（并且以地点依附感的参数作为对当地情感纽带的额外度量方式）为因变量，进行了一系列的回归分析。因为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的国族身份认同之间有着非常明显的负相关关系，我们放弃了相关性分析而决定采用了回归分析。回归分析能够显示出单纯每种身份认同自己的作用，而不被上述负相关关系所干扰。起初，我们在整个样本的范围内检验了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随后我们确定了在每个地区的层面上这些关系是否还成立。
总的来说，表格2之中所列出的大部分回归系数是很低的，尽管它们之中有部分在统计学意义上是显著的（这是因为样本整体很大），其效应值却可以忽略不计。不仅如此，正如表格2所示，不像地区性层面研究的情况，我们并没有在此处观察到乌克兰国族身份和其他身份认同之间的补偿关系。乌克兰国族身份对于所有当地性身份认同（城市、地区和地点依附感）而言，至少是对性别、家庭和世代的身份认同而言，都是连续正相关的预测变量。我们没有观察到乌克兰国族身份和任何其他身份认同之间显示出补偿作用的负相关关系。俄罗斯国族身份则除了和跨国家性的东斯拉夫身份认同有协同关系之外，没有和其它任何身份有关联的迹象。这一切意味着一种身份认同的强大倾向于和其他身份认同的强大共存，而一种身份认同的薄弱则往往伴随着其他身份认同一同的薄弱。
接着自然可以预期到：尽管国家性和当地性的身份认同之间的协同作用在该国西部地区更为明显，此处的乌克兰国族身份认同尤其强大，但是东部和南部地区与之不同，当地有着更高的族群多样性，因此各种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可能表现出更为复杂的规律。因此，我们对每个单独的地区都独立进行了分析重复。为了简化结论，我们把乌克兰国土化成了几个更广的区域，包括西部地区（加利西亚、西北、西南），中部地区（乌中和基辅市），东部和南部地区（即剩下的地区，顿巴斯除外），以及顿巴斯。研究1所涉及的克里米亚则单独作为了第五个区域对象（见表格2）。
地区层面的分析很大程度上就是复制了这一整体趋势。在所有研究的所有地区中，乌克兰国族身份认同总是当地性身份认同的连续正相关的预测变量，与之相比，俄罗斯国族认同表现得系统性更差且规律薄弱，其在西部地区可负相关预测地区性身份认同的强度，但是在中部、东部或南部却不是如此。只有在克里米亚，俄罗斯国族认同才显著且在正相关意义上作为着各种当地性身份认同参数的预测变量。
乌克兰国族认同对跨国家性身份认同（东斯拉夫人、欧洲人）并不构成补偿作用，恰恰相反，无论在任何地区，乌克兰国族身份对跨国家性身份认同都是连续性正相关的预测变量。俄罗斯国族认同则只对东斯拉夫身份认同构成这种关系，它与欧洲人身份认同的关联性要弱得多，几乎是不显著的，但整体上依然是正相关的。
值得关注的是，乌克兰国族认同对性别、家庭和年龄世代的身份认同呈现出连续性正相关的关系。另一边，除了在西部地区和性别认同形成微弱的负相关关系之外，俄罗斯国族认同对非位置性身份认同整体上并不相关。剩余的非位置性身份和国家性身份的认同并未展示出持续性的关系规律，所以在此就不予以报道了。
（表格2，三项研究的总体样本及乌克兰四个主要地区中，当地性、跨国家性以及三种非位置性身份认同分别对乌克兰和俄罗斯国族认同的回归系数β）
线性还是非线性关系？
不同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只能分为正相关的、负相关的线性关系，以及非线性关系。我们的分析基于简单的相关性和线性回归方面的工作，最后指向了国家性（乌克兰）、当地性和非位置性（家庭、性别）身份认同之间的线性协同关系，以及俄罗斯国族与其他身份的认同之间更为薄弱和非持续性的关系。尽管如此，显著线性相关的存在性并不意味着方差不存在某些部分是可以得到非线性因素解释的。举个例子，尽管乌克兰国族身份和当地性身份的认同整体上是正相关的，那些在国家性身份认同上薄弱的个体依然有可能对更窄（当地性）或更广（跨国家性）的地域尺度有着强化的补偿性身份认同。另外，研究对象在线性相关性上的缺乏并不能排除它们之间存在着更为复杂的非线性规律的可能性。在这篇论文的最后一部分，我们检验了乌克兰和俄罗斯国族认同，以及剩下的位置性身份认同之间关系的大体状况，研究中的发现都已在表格3全然列出。
在所有的研究中，乌克兰国族身份与当地性身份（城市、小镇和地区）认同之间的正相关线性关系，可以解释少则6%（研究3）多则15%（研究2）的方差，而研究1的结果落在两者之间的某处。无论怎讲，对这些研究都存在一个二次函数，使得变量之间曲线性的、U形的关系可以被描绘出来，从而可观地进一步增加方差之中可解释的比例。而俄罗斯国族身份和当地性身份认同之间的线性关系相比之下则又微弱又不显著，但是二次函数还是可以在其中定下来一些方差的。正如乌克兰国族认同，过强或过弱的俄罗斯国族认同都会关联着更强的当地性身份认同。乌克兰、俄罗斯国族认同与跨国家性身份认同之间都没有明显的曲线关系（详见表格3）。有趣的是，在涉及了非位置性身份认同的所有研究分析之中，我们发现乌克兰国族身份和性别、家庭身份认同之间都有着非常显著的U形曲线关系，证实了某些非位置性身份也扮演着补偿性的角色。这些关系在于：研究1中，性别的线性R^2=0.033，二次函数带来的R变化值=0.03；家庭的线性R^2=0.031，二次函数带来的R变化值=0.022。研究2中，性别的线性R^2=0.055，二次函数带来的R变化值=0.041；家庭的线性R^2=0.056，二次函数带来的R变化值=0.022。研究3中，性别的线性R^2=0.034，二次函数带来的R变化值=0.038；家庭的线性R^2=0.023，二次函数带来的R变化值=0.021。相对而言各参数的状况就是以上所述了。但是，二次函数对于剩下的那些非位置性身份认同的性质阐述并不能起到很明显的作用，因此对这些身份的讨论就不展开讲了。
（表格3，以国家性身份认同对当地性和跨国家性身份认同进行预测：由二次的U形曲线函数对线性函数相比所造就的可解释方差的变化值，即R变化值，涉及2013、2015、2017年的研究）
对研究的讨论：
过去人们广泛认为，在乌克兰东部的各地区当地性身份认同对于乌克兰国族身份认同的不足扮演着补偿性的作用(详见Chernysh和Malanchuk于2007的工作，以及Hrytsak在同年的工作)，而如今我们的研究与之相反，一再地证明了乌克兰国族认同和人们对自己所在的城市、小镇或地区的身份认同，以及对自己所住地点的情感依附之间，有着整体上正相关的关系。这一点在经整合的地区层面以及受访者个人的层面都得到了证明，无论在这个国家的哪个地带，无论是乌克兰的东部还是西部，都是如此。另外，个体层面的分析揭示了乌克兰国族身份和一些非位置性身份的认同之间有着较弱但是连续性的协同作用，这些非位置性身份的例子有：属于某种性别角色、作为家庭的一员、属于一个特定的年龄世代。此处我们应该强调，线性的正相关效应在总体上要强过曲线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各种身份认同倾向于一同形成聚类，并且主导性的国族认同（这里指乌克兰国族认同）倾向于和其他的身份认同共存。换句话说，那些对乌克兰国族认同较强的人往往也有着较强的其他身份认同，那些对乌克兰国族认同较弱的人往往也有着较弱的其他身份认同。这样的强-弱维度分化了整个乌克兰的领土：西部地区流行较强的身份认同，东部地区流行较弱的，而中部地区的身份认同强度位于二者之间，这一事实不仅支持了“乌克兰东部各地区身份国族身份构建过程尚未完成”的假说（详见Hroch在1993和2003年的工作），而且表明了国族身份认同的强度是整体的身份认同强度的重要的预测变量。这些发现同样与Pirie在1996年发表的观点保持了一致：跨国家性的东斯拉夫身份认同原来并不是独立形成的、自足的强大身份认同，而是那些有着摸棱两可、相互冲突的身份的人所采取的默认认同方式。
一个更为详尽的对不同区域之间回归系数的比较（详见表格2）表明，国家性和当地性身份认同之间的协同作用可能也与俄罗斯国族认同有关。这一点在2013年的克里米亚比较明显，该地区住着广为分布的俄罗斯族主体人口，因此“俄罗斯人”身份认同是相对较强的。不像其他地区那样，在克里米亚，“俄罗斯人”身份认同和当地性身份认同是正相关的关系，尽管这些关系和围绕“乌克兰人”身份所形成的关系要弱一些。在剩余的地区，“俄罗斯人”身份认同较弱，我们未能观察到俄罗斯国族认同与当地性身份认同之间有任何明显的关系。这一切似乎意味着，只有在一个给定地区某种国族或族群身份认同占据主导地位或至少高度受重视的时候，国家性和当地性身份认同的协同关系才会成立，因为只有在此时人们感觉这片地区是由他们自己的族群所占据的（他们可以在该处有“回家”的感觉，正如乌克兰人在乌克兰，俄罗斯人在克里米亚所感受到的那样）。像是作为少数人时的俄罗斯人，或是像那些住在主要居民是乌克兰族的地区但自我认同为俄罗斯族的人们的情况，当前文所讲的可能性缺失的时候，一个更为广泛的、跨国家性的身份认同（“东斯拉夫人”而非“欧洲人”）将会更有存在的可能，并且其与别的身份认同之间的相关性薄弱。
经验证据显示，比起薄弱和混乱的身份认同，一个更为固定和强大的身份认同将会同时对个体和群体都带来更多的好处。在心理学这门研究个人和社会层面调节作用的学科上，诸多从事发育过程课题的研究人员已经对“身份认同强度”这一概念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他们主要借助了新精神分析学派关于“自我统合（ego identity）”的观念，以及新埃里克森主义下“统合状态（identity status）”的观念（Marcia 1996；另见 Kroger和Marcia在2011年的工作）。根据这些理论，人们在获得个人身份认同的完整感的能力上是各不相同的。并非所有人都能发展出完整的个人动力方面的感知并且全身心地贴合到一系列目标、价值观和信念（我知道我是谁、我为何而奋斗以及我信仰什么）之上。正如我们的研究所表明的，人们身份认同强弱的不同可能不止是个人因素所造成的，也可能由各种社会-政治过程所导致，这些过程或者强化，或者抑制成熟、强大的身份认同的形成。接下来的研究更是一再表明，身份认同强度上的差异对人们生活整体上的运转是有影响的。比起身份认同混乱而薄弱的人，那些能够专注于私人性目标和价值观，展示出较强自我身份认同的人们往往对自己的生活更满意，有着更强的自尊意识和更好的心理学意义上的健康状况（见Schwartz和其他人在2011年的工作），并且他们对自己所在共同体的满意度和归属感也得分更高（见Cicognani，Klimstra和Goossens在2014年的工作），而本论文所讨论到但没有展开分析的研究中的额外数据进一步确认了上述发现。在所有三项研究中，那些有着较强乌克兰国族认同的人们往往同时对他们个人的未来以及这个国家的未来持乐观态度。同样，他们在国家性认同（同时包括族群和公民的意义）的各种其它度量标准上得分更高，对于自己所住地方的历史更感兴趣，对这些地方有着更强的联系感。所有这些参数都在西部地区比同在乌克兰的东部地区要明显高得多，这一点增强了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讨论数据的确凿性。
上述报道的研究采用的身份认同的度量标准是连续性的五分制规格，因此这些标准和往常研究者所用的定性排名法是不同的。这一衡量方式的改变让研究维度从相对变为了绝对，让我们得以抓住身份认同强度之间的差别，而不仅是它们之间的与对方相较所处的位置。我们的数据和其他的研究一同，也揭示着乌克兰东部在当地性身份认同上的得分高于国家性身份认同，而该国的西部和中部则呈现出相反的模式（见附录2）。因此，一方面相对性的判断指向着补偿作用，另一方面采用了绝对性判断的度量方式所观察到的结果则符合了协同效应，并且将观察视角的注意力放在了身份认同强度的区别及其衍生后果上。哪种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层面更加重要，是它们和他者相比的相对位置？还是它们绝对的强度？这正是留待未来研究进行解决的一大问题。
尽管三项研究所呈现的结果反复地展示着同一个连续性的规律，我们得出任何结论还是需要谨慎。三项研究中观察到的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在总体上是很小的，而身份认同之间的相关性也是很微弱的。在所有地区（除了2013年调查过的克里米亚），人们宣称的乌克兰国族认同都是强的（强的分数算术平均值设定为3.0分，而所有地区的分数平均值都要高于4.0分），并且在所有地区（除了克里米亚）人们宣称的俄罗斯国族认同都是弱的（低于前面所说的算术平均值）（详见附录2）。另外，在这项研究所分析的14中身份认同中，只有“俄罗斯人”身份展示出了显著的效应值，它在2013年到2017年之间变动得最多，而且它同样展示出了最强的地区差异性（详见附录3）。乌克兰国族身份对应的效应值要低得多，而其它的身份认同（当地性、跨国家性和非位置性身份认同）甚至还要更弱一些。显然，跨越了不同地区和不同年代后，乌克兰范围内的相似还是要多过差别。
此处所呈现数据的主要局限性在于，用于作为分析基础的衡量身份认同的指标过于简单。因此我们希望尽可能多地考虑到身份认同的种类，而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使用身份认同和项目名义构成双射的简单列表。不仅如此，身份量表还是没能覆盖所有可能在此研究课题中有关的观测对象，例如我们并没有包括苏维埃的身份认同，假定它可能一方面和“俄罗斯人”身份认同高度相关，另一方面也和“东斯拉夫人”身份认同有这种关系。自从苏联的解体已经过去25年了，苏维埃身份对大多数人口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并且被其它跨国家性身份认同（比如传说中的东斯拉夫共同体）所取代，也是情理之中。已有的调查的确显示出，现有的苏维埃身份认同往往绝大多数时候出现在老龄人口身上，并且程度相对低，就连乌克兰最东边的地区也是如此，只有几个百分点。（根据Kulyk在2014年的研究，这一数目在东部和南部地区是4.3%，在顿巴斯是2.4%）；而Rejting在2018年八月所进行的调查显示的数值则稍微高点，在南部是11%，而在顿巴斯是13%。这些差别可能由多种原因导致，其中之一就是2018年的那项研究缺少了“俄罗斯人”这个选项（因此“苏维埃”身份可能同时整合了俄罗斯人和对苏维埃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乌克兰国土内永久的历史上的精神层面分界（见Katchanovski在2006和2014的工作）让我们怀疑，未来的研究是否还要保留苏维埃身份认同及其与其它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作为身份认同研究对象列表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国族身份它本身的内涵和内部结构，它的族群vs公民或者爱国主义vs民族主义维度（Kulyk 2014，2016; Kuzio 2010; Roccas，Klar和Liviatan 2006）。对参与身份认同研究的学者来说，乌克兰就像一个引人好奇的实验室，是国族身份建构的确在理论层面极具挑战性的明证。
（这篇论文完全结束了，谢谢阅读）
https://pincong.rocks/article/56567
正文
研究结果: 个体层面的分析
集群参数之间的关系与个体参数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截然不同的，为了在受访者个人的层面检验国家性身份认同（乌克兰人，俄罗斯人或其他的国族）与其余身份之间的关系，我们以国家性身份认同作为预测变量（即自变量），以剩余的身份（并且以地点依附感的参数作为对当地情感纽带的额外度量方式）为因变量，进行了一系列的回归分析。因为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的国族身份认同之间有着非常明显的负相关关系，我们放弃了相关性分析而决定采用了回归分析。回归分析能够显示出单纯每种身份认同自己的作用，而不被上述负相关关系所干扰。起初，我们在整个样本的范围内检验了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随后我们确定了在每个地区的层面上这些关系是否还成立。
总的来说，表格2之中所列出的大部分回归系数是很低的，尽管它们之中有部分在统计学意义上是显著的（这是因为样本整体很大），其效应值却可以忽略不计。不仅如此，正如表格2所示，不像地区性层面研究的情况，我们并没有在此处观察到乌克兰国族身份和其他身份认同之间的补偿关系。乌克兰国族身份对于所有当地性身份认同（城市、地区和地点依附感）而言，至少是对性别、家庭和世代的身份认同而言，都是连续正相关的预测变量。我们没有观察到乌克兰国族身份和任何其他身份认同之间显示出补偿作用的负相关关系。俄罗斯国族身份则除了和跨国家性的东斯拉夫身份认同有协同关系之外，没有和其它任何身份有关联的迹象。这一切意味着一种身份认同的强大倾向于和其他身份认同的强大共存，而一种身份认同的薄弱则往往伴随着其他身份认同一同的薄弱。
接着自然可以预期到：尽管国家性和当地性的身份认同之间的协同作用在该国西部地区更为明显，此处的乌克兰国族身份认同尤其强大，但是东部和南部地区与之不同，当地有着更高的族群多样性，因此各种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可能表现出更为复杂的规律。因此，我们对每个单独的地区都独立进行了分析重复。为了简化结论，我们把乌克兰国土化成了几个更广的区域，包括西部地区（加利西亚、西北、西南），中部地区（乌中和基辅市），东部和南部地区（即剩下的地区，顿巴斯除外），以及顿巴斯。研究1所涉及的克里米亚则单独作为了第五个区域对象（见表格2）。
地区层面的分析很大程度上就是复制了这一整体趋势。在所有研究的所有地区中，乌克兰国族身份认同总是当地性身份认同的连续正相关的预测变量，与之相比，俄罗斯国族认同表现得系统性更差且规律薄弱，其在西部地区可负相关预测地区性身份认同的强度，但是在中部、东部或南部却不是如此。只有在克里米亚，俄罗斯国族认同才显著且在正相关意义上作为着各种当地性身份认同参数的预测变量。
乌克兰国族认同对跨国家性身份认同（东斯拉夫人、欧洲人）并不构成补偿作用，恰恰相反，无论在任何地区，乌克兰国族身份对跨国家性身份认同都是连续性正相关的预测变量。俄罗斯国族认同则只对东斯拉夫身份认同构成这种关系，它与欧洲人身份认同的关联性要弱得多，几乎是不显著的，但整体上依然是正相关的。
值得关注的是，乌克兰国族认同对性别、家庭和年龄世代的身份认同呈现出连续性正相关的关系。另一边，除了在西部地区和性别认同形成微弱的负相关关系之外，俄罗斯国族认同对非位置性身份认同整体上并不相关。剩余的非位置性身份和国家性身份的认同并未展示出持续性的关系规律，所以在此就不予以报道了。
（表格2，三项研究的总体样本及乌克兰四个主要地区中，当地性、跨国家性以及三种非位置性身份认同分别对乌克兰和俄罗斯国族认同的回归系数β）
线性还是非线性关系？
不同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只能分为正相关的、负相关的线性关系，以及非线性关系。我们的分析基于简单的相关性和线性回归方面的工作，最后指向了国家性（乌克兰）、当地性和非位置性（家庭、性别）身份认同之间的线性协同关系，以及俄罗斯国族与其他身份的认同之间更为薄弱和非持续性的关系。尽管如此，显著线性相关的存在性并不意味着方差不存在某些部分是可以得到非线性因素解释的。举个例子，尽管乌克兰国族身份和当地性身份的认同整体上是正相关的，那些在国家性身份认同上薄弱的个体依然有可能对更窄（当地性）或更广（跨国家性）的地域尺度有着强化的补偿性身份认同。另外，研究对象在线性相关性上的缺乏并不能排除它们之间存在着更为复杂的非线性规律的可能性。在这篇论文的最后一部分，我们检验了乌克兰和俄罗斯国族认同，以及剩下的位置性身份认同之间关系的大体状况，研究中的发现都已在表格3全然列出。
在所有的研究中，乌克兰国族身份与当地性身份（城市、小镇和地区）认同之间的正相关线性关系，可以解释少则6%（研究3）多则15%（研究2）的方差，而研究1的结果落在两者之间的某处。无论怎讲，对这些研究都存在一个二次函数，使得变量之间曲线性的、U形的关系可以被描绘出来，从而可观地进一步增加方差之中可解释的比例。而俄罗斯国族身份和当地性身份认同之间的线性关系相比之下则又微弱又不显著，但是二次函数还是可以在其中定下来一些方差的。正如乌克兰国族认同，过强或过弱的俄罗斯国族认同都会关联着更强的当地性身份认同。乌克兰、俄罗斯国族认同与跨国家性身份认同之间都没有明显的曲线关系（详见表格3）。有趣的是，在涉及了非位置性身份认同的所有研究分析之中，我们发现乌克兰国族身份和性别、家庭身份认同之间都有着非常显著的U形曲线关系，证实了某些非位置性身份也扮演着补偿性的角色。这些关系在于：研究1中，性别的线性R^2=0.033，二次函数带来的R变化值=0.03；家庭的线性R^2=0.031，二次函数带来的R变化值=0.022。研究2中，性别的线性R^2=0.055，二次函数带来的R变化值=0.041；家庭的线性R^2=0.056，二次函数带来的R变化值=0.022。研究3中，性别的线性R^2=0.034，二次函数带来的R变化值=0.038；家庭的线性R^2=0.023，二次函数带来的R变化值=0.021。相对而言各参数的状况就是以上所述了。但是，二次函数对于剩下的那些非位置性身份认同的性质阐述并不能起到很明显的作用，因此对这些身份的讨论就不展开讲了。
（表格3，以国家性身份认同对当地性和跨国家性身份认同进行预测：由二次的U形曲线函数对线性函数相比所造就的可解释方差的变化值，即R变化值，涉及2013、2015、2017年的研究）
对研究的讨论：
过去人们广泛认为，在乌克兰东部的各地区当地性身份认同对于乌克兰国族身份认同的不足扮演着补偿性的作用(详见Chernysh和Malanchuk于2007的工作，以及Hrytsak在同年的工作)，而如今我们的研究与之相反，一再地证明了乌克兰国族认同和人们对自己所在的城市、小镇或地区的身份认同，以及对自己所住地点的情感依附之间，有着整体上正相关的关系。这一点在经整合的地区层面以及受访者个人的层面都得到了证明，无论在这个国家的哪个地带，无论是乌克兰的东部还是西部，都是如此。另外，个体层面的分析揭示了乌克兰国族身份和一些非位置性身份的认同之间有着较弱但是连续性的协同作用，这些非位置性身份的例子有：属于某种性别角色、作为家庭的一员、属于一个特定的年龄世代。此处我们应该强调，线性的正相关效应在总体上要强过曲线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各种身份认同倾向于一同形成聚类，并且主导性的国族认同（这里指乌克兰国族认同）倾向于和其他的身份认同共存。换句话说，那些对乌克兰国族认同较强的人往往也有着较强的其他身份认同，那些对乌克兰国族认同较弱的人往往也有着较弱的其他身份认同。这样的强-弱维度分化了整个乌克兰的领土：西部地区流行较强的身份认同，东部地区流行较弱的，而中部地区的身份认同强度位于二者之间，这一事实不仅支持了“乌克兰东部各地区身份国族身份构建过程尚未完成”的假说（详见Hroch在1993和2003年的工作），而且表明了国族身份认同的强度是整体的身份认同强度的重要的预测变量。这些发现同样与Pirie在1996年发表的观点保持了一致：跨国家性的东斯拉夫身份认同原来并不是独立形成的、自足的强大身份认同，而是那些有着摸棱两可、相互冲突的身份的人所采取的默认认同方式。
一个更为详尽的对不同区域之间回归系数的比较（详见表格2）表明，国家性和当地性身份认同之间的协同作用可能也与俄罗斯国族认同有关。这一点在2013年的克里米亚比较明显，该地区住着广为分布的俄罗斯族主体人口，因此“俄罗斯人”身份认同是相对较强的。不像其他地区那样，在克里米亚，“俄罗斯人”身份认同和当地性身份认同是正相关的关系，尽管这些关系和围绕“乌克兰人”身份所形成的关系要弱一些。在剩余的地区，“俄罗斯人”身份认同较弱，我们未能观察到俄罗斯国族认同与当地性身份认同之间有任何明显的关系。这一切似乎意味着，只有在一个给定地区某种国族或族群身份认同占据主导地位或至少高度受重视的时候，国家性和当地性身份认同的协同关系才会成立，因为只有在此时人们感觉这片地区是由他们自己的族群所占据的（他们可以在该处有“回家”的感觉，正如乌克兰人在乌克兰，俄罗斯人在克里米亚所感受到的那样）。像是作为少数人时的俄罗斯人，或是像那些住在主要居民是乌克兰族的地区但自我认同为俄罗斯族的人们的情况，当前文所讲的可能性缺失的时候，一个更为广泛的、跨国家性的身份认同（“东斯拉夫人”而非“欧洲人”）将会更有存在的可能，并且其与别的身份认同之间的相关性薄弱。
经验证据显示，比起薄弱和混乱的身份认同，一个更为固定和强大的身份认同将会同时对个体和群体都带来更多的好处。在心理学这门研究个人和社会层面调节作用的学科上，诸多从事发育过程课题的研究人员已经对“身份认同强度”这一概念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他们主要借助了新精神分析学派关于“自我统合（ego identity）”的观念，以及新埃里克森主义下“统合状态（identity status）”的观念（Marcia 1996；另见 Kroger和Marcia在2011年的工作）。根据这些理论，人们在获得个人身份认同的完整感的能力上是各不相同的。并非所有人都能发展出完整的个人动力方面的感知并且全身心地贴合到一系列目标、价值观和信念（我知道我是谁、我为何而奋斗以及我信仰什么）之上。正如我们的研究所表明的，人们身份认同强弱的不同可能不止是个人因素所造成的，也可能由各种社会-政治过程所导致，这些过程或者强化，或者抑制成熟、强大的身份认同的形成。接下来的研究更是一再表明，身份认同强度上的差异对人们生活整体上的运转是有影响的。比起身份认同混乱而薄弱的人，那些能够专注于私人性目标和价值观，展示出较强自我身份认同的人们往往对自己的生活更满意，有着更强的自尊意识和更好的心理学意义上的健康状况（见Schwartz和其他人在2011年的工作），并且他们对自己所在共同体的满意度和归属感也得分更高（见Cicognani，Klimstra和Goossens在2014年的工作），而本论文所讨论到但没有展开分析的研究中的额外数据进一步确认了上述发现。在所有三项研究中，那些有着较强乌克兰国族认同的人们往往同时对他们个人的未来以及这个国家的未来持乐观态度。同样，他们在国家性认同（同时包括族群和公民的意义）的各种其它度量标准上得分更高，对于自己所住地方的历史更感兴趣，对这些地方有着更强的联系感。所有这些参数都在西部地区比同在乌克兰的东部地区要明显高得多，这一点增强了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讨论数据的确凿性。
上述报道的研究采用的身份认同的度量标准是连续性的五分制规格，因此这些标准和往常研究者所用的定性排名法是不同的。这一衡量方式的改变让研究维度从相对变为了绝对，让我们得以抓住身份认同强度之间的差别，而不仅是它们之间的与对方相较所处的位置。我们的数据和其他的研究一同，也揭示着乌克兰东部在当地性身份认同上的得分高于国家性身份认同，而该国的西部和中部则呈现出相反的模式（见附录2）。因此，一方面相对性的判断指向着补偿作用，另一方面采用了绝对性判断的度量方式所观察到的结果则符合了协同效应，并且将观察视角的注意力放在了身份认同强度的区别及其衍生后果上。哪种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层面更加重要，是它们和他者相比的相对位置？还是它们绝对的强度？这正是留待未来研究进行解决的一大问题。
尽管三项研究所呈现的结果反复地展示着同一个连续性的规律，我们得出任何结论还是需要谨慎。三项研究中观察到的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在总体上是很小的，而身份认同之间的相关性也是很微弱的。在所有地区（除了2013年调查过的克里米亚），人们宣称的乌克兰国族认同都是强的（强的分数算术平均值设定为3.0分，而所有地区的分数平均值都要高于4.0分），并且在所有地区（除了克里米亚）人们宣称的俄罗斯国族认同都是弱的（低于前面所说的算术平均值）（详见附录2）。另外，在这项研究所分析的14中身份认同中，只有“俄罗斯人”身份展示出了显著的效应值，它在2013年到2017年之间变动得最多，而且它同样展示出了最强的地区差异性（详见附录3）。乌克兰国族身份对应的效应值要低得多，而其它的身份认同（当地性、跨国家性和非位置性身份认同）甚至还要更弱一些。显然，跨越了不同地区和不同年代后，乌克兰范围内的相似还是要多过差别。
此处所呈现数据的主要局限性在于，用于作为分析基础的衡量身份认同的指标过于简单。因此我们希望尽可能多地考虑到身份认同的种类，而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使用身份认同和项目名义构成双射的简单列表。不仅如此，身份量表还是没能覆盖所有可能在此研究课题中有关的观测对象，例如我们并没有包括苏维埃的身份认同，假定它可能一方面和“俄罗斯人”身份认同高度相关，另一方面也和“东斯拉夫人”身份认同有这种关系。自从苏联的解体已经过去25年了，苏维埃身份对大多数人口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并且被其它跨国家性身份认同（比如传说中的东斯拉夫共同体）所取代，也是情理之中。已有的调查的确显示出，现有的苏维埃身份认同往往绝大多数时候出现在老龄人口身上，并且程度相对低，就连乌克兰最东边的地区也是如此，只有几个百分点。（根据Kulyk在2014年的研究，这一数目在东部和南部地区是4.3%，在顿巴斯是2.4%）；而Rejting在2018年八月所进行的调查显示的数值则稍微高点，在南部是11%，而在顿巴斯是13%。这些差别可能由多种原因导致，其中之一就是2018年的那项研究缺少了“俄罗斯人”这个选项（因此“苏维埃”身份可能同时整合了俄罗斯人和对苏维埃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乌克兰国土内永久的历史上的精神层面分界（见Katchanovski在2006和2014的工作）让我们怀疑，未来的研究是否还要保留苏维埃身份认同及其与其它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作为身份认同研究对象列表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国族身份它本身的内涵和内部结构，它的族群vs公民或者爱国主义vs民族主义维度（Kulyk 2014，2016; Kuzio 2010; Roccas，Klar和Liviatan 2006）。对参与身份认同研究的学者来说，乌克兰就像一个引人好奇的实验室，是国族身份建构的确在理论层面极具挑战性的明证。
（这篇论文完全结束了，谢谢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