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扭曲点

如果一定要在和平是主旋律的当今世界里寻找一个耳熟能详的冲突地带，那么加沙很可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地带折射了种族认同和宗教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再结合空间上紧张的领土冲突，放在一个大的遥远的纠缠交错的历史进程中，到了现在俨然成为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地缘政治上的死结，似乎在朝着周期性的军事冲突的方向上演变。

最新的一次军事冲突是由加沙方面的哈马斯率先挑起来的，“2023年10月，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玛斯无预警发动代号为阿克萨洪水的恐怖袭击，从加沙发射逾5,000枚火箭弹袭击以色列，并派员进入其南部领土。数小时之内，数千名以色列人被杀、人质被劫持，进而引发战争。”哈马斯也是一个经常见诸媒体的词汇，常常和各种恐怖袭击和军事冲突挂钩，现在被以色列和西方国家认定为是一个恐怖组织，但是也有像中国和俄罗斯以及其它的阿拉伯国家认定是巴勒斯坦的抵抗组织，中俄对哈马斯的支持显然并不是出于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而是基于对抗西方世界的政治现实的需要。“哈马斯起初只是穆斯林兄弟会在巴勒斯坦的一个支派”，随后借着巴以冲突逐渐发展壮大，并“在2006年1月25日的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胜出”。

哈马斯的这一套起家模式（选举上台之前）和中国共产党的崛起有着极为相似的地方，共产国际由列宁于1919年在莫斯科成立，穆斯林兄弟会由一名“学校教师哈桑·班纳”在1928年所创立，两者的之间创立时间仅仅相差9年，它们都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背景下，西方列强之间惨烈的自相残杀迫使其它原本处于比较弱势的地区和民族得以重新审视自身。但是穆斯林兄弟会是从自身传统中发掘出路，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作为依托，反观共产国际则是以一套横空出世的未经过时间检验的缺乏深厚认同感的马克思理论作为伦理依据，俄罗斯人唯一的传统就是作为西方思想和理论的试验场，尤其是地理上距离最近的欧洲强国：德国和法国。

“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并列，成为巴勒斯坦地区主要的公权力机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这个名字听着有点古怪，其实就是巴勒斯坦的合法政府，执行行政和司法职能，并对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负责。毋庸置疑，它的公权力组建模式是采用了民主政体的（退化版的）。

也就是说，哈马斯是通过民主选举合法上台的，但是它的执政理念和隶属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法塔赫产生分歧。哈马斯最开始的“宗旨是解放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在包含今日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这一地区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也就是不承认以色列的合法国家地位，虽然在2017年5月1日，哈马斯在政治纲领中又承认“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1976年就是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的时间，在这场战争中以色列军队大获全胜，它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塑造了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国境线和在中东地缘政治上的强势影响，并且延续到如今。所以哈马斯在2017年的这一个新的宣言相当于是默认了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事实，在这个前提下，再谋求巴勒斯坦的建国目标。到此为止，哈马斯的转型经历和法塔赫是极其相似的。或者说，作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之下的最大的两个派别，它们在政治理念上已经逐渐趋于同一个目标。这也直接促成了两个派系于2017年10月12日（发表新纲领的同一年）在开罗达成和解协议，协议规定由法塔赫接管加沙地带的行政权，但是遗憾的是最终这个协议没有能够得到执行。推测原因可能是哈马斯内部的强硬派或者是”不忘初心”派或者是实力派从中作梗，导致了和解协议的最终流产。

哈马斯和法塔赫的关系就像是穆斯林世界众多派系之间关系的一面镜子，教派纷争又可以追溯到因为对《古兰经》的不同解读而产生的分歧。《古兰经》在伊斯兰教中处于最原始最重要的位置，是“伊斯兰教中最重要的经典”，里面“记载的法条多达500条，涵盖了西方法学的各个范畴，包括伦理、刑法、商贸、家事、继承、战争规则等”。这本经典本身带有强烈的法学的烙印，所以就顺理成章地被穆斯林视为制定法律的依据来源。但是这本经典毕竟是年代久远的产物，“《古兰经》的律例并不足以涵盖一个复杂的社会要面对的各方各面问题，法学家于是转而在穆罕默德的生平当中寻求指引”，也就是记录先知穆罕默德本人的言行的“圣训”。看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和中国的儒家学说的发展又有着某一种曲线上的重合呢？《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其中《周易》又是支撑古代中国人的伦理观和世界观的原点，孔子本人对这本书籍爱不释手，还专门编纂书写了《易传》来讲解书籍的内容。儒家门派的后人为了彰显儒家之道，也是收集记录了孔子在世时候的言行，合成为一本《论语》。相比于《古兰经》偏重于根据真主的指示制定应用于现实世界的法学性质规范，《周易》“作为卜筮之书”，“用一套符号形式系统描述事物的变化”，既然万物万事都是变动的，并且借助于符号性的工具，可以窥探到阴阳变化之道，从而在变动的命运当中找到了一条避开危机的途径。从而，命途多舛的个人就摆脱了对某种掌握人类命运的神明依赖和信仰，大大消除了一个绝对神明对人世间的影响。所以，中国虽然也有神，但是对神明的态度却是“敬鬼神而远之”的，是可以根据人的需求而随时变更的。并不是信仰意义上的神。

哈马斯通过选举合法上台是在2006年，到现在为止一直实际掌控着加沙，但是它本身是一个比较激进的组织，难道它一直能获得加沙地带民众的支持从而一直执政吗？但是实际情况是哈马斯上台之后加沙再也没有举行过一次公正公平的选举活动了，也就是上台后就把其它政党可能上台的梯子给直接踢掉了。这又是德国纳粹上台后的翻版了（通过煽动民粹获取民众支持，获得统治权力之后就转身成为独裁统治）。哈马斯治理下的加沙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结社和结党的自由，更是没有集会的自由（愚民政策）。政治和宗教高度合一。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一开始允许哈马斯通过选举来合法竞争立法议会的席位，但是问题在于哈马斯非常倚重军队武装，而且在以色列的看管下，巴勒斯坦除了基本的警察和维持秩序的安全部门之外是不被允许拥有军队的，哈马斯既然不愿意交出军队使得军队国家化，而且即使它交出军队也会被以色列认定为非法从而被勒令解散。所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最大的两个派别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哈马斯既然有着恐怖袭击的行径，加沙地带又为这种恐怖的滋生提供了温床。“以色列国防军严格控制以色列和加沙地带之间过境点区域内的通行”，不仅如此，加沙在地中海沿岸的港口以及和埃及的接壤边境也都被严格控制，可以说，加沙四面被围得一个铁桶相似。以色列封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断绝敌对势力对哈马斯武装集团的军事支援，但是对于加沙的自由市场却是沉重打击。加沙缺少食物，缺少淡水，缺少工作机会，“2010年下半年，加沙地带的失业率达到45.2%”，没有工作的加沙人会把怨气撒向封锁边境的以色列人是毫不意外的。以色列驻伦敦使馆发言人甚至表示“加沙人民是恐怖组织哈马斯的囚犯”，认定是哈马斯绑架了加沙人民把后者作为谈判桌上的筹码（中共在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也有相类似的行为）。

穆斯林兄弟会的信条是“圣战是我们的道路，为阿拉而死是我们最高的心愿”，只要哈马斯忠实地执行了这种信条，那么通过谈判来解决双方矛盾就不是它的第一个选项。不仅是哈马斯，以色列方面也对和平谈判逐渐失去了耐心。现在执政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政府奉行右翼政策，在任期间频频发动对巴勒斯坦的军事进攻。他本人宗教色彩浓厚，”虽然他已改变立场支持巴勒斯坦立国，但他反对巴勒斯坦拥有军队“。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作为”以色列建国以来任期最长的总理“，他在重建以色列的经济方面推行过一些政策，“主张削减福利，推动阿拉伯裔以色列人和犹太教正统派参与工作，减轻企业税负负担”，在具体地执行对巴勒斯坦政策时候也有灵活性的一面，”他在向巴勒斯坦人就希伯伦等土地做出让步后，也遭到了党内右翼的强烈反对“。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目标应该是为以色列打造一个安全的外部环境，他觉得以色列需要一个安全柔顺（解除武装）的巴勒斯坦。他在任内的做法是实行威吓战略，严厉打击哈马斯武装，但是对普通民众又实现怀柔，”2009年1月至2010年6月间，以色列向加沙地带运送了约20亿磅救援物资、1.37亿升燃料以及5万吨厨用煤气。“从哈马斯角度，内塔尼亚胡俨然成为了以色列中强硬派的代表性人物。2022年，内塔尼亚胡第三次出任总理，次年10月份，哈马斯就对以色列南部发起来了规模空前的军事袭击。

如果就现阶段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和解进程而言，内塔尼亚胡和哈马斯都是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以色列是民主国家，通过选举可以把强硬派赶下台，但是民主政体又是一个即时反馈民意的机制，只要哈马斯利用它所掌握的武装在不停地挑起和以色列的争端，那么它在以色列国民当中所造成的恐慌和愤怒又会推选出来一名新的好战派。如此往复不止，以至于和解遥遥无期。

目前而言，推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和解的真正有利的因素还是来自于外部，尤其是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也能够施加很有效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约束以色列使用它的武装力量）。中东的阿拉伯国家大多已经默认了以色列是一个国家的事实，包括巴勒斯坦人自己，现在的问题是以色列方面还能作出多少的让步以及愿意为和解付出怎样的行动。如果以色列允许巴勒斯坦建立国家，那么在居住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是应该撤退回到以色列还是服从巴勒斯坦方面的管辖？以色列军队是不是也要从西岸一并撤出？以色列能不能允许巴勒斯坦拥有自己的少量的军队，如果不行，那么是不是要作出承诺来保障巴勒斯坦的国家安全？如果巴勒斯坦建国后发生内部动荡，那么以色列是应该积极介入（包括派遣军队）还是等候联合国的裁决？

一个繁荣的中东市场显然也是有利于各方的，如果生活在加沙的巴勒斯坦有充分的就业率想必也不会热衷于加入哈马斯等恐怖组织，即使没有工作，如果有有效的社会救助体系也能够极大的抚平社会的不满情绪。现在另外一个阻碍加沙和平进程的是发生在东部欧洲的战争，这分散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目测乌克兰战争还要持续一段时间，美国以及欧洲本身也已经是焦头烂额了。如果这次规模空前的加沙战争和乌克兰战争放在一起，很难不让人觉得两者没与必然的联系。一个战争构成了另外一个战争的背景，一个大波浪带起了另外一个较小的波浪，这些都在撼动着二战以来的国际秩序。

对于双方的民众而言，未来巴勒斯坦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设立非军事区是比较理想的。穆斯林的种种教派争端能不能在一个民主政体下得到化解？现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是一个染上了腐败和低效疾病的政体，但是它终究是一个民主政体。民主对于阿拉伯的年轻人而言也并不是陌生的词汇，”阿拉伯之春“运动本身就显示了普世价值的合理性，它可以被穆斯林地区的年轻人所理解和接受。基于此，一个可行的方案是，在乌克兰战争结束之后，如果哈马斯不放弃它的好战策略，以色列或者国际社会就应该全面接管加沙地带的管理权（得到联合国授权），重新恢复它的选举制度，和西岸的法塔赫达成协议之前先暂时代为管理加沙，同时解除对加沙的经济封锁并且大力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经济上发展加沙地带的工业并且纳入到以以色列为中心的产业链条当中。如果双方最终达成了和解协议并且巴勒斯坦成功建立了国家，那么生活在加沙和西岸两个地方的巴勒斯坦人能够享有经济上的繁荣和政治上民主，那么就无可置疑地会在中东的阿拉伯地区树立起”民主橱窗“的效应，这会极其有利于民主政体在阿拉伯世界的推广。设想一种情况，如果就连最为宗教性的阿拉伯世界都能普遍地进入民主政体，那么届时位于远东地区的红色中国的气焰又会降低衰弱到怎样的地步呢？如果美国人真的打算要和红色中国作长时期的较量的话，除了”小院高墙“之外，在中东地区扶持和推动阿拉伯国家向民主政体转型是一个好的谋划。美国人也确实这样子去实行过，伊拉克的例子就比较典型，但是付出的代价是阿拉伯人对美国的敌视（还有道义上的负担），美军自己也在占领期间付出了人员伤亡。这些都加剧了双方的不信任感，美国方面也缺少像英国在第一次大战时候劳伦斯那样的人物。也许在巴勒斯坦身上，在解决巴以冲突方面，美国人可以有机会运用一套新的思路，新的方法，作为推动中东政策的多米诺怪骨牌效应的一个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