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的责任伦理

根據韋伯的意思,參與政治,必須根據責任倫理,而不是意圖(心志)倫理。中華民族是意圖倫理發展很高的民族。而韋伯認為,以意圖倫理為根據來參與政治——政治領袖用之從事政治活動,一般公民用之衡量領袖們的政治得失——不但不易實現理想,反而很容易帶來與當初理想相反的惡果。從這個觀點來看, 這是為什麼我們這個歷史悠久,在文學、藝術、工藝、人情等方面獲有極高成就的民族,卻經常在政治上弄得一塌糊塗的原因

韋伯的意圖倫理有兩個密切相關的不同指謂:內在的心志與外在的終極目標。首先必須特別強調的是,責任倫理並不是不顧及意圖。事實上,政治家與政客的分野就是,政治家從事政治的出發點是關懷公眾福祉的意圖(心志)倫理,而政客的出發點則是自私自利。

但,從韋伯的觀點來看,政治家進入政治以後,如果仍然根據意圖(心志)倫理處理政務的話,則通常不易達成他的意圖 (目標)。這裡的關鍵是兩種不同的宇宙觀。以意圖倫理從事政治的人,假定宇宙是一個道德理性的有機體。政治人物應該「正心、誠意」,這是「治國、平天下」最主要的途徑。換句話說, 在政治範疇之內發揮他的人格、道德素質,被認為自然會獲得風吹草偃的效果,因為政治範疇是宇宙的一部分,宇宙既被認為是一道德理性的有機體;那麼政治範疇之內的事,也有道德性格, 自然會產生道德的回應。他政治行為最大的責任是保持他意圖 (心志)的純真,而不是考慮行為的後果。如果他的政治行為並沒有帶來他所預期的結果,他通常要埋怨別人愚蠢、社會不公、時機不對,或說這是天意,卻很少會承認這是他的行為所帶來的後果。對這種人而言,只要意圖(心志與目標)是對的,他的行為就是對的,結果如何,不是他的責任。

對於根據責任倫理處理政治事務的人而言,宇宙並不是一個道德理性的有機體。美好的意圖並不一定帶來美好的結果。他的世界觀要複雜得多。除了肯定政治事務的出發點需要根據意圖倫 理以外,他進入政治範疇以後,深感達成正當目標需受現實感的節制才能真有效果,政治行為必須熟慮其可以預見的後果並對之負責。以政治行為可以預見的後果為基準的活動屬於一獨立範疇。在這一範疇之內,為了達成他所希望達成的目的,有時需要作必要的妥協與協議。這種妥協與協議,並不必一定要合乎意圖 (心志)倫理的道德原則。那麼,站在對後果負責的立場,在採取政治手段的時候,道德的考慮可以放鬆到什麼程度呢?這個問題無法在學理上給予清楚而簡單的回答。在以責任倫理為根據的政治範疇之內,目的與手段之間經常處於「緊張」的境況之中。但,以意圖倫理為根據的政治行為,一方面(從邏輯的觀點來政治人物必須隨時保持意圖(心志)的純真,他的行為必須與他的意圖(心志)保持一致。然而,另一方面(在實際的經驗世界之中),甚為弔詭地(paradoxically)是,特別強調意圖的人,往往覺得政治意圖(目標)愈純正偉大(如要把人間變成天堂的烏托邦),愈可不擇手段以求達其目的,甚至以為目的愈偉大,愈可不擇手段。所以,以意圖倫理從事政治的人,無論從邏輯的觀點或從經驗的觀點,目的與手段並沒有上述責任倫理所介入的「緊張」。

正因為根據責任倫理從事政治的人,在未作政策決定之前, 詳盡考慮究竟需要使用什麼樣子的手段,才能達成他所願意承擔責任的後果(同時牢記手段本身所可能產生的各種可能影響); 因此,他愈能以這種方式找到有效的手段,他便愈能獲得他願承擔責任的後果。目的與手段之間的「緊張」狀態,乃是他可能找到有效而適當手段的背景情況。

根據意圖倫理從事政治的人,因為只顧及他的意圖(心志) 是否純真,或他的意圖(目標)是否偉大到使他覺得可以不擇手段令其達成的地步;所以,沒有上述複雜考慮或「緊張」。正由於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意圖(心志的純度、濃度,或目標的偉大程度),而不在考慮如何有效地達成他的意圖,他當然不易或根本無法達成他的目標了。易言之,既然他沒有達成目標的有效而適當的手段(而且也沒有找尋它們的興趣),他當然不易或無法達成他的目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