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中国人是猪的传人

凌家滩遗址第三次发掘时，出土了一只小玉猪，与此大玉猪一模一样，说明这样的图腾形象在当时是固化的。更为重要的是，该遗址出土的玉鹰，其双翼为猪首形。此鹰昂首耸肩，振翅欲飞，气宇轩昂，形象不凡。其胸部刻有被学术界公认为大汶口文化太阳符号的八角星纹，刻于八角星纹外围的圆圈显然是表示天圆。能够胸怀太阳及其所照亮的上天，这样的鹰当然应是拥有最高地位的神。这只玉鹰与太阳符号的组合，恰好与大汶口文化的族徽性符号日、鸟图形组合相契合（按大汶口文化族徽性符号上部的圆形可明_显看出是太阳，其下部显然是空中飞鸟的速写。这个符号的繁体还有在下部的五座山峰图形。其整体表现的意思，是飞鸟负日升天，与河姆渡文化双鸟负日的图形意蕴是一致的）（李修松：《上古时期中国东南地区的太阳崇拜》，《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这样的大神形象双翼竟然为猪首，足见凌家滩的大玉猪应是具备神性的氏族部落图腾。

猪崇拜乃至以猪为图腾是世界性的现象。这首先是由于猪的繁殖力强，与原始人祈求庄稼丰产、人口快速繁衍从而壮大本氏族部落的愿望一致。所以，猪在一些地方史前宗教文化中往往作为地母的象征。同时，野猪具有刚烈、勇猛、果敢的特性，这与原始人的尚武精神是一致的。另外，猪被驯养成家畜后，也被作为财富的象征。故此，猪在我国上古时期也是受到普遍崇拜的：其一，新石器时代，自东北地区向南，到黄河流域，乃至长江流域，都流行用猪作为重要随葬品或殉葬品的风俗。殉葬一般用整猪，随葬有的用猪头，更多的是用猪下颌骨（户晓辉：《猪在史前文化中的象征意义》，《中原文物》，2003年第1期）。例如，齐家文化的一座墓中发现60多块猪下领骨，显然是作为财富的象征，说明死者生前拥有猪群。其二，用猪的肩胛骨占卜，并刻下占卜记录，商代的甲骨占卜刻辞之骨就是用牛或猪的肩胛骨，说明古人以猪骨通神。其三，猪是古人用于祭祀天地神祖的三牲之一，牛羊豕的豕就是猪。其四，十二生肖中有猪，猪作为人的属性，主福像，显然也是来自于猪崇拜。

猪图腾可以得到我国历史文化的一再验证。《庄子·大宗师》记有“豨，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袭气母”，王先谦注谓“豨韦”即“豕韦”。豕韦是我国文献记载的早期的北方民族之一，考古发现的分布于今内蒙古到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即豕韦文化。豕韦中的豕即猪。韦有二解：一目韦即猪皮，豕韦即其首领戴猪头，围猪皮。二日韦即围，本作围合状“口”，红山文化遗址玉猪龙，其头部作猪首状，龙身回旋正是“韦”的形象。在红山文化重要遗址、发现著名的女神庙和积石冢的辽宁牛河梁大石冢内发现一猪头雕像，猪舌用矿石粉染红，有学者解读为地母的化身。在女神庙中也发现了猪的塑像。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与牛河梁女神庙遥遥相对的那座山峰竟然酷似猪首，当地人称之为猪山。红山文化的其他遗址中，还可以举出一系列有助于论证这个问题的证据（董婕：《论红山诸文化与野猪崇拜》，《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这些都说明，红山文化即文献记载的分布于我国北方一带的豕韦文化，是典型的猪祟拜、以猪为图腾的文化。

再放大来看，如果细究历史会发现，我国的少数民族中，诸如满族、苗族、珞巴、傈僳等民族，历史上都曾有猪崇拜或以猪为图腾的印记。另外，我国古代有些帝王以猪命名。著名的如：商人祖先王亥，亥即猪；汉武帝原名刘彘，彘即猪。至于帝王以下以猪为名的例子就举不胜举了。这些也可以助证猪崇拜曾广泛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