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的历史
當代社群網路的破壞式傳播革命所帶來的訊息戰爭,是人類社會中的常態,並不是首例。十六世紀馬丁.路德發起的宗教改革,可以說是第一個因為傳播技術革新帶來衝擊性的政治傳播,在古騰堡發明活字印刷術後不到七十年,馬丁.路德不滿於天主教廷的腐敗及壟斷性詮釋教義,撰寫宣言、文章及小冊子,由於活字印刷的普及,馬丁.路德的文章被大量印刷及傳播。藝術歷史學者拉塞福(Paul Rutherford)就比喻,對於馬丁.路德及其支持者來說,羅馬教廷就是訊息的守門員,像當代新聞媒體的編輯室一樣控制著新聞的內容及產製,宗教改革的理念,透過新型、不受管制的傳播模式挑戰保守腐敗的天主教會。
而當時影響最大的不是馬丁.路德翻譯的德文版聖經,而是小而輕量的小冊子,宗教改革支持者與羅馬教廷間透過簡單、常民能看懂的文字、插畫傳播自己的想法也攻擊對方,內容和現在政黨互相攻訐的哏圖、迷因圖沒有多大差別,要是認真深究,許多內容誇大加料到也能被歸類為廣義的假訊息。
宗教改革讓世人認識到新的傳播技術能帶來強大的社會衝擊力,並改造了基督教。宗教改革產生的許多新宗派,持續使用類似方式彼此攻訐,累積太多仇怨,也爆發宗教衝突甚至戰爭,而既得利益者看到印刷術對權力的威脅,也開始加強文字印刷品審查。
歐陸的印刷品審查制度,其實也隨著歐洲勢力的擴張,帶到各個殖民地,獨立革命前的美國也不例外。許多在獨立革命時發揮重要宣傳作用的報紙,其實都是各州殖民地嚴格言論管制下的官方機關報,或是由殖民地總督指派官員兼任編輯的傳聲筒,當社會形勢改變,許多殖民政府機關報、傳聲筒的編輯或主事者,轉而支持獨立革命。例如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賓夕法尼亞報》就是拿殖民政府補貼,根據統計,在獨立革命前,報紙內容僅有二一%提到北美殖民地,並且極度保持不得罪政府的「中立」。在革命後,與富蘭克林有關的《賓夕法尼亞報》及《賓夕法尼亞紀事報》都成為支持革命的重要報紙。
美國的開國先賢在革命成功後,認識到出版自由極其關鍵,在憲法第一修正案中載明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要注意的是,雖然美國的各黨派政治人物都強調政治言論不受管制,但這時候他們捍衛的是自己掌握媒體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各黨派及政治人物都養了對自己絕對服從的報紙,並且除了從政府預算中撥款補貼自己的媒體運作,也任命親信在擔任公職的同時兼任報社編輯,這時的美國報紙是政治人物及黨派的傳聲筒、看門狗,不僅做業配,還直接國庫通報社金庫,內容固然有至今仍在傳頌的政論文章,但也有極其烏煙瘴氣的部分,自己做假訊息攻擊政敵,也指責政敵報紙散播謠言。
例如支持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的《美國公報》,編輯芬諾(John Fenno)身兼財政部官員,除了拿國家薪水幫總統做宣傳,還確保國家的補貼能穩定供給《美國公報》。之後美國在聯邦政府權力的設計上爆發政爭,漢米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的聯邦黨人掌握了《美國公報》,民主共和黨的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成立《國家公報》與之對抗,相互罵對方是寄生蟲、瘋狗,兩邊領導人擔任公職時不斷拿國家資源擴張報紙的發行及影響力,報紙成為黨派惡鬥的側翼。
同一時間,美國經濟持續成長,並且吸納愈來愈多的歐陸移民,都市化程度不斷提高,商業報紙在印刷機效率大增下開始興起,黨派媒體是要宣傳理念、攻擊政敵,商業報紙則是為了發行量譁眾取寵,所謂黃色小報指的就是這個時候興起的商業媒體,最著名的就是普立茲的世界報集團及赫茲的紐約日報集團。歷史學家麥杰爾(Michael McGerr)就指出,十九世紀的美國,主要是黨派媒體、商業媒體及獨立媒體三種,黨派媒體在十九世紀前期是主流,十九世紀中葉後,商業媒體興起並且急速成長占據報業市場。
商業媒體鎖定社會新聞、娛樂、八卦醜聞等消息,為了銷量編故事、製造假新聞層出不窮,雖然報紙內容降低黨派政治色彩,但卻是為了衝高發行量,與各種政治人物建立關係且報導聳動式正負面政治新聞,最顯著的案例就是以極其聳動的方式報導美國軍艦在古巴爆炸沉沒的消息,在美國軍艦受攻擊的原因仍不明的情況下,當時的《世界報》及《紐約日報》用灑狗血的方式報導美國大兵的犧牲,《紐約日報》甚至直接要求美國出兵,許多美國學者都認為,黃色小報可以說是美西戰爭的重要推手。
也就是說,十九世紀末的美國媒體環境,政治與商業的結合,媒體為了要權要利可以不要臉不說,還舉著維護美國利益的大旗戕害社會,整個媒體亂象,比起現在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美國十九世紀末媒體亂象走到最高峰,但卻沒有搞成宗教改革後釀成天下大亂由政府甚或獨裁者出面進行媒體管制及國家審查,反而透過建立媒體專業產生媒體產業自律,研究美國媒體發展的學者萊德(Jonathan Ladd)指出,從二十世紀初到一九七○年左右是新聞傳播歷史上非常特殊的時期,人類歷史上充斥著造謠、假訊息的傳播模式,在這段時間因為建立起媒體自律的規範,有了大幅改善,雖然黃色小報仍存在、並且也保有極大的發行量,但許多媒體在兼顧專業及商業利益的情況下存活並有極大影響力,媒體及記者的社會地位不斷提高,甚至被譽為第四權。
但媒體專業及媒體自律能興起也不是憑空而來,十九世紀末的進步派運動強調專業主義及厭惡兩黨惡鬥,是主要的推力之一,而二十世紀前半葉開始,也剛好是美國歷史上黨派鬥爭最緩和、兩黨意識形態差距最小的時期,此外,美國國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為世界第一,雖然後來有經濟大恐慌的衝擊,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政經軍都是世界獨強,使得人均收入高並且兼顧社會平等,此外,美國報業在經過激烈的競爭後,許多城市都只剩下一間報社。在政黨惡鬥和緩使得政治人物介入媒體意願降低、社會平等使得社會矛盾緩和、報社沒有競爭壓力下,新聞媒體工作者開始能打造自己的專業尊嚴,並且在證明仍有市場的情況下,效應開始擴散,就連普立茲都「從良」,除了公開支持新聞專業,並捐款成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還設立了著名的普立茲獎,至今仍是優秀新聞工作者戮力追求的桂冠。
《真相製造》
而當時影響最大的不是馬丁.路德翻譯的德文版聖經,而是小而輕量的小冊子,宗教改革支持者與羅馬教廷間透過簡單、常民能看懂的文字、插畫傳播自己的想法也攻擊對方,內容和現在政黨互相攻訐的哏圖、迷因圖沒有多大差別,要是認真深究,許多內容誇大加料到也能被歸類為廣義的假訊息。
宗教改革讓世人認識到新的傳播技術能帶來強大的社會衝擊力,並改造了基督教。宗教改革產生的許多新宗派,持續使用類似方式彼此攻訐,累積太多仇怨,也爆發宗教衝突甚至戰爭,而既得利益者看到印刷術對權力的威脅,也開始加強文字印刷品審查。
歐陸的印刷品審查制度,其實也隨著歐洲勢力的擴張,帶到各個殖民地,獨立革命前的美國也不例外。許多在獨立革命時發揮重要宣傳作用的報紙,其實都是各州殖民地嚴格言論管制下的官方機關報,或是由殖民地總督指派官員兼任編輯的傳聲筒,當社會形勢改變,許多殖民政府機關報、傳聲筒的編輯或主事者,轉而支持獨立革命。例如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賓夕法尼亞報》就是拿殖民政府補貼,根據統計,在獨立革命前,報紙內容僅有二一%提到北美殖民地,並且極度保持不得罪政府的「中立」。在革命後,與富蘭克林有關的《賓夕法尼亞報》及《賓夕法尼亞紀事報》都成為支持革命的重要報紙。
美國的開國先賢在革命成功後,認識到出版自由極其關鍵,在憲法第一修正案中載明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要注意的是,雖然美國的各黨派政治人物都強調政治言論不受管制,但這時候他們捍衛的是自己掌握媒體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各黨派及政治人物都養了對自己絕對服從的報紙,並且除了從政府預算中撥款補貼自己的媒體運作,也任命親信在擔任公職的同時兼任報社編輯,這時的美國報紙是政治人物及黨派的傳聲筒、看門狗,不僅做業配,還直接國庫通報社金庫,內容固然有至今仍在傳頌的政論文章,但也有極其烏煙瘴氣的部分,自己做假訊息攻擊政敵,也指責政敵報紙散播謠言。
例如支持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的《美國公報》,編輯芬諾(John Fenno)身兼財政部官員,除了拿國家薪水幫總統做宣傳,還確保國家的補貼能穩定供給《美國公報》。之後美國在聯邦政府權力的設計上爆發政爭,漢米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的聯邦黨人掌握了《美國公報》,民主共和黨的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成立《國家公報》與之對抗,相互罵對方是寄生蟲、瘋狗,兩邊領導人擔任公職時不斷拿國家資源擴張報紙的發行及影響力,報紙成為黨派惡鬥的側翼。
同一時間,美國經濟持續成長,並且吸納愈來愈多的歐陸移民,都市化程度不斷提高,商業報紙在印刷機效率大增下開始興起,黨派媒體是要宣傳理念、攻擊政敵,商業報紙則是為了發行量譁眾取寵,所謂黃色小報指的就是這個時候興起的商業媒體,最著名的就是普立茲的世界報集團及赫茲的紐約日報集團。歷史學家麥杰爾(Michael McGerr)就指出,十九世紀的美國,主要是黨派媒體、商業媒體及獨立媒體三種,黨派媒體在十九世紀前期是主流,十九世紀中葉後,商業媒體興起並且急速成長占據報業市場。
商業媒體鎖定社會新聞、娛樂、八卦醜聞等消息,為了銷量編故事、製造假新聞層出不窮,雖然報紙內容降低黨派政治色彩,但卻是為了衝高發行量,與各種政治人物建立關係且報導聳動式正負面政治新聞,最顯著的案例就是以極其聳動的方式報導美國軍艦在古巴爆炸沉沒的消息,在美國軍艦受攻擊的原因仍不明的情況下,當時的《世界報》及《紐約日報》用灑狗血的方式報導美國大兵的犧牲,《紐約日報》甚至直接要求美國出兵,許多美國學者都認為,黃色小報可以說是美西戰爭的重要推手。
也就是說,十九世紀末的美國媒體環境,政治與商業的結合,媒體為了要權要利可以不要臉不說,還舉著維護美國利益的大旗戕害社會,整個媒體亂象,比起現在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美國十九世紀末媒體亂象走到最高峰,但卻沒有搞成宗教改革後釀成天下大亂由政府甚或獨裁者出面進行媒體管制及國家審查,反而透過建立媒體專業產生媒體產業自律,研究美國媒體發展的學者萊德(Jonathan Ladd)指出,從二十世紀初到一九七○年左右是新聞傳播歷史上非常特殊的時期,人類歷史上充斥著造謠、假訊息的傳播模式,在這段時間因為建立起媒體自律的規範,有了大幅改善,雖然黃色小報仍存在、並且也保有極大的發行量,但許多媒體在兼顧專業及商業利益的情況下存活並有極大影響力,媒體及記者的社會地位不斷提高,甚至被譽為第四權。
但媒體專業及媒體自律能興起也不是憑空而來,十九世紀末的進步派運動強調專業主義及厭惡兩黨惡鬥,是主要的推力之一,而二十世紀前半葉開始,也剛好是美國歷史上黨派鬥爭最緩和、兩黨意識形態差距最小的時期,此外,美國國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為世界第一,雖然後來有經濟大恐慌的衝擊,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政經軍都是世界獨強,使得人均收入高並且兼顧社會平等,此外,美國報業在經過激烈的競爭後,許多城市都只剩下一間報社。在政黨惡鬥和緩使得政治人物介入媒體意願降低、社會平等使得社會矛盾緩和、報社沒有競爭壓力下,新聞媒體工作者開始能打造自己的專業尊嚴,並且在證明仍有市場的情況下,效應開始擴散,就連普立茲都「從良」,除了公開支持新聞專業,並捐款成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還設立了著名的普立茲獎,至今仍是優秀新聞工作者戮力追求的桂冠。
《真相製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