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和孔子的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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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僖公二十三年九月，“晋惠公卒”，太子即位。这个时候享有良好人望的公子重耳（和晋惠公夷吾是兄弟关系）流亡在外，获得晋国君主名号的晋怀公大概认为他的叔父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于是命令跟从重耳的狐毛和狐偃两人（应该是两兄弟）的父亲，也就是狐突，让他给两个儿子捎口信，如果他们俩兄弟能离开重耳回到晋国的话就赦免他们的罪行。狐突的回答很有意思，“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数矣”，我的两个儿子跟从重耳，已经有好几年了。“若又召之，教之贰也。父教子贰，何以事君？”如果召他们回来，是让他们背叛啊。父亲教育儿子去背叛，那么这个做父亲的又要如何事奉君主呢？“刑之不滥，君之明也，臣之愿也。淫刑以逞。谁则无罪？”不去随意地实行刑罚，是君主的明理，也是臣子的期望。君主如果随心所欲地施展刑罚来逞能，那么所有人（除了君主之外）都有可能成为罪人。听了这番略带讽刺的辩护词，晋怀公就杀死了狐突。

b.晋献公去世以后，剩下的两个公子重耳和夷吾处于竞争关系，重耳有良好的名望，使得秦穆公有所忌惮从而立夷吾为晋侯，是为晋惠公。晋惠公去世以后，他的长子继位，为晋怀公，时间在鲁僖公二十三年，此时重耳反而又借助秦国的武力颠覆了晋怀公的政权，时间在鲁僖公二十四年。因为有秦国的强力援助，重耳获得晋国权柄的希望大增，所以晋怀公才会气急败坏，逼迫狐突召回他的两个儿子。

c.狐突的时代应该还没有称之为法家的理论（法家作为一项君主治理国家的理论最早应该是出现在战国初期），但是他所抨击的对象又确实是属于法家理论的范围（君主按照自己的意愿滥施刑罚，随意制定刑罚的内容和范围，那么除了君主之外的所有人都是可能是戴罪之身），那么可以看出来，法家理论不是战国初期凭空产生的，滋生法家理论的土壤存在于春秋时期，是君主权力意志的产物。晋怀公因为狐突抵触自己的命令就赐死狐突显然是符合法家严刑峻法的特征，后世的法家理论家倒是将晋怀公的这种行为合法化，法律化。秦国实行法家制度以后，秦国将军白起也因为抵触王命而被赐死，不同的是，相比于晋怀公，秦昭襄王似乎可以更加“理直气壮”一些。晋怀公的行为也受到了另外一名大臣卜偃的抨击，“几则不明”，自己如果不明理，“而杀人以逞，不亦难乎？民不见德，而唯戮是闻。”却使用严刑峻法来逞能，不也是很不好的吗？民众没有见到德政，却只是听到杀戮的事情。“其何后之有？”恐怕晋怀公会不得善终吧。卜偃的预言成真，晋怀公果然在第二年就被推翻。同样是使用严刑峻法，秦昭襄王却得以善终。从秦孝公以来，秦国君主行使严刑峻法受到法家制度的包庇和纵容。再者，晋怀公即位之初就擅用刑罚，而秦昭襄王在势力稳固之后才赐死白起，这又从侧面证明，法家理论所强调的严刑峻法是强权的结果，在没有获得强权之前擅用严刑峻法是不成立的。

d.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里的“拱”是指人心归附从而拱卫北极星（君主），是一种主动行为，晋怀公滥施刑罚导致人心不附，那么众星就不是拱卫而是渐渐远离了晋怀公。如果把星辰在夜空中散发出去的光芒看作是政治能量，那么众星和北辰的政治能量是旗鼓相当的。再按照孔子所处时代的语境，北辰是指行使德政的君主，众星则是指拥有领土的贵族阶层。秦昭襄王在秦国法家制度的庇护和纵容下滥施刑罚，那么秦昭襄王就不是“北辰”，依附于法家理论指导下的官僚制度的官员们也不会是“众星”，他们只是因为惧怕秦昭襄王的权势而对其俯首听命，相比于晋国贵族狐突，他们的独立意志是很少的。君主行使严刑峻法的目的是为了使得他人感到恐惧和害怕，而为政以德却是感召他人来支持自己，春秋时代，他人的支持是有份量的。但是在秦国体制下，有实力的贵族已经消失了，那么君主还需要将他人的支持放在眼里吗？

e.孔子所描述的“为政以德”的政治图景是星光璀璨的，围绕北极星的众星具有很高的自由度，它们可以因为德政而拱卫支持君主，也可以因为恶政而厌弃抛弃君主。晋献公听信骊姬的谗言害死了太子申生，又要继续加害公子重耳，重耳就从他的封地蒲城出逃到了翟（当时算是夷狄部落，和晋国通婚）。在夷狄待到十二年的时候，又因为来自晋国的追杀再次开始逃亡。先后经过卫国，齐国（主政的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曹国，宋国，郑国，楚国，在卫国和曹国以及郑国没有得到应有的礼遇，反倒是楚国和齐国以及宋国等大国（宋国当时的君主是想要争霸的宋襄公）的君主给予了很好的招待。尤其是楚王，对重耳的流亡团队赞赏有加，认为他们必定能够成就一番事业。于是就护送重耳等人到达了晋国的邻国秦国，最终在秦穆公的帮助下夺得晋侯的位置。在这一段漫长的流亡路途中，重耳流亡队伍几乎把整个华夏世界绕了一圈（不知道孔子后来周游列国是不是也从这里得到了启发）。自始自终跟随重耳的有“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等人，都是当时很有名气的人物（想必也都是贵族出身）。那么这几个人之间的关系就很符合孔子所描述的理想的君臣政治关系的图景。重耳夺得晋国大权之后，赦免了当时在流亡途中偷走钱财的前团队成员？须，以及晋献公派出来追杀他的寺人披（人名）。重耳做出的宽大为怀的政治姿态使得人心惶惶的晋国逐渐安定下来。重耳以武力夺取侄子的侯爵地位，行使仁政，没有大面积地株连政敌，事实上是大赦政治犯（按照现在的定义）。与之相比，明朝时期的燕王朱棣发起靖难之役夺取侄子朱允文的皇位之后，大肆株连，刑罚之残酷世所罕见，和晋文公重耳的做法完全相反。是不是朱棣所处的政治制度环境在鼓励和诱导他这样子去做呢？或者是朱棣个人的品行就是比重耳更加恶劣？重耳流亡在外几十年，早已经是名扬诸侯之间，他最终夺得晋侯爵位也是水到渠成（既有名声，又有强大的外援）。

f.重耳是幸运的，他得益于当时的诸侯国林立，而秦王政的儿子扶苏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了。秦王嬴政大一统华夏之后，在巡游天下经过沙丘的时候意外去世，幼子公子胡亥得以改变遗书内容非法夺得帝位。一旦合法继承人公子扶苏和皇位失之交臂，那么普天之下将再也没有他的容身之处。因为秦王的攻灭六国的军事征服行动，他在华夏世界内部无法获得强大的盟国的支持。北边的胡人因为蒙恬的戊受边疆而“不敢南下而牧马”，秦国军队又往南边征服了百越一直到广西，那么他也无法逃到华夏之外的夷狄的地盘寻求外族的庇护。所以从结果上看，秦王政的呕心沥血励精图治扫除群雄相当于是断了公子扶苏的后路。在民主政体被发明以前，政权的危机通常发生在权力交接的时刻，秦朝二世而亡，而周王朝却能顽强地绵延八百年之久，就是因为周王朝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维持着嫡长子继承制的共识，如果发生君主废长立幼或者是合法继承人因为某些意味和君主位置失之交臂，那么周围的国家就可以为其提供政治庇护，等到时机成熟，然后在强大诸侯国的护送下重新获得继承权。那么，分封制度就是一个动态的诸侯国之间互相支援的系统，诸侯国的数量越多，诸侯之间的实力越是相差不大，那么这个制度就更加的稳定和持久。然而像是公子扶苏这样遭遇的，就不再有强大的诸侯国为其主持公道了。不仅仅是非常关键的继承人问题，西周末期，周幽王昏庸无道，导致外族入侵，国都被焚毁，嫡长子也就是后来的周平王能够东迁洛邑完全是因为有郑国和晋国的军事护卫，从而使得周王朝死而复生。每一个国家（周天子虽然贵为天下共主，但是他的实际管辖土地面积也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诸侯）的实力因为君主本人施政的水平会有所起伏，那么当实力下降到无法自保的时候，其它的比较强大的诸侯国就能够提供及时的支援（春秋五霸的例子）。比如齐桓公九合诸侯，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挽救了燕国濒临亡国的下场。这种国家集群优势是后世的大一统中华帝国所远远不及的，一家一姓的中华帝国一旦衰落下去，就很难再次崛起（日益庞大臃肿的官僚机器和利益集团使得帝国积重难返），外族如果瞅准时机大举入侵，那就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坐等亡国了。

g.“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重耳从年少开始就喜好结交名士，他和结交的名士之间更多的还是朋友关系。流亡途中的五位名士为重耳谋划，朋友之间的关系是忠诚的，这里的忠诚是基于朋友之间的信任，没有信任也就无所谓忠诚。忠诚是发生在政治地位相对平等的朋友之间的，和忠诚不同的则是服从这个词语，服从的前提是双方的政治地位上的不平等。那么，如果君臣之间强调忠诚，那么就不是基于政治身份，而是基于私人之间的朋友关系。重耳在流亡途中并不拥有的实际的权柄，但是他的五位团队成员始终不离不弃，是什么信念在支持着他们风餐露宿朝不保夕的，而且随时会有丢掉性命的风险，显然不是因为他们贪慕重耳的政治权力，而是因为他们将重耳当作是值得信赖的朋友，既然与朋友交往是彼此信任的，那么就应该尽心为朋友谋划而体现忠诚。所以，忠诚的孪生词语“忠臣”就显得很古怪，难道是忠诚的臣子吗？臣子是强调身份地位的不平等的，而忠诚又是发生在地位相对平等的双方之间的，所以“忠臣”两个字已经隐含了两种身份关系，因为臣子相对于君主是低人一等的，就使得忠臣容易被理解为服从，“服从的大臣”只是一层身份关系，但是从语言的含义上来说，却是两种身份关系的叠加。

h.三国赤壁之战时期，吴国军事统帅周瑜就对过来劝降他的蒋干抒发志向，他认为自己和吴王孙权的关系是“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骨肉之恩当然不是真的说周瑜和孙权是有血缘关系，而是凭着和已经去世的孙策之间的友好关系（孙策周瑜两个人是同年，性情各方面又很合得来）和孙家结下了世交友谊，那么周瑜和孙权之间就有两种身份关系的叠加。既是君臣又是世交。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曹操和刘备身上，曹操和夏侯家（夏侯渊，夏侯惇）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刘备和张飞赵云关羽诸葛亮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君臣之间这种独特的友情（可能是个人的也可能是家族性的）又和后世的皇权官僚体制下的政治生态有很大的不同。协助秦王政统一华夏世界的和嬴氏世代交情的大族王氏（王翦，王贲，王离）和蒙氏（蒙鹜，蒙恬，蒙毅）也是有着类似的身份关系，如果真的按照韩非子等人的法家理论来实践的话，这种君臣之间的世交关系是会严重妨碍对严刑峻法的执行的。所以唐宋以后，君主为了进一步集中权力以消除所有的威胁，又极力打击和消除有世代交情的世家大族，在这种背景下，科举制度应运而生。那么，中国自先秦以来的政治生态演变就是这样的，最开始是周礼制约下的分封体制（中国之外的日本幕府体制也是类似的），然后是集权制度下，皇室家族和世代交好的世家大族对政治权力的集体垄断和分赃（荀子所谓的礼，可能就是指皇室家族和世家大族之间的互动的规范，而法则是专门针对平民的。但是荀子之前的孔子以为，礼也是应当运用于平民的，“齐之以礼”），（晋朝的门阀制度非常典型，中国之外的朝鲜半岛的李氏朝鲜时期的两班制度也是属于这一类），这里的世家大族也包括从皇室家族独立出去的同姓分支，比如西晋开国皇帝大量地分封司马氏皇族子弟。最后才是集权制度下，皇室家族独霸政治权力，同时借助科举手段选拔没有根基自然也没有多少威胁的平民群体来帮助管理帝国事务。看起来一共是三种不同的政治生态，有意思的是，有一些朝代统治者想要将其中的第二种和第三种政治生态混合起来，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在保留科举制度的前提下又大量分封诸王，但是结果证明这是非常失败的，继位的朱允文以及朱棣，两叔侄都不约而同地实行削藩。清朝初年，满洲人内部也有所谓的议政王制度，也是比较接近于第二种政治生态的，但是也维持不了多久，最后还是回到了第三种政治生态。至于要让集权制度下的帝王们效仿周天子把土地分封出去就更加是难上加难。所以，三种政治生态之间具有很强的互斥性。

i.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中国两千年历史是完整走完了这三种政治生态的，到了明朝中后期的时候，是有可能走出第三种政治生态的。东林党崛起之后，在野的东林党士人想要通过自身的影响力以及和朝中官员的人脉关系，意图影响朝廷中像是内阁首辅等高级官员的任免，直接挑战了皇帝的权威。虽然在张居正当政（当时明神宗朱翊钧还是未成年，主少国疑情况下，张居正代行皇权来摄政，所以张居正的权力应该算作是皇权的范畴）的时候遭到了严厉报复而一度岑寂，但是在张居正政权垮台之后又一度恢复了活跃。按照最乐观的想法，如果东林党夺权成功（以能够决定内阁首辅人选为衡量标准），那么就不亚于是一场在皇权专制之下的自发性的“宁静革命”，从而过渡到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党派政治，为多党竞争的现代民主政体的形成奠定基础（东林党士人集团崛起的大背景是大都市新兴市民阶层的兴盛，东林党创始人顾宪成有商人背景）。虽然结果我们都知道了，历史并没有留给他们时间。满洲人的入侵和江南大屠杀（东林党的大本营就位于江南），所有的政治文明积累成果毁于一旦。

j.另外，查阅东林党维基百科词条，里面有介绍东林党产生的背景，“万历年间的中国面临十五世纪后半叶日益加剧的社会危机，如农民起义和新兴市民反封建斗争”，扑面而来那套熟悉的马列术语的腐烂气息。为什么是反封建，明朝明明实行的皇权专制好吧，就算要反对也应该是反对皇帝专制，怎么又跳到了反对封建呢？作为一个系统的封建制度只存在于周朝时期。至于说因为农民起义导致的社会危机从而促使东林党成立也显得太过牵强。当时就算有农民起义，顾宪成生活的长江三角走地区是当时中国最富裕的经济区，不像中国其它地方，这里并没有多少的农民暴动。如果说因为官府太过盘剥而导致民众暴动，那也是市民阶层的暴动，比如复社首领张溥所写的《五人墓碑记》中的主角，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五人，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的市民阶层。顾宪成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如果他感受到社会危机，那也应该优先触及到市民阶层的感受，而不是农民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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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僖公二十四年，郑国讨伐滑国，周襄王派遣游孙伯（人名）到郑国来讲和，结果郑文公因为怨恨周襄王就把游方伯抓了起来，周襄王愤怒，打算让夷狄来讨伐郑国。富辰反对，说，“庸勋，亲亲，呢近，尊贤，德之大者也。”这里是周天子的士大夫对于德政的理解，德政和刑罚不一样，它是一种正面引导，德政为主，刑罚为辅（并不意味着刑罚不存在）。酬劳有功的人，亲近有血缘关系的人，对身边的人友好，尊重贤明的人，是德政的大部分内容。郑国也是姬姓诸侯国，又曾经帮助周平王东迁洛邑，是周天子的兄弟之国，不应该因为一些琐碎的矛盾就引入夷狄来攻打兄弟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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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僖公二十五年，晋文公协助周襄王平定内乱，获得周天子赏赐的南阳的土地。晋文公派人接管的时候，遭遇阳樊地区的抵抗，于是就派兵包围了阳樊。苍葛对重耳大呼（应该是双方近距离谈判的时候），“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我们和周天子是有血缘关系的，不能被你们俘虏。晋文公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于是放他们离开了阳樊。所以，即使是周天子的直辖土地，当地的分封大臣也拥有相当的独立性，可以武力拒绝周天子的安排。同时也透露出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德政是流行于华夏之内的优先政治原则，而刑罚则是施加于外部的夷狄的。如果秦国的法家制度是以严刑峻法治理国家的，那么在春秋时期的人看来，这就相当于是将除了君主之外的其他所有人都当作夷狄来看待了，是不可思议的。后世的中华帝国的皇帝为了彰显自己的门面，在招待外国使团时候出手阔绰，但是对于本国人却是极尽压榨之能事。参考隋炀帝杨广招待外国使团的做法，给予外国人种种特权的招待。这和春秋时期的做法又是完全相反的。

b.这年冬天，晋文公包围了原（地名），命令士兵们携带三天的粮食。过了三天时间，还没有攻克下来。于是打算撤军。这个时候，潜伏在城池里的间谍出来报告，原快要投降了。于是军官们纷纷请求应该再包围几天。晋文公回答，“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信用，是国家的宝贝，也是民众所能够得到的庇护。“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如果得到了原却失去了信用，那么又将拿什么来庇护民众呢？所失去的一定会更多。孔子和弟子子贡之间的问答也说，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足够的粮食，足够的士兵，获得民众足够的信任，三者之中取信于民最为重要。如果统治者失去了民众信任，从长远看，粮食和士兵最终也都会失去。所以，“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里有一个问题，商鞅曾经在秦国“徙木立信”，谁能够搬动木头到达指定目的地就可以获得巨大的赏金，秦国人都不相信，因为这种承诺是不符合常理的，这件事情本身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也就是毫无道义可言，仅仅只是以利益来驱动，秦国民众即使获得了赏钱，也不会对商鞅政权产生多少的好感。晋文公实践承诺则不同，如果超出了三天时间还不撤军，那么会出现士兵粮食不足的情况，对于军队而言，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那么晋文公撤军，就有义在里面（这里的“义”可以理解为意义，对其他人的价值）。当然，商鞅可以宣布说自己的政府是讲求信用的，是赏罚分明的，但是这种信用是被抽取了义的含义，是非常空洞的。就好像是说，一伙盗窃团队的头目对手底下的人说，谁今天偷窃的东西多谁就可以获得额外的奖赏，头目如果严格地实践他的承诺，那么他是不是也可以认为他是讲信用的呢？但是对于被偷窃的其他人来说，这种信用是很古怪的。是“盗亦有道”层面的信用。虽然有信用，却不能算是信义。商鞅今天用空洞的内容来填充信用，那么明天他就更进一步，以杀人作为填充信用的内容，谁在战场上杀得人更多，谁就获得更多的奖赏。那么，这样的信不仅没有义的内容，反而是充斥着不义不仁。

c.晋国军队往后撤退的过程中，原就请求投降。于是晋文公将原的守卫者原伯贯（人名）迁徙到翼（晋国的一个地方），让赵衰担任原的新任守卫者。赵衰是跟从晋文公重耳流亡的团队核心成员之一，有可能晋文公对外扩张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功臣们以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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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僖公二十六年，齐孝公侵入鲁国北部的边界（齐鲁以泰山为界），于是卫国也侵入齐国以策应鲁国，这是因为卫国和鲁国早前达成了攻守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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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僖公二十七年春天，“杞子来朝”，杞国君主来到鲁国朝拜。周朝的分封制度，一环套一环，鲁国也有着自己的附属国。鲁国是拱卫周天子的诸侯国，又是杞国的宗主国。杞桓公朝拜鲁国，自称王，不恭敬不符合礼仪，于是在秋天的时候，鲁国公子隧帅兵进入杞国，责备杞侯不知礼仪。所以，合乎礼仪是鲁国的头等大事，不仅仅只是象征性的符号而已。用礼仪来约束附属国，用礼乐来维持政治外交秩序。对于鲁国这样的礼乐大国，礼的形式是贯穿内政外交的，对于鲁国民众，孔子说，“齐之以礼”，民众则“有耻且格”，既有耻辱感又能得到约束。与此相反的，刑罚的缺点在哪里呢？如果以刑罚治国，那么当一个人触犯了刑罚，受到了惩戒，他可能不会认为自己做错了，只是觉得自己遭受了利益损失。那么在春秋时代，不提倡刑罚并不意味着做出出格行为的人不会受到惩罚。如果一个人损害了别人的利益，虽然刑罚不是很重，但是这也意味着别人也可以以同等的方式对待他而不会受到惩罚。那么长久下来就会达成动态平衡。再者，能够做出惩罚的通常是君主，春秋时期贵族权力很大，所以君主就不适合运用刑罚来对待士大夫们，那么礼的流行就成为必然。所以，众多的贵族之间互相制衡制约合作的前提下，才有礼的生存空间。孔子时代，季氏“八佾舞于庭”释放出了鲁国“礼崩乐坏”的信号，季氏既然不遵守礼，那么依附于季氏的贵族自然也不需要对季氏遵守礼了，他怎么对待鲁国君主，别人也会怎么对待他（可能在他身前也可能在他死后），最终损失的还是季氏自己。后来的季桓子家臣阳虎果然也发动叛乱。所以，礼崩乐坏是从上到下层层崩塌的。后世的成长于大一统帝国的学者认为孔子是非常迂腐的就可以理解了，他们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觉得实行礼是不现实的，进而认定儒家崇尚空谈，哪里比得上法家的切中时弊呢？是的，贵族被消灭了，皇权独大，实行礼的土壤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了。如果大一统帝国的君主推崇周礼，那么这种礼仪注定只是徒具形式上的模样。但是问题的吊诡之处在于，因为大一统帝国体制下无法真正实践礼，就又会加深人们对于孔子的偏见。而信奉孔子学说的人们又会群起反击，但是当他们亲眼看到周礼又确实在现实政治中寸步难行，那么他们又要如何自处呢？篡汉的王莽非常推崇周礼，结果当他实践周礼的规定的时候，比如井田制之类的，社会大乱，函谷关以东的势力纷纷起来发动叛乱，是王莽新朝灭亡的导火索。王莽新政的失败进一步加深了对周礼以及孔子的偏见。其实只要对王莽提出一个问题，既然你这么崇尚周礼，那么你愿不愿像周天子那样，把天下的土地分封给兄弟子侄功臣将领等人呢？以法家制度的土壤来实践周礼，不可行也是显而易见的结果。

b.鲁僖公二十七冬天，“楚子及诸侯围宋”，楚国和诸侯国包围了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援，晋国于是召开了内部商讨会议。先轸说，以前我们在外面流亡，经过宋国的时候受到宋襄公的礼遇，现在是我们报恩的时候了。“报施，救患”。同时这也是我们争霸诸侯的绝好时机，“取威，定霸，于是乎在亦”。先讲救援宋国在道义上的必要性，然后再顺带指出对晋国地缘政治上的好处。相当于是达成了出兵的共识。然后是狐偃发言，“若伐曹，卫，楚必救之”，攻击楚国必定会救援的诸侯国，那么宋国面临的军事威胁自然也就解除了。这是具体的军事行动策略，所以，像“围魏救赵”这种军事策略实际上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很流行了。曹国和卫国既然是楚国的附庸国，那么楚王就有救援它们的义务，如果楚王在盟国遭到攻击的时候按兵不动，那么以楚国为核心的盟国体系会有瓦解的可能，给楚王的争霸事业投下阴影。军事行动计划定下来之后，就是推举军事指挥官，赵衰推荐郤？，认为他“说礼，乐而敦诗书”，有品德，有公义心，自然也能取得军事上的好处。“德，义，利之本也。”所以，在赵衰看来，是否乐于诗书礼乐是衡量一个人才能和器量的标准，很可能赵衰自己就有“诗书礼乐”的教化熏陶背景，或者说，这是当时在贵族阶层内部流行的一种智识教育。后来孔子将这种贵族内部比较优良的教育形式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普及。但是孔子的这种教育还是偏精英式的，并不是一般的幼童启蒙识字教育，想要进入他的学堂想必要经历一番严格的选拔。战国末期的荀子也仿照孔子创立学园来传播自己的学派思想。所以荀子孔子所创立的学校更加类似于现在欧美的一些私人大学，是一种面向社会招收学员的成人教育。

c.在晋国出兵之前，晋文公重耳在核心重臣的建议和帮助下实行了几项比较重要的政策。首先是像齐桓公那样尊王，当时周天子也就是周襄王在郑国避难，于是重耳就帮助周襄王重新夺回王位。在内政方面，采取利民政策。具体有免除债务，减少赋税，救济穷困，裁减关税，“通商宽农”，鼓励农业，规范交易市场，商农并举。再以讨伐原这个地方所展现出来的信守承诺的行为取信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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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僖公二十八年夏四月，在做足了内政外交各个方面的准备之后，差不多即位四年时间，晋文公亲自领兵援助宋国，“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在城濮和楚国爆发决战，“楚师败绩”，“一战而霸”，从此步入争霸行列。

b.晋国军队在救援路途上顺道讨伐了曹国，因为之前重耳流亡的时候遭受了曹侯的无礼对待。攻下曹国国都，又由于曹国的大臣僖负羁之前对自己很友好，于是发布命令不允许侵害僖负羁家族。曹国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纷纷举家迁徙到僖负羁家族所居住的巷子，数量大约有七百多家。晋国军队攻入曹国国都之后是打算抢夺敌国财富的，晋国军官也是指望着从这次抢掠中大捞一笔的。结果希望落空，就迁怒于僖负羁。魏？，颠颉带士兵一把火烧了僖负羁家族居住的房子。晋文公就以违反军令为由处死了颠颉，将魏？免职。受到处罚的两个人都是重耳的近臣，尤其是魏？还是以前跟随重耳流亡的团队成员之一。晋文公如此严厉惩罚两位涉案主谋，结果就被商鞅等法家理论家引证为明刑峻法的代表性案例。首先，晋文公领兵在外，如果没有严格执行的法律来约束部队，那么一支没有纪律的军队要如何长途跋涉救援宋国呢？所以晋文公的这种处罚运用在远征军队上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商鞅等法家理论家的问题在于将这种处罚的范围进行了不恰当的任意的扩展，扩展到了军队之外的方方面面，以至于，如果一个社会上的人稍微犯了一点小错就以严刑峻法来处置，结果就使得原本正常宽松的社会生活逐渐军事化紧绷化，军国不分的后果就是社会性的生活完全消失，整个国家成了一个大的军营。再者，重耳是一个讲信义的人，因为僖负羁有恩于他，所以才会特地给予庇护。而魏？，颠颉却公然践踏了重耳所看重的有恩必报的仁义观，相当于是拆毁了重耳的立身处世的根基，使得他成为了一个不仁不义不信的人。这是重耳所无法容忍的。所以，重耳的明刑峻法有其非常看重的仁义道德观作为前提，绝对不是那种故意想要通过使他人恐惧来确立自己的威信的这种法家理论家所标榜的理由。是因为预估到事件本身的严重性，所以才匹配其相应的刑罚。又由于魏？是曾经和他一起逃亡的，所以最后又只是对其做免职处理（中间有一些波折）。所以商鞅等法家理论家恰恰在这里又故意视而不见，如果真的按照法家理论，这两个人应该同时被处死才对。所以，商鞅等法家理论家不仅在牵强附会地曲解晋文公处罚亲信的原因，而且还故意忽略了不利于他们论证的因素。即使这都是同一个人所作的同一个事件。

c.晋楚争霸还有一些小插曲。楚国刚开始包围宋国，而宋国派人到晋国请求援助的时候，重耳感到一些犯难。因为宋国曾经有恩于他，自己单独出兵恐怕难以应付。于是先轸给出建议，可以把曹国卫国的土地送给宋国，让宋国使用这些土地来贿赂秦国和齐国，让这两个强国来为宋国主持议和，让楚国罢兵。楚王会因为喜爱曹国卫国的土地而拒绝讲和，因为土地都被送给齐秦两个国家了。那么当楚国拒绝的时候，齐秦两个大国恐怕就会参战了。果然，晋文公争取到了两位强大的盟友的支援，于是下定决心讨伐楚国。晋军楚军对阵，楚军的统帅子玉提出一个和平方案，晋国归还曹国卫国的土地，楚国就解除对宋国首都的包围。晋国方面觉得子产的方案非常无礼（子产只是楚王下属的一个大臣，如果对方要提出和平方案，至少应该是楚王亲自出面，这样才能和晋军这边的晋文公的身份对等），于是假意答应，私下里对曹国卫国承诺让他们复国，只要他们和楚国断交，同时扣押了楚国使者宛春。子玉大怒，就全军压上。晋军退却，楚军尾随。晋军退却了三次，楚军追赶了三次。这是重耳在实践当初对楚成王作出的承诺。既然楚军始终不退，尾随着晋军，最后就在城濮这个地方，双方进行了最后的决战。在决战前夕，晋文公还是惴惴不安，因为楚王毕竟曾经有大恩于重耳。大臣子犯说，在汉水以北的和周以及晋国相同的很多姬姓同姓国家都被楚国吞并了，这实在是我们晋国的奇耻大辱，与其在意这些小恩小惠，不如和它决一死战。打消了重耳的疑虑之后，双方在城濮北面摆开了战场，楚国附庸国陈国蔡国军队一触即溃，接着楚军右翼溃退。晋军又假装后退回撤，楚军左军（主力军）追击，晋军中军于半路拦腰截杀，晋国上军夹攻，楚左军被打败然后溃退。晋军取得胜利以后，将楚国俘虏献给周襄王。

d.这年五月，鲁僖公和“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在践土（今天属于河南省）这个地方举行会盟，晋文公是盟主。晋国齐国蔡国是侯爵，宋国鲁国是公爵。

f.楚国在城濮大败以后，楚国的附庸国卫国震动，卫成公出走，逃到陈国暂时躲避风头，国政由元？打理，元？推举叔武暂时代行卫侯的职责，叔武同时出席前面五月份举行的诸侯会盟。叔武在晋文公的建议下暂时继承卫侯的名号，使得已经出逃的卫成公误以为叔武想要篡权夺位。卫成公于是提前返回卫国首都（卫成公出逃之前显然约定好了返回的期限），诛杀了叔武。推举叔武的元？就逃到了晋国，向晋国方面投诉。于是由晋国方面主持元？和卫成公的争辩。争辩的结果是卫成公理亏，卫成公被抓到了周王室所在的都城囚禁起来。

g.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晋国不仅主导了对楚国的作战，也强力干涉卫国内部的政治争斗，那么就符合“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特征，孔子认为这是”天下无道“的体现。晋文公虽然尊周王，但是他的实际行为是步齐桓公后尘，以尊王名义行使霸权。但是问题在于，周襄王已经不具备号令诸侯的实力（有软实力，但是硬实力严重匮乏），如果没有像是齐桓公和晋文公这样的诸侯霸主来代替周王行使”礼乐征伐“，”礼乐征伐“也无法从”天子出“。所以，只要诸侯霸主至少在形式上是尊王的，那么周王就很乐于接受由霸主来使用”礼乐征伐“的权力。这点可以从周襄王非常愿意配合晋文公的意愿来行事可以看出来。在周朝分封体制下，要一直实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非常不现实的。华夏世界土地面积辽阔（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形复杂多变。华夏先民和夷狄部落混合居住，北方的游牧民族随时都能乘势南下，就地缘政治上来说，变数太多。周王只要在战争中失败一次，就能撼动统治的合法性。又由于，周王室由于需要诸侯国的协助防御，所以通常位于诸侯国的中心，不容易向周边的非华夏世界扩张土地。又由于周王名分所自带的职责，不能吞并诸侯国的领土。这些都限制了周王直属领地的扩大。而那些处于遥远地带的诸侯国则可以任意行事，肆意吞并邻国的土地。尤其是齐国和楚国。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天下无道”几乎是必然现象。就晋文公来说，他在尊王方面已经算是做足了功夫。虽然在孔子看来，重耳在尊王方面还是远远不够的。诸侯争霸会引起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后果，这点孔子也有所提及。“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齐国自齐桓公争霸之后，传到第十世，齐简公被陈？篡位，姜氏齐国被田氏齐国所取代。晋国自从晋文公争霸以后，传到第九世，晋顷公的权力被掏空，六卿开始专权。但是同样称霸的楚庄王和秦穆公，他们国家的国祚却能一直延续整个战国时期，所以孔子的关于争霸的时间预言不一定准确。不过，他关于争霸的后果倒是大体上是正确的。秦国和楚国最后都灭亡了，楚国虽然在项羽项氏一族的扶持下一度死而复生，但是随后被项羽篡位而寿终正寝。争霸意味着权势，诸侯国国君争夺权势相当于是给其他人开了一个先例，毕竟在周王还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的前提下，诸侯执掌盟主地位是属于僭越的。今天周王衰弱，诸侯国国君可以这样做，那么也就意味着，哪天诸侯国君主也处于衰弱的地位的时候，那么他的大臣们也可以群起而效仿。所以，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局面，诸侯国君主（尤其是那些强大起来的诸侯国）就需要带头“克己复礼”，为其他人作表率。所以，在孔子的对于礼的观念里，周王是政治秩序稳定的象征。但是这种观念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西周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但是周幽王昏庸无道，如果孔子生活在这个时期，那么他要如何看待周天子呢？会任由周幽王胡作非为呢？还是赞同诸侯举兵推翻周幽王另立新君？因为在孔子生活的年代，由于周天子普遍弱势，所以难免会得到像孔子这一类人的同情。有权有势的人才有机会干出影响很大的坏事，如果因为具有强大实力的大臣干出了坏事就归咎于是周天子或者鲁国君主的权力太小，那么如果是鲁国君主或者周天子在他们权力很大的时候也同样干出了很不好的坏事，那么这种怪罪于权力转移的方式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毕竟，西周亡于周幽王之手是没有疑问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也有可能是“天下无道”。

h.晋国和齐国的社稷灭亡，很大程度应该归于这两个国家的权势太大，吸引力也太大。宝物太贵重，自然会引起世人争夺。又由于晋国和齐国都是当过霸主的大国，它们国家内部如果发生内乱，外部就没有合适的强国可以主持公道维持秩序。所以，晋文公重耳是幸运的，当晋国内乱的时候，晋国还不是最强大的，旁边还有秦穆公领导下的蒸蒸日上的秦国，所以秦穆公还有足够的实力插手晋国的内政。

e.这年冬天，周襄王在河阳狩猎，鲁僖公和齐侯晋侯卫子陈侯蔡侯以及秦穆公一起朝拜周襄王。晋文公是总召集人。楚国俘虏也是在这场朝拜中被献给周天子，献上俘虏的过程也受到周礼的约束，也就是“献俘礼”。

i.晋文公重耳染上了疾病，晋国管理占卜的官员因为曹国人的请求就劝说重耳恢复曹国的领土，理由是，既然你重耳想要效仿齐桓公，那么就应该学习齐桓公存续诸侯国的社稷。而且曹国的分封先祖还是周文王的儿子，比晋国的分封先祖（周武王的儿子）还要早一代人，灭掉同姓诸侯国不符合礼。“且合诸侯而灭兄弟，非礼也”。之前明明已经私下里答应过会恢复曹国的领地，这个时候却拖延着不实行，那就是失去信用了。“非信也”。卫国和曹国的罪行相等，可是卫国得以复国，而曹国不行，那么就是刑罚不公正。“非刑也”。失礼，失信，失刑，你重耳要如何立身处世呢？重耳听了这番直言劝告的言语之后非常高兴，就允许曹国人取回属于他们的土地。看得出来这个管理占卜的官员非常了解重耳。重耳为什么为什么要特地等到别人进言才恢复曹国人的土地呢？也许重耳是想吞并曹国的土地的，但是又碍于之前所做的承诺，正在犹豫不决之间，这位管理占卜的官员就帮助他下定了最终的决心，所以重耳才会非常高兴地顺水推舟地接受了建议。另外，这一套劝说辞令里面，至少还表明了三者的重要性排序，也就是礼大于信，信大于刑，礼居于首位，刑居于最末位。而法家理论家则将原本居于次要位置的“刑”提升到首位。对于像晋国的重耳以及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刑罚只是手段，指导刑的意识形态则是礼和信，礼和信的地位要高于单纯的刑罚。而商鞅等法家理论家则完全是为了刑而刑，把毫无正面感召力的手段提升为国家政治追求的最终目的，那么，没有了礼和信的约束，刑作为一种惩罚性的权力就成为了一头缺乏约束的怪兽，听凭掌权者的意愿到处“吃人”。秦二世胡亥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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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僖公二九年春，附属国介葛卢过来朝见，鲁僖公当时正在参加由晋国方面主持的会盟。鲁国方面按照周礼规定，赠送了二十车的米，六十车的干草。由于没有见到鲁僖公，介葛卢在这年冬天再次过来，这次不仅见到了鲁僖公，而且得到了鲁国方面更加隆重的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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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僖公三十年，公子遂到周天子所在的京师朝见，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又顺路拜访了晋国。所以，这个时候的华夏政治秩序就很类似于日本的江户幕府时期，晋文公重耳成为了那个一呼百应的幕府大将军，代周天子行使礼乐征伐的权力。

b.春天，晋国军队联合秦军入侵郑国，以报复当年重耳流亡经过郑国的时候遭受郑文公的无礼对待。可是很多人都得罪过重耳，就比如前面提到的追杀过他的寺人披，既然连杀手都能出于怀柔的原因而被赦免，那么为什么仅仅因为郑文公的无礼对待就兴兵讨伐呢？可能在重耳生活的年代里，礼作为一种贵族之间的礼仪规范是深入人心的，是被置于最高等级的重要性，特别适合于应用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那么按照礼的指引和约束来行事甚至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很自然的。重耳以为，当年自己在外流亡的时候遭受郑国的无礼对待事关国格，而他被寺人披追杀则和礼没有关系，或者说关系不大。再者，既然礼是华夏世界的共识，那么借助礼的旗帜兴兵讨伐也能师出有名，这也算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一种表现。晋秦联军初期的入侵是试探性的。

c.晋文公派人让周王室的医生毒死先前被关押的卫成公，卫成公通过动用私人关系成功逃脱，同时又托人请求鲁国方面搭救。结果周襄王同意赦免卫成公。卫成公回来以后四处活动，又通过许诺高官厚禄的手段成功引诱了周？冶？两人除去卫国的主政者，也就是权臣元？以及由他所立的卫国君主公子瑕等人。所以，这个卫成公是一个很有政治手腕的一个权谋家，也许是因为卫国原本就是夹在大国之间的一个小国，所以使得这个地方的政治家有更大的几率显示出左右逢源的能力，知道应该找什么样的人，应该运用什么样的手段。那么，在“周礼”名义下的诸侯国之间以及诸侯国内部就是一张复杂巨大的人脉关系网，周礼就是维护这样一张以血缘为基础的关系网。卫成公很娴熟地运用了这张关系网，结果不仅逃脱了惩罚，而且成功夺回了君主地位。当然也可能是由于卫成公原本就权力根基深厚，所以能比较成功地联系到周？冶？并且策反两人，值得注意的是，被策反的这两人可以发起针对公子瑕的叛乱，而且还成功了，那么可想而知，春秋时期，即使实力不是很雄厚的贵族阶层，也是有能力去制衡君主的。

d.九月甲午（十日），晋军秦军包围了郑国首都，郑国方面派出烛之武来游说秦穆公。给出的理由是，郑国距离秦国太远，中间还隔着晋国，攻占郑国对秦国没有什么好处，反而帮助增加了晋国的实力。晋国秦国虽然现在是盟国，但是之前的晋国君主晋惠王在秦穆公的帮助下继承了晋国的君主地位之后马上撕毁了割让土地给秦国的协定，所以晋国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盟国。它今天可以扩张东边的领土，明天就会向西边的秦国索要领土主权。与其和贪得无厌的晋国结盟，不如和我郑国结盟吧，让郑国成为你秦国东出争霸的支撑点，如何？秦穆公听了之后非常高兴，于是就答应了郑国的结盟请求，并且命令杞子，逢孙，杨孙三位将领协助郑国防御晋国军队。烛之武的意思是，秦穆公既然想要东出，必定要经过晋国领土，所以秦国只能和晋国结盟，但是他又对秦穆公暗示，晋国是反复无常的，如果将来秦国和晋国关系闹僵了，那么秦国东出争霸的路径将被彻底堵死。所以，与其把赌注压在晋国身上，不如和郑国结盟，作为将来策应和使团出行物资供应的盟友。烛之武似乎非常了解秦穆公，他的年龄虽然比较大，也长时期得不到重用，但是对于秦国方面的军事动作和意图却了如指掌，固然可能是因为政治经验比较丰富，但是还可能是因为郑国平时非常注重搜集各个大国的情报，所以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准确地给出了秦国方面所亟需的资源（作为秦国外交人员出使东方诸侯可以落脚的驿站，同时允许其驻军），即使烛之武之前根本就没有见过秦穆公。也可能是因为这一点，更加使得秦穆公认为，郑国是未来值得借力和依靠的盟友。

e.秦军被郑国成功离间之后，晋国方面的子犯请求攻击秦军，重耳不同意，说，秦穆公对自己有恩，攻击恩人是不仁德的；和盟友兵戎相见，是不明智的；攻击盟友会导致军心混乱，使得我军的军事武力受损。于是，晋国军队也退兵解除了包围。在撤退的同时和郑国方面达成协议，让投奔晋国的郑国公子兰被册立为郑国太子。所以，从结果上来讲，晋国也并非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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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僖公三十一年，狄人包围了卫国首都，之后卫国就把首都迁徙到帝丘（今天的“河南省濮阳县西南”）。这些被称呼为夷狄的人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如果他们是从北方过来的，那么他们又是如何越过北边的其他诸侯国领土的？合理的解释是，这些被称为狄的部落就散落地居住在距离卫国首都不是很远的地方。如果我们搜索春秋时期的诸侯割据势力地图，不同的诸侯国被不同的颜色所标记，那么映入眼帘的是五彩斑斓的色彩填满了黄河中下游。但是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就像是被称为中华盛世的唐朝地图所包括进来的那一片广袤的安西大都护符的版图一样，其实只是唐朝在重要的交通路线上设置了几个重要的军事要塞而已。卫国的首都为什么这么轻易地就被狄人所包围了呢，如果首都能被包围，要么是因为都城面积太小，要么是敌军人数太多。后者的可能性更高。

再考虑到这个时间点距离周襄王时期才不过400多年，而且那个时候的农业技术也有限，擅长种植水稻的周人在周武王的弟弟康叔的带领下才开始定都于朝歌（原商朝首都），也大致是沿着黄河水流一带居住。初始定居的时候人数到底有多少不清楚，但是在卫懿公年代，卫国被狄人攻灭，总人数仅仅剩下五千人，在这些遗民里面，想必不仅是原先的周人的第一代移民的后代，还包括原先的商部落的遗民的后代，那么推测第一代周人移民最多应当在千人上下（少的话就几百人）。既然卫国首都长期处在狄人的军事威胁之下，而且在首都被攻破之后又在宋国郑国的帮助下复国。这是很奇怪的，为什么五千人就能建立一个国家？是不是对于那个时候来说，只要能建立一个军事要塞，然后再宣称对周围的土地拥有主权就算是建立一个国家了呢？五千人放到现在的话差不多就是中国一个比较小的城镇规模，以这么一个城镇为都城就能建立一个国家了？是不是据此可以认为，其实我们现在所谈论的卫国其实只是一座城池而已，处在异族的汪洋大海中。而且这种孤岛现象从周武王开始就一直如此。就和其它的诸侯国一样，以首都城池为中心不断地四处开荒，开荒需要人手。人口繁衍，农庄面积也随之向外扩展，而更多的粮食也意味着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那么，诸侯国君主也是顺应着这种开荒的潮流，顺势把远方的土地分封给大臣们，大臣们也在自己的封地里面建立了城池，也以同样的手段分封自己的附庸，那么可想而知，拓荒运动就如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终于将周边部落反包围了。由于周礼也适用于诸侯国内部，那么诸侯国内部的大大小小的领主们也同样会受到周礼的庇护。这是由其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诞生了一大片栖息在土地上的贵族。所以，和一般人所认为的儒家是强调安土重迁的相反，配合着人口政策，农业生产方式是具有很强的侵略性的，只是这种侵略性是以一种缓慢地形式逐渐发酵，需要好几十代人的积累。而且，相比于游牧民族的来无影去无踪的闪电式入侵，周人的对外殖民是以鲸吞蚕食的步伐而显得温吞。为什么春秋时期的诸侯国会互相吞并呢，周王其实也没有鼓励他们这么做，是不是因为随着人口的繁衍，诸侯国内部的已开垦土地已经容纳不下所有的人口了，亟需新的土地来缓解人口压力，人口压力越大，扩张的势头就越强，于是就构成了春秋时期兼并战争频发(礼崩乐坏)的初始性动机？比如说像位于今天湖北省的楚国，可惜的是，现在缺乏关于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的出生率的资料。

如果是以这种视角来理解周礼，那么它所编制的关系网就是和主要的交通要道是重合的，周人在互联互通的交通路线上占据适合耕种的肥沃土地。周礼之所以必要是因为需要应对来自狄人的军事威胁，通过周礼，各个交通干线上的诸侯国才能凝成一股绳子，彼此互相呼应，互通有无。诸侯国们遵循周礼不仅仅是这一套伦理观的感召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争取获得来自其他通过周礼联系起来的诸侯国的庇护和支援。周礼不仅是周人的信仰（祭祀天地祖先），也是一套周人在陌生的世界里生存竞争的法宝。这很像英国的新教开拓北美洲殖民地的情形。就像那位国都被攻破的卫懿公，最后能在其它临近诸侯国的帮助下成功复国。

那么，现在关于春秋时期的地图就是有问题的，会误导现代人对当时情况的认知，不应该将周人视角下的夷狄部落所居住的土地也划到诸侯国版图里面。这样子做的弊端还在于不能生动地反映整个拓荒运动的过程，会显得这些土地在周人殖民之前都是无人居住的广阔无边的荒凉地带。

a.另外，分封制度在世界上很多地区都出现过，欧洲就不说了，就亚洲东部大陆周边而言，最典型的是日本幕府时代。日本幕府分封时代和中国最大的不同就是它非常稳定。如果把周人的这一套分封体制看作是一场马拉松，比如周武王大肆分封的兄弟子侄以及功臣将领就是这场长跑竞赛的运动员，比赛的总路程越长，最后胜负的结果就越是明显。这是由于上面所提到的分封诸侯王在扩张耕种土地方面有滚雪球效应，领先者的优势只会越来越大，直到极大地超过了其它所有对手。可供吞并的肥沃土地就是这场马拉松的总路程。楚国吞并了汉水周边的姬姓诸侯国，战国中后期又吞并了长江下游的整个越国，而秦国不仅开发了关中地区的水利资源，又吞并了富庶的古蜀国。而日本列岛由于被海洋团团包围，他们的诸侯国的扩张势头总是会存在一个天花板，在农业技术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最后总是会到达一个临近点，之后就维持在一个多强并存的阶段。所以，在土地面积有限的前提下，多个国家并存的概率是很高的。这点也又可以从朝鲜半岛看出来，比如唐朝前期时候处于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强并立的局面，如果不是唐朝的干涉，可以预计这种鼎足而立的局面也会存在更长的时间。在有限的土地上（相对于那个时候），既然诸侯国提前碰到了天花板，那么当然就会比较容易接受“克己复礼”的国家政策模式。但是像秦国所处的地理位置，由于它向东边和南边方向是有着无限的扩张潜力的（距离天花板还很遥远），那么它的统治阶层就有充分的动机去进行国家总动员，四处出击。商鞅带给秦国的就是这样一套动员机制。在周朝华夏世界内部，秦人在地缘政治上的舒展自由度是和楚国不相上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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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僖公三十二年夏天，狄人内部也发生动乱，于是卫人入侵狄人的领土以示报复，狄人请求休战，于是在秋天的时候，双方就结为盟友。这里的狄人更多的还是一种身份标识，并没有多少歧视的意思。所以卫人愿意和狄人以平等的地位结盟而不会觉得羞耻。狄人也有自己的都城，而且双方都能探听到对方内部的情况，那么双方的语言应该是互通的，而且有一定的贸易文化之类的交流。而且，狄人在上一年还刚刚包围过卫人的首都，今年就因为内乱而遭受卫国人的入侵，这种变化未免太快了。狄人内乱的缘由也不是很清楚，估计也是围绕继承权展开的争权夺利。

这年冬天，晋文公重耳去世。

原先驻守在郑国的秦国将军杞子向秦穆公报告，郑国人把他们国都的北大门交给我管理，如果秦国能派遣一支急行军，就能在别的诸侯国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情况下拿下郑国。秦穆公被说动，于是派遣孟明，西乞，白乙三位贵族将领出兵。秦穆公想要在不和晋国商量的情形下独吞郑国，可见这个时候的秦穆公已经是利令智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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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鲁僖公三十三年春天，秦国军队出师，经过周天子所居住的都城北门的时候，不仅没有脱下甲胄，而且在下车之后又纷纷跳跃上了战车，这在周人看来是非常无礼的行为。秦军继续行军到达滑国，正好又被郑国商人弦高遇见，于是弦高借犒劳仁义之师的名义探听虚实，再派人快速到郑国那里通报。郑穆公得到消息以后，就轰走了驻留郑国首都的三位秦军将领。在缺少内应的情况下，秦军统帅孟明就临时取消了攻城打算，撤兵回去了。

秦军在回国的路上，埋伏已久的晋军在姜戎的帮助下在殽山这个秦军必经之地成功阻击了劳师远征的秦军。那么，在晋文公治理下，晋国和周边族群的关系是比较友好的，成功争取到了他们的支持。这应该也是晋国能够变得强大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之一。后来三家分晋，魏文侯也有意识地拉拢周边的非华夏部落，从而奠定了战国初期魏国强大的基础。所以像这些非华夏世界的部落其实和华夏世界有很深的联系，但是在秦统一之后，这些部落好像又完全从司马迁的《史记》里面消失了。他们到底去哪里了，又是如何消失的呢？还是说，他们其实一直都在，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或者是自动拥有了“编户齐民”的身份？

b..在晋文公还在世的时候，大臣臼季出使外国，经过冀，看见冀缺（应该是冀这个地方的领主）在亲自除草，他的妻子给他带食物，两人相敬如宾。于是臼季觉得冀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把他带回去，并且向晋文公等人说，敬是聚集仁德的手段，一个能够做到敬的人必定是一个有品德的人。而治理民众恰恰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品德，请你一定要重要他！而且我听说，出门就好像是要会见宾客一样庄重，对待工作的态度就好像是在祭祀一样。这是仁德的原则啊。重耳说，可是他的父亲（冀苪）是晋惠公的党羽，是有罪的人啊。回答：舜处死了治水不利的大禹的父亲，却能重用大禹来治水；管仲得罪过齐桓公，后者却让他担任宰相。而且《康诰》里面也说，父亲如果不慈爱，那么儿子就没有必要对其保持恭敬；兄长如果不友爱，那么弟弟就没有必要对其恭敬。两者是不相干的（冀缺的父亲所犯下的罪行和冀缺没有关系）。你作为君王就放心大胆地使用他的才能吧。于是晋文公就让冀缺担任下军（军队的番号）大夫。

c..在臼季的这一套说辞里面，这个“敬”字很有看头。这里的敬应该可以理解为恭敬，冀缺和他的妻子之间的关系是相敬如宾，就是说两个人关系的好像是为了完成某项事业的合作伙伴一样，这种恭敬里面，又隐含着双方之间关系的平等，所以又似乎有一种些微的距离感或者说边界感。在臼季看来，这种夫妻关系是很理想的，而且一个能够在夫妻关系中实践“敬”的人，也必定是会一个能够通过敬的手段而获得仁德品质的政治家（对身边人尚且如此，那么对待其他人想必也是差不了太多的）。

d.《论语-颜渊篇》里面，“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孔子的这段话显然是引用了臼季的辞令，而且将敬的内容进行了扩展。出门的时候，就好像是会见重要的宾客，处理民众事务的时候就好像是在举办一场祭祀。对待每一天的事务，都是抱着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处理，小到出门这样的琐事，大到工作等等。认真严肃的作风表现出来就是恭敬的形象，一个做事谨慎的人就不会胡来蛮干。恭敬不仅意味着夫妻之间的边界感，也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感，那么当然了，一个有适当的边界感的人也不会强迫别人做他们反感的事情。反映在政治上，就是民事行政官不会威逼压迫民众。那么导致的最终结果是，国家内部不会有人怨恨他，家庭里面的成员也不会有人埋怨他。这就达到了仁的效果（仁在这里有表述为政通人和的意思）。所以，这里的“敬”总共就是两层关系，有边界感的恭敬，以及对待每一件事情的那种认真的工作态度。近代民国的大文豪鲁迅就曾经高度称赞过日本人做事的态度特别认真，而且现有的资料也充分证明，日本人也特别看重边界感。所以，日本人是一个拥有着“敬”的品格的民族。

e.鲁僖公在前年十一月份去世，这年七月份才下葬。

参考文献：《春秋左传注》，《论语译注》，杨伯峻；《论语新解》，钱穆